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寒窗苦读的少年
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
--郭嵩焘：《致朱克敬》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击、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练，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年号瘉壄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民国时期，因侯官并入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
侯官地处东南之隅，不过弹丸之地。在晚清，此地却迅速崛起了一批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林纾、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方声洞、林旭、林觉民等，这些历史人物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出色成就，故时人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就其地理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山清水秀。当地土著居民唯严、陈二姓。“严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数者，都数十百家，虽传世逖远，皆相亲附。”据严复之子严璩回顾，严家先祖为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入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高祖焕然，嘉庆庚午年（1810年）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曾祖秉符以后，“皆以医为业”，没有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严复父亲严振先继承祖业，在乡间行医。母亲陈氏为一普通人家女子。严复之上原有一兄，不幸早夭；其下还有两妹。
在传统社会，中医本身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也是传统经籍，非一般读书人能阅读；而中医理论中的“精”“气”说、阴阳说，如不具备一定的传统学术根柢，也很不易理解。严家之所谓“儒医”之称，本身就表明中医和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严复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受其家风的熏陶，自然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严复童年时代的生平事迹，鲜有记载，有一事为人常道。五岁的时候，“邻有凿井，架高丈余，先生窃登之。俯视井底，大呼圆哉！圆哉！陈太夫人闻而出视，大惊，恐其惧而下坠也，不敢斥言。遂佯为惊状而言曰：‘儿能真过人，如凭梯下则更能矣。’及下，始笞责之”。严复成熟早，父亲望子成龙，期望甚高。他煞费苦心地督促着幼子的学业，以期通过科举的途径获取功名，为这个世代为医的小康之家带来真正的荣耀。
严复七岁开始进私塾读书，跟包括他五叔严昌煃在内的好几位地方耆宿学习。严昌煃字厚甫，光绪己卯（1879年）举人。是一位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儒生。他希望严复走上科举之途，故所授课程尽是《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由于他老是板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孔，加之教学内容枯燥，幼小的严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1863年，严振先聘请同乡著名宿儒黄少岩执教西席。黄少岩先生“为学汉宋并重”，传统学术功力深厚，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喜好给自己的学生“讲述明代东林掌故”，表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不甘寂寞、经世致用的治学倾向。严复在他门下受业两年，对这位教师十分喜欢和敬重。可惜的是，1865年，黄先生不幸去世，严复感到“哀恸不已”。有的论者认为，“严复后来把对斯宾塞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旨趣的热忱与对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经验方法的同样的热忱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教师把‘汉学与宋学’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努力”。
黄先生临终前，又将严复托付给其子黄孟侑“继续就馆”。黄氏父子“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而严复早岁聪慧，读书勤奋，词采富逸。传说当时他与同学合赁一屋，住在楼上，每夜楼下演戏，好不热闹，他却“辄命就寝”。等戏散后，他又起来“挑灯更读”。严复早年的这段苦读生活，为其打下了一个学人在封建科举时代必须具备的幼学基础。
1866年7月，福州霍乱流行，严振先染上疾疫，被夺去生命。严复的家境随之陷入窘迫，一家生计只能靠母亲做女红来维持。晚年严复为一幅《篝灯纺织图》题诗的时候，曾经触景生情。他回首少年时期那段艰苦的生活，感慨万千：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
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
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在这种境况下，严复自然不可能出资继续聘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恰巧这时，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招考学生，所以严复抓住了这一机遇。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它虽非科举“正途”，但对那些家道贫穷而又谋求进取的布衣子弟颇为适合。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标准给予优惠待遇。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待遇不错，学堂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一大批家境贫寒的读书子弟。
招考的作文命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的答卷洋洋数百言。主考官恰为身任福建巡抚的同乡沈葆桢，他极为赏识这位同邑少年的文采。严复遂以第一名被录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人才的行列。严复这一选择，不期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与新兴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他的幸运。后来，严复在给沈葆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还无限深情地提及这次考试：“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
福州船厂是1866年（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设厂不几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船厂的工作又委派给洋务派湘军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官员沈葆桢负责。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制造兵轮，培养“洋务”人才。船厂初设时，即附设船政学堂，其培养人才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学习造船，将来做“良工”；第二种则学习驭船，拟去做“良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获得法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厂内聘请了一批法国“客卿”，如日意格、德克碑诸人。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授课，又名“法语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语学堂”。学堂课程有：英文、法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这些均非传统学问，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学问。除此以外，在学堂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而正趋向”。课程的设置，反映了洋务运动那种“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
1867年初，严复开始入船政学堂，分在后学堂。入学前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关于在船政学堂的读书生活，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略有记述：
不佞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1871年毕业，成绩列最优等。随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随“建威”号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北至渤海湾、辽东湾；后乘“扬威”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东邻日本“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带严复航行的舰长是英国中校德勒塞先生（Commander Tracey），他在华任教完后，回国前勉励严复诸人：“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共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这一席话语给严复印象至深。他终身勤学不辍，不敢稍有松懈。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日本急于向外拓展殖民地。它一面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内蓄”的封号，一面以琉球渔民曾被台湾居民误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美国的协助下，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朝急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海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办理海防。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旂来各海口，并调查当时肇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当时，日本侵略军不熟悉地形，加上军内疾疫流行，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打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软弱的清朝政府迫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却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以“抚恤”和“修理房屋道路”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了日本的撤军。至此，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四年，随后被选拔派赴英国留学。
--郭嵩焘：《致朱克敬》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击、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练，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年号瘉壄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民国时期，因侯官并入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
侯官地处东南之隅，不过弹丸之地。在晚清，此地却迅速崛起了一批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林纾、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方声洞、林旭、林觉民等，这些历史人物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出色成就，故时人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就其地理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山清水秀。当地土著居民唯严、陈二姓。“严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数者，都数十百家，虽传世逖远，皆相亲附。”据严复之子严璩回顾，严家先祖为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入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高祖焕然，嘉庆庚午年（1810年）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曾祖秉符以后，“皆以医为业”，没有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严复父亲严振先继承祖业，在乡间行医。母亲陈氏为一普通人家女子。严复之上原有一兄，不幸早夭；其下还有两妹。
在传统社会，中医本身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也是传统经籍，非一般读书人能阅读；而中医理论中的“精”“气”说、阴阳说，如不具备一定的传统学术根柢，也很不易理解。严家之所谓“儒医”之称，本身就表明中医和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严复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受其家风的熏陶，自然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严复童年时代的生平事迹，鲜有记载，有一事为人常道。五岁的时候，“邻有凿井，架高丈余，先生窃登之。俯视井底，大呼圆哉！圆哉！陈太夫人闻而出视，大惊，恐其惧而下坠也，不敢斥言。遂佯为惊状而言曰：‘儿能真过人，如凭梯下则更能矣。’及下，始笞责之”。严复成熟早，父亲望子成龙，期望甚高。他煞费苦心地督促着幼子的学业，以期通过科举的途径获取功名，为这个世代为医的小康之家带来真正的荣耀。
严复七岁开始进私塾读书，跟包括他五叔严昌煃在内的好几位地方耆宿学习。严昌煃字厚甫，光绪己卯（1879年）举人。是一位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儒生。他希望严复走上科举之途，故所授课程尽是《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由于他老是板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孔，加之教学内容枯燥，幼小的严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1863年，严振先聘请同乡著名宿儒黄少岩执教西席。黄少岩先生“为学汉宋并重”，传统学术功力深厚，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喜好给自己的学生“讲述明代东林掌故”，表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不甘寂寞、经世致用的治学倾向。严复在他门下受业两年，对这位教师十分喜欢和敬重。可惜的是，1865年，黄先生不幸去世，严复感到“哀恸不已”。有的论者认为，“严复后来把对斯宾塞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旨趣的热忱与对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经验方法的同样的热忱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教师把‘汉学与宋学’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努力”。
黄先生临终前，又将严复托付给其子黄孟侑“继续就馆”。黄氏父子“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而严复早岁聪慧，读书勤奋，词采富逸。传说当时他与同学合赁一屋，住在楼上，每夜楼下演戏，好不热闹，他却“辄命就寝”。等戏散后，他又起来“挑灯更读”。严复早年的这段苦读生活，为其打下了一个学人在封建科举时代必须具备的幼学基础。
1866年7月，福州霍乱流行，严振先染上疾疫，被夺去生命。严复的家境随之陷入窘迫，一家生计只能靠母亲做女红来维持。晚年严复为一幅《篝灯纺织图》题诗的时候，曾经触景生情。他回首少年时期那段艰苦的生活，感慨万千：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
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
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在这种境况下，严复自然不可能出资继续聘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恰巧这时，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招考学生，所以严复抓住了这一机遇。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它虽非科举“正途”，但对那些家道贫穷而又谋求进取的布衣子弟颇为适合。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标准给予优惠待遇。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待遇不错，学堂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一大批家境贫寒的读书子弟。
招考的作文命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的答卷洋洋数百言。主考官恰为身任福建巡抚的同乡沈葆桢，他极为赏识这位同邑少年的文采。严复遂以第一名被录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人才的行列。严复这一选择，不期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与新兴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他的幸运。后来，严复在给沈葆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还无限深情地提及这次考试：“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
福州船厂是1866年（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设厂不几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船厂的工作又委派给洋务派湘军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官员沈葆桢负责。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制造兵轮，培养“洋务”人才。船厂初设时，即附设船政学堂，其培养人才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学习造船，将来做“良工”；第二种则学习驭船，拟去做“良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获得法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厂内聘请了一批法国“客卿”，如日意格、德克碑诸人。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授课，又名“法语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语学堂”。学堂课程有：英文、法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这些均非传统学问，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学问。除此以外，在学堂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而正趋向”。课程的设置，反映了洋务运动那种“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
1867年初，严复开始入船政学堂，分在后学堂。入学前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关于在船政学堂的读书生活，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略有记述：
不佞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1871年毕业，成绩列最优等。随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随“建威”号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北至渤海湾、辽东湾；后乘“扬威”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东邻日本“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带严复航行的舰长是英国中校德勒塞先生（Commander Tracey），他在华任教完后，回国前勉励严复诸人：“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共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这一席话语给严复印象至深。他终身勤学不辍，不敢稍有松懈。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日本急于向外拓展殖民地。它一面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内蓄”的封号，一面以琉球渔民曾被台湾居民误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美国的协助下，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朝急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海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办理海防。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旂来各海口，并调查当时肇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当时，日本侵略军不熟悉地形，加上军内疾疫流行，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打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软弱的清朝政府迫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却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以“抚恤”和“修理房屋道路”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了日本的撤军。至此，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四年，随后被选拔派赴英国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