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书议政
作为一名学者，熊十力最关心的还是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他秉笔直书，向党和人民政府陈述自己的见解，衷心希望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在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建设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1950年，一向不怎么过问政治的熊十力竟写出一篇评论明代改革家张居正政绩的文章，题目是《与友人论张江陵》。明万历元年（1578年），任明廷首辅的张居正下令实行变法。主要措施有：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田产；在全国逐步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各种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裁汰冗员，减少开支；任用戚继光等名将练兵备战，加强对北方鞑靼贵族入侵的防御；浚治黄河和淮河，兴修水利。变法收到一定效果，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居正曾采取禁讲学、毁书院等严厉手段打击那些反对变法的政敌。熊十力对张居正的政绩并不否定，但对他“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颇不以为然。熊十力指出，这些做法与秦始皇焚书、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毁灭文化一样，都是矫枉过正的愚蠢举动，都是非常错误的。熊十力从张居正的失策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改政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毛公恢宏旧学，主张评判接受，是纠江陵之失矣。”他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表示拥护，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全盘否定传统错误倾向的抬头存在着忧虑。
1951年，他又写出长达6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六经》（亦称《论六经》），透辟地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他说：“余年四十后，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哲学有国民性。治哲学者，自当以本国思想为根底，以外国思想为资助。吸收外人之长，以去吾固有之短，亦当考察外人之短，而发挥吾固有之长，供其借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容不得一毫自私心，更容不得一毫自薄心。余尝言，将来世界大同，犹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又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和，方有大同之福。”他恳切地指出：“欧化东来，吾固有学术思想，似日就湮废。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故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日就湮废的问题在旧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今新中国业已成立，应该把这一迫切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用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能融合的，二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应当是新中国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共和（国成立）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说，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因过去之长，而发挥光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借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已往，自不待言。”他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重视文化发展工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指日可待。他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道：“中国文化，在大地上自为一种体系。晚周学术复兴运动，此时纵不能作，而搜求晚周坠绪，存其种子，则万不可无此一段工夫。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迄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毛公主张评判接受，下怀不胜感奋，故敢抒其积怀。年来深感政府以大公之道，行苦干实干之政。余确有中夏复兴之信念，故对文化，欲效献曝之忱。”
熊十力在《论六经》中还提出一些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具体建议：“今奉书左右，至希垂察，并恳代呈毛公赐览，未知可否？书中所请，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与恢复内学院、智林图书馆、勉仁书院等办法，恳代达政务院，是否有当，伏候明教。辱在相知，故敢相渎。伯渠、必武、沫若诸先生，统希垂鉴。”他简要地介绍了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历史，充分肯定它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希望政府把内学院继续办下去，建议由欧阳竟无大师的高足吕澂先生主持院务。他说：“南京佛学研究机关，对革命人物不无相当影响。欧翁虽下世，而其弟子吕秋逸（吕澂）居士，克弘前业。当请政务院，函商南京省市政府，觅一房屋，为内学院院址，邀秋逸主持，暂聚生徒数名，由公家维护其生活，以后徐图扩充。吾于佛学，本不完全赞同，世所共知，然佛法在中国，究是一大学派，确有不可颠扑者在。内学院为最有历史性及成绩卓著之佛学机关，如其废坠，未免可惜。”
他希望政务院以及地方政府帮助马一浮在杭州把智林图书馆恢复起来，帮助梁漱溟把勉仁书院恢复起来，从事刻书事业，培养国学人才，使之成为保存、整理、弘扬国学的基地。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在1931年他曾向蔡元培先生提过建议，抗日战争时期居正、陶希圣为他争取过，均未成功。1946年他在孙颖川的帮助下办了个黄海化学社附设的哲学研究部，仅半年便因经费不继而中途夭折。1947年他还向北大校长胡适提过类似建议，因内战爆发而搁浅。他衷心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政府采纳，拨款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愿意牵头主持这一学术机构。
从1950年到1954年，熊十力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陈述自己的主张、建议和意见。据说毛泽东同志曾仔细阅读他的来信，并回信致谢。信中写道，“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毛泽东还曾派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到熊十力家看望这位热心于文化事业的爱国老人。熊十力很珍视毛泽东的回信，仔细地保存起来。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红卫兵查抄，此信也就不知下落了。熊十力向政府提出的几项建议因种种原因大都没有被采纳，只有恢复支那内学院一项，事隔多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算是得以实现。重新恢复的内学院改名为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冬天不能在室内生火取暖。室内温度低受不了，温度高，就犯病。北方的冬季寒冷漫长，不生火实在难熬。1954年秋，年近70岁的熊十力实在不能再适应北方的冬季生活了，便请求调到上海定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熊十力到上海后住在长子熊世菩家中。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老人多年不同家人住在一起，清静惯了，有些不太适应。上海市政府为了照顾熊十力，特将世菩在青云路的住宅楼下的住户迁出，腾出来给老人作书房。尽管如此，熊十力还是希望有一处独院，以便安心写作不受干扰。他直接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要求解决住房问题。陈毅同志满足了他的要求，委托市政府秘书长易文代找一合适的住处。1956年，熊十力全家搬到淮海中路（旧霞飞路），住进一幢花园式洋房。这里环境幽雅，适合于写作，熊十力比较满意。他雇了厨师和誊抄文稿的秘书，专心从事著述。
1956年，熊十力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连任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每次到北京开会，对于熊十力来说都是很难办的事。他乘座的车厢不能有取暖设备，而且必须开着车窗。一遇冷天，风呼呼地往车里灌，与他同一车厢的人真吃不消。服务人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先生是个怪老头，不大好伺候。陈毅呵呵一笑，说道：“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个卧票包厢好不好？”从此以后，熊十力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一个人使用有四个铺位的包厢。政协开会，年事已高的熊十力不耐久坐，但他保证做到“三到”，即开幕到、照相到、闭幕到。其余时间则住在宾馆看文件、读报纸、会见来客。熊十力每次到北京开会，周总理都非常关心，亲自过问他坐什么车，住什么房间，就连挂什么样的窗帘也都考虑到，真是体贴入微。周总理与熊十力相交甚笃，周总理多次请他吃饭，与他谈心。
熊十力是一位关心国事民瘼的正直学者，时刻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苦乐联系在一起。《原儒》一书出版后，熊十力考虑到国家正值经济建设时期，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他便提出该书稿费全部捐给国家，自己分文不取。后经有关领导同志反复劝说，他才拿了一半稿费。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刮得很厉害。农村办起公共食堂，粮食浪费现象相当严重。熊十力为此感到担忧，特地给家乡人民写信，提醒他们注意节约粮食，把糙米和米糠保存起来，以备荒年之用。果然不出熊十力所料，从1959年开始中国就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直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熊十力表示要同人民共甘苦。他多次写信给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全国政协的有关负责同志，请求减薪，以便分担国家的困难。在五六十年代，熊十力的工薪是比较高的，可是他仍旧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绝不讲排场、图奢侈。他不是那种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每月发工资，他都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周济乡下亲友，周济那些身处逆境中的朋友、弟子及其子女。
对于那些处在逆境中的朋友，熊十力不仅从经济上帮助他们，而且从精神上安慰和鼓励他们。1957年以后，王元化等人被错划为右派。他们情绪沮丧，心境悲凉，一时感到走投无路。他们找到熊十力倒苦水，熊十力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熊十力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要向前看，不要悲观。逆境是暂时的，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希望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挺起腰杆做人。王元化等人正是听了熊十力的开导，才没有消沉下去。熊十力一有机会就为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朋友申诉、辩诬。
熊十力是一位敢于说真话、实话的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被人们赞誉为党和人民政府的诤友。1953年，梁漱溟因一次发言被误解，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熊十力不为当时的气氛所左右，多次勇敢地站出来为梁漱溟说话。他说，中国目前正处于大乱之后，百业待兴。大乱之后宜当大治，而大治就要讲团结，不宜轻易发动思想批判运动。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熊十力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却被讥为“书生之见”，不予采纳。
1950年，一向不怎么过问政治的熊十力竟写出一篇评论明代改革家张居正政绩的文章，题目是《与友人论张江陵》。明万历元年（1578年），任明廷首辅的张居正下令实行变法。主要措施有：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田产；在全国逐步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各种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裁汰冗员，减少开支；任用戚继光等名将练兵备战，加强对北方鞑靼贵族入侵的防御；浚治黄河和淮河，兴修水利。变法收到一定效果，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居正曾采取禁讲学、毁书院等严厉手段打击那些反对变法的政敌。熊十力对张居正的政绩并不否定，但对他“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颇不以为然。熊十力指出，这些做法与秦始皇焚书、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毁灭文化一样，都是矫枉过正的愚蠢举动，都是非常错误的。熊十力从张居正的失策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改政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毛公恢宏旧学，主张评判接受，是纠江陵之失矣。”他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表示拥护，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全盘否定传统错误倾向的抬头存在着忧虑。
1951年，他又写出长达6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六经》（亦称《论六经》），透辟地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他说：“余年四十后，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哲学有国民性。治哲学者，自当以本国思想为根底，以外国思想为资助。吸收外人之长，以去吾固有之短，亦当考察外人之短，而发挥吾固有之长，供其借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容不得一毫自私心，更容不得一毫自薄心。余尝言，将来世界大同，犹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又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和，方有大同之福。”他恳切地指出：“欧化东来，吾固有学术思想，似日就湮废。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故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日就湮废的问题在旧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今新中国业已成立，应该把这一迫切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用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能融合的，二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应当是新中国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共和（国成立）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说，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因过去之长，而发挥光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借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已往，自不待言。”他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重视文化发展工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指日可待。他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道：“中国文化，在大地上自为一种体系。晚周学术复兴运动，此时纵不能作，而搜求晚周坠绪，存其种子，则万不可无此一段工夫。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迄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毛公主张评判接受，下怀不胜感奋，故敢抒其积怀。年来深感政府以大公之道，行苦干实干之政。余确有中夏复兴之信念，故对文化，欲效献曝之忱。”
熊十力在《论六经》中还提出一些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具体建议：“今奉书左右，至希垂察，并恳代呈毛公赐览，未知可否？书中所请，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与恢复内学院、智林图书馆、勉仁书院等办法，恳代达政务院，是否有当，伏候明教。辱在相知，故敢相渎。伯渠、必武、沫若诸先生，统希垂鉴。”他简要地介绍了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历史，充分肯定它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希望政府把内学院继续办下去，建议由欧阳竟无大师的高足吕澂先生主持院务。他说：“南京佛学研究机关，对革命人物不无相当影响。欧翁虽下世，而其弟子吕秋逸（吕澂）居士，克弘前业。当请政务院，函商南京省市政府，觅一房屋，为内学院院址，邀秋逸主持，暂聚生徒数名，由公家维护其生活，以后徐图扩充。吾于佛学，本不完全赞同，世所共知，然佛法在中国，究是一大学派，确有不可颠扑者在。内学院为最有历史性及成绩卓著之佛学机关，如其废坠，未免可惜。”
他希望政务院以及地方政府帮助马一浮在杭州把智林图书馆恢复起来，帮助梁漱溟把勉仁书院恢复起来，从事刻书事业，培养国学人才，使之成为保存、整理、弘扬国学的基地。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在1931年他曾向蔡元培先生提过建议，抗日战争时期居正、陶希圣为他争取过，均未成功。1946年他在孙颖川的帮助下办了个黄海化学社附设的哲学研究部，仅半年便因经费不继而中途夭折。1947年他还向北大校长胡适提过类似建议，因内战爆发而搁浅。他衷心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政府采纳，拨款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愿意牵头主持这一学术机构。
从1950年到1954年，熊十力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陈述自己的主张、建议和意见。据说毛泽东同志曾仔细阅读他的来信，并回信致谢。信中写道，“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毛泽东还曾派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到熊十力家看望这位热心于文化事业的爱国老人。熊十力很珍视毛泽东的回信，仔细地保存起来。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红卫兵查抄，此信也就不知下落了。熊十力向政府提出的几项建议因种种原因大都没有被采纳，只有恢复支那内学院一项，事隔多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算是得以实现。重新恢复的内学院改名为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冬天不能在室内生火取暖。室内温度低受不了，温度高，就犯病。北方的冬季寒冷漫长，不生火实在难熬。1954年秋，年近70岁的熊十力实在不能再适应北方的冬季生活了，便请求调到上海定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熊十力到上海后住在长子熊世菩家中。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老人多年不同家人住在一起，清静惯了，有些不太适应。上海市政府为了照顾熊十力，特将世菩在青云路的住宅楼下的住户迁出，腾出来给老人作书房。尽管如此，熊十力还是希望有一处独院，以便安心写作不受干扰。他直接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要求解决住房问题。陈毅同志满足了他的要求，委托市政府秘书长易文代找一合适的住处。1956年，熊十力全家搬到淮海中路（旧霞飞路），住进一幢花园式洋房。这里环境幽雅，适合于写作，熊十力比较满意。他雇了厨师和誊抄文稿的秘书，专心从事著述。
1956年，熊十力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连任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每次到北京开会，对于熊十力来说都是很难办的事。他乘座的车厢不能有取暖设备，而且必须开着车窗。一遇冷天，风呼呼地往车里灌，与他同一车厢的人真吃不消。服务人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先生是个怪老头，不大好伺候。陈毅呵呵一笑，说道：“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个卧票包厢好不好？”从此以后，熊十力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一个人使用有四个铺位的包厢。政协开会，年事已高的熊十力不耐久坐，但他保证做到“三到”，即开幕到、照相到、闭幕到。其余时间则住在宾馆看文件、读报纸、会见来客。熊十力每次到北京开会，周总理都非常关心，亲自过问他坐什么车，住什么房间，就连挂什么样的窗帘也都考虑到，真是体贴入微。周总理与熊十力相交甚笃，周总理多次请他吃饭，与他谈心。
熊十力是一位关心国事民瘼的正直学者，时刻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苦乐联系在一起。《原儒》一书出版后，熊十力考虑到国家正值经济建设时期，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他便提出该书稿费全部捐给国家，自己分文不取。后经有关领导同志反复劝说，他才拿了一半稿费。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刮得很厉害。农村办起公共食堂，粮食浪费现象相当严重。熊十力为此感到担忧，特地给家乡人民写信，提醒他们注意节约粮食，把糙米和米糠保存起来，以备荒年之用。果然不出熊十力所料，从1959年开始中国就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直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熊十力表示要同人民共甘苦。他多次写信给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全国政协的有关负责同志，请求减薪，以便分担国家的困难。在五六十年代，熊十力的工薪是比较高的，可是他仍旧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绝不讲排场、图奢侈。他不是那种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每月发工资，他都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周济乡下亲友，周济那些身处逆境中的朋友、弟子及其子女。
对于那些处在逆境中的朋友，熊十力不仅从经济上帮助他们，而且从精神上安慰和鼓励他们。1957年以后，王元化等人被错划为右派。他们情绪沮丧，心境悲凉，一时感到走投无路。他们找到熊十力倒苦水，熊十力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熊十力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要向前看，不要悲观。逆境是暂时的，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希望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挺起腰杆做人。王元化等人正是听了熊十力的开导，才没有消沉下去。熊十力一有机会就为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朋友申诉、辩诬。
熊十力是一位敢于说真话、实话的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被人们赞誉为党和人民政府的诤友。1953年，梁漱溟因一次发言被误解，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熊十力不为当时的气氛所左右，多次勇敢地站出来为梁漱溟说话。他说，中国目前正处于大乱之后，百业待兴。大乱之后宜当大治，而大治就要讲团结，不宜轻易发动思想批判运动。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熊十力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却被讥为“书生之见”，不予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