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界的评说
关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在建国前后国内外均有许多论著涉及，亦有许多专文评述。下面，我们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简要的介绍。
1.新中国成立前学界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术界关于熊十力的论著不多，论者大都在著作或论文中随文论及，专门的文章尚不多见。除了佛学界出现的一些批评《新唯识论》的文章（这部分内容我们已在第二章中谈过，此处不赘）之外，牟离中1936年7月在《北平晨报思辩专栏》发表《最近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孙道升1935年10月在《北平晨报》上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两文都提到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孙文收入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附录。1947年谢幼伟著《现代哲学名著述评》和贺麟著《当代中国哲学》都用相当多的篇幅评述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此外，杜国庠在《群众》上发表的读书札记中也批评过熊十力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哲学评论》、《燕京学报》、《世间解》等刊物亦有关于熊十力的文章发表。论者围绕着熊十力哲学的思想来源及性质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来源，论者大都认为来自中国儒家、印度佛学以及西洋哲学三个方面，但所作的评价并不一致。马一浮赞扬熊十力“囊括古今，平章华梵”。谢幼伟表扬熊十力融贯中西，吸纳百家又超越百家，志在创新而非守旧。“虽言佛，而于佛家唯识之说有所修正；虽言儒，其所言亦非儒家之说所能尽……较诸门户之见，在古人或西人之说下兜圈子者，不可同日而语。”他认为熊十力并不盲目崇拜某一家，对先人的思想皆采取评判的态度。如《读经示要》中既责备汉学背离孔子儒学的原旨，又肯定其考据的成就；既表扬宋学在“立大体”上有贡献，又指责其空疏之弊。这都是很中肯和公允的。谢氏认为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与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一元论相似，而性智说同柏格森的直觉说接近。
周通旦认为，熊十力“融通儒佛，出入先秦诸子，旁及宋明诸师，所谓会六艺之要归，通三玄之最旨，约四子精微，极空有之了义者也”。周文将熊十力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林宰平教授指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入乎众家，又出乎众家，自成体系，并非杂拌。张东荪认为熊十力的立论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不谋而合。孙道升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受柏格森影响最大。“这派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势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的人亦最少……熊氏《新唯识论》，张东荪曾许为中国哲学界近年来一部，著者个人则感觉到他的立说颇似柏格森。”
一些佛学界的学者对熊十力融会中、印、西之学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王恩洋指责熊十力“根本唯识，即破坏唯识；密明大易，又违大易；欲自成体系，又其体系不够成立。其行文遣词，更复抨击先圣，矜夸骄慢，绝无虚心请益之情。以儒佛之道律之固极不合理，即以西洋学者治学之态度格之，亦非正道”。子韬认为熊十力援佛入儒的做法是失败的。“他们不但要以佛释儒，而且还要以佛附儒。这样，不但不能显出佛的至理，而且同时也就失去了儒教的真面目。”
也有的论者对熊十力融会中外各家的做法作中性评价，不予褒贬。朱宝昌认为熊十力思想的独到之处在融会贯通，然而对佛教唯识宗毕竟斥破过苛。“熊先生的精神似乎着重一本，而古唯识家的学说则重在万殊。这是他和古唯识学根本不契的根本原因。”
关于熊十力哲学的性质，也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评价。孙道升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属于“新法相宗”，是佛教在现代的支流。子韬不同意孙说，认为熊十力的思想接近儒家，而非是佛教支流。贺麟认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新陆王”派，并在《当代中国哲学》中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熊十力“得朱陆精意融合儒释，自造新唯识论。对陆之本心之学，发挥为绝对待的本体，且本翕辟之说，而发展施设为宇宙论，用性智实证以发挥陆之反省本心、王之致良知”，“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贺麟认为熊十力哲学属于正宗的唯心论。“熊先生的高明处，即在于认为与物以待或与物合一之心，无自体，换言之，非本体，而乃本体显现之一面。是以他既能打破科学常识的拘束，亦不执着泛心论，而归于绝对先天之本心。”
谢幼伟也认为熊十力哲学属于唯心论。他指出：“其主张为唯心的，其精神则理论与实践并重，其方法则直觉与理智相辅，而其态度只为哲学的（非宗教的）。”谢幼伟对熊十力哲学评价甚高，认为熊著不仅保存了中国哲学的优点，而且克服了中国哲学的缺点，使之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使置诸西洋哲学名著中亦当占一地位”。他把熊十力著《新唯识论》推为中国现代哲学著作中最有创获的一部，认为其学术价值在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冯友兰著《新理学》、金岳霖著《论道》、章士钊著《逻辑指要》之上，也就是认为熊十力是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杰出的哲学家。
杜国庠、周谷城也认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属于唯心主义，并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其加以分析和批判。杜国庠认为熊十力没有承接中国哲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是继承了玄学的不良传统，宣扬虚无主义思想。其结果正像颜元批判宋明理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愈谈愈惑，愈妙愈妄。他认为熊十力运用反求实证来证明其本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指责熊十力宣扬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对人们提高理论思维毫无益处。他对熊十力总的评价是：“熊先生跟佛家一样，否认物质宇宙的存在，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空无’，都是‘诈现’，都是人们的‘妄执’。进一步连我们认识事物的意识也作为妄执的心”，说为空的而加以斥破，因而否定了‘知识’的价值。“周谷城也不赞成熊十力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他指出：我们所谓本体是综摄万有而构成的；如云反本，则必利用科学，使我们的行为与万有间的必然关系相符合。熊先生所谓本体，是遮拨万有而觅取的；如要反本，则必遮拨科学，使我们的行为赶快退到纯一寂净的空无。”又说：宇宙万有，或外在世界，在玄学上不得不遮拨云云，是我们不敢苟同的；我以为科学世界实在不必予以遮拨；如要遮拨科学或科学安足处，则熊先生的整个体系，都要重新加以考虑。周文认为熊著《新唯识论》具有同科学相对立的性质。
2.港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的评述
港台学人对熊十力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熊十力的主要著作都有新版或影印发行，流传也比较广。关于熊十力生平、著作、思想的论著比较多，特别是1968年熊十力去世以后，熊十力研究曾一度成为港台学界的热点，有数十家报纸、杂志发表过介绍熊十力生平、轶闻，回忆自己同熊十力交往的情形、研究熊十力的著作和思想等方面的文章，数量多达百余种。港台学者还整理、发表了熊十力的未刊文稿、信札若干种。在台北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环华百科全书》，胡秋原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程发轫主编的《六十年来之国学》，项维新、刘福曾主编的《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牧童出版社出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的（王寿南为总编辑）《中国历代思想家》（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中都设有关于熊十力的专论或专章。关于熊十力的专著有龙泉出版社出版的徐复观、牟宗三编著的《熊十力先生纪念文集》和李霜青著《一代大哲熊十力传》。除了上文提到的作者外，曾发表过关于熊十力的言论的学者还有钱穆、唐君毅、霍韬晦、居浩然、王化裳、周开庆、朱惠清、陶希圣、刘述先、曾昭旭、林安梧等许多人。
港台学者对熊十力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现代新儒家关键性的中心开启性人物。曾昭旭在《六十年来之理学》中称熊十力为“新儒之最重要人物”。他指出：“熊先生是民国以来理学最重要人物，真能运其伟大之综合创造力，以建构其规模宏大之思想系统之大儒。”陶希圣说：“宋明时代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又一次发皇，宋代理学家中，言及气象宏大、义理精纯，当推张载。明代则以王夫之独能远绍张载。王夫之以下，惟熊十力能继承这一学脉。”有些学者认为熊十力哲学已超过先儒，赞扬熊十力“乃千百年来我国学术界中罕见之一位学人，程朱陆王，未必能与之相比。其学显以继我国传统思想自任，然实有超于我国传统思想之上者”。港台学人几乎交口称赞熊十力及其思想，除佛学界外没有人发表批评性言论。
关于熊十力的理论贡献，港台学人的看法是：“不但一时成为维护命脉的中流砥柱，进而开启了现代重整传统哲学的序幕。”他们认为熊十力承续了中国文化的慧命，既清理了糟粕，又提炼出精华，推动传统的现代转型。朱惠清指出，熊十力“极赞美两汉郡国举贤良或茂才之制，而同情宋代学人之笃实履践，但又反对理学家之浮空狭隘。他最佩服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傅青主及吕晚村诸位明哲之竭力攻击帝制，倡导民族精神”。
他们认为熊十力走的融会儒佛的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李霜青说：“新唯识论》识本体，于空寂中识得生化之神，于虚静中而见得刚健之德，融释、道二家于易经思想而抉造化的蕴藏，立人生的极则。”认为熊十力既补救了儒佛两家的缺陷，又发扬了两家的长处，把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他们认为熊十力对国学最突出的贡献则是重建儒家本体论系统，奠立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根基。林安梧说：“熊十力哲学之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在于他总结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而第一个以系统性的哲学语言提出一整体而根源性的探问。这样一个探问使中国哲学进入到一新的可能性。”“熊十力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模型--体用合一论，来作为哲学的原型。这样的一个哲学原型可以参与到当前的哲学舞台上。成为中西哲学汇通的一个要道。”他甚至把熊十力哲学的出现视为“中国哲学的一场革命”。
外籍华人学者的看法同港台学人相近，都充分肯定熊十力在学术界的地位和理论造诣。陈荣捷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资料书》中以《当代唯心论新儒学--熊十力》为题，专章评述熊十力哲学思想，用《“翕”与“辟”》、《“理”与“气”之统一》、《“心”与“仁”》、《“体”与“用”之统一》等四个小节，概述《新唯识论》和《原儒》的主要内容，用英文编译从二书中选录的原文。他对熊十力的评价是：“熊氏已明确地促使宋明新儒学向前推进一步”，“赋予了宋明唯心论新儒学，以一更为坚实的‘形上学基础’，及更多的‘动力论性格’”。“他比任何其他当代中国哲学家，影响了更多的年青中国哲学家。”
杜维明认为，熊十力是当代中国“规模广阔，神解卓特”的哲学家，称《新唯识论》为“当代中国哲学家以纵贯旁通、辨析入微的系统结构来阐明扩充体验身心的”。成中英称赞说：“熊氏的哲学，博大宏深，自成体系。他的哲学是深造于大乘佛教及《易经》哲学道之生生思想。这有赖于宋明理学之承受佛道影响而归本于儒家《易》学。但他较诸宋明诸家更能正用佛释，吸收其精华，但在根源上却认同儒家，积极地开创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宗的哲学网络。”他用《体证本体》、《即体即用》、《理气一体》、《心物互用》、《融合量智》等五个小标题概括熊十力哲学的基本内容。姜允明在《熊十力哲学思想中的“本心”概念及其恒转功能》一文中，以《“本心习心”》、《“会归本源”》、《随义多名》、《体认工夫》、《心体恒转》、《性智显现》等六个小标题描绘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的基本框架。冉云华把熊十力对佛学的批判同印度吠檀多不二论排佛学说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熊氏的哲学立场还是儒家传统的人文思想，和吠檀多学派的僧侣主义根本不同。”
西方哲学界亦注意到熊十力的哲学，在一些百科全书中有所介绍。196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熊十力”条的撰稿人是85岁高龄的哈米顿（C。H。Hamilton）博士。他赞誉熊十力是佛学、儒学和西方哲学三方面要义独创性的综合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哲学家。他写道：“熊氏最初研究印度佛教唯识宗传统中的形上学的唯心论，继而转入儒家传统。他在《易经》和理学之唯心派中获得基本的洞察力。他从西方思想中则得到分析方法和创化观念（柏格森）之体会。他从所有这些来源中吸收种种成分而形成自己的本体论系统”，“表示佛家、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综观港台地区及国外学界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的评述，大都抱着同情甚至崇敬的心态，采取赞扬的态度，讳言或少谈熊十力思想的局限性和不足。这也许是他们对熊十力临终前后所遭到的迫害，而作出的回应与抗议。海外学人大都注意研究熊十力思想的某个侧面或某个具体问题，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似乎不够充分。
3.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的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陆学术界出现过一场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胡适、梁漱溟等人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一些很有学术影响的哲学家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先生宣布放弃原来的思想体系并作了自我批判，亦表示欢迎别人批判，唯独熊十力是个例外。但他并未因此而遭致攻击。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学术界基本上保持缄默。大多数人静观不语，除了杜国庠写过一篇札记批评熊十力“六经注我”的主观主义倾向外，没有任何人发表意见。熊十力仍然我行我素，按原来的思路修改旧著、撰写新篇，只是读者很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的思想氛围笼罩之下，在人们心目中“唯心主义”已同“反动”划上了等号。尽管无人批判熊十力的唯心主义学说，可是熊十力在学术界中亦无地位可言。“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的这两句咏梅词大概可以作为熊十力当时在学术界境遇的写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有少数人评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1962年出版的《杜国庠文集》收入了一组杜国庠同志批判冯友兰“新理学”的文章。此书编者王匡在《写在〈杜国庠文集〉后面》中，随文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同冯友兰的《新理学》相提并论，都视之为“与反动派残害人民和投降主义逆流相呼应”的复古主义之作，但他并没有展开说明。看起来作者对熊十力思想并没有作认真的研究，他的提法只是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所致。
1961年，熊十力的老友梁漱溟把熊十力所有的书读了一遍，摘录主要论点，编成一册《熊著选粹》，书成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读熊著各书书后》，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指出，熊十力发掘孔子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想，颇有新意，深表叹服；熊氏不局限于儒家的狭隘立场，放开眼界从各种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儒学的物质与价值，亦是不易之至论。但是，熊著的毛病亦不少。梁氏提出以下几点：（1）熊十力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掌握不多，体会亦不深，因此对科学所作的讥评不够妥当，失之于武断；（2）主观主义色彩太重，历史主义的眼光缺乏。只看到上层建筑中各组成部分的交互影响，而未能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考察研究对象；（3）对佛教的理解有偏差，在“我热”问题上疏了神；（4）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反躬向内、践形尽性的传统思路，过分偏爱理论分析和“哲学把戏”，想建立本体论、宇宙论而未能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熊氏哲学是失败之作。梁漱溟的《读熊著各书书后》长达三万余字，马一浮读过此文，亦表示与梁氏有同感。此文未正式发表，只属朋友之间论学性质，没有几个人读到它。故在20世纪60年代熊十力在学术界仍谈不上有什么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十力被诬蔑为“地主资产阶级尊孔派学者”，列为批判的对象惨遭迫害。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召开大会，为熊十力平反，推倒了诬陷不实之词。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术界关于熊十力及其哲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贺觉非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首次为熊十力立传；《中国哲学》辑刊发表了熊十力与蒙文通、吕澂论学的书信；侯外庐在《船山学案》新版序中回顾了自己当年同熊十力讨论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情形；任继愈、王元化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称熊十力是中国老一辈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3年以后，随着“文化热”在大陆升温，熊十力也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熊十力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趋于活跃，有关文章和论著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吉林大学学报（文科版）》、《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等十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都发表过研究熊十力的论文，累计有数十篇之多。文章的作者有高振农、吕希晨、宋志明、许全兴、郭齐勇、郑家栋、李明华、魏达志、景海峰、陈来等人。吕希晨与王育民合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宋志明著《现代新儒家研究》、郑家栋著《现代新儒家概论》、赵德志著《传统意识的现代命运》、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宋志明与赵德志合著《现代中国哲学思潮》、许全兴和陈战难及宋一秀三人合著《中国现代哲学史》、李振霞主编的《当代中国十哲》、李振霞和傅云龙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人物评传》等书都有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的专章或专节。郭齐勇著《熊十力及其哲学》是一部研究熊十力的专著；郭齐勇撰写的《熊十力传》亦载入《中国哲学年鉴》。1985年在黄冈召开“纪念熊十力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根据会议论文整理出版了《玄圃论学集》，收入文章34篇和一些诗作，作者除上文已提的外，还有梁漱溟、冯友兰、任继愈、石峻、周辅成、谢石麟、贾亦斌、朱宝昌、吴林伯、唐致中、李景贤、汤一介、冯契、习传裕、楼宇烈、潘雨廷、舒默、袁伟时、高瑞泉、唐明邦、唐文权、李维武、何萍等大陆学者及熊十力旧日弟子或生前好友。
大陆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熊十力及其哲学，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阐述各自的看法。
（1）关于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的理论动机
论者一般都肯定，熊十力建立“新唯识论”体系乃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并且是针对“全盘西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而发的。熊十力继承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学脉，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借鉴佛教的理论思维教训，创立新儒家学说，谋求国学的现代化。论者大都不同意把熊十力说成是“复古主义”者，肯定熊十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者也推翻了那种把熊十力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的观点，认为熊十力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善意地分析、指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不足的。他要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上前进一步，而不是倒退。
论者一致认为熊十力哲学同辛亥革命运动有密切联系，至于是何种联系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齐勇认为熊十力哲学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李泽厚、萧萐父亦表示同意“补课说”。宋志明认为熊十力寻求“为己之学”乃是消极地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是想在政治活动外寻求“学术救国”之路，同“理论补课”不相干。
（2）关于“新唯识论”的哲学性质
论者一般都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属于唯心主义性质，至于说是什么样子的唯心主义，看法又不尽一致。吕希晨认为《新唯识论》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心本论。这种心本论以“心、意、识为绝对待，通为万物实体，不仅主乎吾身，而且也为万物之主。这就超出了主观的唯心论，而走向了绝对的唯心主义的歧途”。他还指出，熊十力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带有直觉主义的蒙昧主义色彩。
许全兴等人认为，《新唯识论》从“境不离识”的主观唯心论展开，到“宇宙本体不离我心而外在”的主观唯心论结束，中间融入了客观唯心论。他们分析说，夸大心的作用，夸大人的自觉能动性，是熊十力陷入心决定物、主宰物的唯心论的主要原因，而大乘空宗的虚无主义对他亦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熊十力论证体备万理的方式则同西方哲学中论证上帝圆满的本体论证明相类似；而熊氏的本体论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朱熹的“理世界”亦相类似。
郭齐勇、李明华认为，熊十力哲学是一种与辩证方法相结合的唯心论。熊氏的“体用不二”、“即用即体”说反对将本体与功用、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翕辟成变”、“反求自识”说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他们还指出，熊十力虽以唯心主义的“一元实体论”反对唯物论，但也在唯心主义前提下容纳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发展及其规律的内容，也包含着唯物主义因素。
宋志明认为，熊十力“新唯识论”是以主体与客体统一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体系，“体用不二”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熊十力通过扫相、显体、释用三个步骤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克服了那种推崇抽象的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避开了有神论倾向，包含着积极的理论思维成果。他把“本心”本体完全泛化为“用”，亦即泛化到物质世界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本体的至上性，从而以颠倒的形式，转弯抹角地接近了唯物主义，从而为他高扬儒家的入世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3）关于熊十力的辩证法思想
论者一致承认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高振农指出，熊十力提出的“万物皆互相依持”、“万变无穷”、“无时而不改迁”、“自无机物而有机物，乃至人类，有许多阶段的变异”等命题，表明他已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依存关系，承认事物内在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是符合辩证法的。熊十力还揭示了空时、有无、数量、同异、因果、动静、一多等范畴的性质、联系与转化，体现出辩证的思维方式。但熊氏的辩证法由于受到其唯心主义体系的窒息，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
吕希晨和郑家栋认为，在熊十力的哲学迷宫中闪现着辩证思维的火花。他的“翕辟成变”说，承认一切事物存在、产生及其发展变化，都是基于翕辟两个方面的“相反相成”，以歪曲的形式接触到运动发展的内在根源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熊十力吸收了《易传》以阴阳明变化的思想，有承于《老子》关于对立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转化的思想，发扬了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传统。但是，在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体系中，辩证法常常被歪曲地发挥和利用，并与相对主义互相杂拌。
宋志明认为，在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熊十力对矛盾属性、矛盾关系以及矛盾与变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把关于矛盾的思想凝结在“翕辟”这对独创性的范畴之中。熊十力用翕辟表述矛盾观点，比《易传》中乾坤、阴阳等旧范畴要精确一些，特别是突显出矛盾的同一性。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素朴性，实际上把中国辩证法思想推进到“概念辩证法”阶段。因为他提出的关于矛盾的翕辟范畴完全是抽象的思维形式，并不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翕辟成变”说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他认为，熊十力的辩证法思想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对同一性作了抽象的理解从而倒向形而上学；一是抹杀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从而走向相对主义。
（4）关于“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论者一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作辩证的分析，既肯定其理论思维成果，也不讳言其局限性的消极性。不过，每个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样。吕希晨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不是引导人们面对现实，正确地进行反日反蒋的革命斗争，而是引导人们脱离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去到那繁琐抽象的概念游戏中寻找精神支柱，在客观上起到了极为消极的社会作用。
许全兴等人认为，熊十力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为改变旧中国现有社会制度，实现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群龙无首”的社会服务，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革命的一面。但是它不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后看，也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总的来看，消极方面掩盖了积极方面。他们还指出，熊十力以本体与现象为纲，从批评唯识宗入手，将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的哲学融合起来，建立起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哲学自觉意识的明显提高。
郭齐勇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为熊十力哲学的基础。在熊十力晦涩的哲学术语中蕴藏着昂扬的革命激情。他反对专制，提倡自由与民主的学说，是一种晚出的代表上升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但他也是时代的落伍者。李泽厚则认为熊氏谈论的是纯粹哲学，其哲学始终处在中国革命洪流之外，并为这一洪流所彻底掩盖。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哲学未竟之业，但因其与时代进程脱节，思想影响远不如上述诸人。李泽厚还认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他提出的体用论奠立了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根基。
（5）关于熊十力哲学体系的概括
大陆学术界除了出现一批对熊十力及其哲学作专题研究的论文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比较重视整体研究。他们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体系提出了好几种概括方式。吕希晨认为，“新唯识论”体系由心本论、翕辟说、体用论、物质观、心法论组成；宋志明认为，熊十力哲学有四个组成部分，即“体用不二”的唯心主义本体论、“翕辟成变”的概念辩证法思想、“性量分途”的认识论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论；郭齐勇用“体用不二”、“境不离心”、“翕辟成变”、“冥悟证合”、“无人合一”等五个命题概括熊十力哲学的基本内容；许全兴等人把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概括为本心论、翕辟说、体用论、返本之学等四个组成部分。
1.新中国成立前学界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术界关于熊十力的论著不多，论者大都在著作或论文中随文论及，专门的文章尚不多见。除了佛学界出现的一些批评《新唯识论》的文章（这部分内容我们已在第二章中谈过，此处不赘）之外，牟离中1936年7月在《北平晨报思辩专栏》发表《最近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孙道升1935年10月在《北平晨报》上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两文都提到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孙文收入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附录。1947年谢幼伟著《现代哲学名著述评》和贺麟著《当代中国哲学》都用相当多的篇幅评述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此外，杜国庠在《群众》上发表的读书札记中也批评过熊十力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哲学评论》、《燕京学报》、《世间解》等刊物亦有关于熊十力的文章发表。论者围绕着熊十力哲学的思想来源及性质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来源，论者大都认为来自中国儒家、印度佛学以及西洋哲学三个方面，但所作的评价并不一致。马一浮赞扬熊十力“囊括古今，平章华梵”。谢幼伟表扬熊十力融贯中西，吸纳百家又超越百家，志在创新而非守旧。“虽言佛，而于佛家唯识之说有所修正；虽言儒，其所言亦非儒家之说所能尽……较诸门户之见，在古人或西人之说下兜圈子者，不可同日而语。”他认为熊十力并不盲目崇拜某一家，对先人的思想皆采取评判的态度。如《读经示要》中既责备汉学背离孔子儒学的原旨，又肯定其考据的成就；既表扬宋学在“立大体”上有贡献，又指责其空疏之弊。这都是很中肯和公允的。谢氏认为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与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一元论相似，而性智说同柏格森的直觉说接近。
周通旦认为，熊十力“融通儒佛，出入先秦诸子，旁及宋明诸师，所谓会六艺之要归，通三玄之最旨，约四子精微，极空有之了义者也”。周文将熊十力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林宰平教授指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入乎众家，又出乎众家，自成体系，并非杂拌。张东荪认为熊十力的立论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不谋而合。孙道升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受柏格森影响最大。“这派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势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的人亦最少……熊氏《新唯识论》，张东荪曾许为中国哲学界近年来一部，著者个人则感觉到他的立说颇似柏格森。”
一些佛学界的学者对熊十力融会中、印、西之学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王恩洋指责熊十力“根本唯识，即破坏唯识；密明大易，又违大易；欲自成体系，又其体系不够成立。其行文遣词，更复抨击先圣，矜夸骄慢，绝无虚心请益之情。以儒佛之道律之固极不合理，即以西洋学者治学之态度格之，亦非正道”。子韬认为熊十力援佛入儒的做法是失败的。“他们不但要以佛释儒，而且还要以佛附儒。这样，不但不能显出佛的至理，而且同时也就失去了儒教的真面目。”
也有的论者对熊十力融会中外各家的做法作中性评价，不予褒贬。朱宝昌认为熊十力思想的独到之处在融会贯通，然而对佛教唯识宗毕竟斥破过苛。“熊先生的精神似乎着重一本，而古唯识家的学说则重在万殊。这是他和古唯识学根本不契的根本原因。”
关于熊十力哲学的性质，也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评价。孙道升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属于“新法相宗”，是佛教在现代的支流。子韬不同意孙说，认为熊十力的思想接近儒家，而非是佛教支流。贺麟认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新陆王”派，并在《当代中国哲学》中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熊十力“得朱陆精意融合儒释，自造新唯识论。对陆之本心之学，发挥为绝对待的本体，且本翕辟之说，而发展施设为宇宙论，用性智实证以发挥陆之反省本心、王之致良知”，“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贺麟认为熊十力哲学属于正宗的唯心论。“熊先生的高明处，即在于认为与物以待或与物合一之心，无自体，换言之，非本体，而乃本体显现之一面。是以他既能打破科学常识的拘束，亦不执着泛心论，而归于绝对先天之本心。”
谢幼伟也认为熊十力哲学属于唯心论。他指出：“其主张为唯心的，其精神则理论与实践并重，其方法则直觉与理智相辅，而其态度只为哲学的（非宗教的）。”谢幼伟对熊十力哲学评价甚高，认为熊著不仅保存了中国哲学的优点，而且克服了中国哲学的缺点，使之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使置诸西洋哲学名著中亦当占一地位”。他把熊十力著《新唯识论》推为中国现代哲学著作中最有创获的一部，认为其学术价值在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冯友兰著《新理学》、金岳霖著《论道》、章士钊著《逻辑指要》之上，也就是认为熊十力是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杰出的哲学家。
杜国庠、周谷城也认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属于唯心主义，并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其加以分析和批判。杜国庠认为熊十力没有承接中国哲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是继承了玄学的不良传统，宣扬虚无主义思想。其结果正像颜元批判宋明理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愈谈愈惑，愈妙愈妄。他认为熊十力运用反求实证来证明其本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指责熊十力宣扬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对人们提高理论思维毫无益处。他对熊十力总的评价是：“熊先生跟佛家一样，否认物质宇宙的存在，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空无’，都是‘诈现’，都是人们的‘妄执’。进一步连我们认识事物的意识也作为妄执的心”，说为空的而加以斥破，因而否定了‘知识’的价值。“周谷城也不赞成熊十力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他指出：我们所谓本体是综摄万有而构成的；如云反本，则必利用科学，使我们的行为与万有间的必然关系相符合。熊先生所谓本体，是遮拨万有而觅取的；如要反本，则必遮拨科学，使我们的行为赶快退到纯一寂净的空无。”又说：宇宙万有，或外在世界，在玄学上不得不遮拨云云，是我们不敢苟同的；我以为科学世界实在不必予以遮拨；如要遮拨科学或科学安足处，则熊先生的整个体系，都要重新加以考虑。周文认为熊著《新唯识论》具有同科学相对立的性质。
2.港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的评述
港台学人对熊十力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熊十力的主要著作都有新版或影印发行，流传也比较广。关于熊十力生平、著作、思想的论著比较多，特别是1968年熊十力去世以后，熊十力研究曾一度成为港台学界的热点，有数十家报纸、杂志发表过介绍熊十力生平、轶闻，回忆自己同熊十力交往的情形、研究熊十力的著作和思想等方面的文章，数量多达百余种。港台学者还整理、发表了熊十力的未刊文稿、信札若干种。在台北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环华百科全书》，胡秋原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程发轫主编的《六十年来之国学》，项维新、刘福曾主编的《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牧童出版社出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的（王寿南为总编辑）《中国历代思想家》（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中都设有关于熊十力的专论或专章。关于熊十力的专著有龙泉出版社出版的徐复观、牟宗三编著的《熊十力先生纪念文集》和李霜青著《一代大哲熊十力传》。除了上文提到的作者外，曾发表过关于熊十力的言论的学者还有钱穆、唐君毅、霍韬晦、居浩然、王化裳、周开庆、朱惠清、陶希圣、刘述先、曾昭旭、林安梧等许多人。
港台学者对熊十力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现代新儒家关键性的中心开启性人物。曾昭旭在《六十年来之理学》中称熊十力为“新儒之最重要人物”。他指出：“熊先生是民国以来理学最重要人物，真能运其伟大之综合创造力，以建构其规模宏大之思想系统之大儒。”陶希圣说：“宋明时代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又一次发皇，宋代理学家中，言及气象宏大、义理精纯，当推张载。明代则以王夫之独能远绍张载。王夫之以下，惟熊十力能继承这一学脉。”有些学者认为熊十力哲学已超过先儒，赞扬熊十力“乃千百年来我国学术界中罕见之一位学人，程朱陆王，未必能与之相比。其学显以继我国传统思想自任，然实有超于我国传统思想之上者”。港台学人几乎交口称赞熊十力及其思想，除佛学界外没有人发表批评性言论。
关于熊十力的理论贡献，港台学人的看法是：“不但一时成为维护命脉的中流砥柱，进而开启了现代重整传统哲学的序幕。”他们认为熊十力承续了中国文化的慧命，既清理了糟粕，又提炼出精华，推动传统的现代转型。朱惠清指出，熊十力“极赞美两汉郡国举贤良或茂才之制，而同情宋代学人之笃实履践，但又反对理学家之浮空狭隘。他最佩服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傅青主及吕晚村诸位明哲之竭力攻击帝制，倡导民族精神”。
他们认为熊十力走的融会儒佛的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李霜青说：“新唯识论》识本体，于空寂中识得生化之神，于虚静中而见得刚健之德，融释、道二家于易经思想而抉造化的蕴藏，立人生的极则。”认为熊十力既补救了儒佛两家的缺陷，又发扬了两家的长处，把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他们认为熊十力对国学最突出的贡献则是重建儒家本体论系统，奠立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根基。林安梧说：“熊十力哲学之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在于他总结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而第一个以系统性的哲学语言提出一整体而根源性的探问。这样一个探问使中国哲学进入到一新的可能性。”“熊十力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模型--体用合一论，来作为哲学的原型。这样的一个哲学原型可以参与到当前的哲学舞台上。成为中西哲学汇通的一个要道。”他甚至把熊十力哲学的出现视为“中国哲学的一场革命”。
外籍华人学者的看法同港台学人相近，都充分肯定熊十力在学术界的地位和理论造诣。陈荣捷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资料书》中以《当代唯心论新儒学--熊十力》为题，专章评述熊十力哲学思想，用《“翕”与“辟”》、《“理”与“气”之统一》、《“心”与“仁”》、《“体”与“用”之统一》等四个小节，概述《新唯识论》和《原儒》的主要内容，用英文编译从二书中选录的原文。他对熊十力的评价是：“熊氏已明确地促使宋明新儒学向前推进一步”，“赋予了宋明唯心论新儒学，以一更为坚实的‘形上学基础’，及更多的‘动力论性格’”。“他比任何其他当代中国哲学家，影响了更多的年青中国哲学家。”
杜维明认为，熊十力是当代中国“规模广阔，神解卓特”的哲学家，称《新唯识论》为“当代中国哲学家以纵贯旁通、辨析入微的系统结构来阐明扩充体验身心的”。成中英称赞说：“熊氏的哲学，博大宏深，自成体系。他的哲学是深造于大乘佛教及《易经》哲学道之生生思想。这有赖于宋明理学之承受佛道影响而归本于儒家《易》学。但他较诸宋明诸家更能正用佛释，吸收其精华，但在根源上却认同儒家，积极地开创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宗的哲学网络。”他用《体证本体》、《即体即用》、《理气一体》、《心物互用》、《融合量智》等五个小标题概括熊十力哲学的基本内容。姜允明在《熊十力哲学思想中的“本心”概念及其恒转功能》一文中，以《“本心习心”》、《“会归本源”》、《随义多名》、《体认工夫》、《心体恒转》、《性智显现》等六个小标题描绘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的基本框架。冉云华把熊十力对佛学的批判同印度吠檀多不二论排佛学说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熊氏的哲学立场还是儒家传统的人文思想，和吠檀多学派的僧侣主义根本不同。”
西方哲学界亦注意到熊十力的哲学，在一些百科全书中有所介绍。196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熊十力”条的撰稿人是85岁高龄的哈米顿（C。H。Hamilton）博士。他赞誉熊十力是佛学、儒学和西方哲学三方面要义独创性的综合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哲学家。他写道：“熊氏最初研究印度佛教唯识宗传统中的形上学的唯心论，继而转入儒家传统。他在《易经》和理学之唯心派中获得基本的洞察力。他从西方思想中则得到分析方法和创化观念（柏格森）之体会。他从所有这些来源中吸收种种成分而形成自己的本体论系统”，“表示佛家、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综观港台地区及国外学界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的评述，大都抱着同情甚至崇敬的心态，采取赞扬的态度，讳言或少谈熊十力思想的局限性和不足。这也许是他们对熊十力临终前后所遭到的迫害，而作出的回应与抗议。海外学人大都注意研究熊十力思想的某个侧面或某个具体问题，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似乎不够充分。
3.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的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陆学术界出现过一场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胡适、梁漱溟等人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一些很有学术影响的哲学家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先生宣布放弃原来的思想体系并作了自我批判，亦表示欢迎别人批判，唯独熊十力是个例外。但他并未因此而遭致攻击。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学术界基本上保持缄默。大多数人静观不语，除了杜国庠写过一篇札记批评熊十力“六经注我”的主观主义倾向外，没有任何人发表意见。熊十力仍然我行我素，按原来的思路修改旧著、撰写新篇，只是读者很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的思想氛围笼罩之下，在人们心目中“唯心主义”已同“反动”划上了等号。尽管无人批判熊十力的唯心主义学说，可是熊十力在学术界中亦无地位可言。“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的这两句咏梅词大概可以作为熊十力当时在学术界境遇的写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有少数人评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1962年出版的《杜国庠文集》收入了一组杜国庠同志批判冯友兰“新理学”的文章。此书编者王匡在《写在〈杜国庠文集〉后面》中，随文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同冯友兰的《新理学》相提并论，都视之为“与反动派残害人民和投降主义逆流相呼应”的复古主义之作，但他并没有展开说明。看起来作者对熊十力思想并没有作认真的研究，他的提法只是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所致。
1961年，熊十力的老友梁漱溟把熊十力所有的书读了一遍，摘录主要论点，编成一册《熊著选粹》，书成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读熊著各书书后》，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指出，熊十力发掘孔子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想，颇有新意，深表叹服；熊氏不局限于儒家的狭隘立场，放开眼界从各种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儒学的物质与价值，亦是不易之至论。但是，熊著的毛病亦不少。梁氏提出以下几点：（1）熊十力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掌握不多，体会亦不深，因此对科学所作的讥评不够妥当，失之于武断；（2）主观主义色彩太重，历史主义的眼光缺乏。只看到上层建筑中各组成部分的交互影响，而未能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考察研究对象；（3）对佛教的理解有偏差，在“我热”问题上疏了神；（4）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反躬向内、践形尽性的传统思路，过分偏爱理论分析和“哲学把戏”，想建立本体论、宇宙论而未能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熊氏哲学是失败之作。梁漱溟的《读熊著各书书后》长达三万余字，马一浮读过此文，亦表示与梁氏有同感。此文未正式发表，只属朋友之间论学性质，没有几个人读到它。故在20世纪60年代熊十力在学术界仍谈不上有什么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十力被诬蔑为“地主资产阶级尊孔派学者”，列为批判的对象惨遭迫害。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召开大会，为熊十力平反，推倒了诬陷不实之词。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术界关于熊十力及其哲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贺觉非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首次为熊十力立传；《中国哲学》辑刊发表了熊十力与蒙文通、吕澂论学的书信；侯外庐在《船山学案》新版序中回顾了自己当年同熊十力讨论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情形；任继愈、王元化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称熊十力是中国老一辈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3年以后，随着“文化热”在大陆升温，熊十力也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熊十力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趋于活跃，有关文章和论著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吉林大学学报（文科版）》、《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等十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都发表过研究熊十力的论文，累计有数十篇之多。文章的作者有高振农、吕希晨、宋志明、许全兴、郭齐勇、郑家栋、李明华、魏达志、景海峰、陈来等人。吕希晨与王育民合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宋志明著《现代新儒家研究》、郑家栋著《现代新儒家概论》、赵德志著《传统意识的现代命运》、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宋志明与赵德志合著《现代中国哲学思潮》、许全兴和陈战难及宋一秀三人合著《中国现代哲学史》、李振霞主编的《当代中国十哲》、李振霞和傅云龙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人物评传》等书都有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的专章或专节。郭齐勇著《熊十力及其哲学》是一部研究熊十力的专著；郭齐勇撰写的《熊十力传》亦载入《中国哲学年鉴》。1985年在黄冈召开“纪念熊十力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根据会议论文整理出版了《玄圃论学集》，收入文章34篇和一些诗作，作者除上文已提的外，还有梁漱溟、冯友兰、任继愈、石峻、周辅成、谢石麟、贾亦斌、朱宝昌、吴林伯、唐致中、李景贤、汤一介、冯契、习传裕、楼宇烈、潘雨廷、舒默、袁伟时、高瑞泉、唐明邦、唐文权、李维武、何萍等大陆学者及熊十力旧日弟子或生前好友。
大陆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熊十力及其哲学，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阐述各自的看法。
（1）关于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的理论动机
论者一般都肯定，熊十力建立“新唯识论”体系乃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并且是针对“全盘西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而发的。熊十力继承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学脉，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借鉴佛教的理论思维教训，创立新儒家学说，谋求国学的现代化。论者大都不同意把熊十力说成是“复古主义”者，肯定熊十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者也推翻了那种把熊十力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的观点，认为熊十力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善意地分析、指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不足的。他要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上前进一步，而不是倒退。
论者一致认为熊十力哲学同辛亥革命运动有密切联系，至于是何种联系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齐勇认为熊十力哲学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李泽厚、萧萐父亦表示同意“补课说”。宋志明认为熊十力寻求“为己之学”乃是消极地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是想在政治活动外寻求“学术救国”之路，同“理论补课”不相干。
（2）关于“新唯识论”的哲学性质
论者一般都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属于唯心主义性质，至于说是什么样子的唯心主义，看法又不尽一致。吕希晨认为《新唯识论》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心本论。这种心本论以“心、意、识为绝对待，通为万物实体，不仅主乎吾身，而且也为万物之主。这就超出了主观的唯心论，而走向了绝对的唯心主义的歧途”。他还指出，熊十力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带有直觉主义的蒙昧主义色彩。
许全兴等人认为，《新唯识论》从“境不离识”的主观唯心论展开，到“宇宙本体不离我心而外在”的主观唯心论结束，中间融入了客观唯心论。他们分析说，夸大心的作用，夸大人的自觉能动性，是熊十力陷入心决定物、主宰物的唯心论的主要原因，而大乘空宗的虚无主义对他亦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熊十力论证体备万理的方式则同西方哲学中论证上帝圆满的本体论证明相类似；而熊氏的本体论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朱熹的“理世界”亦相类似。
郭齐勇、李明华认为，熊十力哲学是一种与辩证方法相结合的唯心论。熊氏的“体用不二”、“即用即体”说反对将本体与功用、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翕辟成变”、“反求自识”说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他们还指出，熊十力虽以唯心主义的“一元实体论”反对唯物论，但也在唯心主义前提下容纳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发展及其规律的内容，也包含着唯物主义因素。
宋志明认为，熊十力“新唯识论”是以主体与客体统一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体系，“体用不二”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熊十力通过扫相、显体、释用三个步骤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克服了那种推崇抽象的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避开了有神论倾向，包含着积极的理论思维成果。他把“本心”本体完全泛化为“用”，亦即泛化到物质世界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本体的至上性，从而以颠倒的形式，转弯抹角地接近了唯物主义，从而为他高扬儒家的入世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3）关于熊十力的辩证法思想
论者一致承认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高振农指出，熊十力提出的“万物皆互相依持”、“万变无穷”、“无时而不改迁”、“自无机物而有机物，乃至人类，有许多阶段的变异”等命题，表明他已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依存关系，承认事物内在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是符合辩证法的。熊十力还揭示了空时、有无、数量、同异、因果、动静、一多等范畴的性质、联系与转化，体现出辩证的思维方式。但熊氏的辩证法由于受到其唯心主义体系的窒息，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
吕希晨和郑家栋认为，在熊十力的哲学迷宫中闪现着辩证思维的火花。他的“翕辟成变”说，承认一切事物存在、产生及其发展变化，都是基于翕辟两个方面的“相反相成”，以歪曲的形式接触到运动发展的内在根源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熊十力吸收了《易传》以阴阳明变化的思想，有承于《老子》关于对立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转化的思想，发扬了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传统。但是，在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体系中，辩证法常常被歪曲地发挥和利用，并与相对主义互相杂拌。
宋志明认为，在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熊十力对矛盾属性、矛盾关系以及矛盾与变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把关于矛盾的思想凝结在“翕辟”这对独创性的范畴之中。熊十力用翕辟表述矛盾观点，比《易传》中乾坤、阴阳等旧范畴要精确一些，特别是突显出矛盾的同一性。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素朴性，实际上把中国辩证法思想推进到“概念辩证法”阶段。因为他提出的关于矛盾的翕辟范畴完全是抽象的思维形式，并不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翕辟成变”说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他认为，熊十力的辩证法思想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对同一性作了抽象的理解从而倒向形而上学；一是抹杀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从而走向相对主义。
（4）关于“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论者一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作辩证的分析，既肯定其理论思维成果，也不讳言其局限性的消极性。不过，每个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样。吕希晨认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不是引导人们面对现实，正确地进行反日反蒋的革命斗争，而是引导人们脱离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去到那繁琐抽象的概念游戏中寻找精神支柱，在客观上起到了极为消极的社会作用。
许全兴等人认为，熊十力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为改变旧中国现有社会制度，实现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群龙无首”的社会服务，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革命的一面。但是它不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后看，也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总的来看，消极方面掩盖了积极方面。他们还指出，熊十力以本体与现象为纲，从批评唯识宗入手，将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的哲学融合起来，建立起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哲学自觉意识的明显提高。
郭齐勇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为熊十力哲学的基础。在熊十力晦涩的哲学术语中蕴藏着昂扬的革命激情。他反对专制，提倡自由与民主的学说，是一种晚出的代表上升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但他也是时代的落伍者。李泽厚则认为熊氏谈论的是纯粹哲学，其哲学始终处在中国革命洪流之外，并为这一洪流所彻底掩盖。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哲学未竟之业，但因其与时代进程脱节，思想影响远不如上述诸人。李泽厚还认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他提出的体用论奠立了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根基。
（5）关于熊十力哲学体系的概括
大陆学术界除了出现一批对熊十力及其哲学作专题研究的论文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比较重视整体研究。他们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体系提出了好几种概括方式。吕希晨认为，“新唯识论”体系由心本论、翕辟说、体用论、物质观、心法论组成；宋志明认为，熊十力哲学有四个组成部分，即“体用不二”的唯心主义本体论、“翕辟成变”的概念辩证法思想、“性量分途”的认识论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论；郭齐勇用“体用不二”、“境不离心”、“翕辟成变”、“冥悟证合”、“无人合一”等五个命题概括熊十力哲学的基本内容；许全兴等人把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概括为本心论、翕辟说、体用论、返本之学等四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