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原外王
《庄子天下篇》在概述先秦百家争鸣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熊十力认为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指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在他看来，儒学包括内圣学和外王学两个方面。外王学是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内圣学是儒家的哲学伦理思想。这两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内圣学是理论核心，外王学是内圣学的贯彻和伸展。
何谓“外王”？熊十力提出一种独特的解释。他指出，这里的“王”不是“帝王”的王。“王者，往义”。所谓外王是指以儒家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为指导，处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经世致用，安邦定国。这就是说，外王学绝不是“应帝王”的奴儒之学，而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社会的指南针或方向盘。然而，孔子发明的外王学却没有得到贯彻和发扬，反倒遭到后儒的毁弃与曲解。“吕秦以焚坑毁学，汉人窜乱六经，假借孔子以护帝制。孔子之外王学，根本毁绝，谁复问其真相！”
珍宝即使被埋没仍旧是珍宝。尽管孔子的外王学遭到厄运，还是可以从前人留下的著作中寻找出它的踪影。熊十力自称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发现了孔子外王学的大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熊十力猜测，孔子的外王学在汉代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限制，不能见诸文字，但在儒生的讲堂上还可以“口义相传”。深研儒家之学的董仲舒自然能了解孔子外王学的大概，不过他并不愿意得罪权贵，所以在公开场合不敢讲。只是在同司马迁闲聊时无意之中透露出消息，遂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根据《史记》中的这条材料，熊十力断言“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就是孔子外王学的基本纲领。熊十力的立论虽有“孤证”之嫌，总算是于史有据。
熊十力认为，孔子的外王学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列国互谋吞并，战祸日亟，民生困惫，孔子盖深知唐虞三代之法制，不得不随时更变，始以改造思想为要图，而创发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新学说”。在熊十力心目中，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时代，有见于君主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毅然决定改弦更张，探索新的政治经济模式，提出外王学的大胆构想。
--外王学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改“家天下”为“公天下”。“六经之外王学，实不容许有少数人宰割天下最大多数之统治阶级存在。”外王学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弥缝统治阶级与私有制之缺陷的“小康之礼教”，“创发天下为公之大道”。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人人懂得自尊、自爱、自立，享有高度的民主权利。虽设有天子，然而“天子之职与俸，与民主共和国之首长正无异”。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人相欺的现象，精神文明极其发达，依靠礼乐维系良好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礼者，敬以持己而不敢偷（敬者，礼之本），敬以持人而不敢侮，修于外以养其内也。乐者，冲和而不倚，同物而无己，诚于忠，以形诸外也。礼乐交修而和与敬之德本醇固。”熊十力相信，孔子设计的大同社会符合人类进化发展的大趋势，终有一天会变为现实。“盖社会发展，由蒙昧而迸进，终乃突跃而至于全人类大同太平。人类以格物之功而能开物、备物、变化裁成乎万物。利用安身，驯至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之盛而人道尊严极矣。”换句话说，大同社会乃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归宿。在这里，熊十力把进化论学说引入儒家的大同理论，为这一古老的学说涂上一层现代釉彩。
--外王学要求废除私有制，实行“均平”“联合”的“儒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根除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废除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云何本天下为公之道，以立制度？大人世及之体与私有制悉废除，即荡平阶级而建立天下一家之新制，是谓公。”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一切事业归国营，社会财富平均分配，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更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们的经济地位一律平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人们自愿组成经济联合体，互相协作，发展工业生产，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由于废除了私有制，人们消除了私有观念，道德水平极大地提高。“天下一家之制度下，人人可以表现其道德智慧，所以者何？天下之人人，皆化私而为公，戒涣散而务合群，则智慧超脱小己利害之外，而与日月合其明。”也就是说，只有在大同之世，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外王学主张发展科学，格物致知，驾驭自然力，使之为人类服务。“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熊十力认为儒家并不反对科学，因此把儒家思想同科学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孔子儒学尊重知识的价值，鼓励人们追求知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外王学也就是格物学。正如孔子的大道学没有传下来一样，孔子的格物学也没有传下来。那些迂腐无知的儒生竟以“玩物丧志”之名厚诬孔子格物学，遂使格物学沉沦。“自汉以下，二千数百年间格物学废。”致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逐渐落在西方的后面。但这个责任绝不能要孔子承当，难辞其咎的应当是那些视格物之学为“玩物丧志”“奇技淫巧”的腐儒。
由上述不难看出，熊十力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阐释儒家外王学的。他从外王学中看到的是民主，是科学，是“天下为公”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他对外王的解释已远远超出经世致用的范围，注入了新鲜的时代内容。熊十力勾勒出的“儒家社会主义”蓝图，虽然没有可行性，但的确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这是无可置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出熊十力对私有制的厌恶，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憎恨。熊十力阐扬的“儒家社会主义”当然难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但也透露出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与向往，透露出他关心人民疾苦的古道热肠。
何谓“外王”？熊十力提出一种独特的解释。他指出，这里的“王”不是“帝王”的王。“王者，往义”。所谓外王是指以儒家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为指导，处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经世致用，安邦定国。这就是说，外王学绝不是“应帝王”的奴儒之学，而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社会的指南针或方向盘。然而，孔子发明的外王学却没有得到贯彻和发扬，反倒遭到后儒的毁弃与曲解。“吕秦以焚坑毁学，汉人窜乱六经，假借孔子以护帝制。孔子之外王学，根本毁绝，谁复问其真相！”
珍宝即使被埋没仍旧是珍宝。尽管孔子的外王学遭到厄运，还是可以从前人留下的著作中寻找出它的踪影。熊十力自称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发现了孔子外王学的大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熊十力猜测，孔子的外王学在汉代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限制，不能见诸文字，但在儒生的讲堂上还可以“口义相传”。深研儒家之学的董仲舒自然能了解孔子外王学的大概，不过他并不愿意得罪权贵，所以在公开场合不敢讲。只是在同司马迁闲聊时无意之中透露出消息，遂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根据《史记》中的这条材料，熊十力断言“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就是孔子外王学的基本纲领。熊十力的立论虽有“孤证”之嫌，总算是于史有据。
熊十力认为，孔子的外王学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列国互谋吞并，战祸日亟，民生困惫，孔子盖深知唐虞三代之法制，不得不随时更变，始以改造思想为要图，而创发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新学说”。在熊十力心目中，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时代，有见于君主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毅然决定改弦更张，探索新的政治经济模式，提出外王学的大胆构想。
--外王学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改“家天下”为“公天下”。“六经之外王学，实不容许有少数人宰割天下最大多数之统治阶级存在。”外王学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弥缝统治阶级与私有制之缺陷的“小康之礼教”，“创发天下为公之大道”。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人人懂得自尊、自爱、自立，享有高度的民主权利。虽设有天子，然而“天子之职与俸，与民主共和国之首长正无异”。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人相欺的现象，精神文明极其发达，依靠礼乐维系良好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礼者，敬以持己而不敢偷（敬者，礼之本），敬以持人而不敢侮，修于外以养其内也。乐者，冲和而不倚，同物而无己，诚于忠，以形诸外也。礼乐交修而和与敬之德本醇固。”熊十力相信，孔子设计的大同社会符合人类进化发展的大趋势，终有一天会变为现实。“盖社会发展，由蒙昧而迸进，终乃突跃而至于全人类大同太平。人类以格物之功而能开物、备物、变化裁成乎万物。利用安身，驯至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之盛而人道尊严极矣。”换句话说，大同社会乃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归宿。在这里，熊十力把进化论学说引入儒家的大同理论，为这一古老的学说涂上一层现代釉彩。
--外王学要求废除私有制，实行“均平”“联合”的“儒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根除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废除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云何本天下为公之道，以立制度？大人世及之体与私有制悉废除，即荡平阶级而建立天下一家之新制，是谓公。”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一切事业归国营，社会财富平均分配，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更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们的经济地位一律平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人们自愿组成经济联合体，互相协作，发展工业生产，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里，由于废除了私有制，人们消除了私有观念，道德水平极大地提高。“天下一家之制度下，人人可以表现其道德智慧，所以者何？天下之人人，皆化私而为公，戒涣散而务合群，则智慧超脱小己利害之外，而与日月合其明。”也就是说，只有在大同之世，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外王学主张发展科学，格物致知，驾驭自然力，使之为人类服务。“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熊十力认为儒家并不反对科学，因此把儒家思想同科学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孔子儒学尊重知识的价值，鼓励人们追求知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外王学也就是格物学。正如孔子的大道学没有传下来一样，孔子的格物学也没有传下来。那些迂腐无知的儒生竟以“玩物丧志”之名厚诬孔子格物学，遂使格物学沉沦。“自汉以下，二千数百年间格物学废。”致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逐渐落在西方的后面。但这个责任绝不能要孔子承当，难辞其咎的应当是那些视格物之学为“玩物丧志”“奇技淫巧”的腐儒。
由上述不难看出，熊十力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阐释儒家外王学的。他从外王学中看到的是民主，是科学，是“天下为公”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他对外王的解释已远远超出经世致用的范围，注入了新鲜的时代内容。熊十力勾勒出的“儒家社会主义”蓝图，虽然没有可行性，但的确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这是无可置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出熊十力对私有制的厌恶，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憎恨。熊十力阐扬的“儒家社会主义”当然难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但也透露出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与向往，透露出他关心人民疾苦的古道热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