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辜鸿铭学术年表
1857年（咸丰七年）
7月19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之家。名汤生，字鸿铭，又号立诚，自称慵人。
祖籍福建厦门同安县，故英文名又称辜厦门（Amoy Ku）。
曾祖辜礼欢，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当英人占领槟榔屿时以华人身份被委任为当地的甲必丹（Captain，一种民族的首领和头目，协助英殖民政府处理当地华人事宜），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富商兼种植家，也是英殖民地公路委员会唯一的亚洲籍委员。
伯祖父辜国材，嘉庆二十四年（1819）与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一同占领新加坡。
伯祖父辜安平，自幼被辜礼欢送回国内求学，进士及第，曾为林则徐部属，后奉调于台湾。
祖父辜龙池，由槟榔屿而移居吉打，在当地政府做官。父辜紫云，受雇于槟榔屿双溪吕蒙（Sungi Nibong）的牛汝莪胶园（Glugor Estate），在英人布朗（Forbers Scotl Brown）属下担任司理。由于为人笃敬忠厚，深得布朗器重。
辜鸿铭出生后，被布朗夫妇收为养子。
1867年（同治六年）
是年前后，随布朗夫妇前往英国苏格兰接受教育，开始他在欧洲11年的游学生涯。
他进入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个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这为他以后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打下了基础。
1870年（同治九年）
14岁，随布朗到德国，在布朗柏林的家中学习德文，在这里着重学了《浮士德》和莎士比亚戏剧，还学习数学等自然科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读书。在柏林获哲学博士，在莱比锡获土木工程学位。
1873年（同治十一年）
复回英国，在牛津念了一些时候哲学。又入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卡莱尔。在爱丁堡大学他所专修的是英国文学，同时兼修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
1877年（光绪三年）
4月，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读过一段时间，从一个老教授那里接触到《易经》，这位教授鼓励他回国后进行对《易经》的研究。这成了他号称“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的最初原因，也是他日后英译儒家经典的最初原因。
又曾到罗马短期学习。
据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说，辜氏在这一段时间，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1878年（光绪四年）
是年前后，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返回槟榔屿。不久即奉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Colanial Secretary）工作。在此三年。1879年左右，与途经新加坡回国的改良派人士马建忠（字眉叔，1844-1900年）相会，得闻中国文化。在马建忠的劝说下，遂辞去殖民政府职务，返回槟城，闭门攻读中国书籍。
1881-1882年（光绪七至八年）
辜鸿铭参加英国一探险队，任翻译，随队入中国广州，拟往缅甸曼德拉。到达云南时，辜氏感觉前路困难重重，便辞去探险队事，转往香港居留读书，往来于香港上海之间。
1881年，张之洞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旋任山西巡抚。
1883年（光绪九年）
在上海发表匿名文章《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刊载于10月31日上海《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此文对19世纪以来西方的汉学研究的种种错误及影响作了批评，形成了辜氏以后治学的雏形。针对此，开始了对儒经的钻研。
1884年（光绪十年）
清廷命张之洞署理粤督。
时法越战事方殷，张之洞幕僚杨汝澍赴闽侦事，在上海至香港船上得识辜氏，荐于张之洞，从此入张之洞幕府，任张氏洋文案，兼管税务方面督办行政等事。
是年，日本冈鹿门来游中国，在上海三井洋行，邀张之洞等人座谈，辜氏叨陪末座。此时的辜氏还是一个西化论赞同者。
12月，中法战争爆发。
1885年（光绪十一年）
梁鼎芬任端溪书院山长。
辜鸿铭在张之洞、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与指导下，开始钻研儒家经典，博览经史子集，喟然叹曰：“道固在是矣，无待旁求。”开始转入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研究。
是年，康有为开始编著《人类公理》，幻想“大同世界”。
1886年（光绪十二年）
张之洞创办广东水师陆学堂，致电驻德使臣李凤苞、徐景澄在德国选“艺优性稳”的军官来广州任军事教官，张之洞按中外官衔分别赐给四、五、六品武官衔，令其用中国顶戴军服，行半跪拜礼，德国军官恐失礼仪，颇觉为难，辜氏以理开导，德人始贴然服从。
1888年（光绪十四年）
西方学者、传教士花之安（Faber，Ernst）、阿查立（Alabaster，Sir Chaloner）等与辜氏讨论汉学。阿查立与辜鸿铭都不满意在西方影响最大的理雅格（James Legge）所译的《中国经典》，阿鼓励辜氏重新翻译（辜氏《论语》英译序言）。辜氏即计划着手翻译《论语》。
1889年（光绪十五年）
张之洞移督湖广，辜鸿铭奉调随节赴鄂。
1890年（光绪十六年）
梁鼎芬来武昌，任武昌知府，两湖书院山长。
1891年（光绪十七年）
俄皇储游历来湖北，同行有俄储内戚希腊世子十余人，张之洞往访并宴请，辜鸿铭任翻译，以俄、法、希腊语应对，俄储和希腊世子奇其才，并以镂皇冠金表相赠。
4月，扬州人民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欺压人民罪恶，五六千人包围教堂，被清政府驱散镇压。
5月13日，芜湖人民反对教会迷拐幼童，焚毁教堂，并包围英国领事馆，发生芜湖教案。
6月5日，湖北广济县武穴镇人民反对教会贩卖婴儿，焚毁教堂，杀死一名英国传教士，发生武穴教案。英德两国以武力威胁，张之洞处分地方官一名，捕杀民众2人，判7人刑，赔款六万五千两白银结案。
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专论，送刊上海《字林西报》，谴责在华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不法行为，并对其狡辩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与对中国的同情。辜鸿铭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关注。
8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
1894年（光绪二十年）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至1896年回湖广本任。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
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公车上书。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甲午战争后，中国思想界一致要求改良维新，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学习西方，而辜鸿铭却主张维护中国古老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传统，投入儒经的研究和翻译之中，开始翻译《论语》。
8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张之洞捐银五千两加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张之洞趋向于康、梁维新，要辜鸿铭广译西报有关中国的论说及西方的社会制度等内容供其参考。辜氏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提出异议，指出西方开报馆立议院的弊端，以儒家的“尊王之旨”和“义利之辨”，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并继而撰《西洋礼制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文，向张之洞施加保守主义影响。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日本海军少佐松枝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到武昌，往访辜氏，辜氏诣战舰答礼，作《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提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国之道：“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4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绝康梁以谢天下”，反对维新变法，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
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于北京。同月，严复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出版。
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失败。
是年与罗振玉缔交。
英译《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刊行。名为《孔子的讲学与格言》，副题：《一部引用歌德和其它西方学者的言论参证注解的特别译文》。他是中国人中首次独立地将儒家经典译介给西方的学者，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汉译英先驱的地位。
日本前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相会，辜氏以英译《论语》相赠，并对其揶揄孔子之教加以批评。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山东义和团起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4月，山东部分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
5、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列强组成的侵略军2000多人由天津向北京进攻。
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致电总署，力主速剿“义和团”。21日，清政府颁发宣战谕。
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各省派员，与驻上海各国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互保章程》。辜鸿铭参与策划东南互保，并赴上海与英国总领事谈判。同时，辜鸿铭针对义和团事件，撰写一系列英文专论，分别刊载于横滨《日本邮报》，上海《字林西报》，分析义和团起义的原因，指责八国联军的入侵，强调中国素以礼教立国，呼吁有关国家运用理智、道德与公理处理此事，表明了不卑不亢的爱国立场。此数篇英文专论后来汇集出版。又以同一观点撰写《尊王篇释疑解祸论》，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为慈禧作辩护，把责任推到康有为身上。
是年，又在武昌设立义塾，以儒家之言训蒙童稚，编辑《蒙养弦歌》，收集五、七言古诗乐府百首，自费刊行作为教材。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辜鸿铭曾间接地参与某些谈判事务。
是年，辜鸿铭将一年来发表于《日本邮报》和《字林西报》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英文专论（除了第二篇是关于长江沿岸反洋教案的）结集成书，定名为《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英文书名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直译当作《总督衙门来书》）在上海刊行。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6月2日，胶济铁路潍县站通行，辜鸿铭作为山东巡抚张人骏所委派的代表，与德国铁路总办中方总办洪道台，参与通车典礼，并宣读贺词。
在武昌张之洞举行的慈禧万寿庆典上，看到军界学界唱《爱国歌》，作《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是年，刘坤一卒，清廷命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
在上海与西人谈判开浚黄浦江事。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1月，张之洞在武昌，奉特旨入都陛见，辜鸿铭与梁敦彦随节北上。按《张之洞幕府纪闻》“不吹牛皮”曰“壬寅年”，盖偶然误记。1月11日，随张之洞视察京师大学堂。
7月31日，革命派人物沈荩被清政府杀害，激起各界义愤。辜鸿铭发表《论中国刑法函》，为清政府辩护。招致进步人士围攻，从此被视为“怪物”。
1904年（光绪三十年）
2月，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至次年9月结束。辜氏在1904-1905年写了一系列专论，寄投《日本邮报》，如《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Et Nunc RegesIntellegite：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将此一战争归咎于西方列强之亚洲政策的错误，对中日等亚洲国家只知凭借武力而未用理智，表现对“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欧洲人的批判。
是年，英译《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在《日本邮报》上连载。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辜鸿铭由于议约之功，被两江总督周馥和张之洞奏派为上海黄浦江浚治局中方总办，月俸六百两，在职三年至1907年夏。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3月，辜鸿铭将《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和《尊王篇》寄给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托氏收到之后，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于10月间又给辜氏长篇回信。
英译《中庸》在上海刊行，英文书名改为 The Universal Orderor Conduct of Life。
英译《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or Higher Education）基本告成并在青岛印成一小册。辜氏在英译《中庸》序中说，他已翻译了《大学》一书，并计划与《中庸》合刊，但鉴于《大学》译本尚不尽满意，只好遗憾地割爱。
10月25日，又将《中庸》、《大学》两个英译本寄赠给托尔斯泰。
在上海拜见盛宣怀（杏苏），赠以英译《中庸》，并以其中“贱货贵德”讽刺盛氏。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8月21日，张之洞奉旨入阁并兼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电饬辜鸿铭速返汉口，随同进京。辜氏奉调随行。
12月11日，因浚浦局工程中的矛盾，德国方面不满，浚浦局电请辜氏回局处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辜氏任外务部员外郎。应诏条陈时政，撰《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全面阐述自己的保守主张。
旋晋升郎中，擢左丞。
辜译《中庸》被收入《东方智慧丛书》在伦敦重印。
1909年（宣统元年）
8月，辜鸿铭代表中国文艺界人士，撰写中英文祝寿词，通电祝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80寿辰。
张之洞在北京去世。
1910年（宣统二年）
1月17日，清廷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钦赐文科进士”。
2月，为纪念张之洞撰写《清流传》，英文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在上海刊行。痛惜张之洞对西化思潮的抵制及其失败。
秋，又摭拾在文襄幕府的见闻，成《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署名“汉滨读易者”。后又将此书译为英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季刊》。
辞去外务部职，移任邮传部在上海所立高等实业学堂（后称南洋公学，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
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辜鸿铭于10月25日写信给上海租界里最有影响的西方报《字林西报》，告诫西方报纸不要登排满文章鼓动革命。这封信登出后，各报转载，舆论哗然。
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大哗，立即围攻并以罢课方式驱逐辜氏。
德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尉礼贤（Richourd Wilhelm）根据辜氏《尊王篇》和《清流传》而编译的德文《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一书，在德国出版，深受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欢迎，并成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
秋，为王叔用辑《正气集》作序。
1912年（民国元年）
辜鸿铭离开上海赴青岛短期居留，与“宗社党”人物有密切往来，又与尉礼贤过从，探讨中西文化。旋赴北京。
德国学者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环球旅行考察，到北京，拜访辜氏。
由于经常写文章攻击袁世凯，结识英文《北京日报》总编陈友仁，并为之撰稿。
1913年（民国二年）
辜鸿铭应5国银行团之聘，任翻译。
英译《中庸》在伦敦第三次重印。
印度诗人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辜氏是此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之一。
1914年（民国三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北京的欧美人士时常聚会讨论欧战前景。正担任5国银行团译职的辜氏曾应邀作了多次英文演讲。
1915年（民国四年）
4月，辜鸿铭将这些英文演讲稿汇编成册，在北京印行。定名《春秋大义》，又名《原华》，英文名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民的精神）。
在袁世凯称帝前后，辜鸿铭极力反对袁世凯，同事又反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林纾。在守旧派此年的几次聚会上作演讲，谓：外国之政，有理无情，严译《天演论》以“优胜劣汰”相号召，启人纷争，康梁和之，开启革命流血平等自由，纷乱天下。林译《茶花女》，让女子传统之道德亦荡然无存。拟编一部《西洋通史》，要将革命流血自由平等的名词重新改译。
1916年（民国五年）
德国人史密斯（Oscar A。H。Schmitz）把《春秋大义》译成德文，在德国耶那出版，改题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按《战争与出路》是《春秋大义》的附录）。
6月6日，袁世凯病死，北京禁止演戏宴会等一切娱乐活动。辜氏特意请戏班子到家演戏三天。
1917年（民国六年）
丹麦著名评论家勃兰得斯（Georg Brandes）发表《辜鸿铭论》，评价辜氏思想。此文后来经林语堂翻译载于《人间世》杂志。
3月，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国参加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辜鸿铭撰《义利辨》，反对对德宣战。
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逊位的溥仪复辟。辜鸿铭参与张勋复辟，被列为李经羲内阁的外务部侍郎，历时12天，复辟失败。
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宣扬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反对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民国七年）
《东方杂志》“国际时事栏”转引日刊摘译德国人对辜鸿铭著作的欢迎和赞赏的文章（按文中“辜君”误译为“胡君”）。
9月，陈独秀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质问主编杜亚泉，并把“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列为一类。杜亚泉反驳，其他报刊也有争论，掀起“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1919年（民国八年）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辜氏用英文著文反对，责骂青年学生，遭到以罗家伦为首的北大进步青年学生的围攻和质问。
6月5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不久辜鸿铭也辞去北大教授职务。
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没有文化的美国》。
7月11日，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运动》（Against The Chinese Liteyary Revolution）反对废除文言文，载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8月16日，《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又刊载其《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Returned Stud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Literacy and Education）对新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都表示不满的态度。同时，又按期为《北华报》（North China Standard）撰写专论，曾提出请日本扶持中国恢复帝制，被政府交警厅严纠，禁止各报议论国体。
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发表批评辜氏的文字。
9月，蔡元培复任校长后，辜亦复任北大教授。
1921年（民国十年）
英国著名作家访问中国，拜访辜鸿铭，在他后来出版的《中国游记》里，收录《辜鸿铭访问记》。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来华，采访辜鸿铭。
1922年（民国十一年）
陈曾谷中译本《〈春秋大义〉译本节录》，在1921-1922上海《亚洲学术杂志》（第三、四卷）上登载。
《春秋大义》在北京再版。此次再版，删掉初版附录的《战争及出路》，另附《文明与纷乱》（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的附录）一文。
5月4日，《申报》“德国特约通信”文章，介绍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德国人“以辜氏为中国文明之代表”，留德学生办的“中德文化研究会”，德人办的“东方语言学会”，时常介绍评论辜氏著作。
《尊王篇》在日本再版。
11月，《读易草堂文集》成，由罗振玉作序，本书收集辜氏奏章杂文12篇。内篇7篇，为政论文。外篇5篇，主要介绍欧洲社会制度及人物。
1924年（民国十三年）
因在北京听俄罗斯女士唱歌，在《字林西报》发表感想，谓将来之强国，为俄国、美国与中国，但俄国将执国际之牛耳。
5月下旬，北京几家报纸刊登辜鸿铭去世消息。辜氏致电《顺天时报》，声明并无此事，不知造谣者何人何意。
6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在北京与辜鸿铭会晤，讨论东方文化和宗教，并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合影。
9月，日本鹫泽吉次推荐，应朝鲜总督斋腾实之邀到汉城观光。同月，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东渡日本讲学。
10月以后，开始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用英语巡回演讲中国文化，希望日本能振兴东方文化。
11月16日，应族弟、台湾实业家辜显荣之邀，由日本赴台湾作短期演讲，次年1月5日返京。
德国人尼尔森（H。Nelson）搜集辜鸿铭的论文及演讲稿，编译为《怨诉之音》（或译《呐喊》Vox Clamantis）在德国莱卜市出版。
一度回国静养。
1925年（民国十四年）
4月，受日本大东文化协会正式邀请，再度到日本东北5县演讲东方文化，直至次年夏。6月3日，收到张作霖邀他作顾问的函帖，赴奉天会见张氏，旋因话不投机，辞职东返。
8月11日，从日本经由大连返京。复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7年（民国十六年）
《春秋大义》法文版在巴黎出版，译者为费里罗。
12月17日，北京大学校庆纪念会应邀作《何谓教育》的演讲。
1928年（民国十七年）
山东督军张宗昌聘辜氏为山东大学教务长（未到任）。
4月30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辜鸿铭因肺炎在北京去世，终年72岁。家中除书籍之外，别无长物，因家贫筹备无力，停柩崇文门外之法华寺，至5月19日始葬。张作霖闻讯，从优抚恤其家属。
7月19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之家。名汤生，字鸿铭，又号立诚，自称慵人。
祖籍福建厦门同安县，故英文名又称辜厦门（Amoy Ku）。
曾祖辜礼欢，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当英人占领槟榔屿时以华人身份被委任为当地的甲必丹（Captain，一种民族的首领和头目，协助英殖民政府处理当地华人事宜），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富商兼种植家，也是英殖民地公路委员会唯一的亚洲籍委员。
伯祖父辜国材，嘉庆二十四年（1819）与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一同占领新加坡。
伯祖父辜安平，自幼被辜礼欢送回国内求学，进士及第，曾为林则徐部属，后奉调于台湾。
祖父辜龙池，由槟榔屿而移居吉打，在当地政府做官。父辜紫云，受雇于槟榔屿双溪吕蒙（Sungi Nibong）的牛汝莪胶园（Glugor Estate），在英人布朗（Forbers Scotl Brown）属下担任司理。由于为人笃敬忠厚，深得布朗器重。
辜鸿铭出生后，被布朗夫妇收为养子。
1867年（同治六年）
是年前后，随布朗夫妇前往英国苏格兰接受教育，开始他在欧洲11年的游学生涯。
他进入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个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这为他以后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打下了基础。
1870年（同治九年）
14岁，随布朗到德国，在布朗柏林的家中学习德文，在这里着重学了《浮士德》和莎士比亚戏剧，还学习数学等自然科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读书。在柏林获哲学博士，在莱比锡获土木工程学位。
1873年（同治十一年）
复回英国，在牛津念了一些时候哲学。又入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卡莱尔。在爱丁堡大学他所专修的是英国文学，同时兼修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
1877年（光绪三年）
4月，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读过一段时间，从一个老教授那里接触到《易经》，这位教授鼓励他回国后进行对《易经》的研究。这成了他号称“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的最初原因，也是他日后英译儒家经典的最初原因。
又曾到罗马短期学习。
据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说，辜氏在这一段时间，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1878年（光绪四年）
是年前后，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返回槟榔屿。不久即奉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Colanial Secretary）工作。在此三年。1879年左右，与途经新加坡回国的改良派人士马建忠（字眉叔，1844-1900年）相会，得闻中国文化。在马建忠的劝说下，遂辞去殖民政府职务，返回槟城，闭门攻读中国书籍。
1881-1882年（光绪七至八年）
辜鸿铭参加英国一探险队，任翻译，随队入中国广州，拟往缅甸曼德拉。到达云南时，辜氏感觉前路困难重重，便辞去探险队事，转往香港居留读书，往来于香港上海之间。
1881年，张之洞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旋任山西巡抚。
1883年（光绪九年）
在上海发表匿名文章《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刊载于10月31日上海《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此文对19世纪以来西方的汉学研究的种种错误及影响作了批评，形成了辜氏以后治学的雏形。针对此，开始了对儒经的钻研。
1884年（光绪十年）
清廷命张之洞署理粤督。
时法越战事方殷，张之洞幕僚杨汝澍赴闽侦事，在上海至香港船上得识辜氏，荐于张之洞，从此入张之洞幕府，任张氏洋文案，兼管税务方面督办行政等事。
是年，日本冈鹿门来游中国，在上海三井洋行，邀张之洞等人座谈，辜氏叨陪末座。此时的辜氏还是一个西化论赞同者。
12月，中法战争爆发。
1885年（光绪十一年）
梁鼎芬任端溪书院山长。
辜鸿铭在张之洞、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与指导下，开始钻研儒家经典，博览经史子集，喟然叹曰：“道固在是矣，无待旁求。”开始转入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研究。
是年，康有为开始编著《人类公理》，幻想“大同世界”。
1886年（光绪十二年）
张之洞创办广东水师陆学堂，致电驻德使臣李凤苞、徐景澄在德国选“艺优性稳”的军官来广州任军事教官，张之洞按中外官衔分别赐给四、五、六品武官衔，令其用中国顶戴军服，行半跪拜礼，德国军官恐失礼仪，颇觉为难，辜氏以理开导，德人始贴然服从。
1888年（光绪十四年）
西方学者、传教士花之安（Faber，Ernst）、阿查立（Alabaster，Sir Chaloner）等与辜氏讨论汉学。阿查立与辜鸿铭都不满意在西方影响最大的理雅格（James Legge）所译的《中国经典》，阿鼓励辜氏重新翻译（辜氏《论语》英译序言）。辜氏即计划着手翻译《论语》。
1889年（光绪十五年）
张之洞移督湖广，辜鸿铭奉调随节赴鄂。
1890年（光绪十六年）
梁鼎芬来武昌，任武昌知府，两湖书院山长。
1891年（光绪十七年）
俄皇储游历来湖北，同行有俄储内戚希腊世子十余人，张之洞往访并宴请，辜鸿铭任翻译，以俄、法、希腊语应对，俄储和希腊世子奇其才，并以镂皇冠金表相赠。
4月，扬州人民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欺压人民罪恶，五六千人包围教堂，被清政府驱散镇压。
5月13日，芜湖人民反对教会迷拐幼童，焚毁教堂，并包围英国领事馆，发生芜湖教案。
6月5日，湖北广济县武穴镇人民反对教会贩卖婴儿，焚毁教堂，杀死一名英国传教士，发生武穴教案。英德两国以武力威胁，张之洞处分地方官一名，捕杀民众2人，判7人刑，赔款六万五千两白银结案。
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专论，送刊上海《字林西报》，谴责在华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不法行为，并对其狡辩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与对中国的同情。辜鸿铭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关注。
8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
1894年（光绪二十年）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至1896年回湖广本任。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
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公车上书。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甲午战争后，中国思想界一致要求改良维新，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学习西方，而辜鸿铭却主张维护中国古老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传统，投入儒经的研究和翻译之中，开始翻译《论语》。
8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张之洞捐银五千两加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张之洞趋向于康、梁维新，要辜鸿铭广译西报有关中国的论说及西方的社会制度等内容供其参考。辜氏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提出异议，指出西方开报馆立议院的弊端，以儒家的“尊王之旨”和“义利之辨”，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并继而撰《西洋礼制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文，向张之洞施加保守主义影响。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日本海军少佐松枝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到武昌，往访辜氏，辜氏诣战舰答礼，作《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提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国之道：“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4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绝康梁以谢天下”，反对维新变法，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
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于北京。同月，严复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出版。
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失败。
是年与罗振玉缔交。
英译《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刊行。名为《孔子的讲学与格言》，副题：《一部引用歌德和其它西方学者的言论参证注解的特别译文》。他是中国人中首次独立地将儒家经典译介给西方的学者，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汉译英先驱的地位。
日本前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相会，辜氏以英译《论语》相赠，并对其揶揄孔子之教加以批评。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山东义和团起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4月，山东部分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
5、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列强组成的侵略军2000多人由天津向北京进攻。
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致电总署，力主速剿“义和团”。21日，清政府颁发宣战谕。
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各省派员，与驻上海各国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互保章程》。辜鸿铭参与策划东南互保，并赴上海与英国总领事谈判。同时，辜鸿铭针对义和团事件，撰写一系列英文专论，分别刊载于横滨《日本邮报》，上海《字林西报》，分析义和团起义的原因，指责八国联军的入侵，强调中国素以礼教立国，呼吁有关国家运用理智、道德与公理处理此事，表明了不卑不亢的爱国立场。此数篇英文专论后来汇集出版。又以同一观点撰写《尊王篇释疑解祸论》，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为慈禧作辩护，把责任推到康有为身上。
是年，又在武昌设立义塾，以儒家之言训蒙童稚，编辑《蒙养弦歌》，收集五、七言古诗乐府百首，自费刊行作为教材。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辜鸿铭曾间接地参与某些谈判事务。
是年，辜鸿铭将一年来发表于《日本邮报》和《字林西报》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英文专论（除了第二篇是关于长江沿岸反洋教案的）结集成书，定名为《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英文书名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直译当作《总督衙门来书》）在上海刊行。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6月2日，胶济铁路潍县站通行，辜鸿铭作为山东巡抚张人骏所委派的代表，与德国铁路总办中方总办洪道台，参与通车典礼，并宣读贺词。
在武昌张之洞举行的慈禧万寿庆典上，看到军界学界唱《爱国歌》，作《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是年，刘坤一卒，清廷命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
在上海与西人谈判开浚黄浦江事。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1月，张之洞在武昌，奉特旨入都陛见，辜鸿铭与梁敦彦随节北上。按《张之洞幕府纪闻》“不吹牛皮”曰“壬寅年”，盖偶然误记。1月11日，随张之洞视察京师大学堂。
7月31日，革命派人物沈荩被清政府杀害，激起各界义愤。辜鸿铭发表《论中国刑法函》，为清政府辩护。招致进步人士围攻，从此被视为“怪物”。
1904年（光绪三十年）
2月，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至次年9月结束。辜氏在1904-1905年写了一系列专论，寄投《日本邮报》，如《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Et Nunc RegesIntellegite：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将此一战争归咎于西方列强之亚洲政策的错误，对中日等亚洲国家只知凭借武力而未用理智，表现对“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欧洲人的批判。
是年，英译《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在《日本邮报》上连载。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辜鸿铭由于议约之功，被两江总督周馥和张之洞奏派为上海黄浦江浚治局中方总办，月俸六百两，在职三年至1907年夏。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3月，辜鸿铭将《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和《尊王篇》寄给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托氏收到之后，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于10月间又给辜氏长篇回信。
英译《中庸》在上海刊行，英文书名改为 The Universal Orderor Conduct of Life。
英译《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or Higher Education）基本告成并在青岛印成一小册。辜氏在英译《中庸》序中说，他已翻译了《大学》一书，并计划与《中庸》合刊，但鉴于《大学》译本尚不尽满意，只好遗憾地割爱。
10月25日，又将《中庸》、《大学》两个英译本寄赠给托尔斯泰。
在上海拜见盛宣怀（杏苏），赠以英译《中庸》，并以其中“贱货贵德”讽刺盛氏。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8月21日，张之洞奉旨入阁并兼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电饬辜鸿铭速返汉口，随同进京。辜氏奉调随行。
12月11日，因浚浦局工程中的矛盾，德国方面不满，浚浦局电请辜氏回局处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辜氏任外务部员外郎。应诏条陈时政，撰《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全面阐述自己的保守主张。
旋晋升郎中，擢左丞。
辜译《中庸》被收入《东方智慧丛书》在伦敦重印。
1909年（宣统元年）
8月，辜鸿铭代表中国文艺界人士，撰写中英文祝寿词，通电祝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80寿辰。
张之洞在北京去世。
1910年（宣统二年）
1月17日，清廷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钦赐文科进士”。
2月，为纪念张之洞撰写《清流传》，英文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在上海刊行。痛惜张之洞对西化思潮的抵制及其失败。
秋，又摭拾在文襄幕府的见闻，成《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署名“汉滨读易者”。后又将此书译为英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季刊》。
辞去外务部职，移任邮传部在上海所立高等实业学堂（后称南洋公学，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
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辜鸿铭于10月25日写信给上海租界里最有影响的西方报《字林西报》，告诫西方报纸不要登排满文章鼓动革命。这封信登出后，各报转载，舆论哗然。
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大哗，立即围攻并以罢课方式驱逐辜氏。
德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尉礼贤（Richourd Wilhelm）根据辜氏《尊王篇》和《清流传》而编译的德文《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一书，在德国出版，深受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欢迎，并成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
秋，为王叔用辑《正气集》作序。
1912年（民国元年）
辜鸿铭离开上海赴青岛短期居留，与“宗社党”人物有密切往来，又与尉礼贤过从，探讨中西文化。旋赴北京。
德国学者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环球旅行考察，到北京，拜访辜氏。
由于经常写文章攻击袁世凯，结识英文《北京日报》总编陈友仁，并为之撰稿。
1913年（民国二年）
辜鸿铭应5国银行团之聘，任翻译。
英译《中庸》在伦敦第三次重印。
印度诗人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辜氏是此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之一。
1914年（民国三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北京的欧美人士时常聚会讨论欧战前景。正担任5国银行团译职的辜氏曾应邀作了多次英文演讲。
1915年（民国四年）
4月，辜鸿铭将这些英文演讲稿汇编成册，在北京印行。定名《春秋大义》，又名《原华》，英文名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民的精神）。
在袁世凯称帝前后，辜鸿铭极力反对袁世凯，同事又反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林纾。在守旧派此年的几次聚会上作演讲，谓：外国之政，有理无情，严译《天演论》以“优胜劣汰”相号召，启人纷争，康梁和之，开启革命流血平等自由，纷乱天下。林译《茶花女》，让女子传统之道德亦荡然无存。拟编一部《西洋通史》，要将革命流血自由平等的名词重新改译。
1916年（民国五年）
德国人史密斯（Oscar A。H。Schmitz）把《春秋大义》译成德文，在德国耶那出版，改题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按《战争与出路》是《春秋大义》的附录）。
6月6日，袁世凯病死，北京禁止演戏宴会等一切娱乐活动。辜氏特意请戏班子到家演戏三天。
1917年（民国六年）
丹麦著名评论家勃兰得斯（Georg Brandes）发表《辜鸿铭论》，评价辜氏思想。此文后来经林语堂翻译载于《人间世》杂志。
3月，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国参加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辜鸿铭撰《义利辨》，反对对德宣战。
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逊位的溥仪复辟。辜鸿铭参与张勋复辟，被列为李经羲内阁的外务部侍郎，历时12天，复辟失败。
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宣扬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反对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民国七年）
《东方杂志》“国际时事栏”转引日刊摘译德国人对辜鸿铭著作的欢迎和赞赏的文章（按文中“辜君”误译为“胡君”）。
9月，陈独秀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质问主编杜亚泉，并把“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列为一类。杜亚泉反驳，其他报刊也有争论，掀起“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1919年（民国八年）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辜氏用英文著文反对，责骂青年学生，遭到以罗家伦为首的北大进步青年学生的围攻和质问。
6月5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不久辜鸿铭也辞去北大教授职务。
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没有文化的美国》。
7月11日，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运动》（Against The Chinese Liteyary Revolution）反对废除文言文，载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8月16日，《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又刊载其《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Returned Stud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Literacy and Education）对新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都表示不满的态度。同时，又按期为《北华报》（North China Standard）撰写专论，曾提出请日本扶持中国恢复帝制，被政府交警厅严纠，禁止各报议论国体。
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发表批评辜氏的文字。
9月，蔡元培复任校长后，辜亦复任北大教授。
1921年（民国十年）
英国著名作家访问中国，拜访辜鸿铭，在他后来出版的《中国游记》里，收录《辜鸿铭访问记》。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来华，采访辜鸿铭。
1922年（民国十一年）
陈曾谷中译本《〈春秋大义〉译本节录》，在1921-1922上海《亚洲学术杂志》（第三、四卷）上登载。
《春秋大义》在北京再版。此次再版，删掉初版附录的《战争及出路》，另附《文明与纷乱》（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的附录）一文。
5月4日，《申报》“德国特约通信”文章，介绍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德国人“以辜氏为中国文明之代表”，留德学生办的“中德文化研究会”，德人办的“东方语言学会”，时常介绍评论辜氏著作。
《尊王篇》在日本再版。
11月，《读易草堂文集》成，由罗振玉作序，本书收集辜氏奏章杂文12篇。内篇7篇，为政论文。外篇5篇，主要介绍欧洲社会制度及人物。
1924年（民国十三年）
因在北京听俄罗斯女士唱歌，在《字林西报》发表感想，谓将来之强国，为俄国、美国与中国，但俄国将执国际之牛耳。
5月下旬，北京几家报纸刊登辜鸿铭去世消息。辜氏致电《顺天时报》，声明并无此事，不知造谣者何人何意。
6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在北京与辜鸿铭会晤，讨论东方文化和宗教，并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合影。
9月，日本鹫泽吉次推荐，应朝鲜总督斋腾实之邀到汉城观光。同月，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东渡日本讲学。
10月以后，开始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用英语巡回演讲中国文化，希望日本能振兴东方文化。
11月16日，应族弟、台湾实业家辜显荣之邀，由日本赴台湾作短期演讲，次年1月5日返京。
德国人尼尔森（H。Nelson）搜集辜鸿铭的论文及演讲稿，编译为《怨诉之音》（或译《呐喊》Vox Clamantis）在德国莱卜市出版。
一度回国静养。
1925年（民国十四年）
4月，受日本大东文化协会正式邀请，再度到日本东北5县演讲东方文化，直至次年夏。6月3日，收到张作霖邀他作顾问的函帖，赴奉天会见张氏，旋因话不投机，辞职东返。
8月11日，从日本经由大连返京。复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7年（民国十六年）
《春秋大义》法文版在巴黎出版，译者为费里罗。
12月17日，北京大学校庆纪念会应邀作《何谓教育》的演讲。
1928年（民国十七年）
山东督军张宗昌聘辜氏为山东大学教务长（未到任）。
4月30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辜鸿铭因肺炎在北京去世，终年72岁。家中除书籍之外，别无长物，因家贫筹备无力，停柩崇文门外之法华寺，至5月19日始葬。张作霖闻讯，从优抚恤其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