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反洋教运动--辜鸿铭的反洋教思想
辜鸿铭在认定了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之后，便毕生致力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人民精神的事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不仅是经济上赤裸裸的掠夺，更深层意义上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践踏。辜鸿铭以他犀利的笔锋向全世界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尽管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动机无疑是善良的，立论也是深刻的。这是辜鸿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贡献。
清政府由于其软弱与腐败，导致外交上处处被动，屡屡失败，靠割地赔款以换取暂时的苟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是借助于洋枪巨舰发动直接的战争，另一则是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在洋枪洋炮的翼护下以传教为名，实行间接的掠夺与统治。后者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这正如英国诺尔斯所说：“事实证明，传教士是英国了不起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它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作。”传教士仗着他们武力的后盾，对整个中国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与侵略，虽然在传播文化、兴办教育上有一些积极作用，但主要的剥削性质却没有改变。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侵略中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从1840-1900年全国发生的大大小小教案400余起。这些外国传教士有的强占民房、霸占土地；有的勾结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有的目无中国法纪胡作非为，侮辱中国官员，干涉中国内政以至开枪杀人；有的不尊重中国风俗习惯，强行传教或侵占、毁坏中国庙宇；甚至有的借办育婴堂、孤儿院扼杀幼儿、拐卖儿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起而自卫。每次教案的发生，传教士都受到外国军舰赤裸裸的武力支持，列强在“炮舰政策”的支持下迫使清政府惩处中国人民，答应一切无理的赔偿要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91年前后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这年4月，扬州人民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五六千平民包围教堂，被清政府派兵强行驱散、镇压。5月，芜湖人民因教会迷拐幼童而焚毁教堂，包围英国领事馆，发生芜湖教案。6月，湖北广济县武穴镇人民反对教会贩卖婴儿，焚毁教堂，杀死一名英国传教士。在英德两国威胁下，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处分地方官1名，捕杀民众2人，判7人徒刑，赔白银6.5万两结案。9月，湖北宜昌人民反对法国传教士拐卖幼童和美国传教士开枪伤人，焚毁英、美、法教堂，是谓“宜昌教案”。英、美、法等九国公使联合威胁清政府，各国军舰驶至武昌汉口进行武力威胁。张之洞判处12人徒刑，赔款175771两白银结案。这些反洋教的怒火很快扩大到苏、浙、皖、赣、鄂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有外国教堂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竟有一县而焚毁数处者”。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美国国会报告，“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重庆、镇江、扬州、汉口及芜湖都受到它的祸害”，“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
这些教案，大多发生在张之洞管辖的范围内，张之洞明知这是中国人民不堪忍受外国传教士的压迫而自发的义举，但是，作为一个清朝的封疆大吏，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和尽量减少涉外事件的目的，又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帝国主义列强往往以教案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借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法国利用1856年的西林教案为借口而发动的，英国在1876年也是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的。张之洞因这样的前车之鉴不敢堂堂正正地维护中国的尊严和保护教案中的百姓，自然有他的苦衷。但对于无名无位的辜鸿铭来说却没有这些顾虑，他能理解府主的难言之隐，又激于中华民族的正义，敢于仗义执言。他用英文写成专论，从纯客观的角度分析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公开目标和种种为所欲为的行动，逐项加以指责，立论公允，事实确凿，义正辞严，送刊于上海《字林西报》，其文一经刊出，不仅为国人大伸屈抑之气，而且传之海外，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以评论，立即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响，许多英国人士对列强挟武器力量、借不平等条约种种特权在次殖民地为所欲为视为当然的侵略行径感到激愤、震怒，直接投书公开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在当时，国际舆论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他们以强盗的逻辑，不仅未对教案给以公正的批判，反而指责是中国人的不是，从而蛊惑西方人民的仇华情绪。在列强歪曲事实不愿说，中国慑于威力不敢说，西方人民因受蒙蔽不曾说的情况下，一位中国人敢于用英文向世界提出公开的控诉，呼吁公平与正义，辜鸿铭的言论无异于空谷足音甚至晴天霹雳。所以，辜鸿铭--这位西方培植起来的原冀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工具的中国人--其民族尊严与正义感，赢得西方人士的好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高潮，是长期以来此起彼伏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义和团在山东开始掀起反帝斗争，烧毁教堂，震动山东、直隶（河北）、江苏等地。清政府先后派毓贤、袁世凯为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但义和团的反帝怒火已在山东、河北等地燃起，已非一时所能扑灭。从1898-1900年初，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义和团从山东、河北向北发展直趋北京、天津，尽管义和团内混进地主绅士或下级官吏，成分较复杂，但在反洋教反帝国主义上还是一致的。他们并不希望去夺取清朝的政权，而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风起云涌地到北京与天津，也是为了把外国侵略者传教士统统驱逐、杀光。因此，清政府内部在对待义和团是“抚”或是“剿”，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与激烈争论。义和团是“义民”还是“匪”，对待义和团是“抚”还是“剿”？一派认为义和团是义民，对于统治阶级是好事，至少不是很坏的事。另一派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乱民，极危险。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的荣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和端王载漪，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等主“抚”。太常寺卿袁昶，继毓贤后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直隶总督裕禄主“剿”，封疆大吏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也持这种观点。主“剿”主“抚”两派相持不下。但义和团已经逼近北京、天津，造成了近于无法控制的强大压力。摆在慈禧太后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听从西方列强的要求，以至于依靠外国力量来镇压义和团求得国内的“太平”，与外国侵略者罢兵。这是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意见，但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全国性的义和团运动中，搞不好会有灭顶之灾。另一条路是暂时稳住义和团以徐图解决办法。慈禧太后显然以为后者可行。那拉氏这样做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她囚禁光绪，决定废光绪帝，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这遭到列强的干涉和多次警告，希望她“归政”，这使慈禧老羞成怒，希望借义和团的力量稳住自己的统治。她发给荣禄的命令说：“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事端，是为至要。”刚毅写给清政府的报告说，义和团人多势众，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不有，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同时，在发给李鸿章等人的电报中说：“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
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不得已之苦衷矣。”在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对义和团只问其为匪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的谕旨后，英、法、德、美驻华公使纷纷提出抗议。法国公使毕盛召集美、英、德、意公使开会。1月27日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要求清政府发布谕旨彻底消灭义和团和大刀会。3月10日，他们再次提出相同的要求，要挟清政府在48小时内答复。5月28日，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举行会议，决定马上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京，并把这个决定通知总理衙门，后派兵进驻北京外国使馆区。6月中旬，八国联军2000余人载着大炮、机关枪由天津出发进入北京。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搏斗。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必须决定对外是和还是战。与“剿”、“抚”相关，又出现了对八国联军是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尖锐对立，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许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是主和派的代表。他们担心凭借义和团与外国作战会招来大祸，带来严重后果，危及清政府的统治，荣禄与庆王奕劻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光绪皇帝皆属这一派。另一派即主战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军机大臣刚毅和大学士徐桐为代表。这些顽固派昧于实际，盲目自大，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可以打垮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怀着冒险与侥幸心理主战。载漪为了主战，伪造一份列强给慈禧太后的《归政照会》，其中一条勒令慈禧交出政权。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载漪虎神营一位下级军官开枪打死。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宣战”。但“宣战”主要是鼓励义和团攻打使馆和教堂，把义和团推到帝国主义的枪口下，慈禧太后的目的是既用义和团作为清王朝向帝国主义列强示威的“力量”，又借帝国主义的屠刀来消灭义和团这个“心腹之患”，玩弄两面派伎俩来左右周旋。荣禄奉慈禧密旨，大军围攻使馆，但名为围攻，实际上是围而不攻，还暗中保护。赫德发现：“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就停住了。”他很感谢掌握这种行动的人如荣禄，“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损失的一位聪明的人。”他坦白地承认：“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
在整个战争中，只有义和团和一部分爱国清军，用他们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抵挡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聂士成率领的清兵在天津浴血奋战，直到由于寡不敌众而大部分壮烈牺牲。天津失陷后，联军向西经通州而至北京，6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与光绪仓皇出逃，北京城中只有义和团和部分清兵继续抵抗，义和团“被狂热的激情所鼓励，几乎像一个发了疯的伊斯兰教僧徒”，“这样的行为在对日本战争时是闻所未闻的，自从太平起义以来可能也没有见过”。
义和团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使帝国主义列强认识到瓜分中国只能是梦想。连瓦德西也承认“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记，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
辜鸿铭在这期间用英语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义和团运动一兴起，中外骚动，辜鸿铭就秉承张之洞、刘坤一的意见并参以自己的见解写了一系列的英文专论，送刊横滨《日本邮报》（Japan Mail）和西文报刊上。这些文章中，他全面地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根据事实和公理强烈地指责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出兵入侵中国的暴行，强调中国素以礼教立国，故仍呼吁有关国家应运用理智、道德与公理来共同处理义和团运动。这些英文作品结集为《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和欧洲文明的看法》（英文书名 Papers from a Viceroy抯 Yamen，直译当作“总督衙门来书”，在上海刊行）。他也同时在国内一些中文或英文报刊上发表时论随笔，分别阐述他的观点，其中《尊王篇释疑解祸论》最有代表性。
清政府由于其软弱与腐败，导致外交上处处被动，屡屡失败，靠割地赔款以换取暂时的苟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是借助于洋枪巨舰发动直接的战争，另一则是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在洋枪洋炮的翼护下以传教为名，实行间接的掠夺与统治。后者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这正如英国诺尔斯所说：“事实证明，传教士是英国了不起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它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作。”传教士仗着他们武力的后盾，对整个中国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与侵略，虽然在传播文化、兴办教育上有一些积极作用，但主要的剥削性质却没有改变。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侵略中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从1840-1900年全国发生的大大小小教案400余起。这些外国传教士有的强占民房、霸占土地；有的勾结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有的目无中国法纪胡作非为，侮辱中国官员，干涉中国内政以至开枪杀人；有的不尊重中国风俗习惯，强行传教或侵占、毁坏中国庙宇；甚至有的借办育婴堂、孤儿院扼杀幼儿、拐卖儿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起而自卫。每次教案的发生，传教士都受到外国军舰赤裸裸的武力支持，列强在“炮舰政策”的支持下迫使清政府惩处中国人民，答应一切无理的赔偿要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91年前后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这年4月，扬州人民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五六千平民包围教堂，被清政府派兵强行驱散、镇压。5月，芜湖人民因教会迷拐幼童而焚毁教堂，包围英国领事馆，发生芜湖教案。6月，湖北广济县武穴镇人民反对教会贩卖婴儿，焚毁教堂，杀死一名英国传教士。在英德两国威胁下，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处分地方官1名，捕杀民众2人，判7人徒刑，赔白银6.5万两结案。9月，湖北宜昌人民反对法国传教士拐卖幼童和美国传教士开枪伤人，焚毁英、美、法教堂，是谓“宜昌教案”。英、美、法等九国公使联合威胁清政府，各国军舰驶至武昌汉口进行武力威胁。张之洞判处12人徒刑，赔款175771两白银结案。这些反洋教的怒火很快扩大到苏、浙、皖、赣、鄂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有外国教堂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竟有一县而焚毁数处者”。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美国国会报告，“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重庆、镇江、扬州、汉口及芜湖都受到它的祸害”，“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
这些教案，大多发生在张之洞管辖的范围内，张之洞明知这是中国人民不堪忍受外国传教士的压迫而自发的义举，但是，作为一个清朝的封疆大吏，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和尽量减少涉外事件的目的，又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帝国主义列强往往以教案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借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法国利用1856年的西林教案为借口而发动的，英国在1876年也是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的。张之洞因这样的前车之鉴不敢堂堂正正地维护中国的尊严和保护教案中的百姓，自然有他的苦衷。但对于无名无位的辜鸿铭来说却没有这些顾虑，他能理解府主的难言之隐，又激于中华民族的正义，敢于仗义执言。他用英文写成专论，从纯客观的角度分析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公开目标和种种为所欲为的行动，逐项加以指责，立论公允，事实确凿，义正辞严，送刊于上海《字林西报》，其文一经刊出，不仅为国人大伸屈抑之气，而且传之海外，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以评论，立即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响，许多英国人士对列强挟武器力量、借不平等条约种种特权在次殖民地为所欲为视为当然的侵略行径感到激愤、震怒，直接投书公开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在当时，国际舆论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他们以强盗的逻辑，不仅未对教案给以公正的批判，反而指责是中国人的不是，从而蛊惑西方人民的仇华情绪。在列强歪曲事实不愿说，中国慑于威力不敢说，西方人民因受蒙蔽不曾说的情况下，一位中国人敢于用英文向世界提出公开的控诉，呼吁公平与正义，辜鸿铭的言论无异于空谷足音甚至晴天霹雳。所以，辜鸿铭--这位西方培植起来的原冀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工具的中国人--其民族尊严与正义感，赢得西方人士的好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高潮，是长期以来此起彼伏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义和团在山东开始掀起反帝斗争，烧毁教堂，震动山东、直隶（河北）、江苏等地。清政府先后派毓贤、袁世凯为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但义和团的反帝怒火已在山东、河北等地燃起，已非一时所能扑灭。从1898-1900年初，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义和团从山东、河北向北发展直趋北京、天津，尽管义和团内混进地主绅士或下级官吏，成分较复杂，但在反洋教反帝国主义上还是一致的。他们并不希望去夺取清朝的政权，而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风起云涌地到北京与天津，也是为了把外国侵略者传教士统统驱逐、杀光。因此，清政府内部在对待义和团是“抚”或是“剿”，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与激烈争论。义和团是“义民”还是“匪”，对待义和团是“抚”还是“剿”？一派认为义和团是义民，对于统治阶级是好事，至少不是很坏的事。另一派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乱民，极危险。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的荣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和端王载漪，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等主“抚”。太常寺卿袁昶，继毓贤后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直隶总督裕禄主“剿”，封疆大吏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也持这种观点。主“剿”主“抚”两派相持不下。但义和团已经逼近北京、天津，造成了近于无法控制的强大压力。摆在慈禧太后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听从西方列强的要求，以至于依靠外国力量来镇压义和团求得国内的“太平”，与外国侵略者罢兵。这是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意见，但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全国性的义和团运动中，搞不好会有灭顶之灾。另一条路是暂时稳住义和团以徐图解决办法。慈禧太后显然以为后者可行。那拉氏这样做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她囚禁光绪，决定废光绪帝，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这遭到列强的干涉和多次警告，希望她“归政”，这使慈禧老羞成怒，希望借义和团的力量稳住自己的统治。她发给荣禄的命令说：“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事端，是为至要。”刚毅写给清政府的报告说，义和团人多势众，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不有，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同时，在发给李鸿章等人的电报中说：“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
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不得已之苦衷矣。”在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对义和团只问其为匪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的谕旨后，英、法、德、美驻华公使纷纷提出抗议。法国公使毕盛召集美、英、德、意公使开会。1月27日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要求清政府发布谕旨彻底消灭义和团和大刀会。3月10日，他们再次提出相同的要求，要挟清政府在48小时内答复。5月28日，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举行会议，决定马上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京，并把这个决定通知总理衙门，后派兵进驻北京外国使馆区。6月中旬，八国联军2000余人载着大炮、机关枪由天津出发进入北京。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搏斗。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必须决定对外是和还是战。与“剿”、“抚”相关，又出现了对八国联军是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尖锐对立，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许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是主和派的代表。他们担心凭借义和团与外国作战会招来大祸，带来严重后果，危及清政府的统治，荣禄与庆王奕劻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光绪皇帝皆属这一派。另一派即主战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军机大臣刚毅和大学士徐桐为代表。这些顽固派昧于实际，盲目自大，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可以打垮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怀着冒险与侥幸心理主战。载漪为了主战，伪造一份列强给慈禧太后的《归政照会》，其中一条勒令慈禧交出政权。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载漪虎神营一位下级军官开枪打死。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宣战”。但“宣战”主要是鼓励义和团攻打使馆和教堂，把义和团推到帝国主义的枪口下，慈禧太后的目的是既用义和团作为清王朝向帝国主义列强示威的“力量”，又借帝国主义的屠刀来消灭义和团这个“心腹之患”，玩弄两面派伎俩来左右周旋。荣禄奉慈禧密旨，大军围攻使馆，但名为围攻，实际上是围而不攻，还暗中保护。赫德发现：“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就停住了。”他很感谢掌握这种行动的人如荣禄，“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损失的一位聪明的人。”他坦白地承认：“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
在整个战争中，只有义和团和一部分爱国清军，用他们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抵挡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聂士成率领的清兵在天津浴血奋战，直到由于寡不敌众而大部分壮烈牺牲。天津失陷后，联军向西经通州而至北京，6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与光绪仓皇出逃，北京城中只有义和团和部分清兵继续抵抗，义和团“被狂热的激情所鼓励，几乎像一个发了疯的伊斯兰教僧徒”，“这样的行为在对日本战争时是闻所未闻的，自从太平起义以来可能也没有见过”。
义和团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使帝国主义列强认识到瓜分中国只能是梦想。连瓦德西也承认“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记，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
辜鸿铭在这期间用英语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义和团运动一兴起，中外骚动，辜鸿铭就秉承张之洞、刘坤一的意见并参以自己的见解写了一系列的英文专论，送刊横滨《日本邮报》（Japan Mail）和西文报刊上。这些文章中，他全面地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根据事实和公理强烈地指责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出兵入侵中国的暴行，强调中国素以礼教立国，故仍呼吁有关国家应运用理智、道德与公理来共同处理义和团运动。这些英文作品结集为《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和欧洲文明的看法》（英文书名 Papers from a Viceroy抯 Yamen，直译当作“总督衙门来书”，在上海刊行）。他也同时在国内一些中文或英文报刊上发表时论随笔，分别阐述他的观点，其中《尊王篇释疑解祸论》最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