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入北大预科
1913年4月，先生抵达北京大学。那时预科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先生一直是喜爱文科的，这时却入了二部，究其缘故，只为当时对革命的失望，对袁世凯虐政的憎恶，而产生了隐居的念头，梦想学农科，以为这样既可自给自足，不靠人家吃饭，又可与大自然为友。可见他当时还未从一年多来社会现实的打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由于心境不佳，加之校中功课不紧，先生便按自己的兴趣大看起戏来。以前在苏州，同窗好友叶圣陶酷爱文艺，常向先生称道戏剧的功用，他们曾一起到上海去看过几次戏，为之陶醉不已。现在既然来到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肯放过机会呢？好在当时戏价极便宜，先生还可以从饭钱里省出来。他固然有几个极爱看的戏子，但好博的生性使他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戏班子都要去听几次，全北京的戏子大概都给他见到了。对他来说，好戏子的吸引力远比教员要大，课业自然荒疏；况且理科的功课，如制图、数学本来就很吃力，如何能应付期末考试？于是他经父亲同意后，便休学半年，准备下学年改入预科一部学习。休学期间，戏瘾更大，戏园子成了他的正式课堂。他并不像别人看戏仅仅是为欣赏，出于擅长思考问题的习性，他随时留意了戏剧中的故事、角色，和民众的思想相接近，从中看出许多问题。比如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事迹都极相像，但仁贵见于史书，平贵不见于史书而遭遇更为奇特，直从乞丐做到皇帝，可见平贵的故事是从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并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的。又如《辕门斩子》一戏，表现佘太君等人在挂出斩杀剑后的情节在皮黄班和梆子班中不同，由此可见编戏者看描写人物的个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状为重要，因为各就想象中描写，所以各班的戏本不必一律。再如司马懿在《逍遥津》中与曹操等同台时是老生，然而在《空城计》中与老生诸葛亮对阵时他便是净了；曹操在别的戏中都是净，但在谋刺董卓的《献剑》中却是生，可见戏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个性，而且表示其地位。由于“深思的结果”，先生“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有多少点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纷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感情上的满足……这是一桩；其余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统，都是可以详细研究的。”对这一项学问上的收获，当时先生并未如何看重，直至数年后辨论古史之时才明白其价值。
先生在预科二部与毛子水同学，甚敬重之。先生一向只知道凭兴趣翻书，可谓“汗漫掇拾，茫无所归”，而毛子水读书非常有秩序，先生受其影响，居然将《庄子》白文圈点完毕，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始有终地读书，他将此看作毛子水无形中所给的恩惠。
1913年冬，章太炎在国学会讲学，内容有文字学、文学、史学、玄学（即哲学），毛子水服膺章氏学说，乃邀先生一起去听讲。先生学私塾到大学，听过一二百个老师的课，总觉得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摄住自己的心神。到这时听了章太炎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先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老师，真佩服极了。尤其是听到章氏对于“孔教会”的抨击，更受启发。当时袁世凯蓄意做皇帝，倡导复古思想，孔教会声势很大。章氏指出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指出现在提倡孔教者是别有用心，想以此来推翻国体。他举了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分析他们的思想如何起源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先生听后极生气，想不到今文家竟是这类的妄人！他以前在书本里虽已知道经学上有今古文之争，但总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哪里知道这个问题依然活跃于当世的学术界上！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先生深信这是极合理的，他说：“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自此，先生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产生了自觉的治学意志。他以前固然极爱读书，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主宰驱遣。现在知道只要自己认清了路，自可有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他顿时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腕下的材料。然而如何去处置这些材料？处置之后作何用？处置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么？他把这些念头归成四个题目：（1）何者为学？（2）何以当有学？（3）何以有今日之学？（4）今日之学当如何？在那三四年中，他常于暇闲中思索，并搜辑他人的意见。起初先生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因为人们通常都认为：学了没用，何必费力去学！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他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和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他所以能有这个觉悟，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章太炎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从此以后，先生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他说：“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果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以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先生为求真而辨伪，的确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尽管当时先生愿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但博览的习性又使他寻找今文家的著作，想看它究竟坏在哪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文读过之后，先生认为康氏根据历史的证据揭出古文的来历有可疑之处，言之有理；尤其是《孔子改制考》论述上古事茫昧无稽，更是惬心餍理，既然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事实！《改制考》汇集战国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将那时的学术风气叙述清楚，先生把它看作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他虽不同意康氏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但《六经》中掺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故而十分敬佩康氏观察力的敏锐。至此，先生方始知道古文家之所以诋毁今文家大都是出于家派之成见，这就使他由拥护古文反对今文，转变到对古文发生怀疑。以后由于章太炎不断表现出强烈的信古之情，汉代古文家之说有许多明明现在已经站不住了，他仍要为之弥缝，实际上他已经动摇了先前自己提倡的“求真”的信念--这曾使先生那样仰慕并且终身执守的信念--因而“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最终使先生失去了对其爱敬之心。至于康有为，他受西方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这不仅直接启发了以后先生疑古的动机，而且更诱导先生以后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走上辨伪的道路，他对先生的影响可谓大矣。但好学深思的先生只是接受了康氏的一些卓识，而对他及其他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认为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与先生重理性、重求真的态度格格不入，先生自然不能接受。
这样，由于经古文今文两派的冲突，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就使先生作为观战者逐渐通过自己的思索消歇了信从家派的迷梦。不过在当时，先生还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是非。待数年后得识钱玄同先生时，他才对此有了深彻的认识。
先生改入北大预科一部后，始正式用功。那时的国文教师是马裕藻，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很有学问。在他们的指导下，先生开始走向专门研究的道路，课余依次按日圈点诵读自选书籍，常至半夜一二时才睡。读的书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史学批评方面的是刘知几《史通》，文史综合批评方面的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受这些书的影响，先生认为对于文学、史学都该走批评的路子。
这一年冬天，先生始记《寒假读书记》，由此为开端，一生记读书笔记200余册。在这第一册笔记中有一段小叙可以反映他读书的宗旨：
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诮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之豸。
先生桀骜不驯的天性，加之历代学者批评精神的激发，使他宁可被讥讽为“狂人”，也要揭破书中一切附会之说，这雄心不可谓不大。
正因为先生爱读批评性的书，故而以后找到宋代郑樵的《通志》。此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天文到生物都记载，叙述的史实从《史记》、《汉书》直至唐、五代；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过去一直被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认为他的书具有创见。这种魄力与创见，均使先生心仪。
那时先生读书，对前人的目录书很不满意，认为应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学问上的野心使他颇兴著书之念，屡屡规划着自己未来的写作方案。1915年秋因病休学，在家一年，当健康稍有起色，便迫不及待地按照自己兴趣开始实现以时代分目录的计划，因清代的材料最丰富，就先作《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依据，又增补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弄了几个月，粗粗地成了20册，编列了500余人，其中未列入姚际恒，因找不到他的传状，其著述除一册《古今伪书考》外并未见其他。同时又作清代学者之《师承表》、《籍望表》等五表，用以说明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这些工作中，先生对于清代的学术就有了深入的领会。清代的学风和以前各时代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以前总好规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回复古代的各种家派，无意中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以前先生曾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就傅，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这样，青年时代的先生就掌握了清代学术的全貌，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好了取精用宏的基础。他非常爱好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精密”、“搜寻证据的勤苦”、“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并将其贯注于自己一生的治学之中。
那时，除了《清代著述考》之外，他又着手编纂《国学志》，把《著述考》列为《志》的一种，另外还有《学览》等六种。像这种大规模的工作本该由学术团体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的，先生的野心再大，意气再高张，一人之力也难以担当，最后的不了了之是必然的。不过他为《学览》所立之宗旨，可反映当日其治学的态度：
古来诸学，大都崇经而黜子，崇儒学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争，汉宋学有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为调人，终于朋党。盖不明统系而争，则争之者无有底，解之者无可藉。使其明之，则经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学官异耳，汉宋学者立观点异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学而外无他学，也不必尊则如天帝而黜则如罪囚也。
是书之辑，意在止无谓之争，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此则余之志也。
那时先生才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竟能具备如此博大而平实的心胸，则他今后的成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飞跃
由于心境不佳，加之校中功课不紧，先生便按自己的兴趣大看起戏来。以前在苏州，同窗好友叶圣陶酷爱文艺，常向先生称道戏剧的功用，他们曾一起到上海去看过几次戏，为之陶醉不已。现在既然来到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肯放过机会呢？好在当时戏价极便宜，先生还可以从饭钱里省出来。他固然有几个极爱看的戏子，但好博的生性使他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戏班子都要去听几次，全北京的戏子大概都给他见到了。对他来说，好戏子的吸引力远比教员要大，课业自然荒疏；况且理科的功课，如制图、数学本来就很吃力，如何能应付期末考试？于是他经父亲同意后，便休学半年，准备下学年改入预科一部学习。休学期间，戏瘾更大，戏园子成了他的正式课堂。他并不像别人看戏仅仅是为欣赏，出于擅长思考问题的习性，他随时留意了戏剧中的故事、角色，和民众的思想相接近，从中看出许多问题。比如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事迹都极相像，但仁贵见于史书，平贵不见于史书而遭遇更为奇特，直从乞丐做到皇帝，可见平贵的故事是从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并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的。又如《辕门斩子》一戏，表现佘太君等人在挂出斩杀剑后的情节在皮黄班和梆子班中不同，由此可见编戏者看描写人物的个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状为重要，因为各就想象中描写，所以各班的戏本不必一律。再如司马懿在《逍遥津》中与曹操等同台时是老生，然而在《空城计》中与老生诸葛亮对阵时他便是净了；曹操在别的戏中都是净，但在谋刺董卓的《献剑》中却是生，可见戏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个性，而且表示其地位。由于“深思的结果”，先生“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有多少点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纷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感情上的满足……这是一桩；其余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统，都是可以详细研究的。”对这一项学问上的收获，当时先生并未如何看重，直至数年后辨论古史之时才明白其价值。
先生在预科二部与毛子水同学，甚敬重之。先生一向只知道凭兴趣翻书，可谓“汗漫掇拾，茫无所归”，而毛子水读书非常有秩序，先生受其影响，居然将《庄子》白文圈点完毕，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始有终地读书，他将此看作毛子水无形中所给的恩惠。
1913年冬，章太炎在国学会讲学，内容有文字学、文学、史学、玄学（即哲学），毛子水服膺章氏学说，乃邀先生一起去听讲。先生学私塾到大学，听过一二百个老师的课，总觉得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摄住自己的心神。到这时听了章太炎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先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老师，真佩服极了。尤其是听到章氏对于“孔教会”的抨击，更受启发。当时袁世凯蓄意做皇帝，倡导复古思想，孔教会声势很大。章氏指出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指出现在提倡孔教者是别有用心，想以此来推翻国体。他举了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分析他们的思想如何起源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先生听后极生气，想不到今文家竟是这类的妄人！他以前在书本里虽已知道经学上有今古文之争，但总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哪里知道这个问题依然活跃于当世的学术界上！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先生深信这是极合理的，他说：“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自此，先生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产生了自觉的治学意志。他以前固然极爱读书，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主宰驱遣。现在知道只要自己认清了路，自可有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他顿时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腕下的材料。然而如何去处置这些材料？处置之后作何用？处置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么？他把这些念头归成四个题目：（1）何者为学？（2）何以当有学？（3）何以有今日之学？（4）今日之学当如何？在那三四年中，他常于暇闲中思索，并搜辑他人的意见。起初先生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因为人们通常都认为：学了没用，何必费力去学！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他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和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他所以能有这个觉悟，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章太炎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从此以后，先生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他说：“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果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以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先生为求真而辨伪，的确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尽管当时先生愿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但博览的习性又使他寻找今文家的著作，想看它究竟坏在哪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文读过之后，先生认为康氏根据历史的证据揭出古文的来历有可疑之处，言之有理；尤其是《孔子改制考》论述上古事茫昧无稽，更是惬心餍理，既然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事实！《改制考》汇集战国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将那时的学术风气叙述清楚，先生把它看作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他虽不同意康氏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但《六经》中掺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故而十分敬佩康氏观察力的敏锐。至此，先生方始知道古文家之所以诋毁今文家大都是出于家派之成见，这就使他由拥护古文反对今文，转变到对古文发生怀疑。以后由于章太炎不断表现出强烈的信古之情，汉代古文家之说有许多明明现在已经站不住了，他仍要为之弥缝，实际上他已经动摇了先前自己提倡的“求真”的信念--这曾使先生那样仰慕并且终身执守的信念--因而“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最终使先生失去了对其爱敬之心。至于康有为，他受西方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这不仅直接启发了以后先生疑古的动机，而且更诱导先生以后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走上辨伪的道路，他对先生的影响可谓大矣。但好学深思的先生只是接受了康氏的一些卓识，而对他及其他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认为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与先生重理性、重求真的态度格格不入，先生自然不能接受。
这样，由于经古文今文两派的冲突，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就使先生作为观战者逐渐通过自己的思索消歇了信从家派的迷梦。不过在当时，先生还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是非。待数年后得识钱玄同先生时，他才对此有了深彻的认识。
先生改入北大预科一部后，始正式用功。那时的国文教师是马裕藻，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很有学问。在他们的指导下，先生开始走向专门研究的道路，课余依次按日圈点诵读自选书籍，常至半夜一二时才睡。读的书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史学批评方面的是刘知几《史通》，文史综合批评方面的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受这些书的影响，先生认为对于文学、史学都该走批评的路子。
这一年冬天，先生始记《寒假读书记》，由此为开端，一生记读书笔记200余册。在这第一册笔记中有一段小叙可以反映他读书的宗旨：
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诮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之豸。
先生桀骜不驯的天性，加之历代学者批评精神的激发，使他宁可被讥讽为“狂人”，也要揭破书中一切附会之说，这雄心不可谓不大。
正因为先生爱读批评性的书，故而以后找到宋代郑樵的《通志》。此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天文到生物都记载，叙述的史实从《史记》、《汉书》直至唐、五代；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过去一直被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认为他的书具有创见。这种魄力与创见，均使先生心仪。
那时先生读书，对前人的目录书很不满意，认为应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学问上的野心使他颇兴著书之念，屡屡规划着自己未来的写作方案。1915年秋因病休学，在家一年，当健康稍有起色，便迫不及待地按照自己兴趣开始实现以时代分目录的计划，因清代的材料最丰富，就先作《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依据，又增补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弄了几个月，粗粗地成了20册，编列了500余人，其中未列入姚际恒，因找不到他的传状，其著述除一册《古今伪书考》外并未见其他。同时又作清代学者之《师承表》、《籍望表》等五表，用以说明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这些工作中，先生对于清代的学术就有了深入的领会。清代的学风和以前各时代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以前总好规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回复古代的各种家派，无意中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以前先生曾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就傅，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这样，青年时代的先生就掌握了清代学术的全貌，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好了取精用宏的基础。他非常爱好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精密”、“搜寻证据的勤苦”、“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并将其贯注于自己一生的治学之中。
那时，除了《清代著述考》之外，他又着手编纂《国学志》，把《著述考》列为《志》的一种，另外还有《学览》等六种。像这种大规模的工作本该由学术团体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的，先生的野心再大，意气再高张，一人之力也难以担当，最后的不了了之是必然的。不过他为《学览》所立之宗旨，可反映当日其治学的态度：
古来诸学，大都崇经而黜子，崇儒学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争，汉宋学有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为调人，终于朋党。盖不明统系而争，则争之者无有底，解之者无可藉。使其明之，则经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学官异耳，汉宋学者立观点异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学而外无他学，也不必尊则如天帝而黜则如罪囚也。
是书之辑，意在止无谓之争，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此则余之志也。
那时先生才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竟能具备如此博大而平实的心胸，则他今后的成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