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戎马青春
熊十力在少年时代所接触的学问大抵没有超出儒家正统思想的范围。步入青年时代之后，他开始接触新学，眼界大开，诚心服膺，一度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叛逆。他不满足于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开始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他要在社会大课堂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邻县孝廉何焜阁是帮助熊十力打开眼界的人。何焜阁去过北京，他听到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事，非常高兴，以为找到了一条救国之路。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何焜阁开始接受西学。每逢到省城办事或会考，他都要买回一些“格致启蒙”一类的新书。他不但自己读，还向朋友们推荐，他的寓所成了当时传播新学的小图书馆。熊十力经常到何家去借书、读书，贪婪地吞噬他所能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他的思想平生第一次受到强烈震动，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儒家正统思想并且萌发反叛意识。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变化：“得一格致启蒙，读之狂喜，后更启革命思潮。六经诸子，视之皆土苴也；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詈。”中西两种文化在他的心中发生激烈的撞击与冲突。同当时的激进青年一样，他断然采取以新学否定旧学的立场。
不过，他并没有同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他在批评儒学正统思想的同时，也注意从前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他特别喜欢读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毁家纾难，曾在苏州、昆山等地组织武装力量抗清。事败后他奔走于大江南北，旅居齐、燕，游历西北，联络有志之士，著书立说，始终不向清廷屈服，他写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开清代朴学实学之风。王夫之也是明清之际的抗清志士，明亡后隐伏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奋笔疾书，写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通》等大量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熊十力服膺顾炎武、王夫之的学问，更敬佩他们的为人。他决心以他们为榜样，投身革命，推翻清廷，重振中华雄风。如果说新学是推动熊十力走上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思想动力的话，那么顾、王等人的学说则是另一个思想动力。
当然，促使熊十力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国势日益衰微，中华民族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在帝国主义淫威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卑颜奴膝，抱定“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宗旨，甘心做列强的“守土官长”，早已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戊戌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维新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除非革命，别无选择！这股革命思潮强烈地撞击着青年熊十力的心扉。
1900年，年仅16岁的熊十力便与同县的何自新、圻水的王汉等热血青年结伴同行，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来到省城武汉闯荡。他们联络四面八方的志士同仁，共图革命大业。为了生存，熊十力不得不去做苦工。有一次大哥熊仲甫到武汉看望他，看到弟弟那瘦小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禁不住流下心痛的泪水。熊十力倒是满不在乎，反倒劝哥哥说：“吃点苦算什么，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反清革命应当从何处下手？何自新认为宣传主义、建立团体、鼓动群众最重要，于是，他进入文华书院，拿起笔杆子，以教学为掩护，物色四方豪俊，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熊十力则认为，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1901年，他毅然决定从军，入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又称凯字营）当兵，打算从新军内部拉起一支革命队伍。熊十力拿起枪杆子，也没有放下笔杆子。他白天参加操练，夜间读书学习。他经常向士兵们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内外形势动态，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堕落，鼓动大家调过枪口投身于革命事业。有一次，熊十力写了一篇短文，痛斥清鄂军统制张彪，并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张贴在军营的揭示板上供大家观看。张彪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派人抄录下来呈报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文人出身的张之洞读后觉得文笔通顺，文章组织得不错，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能达到这样程度也不简单。他居然没有生气，对张彪说：“这不过是小孩子胡闹罢了，何必计较！”并不予追究，张彪讨了个没趣。1903年，熊十力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仁字斋，成为一名既学文又习武的学生兵。这为熊十力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他经常来往于学堂与军营之间，秘密串联，暗中积蓄革命力量。
熊十力的好友何自新在“宣传主义、建立团体、鼓动群众”方面也很有成绩。1904年，何自新联络在武汉的革命志士，经过秘密协调酝酿，在武昌多宝寺建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何自新任文牍，胡瑛任招待兼庶务。1906年3月，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成立日知会，并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建立联系，负责领导全省各地的革命运动。熊十力经何自新介绍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日知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之一。为了扩大日知会的影响，熊十力与熊飞宇、邱介甫、童愚等人商议，决定在黄冈籍的士兵和学生中建立一个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叫作“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讲习社采取传统的兰谱作为组织形式，互相交换帖子，上面写着自己家族的谱系，结拜为盟兄弟。每十人为一谱。平时以谱为单位开展活动，每逢周日全社人员集中起来，开展大型的宣传讲演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交流活动信息，商议行动对策。熊十力是讲习社的主要领导者。为了搞好讲习社的工作，他全力以赴，发通知，策划行动方案，主持社务甚为得力，赢得了全体社员的拥戴。在他的领导下，讲习社发展很快，参加者已超出黄冈籍的范围，其他县的同道者也纷纷加入。讲习人数最多时达到百余人，成为日知会一个很强的外围组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有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革命形势有如星火燎原，发展很快。革命党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要想夺取胜利，非采用暴力不可。1906年春，日知会的同志得知清廷户部侍郎铁良南下催逼田赋将至湖北的消息，决定采取行动，暗杀铁良，以打击清廷的反动气焰。熊十力的好友王汉奋勇当先，争取到这项任务。他身藏手枪，跟踪铁良，待机行事。铁良乘坐的火车停在河南彰德站，他走下车来。王汉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拔枪连发三弹。虽命中铁良，可惜未击中要害。大批军警立刻向王汉围了过来。王汉无法冲出重围，也不愿落入敌人之手，便愤然投井自杀。战友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熊十力悲痛万分。他为战友的果敢行为感到骄傲，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他奔走革命，呼号更疾。
鉴于革命形势日趋高涨，1906年夏季熊十力打算策动兵变，举行武装起义。他的设想是：第一步，秘密联络荆襄、巴、粤、豫等地的革命会党以及洪门哥老会，首先发难；第二步，乘清廷派兵围剿之机在武昌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占领中心城市并且尽快扩大战果，争取割据一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第三步，会合各路义军，共同北伐，直捣北京，一举推翻清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宏大的计划，他在军队中积极活动，联络同仁，传递消息。不料走漏了风声，被清军军监刘邦骥侦知。刘急报鄂军统制张彪。张彪立即下令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马上逮捕熊十力。幸亏在黎部任督队官的日知会成员季雨霖事先知道消息并通知熊十力，才使熊十力得以逃脱。熊十力在何自新一家的掩护下，藏在何家的天棚中十余日。避开风头之后，他化装成一位来省城看病的乡下妇女，由战友们抬到武胜门江边，租一条小船，顺长江而下，秘密返回故乡黄冈。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他化名周定中，住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以教书为掩护，仍旧从事革命活动。张彪没有捉到熊十力，十分恼怒，他竟悬赏五百金求购熊十力的项上人头，还下令查封熊十力创办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以泄心中之恨。
1911年，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熊十力得到消息急欲奔赴武昌，无奈交通已中断。他随着家乡起义军的队伍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战役，随军回师阔别已久的武汉，并立即参与湖北革命都督府的组建工作。都督府成立以后，他担任参议。辛亥首义告捷，熊十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十二月的一天，他与好友吴崑、刘子通、李四光等黄冈同乡在武昌雄楚楼聚会，共庆胜利。他们乘兴取出文房四宝，展开宣纸，依次挥毫泼墨，表明心志。吴崑写了一首李白的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写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他发挥老子功成名退的古训，似有急流勇退之意。李四光写的是“雄视三楚”。熊十力写下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股豪气贯透纸背！这句话出自佛经，是佛教徒们用来恭维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性豪爽、狂放不羁的熊十力并不把佛祖放在眼里，只相信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他借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凌云之志和“与万物同体”的胸怀。他经常吟诵陆王心学派的开山陆九渊的诗句：“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都表现出他的自信和自负的性格。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纪念武昌首义，季雨霖等人受命在武汉组建日知会记录所，负责记录革命史实，编纂《日知会志》。他们延聘既熟悉情况，文笔又好的熊十力担任编辑。熊十力曾上书新政府，请求纪念他的两位为革命捐躯的挚友王汉和何自新。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使这两位辛亥英烈得以从祀武昌烈士祠。他亲自为二位烈士作传，沉痛悼念为革命洒下热血的王汉烈士，沉痛悼念日知会的创立者之一、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29岁的何自新烈士。
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窃取总统之职，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封建势力卷土重来。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除了赶走清朝皇帝外，并未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熊十力没有被袁世凯的伪装所迷惑，很快识破了他的反动嘴脸。有人邀熊十力北上投袁，他坚决拒绝并劝自己的朋友也不要去。他以笔作枪，撰写讨袁檄文，投入反对封建军阀的战斗行列。1913年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又领导反对袁世凯封建独裁的战争，史称“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熊十力感到在军队里已无必要，便要求退伍。获准后他离开武汉，到江西德安石门芦塘畈定居。不久前，他的长兄熊仲甫已率全家迁此垦荒。熊十力用遣散费为兄弟们购置田产，自己则集中精力读书。他先后住在九仙岭阳居寺和敷阳山的积庆寺读书，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一年多时间读完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能找到的已译成中文的西方哲学书籍。这为他后来整理国学、研究哲学打下了基础。有时他也到村里的塾馆执教，一面教书授徒，一面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学识。他读书很用功，决心把自己因忙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耽误的时间全部补回来。
1914年，已届而立之年的熊十力在武昌同傅既光结婚成家。傅既光是老秀才傅晓榛先生的幼女，父亲行医为业，家境较富裕，世代书香门第，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熊十力常年不在家，家庭的重担几乎要靠她一人担起。她同熊十力生了一男二女。长女名幼光，长子名世菩，幼女名再光。
在离开军队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熊十力虽然身居穷乡僻壤，可是从未忘怀国事。他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等待着革命形势的转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率粤、桂、湘、川等军抗击段祺瑞执政府，发起护法运动。熊十力闻讯后再次从军，随湖南民军参加桂军抗击皖系军阀的战斗。后来又同友人白逾恒一道，奔赴革命根据地广东，入护法军政府辅佐孙中山。可是不到半年，孙中山由于受到军阀的排挤，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护法运动遂告失败。熊十力见到这种情况，只得离开广州，返回德安。
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戎马生涯是熊十力一生中闪光的一页，使他终生难以忘怀。他多次挥笔撰文，纪念辛亥盛事。他为居正著《辛亥札记》作序，热情讴歌武昌首义之壮举：
逊清末叶，革命之发动，多主由边省着手，以为腹地进攻，或难操胜算，黄克强入粤，宋教仁、吴崑等走东北，皆持此主张。其后遁初（宋教仁）诸公虽有长江中部同盟会之议，而实则徒有名义，诸公亦未肯驻鄂……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昔者何烈士尝持此说，不期与其预测合也。自昔史家之论，凡领导群伦而为万民所托命者，必用天下之智以为智，而非恃一己之智也；用天下之力以为力，而非恃一己之力也。孙公宏愿毅力，以革命呼号海内外，领导群伦而任同志各尽其智与力，皆使自由活跃，无所牵制，无所顾忌。故鄂垣一呼而万方响应，共戴孙公无异志。后之论者，于此不容忽也。楚人自昔有抵抗强暴之特性……元人入关，有天下者九十年，而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诸辈，皆以鄂籍而发大难，驱暴元，还大统于朱明，育华种以自由；今之复清，又由鄂始，此非论史者可注意之事乎？清末革命思潮，虽已澎湃于全国，然使无充实有力之根据地，则亦难遽睹其成，同盟会所以收功实于武昌，则以鄂中无数志士，早从军队着手。当时纯为民族、民权二大思想而忘身……民生主义，似不甚注意……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辛亥暴发，而瑞澂、张彪不得不逃，亦大势之必然也。惜乎袁氏凶狾，摧残三楚新兴之气殆尽，而国事乃不可问矣……
邻县孝廉何焜阁是帮助熊十力打开眼界的人。何焜阁去过北京，他听到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事，非常高兴，以为找到了一条救国之路。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何焜阁开始接受西学。每逢到省城办事或会考，他都要买回一些“格致启蒙”一类的新书。他不但自己读，还向朋友们推荐，他的寓所成了当时传播新学的小图书馆。熊十力经常到何家去借书、读书，贪婪地吞噬他所能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他的思想平生第一次受到强烈震动，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儒家正统思想并且萌发反叛意识。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变化：“得一格致启蒙，读之狂喜，后更启革命思潮。六经诸子，视之皆土苴也；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詈。”中西两种文化在他的心中发生激烈的撞击与冲突。同当时的激进青年一样，他断然采取以新学否定旧学的立场。
不过，他并没有同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他在批评儒学正统思想的同时，也注意从前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他特别喜欢读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毁家纾难，曾在苏州、昆山等地组织武装力量抗清。事败后他奔走于大江南北，旅居齐、燕，游历西北，联络有志之士，著书立说，始终不向清廷屈服，他写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开清代朴学实学之风。王夫之也是明清之际的抗清志士，明亡后隐伏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奋笔疾书，写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通》等大量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熊十力服膺顾炎武、王夫之的学问，更敬佩他们的为人。他决心以他们为榜样，投身革命，推翻清廷，重振中华雄风。如果说新学是推动熊十力走上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思想动力的话，那么顾、王等人的学说则是另一个思想动力。
当然，促使熊十力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国势日益衰微，中华民族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在帝国主义淫威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卑颜奴膝，抱定“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宗旨，甘心做列强的“守土官长”，早已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戊戌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维新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除非革命，别无选择！这股革命思潮强烈地撞击着青年熊十力的心扉。
1900年，年仅16岁的熊十力便与同县的何自新、圻水的王汉等热血青年结伴同行，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来到省城武汉闯荡。他们联络四面八方的志士同仁，共图革命大业。为了生存，熊十力不得不去做苦工。有一次大哥熊仲甫到武汉看望他，看到弟弟那瘦小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禁不住流下心痛的泪水。熊十力倒是满不在乎，反倒劝哥哥说：“吃点苦算什么，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反清革命应当从何处下手？何自新认为宣传主义、建立团体、鼓动群众最重要，于是，他进入文华书院，拿起笔杆子，以教学为掩护，物色四方豪俊，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熊十力则认为，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1901年，他毅然决定从军，入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又称凯字营）当兵，打算从新军内部拉起一支革命队伍。熊十力拿起枪杆子，也没有放下笔杆子。他白天参加操练，夜间读书学习。他经常向士兵们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内外形势动态，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堕落，鼓动大家调过枪口投身于革命事业。有一次，熊十力写了一篇短文，痛斥清鄂军统制张彪，并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张贴在军营的揭示板上供大家观看。张彪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派人抄录下来呈报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文人出身的张之洞读后觉得文笔通顺，文章组织得不错，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能达到这样程度也不简单。他居然没有生气，对张彪说：“这不过是小孩子胡闹罢了，何必计较！”并不予追究，张彪讨了个没趣。1903年，熊十力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仁字斋，成为一名既学文又习武的学生兵。这为熊十力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他经常来往于学堂与军营之间，秘密串联，暗中积蓄革命力量。
熊十力的好友何自新在“宣传主义、建立团体、鼓动群众”方面也很有成绩。1904年，何自新联络在武汉的革命志士，经过秘密协调酝酿，在武昌多宝寺建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何自新任文牍，胡瑛任招待兼庶务。1906年3月，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成立日知会，并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建立联系，负责领导全省各地的革命运动。熊十力经何自新介绍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日知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之一。为了扩大日知会的影响，熊十力与熊飞宇、邱介甫、童愚等人商议，决定在黄冈籍的士兵和学生中建立一个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叫作“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讲习社采取传统的兰谱作为组织形式，互相交换帖子，上面写着自己家族的谱系，结拜为盟兄弟。每十人为一谱。平时以谱为单位开展活动，每逢周日全社人员集中起来，开展大型的宣传讲演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交流活动信息，商议行动对策。熊十力是讲习社的主要领导者。为了搞好讲习社的工作，他全力以赴，发通知，策划行动方案，主持社务甚为得力，赢得了全体社员的拥戴。在他的领导下，讲习社发展很快，参加者已超出黄冈籍的范围，其他县的同道者也纷纷加入。讲习人数最多时达到百余人，成为日知会一个很强的外围组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有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革命形势有如星火燎原，发展很快。革命党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要想夺取胜利，非采用暴力不可。1906年春，日知会的同志得知清廷户部侍郎铁良南下催逼田赋将至湖北的消息，决定采取行动，暗杀铁良，以打击清廷的反动气焰。熊十力的好友王汉奋勇当先，争取到这项任务。他身藏手枪，跟踪铁良，待机行事。铁良乘坐的火车停在河南彰德站，他走下车来。王汉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拔枪连发三弹。虽命中铁良，可惜未击中要害。大批军警立刻向王汉围了过来。王汉无法冲出重围，也不愿落入敌人之手，便愤然投井自杀。战友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熊十力悲痛万分。他为战友的果敢行为感到骄傲，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他奔走革命，呼号更疾。
鉴于革命形势日趋高涨，1906年夏季熊十力打算策动兵变，举行武装起义。他的设想是：第一步，秘密联络荆襄、巴、粤、豫等地的革命会党以及洪门哥老会，首先发难；第二步，乘清廷派兵围剿之机在武昌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占领中心城市并且尽快扩大战果，争取割据一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第三步，会合各路义军，共同北伐，直捣北京，一举推翻清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宏大的计划，他在军队中积极活动，联络同仁，传递消息。不料走漏了风声，被清军军监刘邦骥侦知。刘急报鄂军统制张彪。张彪立即下令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马上逮捕熊十力。幸亏在黎部任督队官的日知会成员季雨霖事先知道消息并通知熊十力，才使熊十力得以逃脱。熊十力在何自新一家的掩护下，藏在何家的天棚中十余日。避开风头之后，他化装成一位来省城看病的乡下妇女，由战友们抬到武胜门江边，租一条小船，顺长江而下，秘密返回故乡黄冈。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他化名周定中，住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以教书为掩护，仍旧从事革命活动。张彪没有捉到熊十力，十分恼怒，他竟悬赏五百金求购熊十力的项上人头，还下令查封熊十力创办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以泄心中之恨。
1911年，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熊十力得到消息急欲奔赴武昌，无奈交通已中断。他随着家乡起义军的队伍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战役，随军回师阔别已久的武汉，并立即参与湖北革命都督府的组建工作。都督府成立以后，他担任参议。辛亥首义告捷，熊十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十二月的一天，他与好友吴崑、刘子通、李四光等黄冈同乡在武昌雄楚楼聚会，共庆胜利。他们乘兴取出文房四宝，展开宣纸，依次挥毫泼墨，表明心志。吴崑写了一首李白的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写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他发挥老子功成名退的古训，似有急流勇退之意。李四光写的是“雄视三楚”。熊十力写下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股豪气贯透纸背！这句话出自佛经，是佛教徒们用来恭维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性豪爽、狂放不羁的熊十力并不把佛祖放在眼里，只相信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他借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凌云之志和“与万物同体”的胸怀。他经常吟诵陆王心学派的开山陆九渊的诗句：“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都表现出他的自信和自负的性格。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纪念武昌首义，季雨霖等人受命在武汉组建日知会记录所，负责记录革命史实，编纂《日知会志》。他们延聘既熟悉情况，文笔又好的熊十力担任编辑。熊十力曾上书新政府，请求纪念他的两位为革命捐躯的挚友王汉和何自新。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使这两位辛亥英烈得以从祀武昌烈士祠。他亲自为二位烈士作传，沉痛悼念为革命洒下热血的王汉烈士，沉痛悼念日知会的创立者之一、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29岁的何自新烈士。
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窃取总统之职，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封建势力卷土重来。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除了赶走清朝皇帝外，并未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熊十力没有被袁世凯的伪装所迷惑，很快识破了他的反动嘴脸。有人邀熊十力北上投袁，他坚决拒绝并劝自己的朋友也不要去。他以笔作枪，撰写讨袁檄文，投入反对封建军阀的战斗行列。1913年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又领导反对袁世凯封建独裁的战争，史称“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熊十力感到在军队里已无必要，便要求退伍。获准后他离开武汉，到江西德安石门芦塘畈定居。不久前，他的长兄熊仲甫已率全家迁此垦荒。熊十力用遣散费为兄弟们购置田产，自己则集中精力读书。他先后住在九仙岭阳居寺和敷阳山的积庆寺读书，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一年多时间读完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能找到的已译成中文的西方哲学书籍。这为他后来整理国学、研究哲学打下了基础。有时他也到村里的塾馆执教，一面教书授徒，一面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学识。他读书很用功，决心把自己因忙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耽误的时间全部补回来。
1914年，已届而立之年的熊十力在武昌同傅既光结婚成家。傅既光是老秀才傅晓榛先生的幼女，父亲行医为业，家境较富裕，世代书香门第，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熊十力常年不在家，家庭的重担几乎要靠她一人担起。她同熊十力生了一男二女。长女名幼光，长子名世菩，幼女名再光。
在离开军队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熊十力虽然身居穷乡僻壤，可是从未忘怀国事。他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等待着革命形势的转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率粤、桂、湘、川等军抗击段祺瑞执政府，发起护法运动。熊十力闻讯后再次从军，随湖南民军参加桂军抗击皖系军阀的战斗。后来又同友人白逾恒一道，奔赴革命根据地广东，入护法军政府辅佐孙中山。可是不到半年，孙中山由于受到军阀的排挤，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护法运动遂告失败。熊十力见到这种情况，只得离开广州，返回德安。
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戎马生涯是熊十力一生中闪光的一页，使他终生难以忘怀。他多次挥笔撰文，纪念辛亥盛事。他为居正著《辛亥札记》作序，热情讴歌武昌首义之壮举：
逊清末叶，革命之发动，多主由边省着手，以为腹地进攻，或难操胜算，黄克强入粤，宋教仁、吴崑等走东北，皆持此主张。其后遁初（宋教仁）诸公虽有长江中部同盟会之议，而实则徒有名义，诸公亦未肯驻鄂……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昔者何烈士尝持此说，不期与其预测合也。自昔史家之论，凡领导群伦而为万民所托命者，必用天下之智以为智，而非恃一己之智也；用天下之力以为力，而非恃一己之力也。孙公宏愿毅力，以革命呼号海内外，领导群伦而任同志各尽其智与力，皆使自由活跃，无所牵制，无所顾忌。故鄂垣一呼而万方响应，共戴孙公无异志。后之论者，于此不容忽也。楚人自昔有抵抗强暴之特性……元人入关，有天下者九十年，而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诸辈，皆以鄂籍而发大难，驱暴元，还大统于朱明，育华种以自由；今之复清，又由鄂始，此非论史者可注意之事乎？清末革命思潮，虽已澎湃于全国，然使无充实有力之根据地，则亦难遽睹其成，同盟会所以收功实于武昌，则以鄂中无数志士，早从军队着手。当时纯为民族、民权二大思想而忘身……民生主义，似不甚注意……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辛亥暴发，而瑞澂、张彪不得不逃，亦大势之必然也。惜乎袁氏凶狾，摧残三楚新兴之气殆尽，而国事乃不可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