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讲学，独向东瀛招迷魂
1924年9月19日，辜鸿铭由日本友人、著名的汉学家鹫泽吉次推荐，应朝鲜总督斋藤氏之邀，到汉城游览观光。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得知此事，21日迅即盛请辜氏就便赴日本讲学。辜鸿铭欣然应允。
此时的日本，处境非常尴尬。在东亚，仗其军国主义武力，兴风作浪。朝鲜、中国到东南亚一带都遭其侵略，深受其害，日本成为东亚的害群之马，各国都对日本怨恨有加，纷纷掀起反日爱国运动，抵抗日货。在国际上，美国通过了《排日法案》，公开歧视日本，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人士对美国的排日深感愤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东亚联合的必要性，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此观点的赞同者。但日本军国主义已遭亚洲人民的普遍反感，在中国既爱国又不反感日本的实在寥寥，恐怕只有辜鸿铭了。辜鸿铭从维护东方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日本予以特殊的看法。在日俄战争中，他不谈日本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瓜分，而是从道德因素上肯定日本的胜利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赢得西方对东方文化尊重的“圣战”。他的爱妾吉田贞子的贤惠使他对日本民族与文化有一种特殊而亲切的感情，并因而产生了他特有的书生式的天真的中日友好论幻想，希望中日这一衣带水的邻邦能和平相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即使在“五四”前后，排日情绪在中国高涨时，他也固执迂腐地反对学生的排日举动，更重要的心理原因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无疑已经风卷残云般地把传统文化当做陈迹从人们的思想里清扫出去，代之以新的思潮--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新思潮风起云涌，滔滔者天下皆是，他已无回天之力，对这个社会完全绝望了，自己也为这个新的时代所遗弃。如果说，东方文化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他说：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这些就是辜鸿铭应日本之邀“惠然肯来”的原因。
但在国内却引起喧哗。天津《益世报》署名镇汉的文章，把辜鸿铭比作“第二张勋”，说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脚”。辜鸿铭说：“鄙人在中国号称老朽，贵国不以老朽见弃而友表示好意，荣幸奚似。鄙人究系如何人物，中国人不知，而贵国人知之。”他赞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说：欲图国强，非实行君主专制不可为功。辜氏并非讨好日本人，而是坚持自己的一贯的政治主张。
在这之前不久，日本汉学家吉野造作博士还在四处打听辜鸿铭的下落，托在中国的日本人清水安三专程拜访辜鸿铭，辜鸿铭还为之回忆起与日本友人冈千仞四十年前的交情，一往情深地追忆已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对日本充满了向往之情。
1924年10月10日，辜鸿铭正式到达东京，受到大东文化协会负责人山本悌二郎和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协会干事萨摩雄次负责具体接待工作。辜鸿铭觉得到日本来肩负着弘扬东方文化的使命，所以摒除一切杂事，席不暇暖地巡回演讲，他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用流利的英语作了多场讲座。如“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到11月16日，应他的族弟、台湾著名实业家辜显荣之邀入台湾，作短期的讲学。之后又一度回内地休养。至次年4月下旬，受协会正式招聘，再度到日本。从1925年5月25-28日在日本东北五县作报告。6月3日，收到奉系军阀张作霖聘他作顾问的函帖，他与族弟辜显荣一道（显荣为段祺瑞的经济顾问）赴奉天会见张氏，因话不投机，没过多久，便辞职东返，7月中旬回东京。夏天，参加大东文化协会所开办的夏期讲演会，他并被聘为大东文化学院临时教授，讲授过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大东文化协会后设比较研究部，他被聘为部员。这一段时间，他的演讲主要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告欧美人”、“纲常名教定国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
辜鸿铭在日本的演讲内容归纳起来有：
一、弘扬东方文化
他进一步发挥了《春秋大义》中的观点，从整个中日文化同构因素的分析上来全面系统地论述东方文化的精神，在同西方比较中显现东方文化的优越，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论点。如他1924年10月16日，在日本帝国宾馆泛太平洋会上的演讲，以儒家传统的王道、霸道的观点评判东西方的优劣。大意是，西方的宗教言人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这种霸道主义终于演成世界大战，成为全人类的一场浩劫。而中国的文化，向来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正像孟子所说的人天生本能地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的“善端”，人之所以有不善，不是人性的不好，而是后天利与欲的引诱，所以儒家以仁义、孝悌、忠恕、礼乐教育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理想的社会是大同的世界，这是王道。言简意赅地道出东西方文明的区别。东方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心灵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机械的文明。西方的文明虽然在科学技术上、物质生活上取得东方所不可企及的成就，有着现代化的机械与武器，但因精神上的缺陷导致人伦规范与精神的危机，因此这种文明是不稳固的甚至是具有危害性的。与之相比，东方人富有情感与正义，有着丰富而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是他们不败的动力。总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根本上说，前者就像已经建成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的文明，后者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形的屋子，是一种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
辜鸿铭希望中国人今后自力更生，培养无私、谦逊、质朴品格的人才，能做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国家自然兴盛。对日本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二、对日本振兴东方文化寄予厚望
这是辜鸿铭来日本演讲的主要使命。“五四”以后，辜鸿铭已经像他那又细又黄的小辫子一样，成为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象征。他与梁漱溟那种纯理论的探讨和小面积的实验不一样，也没有那种兴趣。他的目标在于其学说得到全面的实行贯彻，但是，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其实早在清末他的学说也没有受到重视。原因在于他讲的道理，诚然是一篇“大好文章”，但无法解答现实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能抵御外侮，挽救危亡，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近代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切肤之痛。不解决这个生存的问题，任何动听的学说都是无用的，不用说清政府、民国政府，就是所有的国人也都有此共识，不然国亡了，种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文化何以存在？
辜鸿铭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以传统文明富强中国的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发展壮大给了他一个希望，加之他的爱妾吉田贞子是日本人的缘故，他对日本格外地关注，希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找到答案。因此，1897年他在《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中就说：
我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民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人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咨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因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东亚的强国，并不仅仅是因为向西方学习技术，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坚持儒家精神，坚持儒家重义轻利和崇尚气节的传统。辜鸿铭认为这才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他后来在辞去北大教授之职后，曾经一度研读有关日本的书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外史》，使他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明确。1924年初日人清水安三拜访他时，就发现他正在认真研读这本《日本外史》。他说：“现在的世界上恐怕没有日本外史了。日本外史的精神，正是支持东亚，维持东亚文明。明治维新正是建立在日本外史的精神上的。中国革命弄得反而不如以前了，正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个日本外史的精神。”所谓的日本外史精神，也就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这种日本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包括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内容。辜鸿铭说：“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这种中国汉唐时代向上的精神在日本以武士道完全保留下来。武士对国家、国君具有无限的忠诚之情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武士腰间常佩带利刃，是他们勇武的象征。明治维新后，武士等级在法律上虽然废除，但武士道的精神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成为日本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是武士道精神使日本人民具有团结一致、奋不顾身抵御外寇，振兴国威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朝气。这与中国士风不振、苟且偷安形成鲜明的对比。辜鸿铭认为这是日本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保持了这样的精神动力，即使学习一些西方的制造器械之术也未尝不可。值得指出的是，辜鸿铭极力反对学习西方，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反对，而是反对那种他认为只知学习西方的技术，制造枪炮轮船的做法，如洋务运动；反对不顾中国传统照搬西方的政治做法，如维新变法；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等。辜鸿铭的看法未必都正确，但有他一定的道理。
故而，在日本的演讲，他发挥自己这些观点，希望日本担当起振兴东方文化、振兴东亚的重任。他一再重申：“给全体东方的人民带来真正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日本神圣的天职！”这也是他赴日本讲学的使命。辜鸿铭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很高的评价。据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同时，还用英语撰写《明治史》，与一般观点相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壮大。但与人迥异的是，他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并不单单是引进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免税政策以及允许私人开办拥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等等，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日本重建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文教、思想等领域内都遵守儒家传统的文化和精神而形成的忠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辜鸿铭对维新的主角西乡隆盛非常赞扬，这体现在他身上似乎前后很矛盾，其实有一定的道理。这说明辜氏的思想正像日本国粹论者三宅雪岭“毕生敬重西乡隆盛”或志贺重昂热衷于欧美一样，并不是完全绝对的顽固不化。他认为日本发展的长处或成功之处就在于保持发扬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如果削弱君权破坏固有传统，使东方完全变成西方，他肯定是要反对的。他对维新改良以及辛亥革命的评价就与这一思想相关。
三、对西化的批判
辜鸿铭在《日本的将来》的演讲中，引用西方基督教人士傅劳多讲的一个故事：沼泽中的蔷薇花有一天看到自己的根茎处于泥沼之中，觉得泥沼可厌，舍身附于路过的行人身上，以为可以进入美丽的花园，但没几天便枯萎而死。他说：“美丽之沼生蔷薇，日本也；而其信为凯旋逃入之花园，近代西方文明也。”日本一旦脱离传统的东方文化，完全西化，就会枯萎而死。
他赞美日本人的忠诚，日本妇女的柔顺贤惠与牺牲精神，但对日本日益显露出的军国主义倾向也有所警惕和批判，但是他这种批判却显得比较天真幼稚充满幻想。他希望日本今日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他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反日排日的矛盾比作兄弟阋于墙的常事，是内部的矛盾。这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糊涂之处，但也表明了他善良的愿望。日本接受中国的传统精神，何以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呢？辜鸿铭认为这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由于西化，也感染上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他说：“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只有儒家传统的道德才能振兴东方，舍此任何西化都是有害的。他对日本人近来习俗的西化大为不满，甚至破口大骂。他在日本东北五县演讲期间，有一次在路上看到当时的日本名人竹久梦二画伯和一个女人肆无忌惮地卿卿我我时，便猛然用日语大喝一声：“就是没有治洋气病的药？”使一车人为之大惊。在东京，一次到上野公园散步，遇到公园里手挽手正在热恋中的男女，辜鸿铭在同他们擦身而过的刹那间，又用日语大声叫道：“日本危险！”出口迅速，声色俱厉，和他那一副瘦小而垂长辫的形象，委实使人吃惊不小，哭笑不得。他把当时流行的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做“短毛贼”，他说：“现在的摩登女郎（modern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摩登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辜鸿铭在日本的三年中，大力向日本人鼓吹东方文化。对日本越来越明显的全盘西化，日本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军国主义的膨胀给予大胆的批判，这些都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辜鸿铭只看到中日文化的同构性，而忽略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日本虽然采借中国儒家的思想，但又不同于中国。以君权为例，中国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曾出现思想大自由的百家争鸣，从秦以后即完全确立了绝对专制的政体。汉代的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思想专制，以后两千余年虽然有过唐代那样较多自由的社会，但绝对的君主专制，君主至尊、至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体制始终没变而且越来越根深蒂固。而日本，中古以后武人执政，打破了以前与中国相同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至尊的天子没有至强的权力，因而就形不成绝对的专制，人们可以获得许多自由，再如至强的将军武士，他们武力强大到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像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自然把他看作凡人。儒家的文化使至尊、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这是日本有明治维新的基础。假使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拥有王室的尊位，像中国明清社会那样，明治维新便不可能出现。
尽管中日在文化方面有相同性，但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特性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看来，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是与日本最大的差异。中国人温和、善良，热爱和平，不喜战争，这是辜鸿铭所最津津乐道的。正像他常引用的中国俗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在中国是低下的被瞧不起的，“铁到了钉，人到了兵”，意思是沦到社会最底层。但日本截然相反，日本的俗谚说“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武士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地位。中国人的典范是“圣人”，日本人却是武士。中国人对战争是尽量避免的，中国的“武”字是由“止”、“戈”构成，“止戈为武”，“武”并不是使用武器，而是不使用武器制止野蛮者之谓。而日本有一种尚武好战的精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以必死的决心去完成，若完不成就剖腹自杀，这是武士道的精髓。正像梁启超所说的武士道是日本之魂，而中国却没有“中国魂”。诚然，爱好和平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美德，但和盲目的好战一样，无限的屈辱求和在近代也不是优点。辜鸿铭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日本武士道来源于中国，不屈服于汉高祖的田横五百义士，就是中国的“武士道”，日本最讲忠义的楠公，也起源于中国的关羽（关公），中国人后来失去了汉唐的精神，他甚至说：“今之日人，乃真正之华人也”的惊世骇俗的“结论”。他忽视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恶性膨胀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天真善良地希望日本“给全体东方的人民带来真正中国文明的复兴”，也是不现实的。后来，在他日本讲学十三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他捧了出来，他的言论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四处流布，在书刊、报纸和广播电台中大肆宣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幌子的侵略战争的“有力根据”之一，一个爱国学者的善良动机始料未及地引出国家的悲剧结果。这是辜鸿铭的悲剧，也是传统文化的悲剧。
1927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渐恶化，辜鸿铭学说的听众与读者也越来越少，逐渐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希望也落了空，终于在这个万木凋零的衰秋中，在一个阴雨绵绵的灰色日子里，孤零零地踏上归船，回到故土。辜鸿铭晚年穷困潦倒，清室遗老画家庆宽多无私资助他。1927的庆宽去世，他益无聊赖，据云闲暇以法文译《春秋》，寄由巴黎发表，在国内已无反响，亦未有传本。
他的心境是灰色的、孤愤的，然而又是高傲的，从不甘心向失败低头，病榻之上仍著书不辍。
1928年4月30日，已到了他生命最后一刻，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也带着他永远的遗恨，辜鸿铭离开了这个爱之深、忧之切的人世。
辜鸿铭的身后极为萧条，他经常赞不绝口的那位湖南籍的继室，在他刚去世不久，就撇下亲生女儿席卷了家里值钱东西，改嫁他人。辜氏的书籍著作归其子掌管。辜氏长女已经嫁人，就撇下小女儿婀娜，独力营葬其父。因家贫无力，一直停柩崇文门外的法华寺，至5月19日始殡葬。婀娜女士奔走于辜鸿铭弟子之门，吁求援助。大多数昔日弟子慷慨解囊，竟有极少数弟子觊觎“师妹”美色，威迫利诱，婀娜不得不虚与周旋。等营葬既毕，身心交瘁，因刺激太甚，竟成疯癫，寒暑不知，啼笑无常。令世人唏嘘不置。
此时的日本，处境非常尴尬。在东亚，仗其军国主义武力，兴风作浪。朝鲜、中国到东南亚一带都遭其侵略，深受其害，日本成为东亚的害群之马，各国都对日本怨恨有加，纷纷掀起反日爱国运动，抵抗日货。在国际上，美国通过了《排日法案》，公开歧视日本，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人士对美国的排日深感愤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东亚联合的必要性，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此观点的赞同者。但日本军国主义已遭亚洲人民的普遍反感，在中国既爱国又不反感日本的实在寥寥，恐怕只有辜鸿铭了。辜鸿铭从维护东方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日本予以特殊的看法。在日俄战争中，他不谈日本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瓜分，而是从道德因素上肯定日本的胜利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赢得西方对东方文化尊重的“圣战”。他的爱妾吉田贞子的贤惠使他对日本民族与文化有一种特殊而亲切的感情，并因而产生了他特有的书生式的天真的中日友好论幻想，希望中日这一衣带水的邻邦能和平相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即使在“五四”前后，排日情绪在中国高涨时，他也固执迂腐地反对学生的排日举动，更重要的心理原因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无疑已经风卷残云般地把传统文化当做陈迹从人们的思想里清扫出去，代之以新的思潮--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新思潮风起云涌，滔滔者天下皆是，他已无回天之力，对这个社会完全绝望了，自己也为这个新的时代所遗弃。如果说，东方文化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他说：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这些就是辜鸿铭应日本之邀“惠然肯来”的原因。
但在国内却引起喧哗。天津《益世报》署名镇汉的文章，把辜鸿铭比作“第二张勋”，说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脚”。辜鸿铭说：“鄙人在中国号称老朽，贵国不以老朽见弃而友表示好意，荣幸奚似。鄙人究系如何人物，中国人不知，而贵国人知之。”他赞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说：欲图国强，非实行君主专制不可为功。辜氏并非讨好日本人，而是坚持自己的一贯的政治主张。
在这之前不久，日本汉学家吉野造作博士还在四处打听辜鸿铭的下落，托在中国的日本人清水安三专程拜访辜鸿铭，辜鸿铭还为之回忆起与日本友人冈千仞四十年前的交情，一往情深地追忆已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对日本充满了向往之情。
1924年10月10日，辜鸿铭正式到达东京，受到大东文化协会负责人山本悌二郎和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协会干事萨摩雄次负责具体接待工作。辜鸿铭觉得到日本来肩负着弘扬东方文化的使命，所以摒除一切杂事，席不暇暖地巡回演讲，他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用流利的英语作了多场讲座。如“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到11月16日，应他的族弟、台湾著名实业家辜显荣之邀入台湾，作短期的讲学。之后又一度回内地休养。至次年4月下旬，受协会正式招聘，再度到日本。从1925年5月25-28日在日本东北五县作报告。6月3日，收到奉系军阀张作霖聘他作顾问的函帖，他与族弟辜显荣一道（显荣为段祺瑞的经济顾问）赴奉天会见张氏，因话不投机，没过多久，便辞职东返，7月中旬回东京。夏天，参加大东文化协会所开办的夏期讲演会，他并被聘为大东文化学院临时教授，讲授过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大东文化协会后设比较研究部，他被聘为部员。这一段时间，他的演讲主要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告欧美人”、“纲常名教定国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
辜鸿铭在日本的演讲内容归纳起来有：
一、弘扬东方文化
他进一步发挥了《春秋大义》中的观点，从整个中日文化同构因素的分析上来全面系统地论述东方文化的精神，在同西方比较中显现东方文化的优越，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论点。如他1924年10月16日，在日本帝国宾馆泛太平洋会上的演讲，以儒家传统的王道、霸道的观点评判东西方的优劣。大意是，西方的宗教言人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这种霸道主义终于演成世界大战，成为全人类的一场浩劫。而中国的文化，向来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正像孟子所说的人天生本能地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的“善端”，人之所以有不善，不是人性的不好，而是后天利与欲的引诱，所以儒家以仁义、孝悌、忠恕、礼乐教育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理想的社会是大同的世界，这是王道。言简意赅地道出东西方文明的区别。东方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心灵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机械的文明。西方的文明虽然在科学技术上、物质生活上取得东方所不可企及的成就，有着现代化的机械与武器，但因精神上的缺陷导致人伦规范与精神的危机，因此这种文明是不稳固的甚至是具有危害性的。与之相比，东方人富有情感与正义，有着丰富而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是他们不败的动力。总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根本上说，前者就像已经建成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的文明，后者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形的屋子，是一种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
辜鸿铭希望中国人今后自力更生，培养无私、谦逊、质朴品格的人才，能做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国家自然兴盛。对日本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二、对日本振兴东方文化寄予厚望
这是辜鸿铭来日本演讲的主要使命。“五四”以后，辜鸿铭已经像他那又细又黄的小辫子一样，成为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象征。他与梁漱溟那种纯理论的探讨和小面积的实验不一样，也没有那种兴趣。他的目标在于其学说得到全面的实行贯彻，但是，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其实早在清末他的学说也没有受到重视。原因在于他讲的道理，诚然是一篇“大好文章”，但无法解答现实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能抵御外侮，挽救危亡，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近代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切肤之痛。不解决这个生存的问题，任何动听的学说都是无用的，不用说清政府、民国政府，就是所有的国人也都有此共识，不然国亡了，种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文化何以存在？
辜鸿铭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以传统文明富强中国的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发展壮大给了他一个希望，加之他的爱妾吉田贞子是日本人的缘故，他对日本格外地关注，希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找到答案。因此，1897年他在《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中就说：
我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民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人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咨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因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东亚的强国，并不仅仅是因为向西方学习技术，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坚持儒家精神，坚持儒家重义轻利和崇尚气节的传统。辜鸿铭认为这才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他后来在辞去北大教授之职后，曾经一度研读有关日本的书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外史》，使他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明确。1924年初日人清水安三拜访他时，就发现他正在认真研读这本《日本外史》。他说：“现在的世界上恐怕没有日本外史了。日本外史的精神，正是支持东亚，维持东亚文明。明治维新正是建立在日本外史的精神上的。中国革命弄得反而不如以前了，正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个日本外史的精神。”所谓的日本外史精神，也就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这种日本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包括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内容。辜鸿铭说：“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这种中国汉唐时代向上的精神在日本以武士道完全保留下来。武士对国家、国君具有无限的忠诚之情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武士腰间常佩带利刃，是他们勇武的象征。明治维新后，武士等级在法律上虽然废除，但武士道的精神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成为日本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是武士道精神使日本人民具有团结一致、奋不顾身抵御外寇，振兴国威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朝气。这与中国士风不振、苟且偷安形成鲜明的对比。辜鸿铭认为这是日本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保持了这样的精神动力，即使学习一些西方的制造器械之术也未尝不可。值得指出的是，辜鸿铭极力反对学习西方，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反对，而是反对那种他认为只知学习西方的技术，制造枪炮轮船的做法，如洋务运动；反对不顾中国传统照搬西方的政治做法，如维新变法；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者，如胡适等。辜鸿铭的看法未必都正确，但有他一定的道理。
故而，在日本的演讲，他发挥自己这些观点，希望日本担当起振兴东方文化、振兴东亚的重任。他一再重申：“给全体东方的人民带来真正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日本神圣的天职！”这也是他赴日本讲学的使命。辜鸿铭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很高的评价。据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同时，还用英语撰写《明治史》，与一般观点相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壮大。但与人迥异的是，他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并不单单是引进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免税政策以及允许私人开办拥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等等，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日本重建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文教、思想等领域内都遵守儒家传统的文化和精神而形成的忠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辜鸿铭对维新的主角西乡隆盛非常赞扬，这体现在他身上似乎前后很矛盾，其实有一定的道理。这说明辜氏的思想正像日本国粹论者三宅雪岭“毕生敬重西乡隆盛”或志贺重昂热衷于欧美一样，并不是完全绝对的顽固不化。他认为日本发展的长处或成功之处就在于保持发扬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如果削弱君权破坏固有传统，使东方完全变成西方，他肯定是要反对的。他对维新改良以及辛亥革命的评价就与这一思想相关。
三、对西化的批判
辜鸿铭在《日本的将来》的演讲中，引用西方基督教人士傅劳多讲的一个故事：沼泽中的蔷薇花有一天看到自己的根茎处于泥沼之中，觉得泥沼可厌，舍身附于路过的行人身上，以为可以进入美丽的花园，但没几天便枯萎而死。他说：“美丽之沼生蔷薇，日本也；而其信为凯旋逃入之花园，近代西方文明也。”日本一旦脱离传统的东方文化，完全西化，就会枯萎而死。
他赞美日本人的忠诚，日本妇女的柔顺贤惠与牺牲精神，但对日本日益显露出的军国主义倾向也有所警惕和批判，但是他这种批判却显得比较天真幼稚充满幻想。他希望日本今日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他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反日排日的矛盾比作兄弟阋于墙的常事，是内部的矛盾。这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糊涂之处，但也表明了他善良的愿望。日本接受中国的传统精神，何以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呢？辜鸿铭认为这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由于西化，也感染上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他说：“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只有儒家传统的道德才能振兴东方，舍此任何西化都是有害的。他对日本人近来习俗的西化大为不满，甚至破口大骂。他在日本东北五县演讲期间，有一次在路上看到当时的日本名人竹久梦二画伯和一个女人肆无忌惮地卿卿我我时，便猛然用日语大喝一声：“就是没有治洋气病的药？”使一车人为之大惊。在东京，一次到上野公园散步，遇到公园里手挽手正在热恋中的男女，辜鸿铭在同他们擦身而过的刹那间，又用日语大声叫道：“日本危险！”出口迅速，声色俱厉，和他那一副瘦小而垂长辫的形象，委实使人吃惊不小，哭笑不得。他把当时流行的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做“短毛贼”，他说：“现在的摩登女郎（modern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摩登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辜鸿铭在日本的三年中，大力向日本人鼓吹东方文化。对日本越来越明显的全盘西化，日本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军国主义的膨胀给予大胆的批判，这些都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辜鸿铭只看到中日文化的同构性，而忽略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日本虽然采借中国儒家的思想，但又不同于中国。以君权为例，中国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曾出现思想大自由的百家争鸣，从秦以后即完全确立了绝对专制的政体。汉代的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思想专制，以后两千余年虽然有过唐代那样较多自由的社会，但绝对的君主专制，君主至尊、至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体制始终没变而且越来越根深蒂固。而日本，中古以后武人执政，打破了以前与中国相同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至尊的天子没有至强的权力，因而就形不成绝对的专制，人们可以获得许多自由，再如至强的将军武士，他们武力强大到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像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自然把他看作凡人。儒家的文化使至尊、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这是日本有明治维新的基础。假使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拥有王室的尊位，像中国明清社会那样，明治维新便不可能出现。
尽管中日在文化方面有相同性，但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特性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看来，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是与日本最大的差异。中国人温和、善良，热爱和平，不喜战争，这是辜鸿铭所最津津乐道的。正像他常引用的中国俗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在中国是低下的被瞧不起的，“铁到了钉，人到了兵”，意思是沦到社会最底层。但日本截然相反，日本的俗谚说“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武士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地位。中国人的典范是“圣人”，日本人却是武士。中国人对战争是尽量避免的，中国的“武”字是由“止”、“戈”构成，“止戈为武”，“武”并不是使用武器，而是不使用武器制止野蛮者之谓。而日本有一种尚武好战的精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以必死的决心去完成，若完不成就剖腹自杀，这是武士道的精髓。正像梁启超所说的武士道是日本之魂，而中国却没有“中国魂”。诚然，爱好和平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美德，但和盲目的好战一样，无限的屈辱求和在近代也不是优点。辜鸿铭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日本武士道来源于中国，不屈服于汉高祖的田横五百义士，就是中国的“武士道”，日本最讲忠义的楠公，也起源于中国的关羽（关公），中国人后来失去了汉唐的精神，他甚至说：“今之日人，乃真正之华人也”的惊世骇俗的“结论”。他忽视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恶性膨胀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天真善良地希望日本“给全体东方的人民带来真正中国文明的复兴”，也是不现实的。后来，在他日本讲学十三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他捧了出来，他的言论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四处流布，在书刊、报纸和广播电台中大肆宣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幌子的侵略战争的“有力根据”之一，一个爱国学者的善良动机始料未及地引出国家的悲剧结果。这是辜鸿铭的悲剧，也是传统文化的悲剧。
1927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渐恶化，辜鸿铭学说的听众与读者也越来越少，逐渐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希望也落了空，终于在这个万木凋零的衰秋中，在一个阴雨绵绵的灰色日子里，孤零零地踏上归船，回到故土。辜鸿铭晚年穷困潦倒，清室遗老画家庆宽多无私资助他。1927的庆宽去世，他益无聊赖，据云闲暇以法文译《春秋》，寄由巴黎发表，在国内已无反响，亦未有传本。
他的心境是灰色的、孤愤的，然而又是高傲的，从不甘心向失败低头，病榻之上仍著书不辍。
1928年4月30日，已到了他生命最后一刻，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也带着他永远的遗恨，辜鸿铭离开了这个爱之深、忧之切的人世。
辜鸿铭的身后极为萧条，他经常赞不绝口的那位湖南籍的继室，在他刚去世不久，就撇下亲生女儿席卷了家里值钱东西，改嫁他人。辜氏的书籍著作归其子掌管。辜氏长女已经嫁人，就撇下小女儿婀娜，独力营葬其父。因家贫无力，一直停柩崇文门外的法华寺，至5月19日始殡葬。婀娜女士奔走于辜鸿铭弟子之门，吁求援助。大多数昔日弟子慷慨解囊，竟有极少数弟子觊觎“师妹”美色，威迫利诱，婀娜不得不虚与周旋。等营葬既毕，身心交瘁，因刺激太甚，竟成疯癫，寒暑不知，啼笑无常。令世人唏嘘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