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刘桂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个入站研究人员、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欧阳哲生，继完成《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及《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二书之后，最近又完成了《严复评传》，嘱我为之作序。读后深感此书所勾勒之严复形象、精神面貌之完整、清晰，确为先出诸著所不及，给人诸多启迪。同时，亦引起我对严复思想研究现状的一些想法，借此机会，抒发一二。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一个“模式”，即把他的思想发展道路看成是一个“S”形：早年“全盘肯定西学，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晚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全盘肯定国粹，尽弃西学”，“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
这种“S”形的说法由来已久，影响甚广，已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严复的学术范式。但是，事实真如此吗？读读严复的书，实在令人怀疑。这里，仅就构成这一“模式”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严复早年是不是‘尽弃儒学’？”介绍些史料兼谈些看法，以期弄清真相。
认为严复早年“全盘否定儒学”的论者，所根据的史料，不外“四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和“二传”（《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等六篇文章。的确，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曾对儒学作过十分激烈的抨击，指斥它“无实”、“无用”，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然而，我们是不是仅仅根据这一些，就能作出严复“全盘否定儒学”的结论来呢？当然不能。不仅不能，相反，在这六篇文章之中，倒有不少足以证明作者对儒学持充分肯定态度的言论，请看：
一、严复在《道学外传余义》一文中强烈表示：挽救危亡，振兴民族，必须发扬儒学精神。他在《道学外传余义》中说：
试思以周、朱、张、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澹。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词义如此清晰，可以不必再作解释。
二、严复主张用儒学所提倡之各种美德来改变社会风气。他认为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败坏，而那一批被科举制度炮制出来的“道学先生”就是这种坏风气的活代表。这批人挂着宋儒招牌反宋儒，他们口念圣贤书，心想利禄路，当他们的丑行败露时，过激之人“遂迁怒于宋儒”。由怒宋儒而反宋儒，于是流传开来“待国如传舍”，“待人如市易”；生活中“以及时行乐为本怀”，这样一类的坏习气“以因人而施为妙道”，“以敷衍为得计”，“以忠愤为痰魔”。假如社会上人人都这样，那么，“大事便去，黄种便灭”。因此，只有大力提倡宋儒“为国忠”、“待人厚”、“执节刚”、“嗜欲淡”等美德才能彻底改变社会上的各种坏风气。
三、对学习西学，他认为重要的是“归求反观”，以加深对中国文化、政教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加强对儒学的信心。他在《救亡决论》中这样告诫“学西学者”：
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严复集》第1册，第668页）
他在1917年4月26日给熊纯如信中又说：
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指西学）发掘淘炼而已。（《严复集》第3册，第668页）
两段话是同一个意思。前者表明，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政教虽然“少是而多非”，但毕竟还有一些“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儒学中有“不可易”的道理，也就是所谓有“精意微言”在。不过要想真正弄通这些道理，了解这些“微言”，则恰恰又须在“既通西学”之后。可见，在他心目中，学西学的目的只在于“归求反观”以加深对儒学的理解。他绝对没有否定儒学的意思。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用“全盘否定儒学”来概括严复早期思想，是多么地不符合事实。我们绝不能像《剑桥中国晚清史》主编费正清教授等人那样理解严复思想：
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340页）
显然，用前面所引严复自己的话，就足以驳斥费正清教授等人的这一连串“全面”、“彻底”、“不屑一顾”云云的全称肯定判断，并使人看出那是多么不符合事实。我感到奇怪的是：严复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总是不断有人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论证严复早年曾经“全盘否定儒学”呢？难道他们见不到这些材料吗？不是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不透，特别是对严复批儒是在多层次上进行的这一点缺乏认识。因而，如果只从一个单一层面上去把握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就不能把问题搞清楚，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批儒和在文化层面上批儒情况就很不相同。而在文化层次内部，严复又可以从世界观、伦理观等更为细微的层次，去分别把握“四论”、“二传”中所说的那些话，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对“儒学”的批判，其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儒”，即被专制政治利用和歪曲的“儒”，亦即表现在科举制度中的那种依据四书五经写制义文的“儒”。这种“儒”，是假儒，表面上尊崇孔孟之道，实际上则把孔孟之道放到官僚政治的大染缸中加以污染，放到权势利欲的大熏房中加以蒸熏，把它弄得面目全非、灵魂出壳。对这种“儒”，严复确曾猛烈抨击，全盘否定，毫不手软，绝不留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致祸亡国”危机招来的，正是它。严复对这种“儒”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他思想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即他能突破现实的障蔽和历史的局限，高瞻远瞩，鞭辟入里，从纷纭繁复的政治文化现象中，一手抓出这种被专制政治玩弄、利用、扭曲了的“儒”（包括“儒学”和“儒者”，即“假道学”和“道学先生”），痛予鞭笞。批判这种假儒，无疑是中国进步之所必需，对这一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应给予高度评价，这里丝毫不涉及是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的问题。要知道，严复之所以批儒，“非攻儒学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专制定则进化尽滞”，所以他才尽力予以攻击，并把它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这才是严复之所以为严复。此之不明，遑论其他。
在文化层面上，严复又是怎样分析批判地对待儒学呢？下面以他对王学的态度为例，稍作分析。
严复对儒学的基本态度是扬宋抑汉，在宋学之中又扬程朱，抑陆王。但他对王学也采取分析批判、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世界观上，他对王学“吾心即理”、“心外无物”一类主观唯心的主张，持否定态度；反之，在伦理观上，则对王阳明那种悲天悯人，“视民之饥溺为己之饥溺”的天下精神，赞扬备至，认为是肩负“今日之世变”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他在《〈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一文中这样说：
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今夫水湍石礙，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
严复以“水击石”这种自然现象为例，从心物关系和理物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用经验论、自然观去批判“心外无物”的谬说，但接着便对王阳明的事功和人格，大加赞扬，他说：
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即聂豹，王氏私淑弟子）之第一书者（书中表述“视民之饥溺若己之饥溺”之心理至为深切），真不佞所低迴流连翕然无间者言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这里，严复又在大声疾呼必须发扬王学精神以挽救民族危亡。发扬唯恐不及，哪里有“全盘否定”的意思呢？由此可见，严复对儒学的基本态度，确是有取有舍，有扬有弃。他并没有“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
综上可知，“西学”和“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是在不断地“交融互释”着。它们之间并不曾上演一场“互相排斥”、“彼此否定”的闹剧。
欧阳哲生的《严复评传》可取之处就在于用“交融互释”的眼光来研究和阐释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这样，出发点早已高出“S”形模式，因此必然给人带来新的启迪，相信读后也将随之而进入理解严复的新层次、新境界。
1994年3月8日于北京
§§第一章 孤寂先驱：早期求学生涯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个入站研究人员、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欧阳哲生，继完成《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及《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二书之后，最近又完成了《严复评传》，嘱我为之作序。读后深感此书所勾勒之严复形象、精神面貌之完整、清晰，确为先出诸著所不及，给人诸多启迪。同时，亦引起我对严复思想研究现状的一些想法，借此机会，抒发一二。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一个“模式”，即把他的思想发展道路看成是一个“S”形：早年“全盘肯定西学，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晚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全盘肯定国粹，尽弃西学”，“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
这种“S”形的说法由来已久，影响甚广，已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严复的学术范式。但是，事实真如此吗？读读严复的书，实在令人怀疑。这里，仅就构成这一“模式”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严复早年是不是‘尽弃儒学’？”介绍些史料兼谈些看法，以期弄清真相。
认为严复早年“全盘否定儒学”的论者，所根据的史料，不外“四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和“二传”（《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等六篇文章。的确，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曾对儒学作过十分激烈的抨击，指斥它“无实”、“无用”，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然而，我们是不是仅仅根据这一些，就能作出严复“全盘否定儒学”的结论来呢？当然不能。不仅不能，相反，在这六篇文章之中，倒有不少足以证明作者对儒学持充分肯定态度的言论，请看：
一、严复在《道学外传余义》一文中强烈表示：挽救危亡，振兴民族，必须发扬儒学精神。他在《道学外传余义》中说：
试思以周、朱、张、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澹。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词义如此清晰，可以不必再作解释。
二、严复主张用儒学所提倡之各种美德来改变社会风气。他认为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败坏，而那一批被科举制度炮制出来的“道学先生”就是这种坏风气的活代表。这批人挂着宋儒招牌反宋儒，他们口念圣贤书，心想利禄路，当他们的丑行败露时，过激之人“遂迁怒于宋儒”。由怒宋儒而反宋儒，于是流传开来“待国如传舍”，“待人如市易”；生活中“以及时行乐为本怀”，这样一类的坏习气“以因人而施为妙道”，“以敷衍为得计”，“以忠愤为痰魔”。假如社会上人人都这样，那么，“大事便去，黄种便灭”。因此，只有大力提倡宋儒“为国忠”、“待人厚”、“执节刚”、“嗜欲淡”等美德才能彻底改变社会上的各种坏风气。
三、对学习西学，他认为重要的是“归求反观”，以加深对中国文化、政教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加强对儒学的信心。他在《救亡决论》中这样告诫“学西学者”：
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严复集》第1册，第668页）
他在1917年4月26日给熊纯如信中又说：
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指西学）发掘淘炼而已。（《严复集》第3册，第668页）
两段话是同一个意思。前者表明，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政教虽然“少是而多非”，但毕竟还有一些“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儒学中有“不可易”的道理，也就是所谓有“精意微言”在。不过要想真正弄通这些道理，了解这些“微言”，则恰恰又须在“既通西学”之后。可见，在他心目中，学西学的目的只在于“归求反观”以加深对儒学的理解。他绝对没有否定儒学的意思。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用“全盘否定儒学”来概括严复早期思想，是多么地不符合事实。我们绝不能像《剑桥中国晚清史》主编费正清教授等人那样理解严复思想：
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340页）
显然，用前面所引严复自己的话，就足以驳斥费正清教授等人的这一连串“全面”、“彻底”、“不屑一顾”云云的全称肯定判断，并使人看出那是多么不符合事实。我感到奇怪的是：严复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总是不断有人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论证严复早年曾经“全盘否定儒学”呢？难道他们见不到这些材料吗？不是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不透，特别是对严复批儒是在多层次上进行的这一点缺乏认识。因而，如果只从一个单一层面上去把握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就不能把问题搞清楚，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批儒和在文化层面上批儒情况就很不相同。而在文化层次内部，严复又可以从世界观、伦理观等更为细微的层次，去分别把握“四论”、“二传”中所说的那些话，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对“儒学”的批判，其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儒”，即被专制政治利用和歪曲的“儒”，亦即表现在科举制度中的那种依据四书五经写制义文的“儒”。这种“儒”，是假儒，表面上尊崇孔孟之道，实际上则把孔孟之道放到官僚政治的大染缸中加以污染，放到权势利欲的大熏房中加以蒸熏，把它弄得面目全非、灵魂出壳。对这种“儒”，严复确曾猛烈抨击，全盘否定，毫不手软，绝不留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致祸亡国”危机招来的，正是它。严复对这种“儒”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他思想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即他能突破现实的障蔽和历史的局限，高瞻远瞩，鞭辟入里，从纷纭繁复的政治文化现象中，一手抓出这种被专制政治玩弄、利用、扭曲了的“儒”（包括“儒学”和“儒者”，即“假道学”和“道学先生”），痛予鞭笞。批判这种假儒，无疑是中国进步之所必需，对这一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应给予高度评价，这里丝毫不涉及是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的问题。要知道，严复之所以批儒，“非攻儒学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专制定则进化尽滞”，所以他才尽力予以攻击，并把它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这才是严复之所以为严复。此之不明，遑论其他。
在文化层面上，严复又是怎样分析批判地对待儒学呢？下面以他对王学的态度为例，稍作分析。
严复对儒学的基本态度是扬宋抑汉，在宋学之中又扬程朱，抑陆王。但他对王学也采取分析批判、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世界观上，他对王学“吾心即理”、“心外无物”一类主观唯心的主张，持否定态度；反之，在伦理观上，则对王阳明那种悲天悯人，“视民之饥溺为己之饥溺”的天下精神，赞扬备至，认为是肩负“今日之世变”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他在《〈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一文中这样说：
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今夫水湍石礙，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
严复以“水击石”这种自然现象为例，从心物关系和理物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用经验论、自然观去批判“心外无物”的谬说，但接着便对王阳明的事功和人格，大加赞扬，他说：
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即聂豹，王氏私淑弟子）之第一书者（书中表述“视民之饥溺若己之饥溺”之心理至为深切），真不佞所低迴流连翕然无间者言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严复集》第2册，第238页）
这里，严复又在大声疾呼必须发扬王学精神以挽救民族危亡。发扬唯恐不及，哪里有“全盘否定”的意思呢？由此可见，严复对儒学的基本态度，确是有取有舍，有扬有弃。他并没有“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
综上可知，“西学”和“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是在不断地“交融互释”着。它们之间并不曾上演一场“互相排斥”、“彼此否定”的闹剧。
欧阳哲生的《严复评传》可取之处就在于用“交融互释”的眼光来研究和阐释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这样，出发点早已高出“S”形模式，因此必然给人带来新的启迪，相信读后也将随之而进入理解严复的新层次、新境界。
1994年3月8日于北京
§§第一章 孤寂先驱：早期求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