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范畴的辩证法
熊十力与古代哲学家不同。他不是用经验事实展示辩证法思想，而是借助范畴分析表达他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自己对矛盾法则的理解，除了提出翕辟范畴之外，还提出了体用、时空、有无、数量、同异、因果等范畴。其中体用是关于本体的范畴，时空等是关于物质世界的范畴。在对这些范畴的分析中，他力图贯彻“相反相成”的矛盾法则。
关于体用，熊十力的看法是：“体用本不二，而亦有分。心物本不二，而亦有分，此是哲学追本穷源，到尽头处……识得有分，即见矛盾。”他认为体用乃是“不一不异”的矛盾关系，既可分又不可分。可分性在于；“体无差别，用乃万殊。于万殊中，而指出其无差别之体。故洪建皇极，而万化皆由真宰，万理皆有统宗。本无差别体，而显现为万殊之用。”用是“万殊”，是“多”，体是“一”，二者是对立的，所以说“体用不得不分疏”。不可分性在于：“用，固然不即是体，而不可离用觅体。因为本体全成为万殊的用，即一一用上，都具全体，故即用显体。”“一言乎用，则其本体全成为用，而不可于用外觅体。一言乎体，则是无穷妙用。”体与用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内在地联结在一起，所以说，“体用二词，只是约义分言之，实则不可析为二片的物事”，“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
在“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中，体用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本质与现象。也就是说，他关于体用既可分又不可分的思想实际上包含着本质与现象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受到唯心主义体系的限制，他没有把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首先，他否认由“用”建构的物质世界的真实性，认为物质世界不过是从“俗谛”的角度“假说为物”而已；从“真谛”的角度看，只有无差别的“体”才是绝对真实的。这就意味着，体“真”用“假”，二者根本对立。这样一来，他就无法找到使二者统一起来的内在根据。他借用佛教的“二谛义”，只是逃避了理论上的困难，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其次，他引用佛教“大海水与众沤”之喻对体用的统一性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他没有能够从实际事物的多样性出发说明普遍联系，揭示“多”中之“一”，而是撇开事物的多样性，把一切等同于抽象的“一体”。这就是在同一性问题上走向了抽象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歧路。他所描述的同一性，正是黑格尔所嘲笑的那种“在黑夜中看牛都是黑”的抽象的同一性。熊十力对同一性的理解重复了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错误结论。
熊十力设计了一张关于物质世界的范畴表，此表由时空、有无、数量、同异、因果等范畴组成。对于这些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联系，熊十力都作了辩证的分析和解说。
（1）时空。熊十力指出，时空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他说：“我们以为空相和时相，若克就物言，只是物的存在的形式。我们假设物是有的，即是存在的。如此，则凡物定有扩展相，否则此物根本不存在。由扩展相故，方乃说物是存在的。亦复由扩展相故，即显上下四方等空相。故知空间非实有，只是物的存在的形式。又凡物定有延续相，若延续义不成者，即此物根本不存在。由延续相故，方乃说物是存在的，亦复由延续相故，即显过、现、未等时相。故知时间非实有，只是物的存在的形式。”他把物的存在看成“假设”，认为空间时间“非实有”，这是唯心主义观点。但是，透过重重唯心主义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时间、空间和事物内在统一的思想是合乎辩证法的。他批判了那种脱离具体事物而设想“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形而上学时空观，认为这种时空观是主观虚构的“抽象概念”。这种批判不无道理。
（2）有无。他说：“凡物，具有某种相用等等，是名为有。既具有如是相用，同时，不更具他相用。物各有其所有，即各无其所无。如地球具有椭圆形，则方形是其所本无。”在物质世界中，有无相对而言：对于一事物来说，它具有某种属性，可谓之“有”；然而这种肯定性的“有”同时就包含着否定性的“无”。说某物是“圆”，就不能同时是“方”，可谓之“无”。“有”即是肯定，“无”则是否定。“有”是判定“无”的基础。“有”、“无”在某种具体事物上获得了统一，如果离开具体事物，既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总之，“有无”是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熊十力对有无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不同于佛老的虚无主义观点。
（3）数量。熊十力对数量关系的解释是：“一切物互相差别而又互相关联，因此才有数量。没有差别，固无数量可言。假如只是差别，完全没有关联，亦无所谓数量。须知，数量的意义，就是于差别中有综合，而综合却是与关联相对应的。”举个例子来说，“八大行星”就是把金星、水星、地球、土星、木星、火星、海王星、冥王星等八个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行星综合在一起形成的数量概念。他提出的“数量就是于差别中有综合”的思想，包含着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对于人们认识数的本质很有帮助。这种数量观也是对把数量理解为“独立共相”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此外，熊十力把数量理解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正确的。这是在“新唯识论”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唯物主义因素。
（4）同异。熊十力认为“同异二法，以互相反得名”。同异也是物质宇宙中间的普遍联系之一，并不是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关系。他分析说：“夫万物繁然，一一自相，莫不互异。但举共相，又莫不齐同。然自共相，亦由互相观待，现差别故。由斯同异，因物付物。”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是自相（个别）与共相（一般）的统一体。例如拿“桌子”来说，“这张桌子”是它的自相，表明它只是在一定的时空位置存在着的一张桌子，而不再是别的什么东西。可是桌子是工人制造出来的，又可称为“人造物”，“人造物”不限于桌子，还有其他东西，所以“人造物”对于“桌子”来说是共相。熊十力的分析表明，自相和共相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没有脱离自相的“独立共相”，也没有与共相无关的自相。所以，“同异，依自共相显。自共相又随其所观待如何而为推移。故自共相不固定，同异亦非死法”。他对同异范畴的分析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
（5）因果。熊十力关于因果的看法是：“一切事物，皆相依故有。以此待彼故，说彼为此因，彼亦待此或余法故（余法，犹云其他事物），亦应说此或余法与彼作因。准此而谈，因果只就事物之互相关系而假立。每一事物在其极复杂的或无穷的关系之中，必有其相依最切近者。以故，吾人欲甄明某一事物之因，唯取其所依最切近的事物，假说为因。”他认为因果关系是物质世界中普遍的联系之一，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都可视为因果关系。广义地说，某个事物的“因”是无限多的。乃至整个世界，狭义地说，同某个事物关系最亲近的那个事物方可称为“因”。例如，砚台平置在桌子上面，桌子是支撑砚台使其不得堕地的主要原因。然而，桌子又平置在地球之上，地球又在宇宙中间，这些都可视为支撑砚台的间接原因。他强调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旨在打破那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因果链条。他在批判由此及彼的机械因果律时说：“吾言因果，只从关系上说。设如一旦事物的关系有变更，即不能说有某因决定造生某果，将无往而不然。这种主张，是吾之因果说所不容允许的。然吾并非不许有因果，只是不许有固定的因果而已。”他的这种看法无疑具有辩证法因素。但他把因果关系仅仅归结为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也是片面的。另外，他抓住事物之间因果联系之一点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仍未摆脱佛教“缘起”说的影响，最终将辩证法因素湮没在唯心主义体系之中。
他解释说，空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故居首；有无表明某物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表明该物的基本属性，故列空时之后，排在第二位；数量将各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事物综合起来，故列有无之后，排在第三位；同异揭示个别与一般的联系，帮助人们从质的角度把握对象，故列数量之后，排在第四位；因果带有总结性质，故放在最后。熊十力是现代中国哲学界唯一设计过范畴表的思想家。他提出的范畴表虽然过于简单，各个范畴之间的联系说明得也比较牵强，但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的范畴论对于我们研究范畴的联系和转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是个可贵的理论思维成果。
总而言之，熊十力关于范畴的辩证法思想确实很有特色，表明他是有思想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关于物质世界的五项范畴的探索，猜测到客观辩证法的某些侧面。这无疑是包含在“新唯识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摘取埋在泥土里的珍宝。他关于体用范畴的分析，虽然亦不乏辩证思维的闪光，但是他为了维护其唯心主义的哲学结论，终于由辩证法滑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终究要窒息辩证法--熊十力哲学再一次提供了这样的理论思维教训。
关于体用，熊十力的看法是：“体用本不二，而亦有分。心物本不二，而亦有分，此是哲学追本穷源，到尽头处……识得有分，即见矛盾。”他认为体用乃是“不一不异”的矛盾关系，既可分又不可分。可分性在于；“体无差别，用乃万殊。于万殊中，而指出其无差别之体。故洪建皇极，而万化皆由真宰，万理皆有统宗。本无差别体，而显现为万殊之用。”用是“万殊”，是“多”，体是“一”，二者是对立的，所以说“体用不得不分疏”。不可分性在于：“用，固然不即是体，而不可离用觅体。因为本体全成为万殊的用，即一一用上，都具全体，故即用显体。”“一言乎用，则其本体全成为用，而不可于用外觅体。一言乎体，则是无穷妙用。”体与用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内在地联结在一起，所以说，“体用二词，只是约义分言之，实则不可析为二片的物事”，“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
在“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中，体用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本质与现象。也就是说，他关于体用既可分又不可分的思想实际上包含着本质与现象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受到唯心主义体系的限制，他没有把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首先，他否认由“用”建构的物质世界的真实性，认为物质世界不过是从“俗谛”的角度“假说为物”而已；从“真谛”的角度看，只有无差别的“体”才是绝对真实的。这就意味着，体“真”用“假”，二者根本对立。这样一来，他就无法找到使二者统一起来的内在根据。他借用佛教的“二谛义”，只是逃避了理论上的困难，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其次，他引用佛教“大海水与众沤”之喻对体用的统一性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他没有能够从实际事物的多样性出发说明普遍联系，揭示“多”中之“一”，而是撇开事物的多样性，把一切等同于抽象的“一体”。这就是在同一性问题上走向了抽象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歧路。他所描述的同一性，正是黑格尔所嘲笑的那种“在黑夜中看牛都是黑”的抽象的同一性。熊十力对同一性的理解重复了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错误结论。
熊十力设计了一张关于物质世界的范畴表，此表由时空、有无、数量、同异、因果等范畴组成。对于这些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联系，熊十力都作了辩证的分析和解说。
（1）时空。熊十力指出，时空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他说：“我们以为空相和时相，若克就物言，只是物的存在的形式。我们假设物是有的，即是存在的。如此，则凡物定有扩展相，否则此物根本不存在。由扩展相故，方乃说物是存在的。亦复由扩展相故，即显上下四方等空相。故知空间非实有，只是物的存在的形式。又凡物定有延续相，若延续义不成者，即此物根本不存在。由延续相故，方乃说物是存在的，亦复由延续相故，即显过、现、未等时相。故知时间非实有，只是物的存在的形式。”他把物的存在看成“假设”，认为空间时间“非实有”，这是唯心主义观点。但是，透过重重唯心主义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时间、空间和事物内在统一的思想是合乎辩证法的。他批判了那种脱离具体事物而设想“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形而上学时空观，认为这种时空观是主观虚构的“抽象概念”。这种批判不无道理。
（2）有无。他说：“凡物，具有某种相用等等，是名为有。既具有如是相用，同时，不更具他相用。物各有其所有，即各无其所无。如地球具有椭圆形，则方形是其所本无。”在物质世界中，有无相对而言：对于一事物来说，它具有某种属性，可谓之“有”；然而这种肯定性的“有”同时就包含着否定性的“无”。说某物是“圆”，就不能同时是“方”，可谓之“无”。“有”即是肯定，“无”则是否定。“有”是判定“无”的基础。“有”、“无”在某种具体事物上获得了统一，如果离开具体事物，既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总之，“有无”是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熊十力对有无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不同于佛老的虚无主义观点。
（3）数量。熊十力对数量关系的解释是：“一切物互相差别而又互相关联，因此才有数量。没有差别，固无数量可言。假如只是差别，完全没有关联，亦无所谓数量。须知，数量的意义，就是于差别中有综合，而综合却是与关联相对应的。”举个例子来说，“八大行星”就是把金星、水星、地球、土星、木星、火星、海王星、冥王星等八个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行星综合在一起形成的数量概念。他提出的“数量就是于差别中有综合”的思想，包含着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对于人们认识数的本质很有帮助。这种数量观也是对把数量理解为“独立共相”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此外，熊十力把数量理解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正确的。这是在“新唯识论”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唯物主义因素。
（4）同异。熊十力认为“同异二法，以互相反得名”。同异也是物质宇宙中间的普遍联系之一，并不是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关系。他分析说：“夫万物繁然，一一自相，莫不互异。但举共相，又莫不齐同。然自共相，亦由互相观待，现差别故。由斯同异，因物付物。”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是自相（个别）与共相（一般）的统一体。例如拿“桌子”来说，“这张桌子”是它的自相，表明它只是在一定的时空位置存在着的一张桌子，而不再是别的什么东西。可是桌子是工人制造出来的，又可称为“人造物”，“人造物”不限于桌子，还有其他东西，所以“人造物”对于“桌子”来说是共相。熊十力的分析表明，自相和共相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没有脱离自相的“独立共相”，也没有与共相无关的自相。所以，“同异，依自共相显。自共相又随其所观待如何而为推移。故自共相不固定，同异亦非死法”。他对同异范畴的分析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
（5）因果。熊十力关于因果的看法是：“一切事物，皆相依故有。以此待彼故，说彼为此因，彼亦待此或余法故（余法，犹云其他事物），亦应说此或余法与彼作因。准此而谈，因果只就事物之互相关系而假立。每一事物在其极复杂的或无穷的关系之中，必有其相依最切近者。以故，吾人欲甄明某一事物之因，唯取其所依最切近的事物，假说为因。”他认为因果关系是物质世界中普遍的联系之一，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都可视为因果关系。广义地说，某个事物的“因”是无限多的。乃至整个世界，狭义地说，同某个事物关系最亲近的那个事物方可称为“因”。例如，砚台平置在桌子上面，桌子是支撑砚台使其不得堕地的主要原因。然而，桌子又平置在地球之上，地球又在宇宙中间，这些都可视为支撑砚台的间接原因。他强调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旨在打破那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因果链条。他在批判由此及彼的机械因果律时说：“吾言因果，只从关系上说。设如一旦事物的关系有变更，即不能说有某因决定造生某果，将无往而不然。这种主张，是吾之因果说所不容允许的。然吾并非不许有因果，只是不许有固定的因果而已。”他的这种看法无疑具有辩证法因素。但他把因果关系仅仅归结为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也是片面的。另外，他抓住事物之间因果联系之一点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仍未摆脱佛教“缘起”说的影响，最终将辩证法因素湮没在唯心主义体系之中。
他解释说，空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故居首；有无表明某物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表明该物的基本属性，故列空时之后，排在第二位；数量将各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事物综合起来，故列有无之后，排在第三位；同异揭示个别与一般的联系，帮助人们从质的角度把握对象，故列数量之后，排在第四位；因果带有总结性质，故放在最后。熊十力是现代中国哲学界唯一设计过范畴表的思想家。他提出的范畴表虽然过于简单，各个范畴之间的联系说明得也比较牵强，但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的范畴论对于我们研究范畴的联系和转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是个可贵的理论思维成果。
总而言之，熊十力关于范畴的辩证法思想确实很有特色，表明他是有思想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关于物质世界的五项范畴的探索，猜测到客观辩证法的某些侧面。这无疑是包含在“新唯识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摘取埋在泥土里的珍宝。他关于体用范畴的分析，虽然亦不乏辩证思维的闪光，但是他为了维护其唯心主义的哲学结论，终于由辩证法滑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终究要窒息辩证法--熊十力哲学再一次提供了这样的理论思维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