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滋植固有根荄
通过对中国、西方、印度三种哲学的分析、比较和研究，熊十力发现，本体论学说是中国哲学的长项，迈越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不像印度佛教哲学那样“空寂”，也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务外”。中国哲学讲究“体用一源”，“即用显体”，在印度和西方之间选出一条“中道”，有着二者都赶不上的独到之处。中国哲学凝结着先人的智慧，蕴藏着极大的理论能量，熊十力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前途充满了自信心。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中国他无见长，唯有哲学，比于西人独为知本。”他坚信，中国哲学虽曾一度消沉，然而在现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大放异彩。他断言，唯有中国哲学才能拯救当今世界人类在精神上的堕落，“吾意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学术不可”。否则，人类不可避免地渐入自毁之途。这种认识也正是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的理论动机之一。他申明：“新论》本为融贯华梵之形而上学思想而自成一体系，又实欲以东方玄学思想，对治西洋科学思想。”
熊十力对中国哲学表现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同情，同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国粹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他却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熊十力对他们的文化主张持批评态度。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三路向”说，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意欲向前”的路，中国文化走的是“意欲调和持中”的路，印度文化走的是“意欲反身向后”的路，三种文化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演化，形成各自的基本特征。对于老朋友的三路向说，熊十力大不以为然。他分析说：“中西人因环境各有不同，性情各有独至，其学术思想之发展，必不能完全一致。此有孤往，彼或忽视；彼所擅精，此实未逮，畸重畸轻，寸长尺短，此为事势之所不能免者……吾只可许中西不能完全一致，而决不能许中西人元始开端，便各走一条路，根本无接近处。”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特点都是相对的，相互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说中西文化一开始就各走一条路，那就是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根本划若鸿沟”，这就是完全否认了二者相融合的可能性。所以，熊十力不能不表示反对。他还指出，本位文化论者似乎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然而他们“于中外都无所知，而虚乔无以自树。余愿国人认识固有根基甚美，不宜妄自菲薄，而二千年来，由停滞以近于衰退，亦未可自讳其短。夫自卑固不足与有为，而讳短尤为不起之症。朽腐尊国粹（‘保存国粹’一词，‘五四’运动前后极流行，然何者为国之粹，则莫肯是究）辄空言儒学，而实不知儒学为何学。”熊十力批评国粹派“情钟国粹，未知何者为粹”。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熊十力既不像西化派那样自卑，也不像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国粹派那样自大。他既主张护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根荄，又不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清醒的理性意识和鲜明的批判反省精神，与上述几派相比，熊十力的文化观显然棋高一手，略胜一筹，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他热爱传统，但不迷信传统，致力于推进传统与发展传统，致力于传统的现代化。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荄呢？熊十力认为就是“天人不二”的本体论和“心物不二”的宇宙论。按照熊十力的理解，中国哲学中的“天”主要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天，也不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天。天就是指宇宙万物的本体。中国哲学中的“人”，主要不是作为生物存在者的人，而是作为本体存在者的人。人就是体现本体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人不是与宇宙万物相外在的小我，而是“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大我。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吾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不可分为两片”。在中国哲学中，天与人虽有辨而不可分。“中国哲学明天地万物一体主义，已普遍浸渍于中华民族之心髓。”本体论方面的天人不二论引申到宇宙论方面便是心物不二论。在中国哲学中，心和物都是本体的功用，二者互相依存，既对立又统一。“一言乎物，已有心存，一言习心，当有物在”。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在宇宙论中所以无唯心唯物之分裂者”，而能“真正见到宇宙人生底实相”。
从熊十力关于中国文化根荄的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和系统观，试图将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观融为一片，确有深刻之处。但他的概括未必囊括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毕竟是他自己的体会，并且缺少充分的事实根据。因此，他的结论没有得到学术界同行们的认同。他自己也清楚这种情况，但仍然不改其志：“在此欧化时代，唯物思潮汹涌之际，吾所为者，极不合时宜。然掉背孤行，以亢乎往古来今而无所悔，则吾志也。”他坚信，他的观点终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和社会的承认，决心为“滋植固有根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付出自己的毕生精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熊十力的确为阐扬国学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一切。
§§第四章 国学发微
熊十力对中国哲学表现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同情，同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国粹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他却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熊十力对他们的文化主张持批评态度。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三路向”说，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意欲向前”的路，中国文化走的是“意欲调和持中”的路，印度文化走的是“意欲反身向后”的路，三种文化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演化，形成各自的基本特征。对于老朋友的三路向说，熊十力大不以为然。他分析说：“中西人因环境各有不同，性情各有独至，其学术思想之发展，必不能完全一致。此有孤往，彼或忽视；彼所擅精，此实未逮，畸重畸轻，寸长尺短，此为事势之所不能免者……吾只可许中西不能完全一致，而决不能许中西人元始开端，便各走一条路，根本无接近处。”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特点都是相对的，相互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说中西文化一开始就各走一条路，那就是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根本划若鸿沟”，这就是完全否认了二者相融合的可能性。所以，熊十力不能不表示反对。他还指出，本位文化论者似乎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然而他们“于中外都无所知，而虚乔无以自树。余愿国人认识固有根基甚美，不宜妄自菲薄，而二千年来，由停滞以近于衰退，亦未可自讳其短。夫自卑固不足与有为，而讳短尤为不起之症。朽腐尊国粹（‘保存国粹’一词，‘五四’运动前后极流行，然何者为国之粹，则莫肯是究）辄空言儒学，而实不知儒学为何学。”熊十力批评国粹派“情钟国粹，未知何者为粹”。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熊十力既不像西化派那样自卑，也不像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国粹派那样自大。他既主张护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根荄，又不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清醒的理性意识和鲜明的批判反省精神，与上述几派相比，熊十力的文化观显然棋高一手，略胜一筹，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他热爱传统，但不迷信传统，致力于推进传统与发展传统，致力于传统的现代化。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荄呢？熊十力认为就是“天人不二”的本体论和“心物不二”的宇宙论。按照熊十力的理解，中国哲学中的“天”主要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天，也不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天。天就是指宇宙万物的本体。中国哲学中的“人”，主要不是作为生物存在者的人，而是作为本体存在者的人。人就是体现本体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人不是与宇宙万物相外在的小我，而是“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大我。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吾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不可分为两片”。在中国哲学中，天与人虽有辨而不可分。“中国哲学明天地万物一体主义，已普遍浸渍于中华民族之心髓。”本体论方面的天人不二论引申到宇宙论方面便是心物不二论。在中国哲学中，心和物都是本体的功用，二者互相依存，既对立又统一。“一言乎物，已有心存，一言习心，当有物在”。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在宇宙论中所以无唯心唯物之分裂者”，而能“真正见到宇宙人生底实相”。
从熊十力关于中国文化根荄的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和系统观，试图将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观融为一片，确有深刻之处。但他的概括未必囊括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毕竟是他自己的体会，并且缺少充分的事实根据。因此，他的结论没有得到学术界同行们的认同。他自己也清楚这种情况，但仍然不改其志：“在此欧化时代，唯物思潮汹涌之际，吾所为者，极不合时宜。然掉背孤行，以亢乎往古来今而无所悔，则吾志也。”他坚信，他的观点终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和社会的承认，决心为“滋植固有根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付出自己的毕生精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熊十力的确为阐扬国学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一切。
§§第四章 国学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