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年转轨
辛亥革命是熊十力青年时代经历的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经过革命大潮的洗礼，他的思想染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而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曾在他思想上投下难以抹去的阴影。正是因为辛亥以后革命斗争屡屡失败，才促使他彷徨、焦虑、反省和沉思。他终于告别青年时代的戎马生涯，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告别政坛，转向学界，由一位激进的旧民主主义战士变成一位有原创力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为什么迅速即被袁世凯之流轻而易举地窃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教训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经常环萦在熊十力的脑际。他找不到能够使自己满意的答案，内心十分痛苦。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假借革命的名义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得偌大的中国一日也不得安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却冒出来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严酷的政治现实终于使熊十力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群众昏聩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在熊十力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没有人肯在学术上下工夫，没有帮助人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消极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为中国的出路不在于政治革命，而系于学术革命。“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他抱定“学术救国”的宗旨，打算通过整理研究国学的途径影响世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出困境。
熊十力拿定主意之后，便离开广州返回德安。做学问从哪里下手？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先将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于是，他便从1916年以来积累的读书札记中选出25则，编成《熊子贞心书》，自印行世。不意此书竟得到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赏识。蔡先生拨冗为此书作序，他写道：“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无事乎他求矣。”蔡元培先生的序使熊十力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增强了自信心，他感到自己可以在学术园地里有所作为。他深深感谢蔡先生奖掖后学。《熊子贞心书》是熊十力的处女作，是他开始跻身学术界的标志，也是他研究国学的起点。这本书虽然没有多少新意，却也预示着熊十力将以融会佛儒、贯通中西作为今后治学的大方向。
熊十力寻求“为己之学”，显然寄希望于传统的学术思想。对于儒、释、道三家，熊十力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后来很快把注意力转向佛学。他在学术思想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变化，原因很复杂。
应当说，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三家中，儒家无疑居主导地位。自从近代东西文化发生撞击以后，儒家开始衰微，逐渐失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在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中，儒学被归入旧学营垒，学者们一时还不能把儒学同封建礼教区别开来。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为了找到足以同西方哲学相抗的思想武器，也为了找到批判封建礼教的思想武器，都特别看重思辨性很强的佛学。章太炎在他主编的《民报》上发表多篇佛学方面的文章，甚至被他的论敌讥为“不作民声作佛声”。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自序中竟署上“华相众生”这一具有佛教色彩的笔名。他们十分欣赏佛教中“众生平等”等词句，认为这同现代的民主、民权观念相契合；他们认为佛教的精意就是所谓“威力”、“奋迅”、“勇敢”、“大无畏”、“大雄”、“普度众生”等，企图借助佛教信仰鼓舞自己的斗志，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熊十力曾把谭嗣同、章太炎奉为精神导师，他沿着他们的思想轨迹而转向佛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熊十力转向佛教也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熊十力回到德安不久，他的几个兄弟相继染病去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国事和家事两方面的煎熬使他心灰意懒，萌发“人生是苦”之念。他希望从佛教中找到精神慰藉，使自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熊十力转向佛教的直接原因是他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曾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屡次表示素食不婚，两次自杀（未遂）舍身求法，一心皈依佛门。他多次撰文赞扬佛教博大精深。熊十力早年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过批判佛教思想的读书札记，梁漱溟读后大为不满，撰文反驳。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十三卷第五至八期上连载长文《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十力愚昧无知，不解佛教真谛。熊十力读了梁文后并没有生气，反倒促使他认真地读了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读后他觉得佛教并非都是虚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可究竟道理在哪儿，还不十分清楚。1918年至1920年间，熊十力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他给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特约讲师的梁漱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我已经拜读。其中那些骂我的话，我觉得还有些在理。希望能够有机会同您面谈一次。”梁漱溟很快回信答复，欣然表示同意，并且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1919年暑假期间，熊十力专程从天津到北京会见借居在广济寺的梁漱溟。梁漱溟当时仅26岁，熊十力已34岁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沟通思想的障碍。熊十力和梁漱溟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熊十力是日知会的成员，梁漱溟是京津同盟会的成员。二人对辛亥革命失败后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情形都有切身体会，都有寻求“求己之学”的共同志趣。二人会面，自然会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到时局，谈到学问，最后把话题集中到佛学方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在感情上甚为相契，遂结为莫逆之交。他们从这次会面建立起来的友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他们之间的交情之深，延续时间之久，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二人后来都出佛入儒，成为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主将。
1920年暑假，梁漱溟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拜访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他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向欧阳竟无大师请教，二是介绍自己的好朋友熊十力入内学院学习。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欧阳竟无答应收熊十力为自己的学生。从这年的秋季开始，年已36岁的熊十力开始了三年艰苦的读佛经的学习生活。这是他一生中集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次。
支那内学院的前身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1866年，佛教居士杨文会（字仁山）先生创办金陵刻经处，附设“祗洹精舍”，经营刻印佛教经典，招生教习佛典和梵文、英文，培养出一批近代佛教学者。他的高足欧阳竟无继承乃师的事业，于1918年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培养佛学人才。1920年又在研究部的基础上正式建立支那内学院，学制三年。熊十力等是该院的第一批学员。
在支那内学院三年的时间里，熊十力终日沉潜于唯识宗的浩瀚的经卷之中，探求佛教的真谛。“追寻玄奘、窥基宣扬之业，从护法诸师上索无著、世亲，悉其渊源，通其脉络。”因用功过度，他患了神经衰弱症。他经常忍着头痛，苦读不止，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是学院中最用功的学生，也是最穷的学生。他只有一条中装长裤，晚间洗了第二天早上等干了才有穿的。若阴天干不了，只好光着腿穿长衫。同学们戏称他是“空空道人”。
佛教唯识学向称难读，熊十力硬着头皮终于啃下了这枚酸果。唯识宗的思辨哲学使他惊叹不已，也使他得到良好的理论思维训练，然而佛教的出世观念却时常同他早年形成的潜在的儒家入世意识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发展使他对唯识学由信而疑，由爱而厌，终于出佛入儒。他独辟蹊径，平章华梵，融会佛儒，兼采中西，走上了现代新儒学的治学之路。他的老师欧阳竟无本来对他期望甚高，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变化会如此之快。欧阳竟无怒斥熊十力“离经叛道，别出心裁”，发动弟子们“鸣鼓而击之”，甚至在弥留之际也不肯宽恕他，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可是熊十力却很能理解老师的心情，并不因此而抱怨。他由衷地感谢欧阳竟无大师把自己领入唯识宗的堂奥，对老师终身执弟子礼甚恭。他曾把蒋介石给他的赠款转赠支那内学院，以答谢师恩。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为什么迅速即被袁世凯之流轻而易举地窃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教训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经常环萦在熊十力的脑际。他找不到能够使自己满意的答案，内心十分痛苦。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假借革命的名义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得偌大的中国一日也不得安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却冒出来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严酷的政治现实终于使熊十力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群众昏聩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在熊十力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没有人肯在学术上下工夫，没有帮助人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消极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为中国的出路不在于政治革命，而系于学术革命。“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他抱定“学术救国”的宗旨，打算通过整理研究国学的途径影响世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出困境。
熊十力拿定主意之后，便离开广州返回德安。做学问从哪里下手？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先将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于是，他便从1916年以来积累的读书札记中选出25则，编成《熊子贞心书》，自印行世。不意此书竟得到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赏识。蔡先生拨冗为此书作序，他写道：“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无事乎他求矣。”蔡元培先生的序使熊十力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增强了自信心，他感到自己可以在学术园地里有所作为。他深深感谢蔡先生奖掖后学。《熊子贞心书》是熊十力的处女作，是他开始跻身学术界的标志，也是他研究国学的起点。这本书虽然没有多少新意，却也预示着熊十力将以融会佛儒、贯通中西作为今后治学的大方向。
熊十力寻求“为己之学”，显然寄希望于传统的学术思想。对于儒、释、道三家，熊十力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后来很快把注意力转向佛学。他在学术思想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变化，原因很复杂。
应当说，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三家中，儒家无疑居主导地位。自从近代东西文化发生撞击以后，儒家开始衰微，逐渐失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在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中，儒学被归入旧学营垒，学者们一时还不能把儒学同封建礼教区别开来。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为了找到足以同西方哲学相抗的思想武器，也为了找到批判封建礼教的思想武器，都特别看重思辨性很强的佛学。章太炎在他主编的《民报》上发表多篇佛学方面的文章，甚至被他的论敌讥为“不作民声作佛声”。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自序中竟署上“华相众生”这一具有佛教色彩的笔名。他们十分欣赏佛教中“众生平等”等词句，认为这同现代的民主、民权观念相契合；他们认为佛教的精意就是所谓“威力”、“奋迅”、“勇敢”、“大无畏”、“大雄”、“普度众生”等，企图借助佛教信仰鼓舞自己的斗志，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熊十力曾把谭嗣同、章太炎奉为精神导师，他沿着他们的思想轨迹而转向佛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熊十力转向佛教也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熊十力回到德安不久，他的几个兄弟相继染病去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国事和家事两方面的煎熬使他心灰意懒，萌发“人生是苦”之念。他希望从佛教中找到精神慰藉，使自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熊十力转向佛教的直接原因是他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曾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屡次表示素食不婚，两次自杀（未遂）舍身求法，一心皈依佛门。他多次撰文赞扬佛教博大精深。熊十力早年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过批判佛教思想的读书札记，梁漱溟读后大为不满，撰文反驳。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十三卷第五至八期上连载长文《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十力愚昧无知，不解佛教真谛。熊十力读了梁文后并没有生气，反倒促使他认真地读了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读后他觉得佛教并非都是虚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可究竟道理在哪儿，还不十分清楚。1918年至1920年间，熊十力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他给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特约讲师的梁漱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我已经拜读。其中那些骂我的话，我觉得还有些在理。希望能够有机会同您面谈一次。”梁漱溟很快回信答复，欣然表示同意，并且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1919年暑假期间，熊十力专程从天津到北京会见借居在广济寺的梁漱溟。梁漱溟当时仅26岁，熊十力已34岁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沟通思想的障碍。熊十力和梁漱溟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熊十力是日知会的成员，梁漱溟是京津同盟会的成员。二人对辛亥革命失败后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情形都有切身体会，都有寻求“求己之学”的共同志趣。二人会面，自然会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到时局，谈到学问，最后把话题集中到佛学方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在感情上甚为相契，遂结为莫逆之交。他们从这次会面建立起来的友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他们之间的交情之深，延续时间之久，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二人后来都出佛入儒，成为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主将。
1920年暑假，梁漱溟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拜访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他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向欧阳竟无大师请教，二是介绍自己的好朋友熊十力入内学院学习。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欧阳竟无答应收熊十力为自己的学生。从这年的秋季开始，年已36岁的熊十力开始了三年艰苦的读佛经的学习生活。这是他一生中集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次。
支那内学院的前身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1866年，佛教居士杨文会（字仁山）先生创办金陵刻经处，附设“祗洹精舍”，经营刻印佛教经典，招生教习佛典和梵文、英文，培养出一批近代佛教学者。他的高足欧阳竟无继承乃师的事业，于1918年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培养佛学人才。1920年又在研究部的基础上正式建立支那内学院，学制三年。熊十力等是该院的第一批学员。
在支那内学院三年的时间里，熊十力终日沉潜于唯识宗的浩瀚的经卷之中，探求佛教的真谛。“追寻玄奘、窥基宣扬之业，从护法诸师上索无著、世亲，悉其渊源，通其脉络。”因用功过度，他患了神经衰弱症。他经常忍着头痛，苦读不止，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是学院中最用功的学生，也是最穷的学生。他只有一条中装长裤，晚间洗了第二天早上等干了才有穿的。若阴天干不了，只好光着腿穿长衫。同学们戏称他是“空空道人”。
佛教唯识学向称难读，熊十力硬着头皮终于啃下了这枚酸果。唯识宗的思辨哲学使他惊叹不已，也使他得到良好的理论思维训练，然而佛教的出世观念却时常同他早年形成的潜在的儒家入世意识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发展使他对唯识学由信而疑，由爱而厌，终于出佛入儒。他独辟蹊径，平章华梵，融会佛儒，兼采中西，走上了现代新儒学的治学之路。他的老师欧阳竟无本来对他期望甚高，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变化会如此之快。欧阳竟无怒斥熊十力“离经叛道，别出心裁”，发动弟子们“鸣鼓而击之”，甚至在弥留之际也不肯宽恕他，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可是熊十力却很能理解老师的心情，并不因此而抱怨。他由衷地感谢欧阳竟无大师把自己领入唯识宗的堂奥，对老师终身执弟子礼甚恭。他曾把蒋介石给他的赠款转赠支那内学院，以答谢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