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的危机及中国国民的精神
随着德、英等欧洲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国内市场向国外扩张，向外掠夺殖民地过程中瓜分不均，矛盾愈来愈激化，终于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对欧洲文明，几乎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残酷的事实倒证明了辜鸿铭早就预言的“异日世界相争必烈，微中国礼教无以弭此祸”的话，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对辜鸿铭的关注。当时驻北京的西方人士关心时事，时常聚会讨论欧战的前景等问题，正担任着五国银行团翻译的辜鸿铭应邀向他们发表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分析了欧洲大战的原因，提出战争的出路--中国儒家文明拯救世界。他的主要演讲都围绕着这样的主题而阐发。而且在战争刚刚开始，德国节节胜利时，他大胆地预言：德国必败--在当时人们一般是不太相信的--然而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他的正确。这为辜鸿铭赢得了在西方的崇高声誉。
1915年4月，他把这些英文演讲稿汇编成册，在北京印行，书名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名《春秋大义》或《原华》）。几乎同时史密斯（Oscar。A。H。Schmitz）将之译成德文，改题《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于次年在耶拿出版，遂即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在一战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里，辜鸿铭几乎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东方人物。
《春秋大义》一书，除“序言”和“说明”之外，正文有六章，即：
中国人民的精神
中国的女人
中国的语言
约翰斯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中国学
附录：战争和出路。
在辜鸿铭的所有论著中，《春秋大义》最有代表性，不仅是因为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辜鸿铭的文化思想。
一、欧洲大战及其出路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欧洲列强在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过程中，出于各自利益的目的形成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到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矛盾尖锐发展，两大军事集团最后形成。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三国同盟最早出现。之后，英、法、俄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不受其他敌对国的威胁，结成协约国。在这两大集团中，英国、德国占最重要的位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德国的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已经赶上并超过英国，对英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继续不断地向亚非扩大殖民地、输出资本感到不满，德国强烈地要求取得“阳光下的地盘”，重新分割殖民地，与英国冲突加剧，在殖民地问题上处处牵制英国。还开展同英国的海上竞争，企图逐渐取代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德矛盾的加深，成为这两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矛盾。
1914年6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黑手党”刺杀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不久，德国向俄国宣战、向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正式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向俄宣战。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之后有更多的国家参战，同盟国和协约国把它们各自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拖进了大战，成为遍及欧、亚、非、美有30多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性战争。
欧战的原因很复杂，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分析。一般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外扩张，引起战争，是其主要原因。如剑桥大学教授狄更生（Dickinson）《战争和出路》一书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各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家应该对战争负责。因为是这一帮人把国内的平民，精神和肉体的劳动者引导到互相残杀的境地，把人类引到十八层地狱里面去了。
但辜鸿铭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在《春秋大义》的附录《战争和出路》一文中批评狄更生的看法是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梦幻。他提出的观点极新颖也很有趣。辜鸿铭以他最见长的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剖析入手，分析欧洲大战的伦理原因，认为不是统治者、军人、外交家引导平民，而是平民逼迫着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家走到战争的地狱里面。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般百姓--“群氓”是战争最初的责任者。具体说来就是英国的“群氓崇拜”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德国人的武力崇拜，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辜鸿铭认为战争最初的起因要归为英国人的“群氓崇拜”。所谓群氓，就是指操纵英国政治实权的商人实业家。这些商人和市侩为了牟利，就要千方百计开拓市场，获取暴利，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亚、非、拉丁美洲殖民地更是资本主义商人的最广阔和最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些群氓鼓动英国不断地向世界扩张殖民地，输出资本。左右英国政治的议会下院都是这些商人资本家。同时商人实业家控制下的国会下院，借舆论工具宣传盲目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激起全国一般民众的盲目与狂热的激情，都以向外扩张为正义，以战争牺牲为光荣，把外国人作为自己的敌人。而英国这种立宪制，君主和议会上院都掌握不了国家的行动，只能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下院的决议，这就造成了英国的群氓崇拜。辜鸿铭认为，这种群氓崇拜恶性发展的结果明显的表现就是英国对非洲小国的布尔战争。英国为了把它在南北非洲侵占的殖民地联为一体，实行其所谓的“开普--开罗计划”，在南非以开普为据点向北推进，但是遭到南非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和黄金产地--人民的反抗。英国不顾德国的反对与干涉，以25万军队进攻只有4万多正规军的布尔人。英国对布尔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南非成为它的属地。辜鸿铭说英国的这种侵略战争都是由英国的商人资本家群氓，是暴徒怂恿出的，这些群氓或暴徒只知金钱，毫无理性，像发了疯一般要求战争。君主没有权力，只能任这些群氓妄行。
但英国对群氓的崇拜却引起德国人极深的不平。由于德国人对英国群氓的仇视而产生的“武力崇拜”，很快又发展到“武器崇拜”，形成了掀起大战的德意志军国主义。战争的最初原因是英国的群氓崇拜，但是对这次欧战直接负责的是德意志军国主义。
辜鸿铭认为：德国民族的伦理组织本来是绝对地爱好正义，仇视不义、污秽和纷乱。在布尔问题上，德国是英国唯一的挑战者，不顾英国抗议，在西南非活动，鼓动布尔人反对英国，破坏英国“开普--开罗计划”的实现。正因为此，德国仇视英国的商人资本家这些所谓的群氓或暴徒，仇视英国群氓崇拜，仇视群氓的崇拜者，使得德国民族处处事事与英国人对着来，德国民族愿意作出大牺牲，建立一支海军，希望打倒英国的群氓、群氓崇拜与崇拜者。德意志民族越来越崇拜武力和武器，以为只有强权才能拯救人道。这样说，似乎辜鸿铭对德国特别袒护，为德国开脱。其实不尽然，他肯定德国人的正义，但同时又指出：因德国人太过于仇视不义，结果自己也变成更可怕的不义，成为更大的罪恶。辜鸿铭用一段文字叙述德国军国主义的发展，是告诉人们他并没有什么成见要德国人对大战负直接的责任。他举出德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为了德公使克林德被一个士兵打死而逼迫中国在北京皇城造克林德碑坊，使四万万中国人蒙受耻辱一事，表现他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强烈憎恶。
他认为，这次大战宣告了欧洲文明的破产。在辜鸿铭看来，正是欧洲现代化的过于注重物质的文明，导致了战争并最终毁灭了欧洲文明的本身。因为一切文明都起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用自己的智力战胜了自然中可怕的暴力，建立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像现代的欧洲文明已经能够战胜自然，为其他文明所不及，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人在战胜自然的同时，也得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利欲与暴力等本能，尤其对于相信性恶的西方人来说更应当如此。人类靠一种比物质暴力、人类自身暴力更强大有效的制裁力量--就是伦理道德--对西方人来说，这种道德的力量就是耶稣创立的基督教，通过人对上帝的敬仰，唤起一种道德力量来控制人类自身的暴力。辜鸿铭认为欧洲社会国家秩序得以维持主要靠两样，一是宗教，教人敬神；一是法律，使人畏法。前者产生了教士，后者产生了军人。
为了使人们保持对宗教的信仰和敬神的观念，必须有一批传教的教士，欧洲人必须养活这么一大批游手好闲的教士，这些教士后来已经脱离了基督教的真正教义，变成教会势力和教权主义，变成了“附在基督教身上的邪恶女巫”，这些人不但极靠不住，而且也消耗浪费巨大的资金，这是欧洲人民沉重的负担。辜鸿铭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就是欧洲人民希望排除这些教士的举动。天主教会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只教人敬畏上帝，通过对上帝的爱和崇拜来稳定现有秩序。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教会的这个宗旨越来越显示出欺骗性，引起社会上许多正直人士的不满和讨厌。天主教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冲击，尤其是这次的欧洲大战后，宗教已经变成无效的道德力了。欧洲进入无政府状态，所以要用法律的制裁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使人们产生畏法观念。然而这样欧洲人又得养活一大批比教士更浪费、更游手好闲和更危险之徒，那就是巡警及军士。这正像卡莱尔所说：“欧洲已经无政府了，只加上一种警察。”用巡警及军人这种物质的暴力来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就产生了军国主义。所以欧洲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消灭了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就将消灭他们的文化；可是如果他们维护军国主义，他们的文化也会由于战争受到毁灭。
欧洲之所以有这样的两难处境，全都是由它的文明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辜鸿铭认为欧洲文明与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不一样，是偏重物质的文明。正因为它过于注重物质的内容，所以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次大战是欧洲文明的必然结果，也宣告了这种文明的破产。他的这番分析中所隐含的意思是，整个欧洲文明的观念：人性恶的观念、物质的功利的观念，以及“无条件的自由”、“人权”的观念的道德因素，才使得人们为了物质利益而战争，“民主”、“人权”导致了群氓的崇拜，“自由”使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欧洲进入一条死胡同。那么，欧洲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呢？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挽救其危机，辜鸿铭如是说。
二、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春秋大义》的主旨，就是宣传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用什么和怎样衡量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选择了纯粹的中国人、中国的女子、中国的语言为代表。他认为衡量一个文化的价值，不是靠什么样的大都市、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家具和器具，也不是什么样的制度、艺术和科学，关键的要看有什么样的人道、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男女就是人类的元素、人格和文化的灵魂。而语言正是人格和灵魂的外在体现。所以他在《春秋大义》中拿三样东西：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女子、中国语言来阐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
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人，即使是外国最有成就的大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亚瑟斯密斯（Arthur Smith）要描述中国人的特质，但他完全不明白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博大、淳朴，但是不够深奥，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精深。翟理斯（Giles）博士是一个著名的东方文化学者（Sinologus），但也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因为他是一个英人，作为英国人，深奥、质朴，但是不够伟大。而且英国人，辜鸿铭说他们“是不适宜研究哲学的”。白兰德（Bland）和璧好氏（Back House）所著的《西太后》（Empress Dowager）一书，不明白纯粹的中国女子。辜鸿铭曾在《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提出批驳，说因为这种“最高等的女子”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所产生的，外国人不明白，因为他们不够质朴，没有单纯的心思。辜鸿铭认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具有三种特质，就是深奥、博大和质朴。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一种特有的品质，即精微，这种高度的精微只有古代的希腊人和希腊文化才有，除此之外其他各民族都是没有的。
中国文化之所以未能为外国理解，照辜氏的解释是各国人素质的偏颇所致。他把各个国家的素质特点做了大体正确、有趣但又不乏武断的划分：美国人是博大的、质朴的，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是深奥的、质朴的，但不够博大；德国人是深奥的、博大的，但不够质朴，所以他们都不能理解纯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只有法国人的性质与中国人相近，可以理解纯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诚然，法国人没有美国的博大，也没有德国的深奥，也没有英国人的质朴，但是法国人有一种精确的细腻力，也就是有一些精微和灵敏，富有情感，相比之下最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欧洲最懂得中国文化的书籍就是曾在中国做过领事的法国西蒙（Simon）所著《中国都市》一书。因此，欧洲人很有必要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人民的精神。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更加博大；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获得质朴；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三种特质都可以长进，原来的精微也就更能发展。总之，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书籍、文学，他们各民族的偏颇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接下来，辜鸿铭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与欧洲文明的不同，证明中国的一切高于欧洲。他的研究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中西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特点、价值取向到文化差异都进行比较分析。
正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欧洲的社会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社会是建立在仁义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欧洲的社会靠的是无情的法律、巡警及士兵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消极地防范，而中国则是弘扬君子的人格，以忠孝礼义使社会得到积极的稳固。辜鸿铭说：“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西洋人认为“性恶”，不以法律约束不可安定；中国人认为性善，只须把性的善端扩充推及于社会即可自治。然而，中国也有变乱，也有贪官污吏，这如何解释呢？辜鸿铭认为这些都不是根本上的错误，不是整体的错误，而是末节与部分的现象。他的解释是：“今日中国变乱病在失调（作用上的）而已，而欧美之无政府状态，乃在残缺（器官上的）。”“中国虽有盗贼与贪官污吏，然中国社会整体上是道德的，西洋社会是不道德的。”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祭司阶段及士兵的文化，中国比任何国度都较有自由，没有教士，没有巡警，没有公安局，不要捐所得税等等，人人都晓得孝顺父母，忠君爱国。中国有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见中国人热爱和平，痛恶战乱与轻鄙士兵。中国没有欧洲世传的贵族，也没有美国金钱的贵族（资本家），只有士人阶层为最高的贵族，任何常人，不论门第贵贱、贫富差异，只要有学问能科举及第，皆可升为绅士。这些绅士也没有人为的高低，全凭科举中式之等差。同样的道理，西方的宗教是建立在“性恶”上的“原罪”的宗教，靠对上帝的敬畏唤起人的道德，其偶像是神，目标是做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宗教与政治异趣；而中国是建立于“性善”上的孔教，不是宗教，而比宗教更有价值，不是政治，但又为政治发挥相同的作用。也可以说它既是政治，又是宗教，又是教育，即政教合一。
辜氏所谓中国人是“真正的中国人”，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所谓进步与现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在他看来已不存在了。真正的中国人是非常善良、温和的（gentle）的，但这种善良温和并不意味着柔弱或怯懦，更不是粗暴、粗鲁和酷烈。如果用动物学的话讲，真正的中国人是“家庭化的动物”，与西方人“野兽”般的动物决然不同。真正的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这种聪明与西方不同，不是狐狸一般能偷小鸡就偷的聪明，而近乎阿拉伯的骏马的聪明，虽然不懂英文法，却能领会它英国主人的意思。
中国人极富同情心，中国人的所有生活是心灵（heart）情感（emotion or human affection）的生活。这一点也与欧洲人不同。欧洲人的生活是头脑（head）的生活，欧洲人所受的教育是知识上的（intellectucdly）或科学上（scientifically）的教育，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中国人的语言是心灵的语言，所以小孩和未受到西方教育的外国人学习起来要远比受过现代教育的成人容易。中国人的记忆力很优秀，这也是因为中国人的记忆不是西方人的头脑的记忆，而是心灵的记忆，因为富有情感，情神专注，比西方人那种用头脑的知识死记硬背要好得多且永久不忘。中国人彬彬有礼是世界上著名的，中国人的礼仪--辜鸿铭在别处译为takt--待人接物礼节中体会人情--也是出于其心灵与情感的自然表露，而非如日本人那样硬学来，更不像西方人的“无礼”（tak tesingkeit）。中国人以其心灵的生活能从自己心灵与情感出发设身处地理解别人，这即是孔子的“恕道”。中国人的精确观念亦来源于心灵的生活，外国人常指责中国人不精确的习惯，但辜氏说中国人是十分精确的，情感是一种极微妙的天秤，用心灵考虑要远比用头脑困难，但中国人的精确由用毛笔书写可见，这可以象征中国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的尖利清楚，运用也较困难，但学会之后，反倒轻重如意，浓淡得中，比钢笔写来更美观动人。
辜鸿铭也承认中国在抽象科学方面如数学、逻辑学等方面进展很少或没有发展，但他仍不同意那些“肤浅的”留洋学生由此指责中国文明没有发展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文明。他说，这些自然科学中国人并不十分关心和致力，如解剖学用杀死生物的试验来证明科学理论的做法中国人不愿干，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不能够，孔子并不像老子、卢梭、托尔斯泰那样排斥文明。西方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中国自孔子后就没有了，中国的民族并不是如西方人所说的发育一半即不长进的民族，而是永不衰老的民族。中国人兼有赤子之心灵与成人之智慧，没有中国人不能的事情。
欧洲的文明中，艺术与科学、宗教与哲学，在欧洲人心中存在着可怕的冲突，就是理智与情感冲突，灵魂与头脑的冲突。宗教安慰人的灵魂，却不能满足头脑；哲学满足人的头脑，又不能安慰人的灵魂，对一个人来说这两者不可或缺，但欧洲文明却造成两者如冰炭、水火各不相容。而中国两千多年来则没有这样的冲突。在中国，没有欧洲人所谓的宗教，因为中国人就是一般的百姓也不真正地重视宗教。中国虽有不少道教的宫观，佛教的庙宇，但道观佛庙礼式仪节之用只是作为生活的点缀小玩，并非性灵的启迪。
中国人并不感觉到对宗教的迫切需要，因为中国人向来不去推敲来世，亦不去打破宇宙来源之谜。更主要的是中国有孔子的儒教，这与欧洲所谓的狭义的宗教不一样，是广义上的宗教。这正如歌德说的：“谁有科学与艺术，就也有了宗教；谁两样都没有，就没有宗教。”宗教的目的，就是解出人们未知的玄义，人是需要精神与灵魂的，宗教就是要给人精神的安慰。但欧洲人的宗教神学，却被哲学与科学破坏，欧洲人内心永远得不到安稳与永久的平静。而中国则不然。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取代了宗教的地位。辜鸿铭说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正如现在的欧洲一样，存在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所谓现代的自由主义精神、平等的精神、探索世界事物之间规律的科学精神在那时的中国就有了，当时人们也试图重建社会和文明秩序并为之寻找依据。在心灵与头脑、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有些哲人如老子、庄子宁愿抛弃人类社会的文明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孔子却不是这样，他告诉世人不要遗弃人类文明，在这个社会与文明的现实基础上也能真正地生活，即过心灵与情感的生活。孔子所整理的中国的圣经--“五经”，就是为给中国人挽救传统文明与构建文明的计划。
西方人，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现代卢梭（Rousseau）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做过同样的努力，但他们与孔子不同，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广义上的）或具有宗教的价值。宗教的价值在于教人能听从良心的吩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卢梭、斯宾塞的哲学在欧洲就没有得到像孔子在中国的同样力量，大多数西方人不能明了他们的理想，他们也没有那种德性使人们来服从他们的法律。
就广义宗教而言，孔子之教与基督教、佛教不同。孔子之教立于现实的，而基督教是超自然的；在欧洲，宗教叫人做个好人，而儒教却教人做个好百姓；欧洲宗教教人成为神，成为天使，而儒教却教人做个孝子顺民；欧洲宗教塑造的是上帝，教人敬畏，而儒教却树立了实实在在的君主，教人忠诚；欧洲宗教是个人的宗教，儒教却是社会的宗教或国教；欧洲将宗教与社会政治分割开来，而中国却是政教合一。辜鸿铭的一句妙语“政治在欧洲是一种科学，在中国是一种宗教”言简意赅地道出其差异。
《春秋》一书中，孔子用微言大义的笔法在历史简叙中寓褒贬，对中国社会和文明进行全面的构画，这就是“春秋名分大义”。孔子思想中君权是神圣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履行自己名分的义务责任，这就是君子之道。儒教又谓之“名教”，是国教（a statereligion）。“义”是这个宗教的基础，“诚”是这个宗教的最主要规范原则，“礼”是待人接物的一套仪节。孔教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即对国君的忠与对父母的孝。忠是孝的观念在社会上的推及。辜鸿铭说，西方人以教人敬畏上帝，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而孔教不用宗教，也得到同样甚至更高的成就。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弗洛得（Froude）的话：“我在英国听过几百篇讲道，讲宗教之神秘，讲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讲使徒师承的绪统等等，但不曾听出一篇讲通常的廉耻，讲这简单的训命：不可说谎，不可偷窃。”对这一点，辜氏指出教会的义务并不在于教人这些单纯的道理，而是作一种神感，引起一种活泼泼的对上帝热诚。基督教（还有佛教）的方法是教人对教主奉为神明，激起对教主无限的崇拜和爱慕，而孔教却不是这样，不靠神灵，而是用学习诗、礼、乐来净化心灵，培植起道德的人格。这正如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生前，他的门人是爱慕他的，他死以后人们同样敬仰爱慕他，但是他不是作为一个神灵出现在儒教之前。
欧洲的教育在教堂，中国则有学校以代之，学校的地位与西方的教堂正相同。因为中国的“宗教”之字，正是“教”字。同时，学校与西方的教会范围不尽相同，学校之外，还有家庭，各家有神主，各地有祠堂，学校、家庭、祠堂在中国合起来构成外国所谓的教会。与基督教--教堂的宗教不一样，儒教，辜鸿铭所谓的国家的宗教，是与教育、政治合为一体的遍及全社会各个角落的教育体系，作用要比教堂大得多。
在这篇长文的结尾，辜鸿铭对他的议论用这样简单的结语：孔教的力量之源在于敬爱父母，就像其他宗教敬爱教主一样。基督教说“爱耶稣”！回教说“爱先知”，而儒教说“爱你的父母”！
一位欧洲人士附加一句话说，这样就使批评祖宗成为完全不可能，但这批评却常是进步的源泉。
辜鸿铭向西方人勾勒的中国社会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把中国表现得有些超出客观实际的美好，有些西方学者对传统的中国颇致向往之情。辜鸿铭的崇拜者、一位瑞典学者斯万伯（Harald Svanberg）在译述他的著作时说：“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在亨利第八年间（16世纪初期）所写的《乌托邦》一书所梦想的理想社会，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只是欧洲人不知罢了。”仿佛中国那时已进入空想的社会主义似的。而林语堂却批评说：“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制，人制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淫奸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以后亦可受益。而谓中国不需法制，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因有此种见地，故说来甚是好听。没有法律，没有监察，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
关于中国的女子
在《春秋大义》的第一篇里，辜鸿铭分析了纯粹的中国人的人格精神。但这里纯粹的中国人指的只是中国的男子。固然，中国是一个男人主宰的国度。但作为中国人的另一半--中国的女子，虽然在人格上是与男子截然不同的类型，却从另一侧面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男子与女子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中国人的精神。辜氏认为“女子是民族的花朵”，女性的理想人格，也是决定文明程度高下的标志。从古希伯来文学中知道，古希伯来的理想女性，正如画上的手拿纺锤，指缠纺线，孜孜不倦地照顾她的家人。欧洲人传统的理想女性是圣母玛丽亚和缪斯。而现代欧洲的理想女性可拿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中茶花女作代表。茶花女式的现代欧洲华而不实的理想女性随着小说被译成中文，成为当时中国女子的时尚。手弹钢琴，抱着鲜花，穿着紧身黄旗袍，项戴金首饰，在人群嘈杂的戏院里唱歌，中国的女性离传统越来越远，这正是辜鸿铭对现代女性的批评。
中国传统文明中女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呢？辜氏用他习用的拆字法，由“妇”字入手，从女（女子）从帚（扫帚），说明在中国传统中女子的职责是主持家庭内生活的，即“主中馈”，是家庭主妇，这是中国最起初的理想女性人格。事实上在古希伯来、古希腊、罗马都基本相同。
具体地讲，辜鸿铭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女性人格是“三从”、“四德”构成的“完美”人格。
“四德”，即女德、女言、女容、女工。他对女德的解释是端庄、和蔼、忠贞、遵守礼教、纯洁无瑕，不必有很高的天分与知识。
女言：谈吐文雅，说话谨慎，勿粗鲁勿大声，不必有多伶俐的口才；
女容：不求面容多么美丽姣好，但要端庄，衣着服饰干净整洁；
女工：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但要勤勉持家，准备衣食。
“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辜鸿铭列出传统的女子伦理后说，中国的女子，不是为她自己而活，也不是为社会而活，女子的主要责任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为家庭而活，中国女子是一种“忘我无私”的典范。
有个外国女子问他：中国人是否像伊斯兰教一样，相信女子就没有自己的灵魂？他回答：中国女子只是没有“自我”罢了。辜鸿铭知道他和这些受过欧洲现代教育的外国人士谈中国女子生活--一个最绕不过的话题--纳妾，一定会大受非议，但他还是在这里尽力为这个举世公认的最不人道的习俗作一番辩解。
他认为首先是中国女子的无私精神，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并非不道的”，他说“纳妾”并不“多妻”。根据中国法令，一个男人只允许一个妻子，但是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有许多女仆或者小妾。他在其他场合曾把“妾”字析为“立女”，有女立在男人身旁，在男子生病和疲倦的时候可以作为扶手之用，使男人能更好地工作，同样的意思他又用在这里。不过，他说这是中国女子的无私观念、责任感和自我牺牲意识使之然的。
但有人或许问：为什么只要求女子有这种无私观念和牺牲精神，为什么不同样要求男人？辜氏解释说，因为一个男子在社会上辛苦操劳，尤其是一个绅士君子，他的责任不单单在家庭，还要为君为国奔忙，难道他不也是一种牺牲精神？正像中国男人信仰忠诚一样，中国的女子信仰无私精神，辜鸿铭说外国人从不懂中国男女的两种宗教信仰，也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与中国女人。
人们往往乐道于他对男人纳妾制度的一句“名言”：一个茶壶可配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壶一而杯众宜也，夫一而妻众亦也。”或一个打气筒和四只汽车轮胎的比喻。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言流传很广，但无人知道他的这些令人鄙夷的名言都是用真诚的态度说出的。
但是别人又要问：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他的“妻子”，还会爱他的小妾吗？还有真正的爱吗？辜氏回答：“是的，咦，怎么不能？”他辩解道：检验一个男人是否真正爱他的妻子，不是要他花费所有的时间跪在妻子的石榴裙下崇拜她，而是看他是否为妻子分忧，保护妻子，不伤她的心。但是，当女子看到丈夫把一个陌生女人带来家时岂不伤心？辜鸿铭说，“I say”，这就是女子无私精神的信仰能够使她在受伤害时得到保护，因此，丈夫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时她就不伤心了。反而，有些妻子允许甚至鼓励、说服丈夫纳妾。辜鸿铭甘冒天下大不韪，鼓动如簧巧舌向西方人鼓吹中国的纳妾陋俗，除了显出他诡辩的技巧外，没有任何意义。林语堂引用《金瓶梅》中潘金莲的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几把调羹还有不冲撞的吗？”但辜鸿铭不管这些常理。他认为中国男人确实爱而且常常地爱他的妻子。他用唐人元稹悼念亡妻的名作《遣悲怀》为例，而且举出一个现代诗人（即他自己）现身说法。他的那位与他相随十八年的日本妻子（其实是小妾）、大阪女子吉田贞子在武昌去世后，他写的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这里顺便插一句，辜氏对他的妻妾都很热爱。他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省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之家，我因此对她惊服，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全军来临。”这位常对他逛胡同、向乞丐施舍的大发阃训的悍泼发妻他也确实很爱，并常在自己的文章中提起她。
他对中外的婚姻也作了比较。他以他的家乡福建省所保留的传统“六礼”来说明。这六礼是：一、问名；二、纳彩；三、定期；四、亲迎；五、奠雁；六、庙见。与西方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不同，中国的婚姻有一整套程序。要有媒人作伐，要有各种礼仪才能迎取。成亲时要拜天地，夫妻交拜。辜鸿铭说中国这种婚姻才是道德上的、宗教上的婚姻，紧紧地将男女双方维系在一起，结成家庭。而西方社会的婚姻--作为上诉法庭的形式--便没有中国的婚姻稳固。
但夫妻初进洞房还不是婚姻最终的完成，还有第三日的庙见，拜祖庙、祠堂，“不庙见不成妇”，经过这一环节才成为“法律上”的合法的婚姻。辜鸿铭有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婚姻不是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而是女子与男方家庭之间的结合。女子不嫁给丈夫，而是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中国婚姻与现代欧美的根本不同之处。欧美的结婚是相悦基础上的结合，只取决于单个的男人和女人自由自主的意志。而中国正如上所述，女子服从的不仅仅是丈夫，而且是家庭，并由家庭的准则进而服从社会的准则。这种观念，对于家庭、社会和公民都起到欧洲所没有的稳固、团结的作用。欧美的婚姻没有国家和公民婚姻的观念，而且所谓的国家的概念也是根本错误的，欧洲的政府不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商业上的强权的集团，只有物质的利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西方婚姻观是个人至上的观念，总之没有真正的国家公民的观念，是不能建立起牢固的国家基础，战争即是例证。
但是这样一对素昧平生不相了解的男女被“社会的”、“公民的”意识牵到一起，能有真正的爱情吗？辜鸿铭语焉不详。他只引李白的“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等几句诗敷衍过去了。
辜鸿铭对中国女子与西方女子不同的审美特征也作了概括，他用温柔（meeknedd）来概括。他的意思是中国女子具有神圣的或最完美的温柔性格。欧洲女子的化身是圣母玛丽亚，而东方女子的化身不是观世音（虽有一点像），而是古代艺术家笔下的仕女图。基督教的圣母玛丽亚是温柔的，中国女子全都具有，圣母玛丽亚的极细腻微妙的，中国的女子全都具有；但是中国的女子还有西方女子不具备的端庄优雅、温文有礼的特色。
中国的女子是纯粹的，但纯粹这也是世界上所有自命文明的国家的共同的理想。辜鸿铭说，只有中国把这一特色发展尽善尽美，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找不到。这个发展的极致是“幽闲”。这个词是很难译出的。“幽”用英语译成modesty、bashfulness不全面，用德语sittsakeit稍好一些；似乎用法语Pudeur才最接近。《诗经》首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窈窕”、“淑女”最能表达这个韵味。
不过，据辜氏的说法，自宋代的清教主义式的理学发展以后，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女子的特征变得狭隘、呆板、庸俗，中国女子的光彩、魅力，尤其是温文有礼的韵味大为失色--只有日本还保存唐代风尚，可用“名贵”（distinction）来表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辜鸿铭引用《中庸》中的话来结束，“妻子好合，如琴如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表示中国的女子以及好合的婚姻对家庭社会的意义。
关于中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格的体现，文化的载体。对语言的研究，常常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文化保守主义者中捍卫语言的纯洁性是保护传统不受现代化破坏的一个方面。尤其对于非西方学者而言，除辜鸿铭外，如印度的甘地、泰戈尔，日本的冈仓觉三，更觉得义不容辞。在西方，如德国的赫德对民谣的收集研究，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东欧斯拉夫主义者对字典的编纂，俄国对俄罗斯农民文化和语言的研究等等。但辜鸿铭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与这些人略有不同，他对中国的民谣与农民的语言不感兴趣，因为这些“群氓”并不是社会的精英与文化的创造者，他倾心的是典雅的古典语文，要证明中国语言的典雅、精微，非“浅陋”的英语可比，中国的语言是“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不能理解和备觉困难的。
在这篇《中国的语言》中，辜鸿铭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语言果真难学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他把中国语言分作口语与文言两种来论述。一般地，口语的白话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而书写的文言则是真正受教育人的语言。辜鸿铭说：“中文说话用的口语，我觉得不但不难，除了马来语以外与我所熟悉的半打语言相比较，而且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种。”因为它是极端简单的语言，没有格位，没有时态，没有动词的变化，实际上也没有文法及其规则限制，但是外国人说，它难就难在这个简单上，难在没有文法和规则限制上。辜氏指出，马来语也没有文法和规则，像中文一样简单，但欧洲人却不感觉到困难。这怎么解释呢？辜鸿铭说，因为中国人是心灵与情感的生活，他们的口语是孩子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ld），欧洲的儿童学起汉语来公认是很容易，但对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尤其是对那些饱学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事实上在辜氏看来都是“半瓶醋”的人--却觉得非常困难。他说：“如果你不像孩子一样，你万不能进天国，也不能学好中文。”
至若文言，辜鸿铭把它形象地分为三类，一是“便服式”的文言，是普通或日常事务性的文言；二是“制服式”的文言，相当于初等的古典文言；三是“礼服式”的文言，就是高等的古典文言。辜鸿铭认为文言文，即使是“礼服式”的文言文也是不难的，因为它像口语与白话一样极其简单。他举了唐朝陈陶脍炙人口的七绝为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并且自己用英语直译与意译，说：“现在要是你把原文同我可怜蹩脚的英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中文原文无论在措辞、体式及命意上是多么简单。措辞、体式与命意虽然简单，然而在思想感觉上都是这般深邃。”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把“中国的华兹华斯”杜甫的名作《赠卫八处士》也译为英诗，说自己“这首译诗是近乎拙劣了，其实也仅在表达一下原文的含义而已，但中文的原意却是诗歌而了无粗俗--是一种简单得近乎口语的诗歌，有一种优美、庄严的感染力及尊贵感，是我所不能译出的，实际上也许是英语这种浅陋的语文所不能译出的。”
辜鸿铭这样看待中国语言自然有其偏颇之处，很难说其研究有很高的水平。不过他赞扬中国语言也是其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体现。他认为中国的语言是心灵与衷肠的情感流露，对接受现代教育的欧洲人士而言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现代的欧洲教育，主要只发展了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智力（intellectual），这种重量不重质的教育足以使人变得肤浅。辜鸿铭把中国的语言称作中国文明的财富，赋予语言以天真良好的使命。因为中国的语言是“真正受教育的有修养的人”的语言，极富细腻的情感与感染力，他说：“我相信中国文学中的古典文学如阿诺德所说的‘净化野蛮的本性，它们能变化人的气质’，事实上，我相信这种古典的中国文学，有一天甚至将会改变那些此刻正在欧洲大陆搏斗厮杀的野蛮的爱国者们野兽般的嗜战天性，使他们成为和平、尔雅与知礼的分子。”
辜鸿铭对中国的语言尤其是传统高雅的文言持这样热烈赞美的态度，因此，当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与严复一样，坚决地站出来反对。1919年7到8月间他先后撰写《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运动》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谈读写能力与教育》两篇英文，发表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他针对胡适等文学革命论者把中国古文斥为“死文学”之说，发表截然相反的见解，它认为所谓的“死文学”的定义指笨拙、不活泼、无生气的语文，不能产生生动的文学之意。而中国经典则决不符合这个定义。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高贵典雅的语言文学，比较现代流行的英语要远为华丽一样。中国的经典比市井白话要远为典雅，亦复如此。中国的经典决非“死文学”，它能传“道”，而且远比白话文高雅。对文学革命论者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他力言其非，白话文学的提倡，那么口语用的白话和书面用的文言的分野必将消失，没受过教育或半瓶醋的人，舞文弄墨，与受过真正教育的人用同一种语言则使人们的语言趋于驳杂不纯，学养趋于浅薄，道德趋于萎缩，这一点正像他在上文所表示的一样。针对文学革命论者指责的经典文学已不能口耳相传，深奥艰深，只成为少数文人的专利，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说：
最通俗的语言不一定是最好的语言。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反比烤火鸡消耗得多，然而，我们能够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富有营养价值，就认为我们都应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吗？
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里，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表示了强烈的忧虑。他甚至担心我国原有的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美的文化将会被那由欧美回来的“肤浅”的留学生一夜之间破坏摧毁。
他的话不免有杞人之忧。“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也许应该承认，白话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文言文在“五四”以后的两代人中显得生疏、淡漠或荒废。这几年的文化寻根热和传统文化热能否可以看做是文化解禁后人们的反思与怀旧情结的表现？虽然与一种新事物与生俱来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原来辜鸿铭所痛恨的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等已经由对立的立场不约而同地成为辜鸿铭的同路人。照理，他应当庆幸自己“吾道不孤”了，但是辜鸿铭对他们仍不稍宽宥。据说有一次辜氏在宴会中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马其昶聚到一起，酒酣耳热时，他竟说：“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二人以谢天下。”别人问他要杀谁，他说：“就是严又陵、林琴南。”严复佯装没听见，林纾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勃然曰：“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琴南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也。”严复晚年，也曾肯定辜鸿铭的某些思想。他在《与熊纯如书》中说：“辜鸿铭议论稍为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方，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学说。”说明他们的思想仍有相通之处。
1915年4月，他把这些英文演讲稿汇编成册，在北京印行，书名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名《春秋大义》或《原华》）。几乎同时史密斯（Oscar。A。H。Schmitz）将之译成德文，改题《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于次年在耶拿出版，遂即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在一战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里，辜鸿铭几乎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东方人物。
《春秋大义》一书，除“序言”和“说明”之外，正文有六章，即：
中国人民的精神
中国的女人
中国的语言
约翰斯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中国学
附录：战争和出路。
在辜鸿铭的所有论著中，《春秋大义》最有代表性，不仅是因为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辜鸿铭的文化思想。
一、欧洲大战及其出路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欧洲列强在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过程中，出于各自利益的目的形成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到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矛盾尖锐发展，两大军事集团最后形成。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三国同盟最早出现。之后，英、法、俄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不受其他敌对国的威胁，结成协约国。在这两大集团中，英国、德国占最重要的位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德国的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已经赶上并超过英国，对英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继续不断地向亚非扩大殖民地、输出资本感到不满，德国强烈地要求取得“阳光下的地盘”，重新分割殖民地，与英国冲突加剧，在殖民地问题上处处牵制英国。还开展同英国的海上竞争，企图逐渐取代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德矛盾的加深，成为这两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矛盾。
1914年6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黑手党”刺杀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不久，德国向俄国宣战、向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正式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向俄宣战。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之后有更多的国家参战，同盟国和协约国把它们各自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拖进了大战，成为遍及欧、亚、非、美有30多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性战争。
欧战的原因很复杂，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分析。一般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外扩张，引起战争，是其主要原因。如剑桥大学教授狄更生（Dickinson）《战争和出路》一书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各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家应该对战争负责。因为是这一帮人把国内的平民，精神和肉体的劳动者引导到互相残杀的境地，把人类引到十八层地狱里面去了。
但辜鸿铭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在《春秋大义》的附录《战争和出路》一文中批评狄更生的看法是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梦幻。他提出的观点极新颖也很有趣。辜鸿铭以他最见长的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剖析入手，分析欧洲大战的伦理原因，认为不是统治者、军人、外交家引导平民，而是平民逼迫着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家走到战争的地狱里面。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般百姓--“群氓”是战争最初的责任者。具体说来就是英国的“群氓崇拜”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德国人的武力崇拜，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辜鸿铭认为战争最初的起因要归为英国人的“群氓崇拜”。所谓群氓，就是指操纵英国政治实权的商人实业家。这些商人和市侩为了牟利，就要千方百计开拓市场，获取暴利，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亚、非、拉丁美洲殖民地更是资本主义商人的最广阔和最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些群氓鼓动英国不断地向世界扩张殖民地，输出资本。左右英国政治的议会下院都是这些商人资本家。同时商人实业家控制下的国会下院，借舆论工具宣传盲目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激起全国一般民众的盲目与狂热的激情，都以向外扩张为正义，以战争牺牲为光荣，把外国人作为自己的敌人。而英国这种立宪制，君主和议会上院都掌握不了国家的行动，只能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下院的决议，这就造成了英国的群氓崇拜。辜鸿铭认为，这种群氓崇拜恶性发展的结果明显的表现就是英国对非洲小国的布尔战争。英国为了把它在南北非洲侵占的殖民地联为一体，实行其所谓的“开普--开罗计划”，在南非以开普为据点向北推进，但是遭到南非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和黄金产地--人民的反抗。英国不顾德国的反对与干涉，以25万军队进攻只有4万多正规军的布尔人。英国对布尔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南非成为它的属地。辜鸿铭说英国的这种侵略战争都是由英国的商人资本家群氓，是暴徒怂恿出的，这些群氓或暴徒只知金钱，毫无理性，像发了疯一般要求战争。君主没有权力，只能任这些群氓妄行。
但英国对群氓的崇拜却引起德国人极深的不平。由于德国人对英国群氓的仇视而产生的“武力崇拜”，很快又发展到“武器崇拜”，形成了掀起大战的德意志军国主义。战争的最初原因是英国的群氓崇拜，但是对这次欧战直接负责的是德意志军国主义。
辜鸿铭认为：德国民族的伦理组织本来是绝对地爱好正义，仇视不义、污秽和纷乱。在布尔问题上，德国是英国唯一的挑战者，不顾英国抗议，在西南非活动，鼓动布尔人反对英国，破坏英国“开普--开罗计划”的实现。正因为此，德国仇视英国的商人资本家这些所谓的群氓或暴徒，仇视英国群氓崇拜，仇视群氓的崇拜者，使得德国民族处处事事与英国人对着来，德国民族愿意作出大牺牲，建立一支海军，希望打倒英国的群氓、群氓崇拜与崇拜者。德意志民族越来越崇拜武力和武器，以为只有强权才能拯救人道。这样说，似乎辜鸿铭对德国特别袒护，为德国开脱。其实不尽然，他肯定德国人的正义，但同时又指出：因德国人太过于仇视不义，结果自己也变成更可怕的不义，成为更大的罪恶。辜鸿铭用一段文字叙述德国军国主义的发展，是告诉人们他并没有什么成见要德国人对大战负直接的责任。他举出德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为了德公使克林德被一个士兵打死而逼迫中国在北京皇城造克林德碑坊，使四万万中国人蒙受耻辱一事，表现他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强烈憎恶。
他认为，这次大战宣告了欧洲文明的破产。在辜鸿铭看来，正是欧洲现代化的过于注重物质的文明，导致了战争并最终毁灭了欧洲文明的本身。因为一切文明都起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用自己的智力战胜了自然中可怕的暴力，建立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像现代的欧洲文明已经能够战胜自然，为其他文明所不及，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人在战胜自然的同时，也得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利欲与暴力等本能，尤其对于相信性恶的西方人来说更应当如此。人类靠一种比物质暴力、人类自身暴力更强大有效的制裁力量--就是伦理道德--对西方人来说，这种道德的力量就是耶稣创立的基督教，通过人对上帝的敬仰，唤起一种道德力量来控制人类自身的暴力。辜鸿铭认为欧洲社会国家秩序得以维持主要靠两样，一是宗教，教人敬神；一是法律，使人畏法。前者产生了教士，后者产生了军人。
为了使人们保持对宗教的信仰和敬神的观念，必须有一批传教的教士，欧洲人必须养活这么一大批游手好闲的教士，这些教士后来已经脱离了基督教的真正教义，变成教会势力和教权主义，变成了“附在基督教身上的邪恶女巫”，这些人不但极靠不住，而且也消耗浪费巨大的资金，这是欧洲人民沉重的负担。辜鸿铭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就是欧洲人民希望排除这些教士的举动。天主教会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只教人敬畏上帝，通过对上帝的爱和崇拜来稳定现有秩序。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教会的这个宗旨越来越显示出欺骗性，引起社会上许多正直人士的不满和讨厌。天主教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冲击，尤其是这次的欧洲大战后，宗教已经变成无效的道德力了。欧洲进入无政府状态，所以要用法律的制裁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使人们产生畏法观念。然而这样欧洲人又得养活一大批比教士更浪费、更游手好闲和更危险之徒，那就是巡警及军士。这正像卡莱尔所说：“欧洲已经无政府了，只加上一种警察。”用巡警及军人这种物质的暴力来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就产生了军国主义。所以欧洲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消灭了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就将消灭他们的文化；可是如果他们维护军国主义，他们的文化也会由于战争受到毁灭。
欧洲之所以有这样的两难处境，全都是由它的文明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辜鸿铭认为欧洲文明与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不一样，是偏重物质的文明。正因为它过于注重物质的内容，所以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次大战是欧洲文明的必然结果，也宣告了这种文明的破产。他的这番分析中所隐含的意思是，整个欧洲文明的观念：人性恶的观念、物质的功利的观念，以及“无条件的自由”、“人权”的观念的道德因素，才使得人们为了物质利益而战争，“民主”、“人权”导致了群氓的崇拜，“自由”使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欧洲进入一条死胡同。那么，欧洲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呢？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挽救其危机，辜鸿铭如是说。
二、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春秋大义》的主旨，就是宣传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用什么和怎样衡量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选择了纯粹的中国人、中国的女子、中国的语言为代表。他认为衡量一个文化的价值，不是靠什么样的大都市、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家具和器具，也不是什么样的制度、艺术和科学，关键的要看有什么样的人道、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男女就是人类的元素、人格和文化的灵魂。而语言正是人格和灵魂的外在体现。所以他在《春秋大义》中拿三样东西：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女子、中国语言来阐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
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人，即使是外国最有成就的大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亚瑟斯密斯（Arthur Smith）要描述中国人的特质，但他完全不明白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博大、淳朴，但是不够深奥，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精深。翟理斯（Giles）博士是一个著名的东方文化学者（Sinologus），但也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因为他是一个英人，作为英国人，深奥、质朴，但是不够伟大。而且英国人，辜鸿铭说他们“是不适宜研究哲学的”。白兰德（Bland）和璧好氏（Back House）所著的《西太后》（Empress Dowager）一书，不明白纯粹的中国女子。辜鸿铭曾在《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提出批驳，说因为这种“最高等的女子”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所产生的，外国人不明白，因为他们不够质朴，没有单纯的心思。辜鸿铭认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具有三种特质，就是深奥、博大和质朴。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一种特有的品质，即精微，这种高度的精微只有古代的希腊人和希腊文化才有，除此之外其他各民族都是没有的。
中国文化之所以未能为外国理解，照辜氏的解释是各国人素质的偏颇所致。他把各个国家的素质特点做了大体正确、有趣但又不乏武断的划分：美国人是博大的、质朴的，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是深奥的、质朴的，但不够博大；德国人是深奥的、博大的，但不够质朴，所以他们都不能理解纯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只有法国人的性质与中国人相近，可以理解纯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诚然，法国人没有美国的博大，也没有德国的深奥，也没有英国人的质朴，但是法国人有一种精确的细腻力，也就是有一些精微和灵敏，富有情感，相比之下最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欧洲最懂得中国文化的书籍就是曾在中国做过领事的法国西蒙（Simon）所著《中国都市》一书。因此，欧洲人很有必要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人民的精神。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更加博大；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获得质朴；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三种特质都可以长进，原来的精微也就更能发展。总之，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书籍、文学，他们各民族的偏颇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接下来，辜鸿铭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与欧洲文明的不同，证明中国的一切高于欧洲。他的研究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中西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特点、价值取向到文化差异都进行比较分析。
正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欧洲的社会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社会是建立在仁义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欧洲的社会靠的是无情的法律、巡警及士兵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消极地防范，而中国则是弘扬君子的人格，以忠孝礼义使社会得到积极的稳固。辜鸿铭说：“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西洋人认为“性恶”，不以法律约束不可安定；中国人认为性善，只须把性的善端扩充推及于社会即可自治。然而，中国也有变乱，也有贪官污吏，这如何解释呢？辜鸿铭认为这些都不是根本上的错误，不是整体的错误，而是末节与部分的现象。他的解释是：“今日中国变乱病在失调（作用上的）而已，而欧美之无政府状态，乃在残缺（器官上的）。”“中国虽有盗贼与贪官污吏，然中国社会整体上是道德的，西洋社会是不道德的。”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祭司阶段及士兵的文化，中国比任何国度都较有自由，没有教士，没有巡警，没有公安局，不要捐所得税等等，人人都晓得孝顺父母，忠君爱国。中国有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见中国人热爱和平，痛恶战乱与轻鄙士兵。中国没有欧洲世传的贵族，也没有美国金钱的贵族（资本家），只有士人阶层为最高的贵族，任何常人，不论门第贵贱、贫富差异，只要有学问能科举及第，皆可升为绅士。这些绅士也没有人为的高低，全凭科举中式之等差。同样的道理，西方的宗教是建立在“性恶”上的“原罪”的宗教，靠对上帝的敬畏唤起人的道德，其偶像是神，目标是做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宗教与政治异趣；而中国是建立于“性善”上的孔教，不是宗教，而比宗教更有价值，不是政治，但又为政治发挥相同的作用。也可以说它既是政治，又是宗教，又是教育，即政教合一。
辜氏所谓中国人是“真正的中国人”，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所谓进步与现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在他看来已不存在了。真正的中国人是非常善良、温和的（gentle）的，但这种善良温和并不意味着柔弱或怯懦，更不是粗暴、粗鲁和酷烈。如果用动物学的话讲，真正的中国人是“家庭化的动物”，与西方人“野兽”般的动物决然不同。真正的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这种聪明与西方不同，不是狐狸一般能偷小鸡就偷的聪明，而近乎阿拉伯的骏马的聪明，虽然不懂英文法，却能领会它英国主人的意思。
中国人极富同情心，中国人的所有生活是心灵（heart）情感（emotion or human affection）的生活。这一点也与欧洲人不同。欧洲人的生活是头脑（head）的生活，欧洲人所受的教育是知识上的（intellectucdly）或科学上（scientifically）的教育，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中国人的语言是心灵的语言，所以小孩和未受到西方教育的外国人学习起来要远比受过现代教育的成人容易。中国人的记忆力很优秀，这也是因为中国人的记忆不是西方人的头脑的记忆，而是心灵的记忆，因为富有情感，情神专注，比西方人那种用头脑的知识死记硬背要好得多且永久不忘。中国人彬彬有礼是世界上著名的，中国人的礼仪--辜鸿铭在别处译为takt--待人接物礼节中体会人情--也是出于其心灵与情感的自然表露，而非如日本人那样硬学来，更不像西方人的“无礼”（tak tesingkeit）。中国人以其心灵的生活能从自己心灵与情感出发设身处地理解别人，这即是孔子的“恕道”。中国人的精确观念亦来源于心灵的生活，外国人常指责中国人不精确的习惯，但辜氏说中国人是十分精确的，情感是一种极微妙的天秤，用心灵考虑要远比用头脑困难，但中国人的精确由用毛笔书写可见，这可以象征中国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的尖利清楚，运用也较困难，但学会之后，反倒轻重如意，浓淡得中，比钢笔写来更美观动人。
辜鸿铭也承认中国在抽象科学方面如数学、逻辑学等方面进展很少或没有发展，但他仍不同意那些“肤浅的”留洋学生由此指责中国文明没有发展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文明。他说，这些自然科学中国人并不十分关心和致力，如解剖学用杀死生物的试验来证明科学理论的做法中国人不愿干，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不能够，孔子并不像老子、卢梭、托尔斯泰那样排斥文明。西方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中国自孔子后就没有了，中国的民族并不是如西方人所说的发育一半即不长进的民族，而是永不衰老的民族。中国人兼有赤子之心灵与成人之智慧，没有中国人不能的事情。
欧洲的文明中，艺术与科学、宗教与哲学，在欧洲人心中存在着可怕的冲突，就是理智与情感冲突，灵魂与头脑的冲突。宗教安慰人的灵魂，却不能满足头脑；哲学满足人的头脑，又不能安慰人的灵魂，对一个人来说这两者不可或缺，但欧洲文明却造成两者如冰炭、水火各不相容。而中国两千多年来则没有这样的冲突。在中国，没有欧洲人所谓的宗教，因为中国人就是一般的百姓也不真正地重视宗教。中国虽有不少道教的宫观，佛教的庙宇，但道观佛庙礼式仪节之用只是作为生活的点缀小玩，并非性灵的启迪。
中国人并不感觉到对宗教的迫切需要，因为中国人向来不去推敲来世，亦不去打破宇宙来源之谜。更主要的是中国有孔子的儒教，这与欧洲所谓的狭义的宗教不一样，是广义上的宗教。这正如歌德说的：“谁有科学与艺术，就也有了宗教；谁两样都没有，就没有宗教。”宗教的目的，就是解出人们未知的玄义，人是需要精神与灵魂的，宗教就是要给人精神的安慰。但欧洲人的宗教神学，却被哲学与科学破坏，欧洲人内心永远得不到安稳与永久的平静。而中国则不然。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取代了宗教的地位。辜鸿铭说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正如现在的欧洲一样，存在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所谓现代的自由主义精神、平等的精神、探索世界事物之间规律的科学精神在那时的中国就有了，当时人们也试图重建社会和文明秩序并为之寻找依据。在心灵与头脑、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有些哲人如老子、庄子宁愿抛弃人类社会的文明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孔子却不是这样，他告诉世人不要遗弃人类文明，在这个社会与文明的现实基础上也能真正地生活，即过心灵与情感的生活。孔子所整理的中国的圣经--“五经”，就是为给中国人挽救传统文明与构建文明的计划。
西方人，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现代卢梭（Rousseau）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做过同样的努力，但他们与孔子不同，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广义上的）或具有宗教的价值。宗教的价值在于教人能听从良心的吩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卢梭、斯宾塞的哲学在欧洲就没有得到像孔子在中国的同样力量，大多数西方人不能明了他们的理想，他们也没有那种德性使人们来服从他们的法律。
就广义宗教而言，孔子之教与基督教、佛教不同。孔子之教立于现实的，而基督教是超自然的；在欧洲，宗教叫人做个好人，而儒教却教人做个好百姓；欧洲宗教教人成为神，成为天使，而儒教却教人做个孝子顺民；欧洲宗教塑造的是上帝，教人敬畏，而儒教却树立了实实在在的君主，教人忠诚；欧洲宗教是个人的宗教，儒教却是社会的宗教或国教；欧洲将宗教与社会政治分割开来，而中国却是政教合一。辜鸿铭的一句妙语“政治在欧洲是一种科学，在中国是一种宗教”言简意赅地道出其差异。
《春秋》一书中，孔子用微言大义的笔法在历史简叙中寓褒贬，对中国社会和文明进行全面的构画，这就是“春秋名分大义”。孔子思想中君权是神圣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履行自己名分的义务责任，这就是君子之道。儒教又谓之“名教”，是国教（a statereligion）。“义”是这个宗教的基础，“诚”是这个宗教的最主要规范原则，“礼”是待人接物的一套仪节。孔教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即对国君的忠与对父母的孝。忠是孝的观念在社会上的推及。辜鸿铭说，西方人以教人敬畏上帝，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而孔教不用宗教，也得到同样甚至更高的成就。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弗洛得（Froude）的话：“我在英国听过几百篇讲道，讲宗教之神秘，讲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讲使徒师承的绪统等等，但不曾听出一篇讲通常的廉耻，讲这简单的训命：不可说谎，不可偷窃。”对这一点，辜氏指出教会的义务并不在于教人这些单纯的道理，而是作一种神感，引起一种活泼泼的对上帝热诚。基督教（还有佛教）的方法是教人对教主奉为神明，激起对教主无限的崇拜和爱慕，而孔教却不是这样，不靠神灵，而是用学习诗、礼、乐来净化心灵，培植起道德的人格。这正如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生前，他的门人是爱慕他的，他死以后人们同样敬仰爱慕他，但是他不是作为一个神灵出现在儒教之前。
欧洲的教育在教堂，中国则有学校以代之，学校的地位与西方的教堂正相同。因为中国的“宗教”之字，正是“教”字。同时，学校与西方的教会范围不尽相同，学校之外，还有家庭，各家有神主，各地有祠堂，学校、家庭、祠堂在中国合起来构成外国所谓的教会。与基督教--教堂的宗教不一样，儒教，辜鸿铭所谓的国家的宗教，是与教育、政治合为一体的遍及全社会各个角落的教育体系，作用要比教堂大得多。
在这篇长文的结尾，辜鸿铭对他的议论用这样简单的结语：孔教的力量之源在于敬爱父母，就像其他宗教敬爱教主一样。基督教说“爱耶稣”！回教说“爱先知”，而儒教说“爱你的父母”！
一位欧洲人士附加一句话说，这样就使批评祖宗成为完全不可能，但这批评却常是进步的源泉。
辜鸿铭向西方人勾勒的中国社会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把中国表现得有些超出客观实际的美好，有些西方学者对传统的中国颇致向往之情。辜鸿铭的崇拜者、一位瑞典学者斯万伯（Harald Svanberg）在译述他的著作时说：“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在亨利第八年间（16世纪初期）所写的《乌托邦》一书所梦想的理想社会，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只是欧洲人不知罢了。”仿佛中国那时已进入空想的社会主义似的。而林语堂却批评说：“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制，人制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淫奸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以后亦可受益。而谓中国不需法制，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因有此种见地，故说来甚是好听。没有法律，没有监察，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
关于中国的女子
在《春秋大义》的第一篇里，辜鸿铭分析了纯粹的中国人的人格精神。但这里纯粹的中国人指的只是中国的男子。固然，中国是一个男人主宰的国度。但作为中国人的另一半--中国的女子，虽然在人格上是与男子截然不同的类型，却从另一侧面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男子与女子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中国人的精神。辜氏认为“女子是民族的花朵”，女性的理想人格，也是决定文明程度高下的标志。从古希伯来文学中知道，古希伯来的理想女性，正如画上的手拿纺锤，指缠纺线，孜孜不倦地照顾她的家人。欧洲人传统的理想女性是圣母玛丽亚和缪斯。而现代欧洲的理想女性可拿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中茶花女作代表。茶花女式的现代欧洲华而不实的理想女性随着小说被译成中文，成为当时中国女子的时尚。手弹钢琴，抱着鲜花，穿着紧身黄旗袍，项戴金首饰，在人群嘈杂的戏院里唱歌，中国的女性离传统越来越远，这正是辜鸿铭对现代女性的批评。
中国传统文明中女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呢？辜氏用他习用的拆字法，由“妇”字入手，从女（女子）从帚（扫帚），说明在中国传统中女子的职责是主持家庭内生活的，即“主中馈”，是家庭主妇，这是中国最起初的理想女性人格。事实上在古希伯来、古希腊、罗马都基本相同。
具体地讲，辜鸿铭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女性人格是“三从”、“四德”构成的“完美”人格。
“四德”，即女德、女言、女容、女工。他对女德的解释是端庄、和蔼、忠贞、遵守礼教、纯洁无瑕，不必有很高的天分与知识。
女言：谈吐文雅，说话谨慎，勿粗鲁勿大声，不必有多伶俐的口才；
女容：不求面容多么美丽姣好，但要端庄，衣着服饰干净整洁；
女工：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但要勤勉持家，准备衣食。
“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辜鸿铭列出传统的女子伦理后说，中国的女子，不是为她自己而活，也不是为社会而活，女子的主要责任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为家庭而活，中国女子是一种“忘我无私”的典范。
有个外国女子问他：中国人是否像伊斯兰教一样，相信女子就没有自己的灵魂？他回答：中国女子只是没有“自我”罢了。辜鸿铭知道他和这些受过欧洲现代教育的外国人士谈中国女子生活--一个最绕不过的话题--纳妾，一定会大受非议，但他还是在这里尽力为这个举世公认的最不人道的习俗作一番辩解。
他认为首先是中国女子的无私精神，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并非不道的”，他说“纳妾”并不“多妻”。根据中国法令，一个男人只允许一个妻子，但是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有许多女仆或者小妾。他在其他场合曾把“妾”字析为“立女”，有女立在男人身旁，在男子生病和疲倦的时候可以作为扶手之用，使男人能更好地工作，同样的意思他又用在这里。不过，他说这是中国女子的无私观念、责任感和自我牺牲意识使之然的。
但有人或许问：为什么只要求女子有这种无私观念和牺牲精神，为什么不同样要求男人？辜氏解释说，因为一个男子在社会上辛苦操劳，尤其是一个绅士君子，他的责任不单单在家庭，还要为君为国奔忙，难道他不也是一种牺牲精神？正像中国男人信仰忠诚一样，中国的女子信仰无私精神，辜鸿铭说外国人从不懂中国男女的两种宗教信仰，也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与中国女人。
人们往往乐道于他对男人纳妾制度的一句“名言”：一个茶壶可配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壶一而杯众宜也，夫一而妻众亦也。”或一个打气筒和四只汽车轮胎的比喻。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言流传很广，但无人知道他的这些令人鄙夷的名言都是用真诚的态度说出的。
但是别人又要问：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他的“妻子”，还会爱他的小妾吗？还有真正的爱吗？辜氏回答：“是的，咦，怎么不能？”他辩解道：检验一个男人是否真正爱他的妻子，不是要他花费所有的时间跪在妻子的石榴裙下崇拜她，而是看他是否为妻子分忧，保护妻子，不伤她的心。但是，当女子看到丈夫把一个陌生女人带来家时岂不伤心？辜鸿铭说，“I say”，这就是女子无私精神的信仰能够使她在受伤害时得到保护，因此，丈夫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时她就不伤心了。反而，有些妻子允许甚至鼓励、说服丈夫纳妾。辜鸿铭甘冒天下大不韪，鼓动如簧巧舌向西方人鼓吹中国的纳妾陋俗，除了显出他诡辩的技巧外，没有任何意义。林语堂引用《金瓶梅》中潘金莲的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几把调羹还有不冲撞的吗？”但辜鸿铭不管这些常理。他认为中国男人确实爱而且常常地爱他的妻子。他用唐人元稹悼念亡妻的名作《遣悲怀》为例，而且举出一个现代诗人（即他自己）现身说法。他的那位与他相随十八年的日本妻子（其实是小妾）、大阪女子吉田贞子在武昌去世后，他写的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这里顺便插一句，辜氏对他的妻妾都很热爱。他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省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之家，我因此对她惊服，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全军来临。”这位常对他逛胡同、向乞丐施舍的大发阃训的悍泼发妻他也确实很爱，并常在自己的文章中提起她。
他对中外的婚姻也作了比较。他以他的家乡福建省所保留的传统“六礼”来说明。这六礼是：一、问名；二、纳彩；三、定期；四、亲迎；五、奠雁；六、庙见。与西方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不同，中国的婚姻有一整套程序。要有媒人作伐，要有各种礼仪才能迎取。成亲时要拜天地，夫妻交拜。辜鸿铭说中国这种婚姻才是道德上的、宗教上的婚姻，紧紧地将男女双方维系在一起，结成家庭。而西方社会的婚姻--作为上诉法庭的形式--便没有中国的婚姻稳固。
但夫妻初进洞房还不是婚姻最终的完成，还有第三日的庙见，拜祖庙、祠堂，“不庙见不成妇”，经过这一环节才成为“法律上”的合法的婚姻。辜鸿铭有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婚姻不是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而是女子与男方家庭之间的结合。女子不嫁给丈夫，而是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中国婚姻与现代欧美的根本不同之处。欧美的结婚是相悦基础上的结合，只取决于单个的男人和女人自由自主的意志。而中国正如上所述，女子服从的不仅仅是丈夫，而且是家庭，并由家庭的准则进而服从社会的准则。这种观念，对于家庭、社会和公民都起到欧洲所没有的稳固、团结的作用。欧美的婚姻没有国家和公民婚姻的观念，而且所谓的国家的概念也是根本错误的，欧洲的政府不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商业上的强权的集团，只有物质的利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西方婚姻观是个人至上的观念，总之没有真正的国家公民的观念，是不能建立起牢固的国家基础，战争即是例证。
但是这样一对素昧平生不相了解的男女被“社会的”、“公民的”意识牵到一起，能有真正的爱情吗？辜鸿铭语焉不详。他只引李白的“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等几句诗敷衍过去了。
辜鸿铭对中国女子与西方女子不同的审美特征也作了概括，他用温柔（meeknedd）来概括。他的意思是中国女子具有神圣的或最完美的温柔性格。欧洲女子的化身是圣母玛丽亚，而东方女子的化身不是观世音（虽有一点像），而是古代艺术家笔下的仕女图。基督教的圣母玛丽亚是温柔的，中国女子全都具有，圣母玛丽亚的极细腻微妙的，中国的女子全都具有；但是中国的女子还有西方女子不具备的端庄优雅、温文有礼的特色。
中国的女子是纯粹的，但纯粹这也是世界上所有自命文明的国家的共同的理想。辜鸿铭说，只有中国把这一特色发展尽善尽美，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找不到。这个发展的极致是“幽闲”。这个词是很难译出的。“幽”用英语译成modesty、bashfulness不全面，用德语sittsakeit稍好一些；似乎用法语Pudeur才最接近。《诗经》首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窈窕”、“淑女”最能表达这个韵味。
不过，据辜氏的说法，自宋代的清教主义式的理学发展以后，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女子的特征变得狭隘、呆板、庸俗，中国女子的光彩、魅力，尤其是温文有礼的韵味大为失色--只有日本还保存唐代风尚，可用“名贵”（distinction）来表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辜鸿铭引用《中庸》中的话来结束，“妻子好合，如琴如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表示中国的女子以及好合的婚姻对家庭社会的意义。
关于中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格的体现，文化的载体。对语言的研究，常常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文化保守主义者中捍卫语言的纯洁性是保护传统不受现代化破坏的一个方面。尤其对于非西方学者而言，除辜鸿铭外，如印度的甘地、泰戈尔，日本的冈仓觉三，更觉得义不容辞。在西方，如德国的赫德对民谣的收集研究，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东欧斯拉夫主义者对字典的编纂，俄国对俄罗斯农民文化和语言的研究等等。但辜鸿铭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与这些人略有不同，他对中国的民谣与农民的语言不感兴趣，因为这些“群氓”并不是社会的精英与文化的创造者，他倾心的是典雅的古典语文，要证明中国语言的典雅、精微，非“浅陋”的英语可比，中国的语言是“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不能理解和备觉困难的。
在这篇《中国的语言》中，辜鸿铭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语言果真难学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他把中国语言分作口语与文言两种来论述。一般地，口语的白话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而书写的文言则是真正受教育人的语言。辜鸿铭说：“中文说话用的口语，我觉得不但不难，除了马来语以外与我所熟悉的半打语言相比较，而且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种。”因为它是极端简单的语言，没有格位，没有时态，没有动词的变化，实际上也没有文法及其规则限制，但是外国人说，它难就难在这个简单上，难在没有文法和规则限制上。辜氏指出，马来语也没有文法和规则，像中文一样简单，但欧洲人却不感觉到困难。这怎么解释呢？辜鸿铭说，因为中国人是心灵与情感的生活，他们的口语是孩子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ld），欧洲的儿童学起汉语来公认是很容易，但对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尤其是对那些饱学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事实上在辜氏看来都是“半瓶醋”的人--却觉得非常困难。他说：“如果你不像孩子一样，你万不能进天国，也不能学好中文。”
至若文言，辜鸿铭把它形象地分为三类，一是“便服式”的文言，是普通或日常事务性的文言；二是“制服式”的文言，相当于初等的古典文言；三是“礼服式”的文言，就是高等的古典文言。辜鸿铭认为文言文，即使是“礼服式”的文言文也是不难的，因为它像口语与白话一样极其简单。他举了唐朝陈陶脍炙人口的七绝为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并且自己用英语直译与意译，说：“现在要是你把原文同我可怜蹩脚的英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中文原文无论在措辞、体式及命意上是多么简单。措辞、体式与命意虽然简单，然而在思想感觉上都是这般深邃。”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把“中国的华兹华斯”杜甫的名作《赠卫八处士》也译为英诗，说自己“这首译诗是近乎拙劣了，其实也仅在表达一下原文的含义而已，但中文的原意却是诗歌而了无粗俗--是一种简单得近乎口语的诗歌，有一种优美、庄严的感染力及尊贵感，是我所不能译出的，实际上也许是英语这种浅陋的语文所不能译出的。”
辜鸿铭这样看待中国语言自然有其偏颇之处，很难说其研究有很高的水平。不过他赞扬中国语言也是其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体现。他认为中国的语言是心灵与衷肠的情感流露，对接受现代教育的欧洲人士而言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现代的欧洲教育，主要只发展了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智力（intellectual），这种重量不重质的教育足以使人变得肤浅。辜鸿铭把中国的语言称作中国文明的财富，赋予语言以天真良好的使命。因为中国的语言是“真正受教育的有修养的人”的语言，极富细腻的情感与感染力，他说：“我相信中国文学中的古典文学如阿诺德所说的‘净化野蛮的本性，它们能变化人的气质’，事实上，我相信这种古典的中国文学，有一天甚至将会改变那些此刻正在欧洲大陆搏斗厮杀的野蛮的爱国者们野兽般的嗜战天性，使他们成为和平、尔雅与知礼的分子。”
辜鸿铭对中国的语言尤其是传统高雅的文言持这样热烈赞美的态度，因此，当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与严复一样，坚决地站出来反对。1919年7到8月间他先后撰写《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运动》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谈读写能力与教育》两篇英文，发表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他针对胡适等文学革命论者把中国古文斥为“死文学”之说，发表截然相反的见解，它认为所谓的“死文学”的定义指笨拙、不活泼、无生气的语文，不能产生生动的文学之意。而中国经典则决不符合这个定义。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高贵典雅的语言文学，比较现代流行的英语要远为华丽一样。中国的经典比市井白话要远为典雅，亦复如此。中国的经典决非“死文学”，它能传“道”，而且远比白话文高雅。对文学革命论者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他力言其非，白话文学的提倡，那么口语用的白话和书面用的文言的分野必将消失，没受过教育或半瓶醋的人，舞文弄墨，与受过真正教育的人用同一种语言则使人们的语言趋于驳杂不纯，学养趋于浅薄，道德趋于萎缩，这一点正像他在上文所表示的一样。针对文学革命论者指责的经典文学已不能口耳相传，深奥艰深，只成为少数文人的专利，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说：
最通俗的语言不一定是最好的语言。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反比烤火鸡消耗得多，然而，我们能够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富有营养价值，就认为我们都应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吗？
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里，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表示了强烈的忧虑。他甚至担心我国原有的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美的文化将会被那由欧美回来的“肤浅”的留学生一夜之间破坏摧毁。
他的话不免有杞人之忧。“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也许应该承认，白话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文言文在“五四”以后的两代人中显得生疏、淡漠或荒废。这几年的文化寻根热和传统文化热能否可以看做是文化解禁后人们的反思与怀旧情结的表现？虽然与一种新事物与生俱来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原来辜鸿铭所痛恨的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等已经由对立的立场不约而同地成为辜鸿铭的同路人。照理，他应当庆幸自己“吾道不孤”了，但是辜鸿铭对他们仍不稍宽宥。据说有一次辜氏在宴会中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马其昶聚到一起，酒酣耳热时，他竟说：“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二人以谢天下。”别人问他要杀谁，他说：“就是严又陵、林琴南。”严复佯装没听见，林纾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勃然曰：“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琴南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也。”严复晚年，也曾肯定辜鸿铭的某些思想。他在《与熊纯如书》中说：“辜鸿铭议论稍为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方，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学说。”说明他们的思想仍有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