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学的启迪
虽然熊十力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评价不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全盘否定西方哲学的理论价值。他承认西方哲学中确有精义在，每每为中国哲学所不及。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值得中国哲学家研究和借鉴。他自述：“实则新论不唯含摄儒家大易，其于西洋哲学，亦有借鉴。”他在建立“新唯识论”思想体系时，直接地吸收了罗素、柏格森等人的过程哲学思想，间接地接受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思想的影响。
首先，“新唯识论”吸收了罗素的“事素”说。罗素曾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件接着一件连续不断的“事”是实在的，而没有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经验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1920年他到中国讲学，在北京大学讲“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时，阐述了这个观点。对于罗素的这种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宇宙观，熊十力表示同意。他说：“物质宇宙，本无实物。与事素说，略可和会”，“言事素者，明物质宇宙非实在，新论可摄彼义”。他认为“事素”说把物质世界归结为连续不断的流变过程，为否定物质世界的实在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但是“事素”说停留在“用”的层面上，没有由“用”而及“体”，尚有待于深化。他说，“事素”说“不达宇宙实相，则非进而求之，新论不可也”。
其次，“新唯识论”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和直觉主义思想。当熊十力要求由“用”及“体”时，便离开了罗素的“事素”说，而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携手并肩了。熊十力认为，不仅具体事物是连续不断的流行过程，而且决定事物的本体也是连续不断的流行过程，这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他同意柏格森用“生命”表示宇宙本体的提法，承认“生命论者，其所见，足以与新论相发明者自不少”。“新唯识论”表示本体的术语如“生化”、“流行”、“恒转”等等同柏格森的“生命”概念哲学含义基本相同。他有时也用“生命”表示本体，如说：“浑然全体，即流行即主宰，是乃所谓生命也。”“新唯识论”的本体论思想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表述方式上是很相似的。
同柏格森一样，熊十力也把直觉主义当作建立本体的认识论根据。他认为“性智”是体认本体的唯一途径。所谓“性智”同柏格森所说的“直觉”含义基本相同，都是指某种与理智根本不同的自我体验能力。柏格森提出，哲学的责任应当是使自己摆脱严格说来属于理智的那些形式和习惯，以置身于对象之中的直觉来考察有生命的东西。他把理性认识比作电影胶片上一张张静止的图像，认为它并不能反映活动着的实物。对于有生命的东西，唯有靠直觉来把握。这些提法大体上都为熊十力所接受。在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哲学流派中，柏格森主义对熊十力的影响最深。正如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问世不久孙道升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立说颇似柏格森，恒转照比翕辟对勘张驰，可作佐证。其全书宗旨，则在‘站在本体活动的领域内，直探大乘空宗骨髓，而以方便立说’。一言以蔽，‘诸行无常’，反复引申，‘翕辟成变，刹那生灭’八字可以尽之。”这大致上符合熊十力的思想实际。
不过，熊十力并没有生搬硬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之也作了批判和改造。第一，他不同意柏格森把生命本体说成“盲目冲动”的唯意志论观点，曾说：“近人柏格森创化论的说法，不曾窥到恒性，只要臆为一种盲动，却未了生化之真也。”他认为“盲目冲动”同佛教中的“无明”一样，都是人类“习心”的表现，并不是“本心”的表现，因此是不能视为本体的。第二，他认为柏格森把直觉同本能等量齐观是错误的。他说：“柏格森之直觉似与本能并为一谈，本能相当《新论》所谓习气。”照他看来，“习气”非但不是本体的表现，而且原则上与本体相违。第三，他认为柏格森也没有解决体用统一的问题。柏格森没有把生命本体贯彻到所有事物之中，给人以“体用两截”之感。例如，按照柏格森的“创化论”，事物的产生“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依据滚雪球的譬喻来讲，虽时时刻刻创加新的雪片，却总有故的雪片不灭”。那么，岂不意味着事物构成的世界将越来越大，并且脱离了本体对它的约束吗？他批评柏格森不懂“生化的本体元自空寂。其生也，本无生。其化也，本无化”，“生化之妙，好像电光的一闪一闪，是刹那刹那、新新而起”。熊十力运用佛教的“刹那生灭”说改造了柏格森的宇宙发生论，用“电光”喻代替柏格森的“雪球”喻。从唯心论角度看，“新唯识论”的“电光”喻比柏格森的“雪球”喻更为彻底。总之，在熊十力的眼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虽有很大成就，但仍没有达到“体用不二”的程度。
再次，熊十力在构架“新唯识论”的时候，也多少借鉴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照熊十力看来，罗素太偏于“用”，柏格森太偏于“体”，都不十分可取。怎样把体用统一起来？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使他转向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关于熊十力是如何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我们将在第六章《翕辟成变》中详述，此处就不多谈了。
总的来看，熊十力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没有像东方哲学那样深，有时也难免产生一些误解。比如，他认为西方哲学以逐物求知为务，“盘旋知识窠臼中”，“纯任思辨构画本体”等等，都流露出东方文化本位论的偏见。但他恰恰在西方哲学中找到出佛入儒的钥匙。他参证西方的过程哲学，摆脱佛教否定生化的虚无主义，转向了儒家的变易哲学；借助概念辩证法的矛盾原则建立了“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学说。
首先，“新唯识论”吸收了罗素的“事素”说。罗素曾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件接着一件连续不断的“事”是实在的，而没有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经验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1920年他到中国讲学，在北京大学讲“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时，阐述了这个观点。对于罗素的这种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宇宙观，熊十力表示同意。他说：“物质宇宙，本无实物。与事素说，略可和会”，“言事素者，明物质宇宙非实在，新论可摄彼义”。他认为“事素”说把物质世界归结为连续不断的流变过程，为否定物质世界的实在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但是“事素”说停留在“用”的层面上，没有由“用”而及“体”，尚有待于深化。他说，“事素”说“不达宇宙实相，则非进而求之，新论不可也”。
其次，“新唯识论”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和直觉主义思想。当熊十力要求由“用”及“体”时，便离开了罗素的“事素”说，而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携手并肩了。熊十力认为，不仅具体事物是连续不断的流行过程，而且决定事物的本体也是连续不断的流行过程，这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他同意柏格森用“生命”表示宇宙本体的提法，承认“生命论者，其所见，足以与新论相发明者自不少”。“新唯识论”表示本体的术语如“生化”、“流行”、“恒转”等等同柏格森的“生命”概念哲学含义基本相同。他有时也用“生命”表示本体，如说：“浑然全体，即流行即主宰，是乃所谓生命也。”“新唯识论”的本体论思想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表述方式上是很相似的。
同柏格森一样，熊十力也把直觉主义当作建立本体的认识论根据。他认为“性智”是体认本体的唯一途径。所谓“性智”同柏格森所说的“直觉”含义基本相同，都是指某种与理智根本不同的自我体验能力。柏格森提出，哲学的责任应当是使自己摆脱严格说来属于理智的那些形式和习惯，以置身于对象之中的直觉来考察有生命的东西。他把理性认识比作电影胶片上一张张静止的图像，认为它并不能反映活动着的实物。对于有生命的东西，唯有靠直觉来把握。这些提法大体上都为熊十力所接受。在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哲学流派中，柏格森主义对熊十力的影响最深。正如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问世不久孙道升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立说颇似柏格森，恒转照比翕辟对勘张驰，可作佐证。其全书宗旨，则在‘站在本体活动的领域内，直探大乘空宗骨髓，而以方便立说’。一言以蔽，‘诸行无常’，反复引申，‘翕辟成变，刹那生灭’八字可以尽之。”这大致上符合熊十力的思想实际。
不过，熊十力并没有生搬硬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之也作了批判和改造。第一，他不同意柏格森把生命本体说成“盲目冲动”的唯意志论观点，曾说：“近人柏格森创化论的说法，不曾窥到恒性，只要臆为一种盲动，却未了生化之真也。”他认为“盲目冲动”同佛教中的“无明”一样，都是人类“习心”的表现，并不是“本心”的表现，因此是不能视为本体的。第二，他认为柏格森把直觉同本能等量齐观是错误的。他说：“柏格森之直觉似与本能并为一谈，本能相当《新论》所谓习气。”照他看来，“习气”非但不是本体的表现，而且原则上与本体相违。第三，他认为柏格森也没有解决体用统一的问题。柏格森没有把生命本体贯彻到所有事物之中，给人以“体用两截”之感。例如，按照柏格森的“创化论”，事物的产生“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依据滚雪球的譬喻来讲，虽时时刻刻创加新的雪片，却总有故的雪片不灭”。那么，岂不意味着事物构成的世界将越来越大，并且脱离了本体对它的约束吗？他批评柏格森不懂“生化的本体元自空寂。其生也，本无生。其化也，本无化”，“生化之妙，好像电光的一闪一闪，是刹那刹那、新新而起”。熊十力运用佛教的“刹那生灭”说改造了柏格森的宇宙发生论，用“电光”喻代替柏格森的“雪球”喻。从唯心论角度看，“新唯识论”的“电光”喻比柏格森的“雪球”喻更为彻底。总之，在熊十力的眼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虽有很大成就，但仍没有达到“体用不二”的程度。
再次，熊十力在构架“新唯识论”的时候，也多少借鉴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照熊十力看来，罗素太偏于“用”，柏格森太偏于“体”，都不十分可取。怎样把体用统一起来？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使他转向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关于熊十力是如何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我们将在第六章《翕辟成变》中详述，此处就不多谈了。
总的来看，熊十力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没有像东方哲学那样深，有时也难免产生一些误解。比如，他认为西方哲学以逐物求知为务，“盘旋知识窠臼中”，“纯任思辨构画本体”等等，都流露出东方文化本位论的偏见。但他恰恰在西方哲学中找到出佛入儒的钥匙。他参证西方的过程哲学，摆脱佛教否定生化的虚无主义，转向了儒家的变易哲学；借助概念辩证法的矛盾原则建立了“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