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辩证法溯源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谈到，在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辩证法思想同本体论思想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才分开来讲，在这一章集中评述熊十力“翕辟成变”的概念辩证法思想。
中国哲学一向以重视辩证思维著称于世。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轰动世界科学巨著中，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也注意到，中国有重视整体性的辩证思维传统。他认为耗散结构论与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比较接近。
在中国先秦时期，道家辩证法、兵家辩证法和儒家辩证法先后问世，在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所倚，福分祸所伏”，“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命题皆是千古传诵的名言。《老子》提出的道德、常可、有无、天地、阴阳、动静、强弱、兴废、正奇、吉凶等八九十对辩证的概念或范畴，初步论述了对立而相互依存、相互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等矛盾关系。《孙子》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正能变奇，奇能变正”、“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等辩证法思想，认为正奇、乱治、弱强等等互相对立的方面均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命题，形成以“阴阳”为中心范畴的儒家辩证法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些辩证法思想为后人留下丰厚的遗产，启迪着后来哲学家的智慧，为他们从事理论思维的创造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材料。
熊十力作为酷爱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特别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发掘辩证思维的珍宝，用来作为他建立“新唯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大地上凡有高深文化之国，其发明辩证法最早者，莫有如中国”。他认为中国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伏羲画八卦，发明阴（），阳（）两个符号，便把对立的统一看成宇宙最一般的规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熊十力最欣赏《易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孔子作《易》，首以阴阳成变解决宇宙论中之心物问题，盖本其所观测于万物万事万化者，莫不由于辩证法。因此深究心物问题，从宇宙开端，已是阴阳成变，断不可作片面观。故易之辩证法，彻上彻下，《论语》所谓一以贯之是也。”在他看来，《易传》的辩证法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宇宙观，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他正是从《易传》的“阴阳成变”说中受到启发，进一步发挥思想原创力，提出“翕辟成变”理论，用来解决“有能变否”以及“如何成功此变”这样两个体用观必须回答的问题。
熊十力也从道家的辩证法中吸取思想营养，用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等观点描述宇宙的发展变化过程。《老子》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熊十力认为这段话精湛地概括了宇宙的辩证发展进程，并且同《易传》的说法若符合节。他断言：“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这种说法就是申达大易三爻成卦之旨，用以表示相反相成的法则。因为有了一，便有二，这二便与一相反。同时又有了三。此三却是根据一（三，本不即是一，只是根据于一），而与二反，却能转化乎二以归于和。易云‘保合太和’，是也。惟有两相反而成乎和，所以完成其全体之发展，若惟单纯，固无变化。若惟矛盾而不相融和，则摧伤必多。”熊十力还用《老子》的表述方式阐述他的“翕辟成变”说。他在《体用论》中写道：“恒转动而成翕。才有翕，便有辟。唯其有对，所以成变。恒转是一，其显为翕也，几于不守自性，此便是二，所谓一生二是也。然而恒转毕竟常如其性，决不会物化。故翕势方起，即有辟势同时俱起，此辟便是三。所谓二生三是也。”熊十力的这种解释在细节上未必符合《老子》的原意，但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却是深契于老子的辩证法的。
熊十力在挖掘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也努力从西方哲学中引进有益的思想材料，尤其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在熊十力致力于国学研究，创立“新唯识论”思想体系的时候，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已传入中国。熊十力执教的北大哲学系当时是中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中国最早的研究黑格尔的专家、曾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颐在北大任教授，介绍黑格尔哲学成绩最大、《小逻辑》的翻译者贺麟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这种环境中，尽管熊十力因不通外文不可能系统地研读黑格尔的原著，但通过耳濡目染，与专家交流以及阅读中文介绍性文字等途径，亦可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个大概的了解。因此，他间接地接受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完全是可能的。这种影响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随处可见。例如，熊十力自觉地把“矛盾”范畴引入“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中；而关于翕（物）是辟（心）的表现形式的思想同黑格尔的外化理论颇相近；至于他十分强调心与物的整体性，显然也是借鉴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影响。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熊十力关于恒转为一、翕为二、辟为三的论证方式，尽管被挂在老子的名下，但仍可以明显地看到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的痕迹。熊十力因不能直接阅读黑格尔的原著，有时也难免产生一些误解。例如，他批评黑格尔说：“西哲黑格尔之徒，只得矛盾的意义，而终无由窥此仁体。”这种看法显然落于偏见。事实上，黑格尔在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特别注重揭示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特别强调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的关系，指出每一方只有在同另一方相联系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熊十力的这些误解并不妨碍他从总体上把握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他正是因为受到黑格尔的启发，才努力去克服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直观性和素朴性，力图把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提高到概念辩证法的理论高度。
中国哲学一向以重视辩证思维著称于世。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轰动世界科学巨著中，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也注意到，中国有重视整体性的辩证思维传统。他认为耗散结构论与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比较接近。
在中国先秦时期，道家辩证法、兵家辩证法和儒家辩证法先后问世，在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所倚，福分祸所伏”，“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命题皆是千古传诵的名言。《老子》提出的道德、常可、有无、天地、阴阳、动静、强弱、兴废、正奇、吉凶等八九十对辩证的概念或范畴，初步论述了对立而相互依存、相互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等矛盾关系。《孙子》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正能变奇，奇能变正”、“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等辩证法思想，认为正奇、乱治、弱强等等互相对立的方面均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命题，形成以“阴阳”为中心范畴的儒家辩证法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些辩证法思想为后人留下丰厚的遗产，启迪着后来哲学家的智慧，为他们从事理论思维的创造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材料。
熊十力作为酷爱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特别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发掘辩证思维的珍宝，用来作为他建立“新唯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大地上凡有高深文化之国，其发明辩证法最早者，莫有如中国”。他认为中国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伏羲画八卦，发明阴（），阳（）两个符号，便把对立的统一看成宇宙最一般的规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熊十力最欣赏《易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孔子作《易》，首以阴阳成变解决宇宙论中之心物问题，盖本其所观测于万物万事万化者，莫不由于辩证法。因此深究心物问题，从宇宙开端，已是阴阳成变，断不可作片面观。故易之辩证法，彻上彻下，《论语》所谓一以贯之是也。”在他看来，《易传》的辩证法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宇宙观，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他正是从《易传》的“阴阳成变”说中受到启发，进一步发挥思想原创力，提出“翕辟成变”理论，用来解决“有能变否”以及“如何成功此变”这样两个体用观必须回答的问题。
熊十力也从道家的辩证法中吸取思想营养，用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等观点描述宇宙的发展变化过程。《老子》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熊十力认为这段话精湛地概括了宇宙的辩证发展进程，并且同《易传》的说法若符合节。他断言：“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这种说法就是申达大易三爻成卦之旨，用以表示相反相成的法则。因为有了一，便有二，这二便与一相反。同时又有了三。此三却是根据一（三，本不即是一，只是根据于一），而与二反，却能转化乎二以归于和。易云‘保合太和’，是也。惟有两相反而成乎和，所以完成其全体之发展，若惟单纯，固无变化。若惟矛盾而不相融和，则摧伤必多。”熊十力还用《老子》的表述方式阐述他的“翕辟成变”说。他在《体用论》中写道：“恒转动而成翕。才有翕，便有辟。唯其有对，所以成变。恒转是一，其显为翕也，几于不守自性，此便是二，所谓一生二是也。然而恒转毕竟常如其性，决不会物化。故翕势方起，即有辟势同时俱起，此辟便是三。所谓二生三是也。”熊十力的这种解释在细节上未必符合《老子》的原意，但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却是深契于老子的辩证法的。
熊十力在挖掘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也努力从西方哲学中引进有益的思想材料，尤其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在熊十力致力于国学研究，创立“新唯识论”思想体系的时候，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已传入中国。熊十力执教的北大哲学系当时是中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中国最早的研究黑格尔的专家、曾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颐在北大任教授，介绍黑格尔哲学成绩最大、《小逻辑》的翻译者贺麟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这种环境中，尽管熊十力因不通外文不可能系统地研读黑格尔的原著，但通过耳濡目染，与专家交流以及阅读中文介绍性文字等途径，亦可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个大概的了解。因此，他间接地接受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完全是可能的。这种影响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随处可见。例如，熊十力自觉地把“矛盾”范畴引入“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中；而关于翕（物）是辟（心）的表现形式的思想同黑格尔的外化理论颇相近；至于他十分强调心与物的整体性，显然也是借鉴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影响。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熊十力关于恒转为一、翕为二、辟为三的论证方式，尽管被挂在老子的名下，但仍可以明显地看到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的痕迹。熊十力因不能直接阅读黑格尔的原著，有时也难免产生一些误解。例如，他批评黑格尔说：“西哲黑格尔之徒，只得矛盾的意义，而终无由窥此仁体。”这种看法显然落于偏见。事实上，黑格尔在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特别注重揭示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特别强调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的关系，指出每一方只有在同另一方相联系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熊十力的这些误解并不妨碍他从总体上把握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他正是因为受到黑格尔的启发，才努力去克服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直观性和素朴性，力图把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提高到概念辩证法的理论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