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六经新证
研究儒学当然离不开儒家的经典。那么，流传到现在的儒家六经是否可靠？对于这一问题熊十力提出独特的看法。
熊十力不同意学术界流行的“六经为后儒陆续补作”的看法，认定六经为孔子所作，专门写了一篇《六经为孔子所作》的专著，阐述他的观点。不过，他认为孔子所作的六经并非现在看到的六经；现在看到的六经是秦火之后汉儒补缀成书的。汉儒在整理六经时，出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目的，篡改了孔子的原意。“汉武与董仲舒定孔子为一尊。实则其所尊者，非真孔子。乃以禄利诱一世之儒生，尽力发揭封建思想与维护君主统治之邪说，而托于孔子以便号召。故汉儒所弘宣之六艺经传，实非孔门本本。”经汉儒之手整理的六经不可全信，然而又不能不信，因为舍此之外至今尚未发现别的版本。熊十力指出：“汉人传来之经，保存大道者犹不少。惜乎汉宋群儒传注，一致本大义以为说而大道遂隐。”汉儒虽然篡改了六经，但毕竟保存了六经原有的一些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隐含着孔子大道学的真义，关键在于怎么读。如会读，亦可不为传注所限，捕捉到大道学的真义。遗憾的是汉宋群儒中间竟然没有一个善读儒经的。自从董仲舒发明“微言大义”说以来，后儒竞相效尤，纷纷为君主专制制度作论，遂使大道湮没。熊十力感到，自己有责任清除蒙在六经上的封建主义尘垢，还其本来面目。他主张求儒学真义当在先秦时期，不可轻信汉儒传注。“由大易、春秋、周官（即周礼）三经，参以礼记诸经，谨于抉择，犹可窥见内圣外王之大体。”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对儒家六经作了新的考证、梳理。
（1）《易经》。易经一向为儒生所重，推为六经之首。汉儒认为易经为周文王所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唐孔颖达发现《易》卦、爻辞中经常提到文王以后的史实，推翻了汉儒的说法。近现代学者多认为《周易》作为占筮之书，大约成书于周代，它是多人陆续写成，非出于一人之手。熊十力对这些说法一概弃之不取，断定《周易》出于孔子的手笔。他没有采取史学家们的史实考据方法，而是采取“思想考证”的方法证明他的观点。理由是：既然大家公认《周易》是儒家六经之首，公认孔子是儒家的奠基人，那么也就等于承认《周易》只能出于孔子之手；因为如此成熟、精辟的儒家代表作，非孔子莫能为之。他不否认《周易》的前身可能是卜筮之书，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孔子写定的《周易》才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哲理经典。作为哲理经典的《周易》是不能还原为卜筮之书的，二者有原则区别。“孔子乃别为彖、象、文言、系辞传、序卦等，以发挥己之哲学思想。”从孔子开始，《周易》的主要思想影响并不是卜筮之书，而是深邃的宇宙大法、人生哲理。它为儒家立大本、开大源，构筑起儒家本体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熊十力认为，《周易》（他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一书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他感慨地说：“大哉孔子《周易》也，人天大典，镇国之宝！”
熊十力指出，自汉代以来儒生们关于《周易》的传注数以千计，真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不得要领，偏离了《周易》的原旨。“汉易无论何家，其为说，都与孔子之辞不相应”，因为他们的方法不对头。“汉易之方法，只向卦与卦、爻与爻之间去作活计，自然不会探及道理。”在熊十力看来，汉易学家解易的路数其实并不是儒家的路数。“汉世易家同主象数，实皆古术数家支流。”他们受到象数学的局限，忽略了义理的探求。宋明理学家比汉易学家要明智一点，他们努力捕捉《易》理，突破了象数的樊篱。可是，“宋以来治《易》者，其所谓人事，皆继承汉人拥护统治之主张，提倡忠君思想，程颐之《易传》，其愚陋甚于汉人。杨氏诚斋《易传》师法程氏之意……皆广陈用人、行政得失，垂为鉴戒。冀帝王之修省，好自为之。”他们受到“应帝王”狭隘眼光的限制，不能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难免对《周易》产生种种误解，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很有限。在熊十力的眼里，在从前的易学家中，成绩最大的要算是王夫之了。“船山易传，在汉宋群儒中，独有精守，虽有二元之嫌，其犹白日有时而蚀，终无损于大明之失也。”不过，王夫之也未能完全探到《周易》的精意，“船山时有精思，而未识孔子之旨，则无可为之讳也”。
熊十力认为《周易》是六经中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它幸免于秦火，虽经汉儒曲解，但大体无改，基本上是可信的。不过，其中也有个别之处系后儒伪造而混入其中。例如，“余窃怪系辞传，门宗明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数语者，显然背叛易义。古之术数家以天或君皆为乾之象，地或臣民皆为坤之象，其言天尊地卑者，即谓君居上位，为至尊；而臣民卑下也，此必非圣人之言”。熊十力心目中的孔子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对者，不当有如此言论。这种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绝非孔子的主张。“详玩孔子之意，则君与臣，在人格与道义上纯属平等。”所以要弄懂《周易》的精义，就不能完全拘泥于文字，必须大胆地清除羼入其中的糟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方是善读书之人。熊十力抛开前儒的传注，直接从经典出发，把《周易》一书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囊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全部内容。他在《乾坤衍》中写道：“先圣《大易》一经，广大至极，无所不包通，而可约之为内圣、外王两方面……内圣学，解决宇宙人生诸大问题，《中庸》所谓‘成己’之学是也；外王学解决社会政治诸大问题，《中庸》所谓‘成物’之学是也。”他在《原儒》中写道：“易说卦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言而总括内圣外王之全体。”熊十力认为《周易》之所以居六经之首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他声称，这也是他服膺儒家的最根本原因。他在《新唯识论》、《读经示要》、《原儒》、《乾坤衍》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的学术思想“归宗儒家大易”。
第二，用辩证法解决心物关系问题，确立儒家“内圣学”的最高原则。阴阳是《周易》中两个基本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凝结着辩证法的精髓。“孔子作《易》，首以阴阳成变解决宇宙论中之心物问题，盖本其所观测于万事万物万化者，莫不由辩证法，因此深穷心物问题，从宇宙开端，已是阴阳成变，断不可作片面观，故易之于辩证法，彻上彻下，《论语》所谓一以贯之是也。”依据辩证法，《周易》形成心物不二、体用不二的原则，从本体论、宇宙论而人生论，建立起物我一体的儒家思想体系。按照这一体系，宇宙的本体即是真实的存在，万物乃本体的显现，因而在“终极关怀”方面杜绝了任何宗教崇拜的可能。熊十力说：“孔子作《易》，废除天帝。于流行而洞彻其元，于万有而认识其体，譬之于翻腾活跃的众沤，而明了其本身即大海水。是故万有即实体，即流行，即真元。一言以蔽之曰：体用不二。”
第三，从“体用不二”原则出发观察社会历史，要求推翻封建统治，实行社会革命，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提出儒家外王学的理论框架。熊十力认为《周易》实则是孔子向君主专制制度宣战的挑战书。“孔子明知周天子不可维持，《大传》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云云。孔子盖以天子统治天下之乱制，由夏殷至于西周，不可不废除，故倡导革命也。”在熊十力看来，《周易》中“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群龙无首”等警句都隐含着革命的思想，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君主统治，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权，从而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对《易乾卦》作了别开生面的释义：
乾元初爻曰潜龙，《文言》曰：‘潜龙勿用，下也。’此言群众卑贱处，不得展其用，乃受统治者压抑之象。二爻，见龙在田。则革命潜力已发展于社会，是为见龙之象。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大成未成，不得不乾乾也。九四，或跃在渊。或跃，则几于倾复统治，而夺其大柄矣。然犹未能遽遂，故曰在渊，仍处下也。九五，飞龙在天。则大功竟成，主权在人民，上下易位矣，故为飞龙在天之象。上九，亢龙有悔。明统治崩溃，乃天则之不爽也。
经过熊十力这样的解释，《周易》简直就成了一篇人民革命的宣言书！成了一份孔子制定的推翻君主制度的战略规划图！如此解《易》虽未免有将古人现代化之嫌，然而熊十力的确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的，同封建社会中的儒生千方百计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2）《春秋》经。《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之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是一部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孟子》、《史记》、《汉书》等均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返之正，莫近于《春秋》”。汉儒认为，《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史书，而是孔子借记事寄托“微言大义”的论著，遂尊为儒家经典，汉景帝时即立《春秋》博士，最早立于官学。《春秋》也是儒生们意见分歧最大的一部儒家经典。属于今文经学的注释有《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因董仲舒宣扬而大行于世。《穀梁传》旧题谷梁赤写定，体裁与解释方法与《公羊传》相近，但具体说法亦有不少歧异，学术影响没有《公羊传》大。属于古文经学的注释有《春秋左氏传》。据司马迁说系鲁国左丘明作，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熊十力既不采纳今文经学的看法，也不采纳古文经学的看法，他撇开两派的分歧纠葛，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春秋》经。
熊十力认为，《春秋》经、传都是孔子亲笔所作，理由是《春秋》的思想观点同《周易》是一致的，只能是出自一人之手。至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他猜测说：“孔子作《春秋》，本欲改乱制，废黜天子诸侯大夫，达乎天下为公而已。故知之者，当为天下劳苦庶民；罪之者，必为上层有权力者。”也就是说，孔子在《春秋》中表达了跟《周易》同样的主张，它必为孔子所作无疑。遗憾的是，《春秋》经的精意在先秦时代就已被儒家的后继者误解。
例如，孟子在评论《春秋》时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伦，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按照孟子的说法，《春秋》成了正名分、别卑尊，为君主专制制度张目的典册，这是熊十力所不能同意的。他批评孟子说：“孟子诚于《春秋》有所知，独惜其夹杂宗法社会思想，而于《春秋》无深解矣。”孟子之后，《春秋》名存而实亡。虽被立于官学，实无人解得其中真意。
熊十力指出，孔子亲笔所作有《春秋》经，传虽亡失，但借助纬书、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以及其他经典，亦可寻绎其中大意。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提出“三世”说，认为历史是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阶段逐步进化发展的。他认为这才是《春秋》经的“微言大义”。熊十力从何休那里接过“三世”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他说：“据乱世，列国互竞；升平世，尚德而不贵力，崇礼而贱横行之力；今谓之太平者，孔子盖假托以明其理想。其意以谓：于据乱之世，拨乱而起治，本欲为全人类开太平；而太平不可以一蹴遂至，故必经过一升平之渐次。”又说：“三世之说，明示革命成功与社会发展，实由斗争而归和同。”在这里，他把《春秋》说成“为全人类开太平”的政治纲领，把孔子打扮成了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近人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借三世说为孔子披上“托古改制”的外衣，而熊十力则比康氏更大胆，直接给孔子穿上革命的时装。他盛赞孔子的革命精神：孔子“作《春秋》，则盛张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正义。其急嫉三层统治阶级欲扫荡之，可谓大智大仁大勇，为旷世未有之大圣矣”。熊十力对《春秋》的解释未必符合原意，但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他把前儒传注一概推翻，把立脚点移到同情人民革命的立场上来，为古老的经学研究注入反封建的新意。
（3）《周官经》。《周官经》又称《周礼》。据《汉书艺文志》载，此书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关于《周礼》的作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说是西汉刘歆所伪造，还有人考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对于这些说法，熊十力一概不接受，他断定亦是孔子写定，因为《周官经》的宗旨与《周易》、《春秋》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周官经》搜集周王室官制和先秦各国制度编纂而成，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儒家的政治思想。按照通行的说法，《周官经》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典籍，表达“官本位”的政治思想。熊十力的看法同此相反。他认为《周官经》也是一部孔子寄托革命思想、向往大同之世的著作，表达“民本位”的政治思想。据他研究，《周官经》的基本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周官》之治道，大要以均为体，以联为用。”他把《周官经》的政治经济主张概括为两个字。一个字是“均”，即主张在政治上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另一个字是“联”，即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在熊十力看来，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故为“体”；发达的经济又促进政治制度的优化，故为“用”。根据“体用不二”原则，政治、经济相辅相成。他认为《周官经》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第二，“周官经》，为拨乱起治之书。承据乱世衰敝之余，奋起革命而开升平之运，将欲为太平造其端。”他认为《周官经》与《春秋经》都是建立在“三世进化”的历史观之上的，都主张采取革命的手段改造据乱世，经由升平世而进入太平世，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
第三，“周官之政治主张，在取消王权，期达到《春秋》废除三层统治之目的，而实行民主政治。”他认为，取消王权，实行民主是《周官》的政治纲领，这同《春秋》“废天子、贬诸侯、讨大夫”的意见是一致，都表达了孔子反对“家天下”、要求实行“公天下”的主张。
第四，“周官经》之社会理想，一方面本诸大易格物之精神，期于发展工业；一方面逐渐消灭私有制、一切事业归国营，而薪至平天下一家。”熊十力认为《周官经》设计的不是“五母鸡二母猪”式的小生产社会的织耕图，而是发展大生产的宏伟蓝图：发扬科学精神，建立发达的工业体系，消灭私有制，完善公有制，使“天下一家”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
通过对《周官经》的考证，熊十力得出的结论是：“周官经》不能无改易，而大体犹可识。此与春秋之思想为一贯，今文家无知之排斥，只是历史上无聊故事。”这就是他对《周官经》真意的发掘和阐释。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把自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所得到的感受以及对“儒家社会主义”的憧憬，全都倾注在其中了。
（4）《礼运》。《礼运》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描述了“大同”与“小康”两种社会形态。文中写道：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自近代以来，《礼运》篇受到许多进步思想家的重视。康有为著《礼运注》，阐发大同思想，以大同社会为社会改革应达到的最终目标。洪秀全、孙中山曾以大同思想作为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熊十力继承进步思想家的传统，对《礼运》篇作了仔细的研究。他在《原儒》中对上述《礼运》引文逐句作了注释，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礼运》系孔子所作，不过现存版本也有被汉儒削改的痕迹，并且注释亦有误。本来，在《礼运》中孔子的褒贬是很分明的：表扬大同之世，而批评小康之世。可是经汉儒篡改后，大同与小康竟变成了平列关系，似乎小康之世也是合理的治世。这在熊十力看来绝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大人世及为礼，此为统治阶级成立之根本”，所以孔子必表示反对。因为“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盛”才是孔子一向追求和向往的崇高目标。
（5）《书经》和《诗经》。熊十力认为孔子曾作过《书经》，可惜未传于世。现存的《书经》《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不是孔子《书经》的原本。因为无论《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都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宗旨，在其中找不到同情劳苦大众的词句，所以它们必定为汉儒所伪造。熊十力说：“孔子六经，唯《书经》全亡，真可惜也。”至于《诗经》，熊十力同意学术界通行的看法，也认为系孔子依古诗三千多篇删定而成。不过他猜测，孔子在删定《诗经》时肯定作有《诗传》，可惜也亡失殆尽。
以上就是熊十力用“思想考证法”对儒家主要经典的考证。很显然，熊十力的方法无非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方法，有不免于武断之处，亦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作为一家之言，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熊十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塑造出一座孔子的偶像。这座偶像其实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护法。他从这种现代的儒学观出发，反观六经传注，自然会得出许多与前儒不同的结论。他发掘出来的“大义微言”不是“大一统”的陈词滥调，而是激越高昂的时代之声。从学问家的眼光来看，熊十力的考证很难说能站得住脚。我们不能用这种眼光苛求熊十力，因为他并不是坐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究。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位学问家。他本人主观上是想把二者统一起来，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充沛的革命激情不容许他同时保持学问家的冷静。他的一些观点未必都是至论，但至少有一点他看得相当准确：被历代统治者抬到吓人高度的孔子其实是假孔子；必须去掉种种假相，才能还孔子儒学的本真。他正是这样做的。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塑造孔子的形象。他披在孔子身上的不是达官显贵的莽袍玉带，也不是村儒学究的长袍马褂，而是一袭体现革命时尚的中山装。
熊十力不同意学术界流行的“六经为后儒陆续补作”的看法，认定六经为孔子所作，专门写了一篇《六经为孔子所作》的专著，阐述他的观点。不过，他认为孔子所作的六经并非现在看到的六经；现在看到的六经是秦火之后汉儒补缀成书的。汉儒在整理六经时，出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目的，篡改了孔子的原意。“汉武与董仲舒定孔子为一尊。实则其所尊者，非真孔子。乃以禄利诱一世之儒生，尽力发揭封建思想与维护君主统治之邪说，而托于孔子以便号召。故汉儒所弘宣之六艺经传，实非孔门本本。”经汉儒之手整理的六经不可全信，然而又不能不信，因为舍此之外至今尚未发现别的版本。熊十力指出：“汉人传来之经，保存大道者犹不少。惜乎汉宋群儒传注，一致本大义以为说而大道遂隐。”汉儒虽然篡改了六经，但毕竟保存了六经原有的一些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隐含着孔子大道学的真义，关键在于怎么读。如会读，亦可不为传注所限，捕捉到大道学的真义。遗憾的是汉宋群儒中间竟然没有一个善读儒经的。自从董仲舒发明“微言大义”说以来，后儒竞相效尤，纷纷为君主专制制度作论，遂使大道湮没。熊十力感到，自己有责任清除蒙在六经上的封建主义尘垢，还其本来面目。他主张求儒学真义当在先秦时期，不可轻信汉儒传注。“由大易、春秋、周官（即周礼）三经，参以礼记诸经，谨于抉择，犹可窥见内圣外王之大体。”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对儒家六经作了新的考证、梳理。
（1）《易经》。易经一向为儒生所重，推为六经之首。汉儒认为易经为周文王所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唐孔颖达发现《易》卦、爻辞中经常提到文王以后的史实，推翻了汉儒的说法。近现代学者多认为《周易》作为占筮之书，大约成书于周代，它是多人陆续写成，非出于一人之手。熊十力对这些说法一概弃之不取，断定《周易》出于孔子的手笔。他没有采取史学家们的史实考据方法，而是采取“思想考证”的方法证明他的观点。理由是：既然大家公认《周易》是儒家六经之首，公认孔子是儒家的奠基人，那么也就等于承认《周易》只能出于孔子之手；因为如此成熟、精辟的儒家代表作，非孔子莫能为之。他不否认《周易》的前身可能是卜筮之书，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孔子写定的《周易》才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哲理经典。作为哲理经典的《周易》是不能还原为卜筮之书的，二者有原则区别。“孔子乃别为彖、象、文言、系辞传、序卦等，以发挥己之哲学思想。”从孔子开始，《周易》的主要思想影响并不是卜筮之书，而是深邃的宇宙大法、人生哲理。它为儒家立大本、开大源，构筑起儒家本体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熊十力认为，《周易》（他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一书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他感慨地说：“大哉孔子《周易》也，人天大典，镇国之宝！”
熊十力指出，自汉代以来儒生们关于《周易》的传注数以千计，真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不得要领，偏离了《周易》的原旨。“汉易无论何家，其为说，都与孔子之辞不相应”，因为他们的方法不对头。“汉易之方法，只向卦与卦、爻与爻之间去作活计，自然不会探及道理。”在熊十力看来，汉易学家解易的路数其实并不是儒家的路数。“汉世易家同主象数，实皆古术数家支流。”他们受到象数学的局限，忽略了义理的探求。宋明理学家比汉易学家要明智一点，他们努力捕捉《易》理，突破了象数的樊篱。可是，“宋以来治《易》者，其所谓人事，皆继承汉人拥护统治之主张，提倡忠君思想，程颐之《易传》，其愚陋甚于汉人。杨氏诚斋《易传》师法程氏之意……皆广陈用人、行政得失，垂为鉴戒。冀帝王之修省，好自为之。”他们受到“应帝王”狭隘眼光的限制，不能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难免对《周易》产生种种误解，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很有限。在熊十力的眼里，在从前的易学家中，成绩最大的要算是王夫之了。“船山易传，在汉宋群儒中，独有精守，虽有二元之嫌，其犹白日有时而蚀，终无损于大明之失也。”不过，王夫之也未能完全探到《周易》的精意，“船山时有精思，而未识孔子之旨，则无可为之讳也”。
熊十力认为《周易》是六经中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它幸免于秦火，虽经汉儒曲解，但大体无改，基本上是可信的。不过，其中也有个别之处系后儒伪造而混入其中。例如，“余窃怪系辞传，门宗明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数语者，显然背叛易义。古之术数家以天或君皆为乾之象，地或臣民皆为坤之象，其言天尊地卑者，即谓君居上位，为至尊；而臣民卑下也，此必非圣人之言”。熊十力心目中的孔子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对者，不当有如此言论。这种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绝非孔子的主张。“详玩孔子之意，则君与臣，在人格与道义上纯属平等。”所以要弄懂《周易》的精义，就不能完全拘泥于文字，必须大胆地清除羼入其中的糟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方是善读书之人。熊十力抛开前儒的传注，直接从经典出发，把《周易》一书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囊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全部内容。他在《乾坤衍》中写道：“先圣《大易》一经，广大至极，无所不包通，而可约之为内圣、外王两方面……内圣学，解决宇宙人生诸大问题，《中庸》所谓‘成己’之学是也；外王学解决社会政治诸大问题，《中庸》所谓‘成物’之学是也。”他在《原儒》中写道：“易说卦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言而总括内圣外王之全体。”熊十力认为《周易》之所以居六经之首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他声称，这也是他服膺儒家的最根本原因。他在《新唯识论》、《读经示要》、《原儒》、《乾坤衍》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的学术思想“归宗儒家大易”。
第二，用辩证法解决心物关系问题，确立儒家“内圣学”的最高原则。阴阳是《周易》中两个基本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凝结着辩证法的精髓。“孔子作《易》，首以阴阳成变解决宇宙论中之心物问题，盖本其所观测于万事万物万化者，莫不由辩证法，因此深穷心物问题，从宇宙开端，已是阴阳成变，断不可作片面观，故易之于辩证法，彻上彻下，《论语》所谓一以贯之是也。”依据辩证法，《周易》形成心物不二、体用不二的原则，从本体论、宇宙论而人生论，建立起物我一体的儒家思想体系。按照这一体系，宇宙的本体即是真实的存在，万物乃本体的显现，因而在“终极关怀”方面杜绝了任何宗教崇拜的可能。熊十力说：“孔子作《易》，废除天帝。于流行而洞彻其元，于万有而认识其体，譬之于翻腾活跃的众沤，而明了其本身即大海水。是故万有即实体，即流行，即真元。一言以蔽之曰：体用不二。”
第三，从“体用不二”原则出发观察社会历史，要求推翻封建统治，实行社会革命，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提出儒家外王学的理论框架。熊十力认为《周易》实则是孔子向君主专制制度宣战的挑战书。“孔子明知周天子不可维持，《大传》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云云。孔子盖以天子统治天下之乱制，由夏殷至于西周，不可不废除，故倡导革命也。”在熊十力看来，《周易》中“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群龙无首”等警句都隐含着革命的思想，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君主统治，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权，从而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对《易乾卦》作了别开生面的释义：
乾元初爻曰潜龙，《文言》曰：‘潜龙勿用，下也。’此言群众卑贱处，不得展其用，乃受统治者压抑之象。二爻，见龙在田。则革命潜力已发展于社会，是为见龙之象。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大成未成，不得不乾乾也。九四，或跃在渊。或跃，则几于倾复统治，而夺其大柄矣。然犹未能遽遂，故曰在渊，仍处下也。九五，飞龙在天。则大功竟成，主权在人民，上下易位矣，故为飞龙在天之象。上九，亢龙有悔。明统治崩溃，乃天则之不爽也。
经过熊十力这样的解释，《周易》简直就成了一篇人民革命的宣言书！成了一份孔子制定的推翻君主制度的战略规划图！如此解《易》虽未免有将古人现代化之嫌，然而熊十力的确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的，同封建社会中的儒生千方百计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2）《春秋》经。《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之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是一部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孟子》、《史记》、《汉书》等均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返之正，莫近于《春秋》”。汉儒认为，《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史书，而是孔子借记事寄托“微言大义”的论著，遂尊为儒家经典，汉景帝时即立《春秋》博士，最早立于官学。《春秋》也是儒生们意见分歧最大的一部儒家经典。属于今文经学的注释有《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因董仲舒宣扬而大行于世。《穀梁传》旧题谷梁赤写定，体裁与解释方法与《公羊传》相近，但具体说法亦有不少歧异，学术影响没有《公羊传》大。属于古文经学的注释有《春秋左氏传》。据司马迁说系鲁国左丘明作，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熊十力既不采纳今文经学的看法，也不采纳古文经学的看法，他撇开两派的分歧纠葛，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春秋》经。
熊十力认为，《春秋》经、传都是孔子亲笔所作，理由是《春秋》的思想观点同《周易》是一致的，只能是出自一人之手。至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他猜测说：“孔子作《春秋》，本欲改乱制，废黜天子诸侯大夫，达乎天下为公而已。故知之者，当为天下劳苦庶民；罪之者，必为上层有权力者。”也就是说，孔子在《春秋》中表达了跟《周易》同样的主张，它必为孔子所作无疑。遗憾的是，《春秋》经的精意在先秦时代就已被儒家的后继者误解。
例如，孟子在评论《春秋》时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伦，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按照孟子的说法，《春秋》成了正名分、别卑尊，为君主专制制度张目的典册，这是熊十力所不能同意的。他批评孟子说：“孟子诚于《春秋》有所知，独惜其夹杂宗法社会思想，而于《春秋》无深解矣。”孟子之后，《春秋》名存而实亡。虽被立于官学，实无人解得其中真意。
熊十力指出，孔子亲笔所作有《春秋》经，传虽亡失，但借助纬书、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以及其他经典，亦可寻绎其中大意。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提出“三世”说，认为历史是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阶段逐步进化发展的。他认为这才是《春秋》经的“微言大义”。熊十力从何休那里接过“三世”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他说：“据乱世，列国互竞；升平世，尚德而不贵力，崇礼而贱横行之力；今谓之太平者，孔子盖假托以明其理想。其意以谓：于据乱之世，拨乱而起治，本欲为全人类开太平；而太平不可以一蹴遂至，故必经过一升平之渐次。”又说：“三世之说，明示革命成功与社会发展，实由斗争而归和同。”在这里，他把《春秋》说成“为全人类开太平”的政治纲领，把孔子打扮成了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近人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借三世说为孔子披上“托古改制”的外衣，而熊十力则比康氏更大胆，直接给孔子穿上革命的时装。他盛赞孔子的革命精神：孔子“作《春秋》，则盛张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正义。其急嫉三层统治阶级欲扫荡之，可谓大智大仁大勇，为旷世未有之大圣矣”。熊十力对《春秋》的解释未必符合原意，但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他把前儒传注一概推翻，把立脚点移到同情人民革命的立场上来，为古老的经学研究注入反封建的新意。
（3）《周官经》。《周官经》又称《周礼》。据《汉书艺文志》载，此书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关于《周礼》的作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说是西汉刘歆所伪造，还有人考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对于这些说法，熊十力一概不接受，他断定亦是孔子写定，因为《周官经》的宗旨与《周易》、《春秋》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周官经》搜集周王室官制和先秦各国制度编纂而成，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儒家的政治思想。按照通行的说法，《周官经》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典籍，表达“官本位”的政治思想。熊十力的看法同此相反。他认为《周官经》也是一部孔子寄托革命思想、向往大同之世的著作，表达“民本位”的政治思想。据他研究，《周官经》的基本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周官》之治道，大要以均为体，以联为用。”他把《周官经》的政治经济主张概括为两个字。一个字是“均”，即主张在政治上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另一个字是“联”，即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在熊十力看来，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故为“体”；发达的经济又促进政治制度的优化，故为“用”。根据“体用不二”原则，政治、经济相辅相成。他认为《周官经》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第二，“周官经》，为拨乱起治之书。承据乱世衰敝之余，奋起革命而开升平之运，将欲为太平造其端。”他认为《周官经》与《春秋经》都是建立在“三世进化”的历史观之上的，都主张采取革命的手段改造据乱世，经由升平世而进入太平世，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
第三，“周官之政治主张，在取消王权，期达到《春秋》废除三层统治之目的，而实行民主政治。”他认为，取消王权，实行民主是《周官》的政治纲领，这同《春秋》“废天子、贬诸侯、讨大夫”的意见是一致，都表达了孔子反对“家天下”、要求实行“公天下”的主张。
第四，“周官经》之社会理想，一方面本诸大易格物之精神，期于发展工业；一方面逐渐消灭私有制、一切事业归国营，而薪至平天下一家。”熊十力认为《周官经》设计的不是“五母鸡二母猪”式的小生产社会的织耕图，而是发展大生产的宏伟蓝图：发扬科学精神，建立发达的工业体系，消灭私有制，完善公有制，使“天下一家”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
通过对《周官经》的考证，熊十力得出的结论是：“周官经》不能无改易，而大体犹可识。此与春秋之思想为一贯，今文家无知之排斥，只是历史上无聊故事。”这就是他对《周官经》真意的发掘和阐释。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把自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所得到的感受以及对“儒家社会主义”的憧憬，全都倾注在其中了。
（4）《礼运》。《礼运》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描述了“大同”与“小康”两种社会形态。文中写道：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自近代以来，《礼运》篇受到许多进步思想家的重视。康有为著《礼运注》，阐发大同思想，以大同社会为社会改革应达到的最终目标。洪秀全、孙中山曾以大同思想作为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熊十力继承进步思想家的传统，对《礼运》篇作了仔细的研究。他在《原儒》中对上述《礼运》引文逐句作了注释，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礼运》系孔子所作，不过现存版本也有被汉儒削改的痕迹，并且注释亦有误。本来，在《礼运》中孔子的褒贬是很分明的：表扬大同之世，而批评小康之世。可是经汉儒篡改后，大同与小康竟变成了平列关系，似乎小康之世也是合理的治世。这在熊十力看来绝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大人世及为礼，此为统治阶级成立之根本”，所以孔子必表示反对。因为“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盛”才是孔子一向追求和向往的崇高目标。
（5）《书经》和《诗经》。熊十力认为孔子曾作过《书经》，可惜未传于世。现存的《书经》《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不是孔子《书经》的原本。因为无论《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都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宗旨，在其中找不到同情劳苦大众的词句，所以它们必定为汉儒所伪造。熊十力说：“孔子六经，唯《书经》全亡，真可惜也。”至于《诗经》，熊十力同意学术界通行的看法，也认为系孔子依古诗三千多篇删定而成。不过他猜测，孔子在删定《诗经》时肯定作有《诗传》，可惜也亡失殆尽。
以上就是熊十力用“思想考证法”对儒家主要经典的考证。很显然，熊十力的方法无非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方法，有不免于武断之处，亦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作为一家之言，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熊十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塑造出一座孔子的偶像。这座偶像其实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护法。他从这种现代的儒学观出发，反观六经传注，自然会得出许多与前儒不同的结论。他发掘出来的“大义微言”不是“大一统”的陈词滥调，而是激越高昂的时代之声。从学问家的眼光来看，熊十力的考证很难说能站得住脚。我们不能用这种眼光苛求熊十力，因为他并不是坐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究。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位学问家。他本人主观上是想把二者统一起来，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充沛的革命激情不容许他同时保持学问家的冷静。他的一些观点未必都是至论，但至少有一点他看得相当准确：被历代统治者抬到吓人高度的孔子其实是假孔子；必须去掉种种假相，才能还孔子儒学的本真。他正是这样做的。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塑造孔子的形象。他披在孔子身上的不是达官显贵的莽袍玉带，也不是村儒学究的长袍马褂，而是一袭体现革命时尚的中山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