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回归东方--马建忠改变了他的一生
光绪四年（1878），辜鸿铭结束了他十几年的留学生涯，首途由欧洲返回槟榔屿，不久即奉派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
辜鸿铭去欧洲留学的原因，在当初少年时的他，可能懵懵懂懂，无所谓什么目的的。但在他的父亲却有其意图。他的祖辈，作为华侨移民，由社会最底层的劳工到当地贵族，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创业之路。虽然他的一家，已经跻身上层社会之列，是有身份的人了，但说到底，这“身份”毕竟是“殖民”式的，是“华人”的身份，与“大英不列颠贵族”相比，自然还是矮人三分，而且在他的周围和属下，还有许多华侨的劳工度着比他们从前更艰难的生活。就在辜鸿铭出生的时代，大批中国沿海的贫苦农民、渔民作为“猪仔”被拐骗而来，上岸以后像牲口一样卖给槟城的商人，每“头”“猪仔”由3元到15元不等，先得同意为主人白干一年，只求有食物糊口或主人赏几个零花钱就心满意足了。同样是炎黄子孙，有着相同的民族血脉，辜紫云能不为民族的尊严而惭愧吗？他的伯父辜安平走了一条回国发展的路，他的儿子将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是他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布朗夫妇把培养辜鸿铭的想法告诉他时，他慨然应允，竭尽全力支持，他希望儿子能够有出息，成为能够沟通东西方文化，对祖国有益的人。辜紫云甚至为了儿子在西洋安心读书，在临死前还嘱咐朋友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知儿子，直到其学成后才知道。父辈寄予他如此厚望，这是辜鸿铭回国的一个原因。
尽管辜鸿铭生活在一个贵族富翁家中，学习成绩也相当优异，但是，在西方人眼中，他毕竟还是个“东亚病夫”。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公开歧视他，但以他那绝对的孤高自傲的性格，不会对此没有感觉。在那里，他的生活可能是优越的，成绩也是良好的，但心境一定很落寞。他本来遵照父亲的嘱咐穿长衫，留辫子，出入于西洋各场所，这一副东方式的打扮，说明他本是如何地以东方人自居，以作为中国人而骄傲，但在当时英国人看到这种模样却是何等的惊讶与好笑。因为辫子，他到英国住索赞普敦饭店时，女服务员把他当成一个小姑娘，他想进男厕所，却被抓进女厕所方便，辜鸿铭在这个女服务员的劝说下才把辫子剪下送给了她。但不管怎么样，他这种不合流俗的服饰是他孤傲之情的流露。再如，他在英国读书时，每到冬至，一定在房间里备好酒馔，向东遥祭祖先，以表达他不忘本的诚心。房东太太待他叩拜祖先完毕，嬉笑地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这些酒馔？”他随即反唇相讥：“就是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鲜花香味的时候。”这些事例都说明他对东方对中国是多么的向往。以他这种性格，他是绝不会在异国他邦长久待下去，日思夜想要早点回去。
但回去以后又怎么样呢？他谋职在这个海峡殖民政府，为英国殖民地效力，满腹才学得不到发挥，向往中国却又无法回去，他内心苦闷，找不到出路。
恰在此时，天假之缘，他居然与正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获得了良晤。他慕名前往马建忠下榻的海滨宾馆（strand hotel）请教，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年时代在上海公学求学，因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在李鸿章门下效力。他从小生长在江南文风兴盛之地，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熏陶，又留学西方，“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通晓西洋的政治、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了。而辜鸿铭生于南洋，幼年即赴欧洲，虽然对西方文化很精通，但对他时刻标榜、念念不忘的中国文化，只是心向往之，实际上并未入门。他渴望中国文化，在新加坡这个早已被欧洲殖民化的中国文化的沙漠中，见到马建忠，犹如见到了绿洲。对辜鸿铭来说，他所了解的东西，马建忠都知道，而马建忠腹中的另一部分中国学问，他却一无所知。这长达三日的谈话内容，因没有记录不得而知。但从温源宁《一知半解辜鸿铭》一文中，我们可以约略知道马建忠对他所讲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们谈论文学的许多方面，辜鸿铭对西洋文学可以旁征博引，但中国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在这之前，他实际上只读过翟理斯（Herbert Allen Griles，1845-1935）博士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建忠说《聊斋》只是纯粹的文学故事，并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马氏让他读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特别推荐唐代陆贽的文集给他读。由于马氏的介绍，他更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比起在卡莱尔门下耳食肤受的皮毛来，要精彩得多。
辜鸿铭虽然饱饫西方文化，荣膺多个博士学位，但屈居于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很难想象他这样清高孤傲的人肯甘心做一个英人的属吏，为殖民主义者统治当地人民和华侨卖力。他和马建忠一样，虽一介书生，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马建忠的理想是办洋务、学西方、寻求强国之术；而辜鸿铭则有其更高的目标，学习东方文化，向世界宣传儒家思想，“拯救整个人类”危机。此时的马建忠正是学成归国不久春风得意时，即梁启超所说的“幼以郎中肄业法京，中国人以官为出洋学生者，惟建忠一人”。而辜鸿铭却还是一个“属吏”，与马氏相比，“主人”、“从属”的地位身份与前途大不相同。马建忠爱才心切，他有感于“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造其堂奥，足当译事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因此必有一番巧言雄辩，说得辜鸿铭心花怒放。欣慕之余，炎黄华胄的荣誉心，师、父教育培养的使命感，以及马氏劝说回国效力的可能性，遂使辜鸿铭信心大增，与马建忠会晤后的第三日即突然向新加坡辅政司提出辞职，然后不等答复即乘轮船返回槟榔屿。
辜鸿铭说：“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辜鸿铭返回家中，弃西装革履，即开始留发结辫，开始自学中国的书籍。1881-1882年，辜鸿铭参加一支英国探险队，任翻译，随往广州，拟往缅甸曼德拉（Mandalay），他本想借此机会领略一番中国名山大川的奇景，但到云南时，他发现山峻林深，困难重重，便放弃这个计划，转往香港居留。他在香港、厦门和上海等地浪游一番，在上海再次造访马建忠，马建忠公务繁忙，无由会晤。他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的四书。夏敬观为《国史馆刊》写的《辜鸿铭传》说他“年三十始归国，闻乡里塾师讲《论语》、《孟子》有所悟，始致力于国学”即指此。
光绪十年（1884）5月，张之洞督两广，时法越战事正紧，战火已燃至中国。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张之洞命知府杨汝澍赴闽侦事。杨在由闽返粤船上与正由上海到香港的辜鸿铭邂逅相遇，时辜氏正对同船一位德国人抵掌而谈，大讲论理学（逻辑学），他见辜氏的德语相当流利，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中文也很流利，便心中留意辜氏。当时张之洞幕府德文翻译水平太差，正需这样人才，杨汝澍回去后便把这情况报告了广东督抚赵凤昌，赵凤昌再禀给张之洞，张之洞大喜，即派人前往香港邀请辜鸿铭。在张之洞这个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面前，他极其自然潇洒，不卑不亢，对张之洞激昂慷慨地高谈阔论，显示出才子名士的风度，使张之洞既生气又好笑，讨厌他的没大没小的随便，又欣赏他的性格与学识，便聘他为洋文秘书。从此宾主际遇，决定了辜鸿铭一生的道路，开始他长达20余年的文襄幕府生涯。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广雅，卒谥文襄。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他起用冯子材，击败法侵略军。他是清代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功绩卓著。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兴办洋务，所到之处都办了很多兵农工商实业，在广东创设枪炮厂，开办矿务局；在筹议海防中，主张购船筹款，练兵，设船厂，造炮台，大治水军。在湖广任上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办芦汉铁路。在两江任上，巡阅江防，购新式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训练江南自强军，创建江宁马路。二是广开学堂、书院，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兴办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有真才实学振兴积弱局面的洋务人才，先后设立过广东水师学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两江师范学堂等近代学校，选派优秀学子到西洋留学。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对清末教育影响最大，在洋务大臣中，也数张之洞最有远见，有才识，有魄力，既重儒家礼教，又向西方学习，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辜鸿铭评价张之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不愧为儒臣”。辜鸿铭与张之洞这对宾主在二十余年的合作中比较融洽，在观点上既各有己见，又互相影响。
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被委以洋文案及礼宾诸务，其职责主要是张之洞的外事顾问秘书、翻译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
张之洞在两广操练新军，用德军操练法，张之洞先后致电驻德大使李凤苞、许景澄雇德军教练，德皇威廉二世选上材数人至，张之洞根据中德官品，奏请给予四、五、六品职衔，令用中国顶戴、军服，行拜跪半跪诸礼仪。德国教官因为平素未习，且担心半跪有失体面与身份，很觉为难。辜鸿铭就用德文旁征博引一番，这大概也像康有为所论的人有膝关节不跪何用的道理，歪理正说，也奇怪，向来主张平等的德国人竟被他说得服服帖帖。以至于后来清朝遗老们撰“国史”时欣然赞曰：“客卿改章服礼节，此为创见。”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改督湖广，辜鸿铭作为五名随员之一奉调随节赴鄂。光绪十七年（1891）沙俄皇储与其内戚希腊世子两国皇太子一道到中国，外务部因中俄交好关系重大，致电张之洞宜盛礼优特，泊船汉口，张之洞以地主之礼往访。俄储问张之洞两从官职名，辜译以对，并对皇储说，希望他们自报官职姓名，以示尊敬张督。不久，张之洞又邀宴于晴川阁，辜鸿铭以法语通译。席间，皇储与希腊世子小声谈话，改用俄语说今晚另有他约，宜节食，没想辜鸿铭马上用俄语说，此餐颇合健康标准，客人大惊。文襄烟瘾上来吸鼻烟，希腊世子惊奇，用希腊语问俄皇储：主人鼻吸何物？辜鸿铭与张之洞耳语，张即以鼻烟递给希腊世子，两位太子更是惊骇。由于辜鸿铭的翻译，宴会大为生色。临别，俄皇储郑重地与辜鸿铭握手，约如至俄国，定当敬待，并赠以镂刻皇冠的金表，并对张之洞说：“各国皆无此异才。”因此，辜鸿铭备受张之洞的赞誉，尝语人曰：“是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鸿铭精神满腹，确是杰出之才。”辜鸿铭也说过：“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但张氏之用人，“宏奖知名士无不罗致，然不与谋政事。所用多杂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无荐剡为公卿大臣者”。他用辜鸿铭，也是因为“奇其才”--对西洋语言典章制度的精通，对外交事务的熟悉--而用其所长。至于办事的谨慎稳重，说话的老练圆通，像辜鸿铭这样不知世事大言不惭的书生，用之不唯无益，反而可能坏事，这也许是张之洞知人善任的表现。因此，虽说对辜鸿铭二十余年“礼遇未尝稍衰”，但也仅止“礼遇”呵护而已，如荐以公卿、分符一方则不可。根据辜鸿铭的个性，张氏荐之外务部员外郎擢至左丞，亦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
辜鸿铭去欧洲留学的原因，在当初少年时的他，可能懵懵懂懂，无所谓什么目的的。但在他的父亲却有其意图。他的祖辈，作为华侨移民，由社会最底层的劳工到当地贵族，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创业之路。虽然他的一家，已经跻身上层社会之列，是有身份的人了，但说到底，这“身份”毕竟是“殖民”式的，是“华人”的身份，与“大英不列颠贵族”相比，自然还是矮人三分，而且在他的周围和属下，还有许多华侨的劳工度着比他们从前更艰难的生活。就在辜鸿铭出生的时代，大批中国沿海的贫苦农民、渔民作为“猪仔”被拐骗而来，上岸以后像牲口一样卖给槟城的商人，每“头”“猪仔”由3元到15元不等，先得同意为主人白干一年，只求有食物糊口或主人赏几个零花钱就心满意足了。同样是炎黄子孙，有着相同的民族血脉，辜紫云能不为民族的尊严而惭愧吗？他的伯父辜安平走了一条回国发展的路，他的儿子将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是他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布朗夫妇把培养辜鸿铭的想法告诉他时，他慨然应允，竭尽全力支持，他希望儿子能够有出息，成为能够沟通东西方文化，对祖国有益的人。辜紫云甚至为了儿子在西洋安心读书，在临死前还嘱咐朋友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知儿子，直到其学成后才知道。父辈寄予他如此厚望，这是辜鸿铭回国的一个原因。
尽管辜鸿铭生活在一个贵族富翁家中，学习成绩也相当优异，但是，在西方人眼中，他毕竟还是个“东亚病夫”。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公开歧视他，但以他那绝对的孤高自傲的性格，不会对此没有感觉。在那里，他的生活可能是优越的，成绩也是良好的，但心境一定很落寞。他本来遵照父亲的嘱咐穿长衫，留辫子，出入于西洋各场所，这一副东方式的打扮，说明他本是如何地以东方人自居，以作为中国人而骄傲，但在当时英国人看到这种模样却是何等的惊讶与好笑。因为辫子，他到英国住索赞普敦饭店时，女服务员把他当成一个小姑娘，他想进男厕所，却被抓进女厕所方便，辜鸿铭在这个女服务员的劝说下才把辫子剪下送给了她。但不管怎么样，他这种不合流俗的服饰是他孤傲之情的流露。再如，他在英国读书时，每到冬至，一定在房间里备好酒馔，向东遥祭祖先，以表达他不忘本的诚心。房东太太待他叩拜祖先完毕，嬉笑地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这些酒馔？”他随即反唇相讥：“就是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鲜花香味的时候。”这些事例都说明他对东方对中国是多么的向往。以他这种性格，他是绝不会在异国他邦长久待下去，日思夜想要早点回去。
但回去以后又怎么样呢？他谋职在这个海峡殖民政府，为英国殖民地效力，满腹才学得不到发挥，向往中国却又无法回去，他内心苦闷，找不到出路。
恰在此时，天假之缘，他居然与正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获得了良晤。他慕名前往马建忠下榻的海滨宾馆（strand hotel）请教，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年时代在上海公学求学，因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在李鸿章门下效力。他从小生长在江南文风兴盛之地，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熏陶，又留学西方，“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通晓西洋的政治、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了。而辜鸿铭生于南洋，幼年即赴欧洲，虽然对西方文化很精通，但对他时刻标榜、念念不忘的中国文化，只是心向往之，实际上并未入门。他渴望中国文化，在新加坡这个早已被欧洲殖民化的中国文化的沙漠中，见到马建忠，犹如见到了绿洲。对辜鸿铭来说，他所了解的东西，马建忠都知道，而马建忠腹中的另一部分中国学问，他却一无所知。这长达三日的谈话内容，因没有记录不得而知。但从温源宁《一知半解辜鸿铭》一文中，我们可以约略知道马建忠对他所讲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们谈论文学的许多方面，辜鸿铭对西洋文学可以旁征博引，但中国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在这之前，他实际上只读过翟理斯（Herbert Allen Griles，1845-1935）博士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建忠说《聊斋》只是纯粹的文学故事，并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马氏让他读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特别推荐唐代陆贽的文集给他读。由于马氏的介绍，他更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比起在卡莱尔门下耳食肤受的皮毛来，要精彩得多。
辜鸿铭虽然饱饫西方文化，荣膺多个博士学位，但屈居于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很难想象他这样清高孤傲的人肯甘心做一个英人的属吏，为殖民主义者统治当地人民和华侨卖力。他和马建忠一样，虽一介书生，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马建忠的理想是办洋务、学西方、寻求强国之术；而辜鸿铭则有其更高的目标，学习东方文化，向世界宣传儒家思想，“拯救整个人类”危机。此时的马建忠正是学成归国不久春风得意时，即梁启超所说的“幼以郎中肄业法京，中国人以官为出洋学生者，惟建忠一人”。而辜鸿铭却还是一个“属吏”，与马氏相比，“主人”、“从属”的地位身份与前途大不相同。马建忠爱才心切，他有感于“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造其堂奥，足当译事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因此必有一番巧言雄辩，说得辜鸿铭心花怒放。欣慕之余，炎黄华胄的荣誉心，师、父教育培养的使命感，以及马氏劝说回国效力的可能性，遂使辜鸿铭信心大增，与马建忠会晤后的第三日即突然向新加坡辅政司提出辞职，然后不等答复即乘轮船返回槟榔屿。
辜鸿铭说：“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辜鸿铭返回家中，弃西装革履，即开始留发结辫，开始自学中国的书籍。1881-1882年，辜鸿铭参加一支英国探险队，任翻译，随往广州，拟往缅甸曼德拉（Mandalay），他本想借此机会领略一番中国名山大川的奇景，但到云南时，他发现山峻林深，困难重重，便放弃这个计划，转往香港居留。他在香港、厦门和上海等地浪游一番，在上海再次造访马建忠，马建忠公务繁忙，无由会晤。他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的四书。夏敬观为《国史馆刊》写的《辜鸿铭传》说他“年三十始归国，闻乡里塾师讲《论语》、《孟子》有所悟，始致力于国学”即指此。
光绪十年（1884）5月，张之洞督两广，时法越战事正紧，战火已燃至中国。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张之洞命知府杨汝澍赴闽侦事。杨在由闽返粤船上与正由上海到香港的辜鸿铭邂逅相遇，时辜氏正对同船一位德国人抵掌而谈，大讲论理学（逻辑学），他见辜氏的德语相当流利，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中文也很流利，便心中留意辜氏。当时张之洞幕府德文翻译水平太差，正需这样人才，杨汝澍回去后便把这情况报告了广东督抚赵凤昌，赵凤昌再禀给张之洞，张之洞大喜，即派人前往香港邀请辜鸿铭。在张之洞这个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面前，他极其自然潇洒，不卑不亢，对张之洞激昂慷慨地高谈阔论，显示出才子名士的风度，使张之洞既生气又好笑，讨厌他的没大没小的随便，又欣赏他的性格与学识，便聘他为洋文秘书。从此宾主际遇，决定了辜鸿铭一生的道路，开始他长达20余年的文襄幕府生涯。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广雅，卒谥文襄。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他起用冯子材，击败法侵略军。他是清代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功绩卓著。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兴办洋务，所到之处都办了很多兵农工商实业，在广东创设枪炮厂，开办矿务局；在筹议海防中，主张购船筹款，练兵，设船厂，造炮台，大治水军。在湖广任上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办芦汉铁路。在两江任上，巡阅江防，购新式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训练江南自强军，创建江宁马路。二是广开学堂、书院，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兴办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有真才实学振兴积弱局面的洋务人才，先后设立过广东水师学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两江师范学堂等近代学校，选派优秀学子到西洋留学。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对清末教育影响最大，在洋务大臣中，也数张之洞最有远见，有才识，有魄力，既重儒家礼教，又向西方学习，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辜鸿铭评价张之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不愧为儒臣”。辜鸿铭与张之洞这对宾主在二十余年的合作中比较融洽，在观点上既各有己见，又互相影响。
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被委以洋文案及礼宾诸务，其职责主要是张之洞的外事顾问秘书、翻译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
张之洞在两广操练新军，用德军操练法，张之洞先后致电驻德大使李凤苞、许景澄雇德军教练，德皇威廉二世选上材数人至，张之洞根据中德官品，奏请给予四、五、六品职衔，令用中国顶戴、军服，行拜跪半跪诸礼仪。德国教官因为平素未习，且担心半跪有失体面与身份，很觉为难。辜鸿铭就用德文旁征博引一番，这大概也像康有为所论的人有膝关节不跪何用的道理，歪理正说，也奇怪，向来主张平等的德国人竟被他说得服服帖帖。以至于后来清朝遗老们撰“国史”时欣然赞曰：“客卿改章服礼节，此为创见。”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改督湖广，辜鸿铭作为五名随员之一奉调随节赴鄂。光绪十七年（1891）沙俄皇储与其内戚希腊世子两国皇太子一道到中国，外务部因中俄交好关系重大，致电张之洞宜盛礼优特，泊船汉口，张之洞以地主之礼往访。俄储问张之洞两从官职名，辜译以对，并对皇储说，希望他们自报官职姓名，以示尊敬张督。不久，张之洞又邀宴于晴川阁，辜鸿铭以法语通译。席间，皇储与希腊世子小声谈话，改用俄语说今晚另有他约，宜节食，没想辜鸿铭马上用俄语说，此餐颇合健康标准，客人大惊。文襄烟瘾上来吸鼻烟，希腊世子惊奇，用希腊语问俄皇储：主人鼻吸何物？辜鸿铭与张之洞耳语，张即以鼻烟递给希腊世子，两位太子更是惊骇。由于辜鸿铭的翻译，宴会大为生色。临别，俄皇储郑重地与辜鸿铭握手，约如至俄国，定当敬待，并赠以镂刻皇冠的金表，并对张之洞说：“各国皆无此异才。”因此，辜鸿铭备受张之洞的赞誉，尝语人曰：“是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鸿铭精神满腹，确是杰出之才。”辜鸿铭也说过：“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但张氏之用人，“宏奖知名士无不罗致，然不与谋政事。所用多杂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无荐剡为公卿大臣者”。他用辜鸿铭，也是因为“奇其才”--对西洋语言典章制度的精通，对外交事务的熟悉--而用其所长。至于办事的谨慎稳重，说话的老练圆通，像辜鸿铭这样不知世事大言不惭的书生，用之不唯无益，反而可能坏事，这也许是张之洞知人善任的表现。因此，虽说对辜鸿铭二十余年“礼遇未尝稍衰”，但也仅止“礼遇”呵护而已，如荐以公卿、分符一方则不可。根据辜鸿铭的个性，张氏荐之外务部员外郎擢至左丞，亦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