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执教北大
1922年，梁漱溟向北京大学递辞呈，打算按照自己的新孔学思想创办一所大学。校长蔡元培批准了他的辞呈，委托他帮助遴选一位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教职，讲授唯识学。梁漱溟受命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他本想请欧阳竟无的高足吕澂到北大任教，可是欧阳大师视吕澂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指望他承继自己的事业，说什么也不肯放行，只得作罢。梁漱溟又马上想到自己的好友熊十力。在征得熊十力的同意之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蔡元培早就同熊十力有文字之交，对熊十力的学问和人品是了解的，便慨然应允，很快签发给熊十力“特约讲师”的聘书，并催促他尽快到学校上课。熊十力接到聘书，立即打点行装，辞别欧阳竟无老师，赶赴北京。从此，他便开始了在北大长达三十几年的教学生涯，直到1956年因年迈才离开北大到上海定居。蔡元培慧眼识熊十力，引导他真正走上学者的道路。在北大，熊十力展示才志，融会中国、印度、西方哲学，创立了“新唯识论”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有成就的现代新儒家学者。
在北大，熊十力只给哲学系本科生开选修课《唯识学概论》。这门课原来是梁漱溟讲的，在交代工作时，梁漱溟叮嘱熊十力，请他多讲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帮助同学摸到进入唯识学堂奥的门径。熊十力在接课的初期，是按梁漱溟说的那样做的，老老实实遵循支那内学院的路子写唯识学讲义，给同学们上课。可是他本人对唯识学的教义已发生怀疑，越讲越别扭。他实在无法把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给同学，决意另立门户，自创新唯识论，这是梁漱溟始料不及的。
熊十力不惮辛劳，毁弃已准备好的九万多字的讲义，重新备课。在课堂上，他无拘无束，挥挥洒洒，滔滔不绝，主要不是介绍唯识学的基本知识，而是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讲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对大学的上课形式很有意见，上下课时间都听铃声指挥，卡得死死的，好像一道紧箍咒。他认为这种从西方引进的上课方式远不如书院式的讲授自由随便，听者也得不到实际的好处。于是，他便给选课的同学写了一封信，贴在办公室外的揭示板上。信中称：“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要求选课的同学到他家中上课，不再采用教室上课的形式。他讲的《唯识学》只是一门仅有两学分的选修课，按规定每周只讲两节课即可。熊十力却不这样做。他一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三四个小时也打不住，中间也不休息。讲课时他从不坐着，就在房中间走来走去。讲到高兴处或吃紧处，他时常给听者来个禅宗式的“当头棒喝”，随手在听者的头上或者肩头拍一巴掌，然后开怀大笑，声若洪钟。同学们都知道他有这种习惯，听课时尽量坐得离老师远一点，免得挨拍。他还有个怪毛病，就是冬天不能在室内生火取暖，一生火，他就犯病。每逢冬季，同学们到他家中上课只好穿上全副冬装。
熊十力常对人说，他到北大来，主要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读书。他并不计较教职的高低，收入的多少，只要够生活费也就行了。为了多读些书，他每周只讲一次课，不肯多兼课。他也不同家眷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友人家，甚至情愿和同学们挤在一起。
熊十力恪守孔夫子“诲人不倦”的古训，对待前来问学的学生十分热情，一聊就是大半天。他很希望年轻人发扬光大自己创立的学说，继承自己的事业。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能当六朝名士，无益于家，无益于国”。在给学生朱宝昌的信中，他寄以殷切的希望：“吾老矣，如此病躯，未知何日，生平学术，从示得人，吾子笃志，颇属望焉。”他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他的学生不多，但却有一批崇拜者，这些人终身奉他为老师和精神领袖，执弟子礼甚恭，经常与他通信，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一些境况好的学生知道熊十力喜欢吃全鸡，在看望老师时总忘不了带上一只鸡。
一些校外的青年仰慕熊十力的大名前来求教，他也都热情地接待，鼓励他们上进。吴林伯先生在《忆十力师》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他拜师的经过和师生相处的情形：
四五年六月一日，我去先生家执贽称弟子。当我到达时，先生在后山中的书房撰写《读经示要》，我只好耐心恭候。不久，先生回家午餐，看了钟泰师的推荐信说：“听说你是某某的学生，那我们说不成呀！”经我解释以后，先生欣然改容道：“那好啊！孔融《荐祢衡书》里的两句话你还记得吧？今之少年，喜谤前辈，可是你这个新学校的青年教师，却还想从我读书，很好！”先生又问我结婚否。我说没有。先生说：“治学必须专心致志，你们青年人最怕有室家之累。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学好了。教不严，师之惰，教师对学生就是要严，有时，我的话说得很重，你受得住就来，我的学生高赞非，就是我打出来的嘛！”
先生见我求师之诚，教导也就不断。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消息：“梁先生（漱溟）筹办勉仁书院，由我主讲，院方供给膳宿，你辞去教职，一心来学吧！”当我拜别离去，先生倚门而望，又招手叫我转来，并说：“为学当及时，在书院成立前，你来我家学，不要你出饭钱。住宅狭窄，你就与我同住……”先生诱掖后进的热忱使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针，北大成为现代中国“小百家争鸣”的中心。中外古今各思想流派都有人研究，学术气氛十分活跃。这里是学问家、思想家的摇篮。熊十力来到北大，结识了好多教授、哲学家、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他当时的职称仅是讲师，可是在这些人面前毫无自卑感，因为他的学问并不比他们差。他经常同时贤在一起切磋学问，砥砺思想，这使他受益匪浅。熊十力襟怀坦荡，待人真诚，思想深刻，一点也不矫揉造作，有啥说啥，敢怒敢笑也敢骂，眉宇间总是透出一股“真气”，大家也都愿意同他来往交游。
台湾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钱穆在晚年曾愉快地回顾他同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等人当年在北大相处的情景：
自后锡予（汤用彤）、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熊十力是自学成才的，没有系统地学习外语，使他的知识结构有缺欠，而年纪已大，补也来不及。他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曾感叹地说：“如果我能通一门外语，可以减少许多错误。”同张东荪交往使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遗憾。张东荪是留学生出身，外文水平相当高，翻译过许多西方哲学著作，收藏的外文哲学书籍很多。他对熊十力的帮助很大，熊十力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大都经过张东荪的介绍。熊十力虽不懂外文，但他的悟性特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很透彻。汤用彤曾佩服地说：“熊先生虽不通西文，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比一般留学生还强百倍。”熊十力与张东荪谈论起西方哲学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妙语迭出。有一次他谈到兴头上，竟然给张东荪也来了个“当头棒喝”，一巴掌向张东荪的肩头拍去，张东荪连忙侧身后退，避其锋芒。
北大教授林宰平也是经常与熊十力在一起聚谈的讲友。熊十力同林宰平很交心，无所不谈。他在学术研究中每逢遇到重大的理论问题，总喜欢找林宰平在一起磋商，“常有友人闽侯林宰平志钩相攻诘，使余不得轻忽放过”。熊十力十分感谢林宰平对自己的帮助，视他为自己的知己。他在《十力语要初续》中深情地写道：“余与宰平交最笃。知宰平者，莫过于余；知余者，莫过于宰平……世或疑余《新论》外释而内儒，唯宰平知《新论》自成体系，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也。”
到1937年北大南迁以前，熊十力一直任讲师。同教授相比，他的收入比较少，但他并不介意。他在北京没有房产，租房居住。他的藏书也较少，做学问要靠借书。他嗜书如命，读书很多，博闻强记，许多重要的篇章都能背诵出来。别人把书收藏在书橱里，而他则把书“藏”在头脑里。他在写作时，从来不翻书，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抠”出来，都充满着真挚和激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昆明，同清华、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熊十力没有随北大一起走。他化装成商人，搭乘一列煤车，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逃出沦陷的北平，回到故乡黄冈。没住多久，又避难四川。他历尽周折，终于同西南联合大学中北大校部联系上了。校长蒋梦麟仍聘熊十力为特约讲师，并特许他可以不到学校上课，工资照发。按照北大的规定，教授应开三门以上课程并且有大学正式学历。熊十力只开过《唯识学概论》一门课程，并且是自学成才的，没上过正式的大学，只能聘为讲师。1943年，熊十力已是国内著名的学者，讲师的职称已很不相称。鉴于此，学校才打破惯例，特聘熊十力为教授。
熊十力曾对自己的最得意的弟子韩裕文说过：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作学问就要立志，争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上战场拼杀一样，勇猛向前，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他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年不同家人在一起，专心致志，一心向学。他把治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辛勤的耕耘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熊十力成功了，当之无愧地跻身北京大学乃至现代中国学界第一流学者的行列。
在北大，熊十力只给哲学系本科生开选修课《唯识学概论》。这门课原来是梁漱溟讲的，在交代工作时，梁漱溟叮嘱熊十力，请他多讲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帮助同学摸到进入唯识学堂奥的门径。熊十力在接课的初期，是按梁漱溟说的那样做的，老老实实遵循支那内学院的路子写唯识学讲义，给同学们上课。可是他本人对唯识学的教义已发生怀疑，越讲越别扭。他实在无法把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给同学，决意另立门户，自创新唯识论，这是梁漱溟始料不及的。
熊十力不惮辛劳，毁弃已准备好的九万多字的讲义，重新备课。在课堂上，他无拘无束，挥挥洒洒，滔滔不绝，主要不是介绍唯识学的基本知识，而是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讲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对大学的上课形式很有意见，上下课时间都听铃声指挥，卡得死死的，好像一道紧箍咒。他认为这种从西方引进的上课方式远不如书院式的讲授自由随便，听者也得不到实际的好处。于是，他便给选课的同学写了一封信，贴在办公室外的揭示板上。信中称：“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要求选课的同学到他家中上课，不再采用教室上课的形式。他讲的《唯识学》只是一门仅有两学分的选修课，按规定每周只讲两节课即可。熊十力却不这样做。他一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三四个小时也打不住，中间也不休息。讲课时他从不坐着，就在房中间走来走去。讲到高兴处或吃紧处，他时常给听者来个禅宗式的“当头棒喝”，随手在听者的头上或者肩头拍一巴掌，然后开怀大笑，声若洪钟。同学们都知道他有这种习惯，听课时尽量坐得离老师远一点，免得挨拍。他还有个怪毛病，就是冬天不能在室内生火取暖，一生火，他就犯病。每逢冬季，同学们到他家中上课只好穿上全副冬装。
熊十力常对人说，他到北大来，主要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读书。他并不计较教职的高低，收入的多少，只要够生活费也就行了。为了多读些书，他每周只讲一次课，不肯多兼课。他也不同家眷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友人家，甚至情愿和同学们挤在一起。
熊十力恪守孔夫子“诲人不倦”的古训，对待前来问学的学生十分热情，一聊就是大半天。他很希望年轻人发扬光大自己创立的学说，继承自己的事业。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能当六朝名士，无益于家，无益于国”。在给学生朱宝昌的信中，他寄以殷切的希望：“吾老矣，如此病躯，未知何日，生平学术，从示得人，吾子笃志，颇属望焉。”他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他的学生不多，但却有一批崇拜者，这些人终身奉他为老师和精神领袖，执弟子礼甚恭，经常与他通信，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一些境况好的学生知道熊十力喜欢吃全鸡，在看望老师时总忘不了带上一只鸡。
一些校外的青年仰慕熊十力的大名前来求教，他也都热情地接待，鼓励他们上进。吴林伯先生在《忆十力师》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他拜师的经过和师生相处的情形：
四五年六月一日，我去先生家执贽称弟子。当我到达时，先生在后山中的书房撰写《读经示要》，我只好耐心恭候。不久，先生回家午餐，看了钟泰师的推荐信说：“听说你是某某的学生，那我们说不成呀！”经我解释以后，先生欣然改容道：“那好啊！孔融《荐祢衡书》里的两句话你还记得吧？今之少年，喜谤前辈，可是你这个新学校的青年教师，却还想从我读书，很好！”先生又问我结婚否。我说没有。先生说：“治学必须专心致志，你们青年人最怕有室家之累。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学好了。教不严，师之惰，教师对学生就是要严，有时，我的话说得很重，你受得住就来，我的学生高赞非，就是我打出来的嘛！”
先生见我求师之诚，教导也就不断。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消息：“梁先生（漱溟）筹办勉仁书院，由我主讲，院方供给膳宿，你辞去教职，一心来学吧！”当我拜别离去，先生倚门而望，又招手叫我转来，并说：“为学当及时，在书院成立前，你来我家学，不要你出饭钱。住宅狭窄，你就与我同住……”先生诱掖后进的热忱使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针，北大成为现代中国“小百家争鸣”的中心。中外古今各思想流派都有人研究，学术气氛十分活跃。这里是学问家、思想家的摇篮。熊十力来到北大，结识了好多教授、哲学家、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他当时的职称仅是讲师，可是在这些人面前毫无自卑感，因为他的学问并不比他们差。他经常同时贤在一起切磋学问，砥砺思想，这使他受益匪浅。熊十力襟怀坦荡，待人真诚，思想深刻，一点也不矫揉造作，有啥说啥，敢怒敢笑也敢骂，眉宇间总是透出一股“真气”，大家也都愿意同他来往交游。
台湾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钱穆在晚年曾愉快地回顾他同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等人当年在北大相处的情景：
自后锡予（汤用彤）、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熊十力是自学成才的，没有系统地学习外语，使他的知识结构有缺欠，而年纪已大，补也来不及。他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曾感叹地说：“如果我能通一门外语，可以减少许多错误。”同张东荪交往使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遗憾。张东荪是留学生出身，外文水平相当高，翻译过许多西方哲学著作，收藏的外文哲学书籍很多。他对熊十力的帮助很大，熊十力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大都经过张东荪的介绍。熊十力虽不懂外文，但他的悟性特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很透彻。汤用彤曾佩服地说：“熊先生虽不通西文，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比一般留学生还强百倍。”熊十力与张东荪谈论起西方哲学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妙语迭出。有一次他谈到兴头上，竟然给张东荪也来了个“当头棒喝”，一巴掌向张东荪的肩头拍去，张东荪连忙侧身后退，避其锋芒。
北大教授林宰平也是经常与熊十力在一起聚谈的讲友。熊十力同林宰平很交心，无所不谈。他在学术研究中每逢遇到重大的理论问题，总喜欢找林宰平在一起磋商，“常有友人闽侯林宰平志钩相攻诘，使余不得轻忽放过”。熊十力十分感谢林宰平对自己的帮助，视他为自己的知己。他在《十力语要初续》中深情地写道：“余与宰平交最笃。知宰平者，莫过于余；知余者，莫过于宰平……世或疑余《新论》外释而内儒，唯宰平知《新论》自成体系，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也。”
到1937年北大南迁以前，熊十力一直任讲师。同教授相比，他的收入比较少，但他并不介意。他在北京没有房产，租房居住。他的藏书也较少，做学问要靠借书。他嗜书如命，读书很多，博闻强记，许多重要的篇章都能背诵出来。别人把书收藏在书橱里，而他则把书“藏”在头脑里。他在写作时，从来不翻书，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抠”出来，都充满着真挚和激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昆明，同清华、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熊十力没有随北大一起走。他化装成商人，搭乘一列煤车，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逃出沦陷的北平，回到故乡黄冈。没住多久，又避难四川。他历尽周折，终于同西南联合大学中北大校部联系上了。校长蒋梦麟仍聘熊十力为特约讲师，并特许他可以不到学校上课，工资照发。按照北大的规定，教授应开三门以上课程并且有大学正式学历。熊十力只开过《唯识学概论》一门课程，并且是自学成才的，没上过正式的大学，只能聘为讲师。1943年，熊十力已是国内著名的学者，讲师的职称已很不相称。鉴于此，学校才打破惯例，特聘熊十力为教授。
熊十力曾对自己的最得意的弟子韩裕文说过：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作学问就要立志，争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上战场拼杀一样，勇猛向前，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他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年不同家人在一起，专心致志，一心向学。他把治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辛勤的耕耘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熊十力成功了，当之无愧地跻身北京大学乃至现代中国学界第一流学者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