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西化思潮的忠告
一、对洋务的批评
在张文襄幕府里，辜鸿铭由于其对西方语言的精通，对欧洲政治学术的了解，成为张之洞得力的翻译和外事顾问，深受器重。张之洞洋务活动中，凡有关学习西洋的内容，多请辜鸿铭译介供其参考，对辜鸿铭而言，尽管感激知遇之恩，对府主尽心尽职，但并非一味苟同张之洞的意见，他的刚愎自用的个性使得他常常对张氏直率而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意见。对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他既有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多有所否定，不管是对洋务的本身，还是对洋务大臣，他都颇有批评。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华入侵日甚一日，落后的中国在西方的枪炮威慑之下处处挨打，清政府步步退让，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至斯而极。朝廷腐败、社会落后、民生凋敝、动荡不安，亡国之危迫在眉睫。面对这样严峻的事实，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富国强兵，借以抵制列强的入侵。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些身任要职的官僚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了解较深的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先进的知识分子推动了洋务的发展。尽管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性质褒贬不一，但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却是客观的事实。（一）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工业。不管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企业在这一段时间里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1861-1894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20个兵工厂，11个大型煤矿，2个钢铁厂，12个金属矿，14个纺织厂，修筑364公里的铁路，创办近代电信事业。（二）创办新式学堂，带动近代教育的发展。除了前面所述张之洞办的学堂、书院外，洋务派还设立了类似近代学校的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等，随后又有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上海机器学堂、福建马尾造船厂附设的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和上海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30余年间共设22所近代学堂。（三）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首批派出30名幼童，以后三年每年都派出一批，还有赴欧洲学习科学技术及接受军事训练的人员，共有200多名，这些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化有不小的影响，不论在军政、外交还是科技方面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詹天佑、严复、徐建寅等。（四）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据统计，从1868-1880年间共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162种，出版76种。（五）创办报纸，如武昌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对这些，辜鸿铭大不以为然。
辜鸿铭对洋务运动的看法是极为复杂的，他内心很矛盾，从他的思想上看，他内心是不赞成洋务的。这种机械地模仿西方，走的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发展的结果必定是抛弃甚至冲毁中国的传统，出现类似西方的社会危机，走到他不愿意看到的境地。但是洋务运动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且已成为无可更易的事实，他又不得不正视洋务。他想借上奏把洋务运动限制在封建的统治与传统的约束之下，这有点近似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然而又不等同于这个观点。他的意思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传统的道德和纲常来吸收消化现代的科学技术，使之融为一体。形成不失传统的精神血脉，又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不是体与用的简单结合，更不是亦步亦趋的西化路线。故他对洋务的看法是不单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的一切都要有深透的了解，了解其利弊得失，然后经自己的机制消化吐纳。但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书斋哲学是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他才不得已而求其次，强调内政是根本，洋务为外事，使洋务的发展不至于冲击传统的根本。他认为：
1.洋务的根本性政策失误在于：当时中兴人才曾国藩所定天下之计，仅计及政治而不计及于文教，认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导致了洋务发展的偏向。
2.洋务的发展导致了“内轻外重之势”。这是因为：洋务大臣办工厂、练新兵、身资巨万，拥兵自固可能造成朝廷无力控制的局面。湘乡曾国藩办洋务、剿太平军后“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因此辜鸿铭甚赞叹曾文正：“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这是因为曾国藩“秉性忠贞，学术纯粹，能明大体”，“是以卒成大功，河山重奠”。“及前督臣李鸿章为北洋大臣，适值中外交讧，外患孔亟，故凡办理外事，朝廷不得不委以重权，一若前督臣曾国藩督军之时，由此以来北洋权势愈重，几与日本幕府专政时不相上下。故当时言及洋务者，中外几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也。且该督臣李鸿章，品行学谊不如曾国藩之纯粹，故德望不能感服人心、号召天下，是以甲午之役天下解心，一败几不可收拾。北洋既败，而各省督抚亦遂争言办理洋务，则虽动支百万金，而度支部不敢过问，虽招之私人，声势震一省，而吏部或有不知其谁何者矣。”这都是洋务大臣办工厂、练新兵，身资巨万，拥兵自固，导致国家“内轻外重”之势。
3.洋务大臣重功利而轻气节。曾国藩所定的天下大计“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而文忠（李鸿章）步趋文正（曾国藩），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因此导致同（治）光（绪）清流党的不满。辜鸿铭说，当时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清流党，“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批评时政，以道统弥补政统的缺失，纠正曾李洋务的偏向，张之洞在朝廷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及此，就是做了湖广总督时还是欲行此志。但是很可惜，甲申马江一败，张之洞的宗旨也起了变化，“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也，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之洞的目的是为了把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洋务结合起来，以中国传统为根本而谋求富强，富强的同时而稳固儒家思想。然而张之洞缺乏对东西方文化的全面理解，并未了解认识新学、旧学中所包含的真正价值，常常陷入“务外”和“功利”之中。正因为“图富强保名教”，所以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嘱辜鸿铭广译西方报刊有关中国的论说作为洋务运动的参考，隔了两日辜鸿铭即写了《上湖广总督张书》，申诉他的意见：
前日汤生辱蒙重问译西报事，造次未能尽言，今反复熟思，窃谓西人报馆之议论，多属彼国党人之言，与中国无甚关系，偶有议论及中国政事民情，背夸诈隔膜，支离可笑，实不足为轻重。在中国办理交涉事，当局偶尔采译之，以观西人动静，亦或未尝无补益，然若使常译之刊于民间，诚恐徒以乱人心志。
他为张之洞译了不少有关洋务实际的西方报刊内容。他借这个机会，不仅为府主译介西方军事、工业的文章，更不失时机地向张氏灌输“彼邦学术制度”的内容。在两湖时，订外文报纸30余种，英美杂志500余种，整日披阅择译，送给张之洞参考。梁鼎芬以为辜鸿铭好充场面，有一天下午候谒张之洞，屡候不出，乃蹑足走近书斋，从窗口向里张望，发现总督大人正襟危坐，静听辜鸿铭译述有关西方军政科学的内容，近两三个小时之久毫无倦意。
4.对洋务应统筹规制。洋务“势至今日，我中国又不能不渐次仿行举办”，“故凡兴办此事等，又不可不严定限制”，办洋务不患无新而患不守法，现在办洋务这些外事由于不加限制，不统筹全局，漫无定章可守，遂至于“内政旧法也废弛不守”，这是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对办洋务的人，不能一切任意自为，应区别对待，要分两种人：“一种身历重任，明于治理，关心民瘼，凡西法之有关于国计民生者，莫不欲次第仿行，至其事有所不便者，则屏之不用。一种少年浮躁好事之辈，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逢朝廷急思改弦易辙之秋，谬袭西人之唾余，纷陈条议，冀缘捷径以干荣利。”前者如张之洞即是；后者最多，如“彼好大喜功之督抚、遇事揽权之劣绅，欲借此以徼名利耳”。他说，“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这些人”率皆树立私党，非其故旧属吏，即系采听虚声，罗致门下，彼此借以自固，故奔竞夤缘者，易以幸进此外事所以日形荆棘，几几乎无从下手者。“这倒是事实，所有洋务厂矿中机构庞杂，冗员充斥，以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为例，江南制造局每换一次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司事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华洋员司薪水，常占总经费十分之一以上，甚至十分之二以上。福建船政局造船费被薪水占去大宗，不能用于生产。他提出，方今国家财力紧张、民生凋敝之时，”凡百设施，当以于民无扰为主，务去其害人者而已“要杜绝那种动支百金，而度支部不敢过问的现象。”至今日时势，所有不得不办之事，如练兵，设专门学堂、兴制造及各种凡用西法之事，必俟朝廷统筹熟议，定立规制，特降谕旨指省饬办，始准恪遵所定规制举行办理。如未奉此旨，已前业已举办，能停止者，即行停止；若势实未便即行停止者，则不准扩充，并将现办情形奏明，请旨定夺。所有办理外事用人用款，应如何严定规制之处，应请特谕军机大臣会同外务部通筹熟议，俾办理外事之大臣，人人知有限制之当守，然后筹一办理外事之款，则款皆实销，用一办理外理之人而人收实效矣。这是针对李鸿章等而言的。如李鸿章利用上海月收二三十万两税厘购买洋枪炮，装备他的淮军。买舰艇20艘，用银700余万两，他们所办的大小厂局，少则数万，多则数百万甚至近千万，全由官款拨充，生产从来不计成本，更不讲求效益。因此，辜鸿铭提出限制洋务用款是有其针对性的。
5.办洋务要以学兼东西的人才为关键。办洋务不能急功近利，关键是办好教育，培养通晓西方学术制度的人才。这决不仅仅是精通制造技术的专才，而是懂得以理制势，修邦交之道，能销外患的人才。他很赞赏文祥（1818-1876，曾任军机大臣，大学士，谥文忠）的远略。在曾国藩惶惶以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时，而文祥却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才，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张之洞也算是有远略的人了，在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上没有人能出其右，美中不足的是，他务外，以功利相诱导，他送湖北学生出洋留学，临别赠言说：“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辜鸿铭批评他“未脱功利之念”，像荀子一样未免“大醇而小疵”。虽然，张文襄毕竟是一个清官，一辈子讲求“公利”，从不求一己之私利，“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而当时一般的洋务大臣很少能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品质，“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身”。“尝造洋楼、广置姬妾”，“置园囿、穷奢极欲”。如盛宣怀的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这些洋务大臣只有富其身家之术，很难富国强兵。辜鸿铭对洋务的不满，也是针对这些洋务“小人”而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辜鸿铭虽然对洋务运动多所批评，但在张之洞的洋务活动中，还是出了很大力的。他积极为张之洞办“铁舰轮船”与兵工厂出力。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开挖大冶崇通煤矿，筹办汉阳兵工厂等卓著的“实政”，都需要向西方学习，与西人交涉，而他本人对西方一知半解，这些具体的事，无不要咨询辜鸿铭，或请他提出意见，自己再斟酌决定。辜鸿铭以他对西方的了解，也确确实实地为张之洞洋务立下汗马功劳，也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有裨补于国家的业绩。尤其是汉阳兵工厂，在当时有“中国的克虏伯”之称。它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管理严密，在东方首屈一指。汉阳兵工厂的筹划与布置，多是辜鸿铭为之安排的。芝翁《辜汤生文坛怪杰》中曾记叙筹办的经过：
筹办之初，盛宣怀（杏荪）介绍了一位名叫华德伍尔滋的外国人给张之洞，说这位是英国的兵工专家。华德伍尔滋到汉阳之后，见了张之洞夸夸其谈一番。张之洞大为高兴，安排在宾馆里住下，相当优厚礼遇。过两天，张之洞叫人传见华氏，戈什哈（清代高级官员的侍卫官）回来禀告：“那西洋人，昨天被辜师爷打发回上海去了。”张之洞大为吃惊，急传辜鸿铭来问。辜鸿铭一到便说：“盛宫保荐来办兵工厂的华德伍尔滋，和我叙起来，算是我的同校后辈，比我低了五六年级。他是学商科的，现在上海开设洋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渔利的商人，根本不懂兵工，因此，我就打发他回去了。”还未容张之洞说话，他不慌不忙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洋信封，取出一封信说：“我这里有个威廉福克斯，是我的同学，这才是真正研究兵工学的，现任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我国不办兵工厂则已，要办的话，就要找这样的专家，绝不能含糊，一见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就认为专家。盛宫保办洋务，只是利用洋人作招牌，不管阿猫阿狗，拿来充幌子作招牌，赫唬朝廷夸示新政的。”能够找到世界第一流的兵工厂的专家这真是大喜过望，张之洞听了他的话，但请他函邀来华协助建兵工厂。
威廉福克斯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戚，学生时代便与辜鸿铭交往颇深，得函后便前来中国，规划筹办兵工厂，但约明以半年为限。张之洞尊重他的意见，一切照允。福克斯到武昌后，张之洞盛宴洗尘。洋人素尚豪饮，张之洞酒量也大，辜鸿铭恭陪末坐，尽情酬酢，旧雨新知，相见恨晚，不消一会，威廉福克斯便醉态可掬，信口纵谈，把克虏伯厂的机密，通盘泄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一记录下来。不久，英国泰晤士报忽然登了出来，福克斯大为惊恐，手足无措，找到辜鸿铭，自悔酒后失言，给记者听去捅了出来。辜鸿铭含笑安慰他，拿出柏林的电报给他看，原来辜鸿铭早已以中国政府的名义邀请了他夫人子女，即日即首途东来，并告诉他，督署早已在黄土浦为他建造了豪华巨宅，威廉福克斯感激不尽，遂接受了总办之任，悉心为汉阳兵工厂筹划了。
辜鸿铭以他不同常人的“怪招”稳住了这个难得的人才。这也是辜对张之洞、对中国兵工建设的一大贡献。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除了讲究“实政”之外，更讲究求“实学”，举办新式教育，致力于培养国家有用之英才。他的教育政策是文武并重，新旧兼容。首创速成师范、两湖师范及普通中小学学堂。又大量选派青年学生，留学于东西各国。在全国范围来说，张之洞最重教育，办得也最多最好。湖北教育的主管是梁鼎芬，但在幕后为之出谋划策的却是辜鸿铭。辜鸿铭经常向张之洞鼓吹“欧美主富强，务其外也；中国主礼教，务其内也”，以及不仅学西方技术，更要重视西方文物制度的话，对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张之洞后来兼管学部后，奉旨厘定学堂程章，那套“端正趋身，造就通才。忠孝为敷教之本，礼法为训俗之方，练习技能臻用治生之具，爱众亲仁，恕己及物，希贤慕善，讫于成才，为立教之大本；申其要义，以为强生于力，力生于知，知生于学”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辜鸿铭的平日理想，这恐怕也是这对宾主互相影响的结果。
二、对维新的批评
张之洞在清末可谓眼界开阔、尊贤重士、开明有容、知人善任的洋务人物。他与李鸿章、盛宣怀不同，他不仅办洋务有所成就，更着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颇有战国四公子的爱才遗风，因此“士人归之，如水就壑”，门下人才济济，扛鼎击剑、鸡鸣狗盗之徒，尊经习礼、改良维新之士，不一而足，新旧杂陈，聚集于张之洞这个保持旧传统兼有新思想的人物门下。这些人可约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辜鸿铭、梁鼎芬为代表的守旧派，固守中国传统不主变异，可以说是右派；一类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鼓吹学习西方；再者即以张之洞本人参之中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中派。传统派和维新派虽被张之洞笼络驾驭，但两派之间则相互不满，时有攻击，都想尽力争得府主的支持。于是，张之洞常常在两派之间动摇不定。在中法战争之前，社会局势相比于后来要稍为“好”些，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重要成员，立场偏于右，尊“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马江之役失败，尤其是甲午以后，亡国之危迫在眉睫，他意识到不学西方的先进技术就无法图存，就急思办洋务求新学，又近于维新一派；当康有为等倡设议院立宪时，他又意识到其危险，再偏于保守。
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知识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从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激进分子的大力宣传，维新思潮越来越壮大。和辜鸿铭同样武断和刚愎的康有为在1891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把所谓的河间献王献书及孔壁中所藏古文经书《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易经》、《书经》一概斥为刘歆所造的伪经，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古文经学也不是孔子之学，而是新朝之学，应称“新学”。从汉唐到乾嘉的经学都是“新学”，就是宋儒所遵述之经，也多伪经。康有为把历代奉为天经地义的经典宣布为乱臣贼子们伪造的假古董，为他的改良维新扫清障碍。然后康有为隆重地请出“真正的”孔子来，说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的原本。他用今文经学观点，说《诗》、《书》、《礼》、《易》、《春秋》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托古改制论述自己改革理想的巨著。康有为认为六经中舜、禹都是孔子的假托，是借这些古代圣王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服务的。经康有为这么一说，孔子俨然成了穿着圣王的合法外衣，打着圣王的招牌的改良家。然后康有为再堂而皇之地打着孔子的招牌来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与乃师一唱一和，康有为借古说今，梁启超借西说中，“变亦变，不变亦变”，要么自己主动变化，则可以保国、保种、保教，要么像印度那样被瓜分，由列强代自己变法。严复在理论上造舆论，摇旗呐喊，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根据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强国之路。他影响更大的是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来警醒世人：如果不维新变法，在优胜劣败的竞争面前，中国只能亡种。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经帝党要员翁同龢推荐，深得光绪帝赏识，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又组织强学会讨论国事。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一样，列名加入，公开支持，并捐银5000两作为会费，附和康有为振兴实业、创办学堂的创议。张氏为隆重接待康有为而“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张之洞又写信给梁启超“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所谓的卓老梁启超不过二十多岁，而他自己已近六十了）。当没名没位的“卓老”到武昌来时，张之洞竟想用迎接钦差大臣的礼节，鸣炮并在中门及暖阁相迎，改良派看到张之洞这样的“天下之大贤”，简直欣喜若狂，纷纷归其门下。
辜鸿铭对张之洞如此对待康梁深感不安，他倒不是为厚彼薄此而争风吃醋，而是担心改良派议论时事，开设报馆、倡立议院和立宪制，会导致大乱。他告诫张之洞：
近日中国士人不知西洋乱政之所由来，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汤生窃谓此非盛事。至于《时务报》载有君权太重之论，尤骇人听闻……窃恐中国士人开报馆论时事之风渐盛，其势必至无知好事之辈创立异说，以惑乱民心，甚至奸民借此诽谤朝廷，要胁官长，种种辩言乱政之弊，将不可收拾。谚有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愿大人留意，甚幸，甚幸！
他知道张之洞学西方图富强是借富强保名教，而不是想改良变法，但是张之洞门下的康、梁却是想借改良而废弃名教。他打个并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张之洞洋务尚属“杀人报仇”性质的话，那么康、梁维新已无疑是“行劫”的“不孝孽种”了。
针对康有为假托孔子实行改良维新，辜鸿铭偏推出孔子与康氏对抗。康有为说，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体现在《春秋》一书中，而《春秋》唯一正确的解释，则是《公羊传》。《公羊传》有“通三世”、“张三世”之说。“通三世”是说夏、商、周三世代时不同，而主因时变革。“张三世”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越变越进步，并认为据乱世就如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现在的改良就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他认为人民应当有自主自立与言论自由，把陈涉吴广起义比作汤武革命。而辜鸿铭则针锋相对：孔子《春秋》的大义是“尊王”，而《春秋》尊王之旨，“要在明义利之分而本乎忠恕之教。故中国之士人知君臣之相属以义也，非以利也；忠恕之教行，故中国士人知责己而不责人，责人犹不可，况国家有艰难，而敢以责其君父乎？自是中国尊王之义存，故自春秋至今二千余年，虽有治乱，然政体未闻有立民主之国，而士习亦未闻有开报馆之事，此殆中国之民所以赖以存至今日也”。康有为对传统经典于己无用的全斥为伪经，对于变法有利的又曲为解释，辜鸿铭则把所有的中国儒家经典都一概呵护，奉为圭臬。
改良派等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改良与维新的依据，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守旧派绝大多数夜郎自大，对西方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无所置喙，而辜鸿铭作为在西方长大、受完整西方教育的人毫无疑问可以用他的知识来攻击改良派。他借为张之洞翻译秘书的工作，时常向张灌输他的“权威”性的看法。他既认“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那么他就要详细地叙述分析一番，他先后用中文写了《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专论。《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探讨西方礼教制度及得失，他把欧洲的礼教官制与中国作对比，鄙夷欧洲开化比中国晚，礼教官制皆没有中国完整成系统。《西洋议院考略》探讨的是西洋议院的由来，以及议院施行后的种种弊端。这一切莫不是针对维新而言。他通过比较中西社会制度来证明变法不可。
1.设议院问题
辜鸿铭认为，西洋自古罗马后，有事其酋长集各部落以决定可否。西洋分为列邦后，犹循旧俗，国主集群酋议事。群酋之会曰国会。12-13世纪初，英吉利国王约翰好讲兵，征赋无厌，英国群酋逼约翰立《大盟册》（即今通译之《大宪章》），规定凡以后征赋，必得集国会议可才行，这时的国会成员大多是酋长世族。后来各地平民有才能德行者或由群酋推举，或由国主召入国会，于是国会乃分为上下议院。16世纪后英俗罢战猎，重耕织工商贸易，国家财税大多依赖商贾富户捐输，各地富翁因经济地位高，许多人被公举加入下议院，议院的势力大盛，国主渐被架空，终于造成议院与国主分庭抗礼，动起干戈。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宣布共和，撤上议院，乱乃定。查理一世死后，英国人复立查理二世，又盟重立议院，议院势力又兴盛起来。查理二世之弟即位后，又失民望而被驱逐，又召其婿荷兰国主，重新盟约，议院于是势力大增。英国如此，法国人杀了国主，也仿英制设议院，国家遂大乱，到了拿破仑起兵、闭议院，才得到安定。美国也仿英制成立“民主国，设立上、下议院，且国主由民选举……”。辜鸿铭借此归纳出议院对国家统治的危害：“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诸饩羊，政皆由国人也。”“噫！西洋之乱，于斯已极！”而中国则不需要这些，从孔子至今两千多年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辜鸿铭拿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话作结。他甚至把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誉为真正的“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2.开报馆问题
辜鸿铭认为，关于开报馆，也不能唯西人是学。西洋报馆由来与议院相关，西洋“政体未定，列邦无所统属，互相争强，各国君长欲济其贪忿之志，乃利商贾富人之捐输，故使入议院列为朝士议政事，由是权遂下移，国多秕政，于是其士人又忿激时事，开报馆，议政事，其要路朝臣，亦各结党互相标榜，以争权势，此西洋各国近日政治之所以外强而实弥乱矣”。他把当时改良派开报馆、议时政比作战国时策士的游说权谋，这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的统治非但无益，不恐“使民心无所系”。
3.民主与权利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贯信条，这也是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大声疾呼的内容。他们想通过呼吁使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应得的自由与权利。但辜鸿铭担心，如果人人都要起来争取自由、平等、民主、权利，都不服从统治，天下岂不乱套了？他对这些尤其嫉恨，说这些都是西方的弊端，绝对不足效法。他说：“西方政刑之病，亦本乎其礼教之弊，其书多言智术，而不言道德；专重势利，而不言义理。尝见西人《万国公法》一书，其首篇曰：粤自造物，降衷人之秉性，莫不自具应享有之权利。夫其所谓权利者，势也。荀子曰：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谓也。此即西人之所谓权利也。然荀子之言君子犹病之，何也？夫既曰人生智愚皆有可，而其所可异也，试问定其同异而分其所可者谁与？必曰贤者，必曰君子，然此即所谓智者也。智者自定其所可，其所谓愚者岂能安之？不能安则必争矣。由是天下之人必以权利相衡，认定其名分也。权利之所在，则曰贤者，则曰君子；权利之所不在，则曰愚者，则曰不肖。夫如此而为天下，其亦危矣。”这种观点全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孟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调，也是卡莱尔鼓吹英雄与英雄崇拜的遗风。
这样，辜鸿铭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猛烈地批判康、梁的维新活动。由于他用西方社会弊端来攻击康、梁，比一般的守旧派要更有说服力，又因为他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与秘书，对张之洞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张之洞也越来越觉得康、梁的行为过分，深怕发展下去会动摇清政府的统治，由拉拢康、梁而转为渐渐的劝告、威胁甚至于断绝往来。提出要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和立宪说。他资助康有为的活动设了前提条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要康有为放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当康有为拒绝后，他解散了上海的强学分会，通过梁鼎芬向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施加压力，控制了《时务报》，对其他方面的维新运动也发起了告诫。1898年4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一书，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全书分内外两部分24篇文章。“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宣扬传统儒学、纲常名教。列举清朝的十几项“仁政”，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反对改良派民权、平等之说与君主立宪政治。“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讲西学，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工商业，对设学校开报馆可以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但“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反之，如果“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基，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意识到康有为的维新改良尽管其初衷是富强中国，与洋务派目标相近，但由改良而立宪，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动摇君主集权与统治。他通过《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目的，是把康梁维新活动限制于不危害这个封建王朝命运根基的轨道上来，既别于辜鸿铭等保守派观点，又稍采改良派的一些观点，折衷二者之间，看似不偏不倚，当时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连决定维新的光绪皇帝看后也大为赞赏，下谕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补益。著将所备副本40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正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此书“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很难说，张之洞的这些观点，对康、梁的排斥没有受到辜鸿铭的影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即已刊行，次年起又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已经有不少守旧派人士群起反对，纷纷上奏毁禁书版，弹劾维新人士，但张之洞在1895-1896年，还如此礼遇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却突然态度转变，向康、梁施加压力。对这种转变的原因的解释可能有两个：一是看到康、梁的维新可能导致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激化而见风使舵；二是张之洞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改变了看法。前者有一定道理，只不过此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还没有激化，慈禧还抱着“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不禁皇上办事”的态度。张之洞受影响而转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张之洞对西方的批评言论与辜鸿铭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辜鸿铭后来说：“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戊戌庚子之祸……呜呼！文襄作《劝学篇》，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
但是失败的还是张之洞。康有为上清帝五书，鼓励光绪即早革旧图新，反之，“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并上自己最近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要皇上“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全面变法。这使光绪皇帝大为感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决心。戊戌变法虽然由于那拉氏的干预而失败，但这百日维新的意义却极为长远，标志着现代化思想在洋务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讲，失败的仍然是张之洞。
19世纪后30年中国的发展轨迹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衰败，有识志士奋发图强，向西方学习，中国由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发展到学习西方的某些社会制度。西方的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并改变了一部分国人的思想，儒家传统的以夏化夷现在翻了个，成为“以夷变夏”。总而言之，即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在东方迅速破坏着固有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张之洞所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轨迹，张之洞的失败的悲剧也正是传统派的悲剧。
三、论清流党
张之洞本是前清流党的重要成员。清流党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派别。李鸿藻、张之洞不满曾国藩在国事上所定天下大计，即辜氏所说的“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李鸿章步趋曾国藩所定大计，“更不知有所谓教者。”在用人上就表现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举国急功近利，对纲常名教一概不问。因此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在清廷内外评议时政，上书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纲纪，清流人物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纯化儒家道统。张之洞作为清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中法之战、马江一败，亡国之危迫在眉睫，天下大局一变，于是清流党悚然一惊纷纷转入洋务，这以张之洞最具代表性。传统中国的忠信笃敬，只是形而上的“德”，永远抵挡不了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的轰击。怎么生存？答案不外两个：要么死守着传统不变；要么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增强实力。张之洞选择的是折中妥协：坚持传统的根本，适当地学习西方先进兵工科技以图富强。这是面对严峻现实他不得不从实际出发的选择。洋务的单纯学习西方技术，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因为技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而这些掌握技术的人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社会与政治的因素。在学习人家的先进发达技术同时，适当地吸收西方社会、政治的某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成为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政治体制方面。从客观上看，当时洋务中一些带有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企业，不管是洋务官办还是私营企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生产关系仍然基本上固步不前，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大多数洋务企业是做赔本买卖，入不敷出，亏损倒闭。经济实力的弱小也代表着政治的弱小，从改革政治的某些方面弊端入手，增强经济实力，是东方的强国之路，康有为所上《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就是这个目标。但这涉及到政治与传统的根本性的问题，张之洞绝康、梁以谢天下，也是因为此故。他的《劝学篇》极力想把现代化的步子纳入传统的轨道，使之不构成对传统文化和统治制度的危害。但他还是失败了。
辜鸿铭充分看到了张之洞的悲剧，也是传统派的悲剧，因此，十年以后，他借悼念张之洞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文名《清流传》），对东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潮及其失败作了对比分析。
他认为19世纪英国发起于牛津大学教堂内部的以红衣大主教纽曼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即恢复17世纪原有的教理意识、保存罗马天主教义的所谓的“牛津运动”，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流运动，具有相近的性质。两者所反对和攻击的是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这两个阻止现代化之潮的运动都出现了相同的失败命运，原因是各自的思想领袖对其自身文化的了解都太褊狭了，他们都缺乏一个纯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与坚定不移的信仰，英国的纽曼只知基督教，而张之洞只知儒学，他们应了解并认识两者的价值。辜鸿铭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正的西方文化--欧洲17世纪以前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同等的最终价值。二是只有对东西文化有充分了解的人，才能拯救东西文化。张之洞知六经大旨，以扶持纲常名教自励，但其缺点在知道学习巨舰大炮，而对“真”西方文化的价值一无所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它的弊端是，人必须具有双重的品德原则，作为个人，必须信奉并坚持孔教，但作为一个民族必须放弃孔教，采纳欧洲的做法，“成为食肉兽”的民族。因而“中体西用”是从表面上对西方的模仿，抄袭了西方社会的缺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辜鸿铭在此书中想表达的观点是中国学习了解西方，不单单是学枪炮机械，而是要培养精通东西文明的人才，这种人才，“既没有中国学者学历过长、自高自大、炫耀博学的毛病，也没有满族、贵族骄傲不逊的阶级偏见，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的深刻了解和对现代欧洲文明的广泛进步理念的敏捷体会，他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辜鸿铭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期望中国真正的革新，一个新中国，还不单是中国人的新中国，而是人类的文明的新中国”。这里辜鸿铭俨然认为只有自己，一个对东方、西方文化都能充分了解的人物，才能担当起挽救两个文化的使命。
四、对新政立宪的批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由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而辜鸿铭此时还在上海黄浦江浚治局任职，张之洞不忘旧情，又招之入京，1908年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旋由员外郎、郎中而晋左丞，这是辜氏政治生涯的顶峰期。
然而，这时的政治、社会的局势对他来说却很不如意。自从《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境地，为了使这个日薄西山的皇朝命运不致被革命的力量淹没，清政府宣布从1901年开始实行所谓的“变法”与“新政”。大量编练新军，命各省督抚将原有旧军严行汰裁，从中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和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并向全国推广北洋和湖北训练新军的经验，建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军官。1903年设立练兵处，领导全国练兵事务。1904年，颁布新军营制、饷章。1905年又统一全国新军番号。
同时对教育也做了改革。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通政治，应先兴学育才摺。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初具近代教育的意义和规模。1905年9月清政府终于谕令停止八股科举考试，成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先后派遣一批青年和官员到国外留学，其中去日本的人数尤多。这些都有利于西方自然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但是清政府这些在“中体”上的小小改良已经落后于历史发展，不能挽救其命运。以推翻清朝统治作为奋斗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业已登上历史舞台。比康有为思想更激进的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成为这股革命力量的核心。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断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清政府面临的大敌已经不是康有为，而是具有武装力量的孙中山革命军了。因此反倒觉得原来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提出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革命”相比还是温和的，立宪的做法不失为延长自己“寿命”的办法，与其被“革命”，还不如立宪的好。在这种刺激下，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臣和地方督抚，也相继吁请立宪。1904年夏，驻法公使孙宝琦就要求清政府仿效英、日等国实行君主立宪。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也放弃原来反对的立场，奏请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清政府派遣人员出国考察。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决定“预备立宪”。
1905年7月，慈禧决定推行“预备立宪”，简派镇国公载泽、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慈禧告诉他们出国考察，宪政对清廷“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但就在他们出发那天却被革命党人吴樾炸伤，出国日期推迟至12月。待五大臣出洋“看洋画”回来之后向慈禧陈请立宪。如载泽密奏慈禧，打着实行立宪的幌子可以“皇位永固”，清除“内乱”，至于“实行之期”可以随意拖延。因此，1906年9月1日慈禧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
推行“预备立宪”的措施主要有：改革中央与地方机构的官制，把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收归中央；中央筹设资政院，作为未来“国会”的基础，各省筹设谘议局，为未来地方议会的基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规定皇帝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一切大权，而臣民有纳税、当兵、守法的义务。同时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1908年，清政府向各部及地方官员下诏条陈时政，辜鸿铭应诏写了《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在这长达5000余言的文章中，辜氏对上述清政府所试行西法、新政提出了全面的不妥协的批判。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内政宜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外事宜定规制，以责功实而振国势”。他说：“草野之愚以为国之所以不立者，或由外患之所迫，或由内政之不修。独是外患之忧，犹可以为计，若内政不修，则未有能立国者也。”他从这两个方面批评清廷存在的问题。
其一，行内政而不守旧法
辜鸿铭说：“若今日我国之制度，其规模虽取法于前明，而体制实证验于往代，历今已千百余年矣，分目细条，或须随时删定，而大纲要领，岂有不足为治者哉。”他认为中国的法令制度要远比西方完善严密，西洋“行法施政，犹多偏驳繁扰，如商入议院，则政归富人；民立报馆，则处士横议；官设警察，则以匪待民；讼请律师，则吏弄刀笔。诸如此类，皆其一时习俗之流弊，而实非治体之正大也”。但是现在中国士大夫“不知西洋乱政之所由来，遂至朝野皆倡言行西法与新政。在朝诸大臣又不知清静无扰为治国的大体，或随声附和，或心虽知其不便，又不明辨是非，遂致近日各省督抚多借西洋、新政名目，为所欲为，而不管百姓怨苦”。
其二，办外事无定章可守
西方的先进技术，如电报、轮船、铁路等等，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时至今日又不能不仿效。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此，对办理外事要严定限制，现在的各省官吏一会儿办学堂，一会儿兴商务，百姓未受到一点好处，只有各种文告命令、苛捐杂税，房捐、米捐、酒捐、糖捐，日加月增，使得民不聊生。此其一。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争言办洋务，动支百万金没有敢过问，也不禀报朝廷，造成内轻外重之势，此其二。这些都是办外事无定章可守的弊端。
因此，辜鸿铭提出自己的见解。
1.内政宜申明成宪
辜鸿铭说：“拟请特谕军机大臣会同各部院大臣并酌选久于外任有学识之大小人员，随同办理，将该部现行事例，彻底推究，据实厘定，务使简明易行……然后奏明为令甲，分别纲目，刊成简明善本，颁行天下。以此成宪申明，则纲纪立，而庶事可以得其理矣。”
2.办外事统筹全局
要严格按章办事，朝廷大纲既定，不准轻易改动而行西洋新政。当今不得不办的事情，如练兵、设专门学堂、制造以及各种用西法的地方，都要按朝廷制定的规则办。“以与民无扰为本。凡用西法之事，必俟朝廷统筹熟议，定立规则，特降谕旨，指省饬办，始准恪遵所定规制举行办理。如未奉此旨，以前业已举办，能停止者，即行停止，若势实行未便即行停止者，则不准扩充，并将现办情形奏明，请旨定夺。”
3.修邦交重于讲武备
对中国来说，办理外事，主要是防外患，国家因为汲汲于防外患而无余力顾及内政。但外患越来越防不胜防，都是未得其肯要，防外患犹防水，徒为堵御之防，而不设疏通之法，愈积愈不可防。那么如何防外患呢？辜鸿铭说，“所以防外患者，唯在修邦交与讲武备两事最为紧要”，但修邦交与讲武备要有轻重缓急，孰为轻重，孰为缓急，孰应先后，要有选择。照他的意见，应重在修邦交，以练新兵为次，修邦交重于讲武备。为什么呢？他说：
我中国今日民生凋敝，士气不振，若不体量民力，一意汲汲于筹饷练兵，慕奇功求速效，职之愚诚恐此非特不足以御外患，而且必重伤民生，适足以致内乱耳。古人有言，“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即使我今日所练之兵固有奇效，若我不修邦交之道，则彼联我孤，彼众我寡，我或犹可以敌其一国，试问能敌其众国耶？故臣之愚为，今日与其积力以防外患，而外患未去，内患已可虞，不如节兵费以裕民生，以治内政，以修邦交，而外患要无不可以销也。
这也是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的观点。
4.用人与用款
至于办理外事，关键在于用人与用款两端，尤以用人为要。辜鸿铭说：“用小人以办外事，其祸为更烈，是尤不可不加慎重也。臣观今日内外大臣所用一般办理外事之员，率皆树立私党，非其故旧属吏，即系采听虚声罗致门下，彼此借以自固，故奔竞夤缘者，易以幸进，而贤能廉退之士反无自而升。”因此，“办理外事用人用款，应如何严定规则之处，应请特谕军机大臣与外务部熟议，俾办理外事之大臣，人人知有限制之当守，然后筹一办理外事之款，则款皆实销，用一办理外事之人，而人收实效矣”。
辜鸿铭是极为大胆的狂生，他敢于直言。“用小人办外事其祸为更烈”一话，是针对当时正担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而言的。辜氏曾在多种场合甚至当面嘲讽袁世凯，在这个上奏中又说出如此这般的话，深为袁世凯憎恨。张之洞也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但又为辜鸿铭这样骂袁世凯担心，告诫辜鸿铭说：“此奏鹿定兴（即江苏巡抚鹿传霖）却极钦佩，然何必尔。”辜鸿铭愤然答曰：“此时尚非袁之天下！”张之洞为之默然。辜鸿铭认为正是袁世凯这一类小人断送了清朝的命运，毁弃了中国文明。后来他说：“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气义且不如。袁世凯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背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后拥兵自卫，成了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行为不但毁弃了中国民族忠义的观念，并且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开始即坚持不变的看法，既认为时事如此，西方先进的东西不能不仿行，又认为学习西方有利有弊，西方的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潮，立宪、议会的制度甚至共和革命的意识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不可避免地要冲击清政府这个风烛残年的病躯。现在除了洋务之外，朝廷决意实行西法、新政、预备立宪，更使他忧心忡忡。从这些看，辜鸿铭是顽固守旧的。但辜鸿铭与当时大批的顽固派封建官僚又不同，徐桐等封建官僚是出于盲目的自大，对西方社会一无所知，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死守住祖传的三纲五常、诗书礼教的“大道”，认为如果废“祖宗之法”，天下就会大乱。徐桐甚至把数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加以排斥。辜鸿铭的反对西学、新政是立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透彻了解基础上的批判，属于西方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生产造成的社会伦理规范的破坏、文化精神的危机、对内的兼并、对外的资本输出、殖民侵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他们不能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又找不到出路，把东方的社会看做是未来的希望与出路。辜鸿铭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形成“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自信心的。辜鸿铭的守旧，不是出于其顽固不化的立场，而是出于其思想体系的观点。同时，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气质，这在辜鸿铭的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也许作为一个东方殖民地的黄种青年在西方白人的世界里受的冷遇太多，自己的性格又倔强高傲，所以激起他民族精神的自大狂倾向，以精神分析的观点看，他对传统文化无条件的赞美，对西学新政的攻击，也是一种精神压迫的表现而已。
辜鸿铭虽然于中西学问甚为渊博，见解敏锐，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书生，书生气太重，对实际政治问题的看法很不实际，像他师事的英国浪漫诗人一样，过于天真，拿书本知识来衡量社会现实，如他对清政府练新兵防外患，提出这样的批评：“昔韩安国对汉武帝曰‘高皇帝尝困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困反而无忿怒之心’。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怒伤天下之功也。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而非我帝王治天下之大度也。”在亡国之危迫在眉睫之时，还发这种不切实际的“高论”，近于道学家的迂腐了。但总体上说来，这篇文章的见解仍是深刻的。罗振玉誉之为：“探根索元，洞见症结，余爱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复生，不能过是，盖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也。”并不全是溢美之词。
1909年，辜鸿铭相随二十余年的府主张之洞去世，这对辜鸿铭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这二十年中，他这个不拘小节随便臧否人物的狂生唯有文襄大度能容，处处爱护，褒扬有加，张文襄在清末诸大臣中最有远见卓识，宽容好士，清正廉洁，政声甚好，远非盛宣怀、端方、袁世凯等可望其项背，尤其在维护国家利益上宾主甚为相得，他可为辜鸿铭一生唯一知己。因此，辜鸿铭写了两本书来纪念文襄。一是《张文襄幕府纪闻》，一是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文名《清流传》）。在《张文襄幕府纪闻》的《序言》中说：
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慨。今夏多闲，摭拾旧闻，随事纪录，便尔成帙，亦见雪泥鸿爪之遗云尔。其间系慨当世之务，佞妄之罪固不敢辞。……余赋性疏野，动触时讳，处兹时局，犹得苟存，亦自以为万幸，又何愤焉？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古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识者亮之。
可见这本书虽系“摭拾旧闻”，而实寓忧愤之意。涉及了当时社会许多方面，较全面地表现了辜氏的思想。其中对洋务和维新的批评尤多，这在前面已多征引，此处不赘。除此之外，还有数端：
1.表现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辜鸿铭对孔子的学说是深信不疑的，他也处处以孔子教教人，常在笑谈间阐发孔子之教。如他曾应邀参加一位朋友举行的宴会。座中只有他为华人，众推他居首座。宴谈中西人问：“孔子之教有何好处？”他回答说：“顷者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况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然后他借此事发挥：“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这是针对西方竞争观念而言的。他在这些具体事例中，常常援引孔孟之道。如拿孔子之说批评荀子“务外”未脱功利之念；以孔子“罕言利”、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批评张文襄“私利不可讲，公利却不可不讲”；以《易传》的“道”与“器”与孔子的“可与立，未可与权”批评张文襄的办洋务是“术”而不是“权”；以《中庸》“贱货贵德”讽刺盛宣怀“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的功利之说。等等。
2.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辜鸿铭反对洋务，反对西学与新政，赞美中国传统，甚至赞美蓄辫、缠足、纳妾，以致给人们普遍的一种错觉：他是顽固维护清朝政权的奴才，在为数寥寥的有关辜氏的文章中不少人持此观点。辜鸿铭虽然为慈禧太后歌功颂德过，但又敢当众多官僚面编《爱民歌》大骂慈禧太后，奢侈腐化，不顾百姓的死活。辜鸿铭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对下层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这从下文他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中即可看出。对清朝官场腐败，他批评得更不留情，在他看来，清朝的官吏，除了曾国藩、彭玉麟、文祥、张之洞之外，没有什么好官了。他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政府之好吹牛皮。”简直是破口大骂了。他认为朝廷上为国家理财的诸公“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因此，他认为在孔子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后边，还应当再加一句“官官、商商”。这真是对买办官僚一针见血的揭露。他说李鸿章门下的幕僚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盛宣怀的僚属“即一翻译，亦皆身拥厚赀，雄富一方”。做官的寻花问柳，放浪轻浮，张人骏乃将督部堂煌煌告示，贴在妓馆娼寮“维持风化”；他讽刺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像文盲翻书“看书中之画”一样，“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讽刺中国向外国借款是“二十世纪数学改良”，“前数学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他对夜郎自大的顽固派和唯洋是学的洋务派都不满，说：“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畬撰《瀛寰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总之，这个社会在辜鸿铭看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他说：
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即曾国藩），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即张之洞）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躁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
3.对清末诸大臣的评骘
论曾国藩。辜鸿铭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臣，其最大的优点即秉性忠贞，学术纯粹。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握重兵，部将皆枭雄，这与东汉末董卓地位相同，但曾国藩没有丝毫割据之心，“倘使文正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视我者，安肯袖手旁观者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因此，他感激地说：“微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但他对曾文正又有微词。曾文正虽然学术纯粹，理学造诣很高，但他只是“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的大臣，他为国家策划方略只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等洋务运动为急务，对西方的语言文字、学术制度皆不过问；仅计及于政，未计及于教；仅知以为国家谋功利，而不知六经大旨为立国之本，这正是曾文正的“陋处”，所以未能使清朝振兴。然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曾氏之外无一人有大臣风度。
论李鸿章。李鸿章的品行学谊不如曾国藩纯粹，所以也没有曾国藩的德望声威。继曾为相后，沿袭曾文正所定天下大计，没有丝毫改进，只知办洋务一事。所以李鸿章“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追萧何约束耳”。“只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而且李鸿章正如梁启超所谓的“不学无术”，根本不知“六经”大旨，“一切行政用人，但知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所以导致清流党的激烈批评，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风化。尤其是甲午中日一战，大败而归，这与李鸿章大有关系，更使李的声威扫地。在辛丑协议时，又不能为国家争主权，误国误民，反认为张之洞的干议是“书生见解”，因此“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辜鸿铭说，“今之李文忠，曾文正罪人也”，也不仅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更多出于国家公心，大体上仍是符合实际的。
论张之洞。辜鸿铭对张之洞虽有感知遇之恩，但也有客观批评。他把张之洞与曾国藩相提并论。曾国藩是“大臣”，张之洞是“儒臣”，“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政之有无关乎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张之洞高于曾国藩者即在于“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懂得儒家政教合一的思想。但是辜鸿铭对张之洞由清流而转洋务略有不满。虽然他知道张之洞的转变是为了借富强而强中国、保名教的不得已的苦衷，但是其门下康、梁一出，导致了戊戌政变。说明张之洞的学术也不纯粹，有点荀子的“务外自高”和“功利之心”的“小疵”。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讥张之洞“其学不化”。他在与张之洞关于公利私利、权与术等问题的争论中也都表现了他的观点。尤其不满的是张在晚年也奏请“立宪”一事，深惜张之洞见解的狭隘。然而这些只是不赞成张的观点而已，对张之洞的道德人品、知遇之恩他还是铭感不已的。感激而又不苟同，这正是辜鸿铭倔强的性格所在。
此外，对中法战争时虎门守将彭玉麟虎门哭失声的忠爱之情给予赞扬，并说自己的《尊王篇》即是有感于此事而作。对“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才，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的洋务大吏、内阁学士文祥誉之甚高，认为“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为以经商成巨富后乐善好施兴办教育的叶澄衷专门作《叶君传》。
但是这些能够被他赞美的毕竟只是少数，而大部分的官僚是受他唾骂的，他当面讽刺盛宣怀比张之洞更善于理财，理由是张之洞幕僚皆贫穷，而盛宣怀的僚属即一小翻译也身拥厚赀。把袁世凯比作“贱种”：“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究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辜鸿铭的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其文章具有极大的批
在张文襄幕府里，辜鸿铭由于其对西方语言的精通，对欧洲政治学术的了解，成为张之洞得力的翻译和外事顾问，深受器重。张之洞洋务活动中，凡有关学习西洋的内容，多请辜鸿铭译介供其参考，对辜鸿铭而言，尽管感激知遇之恩，对府主尽心尽职，但并非一味苟同张之洞的意见，他的刚愎自用的个性使得他常常对张氏直率而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意见。对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他既有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多有所否定，不管是对洋务的本身，还是对洋务大臣，他都颇有批评。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华入侵日甚一日，落后的中国在西方的枪炮威慑之下处处挨打，清政府步步退让，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至斯而极。朝廷腐败、社会落后、民生凋敝、动荡不安，亡国之危迫在眉睫。面对这样严峻的事实，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富国强兵，借以抵制列强的入侵。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些身任要职的官僚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了解较深的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先进的知识分子推动了洋务的发展。尽管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性质褒贬不一，但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却是客观的事实。（一）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工业。不管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企业在这一段时间里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1861-1894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20个兵工厂，11个大型煤矿，2个钢铁厂，12个金属矿，14个纺织厂，修筑364公里的铁路，创办近代电信事业。（二）创办新式学堂，带动近代教育的发展。除了前面所述张之洞办的学堂、书院外，洋务派还设立了类似近代学校的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等，随后又有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上海机器学堂、福建马尾造船厂附设的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和上海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30余年间共设22所近代学堂。（三）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首批派出30名幼童，以后三年每年都派出一批，还有赴欧洲学习科学技术及接受军事训练的人员，共有200多名，这些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化有不小的影响，不论在军政、外交还是科技方面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詹天佑、严复、徐建寅等。（四）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据统计，从1868-1880年间共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162种，出版76种。（五）创办报纸，如武昌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对这些，辜鸿铭大不以为然。
辜鸿铭对洋务运动的看法是极为复杂的，他内心很矛盾，从他的思想上看，他内心是不赞成洋务的。这种机械地模仿西方，走的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发展的结果必定是抛弃甚至冲毁中国的传统，出现类似西方的社会危机，走到他不愿意看到的境地。但是洋务运动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且已成为无可更易的事实，他又不得不正视洋务。他想借上奏把洋务运动限制在封建的统治与传统的约束之下，这有点近似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然而又不等同于这个观点。他的意思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传统的道德和纲常来吸收消化现代的科学技术，使之融为一体。形成不失传统的精神血脉，又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不是体与用的简单结合，更不是亦步亦趋的西化路线。故他对洋务的看法是不单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的一切都要有深透的了解，了解其利弊得失，然后经自己的机制消化吐纳。但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书斋哲学是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他才不得已而求其次，强调内政是根本，洋务为外事，使洋务的发展不至于冲击传统的根本。他认为：
1.洋务的根本性政策失误在于：当时中兴人才曾国藩所定天下之计，仅计及政治而不计及于文教，认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导致了洋务发展的偏向。
2.洋务的发展导致了“内轻外重之势”。这是因为：洋务大臣办工厂、练新兵、身资巨万，拥兵自固可能造成朝廷无力控制的局面。湘乡曾国藩办洋务、剿太平军后“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因此辜鸿铭甚赞叹曾文正：“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这是因为曾国藩“秉性忠贞，学术纯粹，能明大体”，“是以卒成大功，河山重奠”。“及前督臣李鸿章为北洋大臣，适值中外交讧，外患孔亟，故凡办理外事，朝廷不得不委以重权，一若前督臣曾国藩督军之时，由此以来北洋权势愈重，几与日本幕府专政时不相上下。故当时言及洋务者，中外几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也。且该督臣李鸿章，品行学谊不如曾国藩之纯粹，故德望不能感服人心、号召天下，是以甲午之役天下解心，一败几不可收拾。北洋既败，而各省督抚亦遂争言办理洋务，则虽动支百万金，而度支部不敢过问，虽招之私人，声势震一省，而吏部或有不知其谁何者矣。”这都是洋务大臣办工厂、练新兵，身资巨万，拥兵自固，导致国家“内轻外重”之势。
3.洋务大臣重功利而轻气节。曾国藩所定的天下大计“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而文忠（李鸿章）步趋文正（曾国藩），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因此导致同（治）光（绪）清流党的不满。辜鸿铭说，当时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清流党，“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批评时政，以道统弥补政统的缺失，纠正曾李洋务的偏向，张之洞在朝廷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及此，就是做了湖广总督时还是欲行此志。但是很可惜，甲申马江一败，张之洞的宗旨也起了变化，“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也，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之洞的目的是为了把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洋务结合起来，以中国传统为根本而谋求富强，富强的同时而稳固儒家思想。然而张之洞缺乏对东西方文化的全面理解，并未了解认识新学、旧学中所包含的真正价值，常常陷入“务外”和“功利”之中。正因为“图富强保名教”，所以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嘱辜鸿铭广译西方报刊有关中国的论说作为洋务运动的参考，隔了两日辜鸿铭即写了《上湖广总督张书》，申诉他的意见：
前日汤生辱蒙重问译西报事，造次未能尽言，今反复熟思，窃谓西人报馆之议论，多属彼国党人之言，与中国无甚关系，偶有议论及中国政事民情，背夸诈隔膜，支离可笑，实不足为轻重。在中国办理交涉事，当局偶尔采译之，以观西人动静，亦或未尝无补益，然若使常译之刊于民间，诚恐徒以乱人心志。
他为张之洞译了不少有关洋务实际的西方报刊内容。他借这个机会，不仅为府主译介西方军事、工业的文章，更不失时机地向张氏灌输“彼邦学术制度”的内容。在两湖时，订外文报纸30余种，英美杂志500余种，整日披阅择译，送给张之洞参考。梁鼎芬以为辜鸿铭好充场面，有一天下午候谒张之洞，屡候不出，乃蹑足走近书斋，从窗口向里张望，发现总督大人正襟危坐，静听辜鸿铭译述有关西方军政科学的内容，近两三个小时之久毫无倦意。
4.对洋务应统筹规制。洋务“势至今日，我中国又不能不渐次仿行举办”，“故凡兴办此事等，又不可不严定限制”，办洋务不患无新而患不守法，现在办洋务这些外事由于不加限制，不统筹全局，漫无定章可守，遂至于“内政旧法也废弛不守”，这是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对办洋务的人，不能一切任意自为，应区别对待，要分两种人：“一种身历重任，明于治理，关心民瘼，凡西法之有关于国计民生者，莫不欲次第仿行，至其事有所不便者，则屏之不用。一种少年浮躁好事之辈，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逢朝廷急思改弦易辙之秋，谬袭西人之唾余，纷陈条议，冀缘捷径以干荣利。”前者如张之洞即是；后者最多，如“彼好大喜功之督抚、遇事揽权之劣绅，欲借此以徼名利耳”。他说，“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这些人”率皆树立私党，非其故旧属吏，即系采听虚声，罗致门下，彼此借以自固，故奔竞夤缘者，易以幸进此外事所以日形荆棘，几几乎无从下手者。“这倒是事实，所有洋务厂矿中机构庞杂，冗员充斥，以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为例，江南制造局每换一次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司事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华洋员司薪水，常占总经费十分之一以上，甚至十分之二以上。福建船政局造船费被薪水占去大宗，不能用于生产。他提出，方今国家财力紧张、民生凋敝之时，”凡百设施，当以于民无扰为主，务去其害人者而已“要杜绝那种动支百金，而度支部不敢过问的现象。”至今日时势，所有不得不办之事，如练兵，设专门学堂、兴制造及各种凡用西法之事，必俟朝廷统筹熟议，定立规制，特降谕旨指省饬办，始准恪遵所定规制举行办理。如未奉此旨，已前业已举办，能停止者，即行停止；若势实未便即行停止者，则不准扩充，并将现办情形奏明，请旨定夺。所有办理外事用人用款，应如何严定规制之处，应请特谕军机大臣会同外务部通筹熟议，俾办理外事之大臣，人人知有限制之当守，然后筹一办理外事之款，则款皆实销，用一办理外理之人而人收实效矣。这是针对李鸿章等而言的。如李鸿章利用上海月收二三十万两税厘购买洋枪炮，装备他的淮军。买舰艇20艘，用银700余万两，他们所办的大小厂局，少则数万，多则数百万甚至近千万，全由官款拨充，生产从来不计成本，更不讲求效益。因此，辜鸿铭提出限制洋务用款是有其针对性的。
5.办洋务要以学兼东西的人才为关键。办洋务不能急功近利，关键是办好教育，培养通晓西方学术制度的人才。这决不仅仅是精通制造技术的专才，而是懂得以理制势，修邦交之道，能销外患的人才。他很赞赏文祥（1818-1876，曾任军机大臣，大学士，谥文忠）的远略。在曾国藩惶惶以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时，而文祥却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才，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张之洞也算是有远略的人了，在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上没有人能出其右，美中不足的是，他务外，以功利相诱导，他送湖北学生出洋留学，临别赠言说：“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辜鸿铭批评他“未脱功利之念”，像荀子一样未免“大醇而小疵”。虽然，张文襄毕竟是一个清官，一辈子讲求“公利”，从不求一己之私利，“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而当时一般的洋务大臣很少能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品质，“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身”。“尝造洋楼、广置姬妾”，“置园囿、穷奢极欲”。如盛宣怀的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这些洋务大臣只有富其身家之术，很难富国强兵。辜鸿铭对洋务的不满，也是针对这些洋务“小人”而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辜鸿铭虽然对洋务运动多所批评，但在张之洞的洋务活动中，还是出了很大力的。他积极为张之洞办“铁舰轮船”与兵工厂出力。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开挖大冶崇通煤矿，筹办汉阳兵工厂等卓著的“实政”，都需要向西方学习，与西人交涉，而他本人对西方一知半解，这些具体的事，无不要咨询辜鸿铭，或请他提出意见，自己再斟酌决定。辜鸿铭以他对西方的了解，也确确实实地为张之洞洋务立下汗马功劳，也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有裨补于国家的业绩。尤其是汉阳兵工厂，在当时有“中国的克虏伯”之称。它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管理严密，在东方首屈一指。汉阳兵工厂的筹划与布置，多是辜鸿铭为之安排的。芝翁《辜汤生文坛怪杰》中曾记叙筹办的经过：
筹办之初，盛宣怀（杏荪）介绍了一位名叫华德伍尔滋的外国人给张之洞，说这位是英国的兵工专家。华德伍尔滋到汉阳之后，见了张之洞夸夸其谈一番。张之洞大为高兴，安排在宾馆里住下，相当优厚礼遇。过两天，张之洞叫人传见华氏，戈什哈（清代高级官员的侍卫官）回来禀告：“那西洋人，昨天被辜师爷打发回上海去了。”张之洞大为吃惊，急传辜鸿铭来问。辜鸿铭一到便说：“盛宫保荐来办兵工厂的华德伍尔滋，和我叙起来，算是我的同校后辈，比我低了五六年级。他是学商科的，现在上海开设洋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渔利的商人，根本不懂兵工，因此，我就打发他回去了。”还未容张之洞说话，他不慌不忙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洋信封，取出一封信说：“我这里有个威廉福克斯，是我的同学，这才是真正研究兵工学的，现任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我国不办兵工厂则已，要办的话，就要找这样的专家，绝不能含糊，一见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就认为专家。盛宫保办洋务，只是利用洋人作招牌，不管阿猫阿狗，拿来充幌子作招牌，赫唬朝廷夸示新政的。”能够找到世界第一流的兵工厂的专家这真是大喜过望，张之洞听了他的话，但请他函邀来华协助建兵工厂。
威廉福克斯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戚，学生时代便与辜鸿铭交往颇深，得函后便前来中国，规划筹办兵工厂，但约明以半年为限。张之洞尊重他的意见，一切照允。福克斯到武昌后，张之洞盛宴洗尘。洋人素尚豪饮，张之洞酒量也大，辜鸿铭恭陪末坐，尽情酬酢，旧雨新知，相见恨晚，不消一会，威廉福克斯便醉态可掬，信口纵谈，把克虏伯厂的机密，通盘泄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一记录下来。不久，英国泰晤士报忽然登了出来，福克斯大为惊恐，手足无措，找到辜鸿铭，自悔酒后失言，给记者听去捅了出来。辜鸿铭含笑安慰他，拿出柏林的电报给他看，原来辜鸿铭早已以中国政府的名义邀请了他夫人子女，即日即首途东来，并告诉他，督署早已在黄土浦为他建造了豪华巨宅，威廉福克斯感激不尽，遂接受了总办之任，悉心为汉阳兵工厂筹划了。
辜鸿铭以他不同常人的“怪招”稳住了这个难得的人才。这也是辜对张之洞、对中国兵工建设的一大贡献。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除了讲究“实政”之外，更讲究求“实学”，举办新式教育，致力于培养国家有用之英才。他的教育政策是文武并重，新旧兼容。首创速成师范、两湖师范及普通中小学学堂。又大量选派青年学生，留学于东西各国。在全国范围来说，张之洞最重教育，办得也最多最好。湖北教育的主管是梁鼎芬，但在幕后为之出谋划策的却是辜鸿铭。辜鸿铭经常向张之洞鼓吹“欧美主富强，务其外也；中国主礼教，务其内也”，以及不仅学西方技术，更要重视西方文物制度的话，对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张之洞后来兼管学部后，奉旨厘定学堂程章，那套“端正趋身，造就通才。忠孝为敷教之本，礼法为训俗之方，练习技能臻用治生之具，爱众亲仁，恕己及物，希贤慕善，讫于成才，为立教之大本；申其要义，以为强生于力，力生于知，知生于学”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辜鸿铭的平日理想，这恐怕也是这对宾主互相影响的结果。
二、对维新的批评
张之洞在清末可谓眼界开阔、尊贤重士、开明有容、知人善任的洋务人物。他与李鸿章、盛宣怀不同，他不仅办洋务有所成就，更着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颇有战国四公子的爱才遗风，因此“士人归之，如水就壑”，门下人才济济，扛鼎击剑、鸡鸣狗盗之徒，尊经习礼、改良维新之士，不一而足，新旧杂陈，聚集于张之洞这个保持旧传统兼有新思想的人物门下。这些人可约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辜鸿铭、梁鼎芬为代表的守旧派，固守中国传统不主变异，可以说是右派；一类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鼓吹学习西方；再者即以张之洞本人参之中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中派。传统派和维新派虽被张之洞笼络驾驭，但两派之间则相互不满，时有攻击，都想尽力争得府主的支持。于是，张之洞常常在两派之间动摇不定。在中法战争之前，社会局势相比于后来要稍为“好”些，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重要成员，立场偏于右，尊“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马江之役失败，尤其是甲午以后，亡国之危迫在眉睫，他意识到不学西方的先进技术就无法图存，就急思办洋务求新学，又近于维新一派；当康有为等倡设议院立宪时，他又意识到其危险，再偏于保守。
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知识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从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激进分子的大力宣传，维新思潮越来越壮大。和辜鸿铭同样武断和刚愎的康有为在1891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把所谓的河间献王献书及孔壁中所藏古文经书《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易经》、《书经》一概斥为刘歆所造的伪经，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古文经学也不是孔子之学，而是新朝之学，应称“新学”。从汉唐到乾嘉的经学都是“新学”，就是宋儒所遵述之经，也多伪经。康有为把历代奉为天经地义的经典宣布为乱臣贼子们伪造的假古董，为他的改良维新扫清障碍。然后康有为隆重地请出“真正的”孔子来，说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的原本。他用今文经学观点，说《诗》、《书》、《礼》、《易》、《春秋》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托古改制论述自己改革理想的巨著。康有为认为六经中舜、禹都是孔子的假托，是借这些古代圣王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服务的。经康有为这么一说，孔子俨然成了穿着圣王的合法外衣，打着圣王的招牌的改良家。然后康有为再堂而皇之地打着孔子的招牌来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与乃师一唱一和，康有为借古说今，梁启超借西说中，“变亦变，不变亦变”，要么自己主动变化，则可以保国、保种、保教，要么像印度那样被瓜分，由列强代自己变法。严复在理论上造舆论，摇旗呐喊，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根据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强国之路。他影响更大的是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来警醒世人：如果不维新变法，在优胜劣败的竞争面前，中国只能亡种。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经帝党要员翁同龢推荐，深得光绪帝赏识，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又组织强学会讨论国事。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一样，列名加入，公开支持，并捐银5000两作为会费，附和康有为振兴实业、创办学堂的创议。张氏为隆重接待康有为而“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张之洞又写信给梁启超“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所谓的卓老梁启超不过二十多岁，而他自己已近六十了）。当没名没位的“卓老”到武昌来时，张之洞竟想用迎接钦差大臣的礼节，鸣炮并在中门及暖阁相迎，改良派看到张之洞这样的“天下之大贤”，简直欣喜若狂，纷纷归其门下。
辜鸿铭对张之洞如此对待康梁深感不安，他倒不是为厚彼薄此而争风吃醋，而是担心改良派议论时事，开设报馆、倡立议院和立宪制，会导致大乱。他告诫张之洞：
近日中国士人不知西洋乱政之所由来，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汤生窃谓此非盛事。至于《时务报》载有君权太重之论，尤骇人听闻……窃恐中国士人开报馆论时事之风渐盛，其势必至无知好事之辈创立异说，以惑乱民心，甚至奸民借此诽谤朝廷，要胁官长，种种辩言乱政之弊，将不可收拾。谚有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愿大人留意，甚幸，甚幸！
他知道张之洞学西方图富强是借富强保名教，而不是想改良变法，但是张之洞门下的康、梁却是想借改良而废弃名教。他打个并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张之洞洋务尚属“杀人报仇”性质的话，那么康、梁维新已无疑是“行劫”的“不孝孽种”了。
针对康有为假托孔子实行改良维新，辜鸿铭偏推出孔子与康氏对抗。康有为说，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体现在《春秋》一书中，而《春秋》唯一正确的解释，则是《公羊传》。《公羊传》有“通三世”、“张三世”之说。“通三世”是说夏、商、周三世代时不同，而主因时变革。“张三世”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越变越进步，并认为据乱世就如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现在的改良就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他认为人民应当有自主自立与言论自由，把陈涉吴广起义比作汤武革命。而辜鸿铭则针锋相对：孔子《春秋》的大义是“尊王”，而《春秋》尊王之旨，“要在明义利之分而本乎忠恕之教。故中国之士人知君臣之相属以义也，非以利也；忠恕之教行，故中国士人知责己而不责人，责人犹不可，况国家有艰难，而敢以责其君父乎？自是中国尊王之义存，故自春秋至今二千余年，虽有治乱，然政体未闻有立民主之国，而士习亦未闻有开报馆之事，此殆中国之民所以赖以存至今日也”。康有为对传统经典于己无用的全斥为伪经，对于变法有利的又曲为解释，辜鸿铭则把所有的中国儒家经典都一概呵护，奉为圭臬。
改良派等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改良与维新的依据，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守旧派绝大多数夜郎自大，对西方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无所置喙，而辜鸿铭作为在西方长大、受完整西方教育的人毫无疑问可以用他的知识来攻击改良派。他借为张之洞翻译秘书的工作，时常向张灌输他的“权威”性的看法。他既认“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那么他就要详细地叙述分析一番，他先后用中文写了《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专论。《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探讨西方礼教制度及得失，他把欧洲的礼教官制与中国作对比，鄙夷欧洲开化比中国晚，礼教官制皆没有中国完整成系统。《西洋议院考略》探讨的是西洋议院的由来，以及议院施行后的种种弊端。这一切莫不是针对维新而言。他通过比较中西社会制度来证明变法不可。
1.设议院问题
辜鸿铭认为，西洋自古罗马后，有事其酋长集各部落以决定可否。西洋分为列邦后，犹循旧俗，国主集群酋议事。群酋之会曰国会。12-13世纪初，英吉利国王约翰好讲兵，征赋无厌，英国群酋逼约翰立《大盟册》（即今通译之《大宪章》），规定凡以后征赋，必得集国会议可才行，这时的国会成员大多是酋长世族。后来各地平民有才能德行者或由群酋推举，或由国主召入国会，于是国会乃分为上下议院。16世纪后英俗罢战猎，重耕织工商贸易，国家财税大多依赖商贾富户捐输，各地富翁因经济地位高，许多人被公举加入下议院，议院的势力大盛，国主渐被架空，终于造成议院与国主分庭抗礼，动起干戈。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宣布共和，撤上议院，乱乃定。查理一世死后，英国人复立查理二世，又盟重立议院，议院势力又兴盛起来。查理二世之弟即位后，又失民望而被驱逐，又召其婿荷兰国主，重新盟约，议院于是势力大增。英国如此，法国人杀了国主，也仿英制设议院，国家遂大乱，到了拿破仑起兵、闭议院，才得到安定。美国也仿英制成立“民主国，设立上、下议院，且国主由民选举……”。辜鸿铭借此归纳出议院对国家统治的危害：“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诸饩羊，政皆由国人也。”“噫！西洋之乱，于斯已极！”而中国则不需要这些，从孔子至今两千多年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辜鸿铭拿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话作结。他甚至把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誉为真正的“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2.开报馆问题
辜鸿铭认为，关于开报馆，也不能唯西人是学。西洋报馆由来与议院相关，西洋“政体未定，列邦无所统属，互相争强，各国君长欲济其贪忿之志，乃利商贾富人之捐输，故使入议院列为朝士议政事，由是权遂下移，国多秕政，于是其士人又忿激时事，开报馆，议政事，其要路朝臣，亦各结党互相标榜，以争权势，此西洋各国近日政治之所以外强而实弥乱矣”。他把当时改良派开报馆、议时政比作战国时策士的游说权谋，这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的统治非但无益，不恐“使民心无所系”。
3.民主与权利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贯信条，这也是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大声疾呼的内容。他们想通过呼吁使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应得的自由与权利。但辜鸿铭担心，如果人人都要起来争取自由、平等、民主、权利，都不服从统治，天下岂不乱套了？他对这些尤其嫉恨，说这些都是西方的弊端，绝对不足效法。他说：“西方政刑之病，亦本乎其礼教之弊，其书多言智术，而不言道德；专重势利，而不言义理。尝见西人《万国公法》一书，其首篇曰：粤自造物，降衷人之秉性，莫不自具应享有之权利。夫其所谓权利者，势也。荀子曰：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谓也。此即西人之所谓权利也。然荀子之言君子犹病之，何也？夫既曰人生智愚皆有可，而其所可异也，试问定其同异而分其所可者谁与？必曰贤者，必曰君子，然此即所谓智者也。智者自定其所可，其所谓愚者岂能安之？不能安则必争矣。由是天下之人必以权利相衡，认定其名分也。权利之所在，则曰贤者，则曰君子；权利之所不在，则曰愚者，则曰不肖。夫如此而为天下，其亦危矣。”这种观点全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孟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调，也是卡莱尔鼓吹英雄与英雄崇拜的遗风。
这样，辜鸿铭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猛烈地批判康、梁的维新活动。由于他用西方社会弊端来攻击康、梁，比一般的守旧派要更有说服力，又因为他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与秘书，对张之洞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张之洞也越来越觉得康、梁的行为过分，深怕发展下去会动摇清政府的统治，由拉拢康、梁而转为渐渐的劝告、威胁甚至于断绝往来。提出要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和立宪说。他资助康有为的活动设了前提条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要康有为放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当康有为拒绝后，他解散了上海的强学分会，通过梁鼎芬向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施加压力，控制了《时务报》，对其他方面的维新运动也发起了告诫。1898年4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一书，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全书分内外两部分24篇文章。“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宣扬传统儒学、纲常名教。列举清朝的十几项“仁政”，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反对改良派民权、平等之说与君主立宪政治。“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讲西学，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工商业，对设学校开报馆可以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但“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反之，如果“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基，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意识到康有为的维新改良尽管其初衷是富强中国，与洋务派目标相近，但由改良而立宪，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动摇君主集权与统治。他通过《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目的，是把康梁维新活动限制于不危害这个封建王朝命运根基的轨道上来，既别于辜鸿铭等保守派观点，又稍采改良派的一些观点，折衷二者之间，看似不偏不倚，当时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连决定维新的光绪皇帝看后也大为赞赏，下谕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补益。著将所备副本40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正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此书“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很难说，张之洞的这些观点，对康、梁的排斥没有受到辜鸿铭的影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即已刊行，次年起又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已经有不少守旧派人士群起反对，纷纷上奏毁禁书版，弹劾维新人士，但张之洞在1895-1896年，还如此礼遇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却突然态度转变，向康、梁施加压力。对这种转变的原因的解释可能有两个：一是看到康、梁的维新可能导致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激化而见风使舵；二是张之洞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改变了看法。前者有一定道理，只不过此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还没有激化，慈禧还抱着“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不禁皇上办事”的态度。张之洞受影响而转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张之洞对西方的批评言论与辜鸿铭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辜鸿铭后来说：“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戊戌庚子之祸……呜呼！文襄作《劝学篇》，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
但是失败的还是张之洞。康有为上清帝五书，鼓励光绪即早革旧图新，反之，“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并上自己最近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要皇上“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全面变法。这使光绪皇帝大为感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决心。戊戌变法虽然由于那拉氏的干预而失败，但这百日维新的意义却极为长远，标志着现代化思想在洋务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讲，失败的仍然是张之洞。
19世纪后30年中国的发展轨迹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衰败，有识志士奋发图强，向西方学习，中国由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发展到学习西方的某些社会制度。西方的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并改变了一部分国人的思想，儒家传统的以夏化夷现在翻了个，成为“以夷变夏”。总而言之，即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在东方迅速破坏着固有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张之洞所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轨迹，张之洞的失败的悲剧也正是传统派的悲剧。
三、论清流党
张之洞本是前清流党的重要成员。清流党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派别。李鸿藻、张之洞不满曾国藩在国事上所定天下大计，即辜氏所说的“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李鸿章步趋曾国藩所定大计，“更不知有所谓教者。”在用人上就表现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举国急功近利，对纲常名教一概不问。因此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在清廷内外评议时政，上书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纲纪，清流人物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纯化儒家道统。张之洞作为清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中法之战、马江一败，亡国之危迫在眉睫，天下大局一变，于是清流党悚然一惊纷纷转入洋务，这以张之洞最具代表性。传统中国的忠信笃敬，只是形而上的“德”，永远抵挡不了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的轰击。怎么生存？答案不外两个：要么死守着传统不变；要么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增强实力。张之洞选择的是折中妥协：坚持传统的根本，适当地学习西方先进兵工科技以图富强。这是面对严峻现实他不得不从实际出发的选择。洋务的单纯学习西方技术，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因为技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而这些掌握技术的人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社会与政治的因素。在学习人家的先进发达技术同时，适当地吸收西方社会、政治的某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成为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政治体制方面。从客观上看，当时洋务中一些带有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企业，不管是洋务官办还是私营企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生产关系仍然基本上固步不前，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大多数洋务企业是做赔本买卖，入不敷出，亏损倒闭。经济实力的弱小也代表着政治的弱小，从改革政治的某些方面弊端入手，增强经济实力，是东方的强国之路，康有为所上《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就是这个目标。但这涉及到政治与传统的根本性的问题，张之洞绝康、梁以谢天下，也是因为此故。他的《劝学篇》极力想把现代化的步子纳入传统的轨道，使之不构成对传统文化和统治制度的危害。但他还是失败了。
辜鸿铭充分看到了张之洞的悲剧，也是传统派的悲剧，因此，十年以后，他借悼念张之洞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文名《清流传》），对东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潮及其失败作了对比分析。
他认为19世纪英国发起于牛津大学教堂内部的以红衣大主教纽曼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即恢复17世纪原有的教理意识、保存罗马天主教义的所谓的“牛津运动”，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流运动，具有相近的性质。两者所反对和攻击的是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这两个阻止现代化之潮的运动都出现了相同的失败命运，原因是各自的思想领袖对其自身文化的了解都太褊狭了，他们都缺乏一个纯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与坚定不移的信仰，英国的纽曼只知基督教，而张之洞只知儒学，他们应了解并认识两者的价值。辜鸿铭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正的西方文化--欧洲17世纪以前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同等的最终价值。二是只有对东西文化有充分了解的人，才能拯救东西文化。张之洞知六经大旨，以扶持纲常名教自励，但其缺点在知道学习巨舰大炮，而对“真”西方文化的价值一无所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它的弊端是，人必须具有双重的品德原则，作为个人，必须信奉并坚持孔教，但作为一个民族必须放弃孔教，采纳欧洲的做法，“成为食肉兽”的民族。因而“中体西用”是从表面上对西方的模仿，抄袭了西方社会的缺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辜鸿铭在此书中想表达的观点是中国学习了解西方，不单单是学枪炮机械，而是要培养精通东西文明的人才，这种人才，“既没有中国学者学历过长、自高自大、炫耀博学的毛病，也没有满族、贵族骄傲不逊的阶级偏见，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的深刻了解和对现代欧洲文明的广泛进步理念的敏捷体会，他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辜鸿铭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期望中国真正的革新，一个新中国，还不单是中国人的新中国，而是人类的文明的新中国”。这里辜鸿铭俨然认为只有自己，一个对东方、西方文化都能充分了解的人物，才能担当起挽救两个文化的使命。
四、对新政立宪的批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由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而辜鸿铭此时还在上海黄浦江浚治局任职，张之洞不忘旧情，又招之入京，1908年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旋由员外郎、郎中而晋左丞，这是辜氏政治生涯的顶峰期。
然而，这时的政治、社会的局势对他来说却很不如意。自从《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境地，为了使这个日薄西山的皇朝命运不致被革命的力量淹没，清政府宣布从1901年开始实行所谓的“变法”与“新政”。大量编练新军，命各省督抚将原有旧军严行汰裁，从中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和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并向全国推广北洋和湖北训练新军的经验，建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军官。1903年设立练兵处，领导全国练兵事务。1904年，颁布新军营制、饷章。1905年又统一全国新军番号。
同时对教育也做了改革。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通政治，应先兴学育才摺。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初具近代教育的意义和规模。1905年9月清政府终于谕令停止八股科举考试，成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先后派遣一批青年和官员到国外留学，其中去日本的人数尤多。这些都有利于西方自然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但是清政府这些在“中体”上的小小改良已经落后于历史发展，不能挽救其命运。以推翻清朝统治作为奋斗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业已登上历史舞台。比康有为思想更激进的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成为这股革命力量的核心。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断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清政府面临的大敌已经不是康有为，而是具有武装力量的孙中山革命军了。因此反倒觉得原来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提出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革命”相比还是温和的，立宪的做法不失为延长自己“寿命”的办法，与其被“革命”，还不如立宪的好。在这种刺激下，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臣和地方督抚，也相继吁请立宪。1904年夏，驻法公使孙宝琦就要求清政府仿效英、日等国实行君主立宪。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也放弃原来反对的立场，奏请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清政府派遣人员出国考察。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决定“预备立宪”。
1905年7月，慈禧决定推行“预备立宪”，简派镇国公载泽、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慈禧告诉他们出国考察，宪政对清廷“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但就在他们出发那天却被革命党人吴樾炸伤，出国日期推迟至12月。待五大臣出洋“看洋画”回来之后向慈禧陈请立宪。如载泽密奏慈禧，打着实行立宪的幌子可以“皇位永固”，清除“内乱”，至于“实行之期”可以随意拖延。因此，1906年9月1日慈禧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
推行“预备立宪”的措施主要有：改革中央与地方机构的官制，把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收归中央；中央筹设资政院，作为未来“国会”的基础，各省筹设谘议局，为未来地方议会的基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规定皇帝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一切大权，而臣民有纳税、当兵、守法的义务。同时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1908年，清政府向各部及地方官员下诏条陈时政，辜鸿铭应诏写了《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在这长达5000余言的文章中，辜氏对上述清政府所试行西法、新政提出了全面的不妥协的批判。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内政宜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外事宜定规制，以责功实而振国势”。他说：“草野之愚以为国之所以不立者，或由外患之所迫，或由内政之不修。独是外患之忧，犹可以为计，若内政不修，则未有能立国者也。”他从这两个方面批评清廷存在的问题。
其一，行内政而不守旧法
辜鸿铭说：“若今日我国之制度，其规模虽取法于前明，而体制实证验于往代，历今已千百余年矣，分目细条，或须随时删定，而大纲要领，岂有不足为治者哉。”他认为中国的法令制度要远比西方完善严密，西洋“行法施政，犹多偏驳繁扰，如商入议院，则政归富人；民立报馆，则处士横议；官设警察，则以匪待民；讼请律师，则吏弄刀笔。诸如此类，皆其一时习俗之流弊，而实非治体之正大也”。但是现在中国士大夫“不知西洋乱政之所由来，遂至朝野皆倡言行西法与新政。在朝诸大臣又不知清静无扰为治国的大体，或随声附和，或心虽知其不便，又不明辨是非，遂致近日各省督抚多借西洋、新政名目，为所欲为，而不管百姓怨苦”。
其二，办外事无定章可守
西方的先进技术，如电报、轮船、铁路等等，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时至今日又不能不仿效。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此，对办理外事要严定限制，现在的各省官吏一会儿办学堂，一会儿兴商务，百姓未受到一点好处，只有各种文告命令、苛捐杂税，房捐、米捐、酒捐、糖捐，日加月增，使得民不聊生。此其一。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争言办洋务，动支百万金没有敢过问，也不禀报朝廷，造成内轻外重之势，此其二。这些都是办外事无定章可守的弊端。
因此，辜鸿铭提出自己的见解。
1.内政宜申明成宪
辜鸿铭说：“拟请特谕军机大臣会同各部院大臣并酌选久于外任有学识之大小人员，随同办理，将该部现行事例，彻底推究，据实厘定，务使简明易行……然后奏明为令甲，分别纲目，刊成简明善本，颁行天下。以此成宪申明，则纲纪立，而庶事可以得其理矣。”
2.办外事统筹全局
要严格按章办事，朝廷大纲既定，不准轻易改动而行西洋新政。当今不得不办的事情，如练兵、设专门学堂、制造以及各种用西法的地方，都要按朝廷制定的规则办。“以与民无扰为本。凡用西法之事，必俟朝廷统筹熟议，定立规则，特降谕旨，指省饬办，始准恪遵所定规制举行办理。如未奉此旨，以前业已举办，能停止者，即行停止，若势实行未便即行停止者，则不准扩充，并将现办情形奏明，请旨定夺。”
3.修邦交重于讲武备
对中国来说，办理外事，主要是防外患，国家因为汲汲于防外患而无余力顾及内政。但外患越来越防不胜防，都是未得其肯要，防外患犹防水，徒为堵御之防，而不设疏通之法，愈积愈不可防。那么如何防外患呢？辜鸿铭说，“所以防外患者，唯在修邦交与讲武备两事最为紧要”，但修邦交与讲武备要有轻重缓急，孰为轻重，孰为缓急，孰应先后，要有选择。照他的意见，应重在修邦交，以练新兵为次，修邦交重于讲武备。为什么呢？他说：
我中国今日民生凋敝，士气不振，若不体量民力，一意汲汲于筹饷练兵，慕奇功求速效，职之愚诚恐此非特不足以御外患，而且必重伤民生，适足以致内乱耳。古人有言，“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即使我今日所练之兵固有奇效，若我不修邦交之道，则彼联我孤，彼众我寡，我或犹可以敌其一国，试问能敌其众国耶？故臣之愚为，今日与其积力以防外患，而外患未去，内患已可虞，不如节兵费以裕民生，以治内政，以修邦交，而外患要无不可以销也。
这也是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的观点。
4.用人与用款
至于办理外事，关键在于用人与用款两端，尤以用人为要。辜鸿铭说：“用小人以办外事，其祸为更烈，是尤不可不加慎重也。臣观今日内外大臣所用一般办理外事之员，率皆树立私党，非其故旧属吏，即系采听虚声罗致门下，彼此借以自固，故奔竞夤缘者，易以幸进，而贤能廉退之士反无自而升。”因此，“办理外事用人用款，应如何严定规则之处，应请特谕军机大臣与外务部熟议，俾办理外事之大臣，人人知有限制之当守，然后筹一办理外事之款，则款皆实销，用一办理外事之人，而人收实效矣”。
辜鸿铭是极为大胆的狂生，他敢于直言。“用小人办外事其祸为更烈”一话，是针对当时正担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而言的。辜氏曾在多种场合甚至当面嘲讽袁世凯，在这个上奏中又说出如此这般的话，深为袁世凯憎恨。张之洞也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但又为辜鸿铭这样骂袁世凯担心，告诫辜鸿铭说：“此奏鹿定兴（即江苏巡抚鹿传霖）却极钦佩，然何必尔。”辜鸿铭愤然答曰：“此时尚非袁之天下！”张之洞为之默然。辜鸿铭认为正是袁世凯这一类小人断送了清朝的命运，毁弃了中国文明。后来他说：“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气义且不如。袁世凯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背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后拥兵自卫，成了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行为不但毁弃了中国民族忠义的观念，并且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开始即坚持不变的看法，既认为时事如此，西方先进的东西不能不仿行，又认为学习西方有利有弊，西方的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潮，立宪、议会的制度甚至共和革命的意识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不可避免地要冲击清政府这个风烛残年的病躯。现在除了洋务之外，朝廷决意实行西法、新政、预备立宪，更使他忧心忡忡。从这些看，辜鸿铭是顽固守旧的。但辜鸿铭与当时大批的顽固派封建官僚又不同，徐桐等封建官僚是出于盲目的自大，对西方社会一无所知，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死守住祖传的三纲五常、诗书礼教的“大道”，认为如果废“祖宗之法”，天下就会大乱。徐桐甚至把数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加以排斥。辜鸿铭的反对西学、新政是立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透彻了解基础上的批判，属于西方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生产造成的社会伦理规范的破坏、文化精神的危机、对内的兼并、对外的资本输出、殖民侵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他们不能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又找不到出路，把东方的社会看做是未来的希望与出路。辜鸿铭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形成“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自信心的。辜鸿铭的守旧，不是出于其顽固不化的立场，而是出于其思想体系的观点。同时，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气质，这在辜鸿铭的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也许作为一个东方殖民地的黄种青年在西方白人的世界里受的冷遇太多，自己的性格又倔强高傲，所以激起他民族精神的自大狂倾向，以精神分析的观点看，他对传统文化无条件的赞美，对西学新政的攻击，也是一种精神压迫的表现而已。
辜鸿铭虽然于中西学问甚为渊博，见解敏锐，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书生，书生气太重，对实际政治问题的看法很不实际，像他师事的英国浪漫诗人一样，过于天真，拿书本知识来衡量社会现实，如他对清政府练新兵防外患，提出这样的批评：“昔韩安国对汉武帝曰‘高皇帝尝困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困反而无忿怒之心’。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怒伤天下之功也。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而非我帝王治天下之大度也。”在亡国之危迫在眉睫之时，还发这种不切实际的“高论”，近于道学家的迂腐了。但总体上说来，这篇文章的见解仍是深刻的。罗振玉誉之为：“探根索元，洞见症结，余爱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复生，不能过是，盖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也。”并不全是溢美之词。
1909年，辜鸿铭相随二十余年的府主张之洞去世，这对辜鸿铭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这二十年中，他这个不拘小节随便臧否人物的狂生唯有文襄大度能容，处处爱护，褒扬有加，张文襄在清末诸大臣中最有远见卓识，宽容好士，清正廉洁，政声甚好，远非盛宣怀、端方、袁世凯等可望其项背，尤其在维护国家利益上宾主甚为相得，他可为辜鸿铭一生唯一知己。因此，辜鸿铭写了两本书来纪念文襄。一是《张文襄幕府纪闻》，一是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文名《清流传》）。在《张文襄幕府纪闻》的《序言》中说：
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慨。今夏多闲，摭拾旧闻，随事纪录，便尔成帙，亦见雪泥鸿爪之遗云尔。其间系慨当世之务，佞妄之罪固不敢辞。……余赋性疏野，动触时讳，处兹时局，犹得苟存，亦自以为万幸，又何愤焉？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古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识者亮之。
可见这本书虽系“摭拾旧闻”，而实寓忧愤之意。涉及了当时社会许多方面，较全面地表现了辜氏的思想。其中对洋务和维新的批评尤多，这在前面已多征引，此处不赘。除此之外，还有数端：
1.表现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辜鸿铭对孔子的学说是深信不疑的，他也处处以孔子教教人，常在笑谈间阐发孔子之教。如他曾应邀参加一位朋友举行的宴会。座中只有他为华人，众推他居首座。宴谈中西人问：“孔子之教有何好处？”他回答说：“顷者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况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然后他借此事发挥：“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这是针对西方竞争观念而言的。他在这些具体事例中，常常援引孔孟之道。如拿孔子之说批评荀子“务外”未脱功利之念；以孔子“罕言利”、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批评张文襄“私利不可讲，公利却不可不讲”；以《易传》的“道”与“器”与孔子的“可与立，未可与权”批评张文襄的办洋务是“术”而不是“权”；以《中庸》“贱货贵德”讽刺盛宣怀“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的功利之说。等等。
2.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辜鸿铭反对洋务，反对西学与新政，赞美中国传统，甚至赞美蓄辫、缠足、纳妾，以致给人们普遍的一种错觉：他是顽固维护清朝政权的奴才，在为数寥寥的有关辜氏的文章中不少人持此观点。辜鸿铭虽然为慈禧太后歌功颂德过，但又敢当众多官僚面编《爱民歌》大骂慈禧太后，奢侈腐化，不顾百姓的死活。辜鸿铭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对下层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这从下文他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中即可看出。对清朝官场腐败，他批评得更不留情，在他看来，清朝的官吏，除了曾国藩、彭玉麟、文祥、张之洞之外，没有什么好官了。他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政府之好吹牛皮。”简直是破口大骂了。他认为朝廷上为国家理财的诸公“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因此，他认为在孔子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后边，还应当再加一句“官官、商商”。这真是对买办官僚一针见血的揭露。他说李鸿章门下的幕僚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盛宣怀的僚属“即一翻译，亦皆身拥厚赀，雄富一方”。做官的寻花问柳，放浪轻浮，张人骏乃将督部堂煌煌告示，贴在妓馆娼寮“维持风化”；他讽刺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像文盲翻书“看书中之画”一样，“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讽刺中国向外国借款是“二十世纪数学改良”，“前数学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他对夜郎自大的顽固派和唯洋是学的洋务派都不满，说：“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畬撰《瀛寰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总之，这个社会在辜鸿铭看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他说：
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即曾国藩），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即张之洞）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躁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
3.对清末诸大臣的评骘
论曾国藩。辜鸿铭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臣，其最大的优点即秉性忠贞，学术纯粹。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握重兵，部将皆枭雄，这与东汉末董卓地位相同，但曾国藩没有丝毫割据之心，“倘使文正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视我者，安肯袖手旁观者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因此，他感激地说：“微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但他对曾文正又有微词。曾文正虽然学术纯粹，理学造诣很高，但他只是“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的大臣，他为国家策划方略只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等洋务运动为急务，对西方的语言文字、学术制度皆不过问；仅计及于政，未计及于教；仅知以为国家谋功利，而不知六经大旨为立国之本，这正是曾文正的“陋处”，所以未能使清朝振兴。然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曾氏之外无一人有大臣风度。
论李鸿章。李鸿章的品行学谊不如曾国藩纯粹，所以也没有曾国藩的德望声威。继曾为相后，沿袭曾文正所定天下大计，没有丝毫改进，只知办洋务一事。所以李鸿章“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追萧何约束耳”。“只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而且李鸿章正如梁启超所谓的“不学无术”，根本不知“六经”大旨，“一切行政用人，但知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所以导致清流党的激烈批评，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风化。尤其是甲午中日一战，大败而归，这与李鸿章大有关系，更使李的声威扫地。在辛丑协议时，又不能为国家争主权，误国误民，反认为张之洞的干议是“书生见解”，因此“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辜鸿铭说，“今之李文忠，曾文正罪人也”，也不仅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更多出于国家公心，大体上仍是符合实际的。
论张之洞。辜鸿铭对张之洞虽有感知遇之恩，但也有客观批评。他把张之洞与曾国藩相提并论。曾国藩是“大臣”，张之洞是“儒臣”，“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政之有无关乎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张之洞高于曾国藩者即在于“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懂得儒家政教合一的思想。但是辜鸿铭对张之洞由清流而转洋务略有不满。虽然他知道张之洞的转变是为了借富强而强中国、保名教的不得已的苦衷，但是其门下康、梁一出，导致了戊戌政变。说明张之洞的学术也不纯粹，有点荀子的“务外自高”和“功利之心”的“小疵”。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讥张之洞“其学不化”。他在与张之洞关于公利私利、权与术等问题的争论中也都表现了他的观点。尤其不满的是张在晚年也奏请“立宪”一事，深惜张之洞见解的狭隘。然而这些只是不赞成张的观点而已，对张之洞的道德人品、知遇之恩他还是铭感不已的。感激而又不苟同，这正是辜鸿铭倔强的性格所在。
此外，对中法战争时虎门守将彭玉麟虎门哭失声的忠爱之情给予赞扬，并说自己的《尊王篇》即是有感于此事而作。对“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才，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的洋务大吏、内阁学士文祥誉之甚高，认为“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为以经商成巨富后乐善好施兴办教育的叶澄衷专门作《叶君传》。
但是这些能够被他赞美的毕竟只是少数，而大部分的官僚是受他唾骂的，他当面讽刺盛宣怀比张之洞更善于理财，理由是张之洞幕僚皆贫穷，而盛宣怀的僚属即一小翻译也身拥厚赀。把袁世凯比作“贱种”：“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究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辜鸿铭的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其文章具有极大的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