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扫除尘障的古籍考辨成果
先生在“古史四考”的工作中，对于《尚书》所下功夫最深，因为它是我国最早的史书，同时也是2000多年来最受儒家尊崇的一部经书，已成为自天子至庶人所必读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在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均起了关键作用：最先由儒家确立起来的尧、舜、禹、汤、文、武这一古史骨干系统，就是由《尚书》建立的；儒家托古所提出的一些制度，也多在此书中；他们所倡的道统，亦是利用此书所建立的帝系而成立的，尤其是伪《大禹谟》的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更成为封建伦理学说的中心；至于纷扰2000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主要是由此书引起的，而伪《古文尚书》又是伪书中的典型标本。因此先生认定，要有效地从这四方面清算古史，就必须攻破《尚书》这一首要堡垒，把它从圣经地位恢复到原来的史料地位。先生认为，《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包括周代的一些文献，其中有几篇在流传时可能受到史官的润色；其次是商代的一些文献，传到周代在文字上受到较大影响，有的可能是商的后裔宋国史官加工写定的；至于三篇所谓虞夏的文件--《尧典》、《皋陶谟》、《禹贡》，实是成于战国之时以至更晚。《尚书》不仅是研究古史所必不可少的资料，还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另外还保存有古代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资料。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关键性的古书，研究它却难乎其难，连造诣之深如王国维者也说它“于六艺中最难读”，“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困难所在除了今古文经之争这一主要问题外，还在于：1.文字的艰涩，随之以认字释义的分歧；2.竹简的易毁，造成各种错乱；3.历代不断的造伪；4.封建思想的搅乱。以前学者对于此书的考辨已有不少成就，清初学者推翻了伪古文，清末学者又进而否定汉古文，但对于汉今文二十八篇，虽有人持怀疑态度，却无人进行认真的考辨。当20年代初先生与胡适、钱玄同辨论古史之时，胡适在《论帝天及九鼎书》中即告先生：“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亦指出：“现在的二十八篇中，有历史底价值的恐怕没有几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先生在《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答胡适道：“这事我颇想做”，并提出对于《今文尚书》的鸟瞰性意见，将二十八篇分成三组，第一组十三篇，其“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第二组十二篇，其中“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引‘舜浚井’一节）都失传了”。他的这一意见，已基本上取得学术界的公认。
1925年，先生作《盘庚》、《金縢》两篇的今译发表，意在揭出古代的真貌，并探索怎样使《尚书》能为今日研究工作所利用。该项工作在学术界甚得好评，朱自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随后在厦门大学任教，所开的课就是《尚书》研究--这是先生在大学里正式担任的第一门课，从所编的讲义可以看出，要求明了经书的真相的热忱以及辟出一条研究经书的新路的勇气使他自登上讲台之日起，就以研究这部“古史中最重要的”而且是“最困难的”书为己任了。接着在广州中山大学又任此课，所编《尚书学》讲义，搜集自汉至近代研究《尚书》的主要各家之说62种，成为“研究《尚书》最根本的物质建设”。30年代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所开“尚书》研究”课，重点便是深入考辨《尧典》、《禹贡》。在战国时代，“大一统”的呼声不断增高，于是在历史方面出现了论述祖先同源说和中央集权说的《帝系》、《尧典》，在地理方面出现了划分天下为九州之说的《禹贡》、《职方》，这种舆论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伟大工作铺平了道路。这样，经过儒家作为显学的鼓吹，使《尧典》、《禹贡》构成了上古史料的重心，尤其《尧典》可以说涉及古史的各个方面，因此这两篇成为整部《尚书》的重点所在。先生以充分的证据揭露了这两篇和《皋陶谟》是儒家为建造他们的古史所加工编造的，将他们的写作年代移后至战国，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它们所建立起来的古史体系。这一成果已被学术界所称许，例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两次说道：“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的写定归之于春秋和战国的时候。”吕思勉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评价先生“发明《禹贡》不但非禹时书，所述的亦非禹时事，乃后人据其时的疆域附会，则不可谓非一大发明”。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在《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中，向西方介绍先生学术成就时，作为第一项提出的就是：深信《尚书》的《虞夏书》是“纪元前四五世纪”“造出来的产物”。先生在燕大除了编辑《尚书研究讲义》外，并与顾廷龙先生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又主编了按书中任一字即可查到书中任一句的《尚书通检》。他认为，《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晚，“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商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定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是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延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他一生对《尚书》的研究，就是按照这一规划进行的。
1951年，先生以半年时间译出《尚书》中最难读的《周诰》八篇。《周书》绝大部分是当时史官的记载，在《尚书》中的史料价值最珍贵，但周民族起于渭水流域，史官所记载的是地道的陕西方言，不但生在3000年后的我们不易读懂，就是距今2000年前的人们也未必能顺利阅读，那时的文化中心又在东方的齐、鲁，语法和词汇不可能同西方一致，何况还是古代的西方语言。这只须看先秦诸子征引的《尚书》，除了“若保赤子”等平易之文外，一般便不引《周诰》来论事，便大致可以想见这一事实。先生就从最难而又最重要的做起，翻译体裁分校、释、译、论四项：一、本文，以唐石经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校勘、改字；二、注解，集合各代人经说，每句取其一家（十之八九为近代人），作为翻译之根据；三、译文，即根据注解来，其非增字不可处以符号标出之；四、评论，说明此篇之真伪问题，指出其在历史上之地位，并提出篇中难解决之问题。这种体裁在《尚书》整理中乃属首创，先生亦将它应用到后来的工作中。
1959年起，先生集中力量整理《尚书大诰》，他认为《大诰》是《周诰》的第一篇，又是很难读懂的一篇，“可是它在周代历史里是极关重要的一篇，必须努力击破这个重点，然后可以充实周初历史的内容。所以现在就从《大诰》做起”。工作分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几部分：校勘仍以《唐石经》为底本，集合各本将误字、衍字、脱字甚至错简改定。这样校定的本子就成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对前人的注解，凡是客观性强，合于当时的情形和语主的口气的，就汇集拢来，打破今、古文和汉、宋学的藩篱；而且偏重近代，因为时代越近，比较材料越多，就越能推翻前人的误说而建立近真的新说。自宋人释经，注重体会语气，开了桐城文家这一派的经说，清代从王引之以来又注意语法，近来又注重甲文、金文和经典的比较研究，这种种方法有助于解释，但现在要把全文贯通，有的地方还只能“强不知以为知”。解释妥当的文字可分出章节和句子，加上标点；再译为现代汉语。读通以后还要知道该篇文字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这就需要把其中的历史事件考证清楚。他整理《尚书》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个历史的环节”，故而在史事考证上费了极大功夫。1961年始，陆续写出史事考证初稿、二稿；1962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将《〈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其结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于周王朝和儒家的宣传而造成的文王、武王、周公是“十分仁慈的”，“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假象，指出：“关于西周初年的史料，伪的太多，真的太少。在春秋以下的书里，为了周王朝和儒家的长期宣传，在人们的印象里，好像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是十分仁慈的，文王又是一个对商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只因商王纣暴虐过度，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才不得不出师伐纣；周公东征则是第二次救民之师。凡是他们所到的地方，殷的人民都捧了箪食壶浆来欢迎，唯恐他们来得迟了。实际上，周的疆土和势力的扩大，以文王时为主，武王只是在文王的基础上发展了的，这读了《大诰》就明白。殷、周的斗争原来是东、西方两个大奴隶主国家的利益矛盾，其结果则是西方对于东方的血腥镇压，这看了周公东征以后东方各民族搬得七零八落就可以知道。”又说，自己“为了弄明白当时情形，只有用‘沙里淘金’的苦功夫，以最大的努力获得一些有限的结果，因为周初史料绝大部分都毁灭了，除了青铜铭文外，唯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不足，只得把秦、汉以下第三手的资料来补充”。因此这篇考证，是“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希望对于周初史事的解决能起一个相当的作用”。他在1963年致叶国庆的信中又说道：译《尚书》“首须从语言、文字、训诂、文法诸学下手，不但要总结前人，并须超过前人，因此必须研究甲文、金文及其他经典，尽量利用比较资料，方可做出较为妥帖的结论。此事已极不易，而各篇文字处处牵涉古史及古代制度，又必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作解释，那就范围更广，获得结论更难。我年逾七十，精力已不如前，而工作之重乃远过于前，殊有不胜负担之苦”。
在此期间先生又写成《〈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此文推翻了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是“辨古史之又一成果”。（日记）他以刘歆引用的《古文尚书武成》逸文与《逸周书世俘》比较，并从用语、历法、制度、史实等几方面，论述《世俘》必然是西周时代的一篇记载，进而根据清儒之说认定它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是有关武王伐纣的重要史料。唯因过去错简脱乱太甚，无法辨读；又因儒家过度宣传他们理想中的圣王仁政，与此篇所言武王军事行动之残酷大相剌谬，故而此篇鲜见引用，根本不被人们所注意。先生不仅从《逸周书》中发掘出了一篇真《古文尚书》，把它详加校注，将错简重新整理次序，写为定本，使之文从字顺；而且把有关史事也考辨清楚，在文中开了一个总账：第一，杀人，除纣及其二妻自杀外，杀纣臣、殷王氏数百人；第二，征伐，所伐有方来、越戏方、陈、卫等近百国，所服有五百余国；第三，禽御（车），约八百余辆；第四，俘馘，约几十万名；第五，狩猎，所得栏畜及野生畜约万头；第六，器物，其中玉器约十八万块；第七，祭牲，约三千余头。因而它真实地反映了武王克殷，以掠夺为其目的，以武力镇压为其手段，在两三个月中派兵遣将，用血腥的铁腕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王朝，“这是得到当时历史的内在最本质的真实，跟后来周人所宣传的人本主义的说法和战国诸子的‘仁政’理想以及许多唯心主义者的见解恰恰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这一工作是先生在《尚书》整理中扩大视野所作的努力。
以后先生将《大诰译证》全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等文字部分；下编为史事考证部分，把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即周公东征管、蔡、武庚这一关系于周王朝成败的重大事件，作了细致的考证，而且把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也清理出来。由于先生在治学上务博求全的特点，以致材料愈聚愈多，史实愈析愈明，由1962年的初稿30万字逐年增改，直至1966年“文革”兴起，临近接受批判之际，这一工作才被迫停止，成稿70万字。1966年8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整日续写《周公执政称王》约二千字，全稿讫。《大诰》考证乙，今日赶毕。从此须专读毛选及报纸，每日到所参加组会，《尚书》工作暂停矣。考证丁中，尚有殷移民分三路移徙及唐、虞、夏之族与地试探二文待作，甚望他日能竟此功。”此时，他已是74岁高龄了，即使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文革”狂澜，心中仍然牵挂着《尚书》研究工作，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此前不久致杨宽信中曾说道，他正努力做好《尚书》研究，希望对于建设商周史作出应有贡献。如果此书不成，将死不瞑目。“文革”后，先生与刘起釪合任《尚书》工作，陆续发表《盘庚》、《西伯戡黎》、《金縢》、《汤誓》、《微子》等篇校释译论；他去世后，《尚书》工作由刘起釪接续下来。
《大诰》史事考证部分是先生晚年的力作，为探讨周公东征史实这一主题，上及传说时代和夏代，下及春秋战国，试图对建设商周时期的历史作系统的论述；并且通过对上古神话传说的重新全面清理，揭示出古代东方的大民族--鸟夷族--的组成、分布及兴亡。使用的材料，除《尚书》、《左传》、《诗经》、《礼记》等经书及其注释，以及《史》、《汉》等经过古人整理的史书之外，涉及几乎所有的古籍，其中有《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国策》、《越绝书》、《水经注》、《山海经》等古史书、古地理书，《庄子》、《墨子》及《吕览》、《淮南子》等先秦与秦汉子书，《皇王大纪》、《通鉴前编》、《绎史》等后代编定的史书，以及清人笔记专著，还有相当分量的甲骨金文的有关记录、注释和最新研究成果，甚至还吸收了于省吾、齐思和等学者的面告之语，确实可谓恢宏巨著。这一基本算是定稿的著作，自1984年起，分篇陆续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中发表。《“三监”人物及其疆地》，讨论武王克商后委派武庚、管、蔡管理殷畿。《周公执政称王》，对周公称王或摄王这个战国以来盛传的故事作了细致的解剖，指出成王年不甚长，周公在严重的局势下称王而治，是战国以下人从古代传下来的历史中逐渐演变的传说；而成王在襁褓之中，由周公背负上朝，则是秦汉间人把这个故事极度夸张的结果；并由近代研究成果所提供的证据说明周公称王的事实。《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三监的结局》，《奄和蒲姑的南迁》，《徐和淮夷的迁流》，及尚未发表的《祝融族诸国的兴亡》等篇，研究的结论大致是：周公掌握政权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同时武庚受了奄君的怂恿，想趁周室内部的不安定来恢复旧国，因此联合管、蔡二叔及从前的属国奄、徐、楚、丰、秦、淮夷、蒲姑等十几个国家（大体上是商王族和东方土著祝融、鸟夷两族），共同起兵反周。周公在危机面前一边假借占卜，说服朝臣，一边分化殷贵族，然后举兵东征，用三年时间打败叛军。武庚北逃，管叔自杀，蔡叔被放逐。殷人或流亡东北，随武庚另建新国；或被迁到周的陪都洛邑，受到管制；或分与新封各国，作了奴隶。原居东方的古国大量被灭，奄和蒲姑被迁到江南，徐和淮夷则继续受到伯禽和周康王的打击，也南迁，后来徐国被周穆王灭掉。嬴姓的秦国则西迁到了汾水渭河流域。原居河、济间的楚人，始迁丹阳，继迁荆山。另外尚未发表的约9万字的《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旨在说明古代的鸟夷民族族大人多，占有中国沿海一带，以淮水流域为其大本营，实跨《禹贡》扬、豫、徐、青诸州，延及于冀者则为夫余；它分出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等支族。殷人、秦人、徐人的祖先各有一套卵生传说（甲骨文中，在殷人的祖先“王亥”的“亥”字上加一个鸟形，可见他们对鸟图腾的崇拜），从而断定他们都属于鸟夷一大部族。鲁为少昊之虚，它周围的郯、任、宿、须句、颛臾等国都是风姓，风即凤，是以凤鸟为图腾的民族，因而风姓、嬴姓、偃姓、子姓都出于一个氏族的扩展，或是一个部落的分化。少昊、太昊则都是鸟夷族的祖先或是神话中的大人物。
先生从时间和地域上对古民族的兴亡流迁作出如此广泛的叙述，正如他自己在前面说到的，面对有限的周初史料，除了青铜铭文外，只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需用秦汉以下的第三手资料作补充，这个极其艰难的工程，先生确以“沙里淘金”的功夫完成了。因此可以说，先生长期研究《尚书》的实践“证明他还是通过发掘古书中的有价值的真实资料来协助建立正确古史系统的”，“方法是辨伪与考信并取”。然而真正做到以辨伪与考信并取的态度，通过发掘真材料来建立正确的古史系统，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有敏锐的眼光，能在众多的文献中钩稽出有价值的材料；其次要有驾驭材料的功力，即材料挑选出来后如何使用，特别是经书以外的各种材料，往往是零碎的、杂乱的，怎样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成果，将其连贯起来，解释圆满，没有深厚的学问功底根本无法做到。这里仍就《大诰》考证举二例说明。在考证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迁徙时，《孟子滕文公》里“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历来注释以“所”释“攸”，以“安抚”释“绥”，先生采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说明“攸”是“條”的简笔，而條即鸣條古国，地近殷都，国君條侯喜是纣克东夷的助手，这样他必反抗周人，也必为周公东征的对象。“绥”字正如于省吾所说，为卜辞金文的“妥”字，像以爪擒女之形，犹古文“俘”本作“孚”，像以爪擒子之形，引申为俘掠之俘，故“妥”的本意为俘女。“绥”又训为缚系，“绥厥士女”即捆缚了條国的男女为周人的奴隶。这和旧训“安抚士女”之意恰恰相反，揭示了周公东征的残酷真相。又据《越绝书吴地传》记“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且近人陈志良《奄城访古记》记常州附近有奄城遗址，知奄战败后迁常州；据《左传》记载，蒲姑与奄本是二国，它们都在周公东征后南迁，《吕览》所说“周人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正是指此事。而《吴地传》的“蒲姑大冢”，历来学者均未解释清楚，先生则认为这正是蒲姑迁到苏州的证据。同时他根据丹徒县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推测奄和蒲姑南迁后，周朝利用久居南方的太伯、仲雍的后裔监视他们，宜侯又封在长江边，对它们有很大威胁，所以此二国在春秋中叶之后就被吴或宜灭掉。
先生在《尚书》研究中的成就得到学术界的称赞。当《〈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后，李平心在《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一文中，赞许先生治《尚书》的计划“博大而又周密，在《尚书》学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认为先生研究和整理《尚书》的法式，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第二，广泛搜集材料，依据不同的《尚书》本子和石经残文，以及群籍的引《书》的异文，从事校释；第三，打破经学史上的门户之见，对各家派的校勘、考证、注释，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的研究心得加以发展；第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相结合，能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校释服务；第五，处处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因而“他的《今译》事实上大大超过了译述范围，可以说是对《尚书》力求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工作，对2000余年来的《尚书》学力求作出新的估价”。以后，杨宽在《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中说：50年代以来，“顾先生长期努力于各篇今文《尚书》的校释研究。尽管清代以来学者作了很多校释，存在的问题还很复杂，学者对此很难掌握。现在顾先生这样做法，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见《尚书核诂序》）这真是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不但便于学者充分运用《尚书》以建设商周史，还便于用《周书》与西周金文作比较研究”。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也说：先生后期对于《尚书》的研究是“历尽六十年的沧桑与曲折，他终能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所写出的“一生最圆熟的谨严之作”。“不但会通了汉魏以后各类专家学说的精华，而且抉择准当，论断公允，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至于资料繁富，体例创新与双重证据配搭的挥洒自如，犹在其次。”“顾氏所以有此空前创获，关键仍在方法，文法语意演进观点的运用尤为成功。”
纵观先生的古史研究工作，其前半生的重点是大刀阔斧地破除古史旧系统，分析诸种传说流变的过程，以证实“层累说”的合理性，因此考古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显然不占太大比重。然而在其后半生里，及时吸收考古学的成果，以期建立古史新系统，故而方法的变化有其必然性。晚年他曾对经文和金文在研究上的作用作过客观的评价，认为“经文--比较有系统，却经过战国至汉人的涂抹……金文--这是没有系统的记载，但却是千真万确的记载”。因此二者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对古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种不以一方面的材料排斥另一方面的材料的公允态度，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第四章 开垦新的学术园地
1925年，先生作《盘庚》、《金縢》两篇的今译发表，意在揭出古代的真貌，并探索怎样使《尚书》能为今日研究工作所利用。该项工作在学术界甚得好评，朱自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随后在厦门大学任教，所开的课就是《尚书》研究--这是先生在大学里正式担任的第一门课，从所编的讲义可以看出，要求明了经书的真相的热忱以及辟出一条研究经书的新路的勇气使他自登上讲台之日起，就以研究这部“古史中最重要的”而且是“最困难的”书为己任了。接着在广州中山大学又任此课，所编《尚书学》讲义，搜集自汉至近代研究《尚书》的主要各家之说62种，成为“研究《尚书》最根本的物质建设”。30年代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所开“尚书》研究”课，重点便是深入考辨《尧典》、《禹贡》。在战国时代，“大一统”的呼声不断增高，于是在历史方面出现了论述祖先同源说和中央集权说的《帝系》、《尧典》，在地理方面出现了划分天下为九州之说的《禹贡》、《职方》，这种舆论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伟大工作铺平了道路。这样，经过儒家作为显学的鼓吹，使《尧典》、《禹贡》构成了上古史料的重心，尤其《尧典》可以说涉及古史的各个方面，因此这两篇成为整部《尚书》的重点所在。先生以充分的证据揭露了这两篇和《皋陶谟》是儒家为建造他们的古史所加工编造的，将他们的写作年代移后至战国，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它们所建立起来的古史体系。这一成果已被学术界所称许，例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两次说道：“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的写定归之于春秋和战国的时候。”吕思勉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评价先生“发明《禹贡》不但非禹时书，所述的亦非禹时事，乃后人据其时的疆域附会，则不可谓非一大发明”。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在《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中，向西方介绍先生学术成就时，作为第一项提出的就是：深信《尚书》的《虞夏书》是“纪元前四五世纪”“造出来的产物”。先生在燕大除了编辑《尚书研究讲义》外，并与顾廷龙先生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又主编了按书中任一字即可查到书中任一句的《尚书通检》。他认为，《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晚，“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商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定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是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延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他一生对《尚书》的研究，就是按照这一规划进行的。
1951年，先生以半年时间译出《尚书》中最难读的《周诰》八篇。《周书》绝大部分是当时史官的记载，在《尚书》中的史料价值最珍贵，但周民族起于渭水流域，史官所记载的是地道的陕西方言，不但生在3000年后的我们不易读懂，就是距今2000年前的人们也未必能顺利阅读，那时的文化中心又在东方的齐、鲁，语法和词汇不可能同西方一致，何况还是古代的西方语言。这只须看先秦诸子征引的《尚书》，除了“若保赤子”等平易之文外，一般便不引《周诰》来论事，便大致可以想见这一事实。先生就从最难而又最重要的做起，翻译体裁分校、释、译、论四项：一、本文，以唐石经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校勘、改字；二、注解，集合各代人经说，每句取其一家（十之八九为近代人），作为翻译之根据；三、译文，即根据注解来，其非增字不可处以符号标出之；四、评论，说明此篇之真伪问题，指出其在历史上之地位，并提出篇中难解决之问题。这种体裁在《尚书》整理中乃属首创，先生亦将它应用到后来的工作中。
1959年起，先生集中力量整理《尚书大诰》，他认为《大诰》是《周诰》的第一篇，又是很难读懂的一篇，“可是它在周代历史里是极关重要的一篇，必须努力击破这个重点，然后可以充实周初历史的内容。所以现在就从《大诰》做起”。工作分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几部分：校勘仍以《唐石经》为底本，集合各本将误字、衍字、脱字甚至错简改定。这样校定的本子就成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对前人的注解，凡是客观性强，合于当时的情形和语主的口气的，就汇集拢来，打破今、古文和汉、宋学的藩篱；而且偏重近代，因为时代越近，比较材料越多，就越能推翻前人的误说而建立近真的新说。自宋人释经，注重体会语气，开了桐城文家这一派的经说，清代从王引之以来又注意语法，近来又注重甲文、金文和经典的比较研究，这种种方法有助于解释，但现在要把全文贯通，有的地方还只能“强不知以为知”。解释妥当的文字可分出章节和句子，加上标点；再译为现代汉语。读通以后还要知道该篇文字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这就需要把其中的历史事件考证清楚。他整理《尚书》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个历史的环节”，故而在史事考证上费了极大功夫。1961年始，陆续写出史事考证初稿、二稿；1962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将《〈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其结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于周王朝和儒家的宣传而造成的文王、武王、周公是“十分仁慈的”，“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假象，指出：“关于西周初年的史料，伪的太多，真的太少。在春秋以下的书里，为了周王朝和儒家的长期宣传，在人们的印象里，好像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是十分仁慈的，文王又是一个对商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只因商王纣暴虐过度，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才不得不出师伐纣；周公东征则是第二次救民之师。凡是他们所到的地方，殷的人民都捧了箪食壶浆来欢迎，唯恐他们来得迟了。实际上，周的疆土和势力的扩大，以文王时为主，武王只是在文王的基础上发展了的，这读了《大诰》就明白。殷、周的斗争原来是东、西方两个大奴隶主国家的利益矛盾，其结果则是西方对于东方的血腥镇压，这看了周公东征以后东方各民族搬得七零八落就可以知道。”又说，自己“为了弄明白当时情形，只有用‘沙里淘金’的苦功夫，以最大的努力获得一些有限的结果，因为周初史料绝大部分都毁灭了，除了青铜铭文外，唯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不足，只得把秦、汉以下第三手的资料来补充”。因此这篇考证，是“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希望对于周初史事的解决能起一个相当的作用”。他在1963年致叶国庆的信中又说道：译《尚书》“首须从语言、文字、训诂、文法诸学下手，不但要总结前人，并须超过前人，因此必须研究甲文、金文及其他经典，尽量利用比较资料，方可做出较为妥帖的结论。此事已极不易，而各篇文字处处牵涉古史及古代制度，又必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作解释，那就范围更广，获得结论更难。我年逾七十，精力已不如前，而工作之重乃远过于前，殊有不胜负担之苦”。
在此期间先生又写成《〈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此文推翻了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是“辨古史之又一成果”。（日记）他以刘歆引用的《古文尚书武成》逸文与《逸周书世俘》比较，并从用语、历法、制度、史实等几方面，论述《世俘》必然是西周时代的一篇记载，进而根据清儒之说认定它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是有关武王伐纣的重要史料。唯因过去错简脱乱太甚，无法辨读；又因儒家过度宣传他们理想中的圣王仁政，与此篇所言武王军事行动之残酷大相剌谬，故而此篇鲜见引用，根本不被人们所注意。先生不仅从《逸周书》中发掘出了一篇真《古文尚书》，把它详加校注，将错简重新整理次序，写为定本，使之文从字顺；而且把有关史事也考辨清楚，在文中开了一个总账：第一，杀人，除纣及其二妻自杀外，杀纣臣、殷王氏数百人；第二，征伐，所伐有方来、越戏方、陈、卫等近百国，所服有五百余国；第三，禽御（车），约八百余辆；第四，俘馘，约几十万名；第五，狩猎，所得栏畜及野生畜约万头；第六，器物，其中玉器约十八万块；第七，祭牲，约三千余头。因而它真实地反映了武王克殷，以掠夺为其目的，以武力镇压为其手段，在两三个月中派兵遣将，用血腥的铁腕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王朝，“这是得到当时历史的内在最本质的真实，跟后来周人所宣传的人本主义的说法和战国诸子的‘仁政’理想以及许多唯心主义者的见解恰恰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这一工作是先生在《尚书》整理中扩大视野所作的努力。
以后先生将《大诰译证》全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等文字部分；下编为史事考证部分，把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即周公东征管、蔡、武庚这一关系于周王朝成败的重大事件，作了细致的考证，而且把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也清理出来。由于先生在治学上务博求全的特点，以致材料愈聚愈多，史实愈析愈明，由1962年的初稿30万字逐年增改，直至1966年“文革”兴起，临近接受批判之际，这一工作才被迫停止，成稿70万字。1966年8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整日续写《周公执政称王》约二千字，全稿讫。《大诰》考证乙，今日赶毕。从此须专读毛选及报纸，每日到所参加组会，《尚书》工作暂停矣。考证丁中，尚有殷移民分三路移徙及唐、虞、夏之族与地试探二文待作，甚望他日能竟此功。”此时，他已是74岁高龄了，即使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文革”狂澜，心中仍然牵挂着《尚书》研究工作，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此前不久致杨宽信中曾说道，他正努力做好《尚书》研究，希望对于建设商周史作出应有贡献。如果此书不成，将死不瞑目。“文革”后，先生与刘起釪合任《尚书》工作，陆续发表《盘庚》、《西伯戡黎》、《金縢》、《汤誓》、《微子》等篇校释译论；他去世后，《尚书》工作由刘起釪接续下来。
《大诰》史事考证部分是先生晚年的力作，为探讨周公东征史实这一主题，上及传说时代和夏代，下及春秋战国，试图对建设商周时期的历史作系统的论述；并且通过对上古神话传说的重新全面清理，揭示出古代东方的大民族--鸟夷族--的组成、分布及兴亡。使用的材料，除《尚书》、《左传》、《诗经》、《礼记》等经书及其注释，以及《史》、《汉》等经过古人整理的史书之外，涉及几乎所有的古籍，其中有《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国策》、《越绝书》、《水经注》、《山海经》等古史书、古地理书，《庄子》、《墨子》及《吕览》、《淮南子》等先秦与秦汉子书，《皇王大纪》、《通鉴前编》、《绎史》等后代编定的史书，以及清人笔记专著，还有相当分量的甲骨金文的有关记录、注释和最新研究成果，甚至还吸收了于省吾、齐思和等学者的面告之语，确实可谓恢宏巨著。这一基本算是定稿的著作，自1984年起，分篇陆续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中发表。《“三监”人物及其疆地》，讨论武王克商后委派武庚、管、蔡管理殷畿。《周公执政称王》，对周公称王或摄王这个战国以来盛传的故事作了细致的解剖，指出成王年不甚长，周公在严重的局势下称王而治，是战国以下人从古代传下来的历史中逐渐演变的传说；而成王在襁褓之中，由周公背负上朝，则是秦汉间人把这个故事极度夸张的结果；并由近代研究成果所提供的证据说明周公称王的事实。《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三监的结局》，《奄和蒲姑的南迁》，《徐和淮夷的迁流》，及尚未发表的《祝融族诸国的兴亡》等篇，研究的结论大致是：周公掌握政权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同时武庚受了奄君的怂恿，想趁周室内部的不安定来恢复旧国，因此联合管、蔡二叔及从前的属国奄、徐、楚、丰、秦、淮夷、蒲姑等十几个国家（大体上是商王族和东方土著祝融、鸟夷两族），共同起兵反周。周公在危机面前一边假借占卜，说服朝臣，一边分化殷贵族，然后举兵东征，用三年时间打败叛军。武庚北逃，管叔自杀，蔡叔被放逐。殷人或流亡东北，随武庚另建新国；或被迁到周的陪都洛邑，受到管制；或分与新封各国，作了奴隶。原居东方的古国大量被灭，奄和蒲姑被迁到江南，徐和淮夷则继续受到伯禽和周康王的打击，也南迁，后来徐国被周穆王灭掉。嬴姓的秦国则西迁到了汾水渭河流域。原居河、济间的楚人，始迁丹阳，继迁荆山。另外尚未发表的约9万字的《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旨在说明古代的鸟夷民族族大人多，占有中国沿海一带，以淮水流域为其大本营，实跨《禹贡》扬、豫、徐、青诸州，延及于冀者则为夫余；它分出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等支族。殷人、秦人、徐人的祖先各有一套卵生传说（甲骨文中，在殷人的祖先“王亥”的“亥”字上加一个鸟形，可见他们对鸟图腾的崇拜），从而断定他们都属于鸟夷一大部族。鲁为少昊之虚，它周围的郯、任、宿、须句、颛臾等国都是风姓，风即凤，是以凤鸟为图腾的民族，因而风姓、嬴姓、偃姓、子姓都出于一个氏族的扩展，或是一个部落的分化。少昊、太昊则都是鸟夷族的祖先或是神话中的大人物。
先生从时间和地域上对古民族的兴亡流迁作出如此广泛的叙述，正如他自己在前面说到的，面对有限的周初史料，除了青铜铭文外，只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需用秦汉以下的第三手资料作补充，这个极其艰难的工程，先生确以“沙里淘金”的功夫完成了。因此可以说，先生长期研究《尚书》的实践“证明他还是通过发掘古书中的有价值的真实资料来协助建立正确古史系统的”，“方法是辨伪与考信并取”。然而真正做到以辨伪与考信并取的态度，通过发掘真材料来建立正确的古史系统，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有敏锐的眼光，能在众多的文献中钩稽出有价值的材料；其次要有驾驭材料的功力，即材料挑选出来后如何使用，特别是经书以外的各种材料，往往是零碎的、杂乱的，怎样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成果，将其连贯起来，解释圆满，没有深厚的学问功底根本无法做到。这里仍就《大诰》考证举二例说明。在考证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迁徙时，《孟子滕文公》里“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历来注释以“所”释“攸”，以“安抚”释“绥”，先生采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说明“攸”是“條”的简笔，而條即鸣條古国，地近殷都，国君條侯喜是纣克东夷的助手，这样他必反抗周人，也必为周公东征的对象。“绥”字正如于省吾所说，为卜辞金文的“妥”字，像以爪擒女之形，犹古文“俘”本作“孚”，像以爪擒子之形，引申为俘掠之俘，故“妥”的本意为俘女。“绥”又训为缚系，“绥厥士女”即捆缚了條国的男女为周人的奴隶。这和旧训“安抚士女”之意恰恰相反，揭示了周公东征的残酷真相。又据《越绝书吴地传》记“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且近人陈志良《奄城访古记》记常州附近有奄城遗址，知奄战败后迁常州；据《左传》记载，蒲姑与奄本是二国，它们都在周公东征后南迁，《吕览》所说“周人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正是指此事。而《吴地传》的“蒲姑大冢”，历来学者均未解释清楚，先生则认为这正是蒲姑迁到苏州的证据。同时他根据丹徒县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推测奄和蒲姑南迁后，周朝利用久居南方的太伯、仲雍的后裔监视他们，宜侯又封在长江边，对它们有很大威胁，所以此二国在春秋中叶之后就被吴或宜灭掉。
先生在《尚书》研究中的成就得到学术界的称赞。当《〈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后，李平心在《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一文中，赞许先生治《尚书》的计划“博大而又周密，在《尚书》学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认为先生研究和整理《尚书》的法式，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第二，广泛搜集材料，依据不同的《尚书》本子和石经残文，以及群籍的引《书》的异文，从事校释；第三，打破经学史上的门户之见，对各家派的校勘、考证、注释，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的研究心得加以发展；第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相结合，能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校释服务；第五，处处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因而“他的《今译》事实上大大超过了译述范围，可以说是对《尚书》力求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工作，对2000余年来的《尚书》学力求作出新的估价”。以后，杨宽在《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中说：50年代以来，“顾先生长期努力于各篇今文《尚书》的校释研究。尽管清代以来学者作了很多校释，存在的问题还很复杂，学者对此很难掌握。现在顾先生这样做法，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见《尚书核诂序》）这真是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不但便于学者充分运用《尚书》以建设商周史，还便于用《周书》与西周金文作比较研究”。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也说：先生后期对于《尚书》的研究是“历尽六十年的沧桑与曲折，他终能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所写出的“一生最圆熟的谨严之作”。“不但会通了汉魏以后各类专家学说的精华，而且抉择准当，论断公允，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至于资料繁富，体例创新与双重证据配搭的挥洒自如，犹在其次。”“顾氏所以有此空前创获，关键仍在方法，文法语意演进观点的运用尤为成功。”
纵观先生的古史研究工作，其前半生的重点是大刀阔斧地破除古史旧系统，分析诸种传说流变的过程，以证实“层累说”的合理性，因此考古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显然不占太大比重。然而在其后半生里，及时吸收考古学的成果，以期建立古史新系统，故而方法的变化有其必然性。晚年他曾对经文和金文在研究上的作用作过客观的评价，认为“经文--比较有系统，却经过战国至汉人的涂抹……金文--这是没有系统的记载，但却是千真万确的记载”。因此二者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对古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种不以一方面的材料排斥另一方面的材料的公允态度，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第四章 开垦新的学术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