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石峻
熊十力先生，湖北黄冈人，早年投笔从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以后脱离政界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校长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培育人才，研究理论学术。他刻苦自励，著作等身，是名扬海内外的哲人。
他早年曾经跟欧阳竟（渐）无大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过佛学，而且深有体会。但他并不一贯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后来他对佛学，特别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识一派作了系统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过去也有人说熊先生是正统儒家。细想起来，这话似乎也不全对，因为他不是在一切理论问题上都遵奉过去儒家的学说。总之，他无论是对于佛家还是对于儒家，都可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如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是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而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失败的方面则是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大众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此中更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多热衷于争权夺利，生活也转而腐化堕落了，道德败坏得简直不成样子。
这个社会历史教训，对一向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熊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慨然脱离政界，想专门从研究学术思想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改变当时那种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时期，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学，虽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改造人心来达到提高道德水平的目的。这本是过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运动中激进派思想家谭嗣同乃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学者章太炎等人所曾探索和走过的道路，熊先生也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下去，尽管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熊十力后来研究佛学久了，认识不断加深，终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他开始下定决心，要从佛学中走出来，在思想上酝酿着如何有所转变的问题。后来便大胆地创立“新唯识论”学说。这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断然与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说”、“国粹论”与“全盘西化论”都不相同。我们真可以说他是“独辟蹊径”。他博采各家之长，重新全面地加以改造，构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对于儒家正统思想，该否定的东西，他也主张必须加以否定，决不盲目地跟古人一鼻孔出气。所以，把熊先生简单地称为“醇儒”或所谓“儒家正宗”，看来也不妥当。
总之，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做学问的态度又非常严肃认真。
熊先生学无常师，涉猎甚广。他一贯认为，有关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决不是单靠书本可以从字面上寻得的。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语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种对思想精神实质的体会。照他看来，一部书是真是伪，是中国人作的还是印度人作的，都不能成为衡量是非与有无价值的标准。他曾一再讲过，目前像某些外国学者，虽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真的懂得佛学。简言之，字面上的了解，决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他这种特别强调“得意”的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熊先生虽一向主张青年们要博览群书，但他又再三强调精读有恒，并且提倡用现代的、活的语言来讲明中国古代的哲学。看来这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应用。
熊先生虽极力提倡作学问应当放眼世界，但特别注意着眼于古代中国哲学独到之处和优良传统，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真不愧是一个爱国学者。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不能详说。仅以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之争而论，熊先生则比较接近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并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王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等等，对熊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经》（包括《易传》）上一个“生”字来代替一个“灭”字，引证“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入世思想来改造印度佛教宣扬的涅盘寂静的出世思想，则应当看作熊先生思想的核心。称实而论，他的所谓本体论证明，目的在于提高道德修养境界。
最后，可以肯定地说，熊先生是一位不断要求进步的爱国学者。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观思想意识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偏少。他经常有“知我者希”之叹，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苛求于前人，而应当认真地总结近现代中国理论战线上的思维教训。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宋志明同志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对于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早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发表。现在，他在总结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就《熊十力评传》一书，不仅资料充实，论点亦属公允。其中有贡献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者，当无疑义。是为序。
1993年元月于北京
§§第一章 无悔的人生
熊十力先生，湖北黄冈人，早年投笔从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以后脱离政界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校长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培育人才，研究理论学术。他刻苦自励，著作等身，是名扬海内外的哲人。
他早年曾经跟欧阳竟（渐）无大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过佛学，而且深有体会。但他并不一贯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后来他对佛学，特别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识一派作了系统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过去也有人说熊先生是正统儒家。细想起来，这话似乎也不全对，因为他不是在一切理论问题上都遵奉过去儒家的学说。总之，他无论是对于佛家还是对于儒家，都可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如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是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而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失败的方面则是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大众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此中更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多热衷于争权夺利，生活也转而腐化堕落了，道德败坏得简直不成样子。
这个社会历史教训，对一向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熊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慨然脱离政界，想专门从研究学术思想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改变当时那种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时期，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学，虽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改造人心来达到提高道德水平的目的。这本是过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运动中激进派思想家谭嗣同乃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学者章太炎等人所曾探索和走过的道路，熊先生也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下去，尽管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熊十力后来研究佛学久了，认识不断加深，终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他开始下定决心，要从佛学中走出来，在思想上酝酿着如何有所转变的问题。后来便大胆地创立“新唯识论”学说。这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断然与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说”、“国粹论”与“全盘西化论”都不相同。我们真可以说他是“独辟蹊径”。他博采各家之长，重新全面地加以改造，构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对于儒家正统思想，该否定的东西，他也主张必须加以否定，决不盲目地跟古人一鼻孔出气。所以，把熊先生简单地称为“醇儒”或所谓“儒家正宗”，看来也不妥当。
总之，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做学问的态度又非常严肃认真。
熊先生学无常师，涉猎甚广。他一贯认为，有关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决不是单靠书本可以从字面上寻得的。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语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种对思想精神实质的体会。照他看来，一部书是真是伪，是中国人作的还是印度人作的，都不能成为衡量是非与有无价值的标准。他曾一再讲过，目前像某些外国学者，虽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真的懂得佛学。简言之，字面上的了解，决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他这种特别强调“得意”的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熊先生虽一向主张青年们要博览群书，但他又再三强调精读有恒，并且提倡用现代的、活的语言来讲明中国古代的哲学。看来这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应用。
熊先生虽极力提倡作学问应当放眼世界，但特别注意着眼于古代中国哲学独到之处和优良传统，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真不愧是一个爱国学者。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不能详说。仅以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之争而论，熊先生则比较接近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并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王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等等，对熊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经》（包括《易传》）上一个“生”字来代替一个“灭”字，引证“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入世思想来改造印度佛教宣扬的涅盘寂静的出世思想，则应当看作熊先生思想的核心。称实而论，他的所谓本体论证明，目的在于提高道德修养境界。
最后，可以肯定地说，熊先生是一位不断要求进步的爱国学者。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观思想意识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偏少。他经常有“知我者希”之叹，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苛求于前人，而应当认真地总结近现代中国理论战线上的思维教训。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宋志明同志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对于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早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发表。现在，他在总结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就《熊十力评传》一书，不仅资料充实，论点亦属公允。其中有贡献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者，当无疑义。是为序。
1993年元月于北京
§§第一章 无悔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