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谋与孙子兵法

第二章 孙子兵法的谋略分析

　　胜可知，而不可为：成功永远是一块“热豆腐”

　　在《孙子兵法》之中，有很多章节都有介绍如何根据交战双方的实力、策略等因素来判断战争的结果，并且强调“胜者先胜而后战”，似乎只要计划周详，准备得当，那么取得胜利是必然的事情，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军形篇”之中，孙子给出了确切的答案：胜可知，不可为也。也就是说，胜利虽然可以与之，但是却往往不是刻意强求的，强求的结果往往就是适得其反。胜利的关键在于“厚积而薄发”，无耐心不足以胜利，无恒心不足以胜利，无信心不足以胜利。如果强求胜利，贸然行动，最终只会让己方的优势损失殆尽。因此，成功是一块“热豆腐”，只留给有准备而又有耐心的人。

　　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军和赵军在长平对峙，当时赵括的父亲赵奢已经去世，赵相蔺相如也身患重病，赵孝成王派廉颇带兵攻打秦军，秦军几次打败赵军，赵军坚守营垒不出战。

　　此时，老将廉颇分析局势，认为秦军远道而来，运输粮草不便，赵军只要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消耗秦军实力，那么秦国退兵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因此秦军屡次挑战，廉颇置之不理。如果廉颇的计划能够得以贯彻实施，那么胜利可以说已经在望。

　　秦国见廉颇善于用兵，便派人在找过造谣，说廉颇有意投降，并说：“秦军最忌讳、最害怕的，就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做赵军的将帅。”赵孝成王听信秦军间谍散布的谣言，就让赵括当将军，以代替廉颇。

　　赵括一取得了廉颇的职权，就立刻全盘更改法令，调动官吏。秦国将领白起得到情报，运用奇兵巧计，假装战败退走，却由背后偷袭赵军的辎重及补给路线，把赵国的军队截断为两部分，赵军军心浮动。经过四十几天后，赵军饥饿难忍，赵括就出动精兵亲自与秦军硬拼，秦军射死赵括。赵括的军队大败，几十万大军投降了秦军，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赵国前后损失共四十五万人。第二年，秦军包围了邯郸，达一年之久，赵国几近灭亡，全靠楚、魏两国军队来救助，才得以解除邯郸的包围。

　　在上文之中，廉颇能够看清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客观分析情况，不着急成功，因此才让赵军面对强大的秦军有了获胜的可能。然而赵括到来之后，率然出击，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白白丧失自身的优势，可以说是想要得到胜利，最终却亲手葬送了胜利的可能。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孙子的“胜可知，不可为”的思想呢？其实很简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只能尽力地做好准备，但是却不能保证自己会成功。古语有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因此，即使十分渴求胜利，也不能着急改变计划，以免自乱正交；自身暂具优势，也不能因此骄傲、自满，甚至因此而打乱自己的计划，擅自改变自己的行动步骤。

　　一个人一旦骄傲，以为胜利已经是囊中之物，往往便会松懈，一旦松懈，就会给予对手可乘之机；要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胜利距离我们越近，就越应该谨慎，在省里即将到手的时候心急意乱或者得意忘形，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将胜利拱手送人”。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先为不可胜：“不败”不一定成功，但成功一定要“不败”

　　在《孙子兵法》的“军形篇”之中，孙子主要论述了如何依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同时，孙子提出了首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胜的作战指导原则。

　　孙子在本篇中，讲到了兵法的问题，即所谓的“度”“量”“数”“称”“胜”等问题。孙子论述的这些道理，是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俗话说：落后就要挨打，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定的疆界，一定的兵源，那么这个国家是无法进行或者维持战争的。因此，在战前的“称”，是十分必要的，谁能够占有压倒对方的优势，谁就会在战争之中取得胜利。

　　因此，孙子在“军形篇”之中提出“先为不可胜”，首先要确保自己不被打败。这其中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在战时要多做防备，不与敌人可乘之机；二是要强大自身。要知道，一旦自身力量变得薄弱，就难免引来其他势力的觊觎。想要别人不敢打自己的注意，首先就要具有自身的威慑力。这就如同动物之中的大象一样，即使不去伤害别人，也没有人敢来伤害自己。然后再去谋求像狮子一样，能够主动进攻、消灭敌人。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秦王召集群臣，商议灭楚大计，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则认为“不过二十万人”便可打败楚国，秦王大喜，认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万，南下伐楚。王翦因此称病辞朝，回归故里。

　　不久，楚军故意示弱，且战且退，保留精锐部队从后突袭李信，大破秦军两营兵力，斩杀秦军七个都尉，是为秦灭六国期间少有的败仗之一。秦王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怒，亲自乘快车奔往频阳，见到王翦道歉说：“我由于没采用您的计策，李信果然使秦军蒙受了耻辱。听说楚军正在一天天向西逼进，将军虽然染病在身。难道忍心抛弃我吗？”王翦推托说：“老臣病弱体衰，昏聩无用，希望大王另选良将。”秦王再次致歉说：“好了，请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王翦就说：“大王一定要用我，非给我六十万士兵不可。”秦王满口答应：“听将军的就是。”于是王翦统领六十万大军启程，秦王政自送霸上，王翦因手握六十万重兵，出征时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秦王政大笑；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连部下也开始担心会不会太过分，王翦才说出了自己的用意：“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意思是说秦王嬴政生性多疑，如今秦国全国士兵尽交到自己手中，此时唯有向秦王诸多要求，才可以表明自己除了金钱以外别无他求，借此消除秦王怕他拥兵自立的疑惧。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王翦领兵伐楚，大军抵达楚国国境之后整整一年坚壁不出，六十万士兵都囤积起来休养生息，甚至每天比赛投石以作娱乐。楚军因为兵少而无可奈何，一年后终于按捺不住，正当楚军在调动之际，王翦就率兵出击大破楚军，杀项燕于蕲，虏楚王负刍，平定楚国。随后又南征百越，取得胜利，因功晋封武成侯。

　　在例文之中，老将王翦从两个方面，首先确定了自己的“不可败”。首先，他坚持要用六十万重兵，这就确定了自身坚强雄厚的实力，是绝对不容易被打败的。相对比之下，李信妄言二十万兵力足以灭楚，结果只能为天下所笑。另外，王翦还向秦始皇请求良田美宅，这其实是在去除秦始皇的疑心，来坚定自己的后方所受到的信任，以免敌人的反间计得逞。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使得王翦确定了自己的不败地位，然后才挥军直上，最终大破楚军。

　　在列国兼并、互相掠夺的多变春秋，孙子侧重于思考军事问题，目睹破军亡国、民众流离失所的惨状，多由于“驰备无戒”，因此他提出要注重国防。《孙子兵法》的主要战略主张还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自保全胜战略方针。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就军事而言军事，不是就国防而言国防，而是将军事、政治、国力、民力等加以通盘考虑。军事只是安国保民的手段，而军事的胜利必须与政治等其他方面联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同样应该避免“赌徒式”的做事方式，强迫自己要么功成名就，要么一败涂地。相反，我们更应该学习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惜时秦国出则征战四方，退则据守函谷，因此即使有失败也能保存实力，近代红军也是因为有自己的根据地，出则可以征战，入则足以自给自足，因此才使得反动势力束手无策。

　　同样，无论我们投资、创业还是工作，做一切事情最好都首先力求稳定自己的地位，积蓄自己的实力，然后在有了根基之后，再寻求机会，一鸣惊人，一击得胜。否则必然如同墙上芦苇一般，头重脚轻根底浅，不堪大任，一遇挫则失败，便无立锥之地可以容身。因此，求胜先求不败，望得先望不损，谋前路先留退路。

　　先胜而后求战：“百战百胜”的终极诀窍

　　《孙子兵法》之中，非常注重战争之前的准备情况。在战争之中，准备情况包括兵力的储备、士气的激发、对敌我双方以及天时、地利的掌握。更进一步，则是在于国力、民力，大国出征，往往先休养生息，出征之后，又要息战养民，这便又引出了战争势力强弱的根本因素——政治。在孙子看来，一场战争的胜负根本，在于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更清明、政策更实用。正因为国家的政治是其军事实力的后盾，因此孙子才提出了“道”的理论。

　　孙子将道置于“五事”“七计”之首，如“一曰道”“主孰有道”。“道”是春秋时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老子以“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孔子则将“道”视为一种政治思想原则。以“有道”与否作为衡量统治者政治行为的标杆，其道大致同于道义。孙子则将“道”直接定义为“令民与上同意”，如此，则“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即将人民与君主的和谐作为战争胜利的首要因素。这一道的定义显然更具有“功利性”。但这一“功利”性并不妨碍它所具有的更深一层的内涵。

　　孙子所说的“道”其实也接近于孔子之说，曹操即将其解释为“道之以教令”，杜牧注：“道者，仁义也。”含有教化、爱民之意。上下同心，即得民之心，使人民信任政府及国君。将取得人民的同意作军事胜利的首要条件。

　　为此，必须修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也即是说孙子将“修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又一主要条件。所谓的修道保法，杜牧注得极好：“道者，仁义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义，保守法制，自为不可胜之政，伺敌有可败之隙，则攻能胜之。”刘邦骥则在论《形篇》时说：“无形之军政，即道与法是也。而道与法皆内政之主体。故曰此篇为军政与内政之关系。”因此，修道，也就是整顿内政，修明政治的意思。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孙子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政治清明，法令适用，那么必然统治者会得到国人的拥护和支持，有了这样的支持，就可以做到上下同心。同时，政治上的优势，必然使得国力强盛，财力充足。这样，国家的实力、兵力、后勤准备上都已经赢得了对方，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战争的情况制定灵活使用的战术战略，这便是孙子所说的“先战而后求胜”。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有人对“胡服骑射”不满，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

　　同时，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后，相应地涌现出一群才华横溢、军事素养非凡的文武大臣，如赵惠文王时期的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等，这都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政策是分不开的。“胡服骑射”最终使赵国从一个弱国变成足以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策略，使得赵国迅速强大了起来，军事力量大大改观。因此，赵国才能够攻城略地，开辟千里，一雪前耻。正是因为在国力上和军事准备上赵国已经做到了“胜”，所以才能在后面的战争之中达到了“胜”。

　　在团队之中也是如此，如果不实行自己的“道”，又怎么能做到“上下同欲”呢？如果人心不齐，又拿什么去和别人争呢？因此，智谋之人，先自胜而后胜人，先胜人而后求战。如果自己没有必胜的信心和准备还去挑战别人，那便绝不要自找麻烦，自取其辱。只要积蓄力量，机会总会有的；只有积蓄力量的人，才不会错过机会。

　　不管是部队作战，还是人生处世，都是一样的道理。都要首先做到有所准备，充分准备，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努力学习，掌握一切技能，学习一切知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战胜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在机会来了的时候能够抓住，把握住，不让机会流失掉，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胜败之政：自己的“强大”便是对手的“弱小”

　　《孙子兵法》之中，主要讲的是军事战争艺术，然而在这其中，又涉及到了政治、哲学等多方面内容。这其中就包括孙子的“胜败之政”的思想。

　　今人认为，政治修明，庶绩咸熙，自然国泰民安，人人得所。这样一来，一旦国家遇有外侮，人民就会自觉地团结起来，围绕在政府的周围，恭候驱策。纵使遭遇挫折，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这一思想在战国政治思想中亦有反映。如商君书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荀子则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所言都是政治对于军事的基础性作用，是军事的“胜败之政”，是孙子“修道”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在孙子看来，政令明达，则国富民强，政令滞涩则国疲民弱，用富有的去与贫弱的相比，用强的去与弱的相争，这样的战争没有不胜利的。因此，想要在战争之中占据优势，第一步就是要“修道”，让子身变得强大。

　　除“修道”外，孙子尚有“保法”的政治主张。在孙子看来，相对于政治，军事是手段，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当迫不得已从事军事行动时，孙子强调要建立制度，对军队实行规范性的管理，“保法”即“保法度”“保守法制”“保守法令”。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认为，孙子“保法”的主张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有完善的制度。孙子认为“保法”即是要在政府与军队的各个部门建立各种健全的军事制度、官吏制度、财务制度等。第二，用严明的赏罚去保证法令的施行。即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以实施的实际情况和效力为主，而不拘泥于成文法律。第三，废止贵族特权，施行赏罚一视同仁。“赏善始贱，罚恶始贵”。孙子的“保法”主张反映了他改革政治制度和推进军队建设的思想。

　　孙自认为，在“胜败之政”之间，往往不需要交战就足以对比双方的强弱胜负。孙子的这种思想，在后世的朝代兴替之间，一次次得到了验证。

　　南北朝后期，精明能干的一代明君杨坚建立隋朝。当时，南方还有陈朝偏安一隅。公元588年，杨坚以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带领水军出永安，共五十一万八千大军，三路大军伐陈。隋军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无不奋勇争先，尽欲灭了陈朝。当时，隋军势如破竹，但因为施文卿、沈客卿等扣留告急文书，导致陈朝无法把大军从建康调出。

　　陈后主陈叔宝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不理朝政，日夜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军南下时，自恃长江天险，不以为然。

　　隋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陈叔宝却深居高阁，整日里花天酒地，不闻外事。他下令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屠，工尚未竣，为火所焚。沿边州郡将隋兵入侵的消息飞报入朝。朝廷上下却不以为意，只有仆射袁宪，请出兵抵御，后主却不听。及隋军深入，州郡相继告急，后主叔宝依旧奏乐侑酒，赋诗不辍，而且还笑着对侍从说：“后齐的军队来攻打过三次，后周来攻打过两次，都无功而返，隋朝能有什么作为啊！”大臣孔范也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断南北，今天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不成？这是边疆将领想要立功，所以乱说的。隋军要是真过来，我就能做大将军了。”有人妄传北军的马在路上死去很多。孔范说：“可惜，这些马匹本来都应该被我俘虏的，何为而死？”后主听后大笑，深以为然，君臣上下歌妓纵酒，赋诗如故，似乎亡国的威胁并不存在。然而时过不久，隋军就攻入都城，陈后主慌不择路，和后宫妃子躲进了井中也难逃追捕，终被活捉。

　　对比隋朝和陈朝的政治我们就会发现，隋文帝在位时期，国家昌盛，实力雄厚，而陈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君主昏庸。如此看来，足以看出孙子的“胜败之政”所说多么准确。

　　那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孙子的“胜败之政”的思想有对我们就不言而喻了。无论是联手创业，还是共同任职，不管是小组织还是大企业，但凡有相争，必然是“政胜”的一方能够获得胜利。想要在竞争之中脱颖而出，领导要有才智，能得人心，其他人之间要相互团结，组织之间的纪律要具有可行性，一旦确定之后就要严格遵守，大家要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这样的话，只要有合理的目标，又怎么会不成功呢？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鸡蛋”和“石头”之间切换角色

　　进攻和防守是战争的两种最基本样式，采取何种作战样式，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胜利”这个目标。孙子在“军形篇”之中首先论述了“先为不可胜”，强调要始终掌握“保存自己”的主动权，同时等待有利时机打败敌人。“先为不可胜”对应的作战形式就是防守，而要打败敌人取得最终胜利，则需要采取进攻的形式。

　　刺猬在遇到危险时，会缩成一团，满身的尖刺向外张开，令天敌无从下嘴。军队如果面临强敌，遭遇危险，那么转入防守后，敌我双方的强弱态势会发生一些变化：第一，防守方处于内线，收缩兵力，同时进攻方处于外线，兵力相对分散，由此双方兵力差距缩小，而且，处于防守之中的兵士为了生存，往往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此为人和。第二，防守方依托有利的城池、山川或堑壕，犹如无形中增加了兵力，险峻的地形向来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容此为地利。第三，防守方以静制动，能够做到后发而制人，可以减少犯错的几率，并且不用受暴雨、寒暑等影响，而进攻方则易受冻馁，是为天时。因此可以说，在战争之中，防守天然就比进攻有优势。

　　明朝初期，陈友谅统率60万水军，巨舰数百艘，铺天盖地而来。此时朱元璋忙于与东吴的张士诚作战，无暇西顾，就算挥师西援，以朱元璋的势力，也很难与汉军抗衡。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朱元璋给洪都的守将朱文正下达了命令：誓死保卫洪都，等待大军来援！

　　洪都守将朱文正接到这道命令后，平日里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他此时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迅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以一个最高长官的身份用坚定的口吻对每一个将士说：“城亡与亡，我等誓死保卫洪都城！”他立即分配兵力防守各个城门，接下来朱文正和南昌守军们将要面对的是60万大军——当时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庞大、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

　　洪都保卫战打响了，六十万汉军在陈友谅统一指挥下，对洪都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城楼上的守军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为了鼓舞将士，朱文正亲自统率自己的亲兵，登上城楼，与战友们站在一起，用大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60万敌军一番又一番地猛攻！

　　与朱文正一起守洪都的，还有名将邓愈。邓愈是个擅长使用火器的将领。敌军一度攻破城墙，闯入城中，朱文正派遣邓愈领兵前去御敌，邓愈带兵持火枪轮番射击攻入城中的敌军，汉军纷纷倒下。当时，洪都的城墙被攻破多处，守军且战且筑，攻守双方踩着尸体作战，伤亡都很惨重。

　　由于洪都将士奋战死守，陈友谅60万大军围攻85天，未能攻破洪都城。最终朱文正一直等到朱元璋做好一切准备，带兵回援，最终杀败陈友谅。

　　洪都之战可以说是典型的以少抗多的孤城防守战，朱文正在此展现了非凡的才能。然而，不管防守的形式怎么对军队的保存有利，终究是一种消极作战形式，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我们需要明白，通过防守挽回的一些优势，是以牺牲部分积极目标、军队主动权和机动能力为代价的。尤其关键的是，要取得战争胜利，光靠防守是无法实现的，战争终究要转入进攻，要通过“消灭敌人”来取得胜利。因此，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防御。在孙子看来，则是一旦出现了可胜之机，即要采取进攻的方式，这里的机，包括力量的变化，也包括敌人的失误。

　　平常我们总是说“用鸡蛋碰石头”。在战争之中，往往要学会让自身在“鸡蛋”和“石头”之中切换角色。我们知道，鸡蛋总是能够把外部压力均匀分散，所以我们用一只手很难把鸡蛋捏碎。鸡蛋的优点在于圆滑严密，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就要像鸡蛋一样密不透风。在进攻的时候，则像“石头”一样坚硬，有棱角，能够把力量用在一点上。

　　因此，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避，不足则守，有余则攻，真正有智谋的人，懂得随着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调节自身的位置，改变自身的策略，在防守之中保存实力，在进攻之中扩充实力，因此才能不断壮大。而这一思想，又与孙子“先为不可胜”相统一。可以说，能明白攻守时机的变换，才能算是懂得兵法。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一样，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都应当懂得进退之道，都应该学会在“鸡蛋”和“石头”之间切换角色，做到守则固若金汤，滴水不漏；攻则势如破竹，一举溃敌。能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才是做大事的人。

　　不失敌之败：让对手的“破绽”成为“死穴”

　　在孙子看来，双方交战，首先要确保自身没有破绽，保证自己不被打败。在这个基础上，就要寻求主动，想办法打败敌人了。怎么打败敌人呢？《孙子兵法》指出要“不失敌之败”。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鸡蛋，是很难用一只手捏碎的，但是如果鸡蛋上面有一道小小的裂纹，那么这枚鸡蛋就变得不结实了。临阵对敌也一样，一旦发现敌人有破绽，就要当机立断，一举击溃敌人。

　　敌人一旦出现破绽，我方没有主动进攻，那么敌人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破绽补上，战争继续进入相持阶段，那么我方一样可能给对方可乘之机，风险就会加大。因此，对于敌人的失误出击一定要果敢，要尽最大的力量攻击敌人的弱点，让敌人的弱点变成死穴！

　　宋金之间著名的郾城之战发生在公元1140年。当时，金国都元帅金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直扑郾城，企图擒杀岳飞。当时，岳飞手下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郾城之战的险恶程度可见一斑。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并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金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岳家军猛将杨再兴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人。

　　金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屠”军投入战斗。“铁浮屠”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屠”军来进行正面冲击，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屠”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

　　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金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在这场战役之中，金兵无疑是强大的，然而岳飞首先坚持抗敌，不被敌人的气势所吓倒，而是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应付敌人的各种进攻。紧接着，金兵出动了引以为傲的重骑兵“铁浮屠”，岳飞立即看准了这一强大骑兵互相连接、一损俱损的致命弱点，命令士兵专砍马腿，一举歼灭了金兀术的“铁浮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失敌之败”对于我们来说，即是要抓住机会。在自身已经趋于稳定的情况之下，想要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一定要学会抓住机会。有时候，机会可能只是一线曙光，但是只要及时抓住，就足以成功。

　　20世纪60年代，吉列公司一直垄断着美国的剃刀市场，但是美国埃弗·夏普公司发现吉列的产品很久都没有更新、已经有些跟不上潮流了。于是他们发明一种新型不锈钢生产剃刀，可使剃刀既轻便、锋利，又坚韧、耐用，其质量大大优于当时市场上销售的碳钢剃刀。不就，夏普公司就迅速研制，大量投入生产。

　　当时占据碳钢剃刀市场90%以上的闻名于世的吉列公司，对于用新型不锈钢代替碳钢来生产剃刀这种先进技术反应迟钝，采取观望态度。六个月后，当夏普公司的新型不锈钢剃刀投放市场时，很快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销售量直线上升，占领了原吉列公司剃刀市场的70%。夏普公司以“兵之情主速”的突袭行动，趁对手吉列公司还没有察觉之时，将新研制的新型不锈钢剃刀大量投放市场，“不失敌之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使对手遭受严重挫折。

　　曾经，美国政府规定，电话机只能由电话公司出租，不能销售，私人购买电话机是违法的。1982年，美国政府取消了这一禁令，允许私人随便购买。这样一来，美国电话机市场突然兴旺起来，八千万个家庭以及其他公私机构都纷纷购买。香港原生产收音机、电子表的一些厂商听到这一消息，闻风而动，快速转产电话机扑向美国市场。结果出师大捷，1983年第一季度，香港有线电话机出口多达1.86亿多港元，比上年度同期增长近十九倍。香港厂商比美国人更快地采取行动，使香港一些厂商在商业竞争中大获全胜，获得丰厚的利润。

　　因此，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敌之败不可失，否则失败的就可能是自己。一旦抓住机会，就要集中力量，把一个突破点变成一场胜利，这才是制胜之道！

　　战胜不忒：成功——要的是“功”，而不是“成”

　　按照今天的眼光看来，孙子并不是一个好战的人。孙子的好战，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战国时期各国征战的客观认识，迎合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因此，孙子不好战、不嗜杀、认为能用谋略或者外交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诉诸战争。

　　在此基础上，孙子进一步指出，能在政治上赢过对方，就不用谋略，能用谋略赢过对方，就不用外交，能用外交赢过对方，就不用战争。“兵者，凶器也，君子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使用的。

　　因此，成功要的是“功”而不是“成”，是因为结果比过程更重要；胜利要的是“利”而不是“胜”，是因为目的比方法更重要。成功和胜利，求的都是“功利”。

　　同时，孙自认为，想要让自己不断壮大，就要不断获得利益，想要不断获得利益就要懂得“战胜不忒”。战胜不忒，就是自己以“修道保法”的方式强大起来，然后去兼并小的势力，这样的“兼并”可以是用谋略，可以使用外交，可以使用战争。只要自身强大，方法便不重要。这样有战争却没有危险，方才是战胜之道。

　　孙子的“保法”主张，显然与当时兴起的变法改革的政治思潮有关。早在管仲、子产的变法实践中，法就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重视法律作用的思想，在春秋时的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历史文献常能见到诸如“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不僻亲贵，法行所爱”等的记载。到战国时，法家更是强调“以法治国”。杨善群认为孙子的“保法”的政治思想，对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具有开先河的作用，在春秋战国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法治军治国的普遍要求。

　　“修道”“保法”的主张应该是从当时吴国国内政治着眼的，孙子同时还从“国际政治”角度提出“伐谋”“伐交”主张。春秋之际，诸侯林立，外交对战争胜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伐谋”“伐交”被孙子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政治手段。“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伐兵，其下攻城。”他将属于政治斗争范围的“谋”“交”置于谋攻之先，而将军事斗争手段的“伐兵”作为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

　　在自身强大的基础上，怎样征服敌人便只剩下方法和时间的问题。只有自身强大，征服才可以成为现实；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做到“战胜不忒”。战争的胜负因素很多，只有通盘考虑，详细筹划，方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仅有优势兵力，没有健全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绝不可能获胜。所谓“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或者可以套用之曰：政弛国弱而兵强者，未之有也。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日甲午战争之中中方战败之后，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另外，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

　　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的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弱国无强兵，无强兵者无外交。强国必强兵，有强兵方有“伐谋”“伐交”之举。由此可见，用谋略、外交等方式进行“看不见的战争”是比兴师动众更好、危险性更小的战胜对手的方式。但是前提条件是要有相应的实力作为依靠。

　　在《九地篇》中，他再次强调了外交：“衢地则合交。”孟氏注曰：“得交则安，失交则危也。”正因为外交很重要，“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一面说外交需要谨慎，一面说要以“威”使诸侯惧而不敢与其他国家结盟，从而断绝其外援。以刘邦骥语总括之则为：“谋攻的要旨，全系乎外交。所以说，外交为军政之眼目，而军政为外交之后盾，诚千古不刊之论也。”在此指出了外交和国家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

　　刘氏进一步指出：“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者，外交详慎，军政修明，自然百战不殆也。”所谓“外交详慎”，意思就是破坏敌人的外交策略，尽可能争取同盟，孤立敌人，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敌人。孙子的“伐交”策略也可以说是战国时“合纵”“连横”外交策略的先导，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往往是决定性的，秦始皇对六国的统一就建立在对六国外交政策的正确实施上。如此，内政清明，外交详慎，则军事行动便获得“先胜”之机。古人以军事实力作为硬实力，以外交手段作为软方法，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方法仍旧适用。真正的赢家战胜不忒，便是因为自身拥有实力，但是却不去轻易消耗实力，而善于做“无本买卖”。

　　胜者无名：真正的“赢家”没有传奇

　　孙子不但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直接参加军队战争指挥的统军将领，他帮助吴国攻破楚国，名震诸侯，声传千古。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名人、军事史上的明星，却认为真正善于行军打仗的人应该是没有名气的。这即是《孙子兵法》之中所说的“胜者无名”。

　　在孙子看来，真正善于行军打仗的人，防守的时候不会让自身处于危险之中，进攻的时候不会让自己处于冒险之中，每一战必定都是占据优势，以强搏弱，那么能够赢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自然也没有名声。真正的智者，一开始就让自己远离风险。相反，那些以少败多、以弱胜强的将领，虽然能够获得声名，但是却要担当风险。

　　在孙子看来，战争的实力对比要看双方的兵力强弱，双方的兵力强弱要看参战人数，参战人数要看国家的总人口数，国家的总人口数要看国家的资源情况和国土面积。这些虽然不是决定胜负的直接因素，却不能不予以考虑。同时，如果国土的面积有所不足，那么就要靠政治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使得四方归附，进而扩大国土面积。归根结底，胜者无名，是因为治者有功。治世出能臣，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孙子不仅强调了战争之前所需的政治基础，而且认为政治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在《火攻篇》中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十一家注多把“功”释为奖功赏善，郭化若的解释是“不能达到战略目的”，张文穆则将其引申到“修道”。因此可以说，此句大致指，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必须及时论功行赏，修明政治。否则就会遭殃。

　　因此，空有强大的兵力，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的后盾作支持，这样的人即使强大也不会长久。这样的人也许会得到“战无不胜”的西安和名声，但是最终也只会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最终走向灭亡。

　　在世界史上，亚历山大也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亚历山大带领他的士兵十年征战，打下了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其创造的马其顿方阵更是举世闻名。

　　亚历山大东侵后，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为了统治幅员广大的领土，亚历山大继承了波斯的统治方法，保留了波斯帝国的行政制度。在地方设立行省，由总督和军事长官分别治理民政和军事，另设财政官负责本省赋税。为了缓和同被征服地区的矛盾，亚历山大把一些东方的贵族任命为地方统治者，鼓励军队将士与波斯妇女通婚。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克服帝国的根本弱点，像波斯帝国一样，亚历山大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仍然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是一些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不同的民族和部落的混合物，内部很少联系。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帝国，其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帝国随即分裂，亚历山大部下马其顿将领各据一方，互相混战。公元前301年伊普斯战役之后，亚历山大帝国终于分裂为几个独立王国，其中三个最大的是马其顿·希腊王国、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

　　事实上，不止亚历山大做不到真正的“战胜不忒”，没有达到“政胜”，就连孙子自己，也只能作为一个军事家被世人传颂，他的“以政治战胜对手”的思想最后也只是一种思想。

　　吴王阖闾九年时，孙子率吴国部队大败楚国，攻占了楚都郢。这是一场孙子应用其兵法的成功战例，但吴军入城后，其行为却很不得人心。据史书记载，吴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掠夺，“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阖闾率将进入楚昭王宫，“尽妻其后宫”。吴军所到之处，“伏尸”无数。吴军暴行激起了楚国军民极大的反抗怒潮，“父兄子弟怨吴人于骨髓，争起而逐之。”加之，越国趁吴国内空虚的机会攻入，吴国楚申包胥请得秦救兵，与楚人联合败吴军，而夫概又自立为王，致使阖闾不得不于次年返吴，但吴损失亦不亚于楚。这一后果是由政治、外交、战略的失误共同造成的，显与孙子兵法上的许多论述相背。虽后人为其辩解说：“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来郢，气溢于项，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扎之亲且贤不能禁，（孙武）一羁旅臣能已之乎？”似乎孙子是明智却无奈的。但不论孙子本人的行为如何，此例足可说明战场的胜利尚需政治的保障，仅仅靠武力的攻取绝不能达到“安国保民”的目的。

　　“胜者无名”是需要强大的后盾作保障。举个例子，我们往往敬佩白手起家的人，但是若是富豪之子即使再能够赚钱也不足为奇。我们往往敬佩农民发明家，但是对于科学家又研制出什么新的科学度量仪器却并不见得关心，都是这样的例子。因此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胜者无名”，我们需要学习的，只是“胜者无名”这种不贪功、不冒险、懂进退、求实际的精神，这才是我们能够从《孙子兵法》之中能够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

　　§§第五篇 兵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