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挽救旧传统的最后抗争
1916年蔡元培自德国回来，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教育宗旨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各种思想各种风格的学者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被聘请为英国古典文学教授。蔡元培之聘辜鸿铭，固然是贯彻他的思想自由的教育宗旨，同时，也因为他了解辜鸿铭在西方学术界的崇高声望，他在德国进修的莱比锡大学，正是30年前辜氏就读的同一所学校。他亲身感受到，中国的知名人士到德国，如梁启超、康有为以及他本人，在德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响，德国人认为他们是放弃自己家中的宝不学而到德国来学习别人的糟粕，对他们的态度一般也较冷淡，但辜鸿铭则不然。他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使此邦学者耳目一新，因此辜鸿铭的作品在德国很受欢迎，所以作为进步人士的蔡元培才能够打破中国人中对辜鸿铭的成见，聘请他任教授。蔡元培在写给林琴南的信中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思想自由）为界限，其有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讲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这个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不用说就是辜鸿铭。所谓的“复辟论者”即指辜鸿铭于1917年7月1日，参加了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丑剧，被列入李经羲内阁成员的名单上，官衔不过是外务部侍郎，张勋复辟的丑剧只有12天便被段祺瑞马厂誓师一仗打垮，辜鸿铭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此对当官心灰意冷了。
他在北大教英国文学课，但他常在课堂上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课堂作为他发表中西文化见解的场所。罗家伦在晚年写的《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说：
辜先生虽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到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去：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就不能坐下。”我们全班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
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成“洋《离骚》”呢？这大概是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先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个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译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金箍咒还要痛苦。……
可见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要求的奇特和严格，他的另一个学生阎震瀛的回忆可以作为上边引文的补充。阎震瀛《记辜鸿铭先生》和《补记》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本的《千字文》书，由“天地玄黄”到“焉哉乎也”……
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
Chaos before the creation erth，
The sun and moon their courses run，
Stars shine out when day……
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又讲到君臣父子……全书都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
总之，他教英国诗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理解英国文化的优秀，而是要学生接受中国文化，确立中国的价值观念，树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他把英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对每一个外国的作家作品都要找一对等的中国作家作品，在比较中来“说明”中国的文化远比西方优秀。正像他把杜甫叫作“中国的华兹华斯”，认为杜甫《赠卫八处士》是浅陋的英文绝对无法表现的那样，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地维护中国的传统。
辜鸿铭这样做是有他自己一定理由的。因为欧洲的大战已经证实了西方文明的破产，西方社会陷入危机，西方人对他们的文明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普遍怀疑和反叛，迷惘、徘徊寻找不到出路。而辜鸿铭则因大战更加确信了他早在30年前就坚持的观点，更坚定了中国礼教传统拯救世界危机的信念，他对之深信不疑。但是那些到欧洲美国留过几年学的留学生们，都沉浸于西方文化之中，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在他们的鼓吹下，北大的青年学生很快地接受了他们的新思潮，对传统的文化越来越怀疑，这是辜鸿铭所深感不安和忧虑的。因此，他不仅在他的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他的思想，而对于北大那些留学欧美的青年教授鼓吹西化的如胡适，他毫不留情面地批评。胡适可以说是北大当时鼓吹全盘西化的典型代表，是“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却常常挨辜鸿铭的骂。据说有一日，胡适在和学生讲哲学，生徒云集，溢户阗门，辜氏看到这一场面，顿感不快，作色骂道：
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何物小子，既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乃坐拥比，擅讲哲学，胡不量力如此？
胡适在《记辜鸿铭》中也承认：“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上控告我。然而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很生动地写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一次，他们赴王彦祖举行的宴会：
这一晚他（指辜鸿铭）先到了王家，两位德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人说：“Here comes my learnd enemy！”（我的论敌来了！）大家都笑了。入座以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疯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知道Cranky Hsu 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即张勋）过生日，我送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是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按：这两句本是苏轼《赠刘景文》绝句中的前两句，连孩童都熟悉的小诗，所以胡适根本没想到）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私交虽然不错，但辜鸿铭对文化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绝不稍宽假，甚至是非常严厉的。胡适与陈独秀所倡行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向西方学习，辜鸿铭是极力反对的，以前的维新人士如他的同乡严复、林纾也站到了辜鸿铭相同的立场，反对新文学运动，严、林以中文发表批评意见，辜鸿铭则以英文反对。这实际是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一小部分内容。
辜鸿铭是国粹派和保守主义的最早、最坚定不妥协的典型。早在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毫不含糊地反对西化。从洋务时期反对李鸿章、张之洞洋务大臣，到维新时期反对康有为与严复等维新人士，到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胡适、陈独秀等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三十多年如一日，既不像张之洞、康有为等有通融回旋的余地，也不像梁启超那样有着顿悟与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始终不改变自己反对西化的立场，从不妥协。从1915年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最激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编的保守刊物《东方杂志》即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论战。陈独秀在《东西根本思想之差异》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对东西方文化也作了比较，要而言之，他的观点是：东方民族的特点，1.“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2.“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遵循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3.“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而西方民族的特点则与东方迥异：1.“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2.“以个人为本位”，为彻头彻尾的个人民族主义，“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3.“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
杜亚泉声称“国粹，国之精神之所寄也”，这是“立国之根本源泉”。他于1916年以伦父的笔名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把东西方文明分为东方是静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从我们上边对《春秋大义》的分析，即可看出辜鸿铭对东西方文明特点的分析与陈独秀的分析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看问题的出发点与评判的标准不同。辜氏是从政治统治的稳定、人与社会的关系，世界的和平作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的，觉得东方民族文化的优越。而陈氏是从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在世界竞争的实力角度来论述，肯定西方的长处。这正像一个说春天好，生机勃勃，一个说秋天好，五谷丰登。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评判标准，导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评价，各有其理。如果我们对双方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作一个优劣高下的比较，同样也是很复杂的，也和上一个问题一样是鸡生蛋、蛋生鸡一类的循环命题。当然，我们从社会进化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的话，可以说陈独秀的理论是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1917年1月，陈独秀又发表了《〈新青年〉罪案答辩书》打出了“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拥护科学，反对国粹的主张，这成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就把辜鸿铭，还有那个时代许多守旧的人物如以前主张西化的严复、康有为等等划归旧时代。1917年张勋复辟时，约各遗老大僚密谋筹划，谁主军政，谁主度支，至于谁主外却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人说辜汤生可任。即召辜鸿铭，因官秩最低，叨居末座。辜所言亦不为人所重视，张勋仅给他二百金，他也不说什么。等辫子军兵败作鸟兽散，张勋惶惶不知所往，他却慨然自任，先至日本使馆，日使外出，又至荷兰使馆与公使洽谈，安排张勋在荷兰使馆避难。1918年3月，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共和评议〉》，把辜鸿铭与张勋并列，有“康氏若效张勋、辜鸿铭辈”云云。9月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针对杜亚泉文章转引日刊摘译德国人所述辜鸿铭的见解的内容，把辜鸿铭“此次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的观点斥为“梦呓”，质问杜亚泉是否有意把辜鸿铭作为“同志”。杜亚泉也著文反驳陈独秀，互相唇枪舌剑、口诛笔伐。由于这两个刊物的影响，导致了持续几年多方人士参加的大论战。辜鸿铭成为论战双方或多方交火的靶心之一。奇怪的是他在这场论战中始终一言不发，保持了不符合他性格的冷静。
可是，“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甘冒天下大不韪跳出来激烈反对。在报纸上著文大骂“五四”学生。罗家伦回忆说：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北华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些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里，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e of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故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
从这一段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内心的最大矛盾和最深的隐痛。他是爱国的，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他想维护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被西方文明同化，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伦理规范不致于中衰或解体。这在当时的辛亥革命以及与革命相适应的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中已根本动摇，他不得不奔走、呼告，不惜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挡历史的车轮。但在当时先进的青年学生以顽固守旧视之，不惟青年人，在整个的中国，他的文章他的言论已起不到一点劝阻作用，像秋风中的寒蝉鸣声一般被时代风浪淹没。他只有用英文，在外国的报刊发表批评的文章。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在夷狄的报刊上发表攻击中国学生运动的内容，违背了孔子“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义；但反过来，如果听任青年学生的运动，任其西化，那么儒家的几千年的传统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就更不忠于春秋大义。他宁可不忠于“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话，也不能不维护儒家的传统。但他理智上这样做，良心一定是很痛苦的，所以当罗家伦拿这话来质问他时，他显示出这样一种可怕的激动表情，表现了他内心极为复杂难言的矛盾心理。
“五四”运动以后，大概在1920年，辜鸿铭辞去北大教授之职。他又于1921年被天津《北华报》聘为特约撰述。
他在北大教英国文学课，但他常在课堂上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课堂作为他发表中西文化见解的场所。罗家伦在晚年写的《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说：
辜先生虽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到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去：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就不能坐下。”我们全班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
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成“洋《离骚》”呢？这大概是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先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个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译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金箍咒还要痛苦。……
可见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要求的奇特和严格，他的另一个学生阎震瀛的回忆可以作为上边引文的补充。阎震瀛《记辜鸿铭先生》和《补记》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本的《千字文》书，由“天地玄黄”到“焉哉乎也”……
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
Chaos before the creation erth，
The sun and moon their courses run，
Stars shine out when day……
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又讲到君臣父子……全书都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
总之，他教英国诗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理解英国文化的优秀，而是要学生接受中国文化，确立中国的价值观念，树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他把英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对每一个外国的作家作品都要找一对等的中国作家作品，在比较中来“说明”中国的文化远比西方优秀。正像他把杜甫叫作“中国的华兹华斯”，认为杜甫《赠卫八处士》是浅陋的英文绝对无法表现的那样，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地维护中国的传统。
辜鸿铭这样做是有他自己一定理由的。因为欧洲的大战已经证实了西方文明的破产，西方社会陷入危机，西方人对他们的文明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普遍怀疑和反叛，迷惘、徘徊寻找不到出路。而辜鸿铭则因大战更加确信了他早在30年前就坚持的观点，更坚定了中国礼教传统拯救世界危机的信念，他对之深信不疑。但是那些到欧洲美国留过几年学的留学生们，都沉浸于西方文化之中，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在他们的鼓吹下，北大的青年学生很快地接受了他们的新思潮，对传统的文化越来越怀疑，这是辜鸿铭所深感不安和忧虑的。因此，他不仅在他的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他的思想，而对于北大那些留学欧美的青年教授鼓吹西化的如胡适，他毫不留情面地批评。胡适可以说是北大当时鼓吹全盘西化的典型代表，是“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却常常挨辜鸿铭的骂。据说有一日，胡适在和学生讲哲学，生徒云集，溢户阗门，辜氏看到这一场面，顿感不快，作色骂道：
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何物小子，既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乃坐拥比，擅讲哲学，胡不量力如此？
胡适在《记辜鸿铭》中也承认：“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上控告我。然而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很生动地写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一次，他们赴王彦祖举行的宴会：
这一晚他（指辜鸿铭）先到了王家，两位德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人说：“Here comes my learnd enemy！”（我的论敌来了！）大家都笑了。入座以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疯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知道Cranky Hsu 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即张勋）过生日，我送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是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按：这两句本是苏轼《赠刘景文》绝句中的前两句，连孩童都熟悉的小诗，所以胡适根本没想到）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私交虽然不错，但辜鸿铭对文化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绝不稍宽假，甚至是非常严厉的。胡适与陈独秀所倡行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向西方学习，辜鸿铭是极力反对的，以前的维新人士如他的同乡严复、林纾也站到了辜鸿铭相同的立场，反对新文学运动，严、林以中文发表批评意见，辜鸿铭则以英文反对。这实际是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一小部分内容。
辜鸿铭是国粹派和保守主义的最早、最坚定不妥协的典型。早在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毫不含糊地反对西化。从洋务时期反对李鸿章、张之洞洋务大臣，到维新时期反对康有为与严复等维新人士，到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胡适、陈独秀等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三十多年如一日，既不像张之洞、康有为等有通融回旋的余地，也不像梁启超那样有着顿悟与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始终不改变自己反对西化的立场，从不妥协。从1915年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最激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编的保守刊物《东方杂志》即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论战。陈独秀在《东西根本思想之差异》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对东西方文化也作了比较，要而言之，他的观点是：东方民族的特点，1.“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2.“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遵循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3.“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而西方民族的特点则与东方迥异：1.“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2.“以个人为本位”，为彻头彻尾的个人民族主义，“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3.“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
杜亚泉声称“国粹，国之精神之所寄也”，这是“立国之根本源泉”。他于1916年以伦父的笔名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把东西方文明分为东方是静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从我们上边对《春秋大义》的分析，即可看出辜鸿铭对东西方文明特点的分析与陈独秀的分析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看问题的出发点与评判的标准不同。辜氏是从政治统治的稳定、人与社会的关系，世界的和平作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的，觉得东方民族文化的优越。而陈氏是从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在世界竞争的实力角度来论述，肯定西方的长处。这正像一个说春天好，生机勃勃，一个说秋天好，五谷丰登。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评判标准，导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评价，各有其理。如果我们对双方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作一个优劣高下的比较，同样也是很复杂的，也和上一个问题一样是鸡生蛋、蛋生鸡一类的循环命题。当然，我们从社会进化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的话，可以说陈独秀的理论是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1917年1月，陈独秀又发表了《〈新青年〉罪案答辩书》打出了“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拥护科学，反对国粹的主张，这成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就把辜鸿铭，还有那个时代许多守旧的人物如以前主张西化的严复、康有为等等划归旧时代。1917年张勋复辟时，约各遗老大僚密谋筹划，谁主军政，谁主度支，至于谁主外却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人说辜汤生可任。即召辜鸿铭，因官秩最低，叨居末座。辜所言亦不为人所重视，张勋仅给他二百金，他也不说什么。等辫子军兵败作鸟兽散，张勋惶惶不知所往，他却慨然自任，先至日本使馆，日使外出，又至荷兰使馆与公使洽谈，安排张勋在荷兰使馆避难。1918年3月，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共和评议〉》，把辜鸿铭与张勋并列，有“康氏若效张勋、辜鸿铭辈”云云。9月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针对杜亚泉文章转引日刊摘译德国人所述辜鸿铭的见解的内容，把辜鸿铭“此次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的观点斥为“梦呓”，质问杜亚泉是否有意把辜鸿铭作为“同志”。杜亚泉也著文反驳陈独秀，互相唇枪舌剑、口诛笔伐。由于这两个刊物的影响，导致了持续几年多方人士参加的大论战。辜鸿铭成为论战双方或多方交火的靶心之一。奇怪的是他在这场论战中始终一言不发，保持了不符合他性格的冷静。
可是，“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甘冒天下大不韪跳出来激烈反对。在报纸上著文大骂“五四”学生。罗家伦回忆说：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北华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些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里，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e of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故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
从这一段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内心的最大矛盾和最深的隐痛。他是爱国的，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他想维护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被西方文明同化，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伦理规范不致于中衰或解体。这在当时的辛亥革命以及与革命相适应的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中已根本动摇，他不得不奔走、呼告，不惜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挡历史的车轮。但在当时先进的青年学生以顽固守旧视之，不惟青年人，在整个的中国，他的文章他的言论已起不到一点劝阻作用，像秋风中的寒蝉鸣声一般被时代风浪淹没。他只有用英文，在外国的报刊发表批评的文章。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在夷狄的报刊上发表攻击中国学生运动的内容，违背了孔子“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义；但反过来，如果听任青年学生的运动，任其西化，那么儒家的几千年的传统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就更不忠于春秋大义。他宁可不忠于“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话，也不能不维护儒家的传统。但他理智上这样做，良心一定是很痛苦的，所以当罗家伦拿这话来质问他时，他显示出这样一种可怕的激动表情，表现了他内心极为复杂难言的矛盾心理。
“五四”运动以后，大概在1920年，辜鸿铭辞去北大教授之职。他又于1921年被天津《北华报》聘为特约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