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救亡走向维新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严复：《论世变之亟》
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将变革的锋芒指向政治制度层面；而且在于它破除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除旧布新，启迪民智，推动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广泛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维新阵营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不单纯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还具备深厚的“西学”素养，他在当时的士林学子中，堪称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这就使得他在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时，能运用西方近代的哲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他别具一格的维新思想和西学译介，使他在维新阵营中独树一帜。他独自一人组成维新派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严复的思想独特之处，前人因其过于浓厚的“西学”色彩和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的某些保留，都颇不以为然，这不能不说是严复研究的一个严重的缺失。其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正是严复超出同侪之处。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海军陆军一败再败，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毁于一旦。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的严酷事实，犹如一声惊雷将沉睡的国人震醒，对沉浸于科举考场的严复也不啻是当头棒喝。“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噩耗哀讯接踵而来，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位青年学子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
恰巧在1894年下半年，严复“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这时候，他俯读西书，仰观时艰，感受特别深刻。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阅历，至此似乎水到渠成，豁然贯通。他“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相形之下，他强烈感受到中西学术之间的反差太大：
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严复油然而生的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
1895年2月至5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强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运会”。严复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他批评守旧者故步自封，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结果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机会，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
严复还进一步剖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指出造成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由于中国“历古圣贤”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譬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在这里提供的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而他指出西方学术精神是“黜伪而崇真”，政治精神是“屈私以为公”，贯穿于其二者之中的又是“自由”，可谓说透了“夷之长技”的根本，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之途。
《论世变之亟》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原强》则希图找到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救国理论。
严复首先根据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那一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文章开首就赞叹达尔文的贡献，称自从1859年达氏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随后，斯宾塞又将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创造了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样，斯宾塞“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据此，他提出斯宾塞所说国家强弱存亡的三大标准：“体力”、“智虑”、“德行”。“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富强观的雏形，也是西方进化论系统介绍和输入中国的肇始。
严复然后运用“智”、“德”、“力”三个标准，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处境。他揭示中国自从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诸种败象：国防的溃弱、官场的腐败和人才的凋零。且看在外的将士，“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再看居庙堂之上的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朝中的文武官员是如此，遭受封建专制压迫的民间人士，更呈现出一派凋零寂灭的景象，“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彫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意谓同无，何莫不可”。长此以往，则“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他大声疾呼，要救亡图强：“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勾画了一幅中国文明没落衰亡的历史图像，从而为他的维新主张提供了一个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背景。
中国社会存在深刻的文明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在哪里呢？严复的看法是只能求助于渐进。他认为，中国社会固然处在危机的煎熬上，但要谋求解决又不宜操之过急。他一再引申斯宾塞的话，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欲谋国家的富强，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他从渐进的社会改良论出发，拒斥了当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他深知，在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面现象背后，还存在着贫富悬殊，所以西洋近代就出现了“均贫富之党起，毁君臣之议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他认为“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数百千人智虑而图之，而卒苦于无其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其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严复强调改造社会宜从“人心风俗”入手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异乎寻常的文明危机。他的结论是“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严复的这些认识为其翻译赫胥黎（T。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即《天演论》）一书，做了思想准备，他以后持行“教育救国”的主张，反对一蹴而就的社会革命，也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
最后，严复对其提出的“三民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西方大思想家赫胥黎常言：“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相形之下，“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这两种完全异旨的治学传统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西方近代学术，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读书只供参考，故其能不断进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中国传统学术，完全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就是治学的正途，所以始终跳不出古人的圈子，学问终归无用。因此，严复坚决主张大讲西学，废除八股，“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另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严复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政治与学术，而政治又以学术为根本。他说：“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故若用法而不至受法之弊，此其所以为可畏也。”政治与学术相辅相成，其中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严复分析中国积弱不振的基本原因是历代君王视臣民如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与？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比之下，要高明、优越得多。法令由议院制订，官吏由人民推举，人民遵守法令不过是“各奉其所自主之约”，“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因此，严复主张：“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有了这样健全的议会和民选制度，那么“民之忠爱”、“地利之尽”、“道里之辟”、“商务之兴”以及“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都可以借此获得发展。可以说，严复的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来替代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
总之，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一套维新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振兴中华这一总体目标。接着发表的《辟韩》和《救亡决论》可以说是《原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一方面的思想。其立意是反驳韩愈所作《原道》中的专制思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进而达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目的。他先例举韩愈《原道》中主张专制的典型理论，韩愈说：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君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君为民而存在，还是民为君而存在？韩愈认定是民为君而存在。严复指出，这既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民重君轻”的天下之通义，也不合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中国有着反专制的政治传统，西方则有遏制专制的民主政治。“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既然如此，“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这里，严复对中国传统政治已是下了一个总的诊断，他把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中国的积弱联系在一起，尤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在批驳韩愈《原道》的基础上，严复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他依据“民约论”的理论构架，认为正因为社会上“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普通民众忙于生产劳作，势不能兼顾，于是人民就会自然地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在严复看来，这就是国家之所以产生，国君之所以需要的理论根据。这种类似“民约论”的思想，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早有表述，它构成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辟韩》言辞激烈，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一针见血，故很快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它发表后两个月，张之洞就指使屠守仁作了一篇《辨辟韩书》，大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严复大有大难临头之感，后经郑孝胥从中疏解才安然无事。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极大反响。
《救亡决论》一文则就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主张作了更为透彻的发挥和阐释。文章开首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接着，严复力陈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他以为“然则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在对科举制度加以抨击后，严复又将锋芒转向传统旧学。他在清理中国“旧学”时将其分为三大门类--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关于辞章和汉学考据，严复这样斥责道：
自有制科来，士之舍干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刘、姚、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
对于宋学义理，严复如是评价：
于是侈陈礼条，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箠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
“无用”、“无实”，这是严复对当时“官学”的总结。而那些祖述古文辞赋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家们，那些宗奉许慎、郑玄的汉学家们，那些承继程、朱而广说性理的义理考辨之士们，在他笔下也都成了“侏儒小丑”一类的人物。
严复的上述四篇论文成为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界标，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他的文化活动和思想阐释大都可从这里找到根由。这些文章在当时发表后，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如将这四篇论文置于整个近代文化学术史来看，它们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对此，冯友兰先生曾有过高度评价：“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提出政治和学术两点，在《救亡决论》中他只提到学术一点，这说明他认为学术的改变是最根本的。这不是他迂阔，二十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文化是一个外来的名词，如果用中国的旧名词，那就是学术。严复的《救亡决论》中所提出的主张，如果发展为一个运动，就可以成为新学术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指出此二者是西方的‘长技’的根本。上面所说的严复的四篇文章虽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有这个意思。”客观评析严复这些文章所表述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倾向，可以说，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评价并不过誉。
--严复：《论世变之亟》
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将变革的锋芒指向政治制度层面；而且在于它破除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除旧布新，启迪民智，推动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广泛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维新阵营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不单纯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还具备深厚的“西学”素养，他在当时的士林学子中，堪称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这就使得他在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时，能运用西方近代的哲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他别具一格的维新思想和西学译介，使他在维新阵营中独树一帜。他独自一人组成维新派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严复的思想独特之处，前人因其过于浓厚的“西学”色彩和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的某些保留，都颇不以为然，这不能不说是严复研究的一个严重的缺失。其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正是严复超出同侪之处。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海军陆军一败再败，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毁于一旦。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的严酷事实，犹如一声惊雷将沉睡的国人震醒，对沉浸于科举考场的严复也不啻是当头棒喝。“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噩耗哀讯接踵而来，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位青年学子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
恰巧在1894年下半年，严复“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这时候，他俯读西书，仰观时艰，感受特别深刻。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阅历，至此似乎水到渠成，豁然贯通。他“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相形之下，他强烈感受到中西学术之间的反差太大：
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严复油然而生的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
1895年2月至5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强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运会”。严复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他批评守旧者故步自封，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结果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机会，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
严复还进一步剖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指出造成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由于中国“历古圣贤”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譬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在这里提供的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而他指出西方学术精神是“黜伪而崇真”，政治精神是“屈私以为公”，贯穿于其二者之中的又是“自由”，可谓说透了“夷之长技”的根本，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之途。
《论世变之亟》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原强》则希图找到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救国理论。
严复首先根据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那一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文章开首就赞叹达尔文的贡献，称自从1859年达氏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随后，斯宾塞又将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创造了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样，斯宾塞“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据此，他提出斯宾塞所说国家强弱存亡的三大标准：“体力”、“智虑”、“德行”。“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富强观的雏形，也是西方进化论系统介绍和输入中国的肇始。
严复然后运用“智”、“德”、“力”三个标准，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处境。他揭示中国自从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诸种败象：国防的溃弱、官场的腐败和人才的凋零。且看在外的将士，“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再看居庙堂之上的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朝中的文武官员是如此，遭受封建专制压迫的民间人士，更呈现出一派凋零寂灭的景象，“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彫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意谓同无，何莫不可”。长此以往，则“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他大声疾呼，要救亡图强：“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勾画了一幅中国文明没落衰亡的历史图像，从而为他的维新主张提供了一个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背景。
中国社会存在深刻的文明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在哪里呢？严复的看法是只能求助于渐进。他认为，中国社会固然处在危机的煎熬上，但要谋求解决又不宜操之过急。他一再引申斯宾塞的话，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欲谋国家的富强，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他从渐进的社会改良论出发，拒斥了当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他深知，在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面现象背后，还存在着贫富悬殊，所以西洋近代就出现了“均贫富之党起，毁君臣之议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他认为“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数百千人智虑而图之，而卒苦于无其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其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严复强调改造社会宜从“人心风俗”入手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异乎寻常的文明危机。他的结论是“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严复的这些认识为其翻译赫胥黎（T。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即《天演论》）一书，做了思想准备，他以后持行“教育救国”的主张，反对一蹴而就的社会革命，也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
最后，严复对其提出的“三民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西方大思想家赫胥黎常言：“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相形之下，“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这两种完全异旨的治学传统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西方近代学术，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读书只供参考，故其能不断进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中国传统学术，完全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就是治学的正途，所以始终跳不出古人的圈子，学问终归无用。因此，严复坚决主张大讲西学，废除八股，“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另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严复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政治与学术，而政治又以学术为根本。他说：“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故若用法而不至受法之弊，此其所以为可畏也。”政治与学术相辅相成，其中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严复分析中国积弱不振的基本原因是历代君王视臣民如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与？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比之下，要高明、优越得多。法令由议院制订，官吏由人民推举，人民遵守法令不过是“各奉其所自主之约”，“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因此，严复主张：“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有了这样健全的议会和民选制度，那么“民之忠爱”、“地利之尽”、“道里之辟”、“商务之兴”以及“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都可以借此获得发展。可以说，严复的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来替代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
总之，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一套维新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振兴中华这一总体目标。接着发表的《辟韩》和《救亡决论》可以说是《原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一方面的思想。其立意是反驳韩愈所作《原道》中的专制思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进而达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目的。他先例举韩愈《原道》中主张专制的典型理论，韩愈说：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君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君为民而存在，还是民为君而存在？韩愈认定是民为君而存在。严复指出，这既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民重君轻”的天下之通义，也不合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中国有着反专制的政治传统，西方则有遏制专制的民主政治。“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既然如此，“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这里，严复对中国传统政治已是下了一个总的诊断，他把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中国的积弱联系在一起，尤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在批驳韩愈《原道》的基础上，严复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他依据“民约论”的理论构架，认为正因为社会上“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普通民众忙于生产劳作，势不能兼顾，于是人民就会自然地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在严复看来，这就是国家之所以产生，国君之所以需要的理论根据。这种类似“民约论”的思想，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早有表述，它构成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辟韩》言辞激烈，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一针见血，故很快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它发表后两个月，张之洞就指使屠守仁作了一篇《辨辟韩书》，大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严复大有大难临头之感，后经郑孝胥从中疏解才安然无事。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极大反响。
《救亡决论》一文则就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主张作了更为透彻的发挥和阐释。文章开首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接着，严复力陈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他以为“然则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在对科举制度加以抨击后，严复又将锋芒转向传统旧学。他在清理中国“旧学”时将其分为三大门类--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关于辞章和汉学考据，严复这样斥责道：
自有制科来，士之舍干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刘、姚、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
对于宋学义理，严复如是评价：
于是侈陈礼条，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箠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
“无用”、“无实”，这是严复对当时“官学”的总结。而那些祖述古文辞赋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家们，那些宗奉许慎、郑玄的汉学家们，那些承继程、朱而广说性理的义理考辨之士们，在他笔下也都成了“侏儒小丑”一类的人物。
严复的上述四篇论文成为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界标，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他的文化活动和思想阐释大都可从这里找到根由。这些文章在当时发表后，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如将这四篇论文置于整个近代文化学术史来看，它们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对此，冯友兰先生曾有过高度评价：“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提出政治和学术两点，在《救亡决论》中他只提到学术一点，这说明他认为学术的改变是最根本的。这不是他迂阔，二十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文化是一个外来的名词，如果用中国的旧名词，那就是学术。严复的《救亡决论》中所提出的主张，如果发展为一个运动，就可以成为新学术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指出此二者是西方的‘长技’的根本。上面所说的严复的四篇文章虽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有这个意思。”客观评析严复这些文章所表述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倾向，可以说，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评价并不过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