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俄战争的道德意义
在积弱不振的清政府面前，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北方的沙俄环顾于四周、虎视眈眈，觊觎着中国的领土与财富。义和团运动的消息一传到彼得堡，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情不自禁地高呼：“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从1900年6月开始，俄国出兵占领中国的东北，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有些地方甚至被夷为平地。俄国公开侵占东北地区，通过贿赂李鸿章诱使中国签订条约，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多数督抚也表示反对，爱国外交家杨儒坚持气节，拒不签押，列强也因侵略不均而干预沙俄。沙俄迫于压力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俄军大部分并没有按约撤走。1903年春，沙俄拒绝按《条约》从东三省撤兵，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上海各界人士也先后两次在张园集会发起拒俄运动，致电清政府外务部：俄国所提七项要求，欲使中国“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国人民万难承认”。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讨论国事，并商定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在全国各地都引起强烈的响应。
沙俄在东北的掠夺，损害了日本在这里所侵占的利益，两个最具掠夺性的封建军事帝国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恣意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为了他们的强盗利益而蹂躏中国人民。1904年2月8日，日军突袭旅顺口的俄国海军。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2月9日，俄对日宣战。3月在沈阳等地俄陆军50万人被日军35万人打败。5月，俄国从欧洲调遣来东方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歼灭。日本取得了对俄战争胜利。但俄国擅自把中国的旅顺口、大连湾和附近领土水域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日本，并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沙俄盘踞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列宁强烈谴责沙俄的侵略行为：“沙俄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政策。”“在日俄两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的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道出日俄战争的本质，不论作战双方任何胜负，对中国来说都只能是灾难。
辜鸿铭关于日俄战争写了一系列文章。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他对俄国的谴责远远超过对日本的谴责。在这篇名为《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道德上之因素》的文章中，他对日本明显的偏向态度很令人寻味。他不是就这场战争的本身和结果而言--因为就战争对中国的损害而言日俄均是虎狼之国，一丘之貉--而是从道德伦理上分析这场战争的原因和性质。在辜氏的思想里，日本与俄国不单单是作为国家的较量，而是有其各自的民族文化的意义。因而他认为这一战事实缘于西方各列强对亚洲的政策错误而导致的。他说：“现代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那些崇拜暴力及其更露骨的形式--金钱--的欧洲人，他们心底说的是我不信神，政治的世界没有义理，对道德律令不顾不惧。--要使那些现代欧洲人（如果他们非来中国、日本不可的话）以道德所要求的所有顾虑和尊重来对待日本和所有他们称之为亚洲人的人，遵照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非依据他们面孔和皮肤的颜色……”辜氏最痛恨那种“坚持来到日本和中国的欧洲人”，也就是那些驻在通商口岸来亚洲掠夺与压榨的西方侵略者，因为他们公然把亚洲人视为一个“种族”而加以轻蔑。久在西方长大的辜鸿铭也许就是因其肤色或种族而被歧视。他与欧洲人的交往接触也一定是属于口岸种族主义式的。所以他痛斥这些欧洲人不了解东亚（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不尊重东方文化，其实这些“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在道德上是低劣的。他分析：美、俄、英、法在明治初期对待日本，正如庚子时期对待中国一样，只知凭借武力，而未能善于运用理智与公理，这样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因此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对辜鸿铭，而且对当时不少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家而言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意味着教训了西方人对亚洲东方民族的侮慢，赢取西方世界对亚洲文明的尊重，这种态度当然不限于辜鸿铭，泰戈尔纪念日本战胜俄国的日本体诗，据说即引发了文化大学所在地学生们的胜利游行。
辜氏对日本明显袒护的倾向不仅在于他对西方种族主义的仇视，更在于日本民族文化与中国的血缘关系。据说日本民族是秦时由中国而去的，这种传说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深受汉唐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他说：“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谊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因此他们是“真正原出的中国文明--真正的儒家文明”的守护者。当然他的那位最贤惠的日本妻子吉田贞子为他的日本观的奠定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使他对日本一往情深。
辜鸿铭这个气质型、情感型的人极容易走极端。他在后来对一个日本采访者清水安三说：“中夏的精神，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日本，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正是这一点。防止俄国的侵略，使中国免于灭亡的正是日本。”他这种对日本高度评价的态度连这位日本人都感到过份袒护。似乎甲午之战在他心目中没有一丝痕迹。辜鸿铭的名字在日本广为流传，引起朝野人士的共鸣，把他引为知己，在日本人看来或在世界看来，辜鸿铭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而且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东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后又邀请他到日本各地演讲，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
辜氏撰文向西方社会抨击西方列强的时候，他还与国外有广泛的联系，最值得一提的是与俄国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辜鸿铭在1906年3月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勃罗江斯基把《尊王篇》一书与《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的文章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收到后于同年8月让他的秘书复信感谢，并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又于当年10月亲自写了一篇长信，表示怀着很大兴趣读辜氏的著作，特别是《尊王篇》，并就自己对列强入侵中国与中国的维新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
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与中国人有过书信往来的只有二人（另一位是不太知名的张庆桐），能留下长达数千字的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无疑是很珍贵的。但晚年的托尔斯泰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甘地、辜鸿铭一样，不能令更多的中国人满意。晚年的托尔斯泰是一个令人不能同意的“和平主义者”。他在这份长信中，表示“晚近以来，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对于中国施行的种种横暴举动之后，于是中国人民的思想的普遍趋向，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它永远引起我的注意”。他同情中国人民遭受到欧洲民族的贪婪的残暴、蛮横和不道德的许多痛苦，但是，他提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不应当把忍耐心失了，不应当把对于压迫者的态度改变了，不致自己使这个对于暴力的退让--不以恶报恶--所造成的伟大结果濒于危险”。基督教说：“哪个能够忍受到底的人是唯一幸福者。”托尔斯泰把它当作真理和法则，他认为自从俄罗斯租借旅顺之后，中国人当曾经看见这个法则很惊奇地证实了。如果中国人民忍受不了，拼命拿起武器去抵抗日本人和俄国人，好战的思想正在中国觉醒，凭着中国人的智力与坚韧是容易做到的，但这样的结果却很“可怕”，中国再也不能有过去真正的、合于实用的安静的农民生活和民众的智慧了。托尔斯泰对此感到“非常焦虑”，在他看来，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还没有被欧洲的腐烂文明的罗网捕住”。他们的职责就是把自由的新路径指示给世界，这些“新路”，就是中国孔、道、佛三教的“道”，也就是不受武力的束缚（道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教）；牺牲退让，对人类和一切生物的爱（佛教）。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误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道家之“道”。而且另一个与托翁通信的张庆桐的名字也没有写对。傅雷译本说“不详何人”，应更正。他对中国的“改良派”，模仿西洋国家做过的事情，拿宪法代替军人制，创设和西洋一样的军队，振兴实业以及选举议员来限制权力等等方法，“实际上它不但是很轻率的，并且是愚蠢的”，“对于有见识的中国人来说是不适宜的”。不模仿西方民族，也不至于陷入同样残暴不道德的绝境。托尔斯泰的思想与辜鸿铭是很相近的，只不过辜氏强调儒家尊王，而托翁则与甘地一样强调不与政府（不管本国还是列强的）合作。辜鸿铭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明采取相容的态度，不像托尔斯泰和甘地那样完全排斥。辜鸿铭把他述译的《论语》、《中庸》和《大学》赠给托尔斯泰，也对托尔斯泰产生过影响。俄国作家维列萨耶夫在《回忆托尔斯泰》中认为托尔斯泰对孔子“恕道”的理解，可能就是受辜鸿铭的影响。托尔斯泰此前读过理雅格译的《中国经典》，理氏把“恕”译为reciprocity（互惠互利），是以西方的利益准则误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辜氏译为charity（宽容、体谅、仁爱），更接近孔子原意。
§§第四章 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沙俄在东北的掠夺，损害了日本在这里所侵占的利益，两个最具掠夺性的封建军事帝国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恣意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为了他们的强盗利益而蹂躏中国人民。1904年2月8日，日军突袭旅顺口的俄国海军。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2月9日，俄对日宣战。3月在沈阳等地俄陆军50万人被日军35万人打败。5月，俄国从欧洲调遣来东方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歼灭。日本取得了对俄战争胜利。但俄国擅自把中国的旅顺口、大连湾和附近领土水域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日本，并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沙俄盘踞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列宁强烈谴责沙俄的侵略行为：“沙俄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政策。”“在日俄两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的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道出日俄战争的本质，不论作战双方任何胜负，对中国来说都只能是灾难。
辜鸿铭关于日俄战争写了一系列文章。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他对俄国的谴责远远超过对日本的谴责。在这篇名为《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道德上之因素》的文章中，他对日本明显的偏向态度很令人寻味。他不是就这场战争的本身和结果而言--因为就战争对中国的损害而言日俄均是虎狼之国，一丘之貉--而是从道德伦理上分析这场战争的原因和性质。在辜氏的思想里，日本与俄国不单单是作为国家的较量，而是有其各自的民族文化的意义。因而他认为这一战事实缘于西方各列强对亚洲的政策错误而导致的。他说：“现代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那些崇拜暴力及其更露骨的形式--金钱--的欧洲人，他们心底说的是我不信神，政治的世界没有义理，对道德律令不顾不惧。--要使那些现代欧洲人（如果他们非来中国、日本不可的话）以道德所要求的所有顾虑和尊重来对待日本和所有他们称之为亚洲人的人，遵照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非依据他们面孔和皮肤的颜色……”辜氏最痛恨那种“坚持来到日本和中国的欧洲人”，也就是那些驻在通商口岸来亚洲掠夺与压榨的西方侵略者，因为他们公然把亚洲人视为一个“种族”而加以轻蔑。久在西方长大的辜鸿铭也许就是因其肤色或种族而被歧视。他与欧洲人的交往接触也一定是属于口岸种族主义式的。所以他痛斥这些欧洲人不了解东亚（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不尊重东方文化，其实这些“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在道德上是低劣的。他分析：美、俄、英、法在明治初期对待日本，正如庚子时期对待中国一样，只知凭借武力，而未能善于运用理智与公理，这样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因此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对辜鸿铭，而且对当时不少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家而言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意味着教训了西方人对亚洲东方民族的侮慢，赢取西方世界对亚洲文明的尊重，这种态度当然不限于辜鸿铭，泰戈尔纪念日本战胜俄国的日本体诗，据说即引发了文化大学所在地学生们的胜利游行。
辜氏对日本明显袒护的倾向不仅在于他对西方种族主义的仇视，更在于日本民族文化与中国的血缘关系。据说日本民族是秦时由中国而去的，这种传说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深受汉唐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他说：“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谊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因此他们是“真正原出的中国文明--真正的儒家文明”的守护者。当然他的那位最贤惠的日本妻子吉田贞子为他的日本观的奠定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使他对日本一往情深。
辜鸿铭这个气质型、情感型的人极容易走极端。他在后来对一个日本采访者清水安三说：“中夏的精神，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日本，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正是这一点。防止俄国的侵略，使中国免于灭亡的正是日本。”他这种对日本高度评价的态度连这位日本人都感到过份袒护。似乎甲午之战在他心目中没有一丝痕迹。辜鸿铭的名字在日本广为流传，引起朝野人士的共鸣，把他引为知己，在日本人看来或在世界看来，辜鸿铭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而且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东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后又邀请他到日本各地演讲，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
辜氏撰文向西方社会抨击西方列强的时候，他还与国外有广泛的联系，最值得一提的是与俄国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辜鸿铭在1906年3月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勃罗江斯基把《尊王篇》一书与《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的文章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收到后于同年8月让他的秘书复信感谢，并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又于当年10月亲自写了一篇长信，表示怀着很大兴趣读辜氏的著作，特别是《尊王篇》，并就自己对列强入侵中国与中国的维新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
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与中国人有过书信往来的只有二人（另一位是不太知名的张庆桐），能留下长达数千字的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无疑是很珍贵的。但晚年的托尔斯泰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甘地、辜鸿铭一样，不能令更多的中国人满意。晚年的托尔斯泰是一个令人不能同意的“和平主义者”。他在这份长信中，表示“晚近以来，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对于中国施行的种种横暴举动之后，于是中国人民的思想的普遍趋向，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它永远引起我的注意”。他同情中国人民遭受到欧洲民族的贪婪的残暴、蛮横和不道德的许多痛苦，但是，他提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不应当把忍耐心失了，不应当把对于压迫者的态度改变了，不致自己使这个对于暴力的退让--不以恶报恶--所造成的伟大结果濒于危险”。基督教说：“哪个能够忍受到底的人是唯一幸福者。”托尔斯泰把它当作真理和法则，他认为自从俄罗斯租借旅顺之后，中国人当曾经看见这个法则很惊奇地证实了。如果中国人民忍受不了，拼命拿起武器去抵抗日本人和俄国人，好战的思想正在中国觉醒，凭着中国人的智力与坚韧是容易做到的，但这样的结果却很“可怕”，中国再也不能有过去真正的、合于实用的安静的农民生活和民众的智慧了。托尔斯泰对此感到“非常焦虑”，在他看来，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还没有被欧洲的腐烂文明的罗网捕住”。他们的职责就是把自由的新路径指示给世界，这些“新路”，就是中国孔、道、佛三教的“道”，也就是不受武力的束缚（道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教）；牺牲退让，对人类和一切生物的爱（佛教）。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误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道家之“道”。而且另一个与托翁通信的张庆桐的名字也没有写对。傅雷译本说“不详何人”，应更正。他对中国的“改良派”，模仿西洋国家做过的事情，拿宪法代替军人制，创设和西洋一样的军队，振兴实业以及选举议员来限制权力等等方法，“实际上它不但是很轻率的，并且是愚蠢的”，“对于有见识的中国人来说是不适宜的”。不模仿西方民族，也不至于陷入同样残暴不道德的绝境。托尔斯泰的思想与辜鸿铭是很相近的，只不过辜氏强调儒家尊王，而托翁则与甘地一样强调不与政府（不管本国还是列强的）合作。辜鸿铭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明采取相容的态度，不像托尔斯泰和甘地那样完全排斥。辜鸿铭把他述译的《论语》、《中庸》和《大学》赠给托尔斯泰，也对托尔斯泰产生过影响。俄国作家维列萨耶夫在《回忆托尔斯泰》中认为托尔斯泰对孔子“恕道”的理解，可能就是受辜鸿铭的影响。托尔斯泰此前读过理雅格译的《中国经典》，理氏把“恕”译为reciprocity（互惠互利），是以西方的利益准则误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辜氏译为charity（宽容、体谅、仁爱），更接近孔子原意。
§§第四章 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