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现代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14岁那年，辜鸿铭从苏格兰到了德国，他父亲的一位英国朋友把他带到柏林家中住下。在他的恩公的教育下开始学习德国文学。他首先学习的是《浮士德》。他的恩公说：“我们西方有神人，没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这本书就是歌德的名著--《浮士德》。要想把德文学好，非把这本书背熟不成。让我说一句，你背一句试试。”恩公便指手画脚地说一句，辜鸿铭便学着他的姿势，边比画边说。辜鸿铭对这高深的德文名著并不懂，恩公对他说：“没关系，只求你说得熟，不求你听得懂，听得懂再背，心就乱了，背不熟了。等你把这本书背得--用你们中国一句话--倒背如流--我再讲给你听。”这样，如同念咒一般的机械地模仿背诵，这样坚持了半年多。辜鸿铭提出来：“浮士德》我背得够熟了，给我讲讲吧。”他的恩公却说：“够熟不成，越熟越好。等过半年或一年后，我再给你讲。越晚讲，了解越深。经典著作与一般著作不同，一般著作谁都一听就懂，经典著作谁也不能一听就懂。何况你的德国语言文学基础还不够用呢，别急。”又说：“数学、物理、化学好懂，让我先教你数学，然后再教你物理和化学。”又说：“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就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要知道，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仗恃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疯狂侵略别的国家。最惨的是非洲的黑种人，成千上万地被抓走，当作奴隶卖给美国，美洲的红种人，快被杀光灭种了，我如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和亚洲的重任。”辜鸿铭在背诵《浮士德》之余，恩公也教他学数学，又专门为他请来一位教授做家教，学习数、理、化理论及实验课。这样文、理并学，互相促进。在学习过《浮士德》之后，辜鸿铭谈了他的感想：“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越研究，越细密，越清楚。文学的知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动态，越研究，越渺茫，越渺茫，越糊涂。我看浮士德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至于文学词句的深奥难懂，与科学词句的显明易懂，差别就更大了。”这番话令他的两位老师倒吸一口冷气，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接着，他又正式学习英国文学名著，学莎士比亚的戏剧，随讲随背，学了一年多，辜鸿铭把莎士比亚的37本戏剧都学完背熟了。他觉得：“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了，但莎士比亚作品比较好懂，《浮士德》不好懂。”这使他的老师大为欣赏，他的恩公说，能背诵英、德这么多文学经典著作，基础已牢，将来的造诣成就未可限量。但莎士比亚作品、《浮士德》都是戏剧，还得学散文，从第二天起，开始读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法国革命史》，要辜鸿铭自学，慢慢读，慢慢背。第三天，他读了三页就哭了。原来因为散文不像戏剧那样好背。他的恩公告诉他说：“你读得太多了，每天读一页或半页就成，要熟而不要快；快而不熟，等于没学。”
辜鸿铭不久考入了德国柏林的一所学院攻读哲学。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或稍后，他还进入了莱比锡大学读工科，因为他的数学基础好，家中又有专门教授指导，因此，功课几乎没费一点劲就很顺利地通过了。使他最苦恼的不是功课，而是读《法国革命史》。卡莱尔的这本名著对他太有吸引力了，他越读越爱读，读多了就背不熟，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经他的恩公同意，允许辜鸿铭随便翻阅家中所藏的文学书籍，他涉猎了很多内容，由于他的雄厚的知识和杰出的语言天赋，有些书籍、文章，不求背熟，反而背得很熟。据凌叔华说辜氏在古稀之年仍能完整地背诵多种西方名著（《槟城》），这与早年打下的基础大有关系。
四年后，他从柏林大学毕业了。他的恩公从海外归来为他祝贺，带他到巴黎观光，然后带他到伦敦。辜鸿铭曾到牛津大学念读一段时间哲学，后又正式转到爱丁堡大学，去拜谒大学者托马斯卡莱尔，从此他又成为他最崇拜的卡莱尔的弟子。辜鸿铭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唯一的卡莱尔的入室弟子。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他又说：“人类的一线希望，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有实现。待传播到欧洲而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又好像一根火柴一阵风吹灭了，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族精神。”辜鸿铭进入爱丁堡大学时，卡莱尔年事已高，不能登台给学生讲课，由其大女儿代讲，他坐在讲台旁听着，有时卡莱尔登台作总结和回答问题。恩公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辜鸿铭每晚随他到卡莱尔家中请教，听他们父女讲话。在三个月时间中，卡莱尔父女解答了上百个问题，遍及文史哲社会科学各方面。他的恩公临走前告诉他说：“你们中国有两句话，‘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自从有人类社会到现在，还没有逢过盛世；可是，你遇见了名师。”“我知道，你不定还要哭多少次。你哭吧！等你眼泪哭够数了，你的学习就够份了。”又说：“天地间，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的学问，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好的事情，何况学通中西、拯救人类的大事业呢。”
辜鸿铭在这里所修的主课是英国语言文学，但他同时又兼修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许多课，这些课一半是由于他的爱好和在柏林打下的广博而深厚的基础，一半也是学校里的规定。因为凡是肄业爱丁堡大学而欲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的，必须通过其余各科的考试方能毕业。在辜鸿铭，由于受他的恩公治学的训练，任何学问都要求熟透甚至背会，要学这么多内容又要达到那种熟练程度确实需要一种毅力。
据说，在爱丁堡时，每个星期日，辄挟铅笔入藏书楼读书，凡遇到外间看不到的孤本秘笈，即以铅笔抄录，数年之间竟抄书数十种。因此西人每畏与他谈话，因有不少书别人未尝寓目。他说：“我学习希腊、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吃不消了，我坚持背下去。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械线，一拉开到头。后来，不但希腊、拉丁文，其他各国语言、文学，一学习就会，会就能记得住。”
他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通过了所有课程的考试，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前半个月，他的父亲辜紫云去世。辜紫云临死前致函他的恩公（时恩公在柏林家中），要他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儿子，叮嘱等辜鸿铭在欧洲学业完成后再说，免得儿子因回国奔丧而辍学。
辜鸿铭毕业后，又被恩公送到法国巴黎，入巴黎大学学法学和政治学。恩公在巴黎给他租了三间很好的宿舍，这三间房是恩公征得巴黎一位名妓的同意，从名妓的住宅中让给辜鸿铭的。恩公要辜鸿铭住在这里，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接触上层社会，了解人生，他不是要辜鸿铭做个于连索莱尔那样的人物，而是要他看清西方社会所谓“进步”、“文明”、“民主”的实质。恩公对他说：“伦敦、巴黎、华盛顿、纽约是世界上强盗的大本营，什么英皇、英后、法国总统、美国总统，他们都想掠夺世界的资财，奴役世界人民，包括本国人民。我特选这个住处让你住，是因为只有在这个住所中，你才能见到大批形形色色的强盗，前来拜倒在这位名妓--不--圣母的裙下。只有在这个住所中，你才能彻底了解人生。”
一天，卡莱尔的老友、法国巴黎大学某教授到辜鸿铭这里，对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已经感到《易经》哲学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他又说：“人最大的罪恶就是自欺……黑格尔就是一个自欺的学者。他的论理学就是根据《易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写出的，他竟攫为己有，说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又掉过头来，批评《易经》理论不值一文钱，卖弄他自己的著作。我希望你到我家去阅读那些译文，有的词句很明显，没有问题；有的词句很模糊，可能是翻译的人未能彻底了解原文，问题很多。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等你归国深造时，也会起到一些作用的。”这是他一生最爱读《易经》，并自称汉滨读易者的最初缘由。
辜鸿铭在欧洲求学的时代，一方面是欧洲英、德、法经过工业革命，社会现代化空前高度发达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反现代化思潮最为风靡的时候，正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在反现代化思潮的哲学家的影响下，辜鸿铭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
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里，人们与生产过程有着自然的关联性，人是生产的主人，参与生产的全过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为了提高效率，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越来越深进，人们不再是机械的主人，而成为机器的附庸，或者说是受害者。人与自然被无情地分离开来。工作过程变得越来越单调，工人们不像前现代社会里的人那样个性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是被剥夺了全面发展的机会，除单调枯燥的工作，其他的能力和个性日益萎缩。
人的改变也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伦理规范的崩溃。在前现代社会里，虽然生产力相对较为低下，但不以生产力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以道德原则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建基于人与人道德关系之上的社会规范有其稳定的秩序。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等级制度和家长式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人得到解放、自由，人与人之间获得平等，每个人都有其天赋的人权，这是进步的。但同时，这种进步又是以放弃传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为代价的。人与人之间丧失了道德的义务与情感，日益变得单单靠经济利益而维系，社会的伦理规范也彻底瓦解。
人们由于分工而失去以往的道德上的关联，由于竞争而产生焦虑感，失去以前的那种田园或牧场、作坊式的宁静淡泊；由于竞争而出现暴富与赤贫，无产者与资本家贫富差距愈拉愈大。正如上文所说，现代化的发展以启蒙运动为其理论上的发源。启蒙思想家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全面而猛烈地批判，他们宣传民主与法制，批判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自由的扼杀，提出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长久以来统治西方思想的宗教神学斥为愚昧主义，宣称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标准，唯有科学才能使人增长知识，获得进步，基督教神学应当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伏尔泰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欧洲反封建、反对神学的指导思想。18-19世纪英、德、法的工业化发展便是启蒙思想家勾画蓝图的实施与实现，虽然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也从封建专制中得到解放，但是这一切都以牺牲传统的道德关系和社会规范为代价。大工业生产的后果使人们越来越感到精神的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这些后果使不少人甚至有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感到失望。
早在启蒙运动时，就有一些思想家对此表示忧虑，到后来，现代化步伐在欧洲全面推开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更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形成一个持续的浪漫主义运动。早期欧洲反现代化思想家，主要有德国的哈曼（Johann George Hamann）、谢林（Frederich von Schelling）、赫德（J。G。vonHerder）和穆涉（Justus Moser），英国的柏克（Edmnund Burke）、科柏特（William Cobbett）、柯勒律治（Samuel Taylon Coleridge）、浪漫诗人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布莱克（William Blake）、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骚狄（Robert Southey）等以及法国的“复辟论者”。当辜鸿铭在此求学时，正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盛时期，第二代的浪漫诗人如纳斯钦、爱默生、阿诺德、纽曼、卡莱尔都给予辜鸿铭以深刻的影响。这对形成辜氏独特的思想起着第一步的作用。我们试以这些西方思想家的论点来看辜鸿铭早期思想的概貌。
所有以上的思想家们对欧洲现代化的结果不是心怀疑虑就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雪莱对现代社会那些无知而又自私自利的“机械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他们对功利个人主义、庸俗的商业化人生，把所有的人类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痛心疾首，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违反自然的，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一是贫富悬殊；二是普遍的道德败坏，个人主义的自私撕了社会的经纬。正像辜鸿铭师事的卡莱尔的那句名言：“现金交易是唯一的联系。”卡莱尔否认在现代社会下，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能通过社会福利而消弭，因为社会福利是根本不能仅仅由外部社会立法而达到。这一点也许当时的辜鸿铭由于其社会阅历和感受的原因可能不是太深，但欧洲现代社会群起瓜分亚洲、非洲的罪恶现实他确是有刻骨体会的。卡莱尔对他说--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恩公对他说“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了野兽国家”；因此，他也本能地感到这个社会的危险性。
那么如何拯救这个走入歧途的社会呢？现代化是整个世界大势所趋的潮流，不是这些思想家凭他们的大声疾呼所能阻止的，他们在不断地批判之余，也要考虑如何用一种方式来减轻或消除这个历史车轮所轧过的破坏性的印痕。作为从整体上统治社会的封建君主制在实质上名存实亡甚至成为断头台上招不回的迷魂，只能靠重建以往的伦理道德来改善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然而建于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已失去存在的权利与基础，这些道德就必须由宗教的神秘纽带联系起来。但宗教神学被启蒙思想家批得体无完肤，在理性与科学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启蒙思想家仿佛是个解剖家，把宗教信仰解剖成一个一个的零部件，以前那个有生机的（尽管不那么令人满意）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被理性与科学这把犀利的刀肢解开来；他们又像化学家那样一一作试验，验证这每一部分是否合理。这当然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但问题是这种科学的、静态而特殊的分析，然后把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内容加以综合，是否就能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社会文化不是家具，可以分解拆卸再行组装，这样必然损害其整体的生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要寻找出一种建立有机社会整体的方法。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回击现代化理论家的武器，那就是“直观”、“全盘印象”、“民族精神”等。哈曼用启蒙思想家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来攻击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尝试将他们的哲学建立在无可否认的理性与科学的真理之上，大谈纯理性，但在哈曼看来，所有的真理只是特殊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要显示任何事物的存在，理性有其重要作用，不过它只是将资料排成一个模式，作为便于分析分类的工具，和现实的存在并不相应。哈曼认为：所有的知识与信仰最终要建立于对直接感受的基本材料的熟悉上。人的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正如人的味觉与感官一样，是一种精神体验，基本材料所需证据非常少。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科学和三段论，而是人的本性在情感上的表现，是精神信仰。启蒙思想家所谓的理性概念，在自然科学上可能有用，但对宗教信仰却是完全不够的，无论用如何准确的概念也无法使人了解一种人类或文化的精神。与此相近，谢林提出“直观”论，现实是一个处在不停流转中的整体，要了解它只能用“直觉”的力量，启蒙思想家的知识性思考认识只是机械性的拆卸分类实验，而靠人的能动性的“直觉”接触到的却是全体，一个不断流转的浑然整体。“直觉”与穆涉所谓的“全盘印象”差不多。而到后来法国柏格森（Henri Bergson）经过一番总结，以他的生机论集其大成，成为亚洲反现代思潮常援引的权威理论。当然辜鸿铭没有这种细入毫芒的思辨，他和其他浪漫诗人一样，全凭自己的直觉，对宗教--基督教有一种热诚的信仰，英国哲人柏克曾说过，基督教的价值不但对英国人，对全人类也是恒常而普遍适用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抬举宗教，无非是要在理性主义的破坏下，赋予道德以不朽的宗教理念以及形而上的尊严，使道德成为人们的精神信仰。辜氏与这些思想家相比更具有浪漫诗人的气质，虽然在哲理思辨上没有如此深入。在第一代的浪漫主义思想家中，对宗教遭受到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还未特别关心。但第二代思想家中，再也不相信宗教及其绝对价值能在这种批判下不受侵犯。
牛津天主教大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为了维护宗教的传统精神而发起的牛津运动，给辜鸿铭以极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后来比较中西而作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最初动机。但由于启蒙运动之后，宗教受到了广泛的怀疑，因而造成人们对宗教信仰的冷漠。基督教一度令人信服的证据如上帝的存在等，被休谟并被康德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因此，基督教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它的那些教士都试图把浪漫主义的文学应用于神学方面，用能够激发人们想象力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新一代的辩护者由于受到对历史发展意义的发现，或由于受到谢林和黑格尔所宣扬上帝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思想影响，力图表现宗教不是已经过时的迷信，而是生活的表现，它与人们的心灵与美好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教义不是新教的《圣经》或天主教传统中一成不变的永恒主张，而是历史中前进和发展的启示。
通过浪漫主义，宗教找到了新的辩护者，许多浪漫主义者在天主教中找到了表达想象力的象征，也为启蒙运动所压抑和大革命的灾难所激发起来的感情找到了宣泄的出路。夏多勃里昂《基督的真谛》把天主教义描绘成神秘、美好、富有爱心和诗意的活生生的宗教，是欧洲文明和艺术的源头。他对宗教的信仰不是出于理性与推理，而是出于性格与感情：“我痛哭后便相信了。”传统主义者如博纳尔、德梅斯特尔和拉梅内等着意阐明宗教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它的真理。他们宣称天主教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世俗权威只能影响人的外部行为，而天主教却能触及人们的内心意志，在一个被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弄得支离破碎的社会中，天主教提供了道德和政治义务的基础。
德意志在重建神学方面作了比较大胆的尝试，涌现许多试图为罗马天主教提供更为牢固的思想基础的学者，其中较正统的是蒙斯特、兰茨胡特和慕尼黑大学的天主教浪漫主义者的团体。在1830年慕尼黑大学已拥有历史学教授格雷斯特、思辨神学教授马德尔、宗教法和教会史教授多林格尔，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发展最具影响的蒂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在那里，受谢林影响的J。S。赖德和《象征主义》（1832）的作者J。A。穆勒提出有关教规和教义发展的一套理论，成为纽曼理论的先驱。
到1830年，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统治地位已大为削弱，但是由于“英国是一个基督教联邦”（伯克语），“教会与国家的自由结合”，英国的政治家们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把教堂看做是英国政体的一部分。但是对将圣公会定为国教的异议越来越强烈，不信奉国教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二等公民”尽管他们的理论不那么深刻精细，但粗鲁的讲道却打破了圣公会各教区沉闷的空气，虽然他们争取到一些承认，但他们仍被排斥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由教区牧师主持葬礼和婚礼，并向教会纳税。在这种情况下，不信奉国教者仍向圣公会争夺势力，争夺对教育的控制权。到了1831年，对国教的攻击达到了顶峰，反国教的人势力很庞大，不信奉国教者、宪章派，功利主义者J。A。穆勒的理论以及爱尔兰的不愿向外来教会缴纳十一税的天主教徒。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哲学家神学家，生于伦敦，1820年毕业于牛津三一学院，同年脱离英国圣公会，后来成为罗马教会信徒。回国后，在英格兰建立奥拉托利会，又任教柏林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教区长，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英格兰进行宗教和教育活动，1879年利奥十三世授予他红衣大主教职位，纽曼被称为天主教现代主义运动之父。他曾与基布耳、弗蒙德等人一同发起牛津运动，并亲自撰写《时代书册》内容多种。牛津运动是1833-1845年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强调圣公会公教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旨在抵抗低派教会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提倡恢复17世纪传统的高派教会特点。面对现代化思潮在宗教界的挑战，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皮由兹等提出改革圣公会，加强圣公会的公教性，保持其对教育的垄断地位不受影响，认为必须继承“使徒统绪”，坚持以《公祷书》作为信仰和崇拜意识的准则。在教义和礼仪方面，他们竭力谋求介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中间路线，保持安立甘宗的特点，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弗罗德甚至主张恢复公教会各种传统习俗，如禁食、忏悔、教士独身、隐修、尊敬圣徒等。《时代书册》的90种中，有23种为纽曼所著。1841年他在第90号书册中完全以天主教观点解释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论稿》，在运动内部引起争论，1843年纽曼退出领导层，并和其他成员于1845年改宗天主教。牛津运动失败标志着传统道德的崩溃。
道德在人身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教养。在道德规范崩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想挽回颓波，教养不可等闲视之，正如柯勒律治所说：“文明的本身是一个混合体……如果文明不是植根于教养，不建立在作为我们人性的特色的种种能力和品质的协调发展之上，它就成了败坏性的影响，病变的燥热，而不是健康的发展。”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后果可以通过“教养”教育来弥补，用教育来作选择与重塑，柯勒律治提倡设立“鸿儒院”，卡莱尔主张建立“有机的文士阶级”都是一样的目的。
在只有金钱崇拜而丧失信仰的现代社会里，就是要使人们知道除了个人金钱之外还有人类的正义，除个人的权利之外尚有社会的义务，除了平等自由之外，还有人群的相互关怀，一句话：除了自己之外，知道有他人、有社会。他们弘扬宗教精神，捍卫宗教的传统目的即在于此。他们捍卫的基督教并不是中世纪那种教父哲学，不是天主教所谓“人得救只能通过教会和教皇才能赎罪”的偶像崇拜，而是经过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哲学--“人靠信仰得救”--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把路德和清教领袖诺克斯列为他最崇拜的教士英雄，借以在理性主义的破坏下唤起人们对道德的宗教般虔诚。
卡莱尔对辜鸿铭影响的另一点，是他晚年对君主专制的赞扬。卡莱尔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矛盾的人，他早年时候倾向于反对封建专制，写了他的代表作《法国革命史》，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一定程度的歌颂。但是，大革命的怒火在法国全面燃起，愤怒的人民把封建暴君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紧接着引起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且这股革命势力的影响越过法国成为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向。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高涨，这时他又深感忧虑，尤其是对1848-1849年来势更大的欧洲革命--这个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卡莱尔是不能容忍的，他便转向保守和反对。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虽然失败，但其意义却推动历史前进一步，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推进，作为资本家的对立面的工人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壮大了力量，卡莱尔看这些他所谓的“群氓”的力量将会给社会带来的危险，他内心潜藏的英雄主义史观此时变成了对集权的要求，他老调重弹，希望借助于英雄崇拜来巩固社会秩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历史的发展就决定于伟人的意志，伟人是贯彻天命的使者。君主中的克伦威尔、拿破仑，教士中的马丁路德和诺克斯，诗人中的但丁和莎士比亚，文人中的约翰逊、卢梭、彭斯都是各个领域中的英雄人物。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众，只是群氓，应该统一服从于真正英雄的意志。所谓天赋的自由、人权应当以英雄的崇拜与服从为前提，反之，如果每一个人都以天赋人权与自由为理由行事，这个世界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对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破坏。这些内容，都为辜鸿铭所接受，形成他定型的思想。辜氏在后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中公开赞扬慈禧太后的“雄才大略”，千方百计为慈禧开脱，对立宪议院的反对，就是一个明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辜鸿铭把大战的伦理原因归结为英国的“群氓崇拜”而引起的与德国的“武力崇拜”冲突，这更是卡莱尔论点的中国版。
卡莱尔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对辜鸿铭思想影响的第三点内容，即国民精神和民族文化主义的确立。国民精神（Spirite of the People）无疑是为了抵消现代社会那种商业人生和功利主义而得到空前弘扬的。这个观点首次出现在法国思想家赫德的笔下，以后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采用。国籍是人类种属最自然的历史划分形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历史与地理条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也就形成了国民的精神与民族文化上的差异。这正如柏克所说：“一个国家绝非区区一处，或个人暂时结合的东西，而是在时间、空间及数量上的绵延持续，它不是一时、一群人的选择，乃至无数世代的筛选；由无数特定场合、情况、倾向、癖性，与人民的道德、私人或社会习惯所造成，所有这些只能在极长时间中得以一一显示。”
但是柏克、卡莱尔以及大部分的浪漫诗人对英国文化及其认定是不甚关心的，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国度，没有民族的自卑感，也不为英国引进外来文化而产生认同危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化策源地的现代化社会结果使他们产生文化忧患危机意识而寻找出路。
不少人把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东方的中国，在西方人厌恶了本国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弊端、道德沦失以及战争扩张等等之后，东方闭关锁国、与世无争、超然世外的中国令他们产生很大的兴趣。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人的优雅、宁静与谦让好礼的精神生活，中国社会独特的稳定，都给西方人士以巨大的吸引力。其实早在启蒙时代就有狄德罗、莱布尼茨等向西方介绍中国，为后来者描绘出理想中的中国蓝图。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已有高度文化了。”他赞美中国的思想与政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莱布尼茨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他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他对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启蒙思想家以理性的标准肯定中国的儒教，这些当是辜氏传统思想形成的最早渊源。辜鸿铭所顶礼膜拜的歌德阅读过拉丁文译本《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经典，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歌德在《威廉麦斯特漫游时代》“教育省”的描写，就是受孔子“天、地、君、亲、师”影响而勾画的。奇特的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论述，如谢林，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没有一个超验的上帝，有的只是基于现实的儒教，然而，“从纯粹历史的角度，作为一个国家，中华帝国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古老的帝国，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显示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中国虽然两次被征服（一次是13世纪被西部的鞑靼人或蒙古人所征服；另一次被东部的或是满洲的鞑靼人所征服），可是它的宗法制度、道德、习俗、国家机构在本质上没有改变”。这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谢林看来似乎是一个深奥不可解的谜，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我们上文引用的卡莱尔对辜鸿铭的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的某些向往，还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他和他们三亿臣民，每年都要去扫他们祖先的墓，这是他们的主要仪式，人人都要扫父母亲的墓地；孤独地站在墓前，无言相对，胸中或是对他们的崇拜，或是其他思想，头顶是神圣而静穆的天空，脚底是神圣而寂静的墓群，还有这个最神圣的墓，只有他自己的灵魂在跳动--如果他有灵魂的话--发出声响！可能这的确是一种崇拜！确实，如果一个人还不能通过这对永恒有所感受的话--他还须尝试其它的途径吗？”“祭司皇帝”，“他是地球上一个统治者或教士，他作了一个独创的、系统的尝试，想获得我们称之为一切宗教的最终结果，实际的英雄崇拜”。“他们真正的热情，尽其所能永无休止地从众多的百姓中寻找并筛选最聪明的人；是这些最聪明的人、天生的国王统治着这三亿人民，上天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的确在帮助他，这三亿人民如今还在制作陶瓷、小种毛尖红茶，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东西，并且，在上天的旗帜下，与必然性作斗争；--而且，他们不像其他几百万人一样，有什么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以及相互之间令人恐惧的战争。”
在卡莱尔的富有浪漫主义的文笔下，中国具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但对辜鸿铭来说，不仅是诱于其师的描述，而是更决定于他的独特的生活环境与感受。
辜鸿铭在这十一年的历程中，游学三国，由于其出色的语言天赋和接受能力，获得文、理、工等十多个学位，可以说成绩是相当优异的。然而，这些都不能解开他思想的困惑。是的，欧洲的现代化使它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使他看到社会的前途。按理说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一员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应当学些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以图报效祖国。辜鸿铭却不然，和保守主义同时在欧洲兴盛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斯宾诺莎、尼采的哲学都没有引起辜鸿铭的共鸣。他与中国其他出洋的人如马建忠、严复不同，对中国的现实急务没有感受。同时，也证明了毛姆所说的“哲学是一件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照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辜鸿铭无疑是那个时代欧洲种族歧视的对象，尽管他的生活条件是相当优裕，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性格也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形成的，由自卑而形成自尊、自傲乃至自大，这种近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使他选择了阿诺德、卡莱尔而师事之，而对其他鄙薄中国的哲学家不屑一顾或激烈抨击。在他日后的论著中，大量征引阿诺德、卡莱尔、爱默生的言论，同时也常引用歌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个中原因，一半出于理性，一半出于情感。
然而，他所心仪的中国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弘扬能不能拯救西方社会的危机？如何以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精神来拯救危机？在这时的辜鸿铭实在还不甚了了。
§§第二章 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
接着，他又正式学习英国文学名著，学莎士比亚的戏剧，随讲随背，学了一年多，辜鸿铭把莎士比亚的37本戏剧都学完背熟了。他觉得：“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了，但莎士比亚作品比较好懂，《浮士德》不好懂。”这使他的老师大为欣赏，他的恩公说，能背诵英、德这么多文学经典著作，基础已牢，将来的造诣成就未可限量。但莎士比亚作品、《浮士德》都是戏剧，还得学散文，从第二天起，开始读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法国革命史》，要辜鸿铭自学，慢慢读，慢慢背。第三天，他读了三页就哭了。原来因为散文不像戏剧那样好背。他的恩公告诉他说：“你读得太多了，每天读一页或半页就成，要熟而不要快；快而不熟，等于没学。”
辜鸿铭不久考入了德国柏林的一所学院攻读哲学。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或稍后，他还进入了莱比锡大学读工科，因为他的数学基础好，家中又有专门教授指导，因此，功课几乎没费一点劲就很顺利地通过了。使他最苦恼的不是功课，而是读《法国革命史》。卡莱尔的这本名著对他太有吸引力了，他越读越爱读，读多了就背不熟，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经他的恩公同意，允许辜鸿铭随便翻阅家中所藏的文学书籍，他涉猎了很多内容，由于他的雄厚的知识和杰出的语言天赋，有些书籍、文章，不求背熟，反而背得很熟。据凌叔华说辜氏在古稀之年仍能完整地背诵多种西方名著（《槟城》），这与早年打下的基础大有关系。
四年后，他从柏林大学毕业了。他的恩公从海外归来为他祝贺，带他到巴黎观光，然后带他到伦敦。辜鸿铭曾到牛津大学念读一段时间哲学，后又正式转到爱丁堡大学，去拜谒大学者托马斯卡莱尔，从此他又成为他最崇拜的卡莱尔的弟子。辜鸿铭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唯一的卡莱尔的入室弟子。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他又说：“人类的一线希望，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有实现。待传播到欧洲而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又好像一根火柴一阵风吹灭了，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族精神。”辜鸿铭进入爱丁堡大学时，卡莱尔年事已高，不能登台给学生讲课，由其大女儿代讲，他坐在讲台旁听着，有时卡莱尔登台作总结和回答问题。恩公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辜鸿铭每晚随他到卡莱尔家中请教，听他们父女讲话。在三个月时间中，卡莱尔父女解答了上百个问题，遍及文史哲社会科学各方面。他的恩公临走前告诉他说：“你们中国有两句话，‘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自从有人类社会到现在，还没有逢过盛世；可是，你遇见了名师。”“我知道，你不定还要哭多少次。你哭吧！等你眼泪哭够数了，你的学习就够份了。”又说：“天地间，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的学问，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好的事情，何况学通中西、拯救人类的大事业呢。”
辜鸿铭在这里所修的主课是英国语言文学，但他同时又兼修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许多课，这些课一半是由于他的爱好和在柏林打下的广博而深厚的基础，一半也是学校里的规定。因为凡是肄业爱丁堡大学而欲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的，必须通过其余各科的考试方能毕业。在辜鸿铭，由于受他的恩公治学的训练，任何学问都要求熟透甚至背会，要学这么多内容又要达到那种熟练程度确实需要一种毅力。
据说，在爱丁堡时，每个星期日，辄挟铅笔入藏书楼读书，凡遇到外间看不到的孤本秘笈，即以铅笔抄录，数年之间竟抄书数十种。因此西人每畏与他谈话，因有不少书别人未尝寓目。他说：“我学习希腊、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吃不消了，我坚持背下去。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械线，一拉开到头。后来，不但希腊、拉丁文，其他各国语言、文学，一学习就会，会就能记得住。”
他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通过了所有课程的考试，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前半个月，他的父亲辜紫云去世。辜紫云临死前致函他的恩公（时恩公在柏林家中），要他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儿子，叮嘱等辜鸿铭在欧洲学业完成后再说，免得儿子因回国奔丧而辍学。
辜鸿铭毕业后，又被恩公送到法国巴黎，入巴黎大学学法学和政治学。恩公在巴黎给他租了三间很好的宿舍，这三间房是恩公征得巴黎一位名妓的同意，从名妓的住宅中让给辜鸿铭的。恩公要辜鸿铭住在这里，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接触上层社会，了解人生，他不是要辜鸿铭做个于连索莱尔那样的人物，而是要他看清西方社会所谓“进步”、“文明”、“民主”的实质。恩公对他说：“伦敦、巴黎、华盛顿、纽约是世界上强盗的大本营，什么英皇、英后、法国总统、美国总统，他们都想掠夺世界的资财，奴役世界人民，包括本国人民。我特选这个住处让你住，是因为只有在这个住所中，你才能见到大批形形色色的强盗，前来拜倒在这位名妓--不--圣母的裙下。只有在这个住所中，你才能彻底了解人生。”
一天，卡莱尔的老友、法国巴黎大学某教授到辜鸿铭这里，对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已经感到《易经》哲学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他又说：“人最大的罪恶就是自欺……黑格尔就是一个自欺的学者。他的论理学就是根据《易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写出的，他竟攫为己有，说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又掉过头来，批评《易经》理论不值一文钱，卖弄他自己的著作。我希望你到我家去阅读那些译文，有的词句很明显，没有问题；有的词句很模糊，可能是翻译的人未能彻底了解原文，问题很多。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等你归国深造时，也会起到一些作用的。”这是他一生最爱读《易经》，并自称汉滨读易者的最初缘由。
辜鸿铭在欧洲求学的时代，一方面是欧洲英、德、法经过工业革命，社会现代化空前高度发达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反现代化思潮最为风靡的时候，正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在反现代化思潮的哲学家的影响下，辜鸿铭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
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里，人们与生产过程有着自然的关联性，人是生产的主人，参与生产的全过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为了提高效率，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越来越深进，人们不再是机械的主人，而成为机器的附庸，或者说是受害者。人与自然被无情地分离开来。工作过程变得越来越单调，工人们不像前现代社会里的人那样个性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是被剥夺了全面发展的机会，除单调枯燥的工作，其他的能力和个性日益萎缩。
人的改变也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伦理规范的崩溃。在前现代社会里，虽然生产力相对较为低下，但不以生产力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以道德原则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建基于人与人道德关系之上的社会规范有其稳定的秩序。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等级制度和家长式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人得到解放、自由，人与人之间获得平等，每个人都有其天赋的人权，这是进步的。但同时，这种进步又是以放弃传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为代价的。人与人之间丧失了道德的义务与情感，日益变得单单靠经济利益而维系，社会的伦理规范也彻底瓦解。
人们由于分工而失去以往的道德上的关联，由于竞争而产生焦虑感，失去以前的那种田园或牧场、作坊式的宁静淡泊；由于竞争而出现暴富与赤贫，无产者与资本家贫富差距愈拉愈大。正如上文所说，现代化的发展以启蒙运动为其理论上的发源。启蒙思想家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全面而猛烈地批判，他们宣传民主与法制，批判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自由的扼杀，提出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长久以来统治西方思想的宗教神学斥为愚昧主义，宣称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标准，唯有科学才能使人增长知识，获得进步，基督教神学应当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伏尔泰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欧洲反封建、反对神学的指导思想。18-19世纪英、德、法的工业化发展便是启蒙思想家勾画蓝图的实施与实现，虽然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也从封建专制中得到解放，但是这一切都以牺牲传统的道德关系和社会规范为代价。大工业生产的后果使人们越来越感到精神的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这些后果使不少人甚至有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感到失望。
早在启蒙运动时，就有一些思想家对此表示忧虑，到后来，现代化步伐在欧洲全面推开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更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形成一个持续的浪漫主义运动。早期欧洲反现代化思想家，主要有德国的哈曼（Johann George Hamann）、谢林（Frederich von Schelling）、赫德（J。G。vonHerder）和穆涉（Justus Moser），英国的柏克（Edmnund Burke）、科柏特（William Cobbett）、柯勒律治（Samuel Taylon Coleridge）、浪漫诗人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布莱克（William Blake）、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骚狄（Robert Southey）等以及法国的“复辟论者”。当辜鸿铭在此求学时，正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盛时期，第二代的浪漫诗人如纳斯钦、爱默生、阿诺德、纽曼、卡莱尔都给予辜鸿铭以深刻的影响。这对形成辜氏独特的思想起着第一步的作用。我们试以这些西方思想家的论点来看辜鸿铭早期思想的概貌。
所有以上的思想家们对欧洲现代化的结果不是心怀疑虑就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雪莱对现代社会那些无知而又自私自利的“机械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他们对功利个人主义、庸俗的商业化人生，把所有的人类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痛心疾首，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违反自然的，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一是贫富悬殊；二是普遍的道德败坏，个人主义的自私撕了社会的经纬。正像辜鸿铭师事的卡莱尔的那句名言：“现金交易是唯一的联系。”卡莱尔否认在现代社会下，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能通过社会福利而消弭，因为社会福利是根本不能仅仅由外部社会立法而达到。这一点也许当时的辜鸿铭由于其社会阅历和感受的原因可能不是太深，但欧洲现代社会群起瓜分亚洲、非洲的罪恶现实他确是有刻骨体会的。卡莱尔对他说--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恩公对他说“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了野兽国家”；因此，他也本能地感到这个社会的危险性。
那么如何拯救这个走入歧途的社会呢？现代化是整个世界大势所趋的潮流，不是这些思想家凭他们的大声疾呼所能阻止的，他们在不断地批判之余，也要考虑如何用一种方式来减轻或消除这个历史车轮所轧过的破坏性的印痕。作为从整体上统治社会的封建君主制在实质上名存实亡甚至成为断头台上招不回的迷魂，只能靠重建以往的伦理道德来改善现代化条件下人们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然而建于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已失去存在的权利与基础，这些道德就必须由宗教的神秘纽带联系起来。但宗教神学被启蒙思想家批得体无完肤，在理性与科学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启蒙思想家仿佛是个解剖家，把宗教信仰解剖成一个一个的零部件，以前那个有生机的（尽管不那么令人满意）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被理性与科学这把犀利的刀肢解开来；他们又像化学家那样一一作试验，验证这每一部分是否合理。这当然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但问题是这种科学的、静态而特殊的分析，然后把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内容加以综合，是否就能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社会文化不是家具，可以分解拆卸再行组装，这样必然损害其整体的生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要寻找出一种建立有机社会整体的方法。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回击现代化理论家的武器，那就是“直观”、“全盘印象”、“民族精神”等。哈曼用启蒙思想家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来攻击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尝试将他们的哲学建立在无可否认的理性与科学的真理之上，大谈纯理性，但在哈曼看来，所有的真理只是特殊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要显示任何事物的存在，理性有其重要作用，不过它只是将资料排成一个模式，作为便于分析分类的工具，和现实的存在并不相应。哈曼认为：所有的知识与信仰最终要建立于对直接感受的基本材料的熟悉上。人的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正如人的味觉与感官一样，是一种精神体验，基本材料所需证据非常少。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科学和三段论，而是人的本性在情感上的表现，是精神信仰。启蒙思想家所谓的理性概念，在自然科学上可能有用，但对宗教信仰却是完全不够的，无论用如何准确的概念也无法使人了解一种人类或文化的精神。与此相近，谢林提出“直观”论，现实是一个处在不停流转中的整体，要了解它只能用“直觉”的力量，启蒙思想家的知识性思考认识只是机械性的拆卸分类实验，而靠人的能动性的“直觉”接触到的却是全体，一个不断流转的浑然整体。“直觉”与穆涉所谓的“全盘印象”差不多。而到后来法国柏格森（Henri Bergson）经过一番总结，以他的生机论集其大成，成为亚洲反现代思潮常援引的权威理论。当然辜鸿铭没有这种细入毫芒的思辨，他和其他浪漫诗人一样，全凭自己的直觉，对宗教--基督教有一种热诚的信仰，英国哲人柏克曾说过，基督教的价值不但对英国人，对全人类也是恒常而普遍适用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抬举宗教，无非是要在理性主义的破坏下，赋予道德以不朽的宗教理念以及形而上的尊严，使道德成为人们的精神信仰。辜氏与这些思想家相比更具有浪漫诗人的气质，虽然在哲理思辨上没有如此深入。在第一代的浪漫主义思想家中，对宗教遭受到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还未特别关心。但第二代思想家中，再也不相信宗教及其绝对价值能在这种批判下不受侵犯。
牛津天主教大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为了维护宗教的传统精神而发起的牛津运动，给辜鸿铭以极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后来比较中西而作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最初动机。但由于启蒙运动之后，宗教受到了广泛的怀疑，因而造成人们对宗教信仰的冷漠。基督教一度令人信服的证据如上帝的存在等，被休谟并被康德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因此，基督教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它的那些教士都试图把浪漫主义的文学应用于神学方面，用能够激发人们想象力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新一代的辩护者由于受到对历史发展意义的发现，或由于受到谢林和黑格尔所宣扬上帝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思想影响，力图表现宗教不是已经过时的迷信，而是生活的表现，它与人们的心灵与美好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教义不是新教的《圣经》或天主教传统中一成不变的永恒主张，而是历史中前进和发展的启示。
通过浪漫主义，宗教找到了新的辩护者，许多浪漫主义者在天主教中找到了表达想象力的象征，也为启蒙运动所压抑和大革命的灾难所激发起来的感情找到了宣泄的出路。夏多勃里昂《基督的真谛》把天主教义描绘成神秘、美好、富有爱心和诗意的活生生的宗教，是欧洲文明和艺术的源头。他对宗教的信仰不是出于理性与推理，而是出于性格与感情：“我痛哭后便相信了。”传统主义者如博纳尔、德梅斯特尔和拉梅内等着意阐明宗教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它的真理。他们宣称天主教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世俗权威只能影响人的外部行为，而天主教却能触及人们的内心意志，在一个被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弄得支离破碎的社会中，天主教提供了道德和政治义务的基础。
德意志在重建神学方面作了比较大胆的尝试，涌现许多试图为罗马天主教提供更为牢固的思想基础的学者，其中较正统的是蒙斯特、兰茨胡特和慕尼黑大学的天主教浪漫主义者的团体。在1830年慕尼黑大学已拥有历史学教授格雷斯特、思辨神学教授马德尔、宗教法和教会史教授多林格尔，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发展最具影响的蒂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在那里，受谢林影响的J。S。赖德和《象征主义》（1832）的作者J。A。穆勒提出有关教规和教义发展的一套理论，成为纽曼理论的先驱。
到1830年，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统治地位已大为削弱，但是由于“英国是一个基督教联邦”（伯克语），“教会与国家的自由结合”，英国的政治家们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把教堂看做是英国政体的一部分。但是对将圣公会定为国教的异议越来越强烈，不信奉国教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二等公民”尽管他们的理论不那么深刻精细，但粗鲁的讲道却打破了圣公会各教区沉闷的空气，虽然他们争取到一些承认，但他们仍被排斥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由教区牧师主持葬礼和婚礼，并向教会纳税。在这种情况下，不信奉国教者仍向圣公会争夺势力，争夺对教育的控制权。到了1831年，对国教的攻击达到了顶峰，反国教的人势力很庞大，不信奉国教者、宪章派，功利主义者J。A。穆勒的理论以及爱尔兰的不愿向外来教会缴纳十一税的天主教徒。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哲学家神学家，生于伦敦，1820年毕业于牛津三一学院，同年脱离英国圣公会，后来成为罗马教会信徒。回国后，在英格兰建立奥拉托利会，又任教柏林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教区长，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英格兰进行宗教和教育活动，1879年利奥十三世授予他红衣大主教职位，纽曼被称为天主教现代主义运动之父。他曾与基布耳、弗蒙德等人一同发起牛津运动，并亲自撰写《时代书册》内容多种。牛津运动是1833-1845年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强调圣公会公教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旨在抵抗低派教会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提倡恢复17世纪传统的高派教会特点。面对现代化思潮在宗教界的挑战，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皮由兹等提出改革圣公会，加强圣公会的公教性，保持其对教育的垄断地位不受影响，认为必须继承“使徒统绪”，坚持以《公祷书》作为信仰和崇拜意识的准则。在教义和礼仪方面，他们竭力谋求介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中间路线，保持安立甘宗的特点，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弗罗德甚至主张恢复公教会各种传统习俗，如禁食、忏悔、教士独身、隐修、尊敬圣徒等。《时代书册》的90种中，有23种为纽曼所著。1841年他在第90号书册中完全以天主教观点解释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论稿》，在运动内部引起争论，1843年纽曼退出领导层，并和其他成员于1845年改宗天主教。牛津运动失败标志着传统道德的崩溃。
道德在人身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教养。在道德规范崩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想挽回颓波，教养不可等闲视之，正如柯勒律治所说：“文明的本身是一个混合体……如果文明不是植根于教养，不建立在作为我们人性的特色的种种能力和品质的协调发展之上，它就成了败坏性的影响，病变的燥热，而不是健康的发展。”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后果可以通过“教养”教育来弥补，用教育来作选择与重塑，柯勒律治提倡设立“鸿儒院”，卡莱尔主张建立“有机的文士阶级”都是一样的目的。
在只有金钱崇拜而丧失信仰的现代社会里，就是要使人们知道除了个人金钱之外还有人类的正义，除个人的权利之外尚有社会的义务，除了平等自由之外，还有人群的相互关怀，一句话：除了自己之外，知道有他人、有社会。他们弘扬宗教精神，捍卫宗教的传统目的即在于此。他们捍卫的基督教并不是中世纪那种教父哲学，不是天主教所谓“人得救只能通过教会和教皇才能赎罪”的偶像崇拜，而是经过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哲学--“人靠信仰得救”--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把路德和清教领袖诺克斯列为他最崇拜的教士英雄，借以在理性主义的破坏下唤起人们对道德的宗教般虔诚。
卡莱尔对辜鸿铭影响的另一点，是他晚年对君主专制的赞扬。卡莱尔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矛盾的人，他早年时候倾向于反对封建专制，写了他的代表作《法国革命史》，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一定程度的歌颂。但是，大革命的怒火在法国全面燃起，愤怒的人民把封建暴君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紧接着引起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且这股革命势力的影响越过法国成为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向。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高涨，这时他又深感忧虑，尤其是对1848-1849年来势更大的欧洲革命--这个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卡莱尔是不能容忍的，他便转向保守和反对。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虽然失败，但其意义却推动历史前进一步，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推进，作为资本家的对立面的工人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壮大了力量，卡莱尔看这些他所谓的“群氓”的力量将会给社会带来的危险，他内心潜藏的英雄主义史观此时变成了对集权的要求，他老调重弹，希望借助于英雄崇拜来巩固社会秩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历史的发展就决定于伟人的意志，伟人是贯彻天命的使者。君主中的克伦威尔、拿破仑，教士中的马丁路德和诺克斯，诗人中的但丁和莎士比亚，文人中的约翰逊、卢梭、彭斯都是各个领域中的英雄人物。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众，只是群氓，应该统一服从于真正英雄的意志。所谓天赋的自由、人权应当以英雄的崇拜与服从为前提，反之，如果每一个人都以天赋人权与自由为理由行事，这个世界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对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破坏。这些内容，都为辜鸿铭所接受，形成他定型的思想。辜氏在后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中公开赞扬慈禧太后的“雄才大略”，千方百计为慈禧开脱，对立宪议院的反对，就是一个明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辜鸿铭把大战的伦理原因归结为英国的“群氓崇拜”而引起的与德国的“武力崇拜”冲突，这更是卡莱尔论点的中国版。
卡莱尔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对辜鸿铭思想影响的第三点内容，即国民精神和民族文化主义的确立。国民精神（Spirite of the People）无疑是为了抵消现代社会那种商业人生和功利主义而得到空前弘扬的。这个观点首次出现在法国思想家赫德的笔下，以后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采用。国籍是人类种属最自然的历史划分形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历史与地理条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也就形成了国民的精神与民族文化上的差异。这正如柏克所说：“一个国家绝非区区一处，或个人暂时结合的东西，而是在时间、空间及数量上的绵延持续，它不是一时、一群人的选择，乃至无数世代的筛选；由无数特定场合、情况、倾向、癖性，与人民的道德、私人或社会习惯所造成，所有这些只能在极长时间中得以一一显示。”
但是柏克、卡莱尔以及大部分的浪漫诗人对英国文化及其认定是不甚关心的，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国度，没有民族的自卑感，也不为英国引进外来文化而产生认同危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化策源地的现代化社会结果使他们产生文化忧患危机意识而寻找出路。
不少人把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东方的中国，在西方人厌恶了本国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弊端、道德沦失以及战争扩张等等之后，东方闭关锁国、与世无争、超然世外的中国令他们产生很大的兴趣。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人的优雅、宁静与谦让好礼的精神生活，中国社会独特的稳定，都给西方人士以巨大的吸引力。其实早在启蒙时代就有狄德罗、莱布尼茨等向西方介绍中国，为后来者描绘出理想中的中国蓝图。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已有高度文化了。”他赞美中国的思想与政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莱布尼茨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他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他对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启蒙思想家以理性的标准肯定中国的儒教，这些当是辜氏传统思想形成的最早渊源。辜鸿铭所顶礼膜拜的歌德阅读过拉丁文译本《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经典，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歌德在《威廉麦斯特漫游时代》“教育省”的描写，就是受孔子“天、地、君、亲、师”影响而勾画的。奇特的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论述，如谢林，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没有一个超验的上帝，有的只是基于现实的儒教，然而，“从纯粹历史的角度，作为一个国家，中华帝国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古老的帝国，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显示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中国虽然两次被征服（一次是13世纪被西部的鞑靼人或蒙古人所征服；另一次被东部的或是满洲的鞑靼人所征服），可是它的宗法制度、道德、习俗、国家机构在本质上没有改变”。这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谢林看来似乎是一个深奥不可解的谜，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我们上文引用的卡莱尔对辜鸿铭的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的某些向往，还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他和他们三亿臣民，每年都要去扫他们祖先的墓，这是他们的主要仪式，人人都要扫父母亲的墓地；孤独地站在墓前，无言相对，胸中或是对他们的崇拜，或是其他思想，头顶是神圣而静穆的天空，脚底是神圣而寂静的墓群，还有这个最神圣的墓，只有他自己的灵魂在跳动--如果他有灵魂的话--发出声响！可能这的确是一种崇拜！确实，如果一个人还不能通过这对永恒有所感受的话--他还须尝试其它的途径吗？”“祭司皇帝”，“他是地球上一个统治者或教士，他作了一个独创的、系统的尝试，想获得我们称之为一切宗教的最终结果，实际的英雄崇拜”。“他们真正的热情，尽其所能永无休止地从众多的百姓中寻找并筛选最聪明的人；是这些最聪明的人、天生的国王统治着这三亿人民，上天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的确在帮助他，这三亿人民如今还在制作陶瓷、小种毛尖红茶，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东西，并且，在上天的旗帜下，与必然性作斗争；--而且，他们不像其他几百万人一样，有什么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以及相互之间令人恐惧的战争。”
在卡莱尔的富有浪漫主义的文笔下，中国具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但对辜鸿铭来说，不仅是诱于其师的描述，而是更决定于他的独特的生活环境与感受。
辜鸿铭在这十一年的历程中，游学三国，由于其出色的语言天赋和接受能力，获得文、理、工等十多个学位，可以说成绩是相当优异的。然而，这些都不能解开他思想的困惑。是的，欧洲的现代化使它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使他看到社会的前途。按理说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一员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应当学些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以图报效祖国。辜鸿铭却不然，和保守主义同时在欧洲兴盛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斯宾诺莎、尼采的哲学都没有引起辜鸿铭的共鸣。他与中国其他出洋的人如马建忠、严复不同，对中国的现实急务没有感受。同时，也证明了毛姆所说的“哲学是一件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照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辜鸿铭无疑是那个时代欧洲种族歧视的对象，尽管他的生活条件是相当优裕，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性格也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形成的，由自卑而形成自尊、自傲乃至自大，这种近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使他选择了阿诺德、卡莱尔而师事之，而对其他鄙薄中国的哲学家不屑一顾或激烈抨击。在他日后的论著中，大量征引阿诺德、卡莱尔、爱默生的言论，同时也常引用歌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个中原因，一半出于理性，一半出于情感。
然而，他所心仪的中国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弘扬能不能拯救西方社会的危机？如何以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精神来拯救危机？在这时的辜鸿铭实在还不甚了了。
§§第二章 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