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暮年承新运
1945年，抗日战争终以中国人民胜利而告结束。熊十力离开他寄居八年之久的四川，回到武汉在连襟王浙磐（字孟荪）家暂住。1946年夏，化学实业家孙颖川创办黄海化学社哲学研究部，请熊十力主持其事。熊十力早就想创办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学术机构，他自然乐于应聘，随即再次入川，欣然前往重庆五通桥任职。他特为《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特辑》写了一篇讲词《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1947年春北京大学复校后，熊十力闻讯赶回北平。他原以为可以重过他当年初到北大那种平静沉思、专心治学的日子，想不到内战之火迅即燃起，时局动荡，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不得不再次飘零，辗转于武汉、上海、杭州、广州等地。1948年夏，他应张其昀、谢幼伟之邀到浙江大学讲学。他们为熊十力准备了寓所一套。熊十力以“漆园”名其室，并自号“漆园老人”，寄托他当时悲凉的心境，自比晚周“游于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的庄子。1948年秋，他南迁广州，在中山大学讲学，寄居在广州郊外化龙乡弟子黄艮庸的家中。1949年5月16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电台播发的路透社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镇武汉。熊十力极其兴奋，他当即在自己的记事簿上记下了这条消息，展开一张纸，挥毫泼墨写下“解放了”三个大字，以表示自己的心情。军人出身的熊十力知道，武汉一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广州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全国解放前夕，熊十力在去与留的抉择上，曾一度徘徊不定。一些朋友和弟子劝他离开大陆，他也曾动过去香港、台湾或者印度的念头，但随即打消了。自己治了一辈子国学，早已把自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捆在一起了，何况自己已年过花甲，怎么可能一下子离开生于斯、长于斯、忧于斯、乐于斯的故土呢？他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当然希望能回北京大学或者湖北老家，找个地方安度晚年，过几年平平静静的日子。但又心存疑虑：虽说自己过去抨击过当局的腐败统治，始终没有与其同流合污，但毕竟没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虽说自己长年埋首书斋，苦心孤诣地研究国学，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哲学信仰毕竟与马克思主义者不类。留下来又会怎么样呢？心里不大托底。他彷徨不安，十分焦躁，在疑虑中迎来了广州的解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广州解放后的第十天，竟收到老友董必武和郭沫若联名拍来的电报。电报请他迅即北上议事，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他回信表示感谢，并称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若能讲学尚可。1950年1月28日，他接到董必武副主席的回信：
十力老兄：
叠函均奉悉，并与沫若、彝初（马叙伦）、东荪、云川诸先生往复商酌，佥以为兄所提不做官、能讲学、路上要人招扶等，都容易办。只有找坐北向南房子一事，至今尚未弄妥。非敢缓也，求之实难。政府负责人现仍有住旅馆者，房子难觅，由此可见。但此非谓来京无住处也，只是不甚如意耳。西屏（李东翊）兄在言谈中表示兄留鄂。待返武昌后彼会与兄面谈也……此上来车盛，已函李主席（李先念）照顾，闻京汉路平时只有二等卧车开行，如无头等卧铺，亦请原谅！
专此即颂
近安！
弟 董必武
一月廿八日
接到董副主席的信，熊十力不好意思再推托了，决定立即动身乘车前往北京。广东省主席叶剑英同志受董必武同志之托，为熊十力买好火车票。安排人路上扶持，还亲自到车站送行。踏上北上的列车，熊十力心情十分激动。他已记不得多少次北上进京了，唯有这一次永生难忘：这是专程去中央人民政府商议国是，反映人民的意愿，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而不是为谋生行走奔波。他衷心感谢那些时刻惦念着自己的共产党人朋友。
列车行至他曾战斗过的地方武汉市。他打算下车略住几日，一来可以解除一下旅途的劳顿，二来可以会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叙乡情为快。林彪、李先念为他安排住所，设宴款待，湖北籍的郑位三亦到住所亲切看望。同年3月7日，熊十力在武汉收到郭沫若的信：
十力先生：
南信均奉到。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董老所布置之住所，尚为北房无怪。至它一切，均请不必过虑。
专复
顺颂大安！
郭沫若
三。七。
接到信后熊十力迅即动身，由武汉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专程到车站迎接，接待规格也相当高。
中央人民政府对熊十力的生活起居很关心，作了周到的安排，为他选择合适的住房，配备齐全的家具。先把他同义女仲光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北房五间，很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嘈杂，影响读书写作，请求调房。政府帮他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进一套独院的房子。未住多久，政府又给他在北海鸦儿胡同买了一处小四合院，请他搬入。这里出门不远就是什刹海后海。他在这里定居直到1954年离开北京为止。熊十力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他很喜欢在鸦儿胡同的小四合院。这里绿树环绕，碧水清澈，建筑古朴，恬静幽雅，虽离市中心很近，却有田园清趣，堪称“都市里的村庄”。这里过去曾是达官显贵居住的地方。在风清日朗的时候，熊十力经常到后海畔散步。时而饱览周围的景色，时而坐在长椅上沉思，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北京，熊十力最感亲切的老朋友要算是董必武同志了。他与董必武都是湖北人，又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年纪亦相仿，都已六旬以上。每逢二老相会，总是欢喜异常，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董必武身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要职，仍同熊十力称兄道弟，相处十分随便，十分融洽。熊十力在董必武面前也无拘无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刚到北京时，熊十力为择房、搬家、工作等事经常找董必武。董必武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十力听罢一笑了之，毫不介意，有事情仍照找不误。董必武深知熊十力的为人和禀性，曾赠给他一条幅，上书：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
董必武借用傅山论书法名句赞美熊十力坦诚、率真、质朴的人格。
除了董必武之外，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与熊十力交厚的还有郭沫若。他俩也是老相识。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避难四川，郭沫若带着桂圆和肉鸡，登门造访熊十力。二人交谈甚契，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有更多的大作问世，领袖学界群伦。熊十力到北京后，彼此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两位国学根柢深厚的著名学者经常在一起聚餐，谈古论今，参经求道。郭沫若劝熊十力到他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熊十力则表示“我还回北大老巢！”熊十力每逢在生活上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找到郭沫若的头上，郭沫若总是尽量帮助解决。
熊十力到京后联络了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常来看望熊十力的老朋友除了董必武夫妇、郭沫若夫妇外，还有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张申府、张岱年、林宰平、张云川等人。一些旧日的弟子也常来拜谒、求教。著名哲学家贺麟、艾思奇等人常与他在一起切磋学术。老朋友梁漱溟与他隔湖而居，更是常来常往。熊十力还结识了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熊十力的义女仲光在齐白石老人家里学画，两家有了来往。也许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酷爱吧，国学大师与国画大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竟然一见如故，相交十分默契。齐白石老人最佩服熊十力的人格与文采，曾请他为自己故去的老母写祭文，熊十力慨然应允。齐白石回赠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相报。齐白石把熊十力当作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熊十力在北京的这些年真是诸事如意、顺利，日子过得很舒心。
中央人民政府答应了熊十力“只讲学，不做官”的要求，没有在政府中给他安排任何职务。熊十力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同从前一样，他并不到校上课。有的时候贺麟教授带领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到熊十力家中听讲。1956年前，熊十力的工资是每月200元。1956年定为一级教授后，工资为每月345元。熊十力迁居上海工资仍由北大邮去，后来熊十力嫌邮寄太麻烦，改由上海市政协发给。
熊十力在北京的这些年备受礼遇，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亲眼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开国气象，庆幸自己能在暮年迎来新时代。他曾用“惟幸暮年承新运”的诗句表示自己的欣喜与快慰，表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衷心感谢之情。
全国解放前夕，熊十力在去与留的抉择上，曾一度徘徊不定。一些朋友和弟子劝他离开大陆，他也曾动过去香港、台湾或者印度的念头，但随即打消了。自己治了一辈子国学，早已把自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捆在一起了，何况自己已年过花甲，怎么可能一下子离开生于斯、长于斯、忧于斯、乐于斯的故土呢？他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当然希望能回北京大学或者湖北老家，找个地方安度晚年，过几年平平静静的日子。但又心存疑虑：虽说自己过去抨击过当局的腐败统治，始终没有与其同流合污，但毕竟没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虽说自己长年埋首书斋，苦心孤诣地研究国学，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哲学信仰毕竟与马克思主义者不类。留下来又会怎么样呢？心里不大托底。他彷徨不安，十分焦躁，在疑虑中迎来了广州的解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广州解放后的第十天，竟收到老友董必武和郭沫若联名拍来的电报。电报请他迅即北上议事，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他回信表示感谢，并称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若能讲学尚可。1950年1月28日，他接到董必武副主席的回信：
十力老兄：
叠函均奉悉，并与沫若、彝初（马叙伦）、东荪、云川诸先生往复商酌，佥以为兄所提不做官、能讲学、路上要人招扶等，都容易办。只有找坐北向南房子一事，至今尚未弄妥。非敢缓也，求之实难。政府负责人现仍有住旅馆者，房子难觅，由此可见。但此非谓来京无住处也，只是不甚如意耳。西屏（李东翊）兄在言谈中表示兄留鄂。待返武昌后彼会与兄面谈也……此上来车盛，已函李主席（李先念）照顾，闻京汉路平时只有二等卧车开行，如无头等卧铺，亦请原谅！
专此即颂
近安！
弟 董必武
一月廿八日
接到董副主席的信，熊十力不好意思再推托了，决定立即动身乘车前往北京。广东省主席叶剑英同志受董必武同志之托，为熊十力买好火车票。安排人路上扶持，还亲自到车站送行。踏上北上的列车，熊十力心情十分激动。他已记不得多少次北上进京了，唯有这一次永生难忘：这是专程去中央人民政府商议国是，反映人民的意愿，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而不是为谋生行走奔波。他衷心感谢那些时刻惦念着自己的共产党人朋友。
列车行至他曾战斗过的地方武汉市。他打算下车略住几日，一来可以解除一下旅途的劳顿，二来可以会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叙乡情为快。林彪、李先念为他安排住所，设宴款待，湖北籍的郑位三亦到住所亲切看望。同年3月7日，熊十力在武汉收到郭沫若的信：
十力先生：
南信均奉到。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董老所布置之住所，尚为北房无怪。至它一切，均请不必过虑。
专复
顺颂大安！
郭沫若
三。七。
接到信后熊十力迅即动身，由武汉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专程到车站迎接，接待规格也相当高。
中央人民政府对熊十力的生活起居很关心，作了周到的安排，为他选择合适的住房，配备齐全的家具。先把他同义女仲光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北房五间，很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嘈杂，影响读书写作，请求调房。政府帮他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进一套独院的房子。未住多久，政府又给他在北海鸦儿胡同买了一处小四合院，请他搬入。这里出门不远就是什刹海后海。他在这里定居直到1954年离开北京为止。熊十力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他很喜欢在鸦儿胡同的小四合院。这里绿树环绕，碧水清澈，建筑古朴，恬静幽雅，虽离市中心很近，却有田园清趣，堪称“都市里的村庄”。这里过去曾是达官显贵居住的地方。在风清日朗的时候，熊十力经常到后海畔散步。时而饱览周围的景色，时而坐在长椅上沉思，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北京，熊十力最感亲切的老朋友要算是董必武同志了。他与董必武都是湖北人，又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年纪亦相仿，都已六旬以上。每逢二老相会，总是欢喜异常，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董必武身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要职，仍同熊十力称兄道弟，相处十分随便，十分融洽。熊十力在董必武面前也无拘无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刚到北京时，熊十力为择房、搬家、工作等事经常找董必武。董必武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十力听罢一笑了之，毫不介意，有事情仍照找不误。董必武深知熊十力的为人和禀性，曾赠给他一条幅，上书：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
董必武借用傅山论书法名句赞美熊十力坦诚、率真、质朴的人格。
除了董必武之外，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与熊十力交厚的还有郭沫若。他俩也是老相识。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避难四川，郭沫若带着桂圆和肉鸡，登门造访熊十力。二人交谈甚契，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有更多的大作问世，领袖学界群伦。熊十力到北京后，彼此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两位国学根柢深厚的著名学者经常在一起聚餐，谈古论今，参经求道。郭沫若劝熊十力到他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熊十力则表示“我还回北大老巢！”熊十力每逢在生活上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找到郭沫若的头上，郭沫若总是尽量帮助解决。
熊十力到京后联络了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常来看望熊十力的老朋友除了董必武夫妇、郭沫若夫妇外，还有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张申府、张岱年、林宰平、张云川等人。一些旧日的弟子也常来拜谒、求教。著名哲学家贺麟、艾思奇等人常与他在一起切磋学术。老朋友梁漱溟与他隔湖而居，更是常来常往。熊十力还结识了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熊十力的义女仲光在齐白石老人家里学画，两家有了来往。也许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酷爱吧，国学大师与国画大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竟然一见如故，相交十分默契。齐白石老人最佩服熊十力的人格与文采，曾请他为自己故去的老母写祭文，熊十力慨然应允。齐白石回赠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相报。齐白石把熊十力当作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熊十力在北京的这些年真是诸事如意、顺利，日子过得很舒心。
中央人民政府答应了熊十力“只讲学，不做官”的要求，没有在政府中给他安排任何职务。熊十力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同从前一样，他并不到校上课。有的时候贺麟教授带领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到熊十力家中听讲。1956年前，熊十力的工资是每月200元。1956年定为一级教授后，工资为每月345元。熊十力迁居上海工资仍由北大邮去，后来熊十力嫌邮寄太麻烦，改由上海市政协发给。
熊十力在北京的这些年备受礼遇，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亲眼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开国气象，庆幸自己能在暮年迎来新时代。他曾用“惟幸暮年承新运”的诗句表示自己的欣喜与快慰，表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衷心感谢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