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书稿完成，照例要写一篇后记。一年来的伏案写作告一段落，应当说是如释重负了，但我心里似乎并无这种轻松之感。有关此书的一些题外话还要再饶舌几句，对读者有个交代。
辜鸿铭其人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始终未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他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杰出贡献被其守旧的态度和遗老的外表所掩盖。他的重要著作都以英文为之或在外国发表，其读者只是西方人士或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中国人中真正读过他英文原著的只是极少数。这是辜鸿铭难以被人理解的一个原因。其次，从孔夫子以来的“从众”习气，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和风尚，往往决定了个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可怕事实，只允许顺潮流、赶时尚，而容不得别人进忠告、提意见，不论是非曲直，也不管动机如何，一有逆众之言，概以守旧视之。如辜鸿铭者，他的保守、复辟言行固然不足为训，需要批判，但他的爱国热情是不是可敬？他的忠告有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文化的贡献该不该泯灭？我们总该作一些理性的分析吧。道理上讲应该，而事实上常没有。百家争鸣，自然不是一家独尊。先秦时的诸子百家，不论儒道墨法，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是其是而非其非；对近代的诸子百家，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到。我选择辜鸿铭并为之立传，就是基于这样认识上的尝试。当时，曾有不少好心的朋友，劝我不必浪费精力与笔墨于这样一个顽固派身上，我坚持了我的看法。但在写作时的评价上却颇费一番思量，我采用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把辜氏作为一个形成于西方而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论述。我担心的是“保守”一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极容易变为顽固、守旧甚至反动的同义语，这是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的心理定势，其实在文化学术意义上是无所谓褒贬的。这本书在对辜氏的评价以及所牵涉的许多方面，都提出我自己的管见，有些地方与前哲时贤持论颇异，非故求新奇，实不敢苟同而已。那么这本书对辜氏的研究是否做到了是其是而非其非呢？虽然我努力为之，但究竟如何，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
陈美林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陈先生是明清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又是传记文学名家，在本书的总体布局和观点上，都予以指导，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大部分我在文中已吸收，有的地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陈老师不以为忤，反而热情鼓励，这种学术上的宽容与奖掖，永远值得铭感。著名学者吴奔星先生近十年来对我的学习研究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次又托人在港台代我查阅资料，远在广州的李稚甫老先生，在医院病榻上犹来函十多封，解答有关问题，钟陵师也多方面予以关心，师长的大力鼓励关心，岂一谢字所能表达！
为辜氏立传的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要作品多以英文写成，他的单篇论文全是用英语直接发表在英、美、日等国报刊上，时隔百年左右，检阅殊非易事，我曾托人在港、台地区和日本各地查寻，所得有限。因此，此书中辜氏有关单篇文章仍有不少遗漏。而且，辜氏所有的英文著作（也包括一些日文论著），全未有中译本，需要我自己翻译过来。辜氏的外文极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令人叫绝，但翻译却非常困难，我的拙译得到吴亦东、李玉进、李忆陶诸先生的帮助或修订，谨致谢忱。
书稿写作过程中，钱宏先生多次来函来电，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为此书增色不少。当然，由于我的学识浅陋，闻见不广，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期待得到读者、专家的批评指正。
最后，谨以此书奉献给先父捷甫公，以报答二十余年的养育之恩。
孔庆茂
1994年11月于南京
辜鸿铭其人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始终未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他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杰出贡献被其守旧的态度和遗老的外表所掩盖。他的重要著作都以英文为之或在外国发表，其读者只是西方人士或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中国人中真正读过他英文原著的只是极少数。这是辜鸿铭难以被人理解的一个原因。其次，从孔夫子以来的“从众”习气，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和风尚，往往决定了个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可怕事实，只允许顺潮流、赶时尚，而容不得别人进忠告、提意见，不论是非曲直，也不管动机如何，一有逆众之言，概以守旧视之。如辜鸿铭者，他的保守、复辟言行固然不足为训，需要批判，但他的爱国热情是不是可敬？他的忠告有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文化的贡献该不该泯灭？我们总该作一些理性的分析吧。道理上讲应该，而事实上常没有。百家争鸣，自然不是一家独尊。先秦时的诸子百家，不论儒道墨法，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是其是而非其非；对近代的诸子百家，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到。我选择辜鸿铭并为之立传，就是基于这样认识上的尝试。当时，曾有不少好心的朋友，劝我不必浪费精力与笔墨于这样一个顽固派身上，我坚持了我的看法。但在写作时的评价上却颇费一番思量，我采用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把辜氏作为一个形成于西方而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论述。我担心的是“保守”一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极容易变为顽固、守旧甚至反动的同义语，这是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的心理定势，其实在文化学术意义上是无所谓褒贬的。这本书在对辜氏的评价以及所牵涉的许多方面，都提出我自己的管见，有些地方与前哲时贤持论颇异，非故求新奇，实不敢苟同而已。那么这本书对辜氏的研究是否做到了是其是而非其非呢？虽然我努力为之，但究竟如何，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
陈美林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陈先生是明清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又是传记文学名家，在本书的总体布局和观点上，都予以指导，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大部分我在文中已吸收，有的地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陈老师不以为忤，反而热情鼓励，这种学术上的宽容与奖掖，永远值得铭感。著名学者吴奔星先生近十年来对我的学习研究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次又托人在港台代我查阅资料，远在广州的李稚甫老先生，在医院病榻上犹来函十多封，解答有关问题，钟陵师也多方面予以关心，师长的大力鼓励关心，岂一谢字所能表达！
为辜氏立传的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要作品多以英文写成，他的单篇论文全是用英语直接发表在英、美、日等国报刊上，时隔百年左右，检阅殊非易事，我曾托人在港、台地区和日本各地查寻，所得有限。因此，此书中辜氏有关单篇文章仍有不少遗漏。而且，辜氏所有的英文著作（也包括一些日文论著），全未有中译本，需要我自己翻译过来。辜氏的外文极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令人叫绝，但翻译却非常困难，我的拙译得到吴亦东、李玉进、李忆陶诸先生的帮助或修订，谨致谢忱。
书稿写作过程中，钱宏先生多次来函来电，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为此书增色不少。当然，由于我的学识浅陋，闻见不广，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期待得到读者、专家的批评指正。
最后，谨以此书奉献给先父捷甫公，以报答二十余年的养育之恩。
孔庆茂
1994年11月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