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玄圃耕耘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不能不引起熊十力思想上的很大变化。他虽已年过六旬，仍下决心重新整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手不释卷，每日笔耕不辍。到1954年离开北京为止，他重新修定《新唯识论》壬辰删简本，还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等著作，《原儒》上卷也已脱稿。由他口述，弟子黄艮庸记录整理成《摧惑显宗记》一书，以黄艮庸的名义发表，答复佛学家们对《新唯识论》的责难。胡拙甫根据熊十力口述，整理出《韩非子评论》，1950年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学原》第三卷第一期。
1954年熊十力定居上海之后，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仍继续从事著述。1956年，他写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儒学的专著，约30万字。此书出版时遇到困难，董必武、郭沫若得知后马上出面设法帮助解决。该书1956年由上海龙门书局出版，印大字线装本上下两卷，印了1000套。熊十力应得稿费6000元，熊十力坚持只领一半。《原儒》问世后，熊十力又开始写《体用论》，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血管病复发，致使《体用论》未写完。成文稿9万多字亦由上海龙门印书局1958年排印发行。1959年该书局又出版了熊十力著《明心篇》。1961年熊十力写完《乾坤衍》，由中国科学院影印成书。1963年《存斋随笔》脱稿。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熊十力一生中最高产的时期，差不多每隔一两年就出一本书。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熊十力的著作在国内印行了七种，约90万字，几乎占他一生中所发表文字的三分之一。熊十力早已把著书立说看成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只要有一口气，他就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他在赠给王元化的诗中说：“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其实，他从未“停著述”，他把伏案写作当成人生最大的乐事。
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哲学教授中，熊十力是唯一没有宣布放弃自己原来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表示，他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他熊十力了。他仍旧按照原来的思路整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不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干扰。他写出多部专著，尽管遇到种种困难，毕竟都出版了（除《原儒》外其余著作都只印200册），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五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逐渐抬头，在人们心目中唯心论同反动派之间画上了等号。既然熊十力不宣布放弃唯心主义体系，就难免不被人误解。有些人把他看成“老顽固”，不愿意接近他；有些人想向他求教，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陈毅市长得知这一情况，便在上海市高等院校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号召大家去掉糊涂观念，大胆向熊十力求教，不要怕被人扣上“唯心论”的帽子。
熊十力难以割舍自己几十年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摸透了他的心思，期待着他的进步，但丝毫也不勉强他，并且十分尊重他的学术见解。1956年，陈毅同志写信给熊十力：
力老道鉴：
二月两信奉悉，积压甚久，作复迟，祈谅之。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应予照顾和协助。毛主席和党的政策如是订定甚为合理，我人所应遵办者也。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对尊著毅除佩赞外尚有若干意见，俟他日见面时再细谈。不日即奉命入藏，五月底返京南行，当图一晤。
匆致
敬礼！
陈毅
三月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亦触动了熊十力的思想脉搏。他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但也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从1964年底到1965年初，熊十力列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当他听到报告中引述毛泽东同志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间的关系论断后，颇有感触。他反复学习之后，写下心得札记请董必武阅后转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从这篇札记中可以看出，这位信奉唯心论的“新儒家”学者已向辩证唯物主义方向转化。
中央领导同志对于熊十力哲学思想的转化表示欢迎，鼓励他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周总理建议由董必武出面给熊十力适当地推荐几本著作，董老受周总理之托当即给熊十力写了一封亲笔信：
十力兄：
接读九日信，敬悉兄已于七日平安抵沪，欣甚，慰甚！
兄在京，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评价很高，前函已遵嘱转毛主席矣。
兄回沪后，仍继续研究周的报告，并认为报告体现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足见好学深思，度越流辈。兄如有兴趣，拟推荐毛主席著之《实践论》、《矛盾论》和恩格斯著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三本小册子，加以阅览，当能理解毛主席哲学之始末也。惟三本小册子坊间出版者皆小字，不便老人观览，弟拟妥大字本寄上，当徐阅之。
兄治哲学之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
尊函当如嘱送陈郭周诸同志传阅，特达。
顺颂
冬祺！
弟 董必武
一月十六日
为了方便老人读书，周恩来总理自己拿出90元钱，特地派人买到线装大字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这样的线装书印量很少，市场上不容易买到。周总理把这些书送给董必武同志，请他转赠熊十力，并请他不要告诉熊十力是个人花钱买的。董必武马上派秘书沈德纯同志将这些书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到熊十力在上海的寓所。董老在信中写道：
十力兄：
前函计达。尊函已转周总理阅。兹寄上毛选四函、恩格斯著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及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各一函。毛选宋体大字线装本系非卖品，恩格斯和毛主席哲学四篇系大字精装本，可供老人用。《实践论》和《矛盾论》，大字精装本外，宋体大字线装本在第一函第四册内也有。诸书均周总理代觅。
寄上之书，篇幅繁重，字数不少，恐不适于高年披阅。弟介绍之三篇，总共六万余字，篇幅比总理报告差不多，耗老人精力不会太大。又《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内有许多外国人名字，也有些故实，后附有注释，阅时可请世菩同志解释。
介绍外之各篇，由世菩同志陈述篇名，兄高兴读，可慢慢阅读。
顺颂
冬祺！
弟董必武
一月二十日
遵照董老的吩咐，沈德纯同志于1月15日也写信给熊世菩夫妇，请他们俩帮助老人阅读马列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信中称：“熊老此次来京，虽然参加会议不多，但自周总理报告后，对国内外大好形势了解很全面，再次给董老写信，董老、总理都认为写得很好，现在正拟介绍熊老读马列主义书籍及毛主席著作。正在找书，如有所获，当即寄去。他们说熊老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此次对总理报告体会很深，是一明证。熊老若能把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转向研究唯物主义哲学，那一定是了不起的。你我都是党员，应帮助熊老向这方面发展。愚意如此，不知您们以为然否？我的意见，只供你们参考，请不向熊老谈及，以免生气。否则，他会‘小子何知，怎敢妄加议论？’反而不好。”
同年1月21日，周总理的赠书和董老的亲笔信发出后，沈德纯再次致函熊世菩夫妇：“一月十一日给董老的信，董老南行前收到。他说，熊老哲学背景，不仅他了解，我党好些同志亦了解。这个意思已在前给熊老信中说过。熊老以前的信，已转总理看过，并打印转送陈毅副总理、郭老阅过。你们能注意很好，但老人看总理报告，思想大有转变，不过要慢慢来。今日邮寄去毛选宋体字线装本四函，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各书，均为总理私人买送（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仅毛选四函工本费约85元。此系我们从总理办公室方面了解所知。你是党员，故转告。请不告知熊老。”
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熊十力作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他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这种高超的工作艺术充分体现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工作对于熊十力的思想转变和进步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帮助的。如果不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干扰的话，熊十力进步的幅度可能会更大。
1954年熊十力定居上海之后，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仍继续从事著述。1956年，他写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儒学的专著，约30万字。此书出版时遇到困难，董必武、郭沫若得知后马上出面设法帮助解决。该书1956年由上海龙门书局出版，印大字线装本上下两卷，印了1000套。熊十力应得稿费6000元，熊十力坚持只领一半。《原儒》问世后，熊十力又开始写《体用论》，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血管病复发，致使《体用论》未写完。成文稿9万多字亦由上海龙门印书局1958年排印发行。1959年该书局又出版了熊十力著《明心篇》。1961年熊十力写完《乾坤衍》，由中国科学院影印成书。1963年《存斋随笔》脱稿。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熊十力一生中最高产的时期，差不多每隔一两年就出一本书。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熊十力的著作在国内印行了七种，约90万字，几乎占他一生中所发表文字的三分之一。熊十力早已把著书立说看成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只要有一口气，他就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他在赠给王元化的诗中说：“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其实，他从未“停著述”，他把伏案写作当成人生最大的乐事。
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哲学教授中，熊十力是唯一没有宣布放弃自己原来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表示，他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他熊十力了。他仍旧按照原来的思路整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不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干扰。他写出多部专著，尽管遇到种种困难，毕竟都出版了（除《原儒》外其余著作都只印200册），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五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逐渐抬头，在人们心目中唯心论同反动派之间画上了等号。既然熊十力不宣布放弃唯心主义体系，就难免不被人误解。有些人把他看成“老顽固”，不愿意接近他；有些人想向他求教，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陈毅市长得知这一情况，便在上海市高等院校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号召大家去掉糊涂观念，大胆向熊十力求教，不要怕被人扣上“唯心论”的帽子。
熊十力难以割舍自己几十年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摸透了他的心思，期待着他的进步，但丝毫也不勉强他，并且十分尊重他的学术见解。1956年，陈毅同志写信给熊十力：
力老道鉴：
二月两信奉悉，积压甚久，作复迟，祈谅之。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应予照顾和协助。毛主席和党的政策如是订定甚为合理，我人所应遵办者也。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对尊著毅除佩赞外尚有若干意见，俟他日见面时再细谈。不日即奉命入藏，五月底返京南行，当图一晤。
匆致
敬礼！
陈毅
三月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亦触动了熊十力的思想脉搏。他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但也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从1964年底到1965年初，熊十力列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当他听到报告中引述毛泽东同志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间的关系论断后，颇有感触。他反复学习之后，写下心得札记请董必武阅后转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从这篇札记中可以看出，这位信奉唯心论的“新儒家”学者已向辩证唯物主义方向转化。
中央领导同志对于熊十力哲学思想的转化表示欢迎，鼓励他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周总理建议由董必武出面给熊十力适当地推荐几本著作，董老受周总理之托当即给熊十力写了一封亲笔信：
十力兄：
接读九日信，敬悉兄已于七日平安抵沪，欣甚，慰甚！
兄在京，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评价很高，前函已遵嘱转毛主席矣。
兄回沪后，仍继续研究周的报告，并认为报告体现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足见好学深思，度越流辈。兄如有兴趣，拟推荐毛主席著之《实践论》、《矛盾论》和恩格斯著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三本小册子，加以阅览，当能理解毛主席哲学之始末也。惟三本小册子坊间出版者皆小字，不便老人观览，弟拟妥大字本寄上，当徐阅之。
兄治哲学之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
尊函当如嘱送陈郭周诸同志传阅，特达。
顺颂
冬祺！
弟 董必武
一月十六日
为了方便老人读书，周恩来总理自己拿出90元钱，特地派人买到线装大字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这样的线装书印量很少，市场上不容易买到。周总理把这些书送给董必武同志，请他转赠熊十力，并请他不要告诉熊十力是个人花钱买的。董必武马上派秘书沈德纯同志将这些书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到熊十力在上海的寓所。董老在信中写道：
十力兄：
前函计达。尊函已转周总理阅。兹寄上毛选四函、恩格斯著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及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各一函。毛选宋体大字线装本系非卖品，恩格斯和毛主席哲学四篇系大字精装本，可供老人用。《实践论》和《矛盾论》，大字精装本外，宋体大字线装本在第一函第四册内也有。诸书均周总理代觅。
寄上之书，篇幅繁重，字数不少，恐不适于高年披阅。弟介绍之三篇，总共六万余字，篇幅比总理报告差不多，耗老人精力不会太大。又《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内有许多外国人名字，也有些故实，后附有注释，阅时可请世菩同志解释。
介绍外之各篇，由世菩同志陈述篇名，兄高兴读，可慢慢阅读。
顺颂
冬祺！
弟董必武
一月二十日
遵照董老的吩咐，沈德纯同志于1月15日也写信给熊世菩夫妇，请他们俩帮助老人阅读马列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信中称：“熊老此次来京，虽然参加会议不多，但自周总理报告后，对国内外大好形势了解很全面，再次给董老写信，董老、总理都认为写得很好，现在正拟介绍熊老读马列主义书籍及毛主席著作。正在找书，如有所获，当即寄去。他们说熊老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此次对总理报告体会很深，是一明证。熊老若能把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转向研究唯物主义哲学，那一定是了不起的。你我都是党员，应帮助熊老向这方面发展。愚意如此，不知您们以为然否？我的意见，只供你们参考，请不向熊老谈及，以免生气。否则，他会‘小子何知，怎敢妄加议论？’反而不好。”
同年1月21日，周总理的赠书和董老的亲笔信发出后，沈德纯再次致函熊世菩夫妇：“一月十一日给董老的信，董老南行前收到。他说，熊老哲学背景，不仅他了解，我党好些同志亦了解。这个意思已在前给熊老信中说过。熊老以前的信，已转总理看过，并打印转送陈毅副总理、郭老阅过。你们能注意很好，但老人看总理报告，思想大有转变，不过要慢慢来。今日邮寄去毛选宋体字线装本四函，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各书，均为总理私人买送（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仅毛选四函工本费约85元。此系我们从总理办公室方面了解所知。你是党员，故转告。请不告知熊老。”
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熊十力作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他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这种高超的工作艺术充分体现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工作对于熊十力的思想转变和进步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帮助的。如果不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干扰的话，熊十力进步的幅度可能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