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尊王之旨与愚忠之心
其实，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辜鸿铭认不认识瓦德西，在《辛丑条约》签订中他到底有哪些活动，这些并不十分重要。虽然他以自己的“外交奇才”为张之洞所倚重，但他的怪僻性格决定了在政治活动上他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翻译、咨询或参谋。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在国事交涉中只能是幕后的角色，他的事只能是隐而不彰的了。我们关心的是他在学术上的活动，是看他在义和团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他发表文章的意义。
他全面地分析义和团事件形成的原因，要求西方列强保护两宫，不干涉中国内政，这是辜鸿铭秉承刘坤一、张之洞所授的旨意参以自己的意见向外发表的关于义和团事的“声明”。
辜鸿铭的一系列有关文章集为《尊王篇》，影响较大。在《尊王篇释疑解祸论》中他说：
当此北方事变，中外交讧，其间世故纷乱已极，无从排解，故各国议论，咸谓非以兵力从事断难理喻……或问余曰：“然则今日之事果尚可解乎？”余曰：“可解。”盖两江刘制军偕湖广张制军，深知各国并无仇视中国之意，故仍联合长江及各省疆臣，力任保护外人之责，俾各国亦知中国并无拒绝外人之心，以待转圜。惟以目下情形而论，则全局要着在乎先定民心，其道有二：一、各国亟宜及早宣布此次联军进兵，除救护使馆外，无有他意，并将待中国宗旨共同议定，宣布于中国人民，咸使明白无疑；二、各国如无贪取中国土地之心，且不任管辖中国人民之责，则急需布告中国人民，此次联军入京，必保两宫必尊必敬，毫无他意。
义和团事件之起，实由慈禧肇其祸端，这是中外人士一致的共识。康有为屡有文章揭露慈禧。辜鸿铭针对康有为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攻击慈禧的文字而逐条辩驳，企图曲为慈禧开脱罪责。他说：
近年因乱萌皆由康党散布谣言，诽谤皇太后，煽惑人心，各报馆从而附和之，故各西报亦有不满意于皇太后之词，因此各国使臣有猜疑朝廷袒匪不保外人之意，以致中国政府处处掣肘，遂有此变，此须辨明者一；各西报惑于康党之说，至谓大小官员有与康党相通之意，然各督抚及绅衿实无不以康党为乱民，仇之不暇，岂有信之之理，此须辨明者二；各西报因康党之言以为皇太后训政不合中国向来国制，其实此事无所窒碍，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此须辨明者三；康党所播种种谣言全无影响，此须辨明者四。以上各说皆谨述二制军（即刘坤一、张之洞）之意也。
这是鉴于当时由于战争，社会陷入完全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而极力维护慈禧统治地位的做法，他认为，必须有一个铁腕人物来维持这个纷乱的局面。辜鸿铭的意思是：正是由于康有为在各报上公开抨击慈禧太后仇视向西方学习，仇视维新，幽禁光绪而垂帘听政，导致了西方人士对慈禧的“猜忌不满”，认为慈禧仇视西方一切人，并进而“袒护”抵抗八国侵略军的义和团，因此导致中外的猜忌矛盾发生战争，把这场灾难的原因归罪于康有为身上。其实辜鸿铭对慈禧太后并不心存无条件的赞扬。如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为慈禧诞辰而举行万寿会上，邀请各国领事，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大唱《爱国歌》，而辜鸿铭敢于当着多人面，编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爱民歌”来讽刺慈禧，使座客为之哗然。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在这里为慈禧所作的辩护呢？盖在当时，义和团已势如烈火不可扑灭，剿之则会激起全国的反抗，清政府难逃灭顶之灾；纵之则与八国联军拼命，西方列强并起大举入侵，清政府仍然难逃灭顶之灾，清朝已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能够驾驭这种局势的，不是光绪皇帝，而只有慈禧。慈禧以她惯用的两面派伎俩和玩弄权术的经验，她知道：“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对付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来对付洋人，同时也是借洋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的势力。另一方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派荣禄暗中保护外使馆，又用谄媚的面孔来对外国“声明”：“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料所及。”因此“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明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相机设法自行惩办。”并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设使没有慈禧太后这个惯于借刀杀人玩弄两面派伎俩的人，清廷这种局面还真是不可收拾。那时的辜鸿铭当然还看不出慈禧这种险恶的用心，只是对她这种“谋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慈禧的态度也许是辜鸿铭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英雄崇拜”的具体体现吧。辜氏对慈禧“盛德崇功”拳拳服膺的是“即如削平发捻（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一节，当时匪踪蔓延13省，大局糜烂几难收拾；又值文宗（咸丰帝）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复致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故当时将相同心翊戴，尽瘁驱驰。
曾文正遂以湘军奋起，重奠山河，是以中外臣民无不服皇太后之庙算也”。正因为此，他要千方百计地为慈禧辩白，寻求证据来说明慈禧并不是仇视西人。辜鸿铭揪住康有为不久前在《字林西报》上的又一文章大发议论：“殊不知近日《字林报》刻有康有为之论一篇，訾议皇太后及朝臣萎靡不振，遇西人惟知阿谀逢迎而已，此篇文字西人谅皆见之，其人之反复无常已可概见……向来西人之疑皇太后，皆以为不喜西人，不用西法，莫不由康党散播谣言而起也。乃康有为反有《字林报》所刻之议论，则其前后自相矛盾不辩自明。”其实康有为以前批判慈禧仇视西人西法是一事，是指慈禧仇视维新变法，屠杀变法人士而言的。现在抨击慈禧遇西人惟知一味逢迎又是一事，是驳斥慈禧向列强投降求和而言的。前后不同，但并不矛盾，正是揭露慈禧两面派的丑态。但辜鸿铭混为一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骂康有为是所谓“豺虎不食者，殆其人矣”。他从曾任宁波英国领事翟理斯所著《古今名人谱》中找出“皇太后不仇视西人，不固执旧法”的证据。他的这几个“证据”：一是1861年与英国议和，使数十年来，中外能够“相安”；二是向来朝廷大臣与各国驻京使节不大往来，事多隔膜，而近来慈禧两次召公使夫人入宫进见，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是慈禧欲朝廷知外国情形，谕光绪帝学习英文，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他还特意补充一条，刘坤一、张之洞两制军不奉宣战诏，策划江南五省独立，与外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保护外国使馆与中外商民，也是慈禧的“功劳”。他认为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
盖甲午以后泥古图新，各有偏执，门户之见，于是大分。尔时翁同龢最为泥古，及受甲午之创，忽又轻率图新，误认辩言乱政之康有为为奇才，力荐于朝而用之，遂致有戊戌之变。惟皇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即黜翁同龢诸臣以去其祸，定康有为罪案，而戮其死党以谢天下。
辜鸿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所以系赖者，惟皇太后耳。”
辜鸿铭这样为慈禧开脱，是《春秋》尊王之旨在他身上的体现，他的看法很难使人苟同，但是他却不是完全狭隘的愚忠，人们必须承认他同当时一般的主和派是不太一样的。他甚至与张之洞、刘坤一看法不同。在前者无不把义和团当做“拳匪”当作“乱民”，而辜鸿铭则对义和团作具体的分析，义正词严地说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干涉，才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对此西方人不能推卸其应负的责任，他在这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总而言之，团民之所以变为匪类者，一则由教士不能约束教民，致多龃龉；一则由铁路开创，洋工麇集，致内地民情不安。又各国公使误信浮言，疑皇太后袒匪干预一切……殆拳匪扰及京城，传来一信，忽然决裂者，因有西人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也。自王公以下，一闻此信，始各抱义愤，同时皆起，欲与西人为难，此朝廷所以不能抑制也。由此观之，中国人民之所以与西人为难，其中至重大之事，盖因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至西人所以征兵来中国者，则因公使被困京城，急来救护也。苟欲开议释兵定和，必须从两事入手：西人使馆之困，中国已竭力保护，并苦心设法救济，是中国已尽其在我之责，西人可以无虑矣；至中国之所虑者，务望西人将尊敬两宫，并请勿使归政之说宣布中外，以安戢民心，则兵戈息矣。假使各国不尊敬两宫，四海人民必为不服，以后事机不可逆料。
这篇文章持论不一定正确，有矫枉过正之处，过于美化慈禧，有些地方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在当时人们对义和团没有认识，指为“乱民”、“拳匪”的时候，辜鸿铭却肯定了义和团正义的一面，肯定义和团“尊王”的精神，也就是说义和团的行动是民族传统“忠义”的体现。这最后的几句话在彬彬有礼中含有不屈的傲骨；他的态度很强硬，不卑不亢。这是他根据刘坤一、张之洞两制军之意向外国列强发出的“声明”，其实更是代表他的意见和态度。中国绝不会在联军的压迫下屈服，他以张之洞、刘坤一的名义向世界发出声明，确实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一不小的威慑力。所以《清史稿辜鸿铭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夏敬观《国史拟传》曰：“庚子拳乱由慈禧太后谋废立不遂所召，各国责言交至，群情且有冀假外势阻太后复干政者。汤生作《尊王篇》，谓教案激民愤，各国宜自反，引用西哲语及西史事实，抵其隙以折之。凡此之类虽助长守旧遏新机，要亦能不屈己以尊国体也。”虽然现在看来辜鸿铭的文章观点有问题，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竟不计个人的官守与言责，挺身而出向世人仗义执言，这是难能而可贵的。在私下里或公开场合，辜鸿铭还作英文诗歌颂义和团，虽然对积极主战的顽固分子端王载漪也给了歌颂。
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认为，义和团运动的意义是中国人民抵挡现代物质文明，拯救保护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的义举。在《尊王篇》中他说：“中国的优秀长裤汉--义和团们不得不像他们的法团兄弟1789年所做的那样，向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应当把他们当作人类大家庭的手足兄弟。”他用这个不恰当的类比说明的是义和团并不是欧洲人和“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其挚友。“自1789年在巴黎出现最糟糕的‘大拳匪’（Great Boxer指法国长裤汉--引者注）以来，这种真正的欧洲文明一直在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真正的欧洲文明”正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或儒教中的“一视同仁”。辜鸿铭赋予了义和团崇高的意义。因此，有些外国人还把辜氏的《总督衙门来书》誉为“中华民族主义宣言”。
1901年9月9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向各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三十四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本息合计9亿8千200多万两。
《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内有规定中外合资疏浚黄浦江航道一款，朝野人士深感主权旁落的屈辱。张之洞不满约中规定要中方出资而不许派员参与，于是派辜鸿铭同各国驻沪领事谈判，中国自愿担负所有经费以维护主权。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谈判磋商，与15个国家签订协议书，上海道台自海关税务司收回主权。于是乃设由中西派员合组的“黄浦江浚治局”。辜鸿铭因议约之功，1905年9月被张之洞、周馥（继刘坤一之后任两江总督）推荐为浚浦局首任中方总办，这是辜鸿铭首次担任有实权的职位。辜鸿铭的一位同乡好友伍连德博士回忆说：“当时他担任黄浦江治河督办，这是一份有利可图的差事，总部设在上海，他时常唱马来西亚歌给我听，表示他还记得童年的日子。”虽然是有利可图的职位，但以他耿介而固执的性情，绝不假公济私以谋私利。不仅如此，他还为维护国家利益做了不少好事。浚浦局所用外国专家侵吞挖泥工程款徇私舞弊，辜鸿铭察觉后，核实其冒领款银16万多两，力议惩罚。但各国领事袒护西人，敷衍搪塞，说：“我辈均非工程专家，所察恐尚待考。”辜鸿铭立即出示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所获的工程师文凭，各国领事顿时相顾失色无言。旋呈江督周馥究办。周馥怕与外国打交道，以为小事，不必穷究了。但辜鸿铭却不，他叙其原委，列出证据，撰文给《字林西报》宣布，《字林西报》不敢刊登，又改投《北华捷报》，终于向世人公布。其戆直若是！又有一事，与此案几乎同时，德国轮船在江阴江面撞沉中国货船，百姓禀官索赔，周馥命辜鸿铭与在沪德国领事协议，没有结果。辜拟延请律师，诉诸法律解决，他暗中访各国领事，皆以为讼于德国法律无益，乃定用公断法，西方请局外人为证，通过详察事实，辜鸿铭折冲其间，终于迫使德国赔偿中国民船的损失。
他全面地分析义和团事件形成的原因，要求西方列强保护两宫，不干涉中国内政，这是辜鸿铭秉承刘坤一、张之洞所授的旨意参以自己的意见向外发表的关于义和团事的“声明”。
辜鸿铭的一系列有关文章集为《尊王篇》，影响较大。在《尊王篇释疑解祸论》中他说：
当此北方事变，中外交讧，其间世故纷乱已极，无从排解，故各国议论，咸谓非以兵力从事断难理喻……或问余曰：“然则今日之事果尚可解乎？”余曰：“可解。”盖两江刘制军偕湖广张制军，深知各国并无仇视中国之意，故仍联合长江及各省疆臣，力任保护外人之责，俾各国亦知中国并无拒绝外人之心，以待转圜。惟以目下情形而论，则全局要着在乎先定民心，其道有二：一、各国亟宜及早宣布此次联军进兵，除救护使馆外，无有他意，并将待中国宗旨共同议定，宣布于中国人民，咸使明白无疑；二、各国如无贪取中国土地之心，且不任管辖中国人民之责，则急需布告中国人民，此次联军入京，必保两宫必尊必敬，毫无他意。
义和团事件之起，实由慈禧肇其祸端，这是中外人士一致的共识。康有为屡有文章揭露慈禧。辜鸿铭针对康有为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攻击慈禧的文字而逐条辩驳，企图曲为慈禧开脱罪责。他说：
近年因乱萌皆由康党散布谣言，诽谤皇太后，煽惑人心，各报馆从而附和之，故各西报亦有不满意于皇太后之词，因此各国使臣有猜疑朝廷袒匪不保外人之意，以致中国政府处处掣肘，遂有此变，此须辨明者一；各西报惑于康党之说，至谓大小官员有与康党相通之意，然各督抚及绅衿实无不以康党为乱民，仇之不暇，岂有信之之理，此须辨明者二；各西报因康党之言以为皇太后训政不合中国向来国制，其实此事无所窒碍，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此须辨明者三；康党所播种种谣言全无影响，此须辨明者四。以上各说皆谨述二制军（即刘坤一、张之洞）之意也。
这是鉴于当时由于战争，社会陷入完全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而极力维护慈禧统治地位的做法，他认为，必须有一个铁腕人物来维持这个纷乱的局面。辜鸿铭的意思是：正是由于康有为在各报上公开抨击慈禧太后仇视向西方学习，仇视维新，幽禁光绪而垂帘听政，导致了西方人士对慈禧的“猜忌不满”，认为慈禧仇视西方一切人，并进而“袒护”抵抗八国侵略军的义和团，因此导致中外的猜忌矛盾发生战争，把这场灾难的原因归罪于康有为身上。其实辜鸿铭对慈禧太后并不心存无条件的赞扬。如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为慈禧诞辰而举行万寿会上，邀请各国领事，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大唱《爱国歌》，而辜鸿铭敢于当着多人面，编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爱民歌”来讽刺慈禧，使座客为之哗然。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在这里为慈禧所作的辩护呢？盖在当时，义和团已势如烈火不可扑灭，剿之则会激起全国的反抗，清政府难逃灭顶之灾；纵之则与八国联军拼命，西方列强并起大举入侵，清政府仍然难逃灭顶之灾，清朝已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能够驾驭这种局势的，不是光绪皇帝，而只有慈禧。慈禧以她惯用的两面派伎俩和玩弄权术的经验，她知道：“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对付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来对付洋人，同时也是借洋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的势力。另一方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派荣禄暗中保护外使馆，又用谄媚的面孔来对外国“声明”：“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料所及。”因此“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明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相机设法自行惩办。”并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设使没有慈禧太后这个惯于借刀杀人玩弄两面派伎俩的人，清廷这种局面还真是不可收拾。那时的辜鸿铭当然还看不出慈禧这种险恶的用心，只是对她这种“谋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慈禧的态度也许是辜鸿铭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英雄崇拜”的具体体现吧。辜氏对慈禧“盛德崇功”拳拳服膺的是“即如削平发捻（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一节，当时匪踪蔓延13省，大局糜烂几难收拾；又值文宗（咸丰帝）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复致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故当时将相同心翊戴，尽瘁驱驰。
曾文正遂以湘军奋起，重奠山河，是以中外臣民无不服皇太后之庙算也”。正因为此，他要千方百计地为慈禧辩白，寻求证据来说明慈禧并不是仇视西人。辜鸿铭揪住康有为不久前在《字林西报》上的又一文章大发议论：“殊不知近日《字林报》刻有康有为之论一篇，訾议皇太后及朝臣萎靡不振，遇西人惟知阿谀逢迎而已，此篇文字西人谅皆见之，其人之反复无常已可概见……向来西人之疑皇太后，皆以为不喜西人，不用西法，莫不由康党散播谣言而起也。乃康有为反有《字林报》所刻之议论，则其前后自相矛盾不辩自明。”其实康有为以前批判慈禧仇视西人西法是一事，是指慈禧仇视维新变法，屠杀变法人士而言的。现在抨击慈禧遇西人惟知一味逢迎又是一事，是驳斥慈禧向列强投降求和而言的。前后不同，但并不矛盾，正是揭露慈禧两面派的丑态。但辜鸿铭混为一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骂康有为是所谓“豺虎不食者，殆其人矣”。他从曾任宁波英国领事翟理斯所著《古今名人谱》中找出“皇太后不仇视西人，不固执旧法”的证据。他的这几个“证据”：一是1861年与英国议和，使数十年来，中外能够“相安”；二是向来朝廷大臣与各国驻京使节不大往来，事多隔膜，而近来慈禧两次召公使夫人入宫进见，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是慈禧欲朝廷知外国情形，谕光绪帝学习英文，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他还特意补充一条，刘坤一、张之洞两制军不奉宣战诏，策划江南五省独立，与外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保护外国使馆与中外商民，也是慈禧的“功劳”。他认为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
盖甲午以后泥古图新，各有偏执，门户之见，于是大分。尔时翁同龢最为泥古，及受甲午之创，忽又轻率图新，误认辩言乱政之康有为为奇才，力荐于朝而用之，遂致有戊戌之变。惟皇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即黜翁同龢诸臣以去其祸，定康有为罪案，而戮其死党以谢天下。
辜鸿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所以系赖者，惟皇太后耳。”
辜鸿铭这样为慈禧开脱，是《春秋》尊王之旨在他身上的体现，他的看法很难使人苟同，但是他却不是完全狭隘的愚忠，人们必须承认他同当时一般的主和派是不太一样的。他甚至与张之洞、刘坤一看法不同。在前者无不把义和团当做“拳匪”当作“乱民”，而辜鸿铭则对义和团作具体的分析，义正词严地说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干涉，才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对此西方人不能推卸其应负的责任，他在这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总而言之，团民之所以变为匪类者，一则由教士不能约束教民，致多龃龉；一则由铁路开创，洋工麇集，致内地民情不安。又各国公使误信浮言，疑皇太后袒匪干预一切……殆拳匪扰及京城，传来一信，忽然决裂者，因有西人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也。自王公以下，一闻此信，始各抱义愤，同时皆起，欲与西人为难，此朝廷所以不能抑制也。由此观之，中国人民之所以与西人为难，其中至重大之事，盖因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至西人所以征兵来中国者，则因公使被困京城，急来救护也。苟欲开议释兵定和，必须从两事入手：西人使馆之困，中国已竭力保护，并苦心设法救济，是中国已尽其在我之责，西人可以无虑矣；至中国之所虑者，务望西人将尊敬两宫，并请勿使归政之说宣布中外，以安戢民心，则兵戈息矣。假使各国不尊敬两宫，四海人民必为不服，以后事机不可逆料。
这篇文章持论不一定正确，有矫枉过正之处，过于美化慈禧，有些地方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在当时人们对义和团没有认识，指为“乱民”、“拳匪”的时候，辜鸿铭却肯定了义和团正义的一面，肯定义和团“尊王”的精神，也就是说义和团的行动是民族传统“忠义”的体现。这最后的几句话在彬彬有礼中含有不屈的傲骨；他的态度很强硬，不卑不亢。这是他根据刘坤一、张之洞两制军之意向外国列强发出的“声明”，其实更是代表他的意见和态度。中国绝不会在联军的压迫下屈服，他以张之洞、刘坤一的名义向世界发出声明，确实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一不小的威慑力。所以《清史稿辜鸿铭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夏敬观《国史拟传》曰：“庚子拳乱由慈禧太后谋废立不遂所召，各国责言交至，群情且有冀假外势阻太后复干政者。汤生作《尊王篇》，谓教案激民愤，各国宜自反，引用西哲语及西史事实，抵其隙以折之。凡此之类虽助长守旧遏新机，要亦能不屈己以尊国体也。”虽然现在看来辜鸿铭的文章观点有问题，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危，竟不计个人的官守与言责，挺身而出向世人仗义执言，这是难能而可贵的。在私下里或公开场合，辜鸿铭还作英文诗歌颂义和团，虽然对积极主战的顽固分子端王载漪也给了歌颂。
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认为，义和团运动的意义是中国人民抵挡现代物质文明，拯救保护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的义举。在《尊王篇》中他说：“中国的优秀长裤汉--义和团们不得不像他们的法团兄弟1789年所做的那样，向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应当把他们当作人类大家庭的手足兄弟。”他用这个不恰当的类比说明的是义和团并不是欧洲人和“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其挚友。“自1789年在巴黎出现最糟糕的‘大拳匪’（Great Boxer指法国长裤汉--引者注）以来，这种真正的欧洲文明一直在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真正的欧洲文明”正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或儒教中的“一视同仁”。辜鸿铭赋予了义和团崇高的意义。因此，有些外国人还把辜氏的《总督衙门来书》誉为“中华民族主义宣言”。
1901年9月9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向各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三十四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本息合计9亿8千200多万两。
《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内有规定中外合资疏浚黄浦江航道一款，朝野人士深感主权旁落的屈辱。张之洞不满约中规定要中方出资而不许派员参与，于是派辜鸿铭同各国驻沪领事谈判，中国自愿担负所有经费以维护主权。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谈判磋商，与15个国家签订协议书，上海道台自海关税务司收回主权。于是乃设由中西派员合组的“黄浦江浚治局”。辜鸿铭因议约之功，1905年9月被张之洞、周馥（继刘坤一之后任两江总督）推荐为浚浦局首任中方总办，这是辜鸿铭首次担任有实权的职位。辜鸿铭的一位同乡好友伍连德博士回忆说：“当时他担任黄浦江治河督办，这是一份有利可图的差事，总部设在上海，他时常唱马来西亚歌给我听，表示他还记得童年的日子。”虽然是有利可图的职位，但以他耿介而固执的性情，绝不假公济私以谋私利。不仅如此，他还为维护国家利益做了不少好事。浚浦局所用外国专家侵吞挖泥工程款徇私舞弊，辜鸿铭察觉后，核实其冒领款银16万多两，力议惩罚。但各国领事袒护西人，敷衍搪塞，说：“我辈均非工程专家，所察恐尚待考。”辜鸿铭立即出示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所获的工程师文凭，各国领事顿时相顾失色无言。旋呈江督周馥究办。周馥怕与外国打交道，以为小事，不必穷究了。但辜鸿铭却不，他叙其原委，列出证据，撰文给《字林西报》宣布，《字林西报》不敢刊登，又改投《北华捷报》，终于向世人公布。其戆直若是！又有一事，与此案几乎同时，德国轮船在江阴江面撞沉中国货船，百姓禀官索赔，周馥命辜鸿铭与在沪德国领事协议，没有结果。辜拟延请律师，诉诸法律解决，他暗中访各国领事，皆以为讼于德国法律无益，乃定用公断法，西方请局外人为证，通过详察事实，辜鸿铭折冲其间，终于迫使德国赔偿中国民船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