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薪尽火传
熊十力教了几十年书，尽管弟子不算很多，亦有几十人之众。
他的弟子遍布海内外。留在大陆的有石峻、任继愈、杨宪邦、潘雨廷、吴林伯、朱宝昌、谢石麟、贾亦斌、张云川、黄艮庸等人；去美国的有韩裕文等人；在港台的有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胡秋原等人。在众多的弟子中，熊十力最器重韩裕文。正如颜回是孔子的高足一样，韩裕文也是熊十力的高足。熊十力原本指望韩裕文承接自己的学问，不料韩英年早逝，客死异国。在大陆的弟子中专攻中国哲学的石峻、任继愈等人都已服膺马克思主义哲学，告别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熊十力很尊重弟子们的这种选择，毫无怪罪之意。任继愈回忆说：“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常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之风’。”他们虽告别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但仍承认老师的理论贡献之大、造诣之高，悉心指导后学研究熊十力哲学，挖掘其中的合理内素，扬弃其唯心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承接了熊十力哲学中的精华，并付诸后学使之不绝如缕。熊十力留在大陆的其他弟子大都改行，不再专攻治国学。
熊十力在台湾和香港的弟子中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最为著名。他们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承继熊十力的学脉，撑起现代新儒家的门面，成为第二代新儒家阵营里的中坚人物。
唐君毅（1909-1978）于1930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拜前来短期讲学的熊十力为师，执弟子礼甚恭。1949年他到香港后，与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的共同认识》，努力阐扬新儒家思想观点。此《宣言》被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宣言”。唐君毅追随乃师熊十力，肯定儒家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他写了《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一系列书籍。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皆由道德自我（即熊十力哲学中的“本心”）所统摄，主张通过疏解人类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中西学术思想所取得的成就来揭示人类心灵的丰富内涵。
唐君毅继承熊十力的遗愿，努力弘扬国学，写出《中国哲学原论》这一巨著。此书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教篇、原道篇（分为上、中、下三卷），共计六大本，堪称是研究国学的长卷。唐君毅继承乃师，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乃师。特别是在利用西方哲学方面，对黑格尔哲学研究较深，试图把黑格尔著作容纳入新儒家体系之中，成为唐氏新儒学的一大特色。唐君毅克服了熊十力对西方哲学根基不厚的缺陷。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教授曾指出，唐氏新儒学“虽有启发于其师熊十力，又有西方哲学根厚，而其中心统系，实是我国经学主流，由孔孟以至周程张朱陆王，一气是串，毫无门户之见。谓为经学今天之正统代表而加以刷新者，不为过也”。
徐复观（1903-1982）早年从政，中年以后专心治学。他一生中最敬佩熊十力先生。1943年他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拜熊十力为师，自称“决心扣学术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他认为熊十力是“中国文化的长城”，“先生治学，思辨精微，证会玄远，《新唯识论》斧藻群言，囊括百氏，自成一严密而宏伟的哲学巨构”。
徐复观的新儒学思想是沿着熊十力提出的内圣外王的路子讲的。不过，他在内圣学方面发挥不多，而把研究重心放在外王方面，在政治评论和揭橥自由和民主上下了不少工夫，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自称是“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承接熊十力反封建的精神，为民主政治奔走呐喊。他不同意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做“死人”，但不否认其为“病人”。他指出，儒家思想在长期的专制政治的重压之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某些扭曲和变形。扭曲和变形了的儒学已不是孔子儒学的正宗。在正宗的儒学中包含着民主政治的真义，现代新儒家的使命就是把这种真义发掘出来，使之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衔接。他宣称：“我要把中国文化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显豁疏导出来，这是‘为往圣继绝学’；使这部分精神来支持民主政治，这是‘为万世开太平。’”他撰写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等著作都体现了他的这一宗旨。
牟宗三（1909-1995）1932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选修熊十力的课，并称“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学问与生命的意味”。他毕业后亦经常问学于熊十力。熊十力也比较器重他，曾说过“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一类奖掖后学的话。
牟宗三继承熊十力的内圣外王之学，提出“三统”说用以概括中国文化及其发展趋向：“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之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以“三统”权衡中国文化，其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因此，现代新儒家应当在继承道统的同时，进一步使“学统”和“政统”臻于完善，以求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道统”属内圣之学，“政统”与“学统”属外王之学。三统的全面发展就叫作“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返本开新”，而所谓“新”即是指科学和民主。
牟宗三作为哲学家，在外王层面没有什么建树，主要是在内圣学方面下了许多工夫。他吸收康德哲学的某些理论思维成果，试图重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或“理性的理想主义”。他从康德实践理性的观念中演化出“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一词，凸显儒家的理论特色。牟氏认为儒家的“道德理性”比康德深刻，因为它充分肯定道德的主导地位和优先地位，彰显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道德价值。牟宗三充分肯定儒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它对于现代人在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超越层面的体验、终极层面的反思都有指导意义，能够帮助现代人解除失落感，重建意义的世界和精神家园。
经过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的阐扬，现代新儒家思潮在港台思想界已发展成影响很大的学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吴森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说：“当代儒家思想可能是中国大陆之外最有影响和传播最广的思潮，除了它拥有众多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外，它还通过台湾的教育制度，以及在某种范围内，通过香港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保持着它显赫的声望和很高的地位。”现代新儒家思潮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阐扬之功不可没，但追本溯源基础还是熊十力打下的。由他点燃的这把香火终于被他的后学擎起来了，在港台学术界发出熠熠的光辉。目前，熊十力在港台的嫡传弟子大都已逝或已进入垂暮之年。由牟宗三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组成的“鹅湖学派”（因其主办《鹅湖月刊》得名）已接过这把香火。他们作为新一代的现代新儒家群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也许更富有时代特色，但仍可视为熊十力哲学的后裔。
他的弟子遍布海内外。留在大陆的有石峻、任继愈、杨宪邦、潘雨廷、吴林伯、朱宝昌、谢石麟、贾亦斌、张云川、黄艮庸等人；去美国的有韩裕文等人；在港台的有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胡秋原等人。在众多的弟子中，熊十力最器重韩裕文。正如颜回是孔子的高足一样，韩裕文也是熊十力的高足。熊十力原本指望韩裕文承接自己的学问，不料韩英年早逝，客死异国。在大陆的弟子中专攻中国哲学的石峻、任继愈等人都已服膺马克思主义哲学，告别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熊十力很尊重弟子们的这种选择，毫无怪罪之意。任继愈回忆说：“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常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之风’。”他们虽告别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但仍承认老师的理论贡献之大、造诣之高，悉心指导后学研究熊十力哲学，挖掘其中的合理内素，扬弃其唯心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承接了熊十力哲学中的精华，并付诸后学使之不绝如缕。熊十力留在大陆的其他弟子大都改行，不再专攻治国学。
熊十力在台湾和香港的弟子中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最为著名。他们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承继熊十力的学脉，撑起现代新儒家的门面，成为第二代新儒家阵营里的中坚人物。
唐君毅（1909-1978）于1930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拜前来短期讲学的熊十力为师，执弟子礼甚恭。1949年他到香港后，与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的共同认识》，努力阐扬新儒家思想观点。此《宣言》被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宣言”。唐君毅追随乃师熊十力，肯定儒家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他写了《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一系列书籍。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皆由道德自我（即熊十力哲学中的“本心”）所统摄，主张通过疏解人类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中西学术思想所取得的成就来揭示人类心灵的丰富内涵。
唐君毅继承熊十力的遗愿，努力弘扬国学，写出《中国哲学原论》这一巨著。此书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教篇、原道篇（分为上、中、下三卷），共计六大本，堪称是研究国学的长卷。唐君毅继承乃师，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乃师。特别是在利用西方哲学方面，对黑格尔哲学研究较深，试图把黑格尔著作容纳入新儒家体系之中，成为唐氏新儒学的一大特色。唐君毅克服了熊十力对西方哲学根基不厚的缺陷。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教授曾指出，唐氏新儒学“虽有启发于其师熊十力，又有西方哲学根厚，而其中心统系，实是我国经学主流，由孔孟以至周程张朱陆王，一气是串，毫无门户之见。谓为经学今天之正统代表而加以刷新者，不为过也”。
徐复观（1903-1982）早年从政，中年以后专心治学。他一生中最敬佩熊十力先生。1943年他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拜熊十力为师，自称“决心扣学术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他认为熊十力是“中国文化的长城”，“先生治学，思辨精微，证会玄远，《新唯识论》斧藻群言，囊括百氏，自成一严密而宏伟的哲学巨构”。
徐复观的新儒学思想是沿着熊十力提出的内圣外王的路子讲的。不过，他在内圣学方面发挥不多，而把研究重心放在外王方面，在政治评论和揭橥自由和民主上下了不少工夫，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自称是“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承接熊十力反封建的精神，为民主政治奔走呐喊。他不同意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做“死人”，但不否认其为“病人”。他指出，儒家思想在长期的专制政治的重压之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某些扭曲和变形。扭曲和变形了的儒学已不是孔子儒学的正宗。在正宗的儒学中包含着民主政治的真义，现代新儒家的使命就是把这种真义发掘出来，使之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衔接。他宣称：“我要把中国文化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显豁疏导出来，这是‘为往圣继绝学’；使这部分精神来支持民主政治，这是‘为万世开太平。’”他撰写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等著作都体现了他的这一宗旨。
牟宗三（1909-1995）1932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选修熊十力的课，并称“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学问与生命的意味”。他毕业后亦经常问学于熊十力。熊十力也比较器重他，曾说过“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一类奖掖后学的话。
牟宗三继承熊十力的内圣外王之学，提出“三统”说用以概括中国文化及其发展趋向：“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之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以“三统”权衡中国文化，其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因此，现代新儒家应当在继承道统的同时，进一步使“学统”和“政统”臻于完善，以求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道统”属内圣之学，“政统”与“学统”属外王之学。三统的全面发展就叫作“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返本开新”，而所谓“新”即是指科学和民主。
牟宗三作为哲学家，在外王层面没有什么建树，主要是在内圣学方面下了许多工夫。他吸收康德哲学的某些理论思维成果，试图重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或“理性的理想主义”。他从康德实践理性的观念中演化出“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一词，凸显儒家的理论特色。牟氏认为儒家的“道德理性”比康德深刻，因为它充分肯定道德的主导地位和优先地位，彰显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道德价值。牟宗三充分肯定儒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它对于现代人在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超越层面的体验、终极层面的反思都有指导意义，能够帮助现代人解除失落感，重建意义的世界和精神家园。
经过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的阐扬，现代新儒家思潮在港台思想界已发展成影响很大的学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吴森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说：“当代儒家思想可能是中国大陆之外最有影响和传播最广的思潮，除了它拥有众多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外，它还通过台湾的教育制度，以及在某种范围内，通过香港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保持着它显赫的声望和很高的地位。”现代新儒家思潮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阐扬之功不可没，但追本溯源基础还是熊十力打下的。由他点燃的这把香火终于被他的后学擎起来了，在港台学术界发出熠熠的光辉。目前，熊十力在港台的嫡传弟子大都已逝或已进入垂暮之年。由牟宗三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组成的“鹅湖学派”（因其主办《鹅湖月刊》得名）已接过这把香火。他们作为新一代的现代新儒家群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也许更富有时代特色，但仍可视为熊十力哲学的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