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思修交尽
熊十力提出性智和量智分途说，对性智直觉作了一些神秘主义描述，而对量智又作了许多限制，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因而受到学术界一些人的批评。熊十力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批评，不承认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他在一些文章和论著中多次提到自己“并不反知”。不过，这种批评也促使他反省，亦发现自己在论述中对性智与量智的关系阐述得不够全面。晚年他在修定《新唯识论》编纂壬辰删简本时对这一点作了补充论证，提出“思修交尽”说。他在该书《明宗》章最后一节写道：“夫哲学以上达天德为究竟（达者犹云证会，天德犹云本体，非谓天帝），其功夫要在思修交尽。”他在《十力语要初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思修交尽”说是熊十力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思”指“量智”，“修”是指“性智”。“思修交尽”是对性智和量智互相补充关系的肯定。
熊十力指出，性智和量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但二者之间除了对立的关系之外，还有并行而不悖的互补关系。他修正了早年提出的把量智限制在现象层面、视之为“见体”蔽障的论点，认为量智在“见体”时亦可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以自己治学的经历为例，说明这一观点：“余之学，始乎思辨，而必极乎体认，但体认有得，终亦不废思辨。”这就是说，在性智实证本体之前，量智是一种必要的准备，而在性智实证本体之后，仍为不可缺少的补充。“见体以后，必依性智而起量智，即昔儒所谓不废格物穷理之功是也。”总起来说，在“见体”之前或之后，都应当贯彻“融思辨以入体认”的原则，使量智与性智交互为用，这样才能收到“称体起用”、“左右逢源”的最佳效果。他说：“专事修养者，大本即立，毋须绝圣弃智，将见一切知识皆是称体起用，所谓左右逢源是也。”这就是熊十力提出的“思修交尽”说的要点。他声称将在《量论》一书中详细阐明这一观点，曾对自己弟子说：“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并重，余欲为《量论》一书，明此义。”《量论》始终没有写出，他的观点亦没有充分展开。他的“思修交尽”说虽没有放弃原来的学术立场，但力图避开把性智与量智对立起来的倾向，使之认识论的非理性主义色彩有所淡化。
从“思修交尽”的观点出发，熊十力反省了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不足。他指出：“吾国学术，夙尚体认而轻辩智，其所长在是，而短亦伏焉。”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过分偏重性智体认，而忽视量智思辨，以宋明理学家最为典型。“宋明诸儒不求思辨之术，虽高谈体认，而思辨未清，则不以混沌为体认之实得者鲜矣。”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概莫能外。“程朱一派，其释大学格物虽无误，而其治学精神究不在此，故未尝注意于格物之术。陆王一派，求识本体，固立乎其大，独惜曲解大学格物之教，高谈本心，忽视格物，其流不趋于佛家出世，即有离群遗世，甚至玩世之病。”在明清之际，实学派的思想家们就已揭露宋明理学的空疏之弊，但未作深层次的理论分析。熊十力能从认识论角度挖掘宋明理学之所以陷于空疏的根源，还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一定的新意和理论深度。
熊十力指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忽视量智的缺陷，可以通过中西学术交流的途径得以弥补。如果说中国哲学以讲究性智见长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则以讲究量智见长。因此，“中国人诚宜融摄西洋以自广”。他曾告诫自己的弟子：“诸生处今之世，为学务求慎思明辨，毋愧宏通。其于逻辑，宜备根基，不可忽而不究也。”熊十力对中西哲学认识论特点的概括未必妥当，但他提出的通过中西哲学交流、融会，从而取长补短以发展思维科学和认识论学说的设想，却是可行的。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熊十力的认识论中包含着某些真理颗粒，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摘取其中的瑰宝。但平心而论，他对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等等一些关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都没能作更深入的探索。他的“性量分途”说主要是为了给他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寻找理论依据。由于受到这一理论动机的制约，他对性智直觉加以夸大、神化，而对量智加以限制、贬低。他本人主观上也想避开非理性主义倾向，反复申明“新论》中时有冥然自证语，此系证量境界，乃超过理智思考及推论之旨，而与反理智之说的绝不相干”。“玄学决不可反对理智，而必由理智走到超理智的境地。”他提出“思修交尽”之说，试图把性智与量智处理成并行不悖的互补关系。尽管如此，他始终把性智说成实证本体的根本途径，使量智从属于性智，并且把性智描绘成类似禅宗顿悟的神秘体验，并未使他在认识论方面摆脱非理性主义倾向，这乃是不可掩的事实。
§§第八章 成己成物
熊十力指出，性智和量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但二者之间除了对立的关系之外，还有并行而不悖的互补关系。他修正了早年提出的把量智限制在现象层面、视之为“见体”蔽障的论点，认为量智在“见体”时亦可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以自己治学的经历为例，说明这一观点：“余之学，始乎思辨，而必极乎体认，但体认有得，终亦不废思辨。”这就是说，在性智实证本体之前，量智是一种必要的准备，而在性智实证本体之后，仍为不可缺少的补充。“见体以后，必依性智而起量智，即昔儒所谓不废格物穷理之功是也。”总起来说，在“见体”之前或之后，都应当贯彻“融思辨以入体认”的原则，使量智与性智交互为用，这样才能收到“称体起用”、“左右逢源”的最佳效果。他说：“专事修养者，大本即立，毋须绝圣弃智，将见一切知识皆是称体起用，所谓左右逢源是也。”这就是熊十力提出的“思修交尽”说的要点。他声称将在《量论》一书中详细阐明这一观点，曾对自己弟子说：“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并重，余欲为《量论》一书，明此义。”《量论》始终没有写出，他的观点亦没有充分展开。他的“思修交尽”说虽没有放弃原来的学术立场，但力图避开把性智与量智对立起来的倾向，使之认识论的非理性主义色彩有所淡化。
从“思修交尽”的观点出发，熊十力反省了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不足。他指出：“吾国学术，夙尚体认而轻辩智，其所长在是，而短亦伏焉。”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过分偏重性智体认，而忽视量智思辨，以宋明理学家最为典型。“宋明诸儒不求思辨之术，虽高谈体认，而思辨未清，则不以混沌为体认之实得者鲜矣。”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概莫能外。“程朱一派，其释大学格物虽无误，而其治学精神究不在此，故未尝注意于格物之术。陆王一派，求识本体，固立乎其大，独惜曲解大学格物之教，高谈本心，忽视格物，其流不趋于佛家出世，即有离群遗世，甚至玩世之病。”在明清之际，实学派的思想家们就已揭露宋明理学的空疏之弊，但未作深层次的理论分析。熊十力能从认识论角度挖掘宋明理学之所以陷于空疏的根源，还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一定的新意和理论深度。
熊十力指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忽视量智的缺陷，可以通过中西学术交流的途径得以弥补。如果说中国哲学以讲究性智见长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则以讲究量智见长。因此，“中国人诚宜融摄西洋以自广”。他曾告诫自己的弟子：“诸生处今之世，为学务求慎思明辨，毋愧宏通。其于逻辑，宜备根基，不可忽而不究也。”熊十力对中西哲学认识论特点的概括未必妥当，但他提出的通过中西哲学交流、融会，从而取长补短以发展思维科学和认识论学说的设想，却是可行的。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熊十力的认识论中包含着某些真理颗粒，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摘取其中的瑰宝。但平心而论，他对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等等一些关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都没能作更深入的探索。他的“性量分途”说主要是为了给他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寻找理论依据。由于受到这一理论动机的制约，他对性智直觉加以夸大、神化，而对量智加以限制、贬低。他本人主观上也想避开非理性主义倾向，反复申明“新论》中时有冥然自证语，此系证量境界，乃超过理智思考及推论之旨，而与反理智之说的绝不相干”。“玄学决不可反对理智，而必由理智走到超理智的境地。”他提出“思修交尽”之说，试图把性智与量智处理成并行不悖的互补关系。尽管如此，他始终把性智说成实证本体的根本途径，使量智从属于性智，并且把性智描绘成类似禅宗顿悟的神秘体验，并未使他在认识论方面摆脱非理性主义倾向，这乃是不可掩的事实。
§§第八章 成己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