第三节 文化维新，教育救国
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自己从此声名鹊起。也许是出于思想家好思不好动的天性，也许是出于对康有为等人维新思想及其活动的保留态度，严复并没有直接卷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自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的三年里，他守着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位，其活动区域大体局限于天津，只是偶尔去过北京几次。这期间，严复与维新运动发生关联的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是“应诏”会见光绪皇帝。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一份具有维新倾向的日报--《国闻报》。该报登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社论时评。除了日报之外，“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另辟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三事”，“其消息议论，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这两份报纸各有职守，“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两份报纸各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其社会影响可相得益彰。
关于《国闻报》的创刊宗旨，它的发刊词明确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也就是说，创办《国闻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上下之情”，打破各个阶层壁垒森严的局面，发挥众人才智，造成一种讲求民主的气氛；一方面又要“通中外之情”，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大势，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当时，《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刊。
《国闻报》自创刊至维新运动失败（1897年11月--1898年9月），维持了不到一年，共发表42篇社论。据王栻考证，内中有27篇为严复所撰。这些文章笔调尖锐、泼辣，显示了严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维新变革的强烈向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11月，《国闻报》创办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守卫当地的清朝文武官员不作任何抵抗，便退出阵地。为此，严复特撰写《驳〈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等文章，一方面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是“盗贼野蛮”，是“海盗行劫，清昼攫金”；一方面愤慨于清朝文武官吏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德国与清朝本来缔有和约，然而“谈笑未毕，鞭楚相随，夺我要隘，毁我电线，逼我守土之官，逐我驻防之兵，俨然以敌国相待”。这种“背公理，蔑公法”的行为，实与“海盗行动，清昼攫金”无异。而据守胶州的总兵章某在德国人的胁迫下，“葸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严复怒斥这种贪生怕死的退缩行为。然而，这不过是腐败的清朝军队的缩影。“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武官退阵脱逃，文官则弃职而去。胶州知州某君奴颜婢膝、拱手让地，玩忽职守。奇怪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是整个官场的典型代表。他们“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苞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耸体，媚于优倡，排挤夤缘，幽于鬼蜮，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他们在官场混惯了，“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这些官吏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这真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了。严复结合实际情况，抨击了整个政治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并从深层挖掘造成这些现象之原因，这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中国历古政教合一，官僚机构渗透了腐臭味，士人阶层也相差无几。严复撰写了一篇《道学外传》，生动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丑恶形象：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璧》、《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齿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而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乎？”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
这是一幅绝妙的道学先生肖像画。既不做作，也非夸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夫学术之归，视乎科学；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这些由宋明儒学和八股文章造就出来的迂夫子，真是可怜可笑可恨可悲！令人可悲的是“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他们全是一些“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他们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
既然明代以来支配意识形态领域的科举制度已完全成为祸国殃民的痼瘤，自然应予革除。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与传统学术有别的文化思想。
首先，严复认为，治学宜以学术为本，而不应以仕途为依归。传统科举制度把学校变成造就官宦的场所，士人治学莫不以入仕为依归，因而传统学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政治为本位，带有“治事”的性质，其本身欠缺独立的意义。严复觉察到这一问题，他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指出：“天下之人，强弱相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政治学术不分，混同为一，这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有关。“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严复认为，将学术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有碍于维新事业发展，而且窒息学术之生机。“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严复力主将学术与政治分立，“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各施其才，各有其应占之地位。
其次，严复强烈批判那种向后看的传统守旧思维模式，主张对新生事物持容忍的态度，使之获得应有的发展。
严复比较了中西之间对待新发明、新创造的态度。“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但是此类事如发生在中国，“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獃子”，“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材之进境矣”。中西方对待新生事物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大相径庭。在西方社会“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进而新思潮代替旧思潮，时势为之转移。中国社会则另有一番情形，“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扼杀新生事物的机制和气氛，所以整个社会循规蹈矩，固守旧见。“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踰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踰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慄，无以复踰。”
再次，严复主张改变传统的教育结构，引进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教育渐次走向近代化。
严复认为传统学校已腐朽不堪，弊端百出，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造就新人才。他说：“至于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簷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整个学校教育趋向保守，毫无新的刺激，因此“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虽曾有所变动，但“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贴，或诗赋杂体文”。
为更新教学内容，严复主张加重自然科学在教学内容中的分量。他说：“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贻误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他还援引日本为例：“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日、中在教育内容改革所呈现的差距，导致了国民智力相差悬殊的结果。在当时科举之风尚盛的情况下，严复极其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难得的先见之明。
输入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其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就是学习西文。然而，“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涂，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鉴于这种情况，严复驳斥了那种想靠他人译书来了解“西学”的懒怠想法，指出：“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他还特别批评了鄙视学习西文的狭陋之见，“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以后，严复多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至于十五以后，则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把是否通晓西文的重要性提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高度来对待，并断言以后要成为人才，非精通西文不可。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见解。
严复还破除传统禁例，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基础，也是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结果使广大妇女陷入一种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为此，严复亲自为《女子教育会》写序，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摇旗呐喊。
严复的这些思想主张，本质上是要推进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自然会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得罪许多人，但他已顾不上这些。他曾感慨报刊文章难做。中国办报三十多年了，“向见各报，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见其命意之所在。其记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反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间世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岖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他自己不愿这样做，宁肯“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那就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由此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严复还保有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戊戌变法的一百多天里，维新派力量颇盛，严复遂被人推荐出山。当时贵州学政严修曾向光绪皇帝奏议，为提拔起用维新人才，应于八股取士的普通进士科之外，另辟一种特别的进士科--经济特科，凡在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技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已任未任，仿照博学鸿词科例，由上层官僚推荐。凡被推荐之人，即可参与考虑，录取后，其地位和安排和普通进士一视同仁。光绪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嘱内外大臣荐举，且令“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推荐，被荐者二百多人，严复亦是其中一员。推举他的是顺天府尹胡谲芬和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王称他是“通达时务”的人才，应该“量才器使”。推荐按语如是写道：“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在这种背景下，光绪帝诏令严复来京觐见。有关两人这次会见的情形，《国闻报》有详细记录：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细。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馆登载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曰：“大意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
这是发生在1898年9月14日的事。事隔一周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严复的上皇帝万言书还未递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就被幽禁于瀛台，严复也匆忙赶回天津。
严复的《拟上皇帝书》，言辞相对谨慎。他痛沉现状：“臣窃尝自忘其愚贱，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自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得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时，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未变法前所亟宜实行的三事是：“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为什么要先做这三件事呢？“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足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严复的这封上皇帝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革要求，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即使如此，随着戊戌变法的流产，也失去了其见诸实践的机会。
严复对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与他们之间的维新思路不同和前此所述的中西文化观不同密切相关。严复当时倾向“教育救国”，从思想文化下手，其具体主张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者之中他又认为“以民智为最急”。他笃信斯宾塞的一句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他在《辟韩》等文中虽然宣传了卢梭的“民约论”，但并没有接受卢梭有关革命的观点。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严复则谓：“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条件仍不够成熟。相形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则急于求成。他们主张“速变”和“突变”。康有为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军事各方面都立即学习西方，使“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他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他说洋务派之失在于，“大率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本原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他大言不惭地说，按他的方法变法，“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严复则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需六十年。时间上的差距，表明严、康二人，一个有渐进思想，一个持突变观念。
既然严复热衷于“教育救国”，因而他对新兴教育事业极力支持。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授权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他工作，都由他亲自负责。1898（光绪二十四年），严复曾两次应约，前往张元济在京创办的通艺学堂，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来听他讲课者，“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于是“严（复）观察登台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听众“有闻其绪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妙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别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 严复对通艺学堂始终热情赞助，校名“通艺”二字即他所取；校中两名教习，教授英文、数学，其中一人就是他的族侄严君潜。在他的帮助之下，张元济悉心将该校打造成一个讲求西学、培养人才、设施俱全的新学堂。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廷曾一度决定以刑部主事张元济为总办，拟请严复为总教习。后因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成为事实。但也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张元济、严复两人办理通艺学堂，具有一定经验，并且有资望来办理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
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洒血都门，严复的心情极为悲痛。“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明确表明了他对六君子牺牲及光绪帝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但相对其他的维新派人物或被捕杀，或流亡异域而言，严复当时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一说是荣禄袒护他，一说是他所办的《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因而慈禧、荣禄未对严复轻举妄动。这些因素也许发生了作用，不过如就当时严复的情形来说，他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并无密切的组织联系，思想上也有一定距离，行动上更无密切合作，他在政变后平安过关，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章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一份具有维新倾向的日报--《国闻报》。该报登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社论时评。除了日报之外，“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另辟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三事”，“其消息议论，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这两份报纸各有职守，“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两份报纸各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其社会影响可相得益彰。
关于《国闻报》的创刊宗旨，它的发刊词明确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也就是说，创办《国闻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上下之情”，打破各个阶层壁垒森严的局面，发挥众人才智，造成一种讲求民主的气氛；一方面又要“通中外之情”，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大势，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当时，《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刊。
《国闻报》自创刊至维新运动失败（1897年11月--1898年9月），维持了不到一年，共发表42篇社论。据王栻考证，内中有27篇为严复所撰。这些文章笔调尖锐、泼辣，显示了严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维新变革的强烈向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11月，《国闻报》创办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守卫当地的清朝文武官员不作任何抵抗，便退出阵地。为此，严复特撰写《驳〈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等文章，一方面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是“盗贼野蛮”，是“海盗行劫，清昼攫金”；一方面愤慨于清朝文武官吏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德国与清朝本来缔有和约，然而“谈笑未毕，鞭楚相随，夺我要隘，毁我电线，逼我守土之官，逐我驻防之兵，俨然以敌国相待”。这种“背公理，蔑公法”的行为，实与“海盗行动，清昼攫金”无异。而据守胶州的总兵章某在德国人的胁迫下，“葸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严复怒斥这种贪生怕死的退缩行为。然而，这不过是腐败的清朝军队的缩影。“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武官退阵脱逃，文官则弃职而去。胶州知州某君奴颜婢膝、拱手让地，玩忽职守。奇怪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是整个官场的典型代表。他们“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苞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耸体，媚于优倡，排挤夤缘，幽于鬼蜮，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他们在官场混惯了，“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这些官吏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这真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了。严复结合实际情况，抨击了整个政治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并从深层挖掘造成这些现象之原因，这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中国历古政教合一，官僚机构渗透了腐臭味，士人阶层也相差无几。严复撰写了一篇《道学外传》，生动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丑恶形象：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璧》、《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齿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而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乎？”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
这是一幅绝妙的道学先生肖像画。既不做作，也非夸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夫学术之归，视乎科学；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这些由宋明儒学和八股文章造就出来的迂夫子，真是可怜可笑可恨可悲！令人可悲的是“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他们全是一些“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他们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
既然明代以来支配意识形态领域的科举制度已完全成为祸国殃民的痼瘤，自然应予革除。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与传统学术有别的文化思想。
首先，严复认为，治学宜以学术为本，而不应以仕途为依归。传统科举制度把学校变成造就官宦的场所，士人治学莫不以入仕为依归，因而传统学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政治为本位，带有“治事”的性质，其本身欠缺独立的意义。严复觉察到这一问题，他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指出：“天下之人，强弱相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政治学术不分，混同为一，这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有关。“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严复认为，将学术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有碍于维新事业发展，而且窒息学术之生机。“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严复力主将学术与政治分立，“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各施其才，各有其应占之地位。
其次，严复强烈批判那种向后看的传统守旧思维模式，主张对新生事物持容忍的态度，使之获得应有的发展。
严复比较了中西之间对待新发明、新创造的态度。“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但是此类事如发生在中国，“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獃子”，“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材之进境矣”。中西方对待新生事物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大相径庭。在西方社会“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进而新思潮代替旧思潮，时势为之转移。中国社会则另有一番情形，“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扼杀新生事物的机制和气氛，所以整个社会循规蹈矩，固守旧见。“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踰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踰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慄，无以复踰。”
再次，严复主张改变传统的教育结构，引进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教育渐次走向近代化。
严复认为传统学校已腐朽不堪，弊端百出，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造就新人才。他说：“至于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簷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整个学校教育趋向保守，毫无新的刺激，因此“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虽曾有所变动，但“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贴，或诗赋杂体文”。
为更新教学内容，严复主张加重自然科学在教学内容中的分量。他说：“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贻误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他还援引日本为例：“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日、中在教育内容改革所呈现的差距，导致了国民智力相差悬殊的结果。在当时科举之风尚盛的情况下，严复极其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难得的先见之明。
输入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其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就是学习西文。然而，“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涂，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鉴于这种情况，严复驳斥了那种想靠他人译书来了解“西学”的懒怠想法，指出：“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他还特别批评了鄙视学习西文的狭陋之见，“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以后，严复多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至于十五以后，则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把是否通晓西文的重要性提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高度来对待，并断言以后要成为人才，非精通西文不可。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见解。
严复还破除传统禁例，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基础，也是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结果使广大妇女陷入一种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为此，严复亲自为《女子教育会》写序，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摇旗呐喊。
严复的这些思想主张，本质上是要推进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自然会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得罪许多人，但他已顾不上这些。他曾感慨报刊文章难做。中国办报三十多年了，“向见各报，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见其命意之所在。其记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反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间世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岖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他自己不愿这样做，宁肯“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那就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由此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严复还保有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戊戌变法的一百多天里，维新派力量颇盛，严复遂被人推荐出山。当时贵州学政严修曾向光绪皇帝奏议，为提拔起用维新人才，应于八股取士的普通进士科之外，另辟一种特别的进士科--经济特科，凡在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技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已任未任，仿照博学鸿词科例，由上层官僚推荐。凡被推荐之人，即可参与考虑，录取后，其地位和安排和普通进士一视同仁。光绪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嘱内外大臣荐举，且令“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推荐，被荐者二百多人，严复亦是其中一员。推举他的是顺天府尹胡谲芬和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王称他是“通达时务”的人才，应该“量才器使”。推荐按语如是写道：“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在这种背景下，光绪帝诏令严复来京觐见。有关两人这次会见的情形，《国闻报》有详细记录：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细。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馆登载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曰：“大意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
这是发生在1898年9月14日的事。事隔一周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严复的上皇帝万言书还未递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就被幽禁于瀛台，严复也匆忙赶回天津。
严复的《拟上皇帝书》，言辞相对谨慎。他痛沉现状：“臣窃尝自忘其愚贱，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自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得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时，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未变法前所亟宜实行的三事是：“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为什么要先做这三件事呢？“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足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严复的这封上皇帝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革要求，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即使如此，随着戊戌变法的流产，也失去了其见诸实践的机会。
严复对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与他们之间的维新思路不同和前此所述的中西文化观不同密切相关。严复当时倾向“教育救国”，从思想文化下手，其具体主张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者之中他又认为“以民智为最急”。他笃信斯宾塞的一句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他在《辟韩》等文中虽然宣传了卢梭的“民约论”，但并没有接受卢梭有关革命的观点。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严复则谓：“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条件仍不够成熟。相形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则急于求成。他们主张“速变”和“突变”。康有为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军事各方面都立即学习西方，使“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他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他说洋务派之失在于，“大率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本原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他大言不惭地说，按他的方法变法，“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严复则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需六十年。时间上的差距，表明严、康二人，一个有渐进思想，一个持突变观念。
既然严复热衷于“教育救国”，因而他对新兴教育事业极力支持。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授权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他工作，都由他亲自负责。1898（光绪二十四年），严复曾两次应约，前往张元济在京创办的通艺学堂，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来听他讲课者，“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于是“严（复）观察登台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听众“有闻其绪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妙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别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 严复对通艺学堂始终热情赞助，校名“通艺”二字即他所取；校中两名教习，教授英文、数学，其中一人就是他的族侄严君潜。在他的帮助之下，张元济悉心将该校打造成一个讲求西学、培养人才、设施俱全的新学堂。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廷曾一度决定以刑部主事张元济为总办，拟请严复为总教习。后因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成为事实。但也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张元济、严复两人办理通艺学堂，具有一定经验，并且有资望来办理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
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洒血都门，严复的心情极为悲痛。“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明确表明了他对六君子牺牲及光绪帝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但相对其他的维新派人物或被捕杀，或流亡异域而言，严复当时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一说是荣禄袒护他，一说是他所办的《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因而慈禧、荣禄未对严复轻举妄动。这些因素也许发生了作用，不过如就当时严复的情形来说，他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并无密切的组织联系，思想上也有一定距离，行动上更无密切合作，他在政变后平安过关，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章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