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外王求致用
作为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把“成己”当作主要的价值目标，但他并不忽略“成物”。“成物”也是他所主张的价值取向之一。依据“体用不二”原则，熊十力认为，“内圣成己”作为道德价值的源头，理应通过“外王成物”的渠道得以贯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流于“有体无用”的空疏。“成己”是熊十力对道德价值的认同，而“成物”则是他对功利价值的认同。在他看来，这两种价值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在处理“成己”与“成物”或“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熊十力总结并吸取了前儒的理论教训。他指出，偏重成己而忽视成物，或者说偏重内圣而忽略外王，几乎是前儒的通病。汉儒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之后，宋明理学家继其绪进一步，将非功利主义推向顶峰。“理学家究是禅与老气味重。栖神虚寂，而难语于孔子乾元行健，富有日新，及孟子扩充之妙。其思想方面，亦往往过拘于身心之间。”他们空谈心性，蔑视事功，“平时神乎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已离开了孔子“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的大旨。他们同佛老一样，有体而无用，“没有一点活气”。熊十力对理学家轻视事功、空疏迂陋的头巾气毫不留情地予以披露。据他看来，宋明理学家由于没有处理好成己与成物的关系，错误地把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对立起来，结果弄得道德价值源头干涸，无法在人生践履中得以贯彻。所以说，宋明理学“未能完全承续儒家精神”，以至于出现“宋明以来，贤儒之鲜造于世运”的怪现象。熊十力强调，现代新儒家应当牢牢汲取理学家的教训，决不能再步他们的后尘，力图全面把握“内圣外王”之学，把成己与成物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
出于对“成物”的重视，熊十力并不像东方文化派那样盲目地排斥西方的制度文化。他认为西方器物文化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西洋社会与政治等方面，许多重大改革，而中国几皆无之”。在中国，“数千年来君主政治，时或遇着极昏暗，天下自然生变。到变乱起时，也只任互相杀伐。俟其间有能者出来，才得平定，仍然做君主。此便是顺事势自然，不加人力改造。若是肯用人力改造局面时，他受了君主政治许多昏暗之祸，自然会想到民治制度，同来大改造一番。西洋人便是这样，中国人却不如此”。熊十力坦率地承认，在勇于改造社会这一点上，中国不如西方。“西洋改造之雄，与夫著书立说，谈群理究治术之士，皆从其活泼泼的全副精神，上下古今，与历观万事万物，而推其得失之由，究夫万变之则。其发明真理，持以喻人，初若奇说怪论，久而知其无以易也。如君民问题、贫富问题、男女问题，乃至种种皆是也。”相比之下，“宋儒反身功夫甚密，其于察世变，皆极肤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以“成己”为特长，而西方文化的强项在于“成物”，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而健全的人生态度则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内圣外王并重，成己成物兼顾。他主张：“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至于物理世界，则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当挹取，又何可忽乎？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而人道亨，治道具矣。吾人于西学当虚怀容纳，以详其得失；于先哲之典，尤须布之遐陬使得息其臆测，睹其本然。融会之业，此为首基。”熊十力以现代新儒家的开放心态拥抱西方文化中的精粹，倡导民主政治，主张学习西方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的“成物”说已突破封建时代思想家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思想藩篱，对功利主义表示认同，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这是他早年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蒸馏而形成的思想升华。但他把“成己”或“反己之学”看成融会西学的首基，终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俗袭。
总之，熊十力主张把“内圣成己”与“外王成物”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便发端于“内圣”的道德价值源头，通过“外王”的渠道得以贯彻，同时实现“成己”（道德价值）和“成物”（功利价值）两个价值目标。跳出熊十力的思想体系之外来看他的这种主张，其实也就是倡导以唯心主义本体论为指导原则去处时应变，经世致用，接受新知，建功立业。当他强调“外王成物”这一侧面时，指斥宋明理学家的虚妄迂陋，揭露佛老耽空滞寂、尚玄贵无，远绍明清实学家的务实传统，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倾向；但由于他不愿意放弃“内圣至上”的伦理主义原则，致使这种唯物主义倾向难以伸展开来。熊十力主观上认为他已经把“内圣成己”与“外王成物”统一起来了，其实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内圣至上的唯心主义原则与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倾向是不相容的，从“内圣至上”无法引申出“经世致用”来，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当他强调“外王成物”这一侧面时，他实际上已离开了“内圣成己”的务虚原则；而他强调“内圣成己”这一侧面时，必然排斥“外王成物”的务实倾向。从“新唯识论”本体论的观点上看，执著现实、支离务外将导致有用无体的近视症。如何弥缝“内圣成己”和“外王成物”之间的裂缝，成为困扰现代新儒家的难题之一。牟宗三等辈承接熊十力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盛倡“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论，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问难，即：怎样才能“开出”？二者如何“接榫”？至今他们也没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恐怕是解不开的死结。对于熊十力来说，他无法从“本心”本体中顺利地引导出物质世界一样，他也无法从“内圣至上”的唯心主义伦理原则中引导出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人生观。这种矛盾性在他论及如何培养“成己成物”的理想人格即如何成为圣人的问题上，便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在处理“成己”与“成物”或“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熊十力总结并吸取了前儒的理论教训。他指出，偏重成己而忽视成物，或者说偏重内圣而忽略外王，几乎是前儒的通病。汉儒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之后，宋明理学家继其绪进一步，将非功利主义推向顶峰。“理学家究是禅与老气味重。栖神虚寂，而难语于孔子乾元行健，富有日新，及孟子扩充之妙。其思想方面，亦往往过拘于身心之间。”他们空谈心性，蔑视事功，“平时神乎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已离开了孔子“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的大旨。他们同佛老一样，有体而无用，“没有一点活气”。熊十力对理学家轻视事功、空疏迂陋的头巾气毫不留情地予以披露。据他看来，宋明理学家由于没有处理好成己与成物的关系，错误地把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对立起来，结果弄得道德价值源头干涸，无法在人生践履中得以贯彻。所以说，宋明理学“未能完全承续儒家精神”，以至于出现“宋明以来，贤儒之鲜造于世运”的怪现象。熊十力强调，现代新儒家应当牢牢汲取理学家的教训，决不能再步他们的后尘，力图全面把握“内圣外王”之学，把成己与成物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
出于对“成物”的重视，熊十力并不像东方文化派那样盲目地排斥西方的制度文化。他认为西方器物文化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西洋社会与政治等方面，许多重大改革，而中国几皆无之”。在中国，“数千年来君主政治，时或遇着极昏暗，天下自然生变。到变乱起时，也只任互相杀伐。俟其间有能者出来，才得平定，仍然做君主。此便是顺事势自然，不加人力改造。若是肯用人力改造局面时，他受了君主政治许多昏暗之祸，自然会想到民治制度，同来大改造一番。西洋人便是这样，中国人却不如此”。熊十力坦率地承认，在勇于改造社会这一点上，中国不如西方。“西洋改造之雄，与夫著书立说，谈群理究治术之士，皆从其活泼泼的全副精神，上下古今，与历观万事万物，而推其得失之由，究夫万变之则。其发明真理，持以喻人，初若奇说怪论，久而知其无以易也。如君民问题、贫富问题、男女问题，乃至种种皆是也。”相比之下，“宋儒反身功夫甚密，其于察世变，皆极肤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以“成己”为特长，而西方文化的强项在于“成物”，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而健全的人生态度则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内圣外王并重，成己成物兼顾。他主张：“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至于物理世界，则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当挹取，又何可忽乎？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而人道亨，治道具矣。吾人于西学当虚怀容纳，以详其得失；于先哲之典，尤须布之遐陬使得息其臆测，睹其本然。融会之业，此为首基。”熊十力以现代新儒家的开放心态拥抱西方文化中的精粹，倡导民主政治，主张学习西方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的“成物”说已突破封建时代思想家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思想藩篱，对功利主义表示认同，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这是他早年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蒸馏而形成的思想升华。但他把“成己”或“反己之学”看成融会西学的首基，终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俗袭。
总之，熊十力主张把“内圣成己”与“外王成物”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便发端于“内圣”的道德价值源头，通过“外王”的渠道得以贯彻，同时实现“成己”（道德价值）和“成物”（功利价值）两个价值目标。跳出熊十力的思想体系之外来看他的这种主张，其实也就是倡导以唯心主义本体论为指导原则去处时应变，经世致用，接受新知，建功立业。当他强调“外王成物”这一侧面时，指斥宋明理学家的虚妄迂陋，揭露佛老耽空滞寂、尚玄贵无，远绍明清实学家的务实传统，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倾向；但由于他不愿意放弃“内圣至上”的伦理主义原则，致使这种唯物主义倾向难以伸展开来。熊十力主观上认为他已经把“内圣成己”与“外王成物”统一起来了，其实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内圣至上的唯心主义原则与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倾向是不相容的，从“内圣至上”无法引申出“经世致用”来，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当他强调“外王成物”这一侧面时，他实际上已离开了“内圣成己”的务虚原则；而他强调“内圣成己”这一侧面时，必然排斥“外王成物”的务实倾向。从“新唯识论”本体论的观点上看，执著现实、支离务外将导致有用无体的近视症。如何弥缝“内圣成己”和“外王成物”之间的裂缝，成为困扰现代新儒家的难题之一。牟宗三等辈承接熊十力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盛倡“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论，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问难，即：怎样才能“开出”？二者如何“接榫”？至今他们也没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恐怕是解不开的死结。对于熊十力来说，他无法从“本心”本体中顺利地引导出物质世界一样，他也无法从“内圣至上”的唯心主义伦理原则中引导出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人生观。这种矛盾性在他论及如何培养“成己成物”的理想人格即如何成为圣人的问题上，便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