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陈美林
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发展至近代，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能否闪耀出新的火花，焕发出新的力量，从而为救亡图存作出历史的贡献？这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也不容回避地出现在具有良知的国人面前，文人亦不例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乃至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一群国学家，他们的目光从传统的国学书斋中，渐次向“天崩地解”的现实延伸，从各自擅长的或汉学或宋学、或古文学派或今文学派向前拓展，或以传统的训诂考据或以西洋的思辨实证入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并力图作出圆满的回答。他们的言论既表述出各自的观点，又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特色。他们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所做出的答卷，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学术建树，为自己在近代学术史上获得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这群国学大师同时代的辜鸿铭，虽然他曾致力“用传统的中国文明连结于一种理解和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向”，虽然他的学术活动受到西人的重视程度远在康、梁之上，甚至成为我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然而在有关近代学术史上他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作为国学家的他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在他去世六十余年后，“国学大师丛书”首次将其选定为传主之一，出版他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这套丛书编委们慧眼独具。
辜鸿铭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竟遭遗忘的学者，这并非纯属偶然，也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世人的不公道。寻根究源，是时代潮流使然，是个人气质使然，换言之，是辜氏之思想性格与历史趋势的矛盾使然。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学人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后，继而又欲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提出所谓“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主张，企图借以重振中华帝国。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变法维新思潮又弥满朝野，向西方学习乃成为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辜鸿铭却逆流而上，热烈赞扬中国固有文化（包括其中的落后事物），激烈抨击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故而被世人将其与徐桐、曾廉、文悌辈视为一体，被目为封建顽固派而遭到猛烈抨击。
平心而论，对他的批评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封建顽固派的“桂冠”与其生终始，从其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未被摘除，则对之又未免失之公允，如今该是重新审视之日了。
如果我们全面研究他的著述，深入探讨他的思想，就会发现，虽然其在反对西方的态度上与徐、曾、文等顽固派极为相似，然而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思维方式来说，辜氏与徐、曾、文等辈都全然不同，绝不可将他们混为一谈，等同视之。作为顽固派的封建官僚徐、曾、文等辈，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无认识，全然不知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只是出自其维护天朝大国的优越地位而夜郎自大式的盲目排斥。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指责并不能中其鹄的，因而也就无甚意义可言。辜鸿铭则不同，他自幼生长于西方，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耳濡目染的全是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回归祖国后，又日熏月染地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他对东西方文明都有深切的了解，对西方文明的弊端也有极为透彻的洞察。因而他不主张放弃中国传统的文明，反对盲目地学习西方，不赞成全盘西化，走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道路，认为中国文化完全能够振兴国家。细加辨别，辜氏一生的思想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无可取之处。相反，由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抨击倒是常常切中要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自由主义蔓延、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的商品化，这些都使得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影响而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辜氏极度不满，尤其是由于资本的积累与输出而必然导致的对内剥削与对外侵略的强权政治，更遭到他的竭力挟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科学技术的优势、船坚炮利的武力，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战争，他更持厌恶的态度，并进而对西方文明由怀疑而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辜氏这一态度更其鲜明，他向在北京的欧洲人发表演说，分析欧战的原因，为西方寻找出路。他认为，西方已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已丧失其约束力，社会的安定只能依赖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长此以往，武力崇拜将取代社会文明；反之，如果取消军队和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毁灭社会文明。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下，欧洲的出路究竟何在？他认为西方只有汲取中国传统文明才能弭此祸端。辜氏如此见解和言论，正适应了极度厌战的西方人民的心态，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反响更为强烈。他们从辜氏的言论和著作中似乎发现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于是，辜鸿铭的著作几乎全被译成德文，并由诸多名家作序，在许多大书店的橱窗陈列，评论他的著述的文章也纷纷面世，对之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专门研究辜氏思想的机构或活动也相应成立和展开，他的著作甚至成为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哲学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他的一些言论被一些学人引为自己文章的重要论据。总之，辜氏此时被西方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
可是，与其饮誉西方的同时，在国内的辜氏却遭到极大的冷落，甚至受到无情的抨击。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的。他强调中国传统文明，却不问精华糟粕，拥护男子纳妾、女子缠足，在社会渐次进入西装革履面向西方之际，他却瓜皮小帽、辫子长衫，守旧复辟的种种怪诞行径，将自己定位于顽固派之列。在时代洪流滚滚而下的激浪中，他这一颗也曾一度闪烁光彩的巨星，自然也就被时代抛落，寂灭无闻。不过，他的际遇较之印度的甘地等人来说，也未免相差太远。他们几乎同时留学英国，同时受到同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虽然二人国别不同，但都生活在遭受西方列强践踏的东方国度。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同样都是以弘扬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而且也同样受到当时本国激进分子的指责和抨击，但他们在各自国家内的声誉却截然相反。甘地虽被刺杀，但被印度人民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而辜鸿铭不但没有像甘地那样得到社会丝毫的赞誉，至今在大多数对其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人的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怪诞”的顽固分子而已，鄙而弃之犹恐不及，更遑论对其作全面的研究了。
但社会不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历史上的“陈案”重新审视，作为本世纪初曾一度震动西欧的东方文化代言人的辜鸿铭，也属于需要重新审视的对象，为其作传，确有必要。
为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诞”人物立传，究竟有何意义与价值呢？这决定于我们对历史遗产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充满着许多伟人，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历史，也推进了历史。辜鸿铭固然不能与这些伟人比肩而立，然而对于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能故意忽视或熟视无睹，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力求发掘其有作用于今日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就辜鸿铭其人而言，他热爱祖国的情操和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有值得肯定之处，应该表而出之。
辜氏虽然出生于南洋，成长于西欧，但却有高度的爱国情操。他在接受西洋文明教育的同时，精神上也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这更促使他滋生出对祖国的眷恋。其后他维护祖国文化传统、批判西洋文明的种种言论，显然与其热爱祖国的感情因素有关。这种态度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风尚中实属难能，也极应珍视。列强的入侵，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尽情践踏、肆意蹂躏，包括一批士人在内，对中国传统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并转而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道。在这种形势下，辜氏却以其对西方社会弊端的深切了解而予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抨击，满腔热情地为祖国辩护，竭力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难道不应该肯定吗？当然，他的言论不免偏颇，他所赞扬的事物未必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他拥护专制、赞同复辟的顽固态度，更应该予以清算。然而，他毕竟申明：“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国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华之文明。”可见他对“清室”并非愚忠，他也曾痛斥慈禧太后“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明方面，却有时连同应该抛弃的糟粕也视为精华加以赞美，这却不可取，需要我们细心辨识批判借鉴。
辜鸿铭的爱国情操，不仅表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而且还表现在国难当头时敢于大声疾呼，谴责列强的强盗行径，向世界舆论呼唤正义与公理。辜氏极擅外文，他用英语著文，阐明列强侵略事实，坚持爱国立场，从而赢得西方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对他个人的尊重。例如近代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在于外国传教士横行霸道，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对我国人民正常生活的干扰和破坏，百姓起而反抗，反遭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又受到屈服于列强的清廷的镇压。对此真相，辜氏用英文写成文章，在上海等地的西文报刊刊出，又被伦敦《泰晤士报》转载，这就向西方民众和全世界舆论揭发了西方侵略者的强盗行径，从而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纷纷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又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叶赫那拉氏出自卑劣的政治目的，先利用义和团义民的爱国热情向外人开战，继而又勾结帝国主义痛剿义民，并将广大义民诬蔑为“拳匪”、“乱民”。辜氏仍坚持其热爱民族的立场，不断用英文向世界舆论说明真相，呼吁和平解决事端。他的谴责，义正词严，他的呼吁，不卑不亢，对西方列强颇有影响。《清史稿》本传说：“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自然，他的言论中也有不少谬误，然而从大处观之，确也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情操。
在学术研究方面，辜鸿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实，辜鸿铭作为国学家的贡献，远较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大。晚清时代的学者，一般都是重视传统文化，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他们才学习西方，但他们目光所重视的，多为以火炮巨舰为表征的物质文明，对西方的精神文明则知之不多，深入堂奥者更为鲜见。辜氏与这般学者不同，他是在博通西学之后方始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正如罗振玉所云：“其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精通别国方言及其政学，其声誉已藉甚。及返国，则返而求我六经子史……极有岁年而学已大成。”因而，他不主张盲目学习西方，而主张将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真正的文明融合起来，既保存我国传统之所长，又吸取西方文明之精华，而非仅着眼于西方炮利船坚及其制造技术，这种见解，显然远较当时一般学人高明。当然，他这种见解也与其大量的顽固守旧的言辞缠夹在一起，需要做一番筛选，剔除其谬误言论，肯定他的一些可取见解，并非无益之事。
具体而言，辜氏在学术上之贡献，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创立了译述中国典籍的范例。他先后将《论语》、《中庸》等儒家典籍用英文译出介绍给西方，为了使西方人易于理解，他没有采用逐字逐词对照翻译的成法，而是创造性地加以述译，例如，他引用《圣经》的一些内容和歌德的话为注解。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我国的典籍如《中庸》等在译出的英文本中加以必要的意义阐释与补足。这种翻译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述译”，是极富创新意义的，其目的则是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因如此，他的译本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学界及国外汉学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台湾后来出版的四书定本，即以辜氏《论语》、《中庸》两种译本为底本。日本学人清水安三认为读辜氏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著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次，开创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先河。在他之前或同时的一些学者如王韬、容闳、马建忠、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中，也曾有一些比较的言论，但大多不是自觉的，也不是系统的。辜氏以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积学，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著作中，对中西文化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以传统的方法研究国学的学术氛围中，无疑是开拓了新的境界。自然，辜氏的研究也未免主观感情色彩太浓，又存在“后入为主”的偏见，他的比较研究也并非全无偏颇，在有些结论上也欠缺客观性，因而也受到一些国外学者的批评。究其根源，大概也是由于浪漫主义派诗人和学者如爱默生、柯勒律治、阿诺德、卡莱尔等人对他的影响未能消除之故，他的理论见解从而出现一些偏颇和太深的主观性。不过时至今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因而，对我国开创比较研究先河的辜氏自然也不该淡忘。再次，对西方“中国学”的缺失加以纠偏。明清以来一些传教士以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社会为对象进行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其中或出于主观偏见或由于茫然无知，成见极深，亦颇多谬误之辞，以致我国传统文化被一些西方人士或误解或曲解。辜氏长年在海外生活，对此有所闻见也有所感触，乃努力予以正讹纠误。归国以后即撰写《中国学》一文（后收入《春秋大义》一书中），后来又陆续写了《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等文章，对西方这类所谓的汉学研究著述予以严厉批评，指出应以怎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并提出“中国学”应遵循的原则。辜氏这些研究在西方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国近代学者中也是鲜有其匹的。
最后，关于此书作者孔庆茂及本书还要再说几句话。孔庆茂原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颇得名师指点，继而又来南京攻读硕士，专治中国古典文学。孔君好学深思，涉猎颇广。除文学外，对史学、哲学也颇有心得，又勤于撰述。前几年曾出版了《钱钟书传》，尽管少数学人曾指出其书的一些微疵（其实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尽善尽美），但广大读者却充分肯定其书，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最近该书又荣获中国优秀畅销书奖。此次承担《辜鸿铭评传》写作任务之初，他曾征询过不佞意见。我对他说，辜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为他立传有一定难度，但在国内尚未见有此类著作，对其全面研究确有开创意义，可以承担辜氏评传的撰写任务。孔君亦以为然，并奋力为之。如众所周知，有关辜氏的资料散见各处，搜集困难，特别是有些论著是以英文撰写绝版多年，也从未译成中文。这些都为撰写此书带来不少的困难。但孔君不畏艰巨，逆难而上，这种勇于开拓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表而出之的。至于此书对辜氏生平际遇的描述、思想学术的评析，是否全面妥帖，还是由专家学人和广大读者来品评，不劳笔者在此烦言。
我个人以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大有裨益的，《辜鸿铭评传》的出版是极合时宜的。将辜氏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而出之（自然，必须剔除其许多偏见，抛弃其谬误的言论），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西方文化思想界的学者历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着极大的优越感，但在两次大战以后，在现实无情的冲击下，他们也开始发生了动摇、产生幻灭，并进而自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代主义、批判学派、现象学派、语言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尽管不尽相同，甚至有相当差异，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则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他们都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其中不少学者已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对之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几十年来，更形成一种风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雅格（James Legge）教授，英国大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教授，澳大利亚学者李特（Liltle）和雷得（Reed），德国特里尔大学乔伟（Wei Chiao）教授，美国圣母大学费雷德达尔美（Fred Dallmagr）教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作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种趋势下，为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辜鸿铭立传，更不是全无意义的工作。
1994年10月 石头城下
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发展至近代，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能否闪耀出新的火花，焕发出新的力量，从而为救亡图存作出历史的贡献？这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也不容回避地出现在具有良知的国人面前，文人亦不例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乃至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一群国学家，他们的目光从传统的国学书斋中，渐次向“天崩地解”的现实延伸，从各自擅长的或汉学或宋学、或古文学派或今文学派向前拓展，或以传统的训诂考据或以西洋的思辨实证入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并力图作出圆满的回答。他们的言论既表述出各自的观点，又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特色。他们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所做出的答卷，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学术建树，为自己在近代学术史上获得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这群国学大师同时代的辜鸿铭，虽然他曾致力“用传统的中国文明连结于一种理解和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向”，虽然他的学术活动受到西人的重视程度远在康、梁之上，甚至成为我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然而在有关近代学术史上他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作为国学家的他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在他去世六十余年后，“国学大师丛书”首次将其选定为传主之一，出版他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这套丛书编委们慧眼独具。
辜鸿铭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竟遭遗忘的学者，这并非纯属偶然，也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世人的不公道。寻根究源，是时代潮流使然，是个人气质使然，换言之，是辜氏之思想性格与历史趋势的矛盾使然。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学人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后，继而又欲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提出所谓“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主张，企图借以重振中华帝国。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变法维新思潮又弥满朝野，向西方学习乃成为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辜鸿铭却逆流而上，热烈赞扬中国固有文化（包括其中的落后事物），激烈抨击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故而被世人将其与徐桐、曾廉、文悌辈视为一体，被目为封建顽固派而遭到猛烈抨击。
平心而论，对他的批评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封建顽固派的“桂冠”与其生终始，从其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未被摘除，则对之又未免失之公允，如今该是重新审视之日了。
如果我们全面研究他的著述，深入探讨他的思想，就会发现，虽然其在反对西方的态度上与徐、曾、文等顽固派极为相似，然而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思维方式来说，辜氏与徐、曾、文等辈都全然不同，绝不可将他们混为一谈，等同视之。作为顽固派的封建官僚徐、曾、文等辈，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无认识，全然不知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只是出自其维护天朝大国的优越地位而夜郎自大式的盲目排斥。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指责并不能中其鹄的，因而也就无甚意义可言。辜鸿铭则不同，他自幼生长于西方，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耳濡目染的全是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回归祖国后，又日熏月染地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他对东西方文明都有深切的了解，对西方文明的弊端也有极为透彻的洞察。因而他不主张放弃中国传统的文明，反对盲目地学习西方，不赞成全盘西化，走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道路，认为中国文化完全能够振兴国家。细加辨别，辜氏一生的思想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无可取之处。相反，由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抨击倒是常常切中要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自由主义蔓延、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的商品化，这些都使得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影响而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辜氏极度不满，尤其是由于资本的积累与输出而必然导致的对内剥削与对外侵略的强权政治，更遭到他的竭力挟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科学技术的优势、船坚炮利的武力，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战争，他更持厌恶的态度，并进而对西方文明由怀疑而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辜氏这一态度更其鲜明，他向在北京的欧洲人发表演说，分析欧战的原因，为西方寻找出路。他认为，西方已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已丧失其约束力，社会的安定只能依赖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长此以往，武力崇拜将取代社会文明；反之，如果取消军队和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毁灭社会文明。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下，欧洲的出路究竟何在？他认为西方只有汲取中国传统文明才能弭此祸端。辜氏如此见解和言论，正适应了极度厌战的西方人民的心态，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反响更为强烈。他们从辜氏的言论和著作中似乎发现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于是，辜鸿铭的著作几乎全被译成德文，并由诸多名家作序，在许多大书店的橱窗陈列，评论他的著述的文章也纷纷面世，对之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专门研究辜氏思想的机构或活动也相应成立和展开，他的著作甚至成为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哲学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他的一些言论被一些学人引为自己文章的重要论据。总之，辜氏此时被西方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
可是，与其饮誉西方的同时，在国内的辜氏却遭到极大的冷落，甚至受到无情的抨击。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的。他强调中国传统文明，却不问精华糟粕，拥护男子纳妾、女子缠足，在社会渐次进入西装革履面向西方之际，他却瓜皮小帽、辫子长衫，守旧复辟的种种怪诞行径，将自己定位于顽固派之列。在时代洪流滚滚而下的激浪中，他这一颗也曾一度闪烁光彩的巨星，自然也就被时代抛落，寂灭无闻。不过，他的际遇较之印度的甘地等人来说，也未免相差太远。他们几乎同时留学英国，同时受到同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虽然二人国别不同，但都生活在遭受西方列强践踏的东方国度。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同样都是以弘扬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而且也同样受到当时本国激进分子的指责和抨击，但他们在各自国家内的声誉却截然相反。甘地虽被刺杀，但被印度人民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而辜鸿铭不但没有像甘地那样得到社会丝毫的赞誉，至今在大多数对其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人的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怪诞”的顽固分子而已，鄙而弃之犹恐不及，更遑论对其作全面的研究了。
但社会不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历史上的“陈案”重新审视，作为本世纪初曾一度震动西欧的东方文化代言人的辜鸿铭，也属于需要重新审视的对象，为其作传，确有必要。
为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诞”人物立传，究竟有何意义与价值呢？这决定于我们对历史遗产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充满着许多伟人，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历史，也推进了历史。辜鸿铭固然不能与这些伟人比肩而立，然而对于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能故意忽视或熟视无睹，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力求发掘其有作用于今日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就辜鸿铭其人而言，他热爱祖国的情操和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有值得肯定之处，应该表而出之。
辜氏虽然出生于南洋，成长于西欧，但却有高度的爱国情操。他在接受西洋文明教育的同时，精神上也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这更促使他滋生出对祖国的眷恋。其后他维护祖国文化传统、批判西洋文明的种种言论，显然与其热爱祖国的感情因素有关。这种态度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风尚中实属难能，也极应珍视。列强的入侵，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尽情践踏、肆意蹂躏，包括一批士人在内，对中国传统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并转而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道。在这种形势下，辜氏却以其对西方社会弊端的深切了解而予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抨击，满腔热情地为祖国辩护，竭力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难道不应该肯定吗？当然，他的言论不免偏颇，他所赞扬的事物未必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他拥护专制、赞同复辟的顽固态度，更应该予以清算。然而，他毕竟申明：“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国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华之文明。”可见他对“清室”并非愚忠，他也曾痛斥慈禧太后“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明方面，却有时连同应该抛弃的糟粕也视为精华加以赞美，这却不可取，需要我们细心辨识批判借鉴。
辜鸿铭的爱国情操，不仅表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而且还表现在国难当头时敢于大声疾呼，谴责列强的强盗行径，向世界舆论呼唤正义与公理。辜氏极擅外文，他用英语著文，阐明列强侵略事实，坚持爱国立场，从而赢得西方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对他个人的尊重。例如近代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在于外国传教士横行霸道，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对我国人民正常生活的干扰和破坏，百姓起而反抗，反遭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又受到屈服于列强的清廷的镇压。对此真相，辜氏用英文写成文章，在上海等地的西文报刊刊出，又被伦敦《泰晤士报》转载，这就向西方民众和全世界舆论揭发了西方侵略者的强盗行径，从而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纷纷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又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叶赫那拉氏出自卑劣的政治目的，先利用义和团义民的爱国热情向外人开战，继而又勾结帝国主义痛剿义民，并将广大义民诬蔑为“拳匪”、“乱民”。辜氏仍坚持其热爱民族的立场，不断用英文向世界舆论说明真相，呼吁和平解决事端。他的谴责，义正词严，他的呼吁，不卑不亢，对西方列强颇有影响。《清史稿》本传说：“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自然，他的言论中也有不少谬误，然而从大处观之，确也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情操。
在学术研究方面，辜鸿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实，辜鸿铭作为国学家的贡献，远较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大。晚清时代的学者，一般都是重视传统文化，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他们才学习西方，但他们目光所重视的，多为以火炮巨舰为表征的物质文明，对西方的精神文明则知之不多，深入堂奥者更为鲜见。辜氏与这般学者不同，他是在博通西学之后方始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正如罗振玉所云：“其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精通别国方言及其政学，其声誉已藉甚。及返国，则返而求我六经子史……极有岁年而学已大成。”因而，他不主张盲目学习西方，而主张将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真正的文明融合起来，既保存我国传统之所长，又吸取西方文明之精华，而非仅着眼于西方炮利船坚及其制造技术，这种见解，显然远较当时一般学人高明。当然，他这种见解也与其大量的顽固守旧的言辞缠夹在一起，需要做一番筛选，剔除其谬误言论，肯定他的一些可取见解，并非无益之事。
具体而言，辜氏在学术上之贡献，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创立了译述中国典籍的范例。他先后将《论语》、《中庸》等儒家典籍用英文译出介绍给西方，为了使西方人易于理解，他没有采用逐字逐词对照翻译的成法，而是创造性地加以述译，例如，他引用《圣经》的一些内容和歌德的话为注解。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我国的典籍如《中庸》等在译出的英文本中加以必要的意义阐释与补足。这种翻译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述译”，是极富创新意义的，其目的则是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因如此，他的译本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学界及国外汉学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台湾后来出版的四书定本，即以辜氏《论语》、《中庸》两种译本为底本。日本学人清水安三认为读辜氏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著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次，开创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先河。在他之前或同时的一些学者如王韬、容闳、马建忠、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中，也曾有一些比较的言论，但大多不是自觉的，也不是系统的。辜氏以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积学，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著作中，对中西文化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以传统的方法研究国学的学术氛围中，无疑是开拓了新的境界。自然，辜氏的研究也未免主观感情色彩太浓，又存在“后入为主”的偏见，他的比较研究也并非全无偏颇，在有些结论上也欠缺客观性，因而也受到一些国外学者的批评。究其根源，大概也是由于浪漫主义派诗人和学者如爱默生、柯勒律治、阿诺德、卡莱尔等人对他的影响未能消除之故，他的理论见解从而出现一些偏颇和太深的主观性。不过时至今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因而，对我国开创比较研究先河的辜氏自然也不该淡忘。再次，对西方“中国学”的缺失加以纠偏。明清以来一些传教士以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社会为对象进行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其中或出于主观偏见或由于茫然无知，成见极深，亦颇多谬误之辞，以致我国传统文化被一些西方人士或误解或曲解。辜氏长年在海外生活，对此有所闻见也有所感触，乃努力予以正讹纠误。归国以后即撰写《中国学》一文（后收入《春秋大义》一书中），后来又陆续写了《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等文章，对西方这类所谓的汉学研究著述予以严厉批评，指出应以怎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并提出“中国学”应遵循的原则。辜氏这些研究在西方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国近代学者中也是鲜有其匹的。
最后，关于此书作者孔庆茂及本书还要再说几句话。孔庆茂原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颇得名师指点，继而又来南京攻读硕士，专治中国古典文学。孔君好学深思，涉猎颇广。除文学外，对史学、哲学也颇有心得，又勤于撰述。前几年曾出版了《钱钟书传》，尽管少数学人曾指出其书的一些微疵（其实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尽善尽美），但广大读者却充分肯定其书，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最近该书又荣获中国优秀畅销书奖。此次承担《辜鸿铭评传》写作任务之初，他曾征询过不佞意见。我对他说，辜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为他立传有一定难度，但在国内尚未见有此类著作，对其全面研究确有开创意义，可以承担辜氏评传的撰写任务。孔君亦以为然，并奋力为之。如众所周知，有关辜氏的资料散见各处，搜集困难，特别是有些论著是以英文撰写绝版多年，也从未译成中文。这些都为撰写此书带来不少的困难。但孔君不畏艰巨，逆难而上，这种勇于开拓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表而出之的。至于此书对辜氏生平际遇的描述、思想学术的评析，是否全面妥帖，还是由专家学人和广大读者来品评，不劳笔者在此烦言。
我个人以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大有裨益的，《辜鸿铭评传》的出版是极合时宜的。将辜氏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而出之（自然，必须剔除其许多偏见，抛弃其谬误的言论），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西方文化思想界的学者历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着极大的优越感，但在两次大战以后，在现实无情的冲击下，他们也开始发生了动摇、产生幻灭，并进而自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代主义、批判学派、现象学派、语言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尽管不尽相同，甚至有相当差异，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则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他们都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其中不少学者已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对之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几十年来，更形成一种风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雅格（James Legge）教授，英国大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教授，澳大利亚学者李特（Liltle）和雷得（Reed），德国特里尔大学乔伟（Wei Chiao）教授，美国圣母大学费雷德达尔美（Fred Dallmagr）教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作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种趋势下，为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辜鸿铭立传，更不是全无意义的工作。
1994年10月 石头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