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自创新唯识论
熊十力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为了创立这一体系，他深入佛学营垒，进入儒学的堂奥，采撷西方哲学的精华。取乎众家又超乎众家，付出毕生的心血与精力。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了阐发这一思想体系而写的。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是边讲、边写、边改逐渐形成的。
1923年，熊十力接北大教职后，便写出《唯识学概论》讲义9万多字，分为唯识、诸识、能变、四分、功能、四缘、境识、转识等章，由北京大学印制。此书是按照旧唯识学的体系写的，尚未阐述熊十力本人的观点，但它毕竟是熊十力从事“新唯识论”理论创造的起点。此书写成后，由于对唯识宗的教义发生怀疑，熊十力遂尽弃全稿，着手创立“新唯识论”。1926年，他写出第二种《唯识学概论》讲义，只分为唯识、转变、功能、境色等四章，砍掉第一稿中大量关于唯识学名相的解释，增加批评唯识学的内容阐述他本人的观点，“新唯识论”体系初具雏形。此后，熊十力为完善体系，又屡屡修改。据汤用彤先生介绍：“熊十力先生著《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四稿，易为同源。”可见他的观点前后有较大的变化。1930年，公孚印刷所将熊十力的修定稿《唯识论》印出，熊十力的导言中写道：“此书前卷，初稿、次稿以壬戌（1922年）、丙寅（1926年）先后授于北京大学，今此视初稿根本变异，视次稿亦易十之三四云。”这一稿虽不是定稿，但已比较成熟了。
由于多年劳累，生活又没有规律且年纪也大了，熊十力的神经衰弱症越发严重了，经常头痛如裂，夜不能寐。此外，他还患了胃下垂等病。1927年，熊十力不得不离开学校，放下工作到杭州西湖畔的法相寺养病。他早就听说西湖畔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儒，那就是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名浮，一浮是他的字。他通晓多种外语，国学根基深厚，诗词书画亦佳，贺麟先生称他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北大蔡元培校长曾邀请马一浮到北大任教，马一浮因不喜欢师生蚁聚一堂的现代教学方式，便回信表示“古有来学，未闻往教”，竟坚辞不就。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满腹经纶、有传奇色彩的当代大儒，便请单朴庵先生为介绍人。单先生原是熊十力在北大的同事，当时已调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同马一浮也比较熟悉。熊十力原以为问题不大，没想到单先生竟面有难色。单先生解释说，马先生是有名的清高之士，是不肯轻易见客的，好多求见的人都吃了闭门羹，他也没有办法。听单朴庵这么一说，熊十力愈发想见见这位奇人高士。
他打算采取以文会友的方式敲开马一浮家的大门，便把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稿本寄给马一浮，附上一函，请马先生指教并希望有机会晤谈。书稿寄出数十日，如泥牛入海，看来马一浮的大门不是很容易敲开的。正在熊十力感到失望的时候，忽然有人来访。一通报姓名，方知来人正是未曾谋面但倾慕已久的马一浮先生。性格豪爽的熊十力非常高兴，竟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直率地抱怨起来：你怎么到今天才露面？马一浮淡然一笑，答道：你若写封信，约个时间，也许我们早就见面了。可是你寄给我厚厚一本大作，我总得拜读一些时日吧？这一南一北两位现代新儒家相对而坐，侃侃而谈，十分默契。二人都多年浸润于儒佛，潜心于国学，许多见解不谋而合。他们没有多说客套话，主要谈论《新唯识论》这本书稿。马一浮对《新唯识论》的总体构思表示欣赏，但也不客气地提出一些疑义与熊十力辨析。他们交谈甚为投机，结下莫逆之交，马一浮认为《新唯识论》可以公开出版，熊十力请马一浮题签作序，马一浮爽快地答应。
1932年，熊十力花了6年工夫写成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他终于在学术界打起了“新唯识论”这面旗帜。马一浮在序言中对该书评价很高，他写道：
唯有以见夫至赜而皆如，至动而贞夫一，故能资万物之始而不遗，冒天下之道而不过，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象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也，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辞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道生）肇（僧肇）敛手而咨嗟，奘（玄奘）基（窥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王弼）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以优雅的文笔概述了《新唯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熊十力的学识超过了道生、僧肇、玄奘、窥基等过去名家大师，真可谓推崇备至！
“马一浮”与“熊十力”这两个名字恰成一副对联。二人性格也不同。马一浮儒雅，熊十力简狂；马一浮家境殷实，熊十力出身贫寒；熊十力喜欢交游，马一浮深居简出；熊十力主张读书博览泛观，马一浮主张择精深研……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并不妨碍他们的交往，并且正因为有差异才会收到“和而不同”，互相裨益的效果。熊十力从马一浮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绪言中说，本书的《明心》章吸收了马一浮先生的研究成果。
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之间，有时也难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熊十力和马一浮之间就曾有过这种情形。抗日战争时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县乌尤寺创办了复性书院，聘请熊十力主讲宋明理学。熊十力愉快应聘。1939年9月17日，他在复性书院作了《开讲词》，并准备好了讲义。没有想到同马一浮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无法共事下去，只得不欢而散。事后二人都冷静下来，仍和好如初。1953年，马一浮为祝贺熊十力七十寿辰写下一首律诗，回顾他们几十年的交情：
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
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
天机自发高文在，权教还依世谛传。
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熊十力很珍视马一浮的这首诗，背得很熟。有一次他在政协会议上同杨玉清谈话，特地介绍马一浮的这首诗，还展开一纸对诗中的典故加了注解。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后，在哲学家中间反响不算太大，而在佛学界却引起轩然大波。支那内学院的反应尤为强烈。学院的师生都是唯识宗的信仰者，当然不愿意有人批判唯识宗的学说，特别不愿意看到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员的熊十力杀回马枪。他们把《新唯识论》视为离经叛道之作，大有“鸣鼓而攻之”之势。刘衡如一马当先，在内学院的院刊《内学》第六辑上发表《破新唯识论》，激烈批评熊十力的观点。欧阳竟无大师以主帅的身份亲自为刘文作序，他写道：
三年之丧，不肖者仰而及，贤者俯而就，此圣言量之所以须要也，方便之所以为究竟也。心精飚举，驰骋风云，岂不逞快一时？而堤决垣逾，滔天靡极，遂使乳臭牖窥，惟非尧舜、薄汤武是事，大道绝径，谁之咎欤？六十年来阅人多矣，愈聪明者逞才智，愈弃道远，过犹不及，贤者昧之。而过之至于灭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省以相从。割舌之诚征明得定，执见之舍皆大涅盘，呜呼子真，其犹在古人后哉！
欧阳竟无大师直斥熊十力“乳臭牖窥”、“逞才智”、“灭弃圣言量”，恼怒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面对来自师门的汹涌攻势，熊十力不能不作出回应。他赶写出《破〈破新唯识论〉》，1933年北京大学出版。在此书中，他对各种批评作出答辩，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对《新唯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论证。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和《破〈破新唯识论〉》（简称《破破论》）是熊十力在初创新唯识论时期主要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佛教基本知识的专著，其中有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因明大疏删注》和193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佛家名相通释》。从《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和《破〈破新唯识论〉》这两部书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的框架基本上已树立起来，但尚未最后完工。例如，熊十力尚未明确“归家儒家大易”的理论取向，也没有使用“矛盾”概念，旧唯识学的胎迹还相当明显。难怪孙道升在20世纪30年代写《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时将熊十力看成“新法相宗”的代表人物，而不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到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又写出《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才最后完成由佛到儒的转折，使“新唯识论”思想体系臻于完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熊十力出于爱国心，深感有必要强化民族意识，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枪口对外，共同抗击日寇。因此，他特别重视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阐发。他希望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于抗战救国的大业。这应当是他出佛入儒，走上新儒家道路的最主要的理论动机。“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就表示：“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1937年他离开北平，辗转于湖北、四川等地，走到哪里就把儒家思想宣传到那里。他撰了一本通俗的小册叫《中国历史讲话》，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挽救中华民族。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的说法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在此书中表达的是爱国主义激情，是能够起到砥砺民族斗志的积极作用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发了这本小册子，当作军人的必读教材。熊十力还写了《读经示要》等儒学方面的论著，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儒家思想作了现代阐释。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也努力扶植儒学。应当指出的是，熊十力宣扬儒学绝不是有意迎合官方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阐扬儒学的。他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好感，历来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他屡屡表示“不为报章杂志写文章，不应讲演之邀”，多次拒绝当局的赠款。他的《读经示要》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三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他的弟子徐复观事先未征得熊十力的同意，便将此书呈送蒋介石一册。蒋很欣赏该书中“经为常道不可不读”的观点，特意赠给熊十力法币二百万元。熊十力认为徐复观不该这样做，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他拒收蒋介石的赠款，徐复观说这会使蒋下不了台，力劝他收下。后来熊十力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此款转赠给已迁于四川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国民党当局打着“训政”的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熊十力对此十分反感。他愤怒地揭露说：“今言训政，似亦张官师合一之帜，顾其实，则国败官邪，强贪巨污，剥削百姓，以成乎官僚资本主义，而族类危矣。世道至斯而惨极，不忍言矣。”他是一位关心国事民瘼的正直学者。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高风亮节。熊十力把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多次鼓励或资助自己的学生或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产党的队伍。
熊十力写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时，对他帮助最大的要算是梁漱溟了。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虽应聘为北大哲学教授，可是并没有到北大上课。他住在梁漱溟在四川北碚办的勉仁书院，潜心研究“新唯识论”。梁漱溟揭橥直觉，推崇陆王，重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这些对熊十力都有直接影响。梁在抗战时期忙于奔走国事，没有在学术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而熊十力却甘于寂寞，一心搞学问。如果说梁漱溟比熊十力更敏锐的话，那么，应当说熊十力比梁漱溟更深沉。这两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各有自己的特点：梁漱溟较为拘谨，办事认真，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狷”；熊十力不拘小节，为人坦诚，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狂”。这一“狂”一“狷”相得益彰。他们相处多年，虽有龃龉但仍不失融洽。梁漱溟晚年在回顾他与熊十力的交情时说：
计从1922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1924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均是同去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里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从1938年开始，熊十力开始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基础上改写语体文本，进一步完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他听说的语体文是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文体，既有白话文的通俗，又有文言文的典雅，与宋明语录类似。他还打算请人根据语体文将《新唯识论》译成西文，使它传向世界哲学论坛。
在开始写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时，尚有弟子钱学熙、韩裕文等帮助，后来二人因故离开，只好由他一人独立完成。为了早日脱稿，他每天清晨四时就早早起床，中午稍事休息后，继续工作，直到深夜。因处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孤羁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日寇的飞机时常还来骚扰、轰炸，很难过一天安生的日子。1939年8月19日，敌机轰炸乐山，熊十力的寓所不幸中弹起火，他的左膝受伤，多年的积稿也毁于一旦。他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伤好之后又从头干起。1940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终于脱稿，由弟子吕汉才资助印了二百本。1942年，中卷定稿，老友居正出面募集到一笔资金，以勉仁书院哲学组的名义出版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合订本。直到1944年全书才都完稿，被中国哲学会纳入《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是熊十力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熊十力在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除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之外，还有《十力语要》和《十力语要初续》。这两部书是熊十力的言论、信函、札记的总汇，经多年积累，陆续编纂成书。
1930年，熊十力的弟子张立民根据高赞非记录的熊十力自1924年至1928年论学语录以及信札，整理删削，编成《尊闻录》并作了一篇序。同年11月，印行150册，分赠友人。这是编纂《十力语要》的开始。1935年，弟子云颂天、谢百麟将熊十力自1932-1935年写的短札数十篇整理成书，名为《十力论学语辑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十力语要》第一卷。1940年，弟子邓子琴、潘从理将熊十力从1936-1940年写的笔记、发表的言论编为《十力语要》卷二，由周封歧资助印行400册。1946年，弟子王星贤整理熊十力从1942年到1946年撰写的短札、信函，汇编为《十力语要》卷三；以《尊闻录》为基础汇入熊十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言论、短札，编为《十力语要》卷四。至此，四卷本《十力语要》全部编成，共33万字。1942年，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拨款资助印行“十力丛书”，《十力语要》印了1000套，方才正式问世。
熊十力很看重这部著作。他在《增订十力语要缘起》中写道：“此四卷之书，虽信手写来，信口道出，而其中自有关于哲学思想上许多问题及做人与为学精神之砥砺者，似未容抛弃。”《十力语要》是从熊十力心中自然流出的，特别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
1948年，熊十力收养安陆池师周遗孤际安为嗣女，改名熊池生，字仲光。仲光是一位很文静好学的姑娘，文笔亦佳。她常随侍在熊十力的左右，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帮助老人整理文稿。熊十力很喜欢仲光，常对人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老熊也有了可以传道的后人了，幸甚！幸甚！”他把仲光比作西汉帮助父亲伏胜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女，比作东汉秉承父志完成并传授《汉书》的班固之女班昭，比作东汉末庞德公之女，希冀她来继承发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委托仲光将自己从1947年至1949年写的论著笔札编为《十力语要初续》，书编成后，熊仲光还写了一篇《困学记》，也收录其中。1949年香港东升书局出版了这部书。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曾给后人留下一部《论语》，《十力语要》及《十力语要初续》则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留下的一部新“论语”。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十力语要》和《十力语要初续》这三部书可以说是熊十力表达“新唯识论”思想体系的力作。在这三部书中，他最终完成由佛到儒的转折。他扬弃佛学，参证西方哲学，归宗儒家，建立了一个新陆王型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在1949年以后，熊十力陆续写出一些新书，这些书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新唯识论”的发挥和拓展。
§§第二章 入佛与出佛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是边讲、边写、边改逐渐形成的。
1923年，熊十力接北大教职后，便写出《唯识学概论》讲义9万多字，分为唯识、诸识、能变、四分、功能、四缘、境识、转识等章，由北京大学印制。此书是按照旧唯识学的体系写的，尚未阐述熊十力本人的观点，但它毕竟是熊十力从事“新唯识论”理论创造的起点。此书写成后，由于对唯识宗的教义发生怀疑，熊十力遂尽弃全稿，着手创立“新唯识论”。1926年，他写出第二种《唯识学概论》讲义，只分为唯识、转变、功能、境色等四章，砍掉第一稿中大量关于唯识学名相的解释，增加批评唯识学的内容阐述他本人的观点，“新唯识论”体系初具雏形。此后，熊十力为完善体系，又屡屡修改。据汤用彤先生介绍：“熊十力先生著《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四稿，易为同源。”可见他的观点前后有较大的变化。1930年，公孚印刷所将熊十力的修定稿《唯识论》印出，熊十力的导言中写道：“此书前卷，初稿、次稿以壬戌（1922年）、丙寅（1926年）先后授于北京大学，今此视初稿根本变异，视次稿亦易十之三四云。”这一稿虽不是定稿，但已比较成熟了。
由于多年劳累，生活又没有规律且年纪也大了，熊十力的神经衰弱症越发严重了，经常头痛如裂，夜不能寐。此外，他还患了胃下垂等病。1927年，熊十力不得不离开学校，放下工作到杭州西湖畔的法相寺养病。他早就听说西湖畔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儒，那就是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名浮，一浮是他的字。他通晓多种外语，国学根基深厚，诗词书画亦佳，贺麟先生称他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北大蔡元培校长曾邀请马一浮到北大任教，马一浮因不喜欢师生蚁聚一堂的现代教学方式，便回信表示“古有来学，未闻往教”，竟坚辞不就。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满腹经纶、有传奇色彩的当代大儒，便请单朴庵先生为介绍人。单先生原是熊十力在北大的同事，当时已调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同马一浮也比较熟悉。熊十力原以为问题不大，没想到单先生竟面有难色。单先生解释说，马先生是有名的清高之士，是不肯轻易见客的，好多求见的人都吃了闭门羹，他也没有办法。听单朴庵这么一说，熊十力愈发想见见这位奇人高士。
他打算采取以文会友的方式敲开马一浮家的大门，便把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稿本寄给马一浮，附上一函，请马先生指教并希望有机会晤谈。书稿寄出数十日，如泥牛入海，看来马一浮的大门不是很容易敲开的。正在熊十力感到失望的时候，忽然有人来访。一通报姓名，方知来人正是未曾谋面但倾慕已久的马一浮先生。性格豪爽的熊十力非常高兴，竟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直率地抱怨起来：你怎么到今天才露面？马一浮淡然一笑，答道：你若写封信，约个时间，也许我们早就见面了。可是你寄给我厚厚一本大作，我总得拜读一些时日吧？这一南一北两位现代新儒家相对而坐，侃侃而谈，十分默契。二人都多年浸润于儒佛，潜心于国学，许多见解不谋而合。他们没有多说客套话，主要谈论《新唯识论》这本书稿。马一浮对《新唯识论》的总体构思表示欣赏，但也不客气地提出一些疑义与熊十力辨析。他们交谈甚为投机，结下莫逆之交，马一浮认为《新唯识论》可以公开出版，熊十力请马一浮题签作序，马一浮爽快地答应。
1932年，熊十力花了6年工夫写成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他终于在学术界打起了“新唯识论”这面旗帜。马一浮在序言中对该书评价很高，他写道：
唯有以见夫至赜而皆如，至动而贞夫一，故能资万物之始而不遗，冒天下之道而不过，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象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也，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辞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道生）肇（僧肇）敛手而咨嗟，奘（玄奘）基（窥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王弼）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以优雅的文笔概述了《新唯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熊十力的学识超过了道生、僧肇、玄奘、窥基等过去名家大师，真可谓推崇备至！
“马一浮”与“熊十力”这两个名字恰成一副对联。二人性格也不同。马一浮儒雅，熊十力简狂；马一浮家境殷实，熊十力出身贫寒；熊十力喜欢交游，马一浮深居简出；熊十力主张读书博览泛观，马一浮主张择精深研……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并不妨碍他们的交往，并且正因为有差异才会收到“和而不同”，互相裨益的效果。熊十力从马一浮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绪言中说，本书的《明心》章吸收了马一浮先生的研究成果。
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之间，有时也难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熊十力和马一浮之间就曾有过这种情形。抗日战争时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县乌尤寺创办了复性书院，聘请熊十力主讲宋明理学。熊十力愉快应聘。1939年9月17日，他在复性书院作了《开讲词》，并准备好了讲义。没有想到同马一浮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无法共事下去，只得不欢而散。事后二人都冷静下来，仍和好如初。1953年，马一浮为祝贺熊十力七十寿辰写下一首律诗，回顾他们几十年的交情：
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
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
天机自发高文在，权教还依世谛传。
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熊十力很珍视马一浮的这首诗，背得很熟。有一次他在政协会议上同杨玉清谈话，特地介绍马一浮的这首诗，还展开一纸对诗中的典故加了注解。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后，在哲学家中间反响不算太大，而在佛学界却引起轩然大波。支那内学院的反应尤为强烈。学院的师生都是唯识宗的信仰者，当然不愿意有人批判唯识宗的学说，特别不愿意看到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员的熊十力杀回马枪。他们把《新唯识论》视为离经叛道之作，大有“鸣鼓而攻之”之势。刘衡如一马当先，在内学院的院刊《内学》第六辑上发表《破新唯识论》，激烈批评熊十力的观点。欧阳竟无大师以主帅的身份亲自为刘文作序，他写道：
三年之丧，不肖者仰而及，贤者俯而就，此圣言量之所以须要也，方便之所以为究竟也。心精飚举，驰骋风云，岂不逞快一时？而堤决垣逾，滔天靡极，遂使乳臭牖窥，惟非尧舜、薄汤武是事，大道绝径，谁之咎欤？六十年来阅人多矣，愈聪明者逞才智，愈弃道远，过犹不及，贤者昧之。而过之至于灭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省以相从。割舌之诚征明得定，执见之舍皆大涅盘，呜呼子真，其犹在古人后哉！
欧阳竟无大师直斥熊十力“乳臭牖窥”、“逞才智”、“灭弃圣言量”，恼怒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面对来自师门的汹涌攻势，熊十力不能不作出回应。他赶写出《破〈破新唯识论〉》，1933年北京大学出版。在此书中，他对各种批评作出答辩，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对《新唯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论证。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和《破〈破新唯识论〉》（简称《破破论》）是熊十力在初创新唯识论时期主要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佛教基本知识的专著，其中有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因明大疏删注》和193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佛家名相通释》。从《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和《破〈破新唯识论〉》这两部书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的框架基本上已树立起来，但尚未最后完工。例如，熊十力尚未明确“归家儒家大易”的理论取向，也没有使用“矛盾”概念，旧唯识学的胎迹还相当明显。难怪孙道升在20世纪30年代写《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时将熊十力看成“新法相宗”的代表人物，而不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到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又写出《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才最后完成由佛到儒的转折，使“新唯识论”思想体系臻于完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熊十力出于爱国心，深感有必要强化民族意识，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枪口对外，共同抗击日寇。因此，他特别重视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阐发。他希望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于抗战救国的大业。这应当是他出佛入儒，走上新儒家道路的最主要的理论动机。“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就表示：“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1937年他离开北平，辗转于湖北、四川等地，走到哪里就把儒家思想宣传到那里。他撰了一本通俗的小册叫《中国历史讲话》，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挽救中华民族。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的说法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在此书中表达的是爱国主义激情，是能够起到砥砺民族斗志的积极作用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发了这本小册子，当作军人的必读教材。熊十力还写了《读经示要》等儒学方面的论著，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儒家思想作了现代阐释。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也努力扶植儒学。应当指出的是，熊十力宣扬儒学绝不是有意迎合官方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阐扬儒学的。他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好感，历来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他屡屡表示“不为报章杂志写文章，不应讲演之邀”，多次拒绝当局的赠款。他的《读经示要》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三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他的弟子徐复观事先未征得熊十力的同意，便将此书呈送蒋介石一册。蒋很欣赏该书中“经为常道不可不读”的观点，特意赠给熊十力法币二百万元。熊十力认为徐复观不该这样做，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他拒收蒋介石的赠款，徐复观说这会使蒋下不了台，力劝他收下。后来熊十力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此款转赠给已迁于四川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国民党当局打着“训政”的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熊十力对此十分反感。他愤怒地揭露说：“今言训政，似亦张官师合一之帜，顾其实，则国败官邪，强贪巨污，剥削百姓，以成乎官僚资本主义，而族类危矣。世道至斯而惨极，不忍言矣。”他是一位关心国事民瘼的正直学者。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高风亮节。熊十力把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多次鼓励或资助自己的学生或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产党的队伍。
熊十力写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时，对他帮助最大的要算是梁漱溟了。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虽应聘为北大哲学教授，可是并没有到北大上课。他住在梁漱溟在四川北碚办的勉仁书院，潜心研究“新唯识论”。梁漱溟揭橥直觉，推崇陆王，重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这些对熊十力都有直接影响。梁在抗战时期忙于奔走国事，没有在学术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而熊十力却甘于寂寞，一心搞学问。如果说梁漱溟比熊十力更敏锐的话，那么，应当说熊十力比梁漱溟更深沉。这两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各有自己的特点：梁漱溟较为拘谨，办事认真，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狷”；熊十力不拘小节，为人坦诚，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狂”。这一“狂”一“狷”相得益彰。他们相处多年，虽有龃龉但仍不失融洽。梁漱溟晚年在回顾他与熊十力的交情时说：
计从1922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1924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均是同去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里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从1938年开始，熊十力开始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基础上改写语体文本，进一步完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他听说的语体文是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文体，既有白话文的通俗，又有文言文的典雅，与宋明语录类似。他还打算请人根据语体文将《新唯识论》译成西文，使它传向世界哲学论坛。
在开始写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时，尚有弟子钱学熙、韩裕文等帮助，后来二人因故离开，只好由他一人独立完成。为了早日脱稿，他每天清晨四时就早早起床，中午稍事休息后，继续工作，直到深夜。因处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孤羁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日寇的飞机时常还来骚扰、轰炸，很难过一天安生的日子。1939年8月19日，敌机轰炸乐山，熊十力的寓所不幸中弹起火，他的左膝受伤，多年的积稿也毁于一旦。他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伤好之后又从头干起。1940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终于脱稿，由弟子吕汉才资助印了二百本。1942年，中卷定稿，老友居正出面募集到一笔资金，以勉仁书院哲学组的名义出版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合订本。直到1944年全书才都完稿，被中国哲学会纳入《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是熊十力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熊十力在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除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之外，还有《十力语要》和《十力语要初续》。这两部书是熊十力的言论、信函、札记的总汇，经多年积累，陆续编纂成书。
1930年，熊十力的弟子张立民根据高赞非记录的熊十力自1924年至1928年论学语录以及信札，整理删削，编成《尊闻录》并作了一篇序。同年11月，印行150册，分赠友人。这是编纂《十力语要》的开始。1935年，弟子云颂天、谢百麟将熊十力自1932-1935年写的短札数十篇整理成书，名为《十力论学语辑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十力语要》第一卷。1940年，弟子邓子琴、潘从理将熊十力从1936-1940年写的笔记、发表的言论编为《十力语要》卷二，由周封歧资助印行400册。1946年，弟子王星贤整理熊十力从1942年到1946年撰写的短札、信函，汇编为《十力语要》卷三；以《尊闻录》为基础汇入熊十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言论、短札，编为《十力语要》卷四。至此，四卷本《十力语要》全部编成，共33万字。1942年，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拨款资助印行“十力丛书”，《十力语要》印了1000套，方才正式问世。
熊十力很看重这部著作。他在《增订十力语要缘起》中写道：“此四卷之书，虽信手写来，信口道出，而其中自有关于哲学思想上许多问题及做人与为学精神之砥砺者，似未容抛弃。”《十力语要》是从熊十力心中自然流出的，特别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
1948年，熊十力收养安陆池师周遗孤际安为嗣女，改名熊池生，字仲光。仲光是一位很文静好学的姑娘，文笔亦佳。她常随侍在熊十力的左右，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帮助老人整理文稿。熊十力很喜欢仲光，常对人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老熊也有了可以传道的后人了，幸甚！幸甚！”他把仲光比作西汉帮助父亲伏胜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女，比作东汉秉承父志完成并传授《汉书》的班固之女班昭，比作东汉末庞德公之女，希冀她来继承发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委托仲光将自己从1947年至1949年写的论著笔札编为《十力语要初续》，书编成后，熊仲光还写了一篇《困学记》，也收录其中。1949年香港东升书局出版了这部书。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曾给后人留下一部《论语》，《十力语要》及《十力语要初续》则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留下的一部新“论语”。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十力语要》和《十力语要初续》这三部书可以说是熊十力表达“新唯识论”思想体系的力作。在这三部书中，他最终完成由佛到儒的转折。他扬弃佛学，参证西方哲学，归宗儒家，建立了一个新陆王型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在1949年以后，熊十力陆续写出一些新书，这些书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新唯识论”的发挥和拓展。
§§第二章 入佛与出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