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江南五省独立及攘外思想
就在慈禧太后在北京宣战以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拥有地方实力的封疆大吏却联合起来，对宣战诏拒不执行，他们与上海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策划了江南五省的“独立”。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盛宣怀从一开始就主张对义和团实行“痛剿”，严厉镇压。多次上奏，劝慈禧改变主意，消灭义和团，以免“养痈成患，滋蔓难图”。当宣战诏下来，鼓励各省民众焚教堂，杀教民，各省疆吏不知所措时，李鸿章首先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刘坤一、张之洞也扣压慈禧的谕旨，以“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张之洞深恐这样一来，战火蔓延到南方以至全国，会导致苍生重遭涂炭，国家破亡。一连数夜不寐，个别谈话垂询，团体会议磋商。盛宣怀、沈瑜庆，何嗣焜、沈曾植等提出东南互保建议。辜鸿铭向张之洞提出，以“独立”这种形式，不奉宣战诏命，与列强使馆互保，暂作缓冲，可以避免敌人乘虚而入广州、上海，并深入武汉腹地，扰乱中原。一方面可乘机整军备战，并唤引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
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北京已陷入混乱状态，各国驻华公使被困在北京，这时上海成为外交中心，驻上海英国代理总领事霍必澜成为各国领事的领袖，他们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将海军兵舰驶入吴淞口，令海军陆战队登陆布防，在租界戒严，随时注意南方各省的动态，防止列强入兵，一方面阻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保全帝国主义和清室官僚在南方的利益。在这种相互利用的共同目的下，列强担心义和团的战火会蔓延到江南，吞没他们。上海英国代理总领事霍必澜取得英政府的同意后，向刘坤一、张之洞分别提出保证，如果他们决心维持秩序，他们将得到英国在华海军的支持。张之洞也同李鸿章策划两广独立一样，想策划江南独立，但恐致朝廷误会，重遭严谴，拿不定主意。经刘、张的几度密商，他们同意了霍必澜的建议。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盛宣怀也竭力劝说刘、张与上海各国领事签约，成立东南互保。1900年6月下旬，张之洞委托辜鸿铭由武昌到上海参与协商此事，可能是协助盛宣怀与余联沅以及各省候补道台，或为他们的翻译与参谋。由辜鸿铭出面与英国总领事打交道。辜鸿铭擅长外语，深谙西方政治，善于辩论，而又态度强硬。据沈来秋说，辜鸿铭到上海后，见人就发表意见。他先骂外国人不应该欺负中国人，义和团事件完全是外国人侵略压迫中国人造成的。他说有些洋人被仇杀（如克林德），其责任应由洋人负担。他骂教堂、骂教士，说这些都是导致祸乱的原因。他与英国总领事晤谈三次。前两次英国人都是听他滔滔不绝对义和团事件发表长篇的评论，当着英国总领事的面骂洋人和洋教。到第三次才接触到正题，最后由盛宣怀与余联沅为代表向驻上海各国领事提出所谓的《中外互保章程》9条，主要内容有：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他们不顾清政府的宣战谕旨，刘坤一致张之洞电文中说：“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李鸿章在两广都达成协议，实行了互不相扰的稳定局面。东南互保的地区后来逐渐扩大，除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外，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也陆续参加进来，总数近全国之半。对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对稳定当时这些地区的社会局势，减少生灵涂炭，这是一个明白的事实。
自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后，德皇疯狂誓师出兵中国。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大举入侵。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携载恬等仓皇出逃到西安。联军言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清政府派庆王奕劻与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因此，据兆文钧回忆说辜鸿铭被张之洞推荐到北京，参加议和之事。张之洞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素不相同，尤其是对国家主权上。李鸿章对外一味委曲求全，屈膝求和，处处为了稳定清朝统治而不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在甲午战争时即以失败与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被唾骂，以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半生名节，描画都尽”，现在又从两广总督升任议和全权大臣，尤其是李鸿章亲俄的倾向，更令张之洞、刘坤一深感不安，所以，张之洞要有个心腹参加议和，临行前他嘱辜鸿铭：“现在皇上皇太后圣驾西安，宗庙、社稷为重。你要在王爷、中堂面前，把国内外形势，利害轻重，婉言陈诉给他们听。然亦不可过分丧权辱国，当争则争，当让则让。如果王爷、中堂不以汝言为然，只好打破一切顾虑，与王爷、中堂力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此其时也！无论如何，亦不能断送国家于一二人之手。”
张之洞派辜鸿铭到北京去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点设想，一是因为辜鸿铭在德国留过学，精通德国及英、法等欧洲的语言与政治、军事情况，具有对外交涉的才能。其对西方的精通在全国并不多见。二是因为辜鸿铭作为张之洞--也许还有清政府对外宣传的喉舌，已经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如《尊王篇》等，投往《日本邮报》或上海《字林西报》或国外刊物，如前所述对教案的意见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此时，辜鸿铭还不停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三是把辜鸿铭作为他的一个内线人物安排到北京，张之洞可以利用辜鸿铭来表达自己对谈判签约的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李鸿章亲俄与委曲求和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据说辜鸿铭在欧洲时曾与瓦德西相识。在当时瓦德西拒不开谈，坚持要索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罪魁，为克林德偿命的情况下，利用辜鸿铭与瓦德西这点旧交的关系，也许多少会有一点作用。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系追忆辜氏生前对他讲的故事而连缀成文的，其中有叙述到辜鸿铭早年到法国留学时，住在一位巴黎名妓家中，结交了一位常到这位名妓家来送东西的小贩，并应名妓要求，教过这位小贩德文和其他知识，这位当时的小贩就是此时成为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因此，辜鸿铭在谈判时私下与瓦德西会见，利用瓦德西在联军中活动，降低中国的赔款数额。关于这段历史的是非，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他非考证》、陈勇勤《〈辜鸿铭往事〉史事辨伪》曾提出质疑，认为是伪作，理由集中在两点。一是辜鸿铭不可能与瓦德西相识。理由是两人年龄相差悬殊，瓦德西生于1832年，比辜鸿铭长二十五岁，没有结为朋友的可能，他们的经历也没有相同之处，身份也不相同，辜鸿铭在法国留学时，只是一位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而出身贵族的瓦德西正任着德驻法国大使，既不是辜鸿铭所说的小贩，也不可能向辜鸿铭学习。二是辜鸿铭没有参加《辛丑条约》的签订。朱文说，辜鸿铭在1907年张之洞入阁并兼军机大臣时把他带往北京之前，足迹只在鄂苏二省及上海租界，未尝到过北京（其实辜在其间多次到过北京，从他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即可知1895、1896、1902年皆到过北京）。陈文的依据是辜鸿铭本人的文集中和参与议和的中外要员中没有谈到辜鸿铭事和名字。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质疑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还没有硬性的反证材料来说明兆文钧的文章为伪造。相反的倒可以提供一些旁证材料，证明辜鸿铭与瓦德西存在相识的可能性。
从时间上来看，辜鸿铭与瓦德西在巴黎有一段相同的时间。而这一位巴黎名妓极可能把两人拉到相同的地点。辜鸿铭一直住在这位名妓寓所，而到这位名妓寓所来的“那些客人都是政府官员、社会名流”，那么这位惯于拈花惹草风流贵族瓦德西会不会来拜访这位名妓呢？回答应当是有可能的。瓦德西的风流韵事很多。只要看一看曾孟朴的《孽海花》便知道瓦德西与赛金花的那段传闻，这在当时或稍后是喧腾人口的“瓦赛公案”，几乎是众口一词，连鲁迅先生在激动时也曾这样讲，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写到瓦德西与赛金花在北京时，故意突出瓦德西的年龄“已经五十八岁了”，说明两人并没有曾孟朴所说的以前的那种浪漫的幽会，但照旧写了联军统帅瓦德西在谈判时忙中偷闲与赛金花相弈棋的故事。《孽海花》、《续孽海花》虽然是小说，但却不是完全向壁造虚的“小说家言”。曾孟朴与张鸿都与书中的人物有许多交往，写的是亲见亲闻。曾孟朴的父亲曾子撰是书中男主人公金汮（即洪钧）的换帖兄弟，洪钧又是曾驻俄、德诸国的大使。张鸿也曾担任过外交官，他们的小说也都是写“真人真事”，虽然他们的“真人真事”要打些折扣，但毕竟有现实的依据或影子。同样《孽海花》也写到古冥鸿（即辜鸿铭）曾与赛金花有过交往。那么，辜鸿铭在谈判时，赛金花常来其寓所，探问和议的消息，辜鸿铭、瓦德西与赛金花对弈，也不是没有根据。二是辜氏与德国王室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我在前面曾引过他与德皇亲戚威廉福克斯是同学。另一主要证据是，义和团运动之前，德国皇太子游历东方到中国，清廷已在禁中备迎驻之所，德皇之弟亨利亲王致书辜鸿铭云：“从子年幼，多所未谙，观光上国，恳赐教诲，愿以子侄视之。”德皇太子未赴朝廷之宴，而亲自拜访辜氏，辜氏时旅次上海，专书送达，即假赵凤昌居处合宴德储，这层关系对他参与谈判与认识瓦德西，极有可能。再从辜鸿铭的交游中看，他拥有一大批外国朋友，在中国的西方人，如李提摩太、李佳白、赫德、尉礼贤等。其中赫德、尉礼贤、李佳白都与瓦德西间接相识有交往，不能否认与瓦德西相识的可能性。在《尊王篇》附录《中国札记》里，也有一节提到瓦德西，也说明他对瓦德西其人是了解的。当然像辜鸿铭这样爱信口开河的人的回忆录，夸饰渲染的成分一定是有的，恐还不少。如他说瓦德西当时是小贩，许是抬高自己当初身价，私下里瓦德西对他如何言听计从也不无夸张，这些具体的细节要打些折扣。但应注意这些“细节”都是“私下里”的，而不是谈判桌前公开的出头露面，所以他“参与谈判”其实也并非“参与”，应该理解为私下里做一些工作而已。
辜鸿铭对和谈是有信心的。他说：“我相信中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我的希望和信心是基于德国皇帝陛下那种虽然固执但不算心胸狭窄的坚强性格。……我也能理解陛下主张‘以武力威胁’的那篇演讲。陛下就像一个优秀的基督骑士，他将丁尼生（Tennyson）那句言简意赅的话告诉了他兄弟亨利亲王‘破异端而尊基督’。”（《中国札记（三）》第36则）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发表在1901年1月12日，和谈还未有结果，他已有了“预言”，而且对持“黄祸”和“瓜分”论的德国皇帝用了他对慈禧才有的尊敬口吻，可见辜鸿铭是深刻了解幕后情况的。
兆文钧曾任教于北大，与梁漱溟为同事，曾在辜鸿铭家学习达六七年之久，这是事实，所以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才挥笔为他写下了五百余字等于鉴定性质的“读后记”。不过，数十年前辜氏对他随口讲出的片断回忆，后来连缀成文，或许有些误记，或靠“再回忆”想象补充和参考其他材料是难免的，但基本内容是可信的。在没有更可靠的反驳论据之前，我们姑仍其说。关于这篇文章的真伪成分，我拟专文论之，此处不赘。
辜鸿铭分析当前的形势和八国联军内部的矛盾，认为应当拿出强硬的态度。他说：
中堂不必过分忧虑敌人强大，中国软弱，请看自江南五省独立宣言发出之后，又有山东等省采取联合行动，敌人气焰业已低落，因为敌人深知，他们联军进攻中国已激起各省封疆大吏联合起来。五省独立宣言不是独立而是备战，和他们作长期的战斗。以中国幅员之广大，他们的军队分配不开，不敢深入腹地。人民爱国热情激昂，由各省督抚、将军率领，与端王任纵拳民胡干不同。他们的些许军队，虽拥有枪炮武器，是无济于事的，经过持久战争，都得被消灭掉。这些国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都是欺负老实人。真和他们拼死到底，他们的气焰就消灭了。晚生在欧洲留学时，每和彼邦人士谈论起鸦片战争，他们无不为中国惋惜，说“欧洲不惧怕中国政府，怕的是中国人民，像广东省那样的人民，怕的是像林则徐那样的将领”。在我立于不败之地，在敌立于必败之地。
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虽然联军入侵，但五省独立有威慑力，并不惧怕联军，应拿出中国的强硬态度。而相反的，八国联军由于各自目的的不同，各有打算，钩心斗角，内部不团结，正可利用时机进一步瓦解。
联军各国互相敌视，矛盾重重。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解、无法团结之因素。远的不说，说近的：德国、法国为世仇，现在，法国和俄国联盟，其目的在压迫德国；英国与日本同盟，其目的在打击俄国。美国是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它的雄心是：第一步，夺取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独霸美洲；第二步，侵略东亚，与英、法、日俄争夺市场，平分秋色，瓜分中国；第三步，再向欧洲扩张，统治世界。综观联军八国，除奥地利、意大利二国没有实力不计外，只有德国还没有瓜分中国那么大野心。德人占据青岛，租借胶州湾，一则因为德国在中国没有根据地，没有商船往来，自己占有的良港，不能与英、法诸国为敌；再则因为他国不下手占领，也必为别国所占领，那样对于德国商业竞争更不利。田有禽，利执言。德国与其他诸国不仅为了在中国争夺商业市场而且还要占领我国之土地、瓜分中国不同。所以德国租借胶州湾，当然也是我国的敌人，同时，也是与其他诸国为敌。俄、法、德三国代我索还辽东，德国并没有像俄国那样赶走日本好独吞东三省的野心，德国不过借此略缓俄、法联盟之敌对情绪。所以在我国的酬报上，德国所得为最少，德国欣然接受，代我国索还辽东，英国为何不参加？但在俄国占有旅顺、大连湾时，英国扬言，俄国不以旅大为通商口岸，而据以自固作为海军根据地，当聚军舰击退之，却是为何？因为英国是日本的同盟国。综合上述情况，八国联军进攻我国，确是为了瓜分中国而来，与十字军东征不同，不然不会把奥地利、意大利二国也能拉拢在内。但是，联军各国内部矛盾很深！他们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很厉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找到开锁的钥匙--攻心战术，假借德人之手，从联军内部瓦解联军，外交问题不难迎刃而解。
辜鸿铭又说：
晚生在汉口，已向英、美各国著名报刊寄去我的文章，抨击欧美各国压迫中国政府太甚，才激怒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外国人。各国公使超越公使职权，擅调兵入中国首都--北京，已失公使之态，我国政府和人民焉能再以公使之礼待之？从海外传来消息，伦敦为之纸贵。足征真理流行世界，何况还有江南五省独立宣言的威力压在联军头上。他们不敢再像过去那样轻视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和四亿有组织的中国人作战，而不是和几千、几万乌合之众的团民作战；将和各省素孚众望的督抚、将军们较量，而不是和昏聩无知的端王和董福祥等人较量。等待他们的是全军覆没，不能再打英、法、日、德和俄罗斯侵略中国手到擒来的如意算盘，因为那是中国白给，不是他们战胜，中堂何忧何虑。不过议和之门未闭，自无庸掀起大规模的战争。
辜鸿铭这番分析是切中肯綮而富有远见的。他的目的是遵照张之洞的意见，敦促李鸿章拿出坚强的态度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但是李鸿章这个号称“老成谋国”的权臣，办事一味妥协退让，抱定投降主义，在他心目中，只要能求得八国联军退出，保全载漪父子的性命，使其免遭诛戮，就万事大吉了，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他都会签字。张之洞也迭电干议，大致是说：现在我们的死敌--英、法、日、俄--已被德、奥、美、意斗败，说明他们已看见我国的实力，不敢不作让步。我国历次对外政策失败，皆因廷臣昧于敌情，意见不统一，现在行在政府大权掌握在有胆有识的荣中堂（禄）手中，中堂有何顾虑，不敢遵照行在电谕，拿出强硬的态度？李鸿章看过一笑：“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也。”李鸿章把俄、英、法和日本提出的和约大纲十三条，某条当接受，某条不当接受，详细电告西安行在政府，行在政府回电谕示：所拟赔款4亿5千万两，太多，只允赔款2亿两。再多不能接受。十三条中第二条：“公禁输入制造军火之物资”；第五条：“大沽炮台及京津军备悉撤”；第六条：“各国可任指一地屯军，为京津之通路”必须取消，否则等于亡国。已饬江南独立五省与其他各省督抚作好战争准备，各督抚纷纷回电，随时可以挥师北上。
李鸿章阅过电文后说：“枢臣不明敌情，徒乱人意。”阅后即将电文撕毁。辜鸿铭说：“不明敌情者是中堂，不是枢臣，今联军八国之中，已有四国倒向我方，不惜采取分裂行动，中堂得无畏青史令名之玷乎？”李鸿章说：“辜先生以我为秦桧乎？”辜鸿铭不示弱地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因积劳死去，和议悉如李鸿章议签了字。
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北京已陷入混乱状态，各国驻华公使被困在北京，这时上海成为外交中心，驻上海英国代理总领事霍必澜成为各国领事的领袖，他们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将海军兵舰驶入吴淞口，令海军陆战队登陆布防，在租界戒严，随时注意南方各省的动态，防止列强入兵，一方面阻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保全帝国主义和清室官僚在南方的利益。在这种相互利用的共同目的下，列强担心义和团的战火会蔓延到江南，吞没他们。上海英国代理总领事霍必澜取得英政府的同意后，向刘坤一、张之洞分别提出保证，如果他们决心维持秩序，他们将得到英国在华海军的支持。张之洞也同李鸿章策划两广独立一样，想策划江南独立，但恐致朝廷误会，重遭严谴，拿不定主意。经刘、张的几度密商，他们同意了霍必澜的建议。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盛宣怀也竭力劝说刘、张与上海各国领事签约，成立东南互保。1900年6月下旬，张之洞委托辜鸿铭由武昌到上海参与协商此事，可能是协助盛宣怀与余联沅以及各省候补道台，或为他们的翻译与参谋。由辜鸿铭出面与英国总领事打交道。辜鸿铭擅长外语，深谙西方政治，善于辩论，而又态度强硬。据沈来秋说，辜鸿铭到上海后，见人就发表意见。他先骂外国人不应该欺负中国人，义和团事件完全是外国人侵略压迫中国人造成的。他说有些洋人被仇杀（如克林德），其责任应由洋人负担。他骂教堂、骂教士，说这些都是导致祸乱的原因。他与英国总领事晤谈三次。前两次英国人都是听他滔滔不绝对义和团事件发表长篇的评论，当着英国总领事的面骂洋人和洋教。到第三次才接触到正题，最后由盛宣怀与余联沅为代表向驻上海各国领事提出所谓的《中外互保章程》9条，主要内容有：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他们不顾清政府的宣战谕旨，刘坤一致张之洞电文中说：“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李鸿章在两广都达成协议，实行了互不相扰的稳定局面。东南互保的地区后来逐渐扩大，除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外，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也陆续参加进来，总数近全国之半。对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对稳定当时这些地区的社会局势，减少生灵涂炭，这是一个明白的事实。
自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后，德皇疯狂誓师出兵中国。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大举入侵。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携载恬等仓皇出逃到西安。联军言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清政府派庆王奕劻与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因此，据兆文钧回忆说辜鸿铭被张之洞推荐到北京，参加议和之事。张之洞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素不相同，尤其是对国家主权上。李鸿章对外一味委曲求全，屈膝求和，处处为了稳定清朝统治而不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在甲午战争时即以失败与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被唾骂，以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半生名节，描画都尽”，现在又从两广总督升任议和全权大臣，尤其是李鸿章亲俄的倾向，更令张之洞、刘坤一深感不安，所以，张之洞要有个心腹参加议和，临行前他嘱辜鸿铭：“现在皇上皇太后圣驾西安，宗庙、社稷为重。你要在王爷、中堂面前，把国内外形势，利害轻重，婉言陈诉给他们听。然亦不可过分丧权辱国，当争则争，当让则让。如果王爷、中堂不以汝言为然，只好打破一切顾虑，与王爷、中堂力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此其时也！无论如何，亦不能断送国家于一二人之手。”
张之洞派辜鸿铭到北京去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点设想，一是因为辜鸿铭在德国留过学，精通德国及英、法等欧洲的语言与政治、军事情况，具有对外交涉的才能。其对西方的精通在全国并不多见。二是因为辜鸿铭作为张之洞--也许还有清政府对外宣传的喉舌，已经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如《尊王篇》等，投往《日本邮报》或上海《字林西报》或国外刊物，如前所述对教案的意见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此时，辜鸿铭还不停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三是把辜鸿铭作为他的一个内线人物安排到北京，张之洞可以利用辜鸿铭来表达自己对谈判签约的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李鸿章亲俄与委曲求和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据说辜鸿铭在欧洲时曾与瓦德西相识。在当时瓦德西拒不开谈，坚持要索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罪魁，为克林德偿命的情况下，利用辜鸿铭与瓦德西这点旧交的关系，也许多少会有一点作用。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系追忆辜氏生前对他讲的故事而连缀成文的，其中有叙述到辜鸿铭早年到法国留学时，住在一位巴黎名妓家中，结交了一位常到这位名妓家来送东西的小贩，并应名妓要求，教过这位小贩德文和其他知识，这位当时的小贩就是此时成为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因此，辜鸿铭在谈判时私下与瓦德西会见，利用瓦德西在联军中活动，降低中国的赔款数额。关于这段历史的是非，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他非考证》、陈勇勤《〈辜鸿铭往事〉史事辨伪》曾提出质疑，认为是伪作，理由集中在两点。一是辜鸿铭不可能与瓦德西相识。理由是两人年龄相差悬殊，瓦德西生于1832年，比辜鸿铭长二十五岁，没有结为朋友的可能，他们的经历也没有相同之处，身份也不相同，辜鸿铭在法国留学时，只是一位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而出身贵族的瓦德西正任着德驻法国大使，既不是辜鸿铭所说的小贩，也不可能向辜鸿铭学习。二是辜鸿铭没有参加《辛丑条约》的签订。朱文说，辜鸿铭在1907年张之洞入阁并兼军机大臣时把他带往北京之前，足迹只在鄂苏二省及上海租界，未尝到过北京（其实辜在其间多次到过北京，从他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即可知1895、1896、1902年皆到过北京）。陈文的依据是辜鸿铭本人的文集中和参与议和的中外要员中没有谈到辜鸿铭事和名字。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质疑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还没有硬性的反证材料来说明兆文钧的文章为伪造。相反的倒可以提供一些旁证材料，证明辜鸿铭与瓦德西存在相识的可能性。
从时间上来看，辜鸿铭与瓦德西在巴黎有一段相同的时间。而这一位巴黎名妓极可能把两人拉到相同的地点。辜鸿铭一直住在这位名妓寓所，而到这位名妓寓所来的“那些客人都是政府官员、社会名流”，那么这位惯于拈花惹草风流贵族瓦德西会不会来拜访这位名妓呢？回答应当是有可能的。瓦德西的风流韵事很多。只要看一看曾孟朴的《孽海花》便知道瓦德西与赛金花的那段传闻，这在当时或稍后是喧腾人口的“瓦赛公案”，几乎是众口一词，连鲁迅先生在激动时也曾这样讲，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写到瓦德西与赛金花在北京时，故意突出瓦德西的年龄“已经五十八岁了”，说明两人并没有曾孟朴所说的以前的那种浪漫的幽会，但照旧写了联军统帅瓦德西在谈判时忙中偷闲与赛金花相弈棋的故事。《孽海花》、《续孽海花》虽然是小说，但却不是完全向壁造虚的“小说家言”。曾孟朴与张鸿都与书中的人物有许多交往，写的是亲见亲闻。曾孟朴的父亲曾子撰是书中男主人公金汮（即洪钧）的换帖兄弟，洪钧又是曾驻俄、德诸国的大使。张鸿也曾担任过外交官，他们的小说也都是写“真人真事”，虽然他们的“真人真事”要打些折扣，但毕竟有现实的依据或影子。同样《孽海花》也写到古冥鸿（即辜鸿铭）曾与赛金花有过交往。那么，辜鸿铭在谈判时，赛金花常来其寓所，探问和议的消息，辜鸿铭、瓦德西与赛金花对弈，也不是没有根据。二是辜氏与德国王室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我在前面曾引过他与德皇亲戚威廉福克斯是同学。另一主要证据是，义和团运动之前，德国皇太子游历东方到中国，清廷已在禁中备迎驻之所，德皇之弟亨利亲王致书辜鸿铭云：“从子年幼，多所未谙，观光上国，恳赐教诲，愿以子侄视之。”德皇太子未赴朝廷之宴，而亲自拜访辜氏，辜氏时旅次上海，专书送达，即假赵凤昌居处合宴德储，这层关系对他参与谈判与认识瓦德西，极有可能。再从辜鸿铭的交游中看，他拥有一大批外国朋友，在中国的西方人，如李提摩太、李佳白、赫德、尉礼贤等。其中赫德、尉礼贤、李佳白都与瓦德西间接相识有交往，不能否认与瓦德西相识的可能性。在《尊王篇》附录《中国札记》里，也有一节提到瓦德西，也说明他对瓦德西其人是了解的。当然像辜鸿铭这样爱信口开河的人的回忆录，夸饰渲染的成分一定是有的，恐还不少。如他说瓦德西当时是小贩，许是抬高自己当初身价，私下里瓦德西对他如何言听计从也不无夸张，这些具体的细节要打些折扣。但应注意这些“细节”都是“私下里”的，而不是谈判桌前公开的出头露面，所以他“参与谈判”其实也并非“参与”，应该理解为私下里做一些工作而已。
辜鸿铭对和谈是有信心的。他说：“我相信中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我的希望和信心是基于德国皇帝陛下那种虽然固执但不算心胸狭窄的坚强性格。……我也能理解陛下主张‘以武力威胁’的那篇演讲。陛下就像一个优秀的基督骑士，他将丁尼生（Tennyson）那句言简意赅的话告诉了他兄弟亨利亲王‘破异端而尊基督’。”（《中国札记（三）》第36则）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发表在1901年1月12日，和谈还未有结果，他已有了“预言”，而且对持“黄祸”和“瓜分”论的德国皇帝用了他对慈禧才有的尊敬口吻，可见辜鸿铭是深刻了解幕后情况的。
兆文钧曾任教于北大，与梁漱溟为同事，曾在辜鸿铭家学习达六七年之久，这是事实，所以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才挥笔为他写下了五百余字等于鉴定性质的“读后记”。不过，数十年前辜氏对他随口讲出的片断回忆，后来连缀成文，或许有些误记，或靠“再回忆”想象补充和参考其他材料是难免的，但基本内容是可信的。在没有更可靠的反驳论据之前，我们姑仍其说。关于这篇文章的真伪成分，我拟专文论之，此处不赘。
辜鸿铭分析当前的形势和八国联军内部的矛盾，认为应当拿出强硬的态度。他说：
中堂不必过分忧虑敌人强大，中国软弱，请看自江南五省独立宣言发出之后，又有山东等省采取联合行动，敌人气焰业已低落，因为敌人深知，他们联军进攻中国已激起各省封疆大吏联合起来。五省独立宣言不是独立而是备战，和他们作长期的战斗。以中国幅员之广大，他们的军队分配不开，不敢深入腹地。人民爱国热情激昂，由各省督抚、将军率领，与端王任纵拳民胡干不同。他们的些许军队，虽拥有枪炮武器，是无济于事的，经过持久战争，都得被消灭掉。这些国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都是欺负老实人。真和他们拼死到底，他们的气焰就消灭了。晚生在欧洲留学时，每和彼邦人士谈论起鸦片战争，他们无不为中国惋惜，说“欧洲不惧怕中国政府，怕的是中国人民，像广东省那样的人民，怕的是像林则徐那样的将领”。在我立于不败之地，在敌立于必败之地。
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虽然联军入侵，但五省独立有威慑力，并不惧怕联军，应拿出中国的强硬态度。而相反的，八国联军由于各自目的的不同，各有打算，钩心斗角，内部不团结，正可利用时机进一步瓦解。
联军各国互相敌视，矛盾重重。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解、无法团结之因素。远的不说，说近的：德国、法国为世仇，现在，法国和俄国联盟，其目的在压迫德国；英国与日本同盟，其目的在打击俄国。美国是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它的雄心是：第一步，夺取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独霸美洲；第二步，侵略东亚，与英、法、日俄争夺市场，平分秋色，瓜分中国；第三步，再向欧洲扩张，统治世界。综观联军八国，除奥地利、意大利二国没有实力不计外，只有德国还没有瓜分中国那么大野心。德人占据青岛，租借胶州湾，一则因为德国在中国没有根据地，没有商船往来，自己占有的良港，不能与英、法诸国为敌；再则因为他国不下手占领，也必为别国所占领，那样对于德国商业竞争更不利。田有禽，利执言。德国与其他诸国不仅为了在中国争夺商业市场而且还要占领我国之土地、瓜分中国不同。所以德国租借胶州湾，当然也是我国的敌人，同时，也是与其他诸国为敌。俄、法、德三国代我索还辽东，德国并没有像俄国那样赶走日本好独吞东三省的野心，德国不过借此略缓俄、法联盟之敌对情绪。所以在我国的酬报上，德国所得为最少，德国欣然接受，代我国索还辽东，英国为何不参加？但在俄国占有旅顺、大连湾时，英国扬言，俄国不以旅大为通商口岸，而据以自固作为海军根据地，当聚军舰击退之，却是为何？因为英国是日本的同盟国。综合上述情况，八国联军进攻我国，确是为了瓜分中国而来，与十字军东征不同，不然不会把奥地利、意大利二国也能拉拢在内。但是，联军各国内部矛盾很深！他们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很厉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找到开锁的钥匙--攻心战术，假借德人之手，从联军内部瓦解联军，外交问题不难迎刃而解。
辜鸿铭又说：
晚生在汉口，已向英、美各国著名报刊寄去我的文章，抨击欧美各国压迫中国政府太甚，才激怒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外国人。各国公使超越公使职权，擅调兵入中国首都--北京，已失公使之态，我国政府和人民焉能再以公使之礼待之？从海外传来消息，伦敦为之纸贵。足征真理流行世界，何况还有江南五省独立宣言的威力压在联军头上。他们不敢再像过去那样轻视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和四亿有组织的中国人作战，而不是和几千、几万乌合之众的团民作战；将和各省素孚众望的督抚、将军们较量，而不是和昏聩无知的端王和董福祥等人较量。等待他们的是全军覆没，不能再打英、法、日、德和俄罗斯侵略中国手到擒来的如意算盘，因为那是中国白给，不是他们战胜，中堂何忧何虑。不过议和之门未闭，自无庸掀起大规模的战争。
辜鸿铭这番分析是切中肯綮而富有远见的。他的目的是遵照张之洞的意见，敦促李鸿章拿出坚强的态度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但是李鸿章这个号称“老成谋国”的权臣，办事一味妥协退让，抱定投降主义，在他心目中，只要能求得八国联军退出，保全载漪父子的性命，使其免遭诛戮，就万事大吉了，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他都会签字。张之洞也迭电干议，大致是说：现在我们的死敌--英、法、日、俄--已被德、奥、美、意斗败，说明他们已看见我国的实力，不敢不作让步。我国历次对外政策失败，皆因廷臣昧于敌情，意见不统一，现在行在政府大权掌握在有胆有识的荣中堂（禄）手中，中堂有何顾虑，不敢遵照行在电谕，拿出强硬的态度？李鸿章看过一笑：“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也。”李鸿章把俄、英、法和日本提出的和约大纲十三条，某条当接受，某条不当接受，详细电告西安行在政府，行在政府回电谕示：所拟赔款4亿5千万两，太多，只允赔款2亿两。再多不能接受。十三条中第二条：“公禁输入制造军火之物资”；第五条：“大沽炮台及京津军备悉撤”；第六条：“各国可任指一地屯军，为京津之通路”必须取消，否则等于亡国。已饬江南独立五省与其他各省督抚作好战争准备，各督抚纷纷回电，随时可以挥师北上。
李鸿章阅过电文后说：“枢臣不明敌情，徒乱人意。”阅后即将电文撕毁。辜鸿铭说：“不明敌情者是中堂，不是枢臣，今联军八国之中，已有四国倒向我方，不惜采取分裂行动，中堂得无畏青史令名之玷乎？”李鸿章说：“辜先生以我为秦桧乎？”辜鸿铭不示弱地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因积劳死去，和议悉如李鸿章议签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