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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老枣树

　　尧山壁

　　母亲离去十年了，我依旧两星期回乡一次，坐一百公里公交车，来到自家门口，朝门里喊一声：“娘，桃子回来了。”依旧从厦子底下找出担杖水桶，到老官井挑水回来，漫漫浇到北屋窗前枣树坑里，泪水也掉进树坑里，引出一串串水花，那是母亲对儿子说不完的话。靠在树干上，像依偎在娘的怀里，闭上眼睛，曾经的母爱依次回到眼前。任枣树的影子撒在身上，像母亲的手指抚摸着，暖流传遍全身。老枣树是母亲的替身，是母亲不朽的雕像。

　　八十多年前，一根筷子粗的枣树苗作为母亲的伴娘，从十五里外的沙土窝移到这里的盐碱地。古老的大陆泽边，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碱疙疤，只有春天才冒出零星的绿色，那是当地人们的主食苦苦菜。姥爷安慰闺女，说这是一棵滩枣，会结出紫红色的大枣，皮薄肉厚，甘甜如蜜。可是它根须扎进苦水，苗泛得很慢，半死不活，可怜巴巴，像母亲的命运一样苦哇。

　　父亲是个穷小子，几亩碱地养不了家口，靠刮碱土熬小盐为生。熬小盐犯私，参加了冀南盐民暴动，便成了“黑人”，跑地下工作，很少回家。第二年卢沟桥事变，投身滏西抗日游击队，成了“红人”，更是有家难回。两年后为国捐躯，因为是抗日英雄，鬼子汉奸要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母子。一个二十五岁守寡的小脚女人，抱着一个落生十四天就失去父亲的苦孩子，在魔鬼的指缝里挣扎逃命，东躲西藏，夜行晓伏，走过刘秀亡命的任县南泊，走过郭巨埋儿的内邱沙滩，走过韩信背水一战的汦水，走过尧山羊肠小道和滏阳河上的独木桥，历时六个月，行程两千五百里，才在五县交界的小寨村找到抗日县政府。县长霍子瑞是父亲的战友，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落到我脸上流进嘴里，大概有些苦涩，引得我哭叫起来。县长说：“这小子命大，叫个啥名？”母亲说：“随便起的，叫个老淘，一来逃难，二来淘气，他伯伯给换个名吧。”县长沉思了一会说：“音不改了，改个字，就叫桃，桃子的桃，革命的果实。将来长大了，也不忘他娘这段难处。”

　　后来环境艰苦，五一大扫荡，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母亲抱着我回到家里。小枣树尽管经过敌人的火烧、刀砍，伤痕累累，还是坚强地活过来了，青枝绿叶。不知愁的我在树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邻居婶子大娘们都来看望，其中也夹杂着两个媒婆，探听母亲的口风。母亲看看小小的我，看看矮矮的小枣树，长叹一声：“熬吧，好歹有这个根儿，得对得起他死去的爹。”

　　熬，一个熬字，说出一个苦命女人的无奈和志气。意味着她从此将失去一个女人的一切，单薄的肩膀扛起巨大的苦难，走向茫茫苦海。沦亡的冀南，屋漏偏逢连阴雨，头年淹，二年旱，三年蚂蚱滚咸蛋，赤地千里，人相残食，孤儿寡母何等难熬。狠心的叔伯们，偷偷卖去我家几亩薄田，又算计几间旧屋，还扬言砍下小枣树当柴烧，天天指桑骂槐，挤兑母亲带犊改嫁。母亲怒不可遏，一手举起镰刀，一手护着儿子，披头散发，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惊动四邻八家，都站到母亲一边，指责他们。正值隆冬，树叶脱落，枝丫如枪；满树枣疙针倒竖起来，像一名武士，站在母亲身后。

　　好难熬呀，母亲起早贪黑，纺花织布，改了男装，去山西换糠麸豆饼。天天巴望我和小枣树长高，埋怨怎么长得这么慢呀。熬到日本投降，我六岁，小胳膊像小枣树一样粗了，母亲眼里放出光来。用席篓折了一个小背筐，送我去河坡挑菜；用锅铲弯成一把小锄，教我分辨谷苗和杂草。第二年又做了一身新衣，送我去上冬校。我们那一带不尚教育，孩子们农忙跟着大人干活，冬三月才去学堂，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豆腐账就到头了。

　　熬到我十二岁，小腿像小枣树那样粗了。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到村公所把户主换成老桃，要让我顶立门户了。忽然舅舅上门报喜，送来隆尧省中的录取通知书。母亲目瞪口呆，我躲在一旁害怕。十天前受同学怂恿，谎说去舅舅家，到尧山城参加初中招生考试。因为是闹着玩，没放在心上，估计考不上，回来也没向母亲汇报。想不到居然考上了，而且二百人名单高中第九名，以我那几年冬学水平，简直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娘儿俩都没睡好觉。母亲辗转反侧，难以抉择。千辛万苦哺育的小鸟长大了一点，不放吧，苦命的孩子舍不得难为；放飞吧，刚刚暖热的窝就要成为空巢，连个说话的小人儿都没有，身边只剩下那棵哑巴枣树了。母亲终究是母亲，第二天早早起来，用凉水洗了脸，精神起来，郑重地宣布让我上学去，脸上和话里，露一点儿勉强。

　　从此一去十年，从初中上到大学。小枣树也进入高生长期，春天有小粉花的梦，秋天结满了果实，圆溜溜亮晶晶，绿时像翡翠，红时赛玛瑙。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打个了。母亲举起竿子邦邦一敲，熟透的枣子红雨般落下，脸上溅起微笑。摊在房上一片红云，堆在炕头一片火焰。母亲舍不得尝一颗，全都背到集上换钱。除了伙食费和助学金，其余路费、书费和零用钱全靠它开销，这棵半大枣树成为我的“农村信用社”。

　　大学毕业，留我到天津高校任教，别人求之不得，我却三次上书坚辞，回到故乡县文化馆，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心情愉快，写作大有起色，出席了一九六五年全国第二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还作了大会发言。省文联选调我去当专业作家，又被我一口拒绝。馆长亲自跑来求助母亲，说漏了我上次毕业分配那桩事，引起母亲一场大怒，拿岳飞的戏文教训我：“你好糊涂哇，好男儿志在四方，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为你成个好样儿的，也为娘争一口气，这才对得起你爹。”母亲不识字，说的却符合古圣贤的道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国家），终于立身。”我不得不听从，不过也做了个折中，关系调到省里，人还在下边深入生活。

　　不想事与愿违，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召我去省里参加运动。一天，一张对开的铅印传单传到乡下，贴到我家门口，标题是《刘子厚看〈轰鸡〉》。母亲认识刘子厚，是邻村刘家屯人，当年冀南暴动领导人，现今是省委第一书记，被称作头号“走资派”。《轰鸡》是我写的一出小戏，被批判为“大毒草”，我也被称作“修正主义苗子”。图片上有刘子厚穿着大红袍游街的镜头，找不到我的影子，母亲慌了神，连夜赶火车奔保定，心同脚下的车轮咚咚跳着，仿佛又回到当年逃难的路上。

　　后来我和爱人先后进入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关在石家庄日本西兵营和唐庄劳改农场。母亲又两次到保定，抱走孙子、孙女回老家喂养。时逢“学大寨”，“要过江，种高粱”。种的是“晋杂五号”，人吃不大便，鸡吃不下蛋。母亲把积攒下的红枣烘干磨面，过筛子过箩，制成代乳品，老枣树又救活了我家的第二代。

　　“娘想儿，似长江；儿想娘，扁担长。”我虽自幼失怙，却享受到了人间最丰厚的母爱。遗憾的是，所尽孝道甚少。尤其不该违背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去到远在天边的南美洲哥伦比亚，参加了一次世界诗人大会。回来看到母亲消瘦了，咽东西困难。逼着她去省四院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年岁太大又不能手术。我一下子吓蒙了，四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夜里失眠，急火攻心，心脏出了毛病，带上二十四小时心电图仪。母亲也睡不着，半夜起来给我掖被子，发现了那个倒霉的盒子，倒吸一口凉气。可怜的母亲粗通医道，明白自己已属不治，害怕灾难降临儿子身上，毅然决定提前断了自己一口气，以换取儿子的生命，这本来就是她给自己多半生确定的生存意义。任我怎么哭闹，还是坚决让人送回老家，回到老枣树身旁。从此拒绝吃药和输液，忍着剧烈疼痛，嘴唇咬出血来也不呻吟一声，一脸安详地给我交代后事。可叹老母孤苦一生，勤俭一生，忍饥挨饿了一辈子，什么样的惊都担过，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多半生食不果腹，发霉变质的饭菜都舍不得扔，吃下去太多的亚硝酸盐和黄曲霉素，整整委屈了自己一辈子啊！

　　那一年母亲八十四岁，可我总觉得她走得太早了。那一年我五十八岁，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便又一次沦为孤儿。几个月前，我有意撤到二线，本想尽早退休回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儿子，从早到晚侍奉她老人家，弥补我此生太多的亏欠。可惜老天不遂人愿，让我永远地背负遗憾。古人讲守孝三年，于我则是无期的。

　　母亲走了十年，我守在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觉得老人家没有舍我而去，还留在家中。她与老枣树合二为一了，皱纹、老茧和老皴堆积在树干上，精神、心气和语言掩映在枝叶间，母亲结束了六七十年的孤苦，终于与久别的父亲团聚了，心情好了，老枣树的长势也好了。经过苦雨凄风的洗礼，春天花儿特别香，秋天果实特别甜。遵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年年我都把枣子分给村里的孩子，寄给远方的儿孙，让他们心里永远有这棵老枣树。

　　补丁的故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过去居家过日子，特别是衣服被褥的使用原则。从古代到近代，乃至改革开放之前，丝绸棉布成本和售价较高，衣被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开支之一。上层人物长袍马褂自不必说，劳动人民短衣短裤，被讥为“鹑衣”，就是秃尾巴鹅鹑的样子，也常破破烂烂，需要缝补。以碎布补缝破烂之处，叫做补丁。一件衣服补丁多了，叫百衲衣。如今的年轻人看京剧《红灯记》，见到李玉和与铁梅崭新的戏装上，加了几处不规则的布块，莫名其妙。不知道那叫补丁，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九五六年以后，中国的补丁骤然增多起来，好像一种流行的皮肤病。统购统销之后，吃饭凭粮票，穿衣要布票，不分老幼高矮，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以中等身材计算，做一件制服上衣需布七尺，一条裤子需布六尺。做一条棉被，里一丈四尺，表一丈二尺。如果家有积蓄，老人小孩背拉着，尚能将就。若是单身职工，独立生活，那就惨了，有穿的没盖的，有盖的没穿的。对于上班族来说，无疑是攘外重于安内，花钱买一床被套，内容不是农村的“落弓棉”，就是城里的再生品，连不成块儿，抱不成团儿，需要外加一个网套。晚上和衣钻进去，第二天沾一身棉絮，好像长了一层白毛。

　　当时部队比地方情况稍好一些，不实行布票，照常定时发衣发被。干部战士受社会环境影响，懂得了节约，省下一部分旧衣旧被转送亲友。于是军装时髦起来，军衣军大衣，绒衣绒裤满天飞。许多姑娘也冲这一优越性，希望找个军人成婚。地方女人穿上绿军装，就意味着成了军人家属，或者准军人家属，连本人也被称为“军用品”。

　　另一个特殊的部门是供销社。不知他们当中哪一位智者，发现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可以洗净染色当布用，做成衣服软绵绵轻飘飘的。于是很多地方的袋装化肥改做散装卖，省下包装皮发给职工。一时供销社成为热门单位，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套近乎，以踅摸到一两个化肥袋为荣。只是这种日本化肥袋不好染色，洗两水就掉色。社会上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晋县小干部，身穿哆嗦裤，前看日本产，后看是尿素。

　　我们家既没人当兵，又跟供销社不沾边，捞不到外快。但是大人孩子衣着有模有样，不失体面。为什么？全靠我爱人一双巧手，为全家拮据的生活“打补丁”。同样是那几丈布票，在她手里就得心应手，就经久耐用，充分表现了她聪明过人之处。应对变化，又全在手与心。首先是布料的选择，因用使材。被面单衣用浅色细布，柔软清爽。秋冬衣服用哔叽、咔叽，都是斜纹布，薄厚不同，必要时用双面咔叽，过春节还用条绒。尽管每尺多花一两角钱，算总账还是物美价廉。二是自己染色。当时外国经济封锁，国内织染技术落后，市场上只有蓝黑灰几种布料，颜色单调。为了孩子穿得鲜艳一些，自己买颜料，煮染出桃红、枣红、柳绿、湖蓝等颜色。再是自己剪裁。街上看到新式样，书上找出美的图案，自己动手学着剪裁。为了省布，常常是两三件衣服套在一起裁。这些都要把学过的几何代数用上。尤其女儿的衣裙，力争新颖美丽，先在白纸上画小样，反复修改，确定后再在报纸上放大样。从小到大，经她的巧手妈妈缝制的衣服，没有重样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我爱人打补丁的艺术。孩子好动，上树爬墙，膝盖、肘部、臀部容易磨破，选用适当的碎布，剪成虎头猫脸等图案，对称地补上去，好像是装饰品。衣服上剐了个小口子，缝好，再绣朵花，天衣无缝。使我的小女儿，在那个灰暗色彩为主调的时代，显得花枝招展，好像一个小模特儿。

　　至今，我箱子底下还保存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件衣服，阖起眼来，那些大大小小的补丁，好像天上的星星。

　　黑牡丹

　　每年芒种过后，母亲都要选一只落窝鸡，十几枚鸡蛋。鸡蛋排在席篓里，母鸡静卧其上，用自己的体温孵育一批新的生命。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第一个鸡蛋破裂，露出一团绒毛来，刚出壳的小鸡，蛋壳一样大小，乍接触空气，冷得微微颤抖。母亲心疼地把它抱在怀里，以手轻轻擦干羽毛，放在掌心里欣赏。接着一个个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出世，小嘴尖尖，小眼黑黑，小腿火柴棍一样纤细，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像一团团绒球在地上滚动。慢慢地在母鸡保护下点头觅食，小绒球一天天滚大。

　　起初雏鸡难分公母，一个月后有的额头上先长肉芽，身后生尾羽，这就是小公鸡。小公鸡发育较快，个儿稍大，渐渐显出强悍，身上的羽毛越来越艳丽；小母鸡则是秃头秃尾，身材略小，本能地跟在小公鸡后面。带小鸡的母鸡变得粗野，不可侵犯，对来犯者扇翅伸喙，毫不客气。小公鸡较早走出卵翼，渐渐成熟，金花冠，一身锦绣，雄赳赳一副英雄气概。学打鸣时，嘶哑而变声，但是足以使异性低头臣服，小公鸡趾高气扬地长大，厄运也尾随而来。买鸡人手持丈二长竿顶部一个圆网，在养鸡人指点下，紧追几步，像捞鱼一样兜住，回去就变成了闻名遐迩的“魏庄熏鸡”。留下的小母鸡照常生活下去，第二年春天开裆下蛋。母亲攒下鸡蛋换油盐酱醋，换我的学费，“鸡P股是银行”。

　　话说到了一九五九年，母亲照例孵了一窝小鸡，可是这批小鸡生不逢时，正赶上人民公社大食堂，人尚无处觅食何况鸡乎。母亲每逢下工回来，捎一筐青草野菜，作为鸡的代食品，人和鸡都腹内空空，勉强活着。这年冬天，县革委派来一个姓黄的驻村干部，食堂里没油水，他开始打鸡的主意。不是时迁偷鸡，而是公开地索要，说养鸡是资本主义尾巴，吃了一只又一只，村里的鸡快被他吃光了。此人姓黄，社员们管他叫“黄鼬”，见了鸡飞狗跳。母亲也害怕“黄鼬”，把鸡们关在家里。一次一只小黑鸡从街门钻出去，被“黄鼬”盯上了，在后面紧追。黑鸡从街门挤进来，随后有人敲门，母亲隔着门缝看是“黄鼬”，镇静了一下，开门论理。刚刚下过小雪，雪地上一行鸡爪子印。“黄鼬”指着鸡爪子印说：“看！一步一个脚印，都是‘个’字，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黄鼬”进村几个月，村里变得死一样寂静，公鸡不敢打鸣，母鸡不敢咯咯。

　　母亲的一窝子小母鸡被“黄鼬”“叼”走，只剩下那只黑母鸡，黑缎子一般的羽毛漂亮极了，母亲叫它黑牡丹。害怕最后一只鸡也被“黄鼬”“叼”去，母亲决定把黑牡丹送到邢台，北长街一个堂姐刚刚坐完月子，吃不饱，没有奶水，杀了鸡让她下奶。姐夫磨刀霍霍，伯母抱起黑牡丹一摸，蛋都顶在P股门上了。鸡受惊吓早产，下了个软蛋，顺便叫堂姐吃了。伯母改变主意，刀下留鸡，让黑牡丹下蛋给孩子吃。黑牡丹大难不死，知恩图报，一天下一个蛋，救了小外甥的命。伯母说这黑牡丹就是孩子的奶妈，捉住孩子两只小手拜拜，认个“老姐”吧。我们那一带认干亲，干爹干妈称“老伯”、“老姐”。姐夫说这小子命大，生下来就地委书记的待遇。当时很多人营养不良，闹浮肿，高级干部每人每月补二斤肉二斤蛋，县级干部补二斤糖二斤豆。

　　姐夫是城市职工，堂姐是农村户口，生儿随母，一个人口粮三人吃，街道上不长草不长菜，拿什么喂鸡呢？原来姐夫在煤厂上班，天天推着独轮车往各家各户送煤，煤筐里总留下一点煤渣煤面，回家一敲，落在地上，黑牡丹就跑过去，不抬头地啄食，煤成为它的主食，吃进肚里化成蛋。大概煤里面有一定的养分，后来唐山地震，有位工人埋在井下十二天，救上来还活着，全凭在井下以煤充饥。黑牡丹吃煤下蛋，蛋壳的颜色慢慢加重，浅灰、深灰，最后完全变黑，黑得发亮，像晋城砟子。

　　一九六二年我大学毕业，申请下乡，王永淮县长把我安排在邢台县文化馆。文化馆正在北长街，对门就是堂姐家，经常去看这只神话般的母鸡。眼前的这只黑牡丹与普通鸡没什么不同，更没有居功自傲的样子。北墙根下的鸡窝，垒得很整齐，砖缝抹了白灰，有门有窗，精致得像座小庙。有时碰见黑牡丹卧在里面下蛋，脸憋得通红，眯缝着眼睛，身子微微一动，从窝里走出来，也不像别的母鸡，“个个大、个个大”地宣扬，低头觅食去了。小外甥已经三岁多了，经常与黑牡丹偎在一起，搂抱着亲昵。黑牡丹眼神慈祥，有时还用翅膀扇去小外甥身上的尘土，用喙啄去小外甥身上的饭疙痂，名副其实的“老姐”一样。

　　熬过三年困难，农民吃饱，城里人不挨饿了，黑牡丹也有饲料了，堂姐甚至拿出点定量里的大米犒劳它，弥补过去的亏待。吃煤少了，黑牡丹的蛋颜色越来越淡，由黑而深灰、浅灰。下了白蛋的第二天，黑牡丹再没有出窝，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小外甥五岁了，从幼儿园回来，哭得泪人一样，此后，两三年内不再吃鸡蛋。墙根下的鸡窝，天天有人打扫，真的像个小庙了。姐夫在里面写了一个牌位，黑牡丹，享年六岁零五个月，来家五年，产蛋一千七百九十九个。

　　土炕上的梦

　　现今的青少年，很难想象六七十年前，农村寒冷的滋味，更不会知道农民是如何熬过严冬的。没有天气预报，没有温度计，只能用身体感受外界冷的程度：冷，好冷，冷得受不了，冻死个人。漫长的冬季，村外的雪一冬不化，街上地皮冻出伤口般的裂缝，井台积冰越来越厚。农谚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破碌碡。碌碡是农民打场用的石磙。

　　地里没了农活，男人们在村里猫冬。白天靠墙根儿晒太阳，晚上挤在地窨子里讲鬼故事。

　　寒冬逼得人无处躲无处藏，屋里屋外一样冷，唯一吸引人的是老屋的土炕。呼啸的风撕破窗棂上的麻头纸，掀翻门上的草帘，门后的水缸里结一层冰，做饭时得用擀面杖捣碎。只有土炕保留着一丝暖意，给受冻的孩子一种庇护。土炕连着灶台，做饭时柴火的余热钻进炕里，熏着土坯，缓缓散发出来，传到人体。土炕是中国古老的土暖气，一用就是几千年。一天三顿饭，做了饭也烧了炕，临睡前再专门烧一次炕，身下的土炕暖烘烘热到天明。有一年到舅舅家，表哥订婚传帖，炒菜做饭，灶火一天没断，睡觉时土炕就像烙铁一样，烤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口干舌燥。

　　灶台与土炕之间有段砖台，一尺多高，放灯碗、火柴什么的，叫灯台。灯台后面的炕头，是屋里最好的位置，来了客人先往炕头上让。上面通常摆一个小炕桌，放上茶壶，烟笸箩。农家说媒、传帖、拜亲等大事，一般都在炕桌上进行。炕尾有板柜，白天摞被褥，被褥高度标志着贫富。我家家底薄，仅有两床被子，表哥来了与我打通脚，一条被子各睡一头。他是汗脚，臭味熏死个人。

　　炕头是女人一生的舞台。新媳妇进门，先要盘腿坐三天，不抬P股，一边应付闹房，一边控制内急，所以不进汤水，只吃鸡蛋。之后从炕头到锅头，便是生活的半径。一天到晚在炕上纺线、缝补、纳鞋底，再就是生孩子、坐月子、奶孩子；累了炕头上挣扎，病了炕头上等死，直到两腿一蹬，陈尸炕上，走完一生道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男人的时间，也有三分之一消磨在炕上。年幼恋母，婚后恋妻，冬天恋被窝。土炕上舒坦，土炕上有做不完的梦。有一次听墙根晒大阳的大老爷儿们说梦，一个说梦见当了县长，一天三顿白馒头，就着油条吃，还泼两碗鸡蛋，吃着一碗看着一碗。边说边吧嗒嘴，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另一个说做梦梦见当了专员，从咱村到顺德府口，官道上的粪都被俺包圆了，谁也不许抢着拾，拾了一筐又一筐。说到得意时，手都在颤抖着。我儿时土炕上的梦是演戏，当大将，不断变换，手持着兵器，单鞭呼延庆，双枪陆文龙，程咬金三斧破瓦岗，秦怀玉银枪杀四门，五鼠闹东京，六出祁山，杨七郎，八大锤，九江口，十字坡……无非白天看的戏夜里又自演一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忽然一天，乡亲们的梦都破碎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决议，拆掉土炕做肥料，支持高产放卫星。民兵挨家挨户抡大锤，砸土炕。老奶奶们像丢了命根子丢了魂儿一样号啕大哭：“俺的娘哎，俺的炕哎，怎么说没就没了，往后过冬俺可靠谁啊，俺那知冷知热的娘哎，俺那冬暖夏凉的土炕哎……”

　　从此，土炕在农村消失，换成了床、木床、席梦思，但是躺在上面没了土炕的感觉，没了踏实，没了冬暖夏凉，没了奇妙的梦，接不上地气，与大地隔离开了。

　　原载《中国作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