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代与背景
欧洲在经历了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得到极大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繁荣，工场手工业者要求经济上有自由平等的竞争，同时资产阶级也渴望改革传统经济政策，提高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这同君主专制、贵族特权的矛盾激化，因此在17-18世纪中叶又掀起启蒙运动。为期百年的启蒙时代，欧洲各国首先是法、德、英等国的思想家，倡议理性主义，普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思想，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思想家们用理性进行思考与判断，用科学的态度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把理性当作反封建反蒙昧的武器和一切现成事物的最高裁判。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宣扬理性与科学。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宗教势力特别是天主教对人民精神的长期束缚。他们宣称，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如神学--基督教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应该打倒。二是反对封建专制，宣扬民主与法制。他们举起“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宣扬“天赋人权”，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权利，思想言论自由，准予人民参与政治，政治上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启蒙主义思潮的狂飙席卷了西方各国，尤其是英、法、德等国，从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各个领域向封建社会发难。这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个时期先后发生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即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英国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也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马克思说：“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
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议会通过了大量圈地的法令。圈地运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拿破仑战争的年代达到高潮，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大批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成为雇佣工人。从17世纪下半期，在占领市场的同时，英国积极地把魔掌伸向亚洲、美洲和非洲，从事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采取直接掠夺、种植鸦片、贩卖奴隶和推行奴隶制度等手段牟取暴利。由于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强，资本家日益增长的利润欲望，迫切需要大机器生产。英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手工工场，工场有精密的分工，为工业革命准备好了熟练的机械工人。于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进入了工业革命阶段，从这时起出现了一系列的科技发明，发明促进发展，轻工业方面，纺织机不断推陈出新。到1782年机械修理工出身的詹姆斯瓦特制成了复式蒸汽机，解决了所有机器的动力问题，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蒸汽机被广泛用于生产，使生产冲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把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组成机器系列，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与机器有关的冶金和采煤工业也应运得到发展。19世纪最初的三十年间，轮船（1780年）、火车（1814年）、铁路（1825年）相继在英国出现，从而使交通运输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火车开辟了陆上交通的新纪元，形成了水陆交通网。大机器工业使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果，由于技术的提高，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的生产率提高了20倍。185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国内的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形成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原来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也崛起了，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整个欧洲，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1842年德国科学家罗迈尔研究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能的问题。英国科学家焦耳精确地测定了在机械、电、热等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转化，提出能量守恒定律，“揭示了热、机械、电、化学等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统一性，达到了物理科学的第二次大综合”。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揭示了光、电、磁现象的本质统一，发明了发电机，电力应用是近代以来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德国从这个时候起，充分利用英法的科技成果，加上普法战争中获得的赔款，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却极快，在英法各国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新兴的电气、化学及机械工业。19世纪的后五十年，德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要远比英、法、美多。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为欧洲带来了世界上空前的繁荣与强大。
辜鸿铭随布朗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时最先进强大的国度，成为苏格兰的一名亚裔公民。这里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经济、高度的物质文明，与南洋殖民地社会的落后不啻天壤之别，对辜鸿铭来说无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辜鸿铭与布朗一家生活在一起，布朗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牧师，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也是一位大富翁。作为其养子，辜鸿铭的生活、享受以及受到的教育是很优越的，与当时的英国贵族一模一样，他以此自称“假洋人”。
辜鸿铭在继南洋所受启蒙教育之后，进入了苏格兰公学继续学习，接受完全西方式的教育，这所贵族学校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对他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绅士教育对于他热爱正义、反对武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苏格兰公学的儿童们在游戏时，有一套游戏的规则，要讲究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不准合伙斗殴，哪怕是学校里最顽劣的差生，在人格上也同别人一样平等，别人不能欺负弱者，几个人联合欺凌弱小，即使战胜了，也遭到别人的白眼。但这在南洋华人儿童中却没有这种良好的观念，不说儿童，即使南洋的成年华人也往往缺乏这种观念。团结观念淡薄，同是华人劳工，却不能一视同仁，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自恃优越，不甘与其他马来西亚华侨为伍。这对辜鸿铭是一次人格上的触动。他在西方看到，这些被中国人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人，其实非常文明，不管到哪个大戏园里，总是很干净、整洁，坐客近万人，也肃然无声，人与人之间很讲究礼仪。这些也与华人的举止嚣张、语言粗鄙形成显明的对比。郭嵩焘当年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整齐，大叹“孔孟欺我也”。辜鸿铭后来也得出结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也。”
但是在这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度里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危机，社会的大工业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联性，现代化带来了社会规范的逐渐崩溃。当然，这些抽象的内容对于一个不更世事的少年来说还没有切肤的感受，如同西方本土生长的少年一样，仅对这些外表事物好奇，看不出这些花花绿绿的背后隐含的意义。他走在苏格兰的都市街道上看到衣服华丽、花簇缀冠的“贵人”与衣着朴素的“仆人”同乘一车，惊奇自己见到“贵人”，并为布朗先生述其状，哪知布朗说：“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在这些小小的事例中，逐渐培养了辜鸿铭的个性。
苏格兰公学毕业后，他又考入爱丁堡文法学校，学习初等课程。这个中等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的教授都十分认真而彻底，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因此，辜鸿铭在这些课程尤其是英国古典文学方面具备了雄厚的基础，对他这样一个在西方成长的青少年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语文知识几乎为零，又处在可塑性极强的年龄，所以，他这时的思想、知识、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可以说是完全西方式的。与其说他是中国最早接受完全西方教育的留学生，倒不如把他归为一个纯西方的学者更为贴切。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在下文更清楚地表明他是如何从西方思想的坐标系中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投身中国传统的，也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文化的同化力，以区别于那些把他笼统地归为“守旧”或“顽固派”的简单化批评。
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中，辜鸿铭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也许是文献不足征的缘故，没有更多的材料来勾勒出他最初的思想胚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那就是他对宗教的崇拜。从多种材料迹象表明，他的父亲辜紫云极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徒，至少是对基督教有坚诚的信仰，而他的养父布朗先生又是一个云游世界传教布道的牧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他从小就熟悉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对西方的一切东西无不抨击，唯独基督教例外。他正是出于对宗教的崇拜，当他发现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无法克服和制裁欧洲人的性情时，才转入儒家文化（辜鸿铭把它作为一个广义上的宗教）。他一生对《圣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希伯来《圣经》是建设现代欧洲文明的计划，要人爱护正义。他后来在《春秋大义》中还把《圣经》作为与中国文学一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范本。“要具有中国文学这种意念--在极其简单的语言里富有深邃的思想和深邃的感觉--你非要读希伯来的《圣经》不可，在世界文学中，希伯来《圣经》是最有深度的几本书之一，然而语言文学上却又那么平易简单……真的，假如你要获得能够变化气质、美化人生的文学，你一定要亲尝希伯来文学或是希腊文学，或是中国文学。”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这个时期先后发生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即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英国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也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马克思说：“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
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议会通过了大量圈地的法令。圈地运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拿破仑战争的年代达到高潮，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大批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成为雇佣工人。从17世纪下半期，在占领市场的同时，英国积极地把魔掌伸向亚洲、美洲和非洲，从事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采取直接掠夺、种植鸦片、贩卖奴隶和推行奴隶制度等手段牟取暴利。由于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强，资本家日益增长的利润欲望，迫切需要大机器生产。英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手工工场，工场有精密的分工，为工业革命准备好了熟练的机械工人。于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进入了工业革命阶段，从这时起出现了一系列的科技发明，发明促进发展，轻工业方面，纺织机不断推陈出新。到1782年机械修理工出身的詹姆斯瓦特制成了复式蒸汽机，解决了所有机器的动力问题，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蒸汽机被广泛用于生产，使生产冲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把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组成机器系列，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与机器有关的冶金和采煤工业也应运得到发展。19世纪最初的三十年间，轮船（1780年）、火车（1814年）、铁路（1825年）相继在英国出现，从而使交通运输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火车开辟了陆上交通的新纪元，形成了水陆交通网。大机器工业使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果，由于技术的提高，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的生产率提高了20倍。185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国内的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形成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原来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也崛起了，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整个欧洲，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1842年德国科学家罗迈尔研究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能的问题。英国科学家焦耳精确地测定了在机械、电、热等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转化，提出能量守恒定律，“揭示了热、机械、电、化学等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统一性，达到了物理科学的第二次大综合”。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揭示了光、电、磁现象的本质统一，发明了发电机，电力应用是近代以来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德国从这个时候起，充分利用英法的科技成果，加上普法战争中获得的赔款，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却极快，在英法各国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新兴的电气、化学及机械工业。19世纪的后五十年，德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要远比英、法、美多。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为欧洲带来了世界上空前的繁荣与强大。
辜鸿铭随布朗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时最先进强大的国度，成为苏格兰的一名亚裔公民。这里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经济、高度的物质文明，与南洋殖民地社会的落后不啻天壤之别，对辜鸿铭来说无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辜鸿铭与布朗一家生活在一起，布朗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牧师，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也是一位大富翁。作为其养子，辜鸿铭的生活、享受以及受到的教育是很优越的，与当时的英国贵族一模一样，他以此自称“假洋人”。
辜鸿铭在继南洋所受启蒙教育之后，进入了苏格兰公学继续学习，接受完全西方式的教育，这所贵族学校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对他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绅士教育对于他热爱正义、反对武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苏格兰公学的儿童们在游戏时，有一套游戏的规则，要讲究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不准合伙斗殴，哪怕是学校里最顽劣的差生，在人格上也同别人一样平等，别人不能欺负弱者，几个人联合欺凌弱小，即使战胜了，也遭到别人的白眼。但这在南洋华人儿童中却没有这种良好的观念，不说儿童，即使南洋的成年华人也往往缺乏这种观念。团结观念淡薄，同是华人劳工，却不能一视同仁，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自恃优越，不甘与其他马来西亚华侨为伍。这对辜鸿铭是一次人格上的触动。他在西方看到，这些被中国人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人，其实非常文明，不管到哪个大戏园里，总是很干净、整洁，坐客近万人，也肃然无声，人与人之间很讲究礼仪。这些也与华人的举止嚣张、语言粗鄙形成显明的对比。郭嵩焘当年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整齐，大叹“孔孟欺我也”。辜鸿铭后来也得出结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也。”
但是在这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度里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危机，社会的大工业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联性，现代化带来了社会规范的逐渐崩溃。当然，这些抽象的内容对于一个不更世事的少年来说还没有切肤的感受，如同西方本土生长的少年一样，仅对这些外表事物好奇，看不出这些花花绿绿的背后隐含的意义。他走在苏格兰的都市街道上看到衣服华丽、花簇缀冠的“贵人”与衣着朴素的“仆人”同乘一车，惊奇自己见到“贵人”，并为布朗先生述其状，哪知布朗说：“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在这些小小的事例中，逐渐培养了辜鸿铭的个性。
苏格兰公学毕业后，他又考入爱丁堡文法学校，学习初等课程。这个中等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的教授都十分认真而彻底，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因此，辜鸿铭在这些课程尤其是英国古典文学方面具备了雄厚的基础，对他这样一个在西方成长的青少年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语文知识几乎为零，又处在可塑性极强的年龄，所以，他这时的思想、知识、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可以说是完全西方式的。与其说他是中国最早接受完全西方教育的留学生，倒不如把他归为一个纯西方的学者更为贴切。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在下文更清楚地表明他是如何从西方思想的坐标系中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投身中国传统的，也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文化的同化力，以区别于那些把他笼统地归为“守旧”或“顽固派”的简单化批评。
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中，辜鸿铭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也许是文献不足征的缘故，没有更多的材料来勾勒出他最初的思想胚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那就是他对宗教的崇拜。从多种材料迹象表明，他的父亲辜紫云极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徒，至少是对基督教有坚诚的信仰，而他的养父布朗先生又是一个云游世界传教布道的牧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他从小就熟悉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对西方的一切东西无不抨击，唯独基督教例外。他正是出于对宗教的崇拜，当他发现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无法克服和制裁欧洲人的性情时，才转入儒家文化（辜鸿铭把它作为一个广义上的宗教）。他一生对《圣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希伯来《圣经》是建设现代欧洲文明的计划，要人爱护正义。他后来在《春秋大义》中还把《圣经》作为与中国文学一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范本。“要具有中国文学这种意念--在极其简单的语言里富有深邃的思想和深邃的感觉--你非要读希伯来的《圣经》不可，在世界文学中，希伯来《圣经》是最有深度的几本书之一，然而语言文学上却又那么平易简单……真的，假如你要获得能够变化气质、美化人生的文学，你一定要亲尝希伯来文学或是希腊文学，或是中国文学。”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