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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梁小斌随笔

　　梁小斌

　　绘事后素

　　我曾被几个中学同学七手八脚地抬着走向足球场，因为我身上藏着一只蟋蟀。他们必须把我抬到一个没有杂草的开阔地，才能真正动手去抢那只蟋蟀。他们要避开断砖，避开杂草，避开一切蟋蟀蹦出后可能躲身的任何角落。

　　这样，他们就开始追我，我拼命地跑，想摆脱他们。我向足球场边缘跑去，那里有杂草，我现在不可能把蟋蟀向空中抛去，同学们会一拥而上的。

　　孔子在论绘画时说“绘事后素”。大意是要画的东西背后是一片素白。这样画什么就看清楚了，我的同学们也懂得几乎相同的道理，要想能看见它，要抓住蟋蟀，它蹦跳的地方，也必须是一片广阔的空白。

　　我的蟋蟀千万不能在广阔的空白场所蹦跳，在醒目的场所，蟋蟀将不属于我。我开始在断砖堆边打滚，以保护蟋蟀不被抢走，又得提防在扭打中把它捏死。此时，蟋蟀如能被我放走，它尚有生还逃走的机会。但是，我在与他们扭打时，更为担心蟋蟀蹦到断砖的黑暗中，从此不知去向。

　　“打手”们要想夺得蟋蟀，就得连人带昆虫将我抬走，他们还得千辛万苦去创造一个容易抓住蟋蟀的环境，首先，要毫不留情地剔除断砖，怪不得在我翻滚时，有人已在将断砖甩出很远。

　　他们想就近辟一块开阔地，但考虑到有些难度，断砖确实太多，只得忙着喊“不要压到他的拳头”。于是，聪明人索性将我抬了起来，走向“绘事后素”中的那个“后素”境界。

　　在足球场中央，他们刚放下我，我就拼命跑。他们先四下看看，有没有蟋蟀蹦出。他们分析说：“还在他手上，快抓住他！”原来，他们抬了我好半天，才来到空白处，神思有些恍惚。一到空白处，便将我当蟋蟀放下了：“看你还能跑多远。”他们气喘吁吁地说。

　　我逃跑，他们当然看得见。当我快接近足球场边缘的草坪--断砖后面的围墙时，他们有所警醒：“别让他跑掉了！”这时，我真听不懂，“他”是指我还是指蟋蟀。我没听说抓蟋蟀的人能跑过哄抢蟋蟀的人。在球场边缘我跌倒了，我一直空攥着拳头在跑，意思是说蟋蟀至今还在我手里。他们也看得真切，全都聚精会神看着我拳头的任意挥动，生怕有所不恭。那的确是一只珍贵的蟋蟀啊，在当时值五块钱。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已被同学们团团围住，我只得手臂一扬拳头伸开，说：“你们去抢吧。”可是，包括我在内，谁也不知道蟋蟀蹦到哪里去了，因为我的手上根本就没有蟋蟀了。

　　倒是我们打架时的劲头，成为“故事”留在这个类似“后素”的空阔的足球场上，经常在记忆里呈现出来。

　　关于“圣女”

　　我参与中华炎黄圣火火炬传递活动安徽段推选“圣女”的工作。选出来的圣女的使命，是到黄山光明顶去采集安徽“希望之光”火炬的圣火。

　　我推测，今天选拔圣女的过程，已经进化了许多，当然也简化了许多。但我仍然想到了“捕获”这个词。捕获一个女孩，然后册封为圣女，经过精心地“饲养”后，然后在人群簇拥下送她上山。

　　圣女安详的神色和聪慧的气质是必备的。她试图微笑，我知道这个微笑是她即将面对黄山光明顶的太阳而提前绽放的花朵。

　　她的确很美，她不是为了我的赞美而微笑。她的憧憬，使她的面容朝向窗外，我小心地拉动窗帘，现在还没有到必须晒黑的时候，她站在光明顶上，必须浑身洁白。

　　我跟美学家谈过这个问题，她长得很美，但为什么却不理睬我？圣女如同景色，我们融于景色的意蕴之中，景色中的阳光和风立即围拢过来，景色对我们，厚爱备至。我们的风景观念混淆了人类之爱最初的动因。

　　我们在捕获到一个女孩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她，这个喜欢，不论听起来达到怎样的心志高度，喜欢只能作为女孩达到“圣女”标准的一个尺度，并不说明我们的爱情必须得以回应。

　　我们爱上了一个女孩，一桩值得珍视的事情，珍藏着一段经历，常常是以是否得到她为悲剧或是喜剧的尺度，一切以我是否幸福为尺度。

　　我们爱上了永远都不会属于自己的那个圣女，但是，选拔圣女，又必须以我们是否爱着她作为评价尺度。把经历千辛万苦得到的“捕获”，奉献出去。

　　在遥远的过去，奉献出去的圣女称为祭品，只有祭品才有足够的纯洁去接受太阳的洗礼，然后被太阳掳去。

　　请问太阳，请宣读圣女的评判标准！派谁与你接洽？

　　太阳会说：“以你们的人类之爱为标准，以你们舍不得奉献出去的那个生灵为我的所爱。”

　　被人的基本体验所验证的美的生灵，所验证的关于男女的泣血故事，那个基本的主题就是活在收藏和供奉之间，活在宁死也不交出去的冲突之间。一个厨师做出了菜肴，他在厨房偷偷地尝了一口，以验证是否值得端上那大厅里烛光闪烁的圆桌。我和“圣女”曾经拥抱过一次，我的拥抱感觉，如同厨师背着人尝尝自己亲手烹调的菜肴，以验证这是否是值得走向太阳的女孩。

　　我现在回忆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培植这位女孩的。

　　我给她讲解，作为到光明顶上采火的圣女所必须具备的心灵，你应当聪慧、安静、全神贯注；我为她找来采火镜，在圆镜的四周贴上彩色塑料纸；我坐在她身旁，为她挡住车窗外秋天的阳光，因为采火圣女的面容应当是洁白的。

　　我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赤脚登上峰顶，面容朝向已过中天的太阳。她双手捧起采火镜，伸向太阳。大约过了两分钟，她脚下的火种盒里腾起了青烟。火，点着了。我为她作为我们所有人的代表与太阳接洽、引来火种而流泪。我甚至甘愿为这位圣洁之女捧鞋，在她下山的时刻，忽然想到她该穿鞋时，又立即奉上，然后，我仍然退到一旁。

　　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某项庆典仪式的需要，是工作的内容。当我和其他人让她懂得什么是回眸顾盼，懂得该以怎样的身姿伸出双手时，我们前呼后拥把她送上了山，我们交出了这个女孩。

　　我们一致认为，这位美好的圣洁的女孩，是我们工作的结晶。我们可以毫无杂念地完成把一个普通女孩转变为“圣洁少女”的工作，我们可以无所用心地生硬地按照圣女工作的程序完成这一制造工艺。我抛弃怜惜、爱护之情，成为冰冷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的全部行动，即是对阳光的欺骗。

　　在我们这些人的质朴头脑里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它是我们的最后精神财富。那么，太阳也会认定是有价值的，神灵最后的裁决是：既然你们从心里感到这是好的，那我也就裁定这是好的，那么，就请送上来吧。

　　我在去光明顶的途中，锻炼了我的情感生活，学习到了对于女孩应有的责任。假如真的有圣女，也是我们创造了圣女。之所以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命名为“圣女”，这就是宿命般地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属性。它是农人在田地耕作，他生产的稻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供奉出去，因为这一点，在仪式的创始阶段就说得很清楚。

　　我逐渐地察觉我与“圣女”诀别的日子将越来越近，在光明顶上那全场静寂的时刻，我对此看得更为明白。

　　她是圣女，她的命根属于迎接阳光这唯一的仪式。在这唯一仪式之外的任何心灵的恭候和侍奉，只能在世俗生活经验范畴内加以引申和讨论。

　　当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或是命令，正确地指导我的精神悸动、走向时，在世俗经验中往往把它判断为“制约”。

　　箴言不可易义的性质表现在，它事先早已向凡界打了招呼：她是圣女，人的使命是培育出这么一种生灵。

　　而世俗体验，往往试图阻断她最后上山的路。

　　因此，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悲剧经验，所有被掠夺感的产生，所有这不是“我的生活”的突然发现，还有，失去的爱情最终的咏叹，大概都可以从恢复箴言的铭记中得到相应的改善。

　　旗杆在握

　　我要手持鲜艳的红旗，然后加入到红旗如海的游行队伍中去。但是，如果有另外的一个同学也想当红旗手，哄抢红旗的时刻就来到了。

　　这个同学慢慢地踱到我手持的红旗下面，在寒风中抖动的红旗以旗帜的一角从同学的脸上掠过，在他脸上写下被抽打过的痕迹，他开始埋怨我没有把红旗卷好，手已经开始摸向旗杆。我其实早已料到他的意图，应该尽快把红旗卷到旗杆上，现在还没有到展开红旗的时候。我旋转旗杆，与布店裁缝把展开的布飞快地在木板上缠绕的道理差不多，这自由的飘扬在回归的途中反倒绷得很紧。红旗眼看就要回到旗杆上蜷缩，却伸出了最后的利爪，趁着风势，又在企图抢夺红旗的同学的脸上抽了一下，然后缩回红色的利爪。

　　这终于成为抢夺的理由。同学说：“你展开它，我要看看它。”我的双手紧紧攥住旗杆，这是防止抢夺最确切的把握。这位抢夺高手，自然不会从我最确切的把握处入手。我与他各持旗帜的一半，在经过几次拉锯式较量后，他的眼睛盯上了旗帜的顶端，他的手指在顶端上轻轻一柠，这就等于抓住了一件衣服的带环扣衣领，只需往上一拎，立刻露出了衣帽架。卷曲的红旗被抓到要害处，同学往自己怀里一扯，旗杆自然露出来了。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红旗被抢夺，手中只握有一根笔直旗杆时的瞬间窘迫。失去了红旗的旗杆原来就是竹竿，我已是告别了打闹时期的少年，我握住一根竹竿干什么。

　　工宣队长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幕，他在喊：“红旗队集合，准备出发！”我是个手持竹竿的人，抬头望上去只看到红旗猎猎的幻影。我拖着一根竹竿怎么去集合？我只好将竹竿掖在腋下，表达一个希望藏匿竹竿于腋下的念头，此刻竹竿如针该有多好。

　　我总算挤到了这个满目红旗飘扬的队伍的中央。我将竹竿又重新垂直地把握在手，竹竿在准备竖起时，挂住了别人的正兴高采烈飘扬的旗帜，我的竹竿周围的许多红旗似乎都簇拥而来，想打听竹竿上为什么没有任何飘扬痕迹的道理，簇拥而至的红旗看上去很像是紧紧系在我的竹竿上飘扬的红旗，我已旗杆在握。

　　这时，工宣队长看见已抢到红旗的那个同学正披着红旗也要往队伍里钻，急忙喝住：“你的红旗怎么没有旗杆？”同学指了指队伍里面，工宣队长往队伍里望了很久，却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每个同学都有一杆旗，每个同学的面容都躲在红旗后面，偶尔闪出个别红扑扑的脸，仍是严肃模样。此时，友善的红旗馈赠性地部分地飘扬在我头顶的旗杆上。风啊，拼命地吹吧。

　　风声却送来了工宣队长的命令：“现在风太大，大家把旗帜都卷到旗杆上。”

　　随着一声令下，偃旗开始。像是成群的红鲤鱼最后闪一下鲜亮的尾巴，顷刻就要沉入海底，刚才还在我的竹竿上飘动的红旗都先后离我而去，一根孤零零的竹竿在红旗队伍中即将出现，而竹竿上一根没有被削净的竹枝，像一根生硬的铁钉，咬住了一面红旗，咬下了一块红绸。

　　我被工宣队长发现了。他和蔼地询问：“你旗杆上的旗帜哪里去了？”工宣队长是在向我询问，这说明了他的眼力。两个红旗手，分别掌握着旗杆和旗帜，他一眼就看出是谁抢了谁。被选定的红旗手，当然是首先握杆不放松，抢也抢不去。我看看竹竿，表示我是正宗旗手。他又说：“你们真会抢，都抢到了红旗头上来了。而且，还剐破了好端端的旗帜，现在，只好请你出列了。”

　　我举着竹竿出列，那一块红绸在竹竿上飘，声音很小。一阵更猛的风将其吹落，吹到那个肃立的红旗队伍中去了。我正继续拖着竹竿向前，被工宣队长喝住。他想得很周密，担心我一不留神将竹竿挥舞过去。任何一件东西，譬如“武器”，在脱手之前，人们都会情不自禁摆弄一阵，再说，手上有所持的人，向垂着双手的工宣队长走去，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因手中的竹竿尚无正当理由脱手，才由刚才的高举，变为拖曳而行，其本意，是让这难堪形象渐渐消亡，我趁天黑无人时，往任何角落扔掉它就行了。工宣队长完全是误解了，将我的拖曳而行姿态，当成了掩饰前行，或是匍匐前行。眼下，我只好站住再说，我听到他的命令：“你把竹竿放倒。”我不懂，已经拖拉在地上的竹竿，究竟该如何放倒。工宣队长厉声解释：“把竹竿放到地上，你先回家休息去吧。”我规矩地执行着命令，放下了手中所持，并且朝着地上笑笑，报以最后的羞涩。

　　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一九八一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造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该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接着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象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画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气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作为参观结束，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母亲，这样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在我们这个国度，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有时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唯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向高级首长隐瞒，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别的，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愈演愈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位在慢慢地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唯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我们人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地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是为警醒。

　　关于记忆

　　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最初的记忆源头就是我还能记起被什么人抱在怀里，抱我的人大概站在一个巷口。我不清楚到底是被谁抱在手上，又是谁给了我一颗棒棒糖，生命却从这里轰然而至。

　　如果再往前追溯所谓记忆的源头，只能归为恍惚，我的生命是瞬间出现的。

　　我出生在自己的记忆里而不是由母亲所生。关于我母亲所生的说法，是我获得一个被告知的后天常识。这些后天常识还包括，我出生后即被放进保温箱里，因此，我曾在医院格外留意放置早产儿的保温箱，为自己被放在这么小的箱子里而羞愧难当。我的记忆源头也就是我的自我意识的源头。

　　首先是关于疼痛的记忆。

　　我的初始疼痛并不是医生往我婴儿时代的脑袋上扎针的那个时刻开始的，因为我的记忆并无这段遭遇。真真切切的痛感体验是一次意外，我被哥哥搂着去露天电影场看电影，途中我跌破了头。送到医院，医生蒙住我的脸后，为我缝合伤口，我疼痛的意识就从那一刻开始。在此之前，我无任何疼痛的感觉。后来虽然还有一种旁人帮助描述关于我的疼痛故事：我曾从一张方桌上掉下来，我大声哭叫，最后变为凄厉的抽泣。但疼痛的主体--我，却毫无印象。我疼痛故我在。我的记忆里不仅是记下了疼痛的滋味，而且还记下了在什么部位疼痛。疼痛的意识知晓、疼痛的时间长度，深深感到我正沉浸在疼痛中备受煎熬，因此，我知道用手扯下盖住伤口的洁白的纱布，是为了把疼痛从脑门上扯去，没有料到却牵扯到伤口；我的头左右晃动，也是为了摆脱疼痛；更不用说凄厉的号啕的目的是为了把医生们吓走，或者是要制止他们在我的疼痛旁绕来绕去，窃窃私语。清醒地明白疼痛掉到我的头上，在手脚乱蹬的行为语言中呼喊着另外的援助，这就是我的记忆发端。

　　有我能记住的事物，必然是我也曾经参与的事物。

　　我还记下了书中所读到的某些事情，某些信息，我仔细回味，这类记忆中的事物似乎与“自我”无关。实际，记忆只是说明我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接触哪些事物和信息。我记忆中有一艘沉船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是躲在船里的一个人，始终看到了沉船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记忆，我只是记住了我是在看一场电影，我只是记住了我在看什么。

　　这就是说，记忆有它的外壳和外壳上的许多触角，似乎是说明这个意思到底是通过什么记住那个内容的。

　　我是通过什么记住了我的童年，记忆萌发的原始事件呢？我显然不是通过看电影记住了我在巷口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我记住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设定为最初的首要记忆，而其他记忆均可被指定为是我听到的，或是我看到的。归根结底，我在巷口的事也是我“看到的”，只是不得而知我是怎么看到的，我在巷口的确不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让我知道的。

　　当我向孩子叙述有一根针头在他脑袋上扎进，他是如何痛哭的情景。孩子说，完全记不得了。这桩事，好像认定为任何人都同样适用。我的叙述如果生动，孩子就会记住他的脑袋是如何为躲避针头而转动的，他以后回忆此事，但又不得不加以说明，“听父亲说--”

　　医生在为婴儿扎针时，大都有这种朴素的想法，反正婴儿不会说出痛苦，以后也永远记不住是哪个医生给他扎针，所以下手有点狠，针头完全可以自由地多次进进出出。这里含有深刻的哲学意味，以后的痛苦必须有人向他描述，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印象的痛苦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一个“听说”与自己有关的记忆和自己印在脑海里的自己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区别，历史故事和人物故事到底有没有区别。

　　我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仅有一点对昨天的记忆，我就是从我的昨天而来。如果我仅知晓现在我的此刻状态，我就是从我此刻写字的状态中忽然迸发出来，成为一个有形的人。

　　在我的记忆无法涉及的地方，在我这个有形人之外的茫茫空间，那里又有什么？当我们穷尽了自己的记忆，不得不得出思维的结论，我们是从虚无中而来。

　　这很类似于我们视觉的穷尽。我看见远远的草地上正漫步着一头奇形怪状的牛，慢慢地那头牛分成了两个部分，两只犄角离开了身体，这与我逐渐向牛靠近有关。那头牛肢体的分离更加鲜明，我终于看清楚了，草地上漫步着两头牛。我想到，在我的视觉之外，大概就存在着一个缥缈的虚空。

　　古先哲老子在思考世上的有形之物到底从何处而来，与一种穷尽的视觉也很相似。记忆的穷尽与视觉的穷尽均在一个有形之物面前止步。老子的思维只是服从了思维的惰性。实际上他想不下去了。他终究无法“看清”，这个“无法看清”，干脆就是世界万物的源头。他在得出了一个世界和人从何处而来的终极结论后，从此不再思维。从根本上讲，老子思维的原推动力是思维赶快结束后休息，他持的是一种终止思考的哲学。

　　人，一定要被告之，是母亲所生，这就导致出这样的结论：母亲的回忆成为我的源头，我出生在他人的回忆中。

　　人，经常在回忆他自己的经历，每个人自己的回忆中，夹杂着其他许多活人的成分。

　　空碗和米饭

　　我听到敲门声。先是敲邻居家的门，过了一会，分明敲到我这边来了。敲门者手上似乎持有羊骨头，所以，敲门声很沉稳。

　　我不敢妄称他是“乞丐”。我靠在门框上，说实在对不起，我家里没有米饭。

　　敲门声说，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找你要一个碗。我摸到一个不锈钢的餐具，放到他张开的米袋里。他说，我有了碗就不怕了，于是走了。

　　这个人的说法非常别致。他敲门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饭，而是为了甩给我一句箴言。依照他的说法，人在世间，必须首先有碗，然后碗里才会有米饭和莱。当我的脑袋伸到碗橱里去寻找食物，脑袋碰响的不是食物，正是空荡荡，并且叠加起来的碗和碟子，响声证明，我有足够多的碗。

　　此时，借助敲门者光顾，我才想到，难道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吗？碗柜里躲藏的碗里没有堆满米饭，碗应该感到窘迫。假如取一只碗放到桌上，再配以筷子和汤勺激励，那情景将会怎样？我并非虚妄，怪就怪在米饭和碗暂时还不在同一个地方，就像鱼和水分了家。我得出结论，米饭在外面的大千世界中。我几乎又导引出行乞者的箴言，有了碗就不怕了，我也带着碗出门就行了。

　　美国哲学家兼作家梭罗曾经住在瓦尔登湖畔，许多旅行者离开了自己的路径，找到了梭罗的小木屋想要讨点水喝。梭罗回答，我家没有水，我可以借水勺给你们用。这个所谓“借”，也就等于赠送了。

　　这也就是水和水勺（类似于饭和碗）相互躲藏，互不谋面，但有亲缘关系的实例。那么，梭罗家的水究竟在哪里呢？他指了指瓦尔登湖。旅行者们拎着水勺到湖边舀水喝去了。

　　中国作家张贤亮恐怕也懂得碗太重要了。

　　他在小说《绿化树》里提到了那个倒霉的章永麟。章永麟有一个从资本家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美国罐头盒，被他像护身符一般时刻带在身边。章永麟对这个装稀饭用的罐头盒有一番活的见解，他把“碗”递进食堂窗口，必须凝神盯住碗里是否倾斜，从而来断定里面稀饭的多寡。他太关切碗在别人手上的命运了。

　　后来，章永麟偶遇一个叫马缨花的农村妇女，她为饿得头昏眼花的章永麟捧来了带着手指纹的面馍馍。瞧她手持白面馍馍大概是生活箴言幻化而成，那指纹印如同文字在教育资本家子弟。

　　人的眼光首先要盯住食物，然后才能谈到其他。

　　这里发现了通灵感应的偏差：章永麟忘记了碗，假如他掬起手指做碗状接过赠与那还好说，他却是躲到一边东张西望，馍馍被吞咽下去。

　　现在，那个白面馍馍甩到美国罐头盒里的声响已经永远听不到了，它的饥饿感占了上风，一时顾不得那么慎重了。任何食物，不论孬好，当首先必须放到碗里才是。

　　那么，碗到底是什么呢？当我像敞开心扉似的敞开自家碗柜，是不是因为空碗太多，我将它们称为“盛食物的器皿”，连佛学辞典也是这么解释什么是“钵”的。

　　听说禅宗大师弘忍圆寂之前，就是送了碗给他徒弟惠能，还送了件袈裟，这叫做“衣钵相传”。

　　弘忍的本意是怕后人不相信惠能是他的关门弟子，“恐怕未信其所师承。故以衣钵为验。”我想，更为醒目的倒是，有了“钵”后，再披一件袈裟，手持一根锡杖，惠能从此出门在外，自然方便、从容多了。原来，僧人出门，从来不自带干粮，也从不备什么米袋子，因此，僧人遍看世界，凡人都是施主。

　　这是否就是说，自己也欲自备盂钵出门去了。至少，关于碗的动静，是我倾心的方向。

　　有人晃动铝制饭盒，小勺子在盒内叮当有声，这就唤起我童年时代的饥饿。我的饥饿感不是由直接扑鼻的饭菜香味引起的，那时饭菜因油水不足，根本没有一种强劲飘散的势头，我往往寻声而去。后来也知道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这归功于：不是菜多，而是碟子多的缘故。

　　因而，我坚信，首先是有了碗的灵光，然后才是有米饭的。这个道理很难说通，米饭又没有长腿，怎么会跑到我的碗里来呢？的确，米饭和碗并不和谐相处，而是分裂着，这诱使学问家们用“不长腿”的米饭来教育人，全部人生指南，教会如何有“本事”，把米饭等等驱赶到自己的碗里。

　　碗的器皿性质，使有本事的人失去了对碗的尊敬和期望，更是无从知道碗对米饭的供奉是碗的风度，因而，也是持碗者的风度。但是，奋斗至极的人，绝不会讴歌自己是本事有多大的人。艰苦卓绝的吃饭者之所以在餐桌前不张扬，是他深谙窗户纸一点就通的。你的全部创造，仍然不过是伟大力量对你的馈赠，就像瓦尔登湖水是现成的，旅行者只是弯下身用“水勺”把水舀上来。

　　这个原理的丧失，往往是因为你渴过了头，你沉溺于刚才呈现的焦渴神情和挣扎姿态，你错把挣扎当创造。显然，水不是你的创造。能够检验你对水怀有感恩之念的佐证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永远珍藏那柄水勺。

　　既然想到这层意思，我的日常用语也几乎与“米饭”二字无涉了。当我向食堂的玻璃窗内推进去一只碗，我不用说话，饭菜很快就落定到碗内。在小说家看来，这没有什么可神秘的，你与伙房的人很熟啦，他们认识你的碗，并且熟知你的饭量，你自然不必向里面报到。果然不出小说家的预料，窗内的掌勺人换了个新面孔，我听到勺子在敲我的碗边，有人在吆喝：“怎么讲？”在这节骨眼上，我愣住了。

　　本来，在这纯属吃饭的场所，我应该响亮地报出来：“来四两饭。”而且，这宽阔的餐厅和支撑大厅的圆柱和掌勺的人有权利说他们都没有听清楚，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不愿说，排在我后面的买饭队伍就僵持着，在吃饭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瞬间我成为孤单一人。

　　好吧，我不说，现在“他们”来了，阳光斜穿圆柱，像佩戴刺刀的士兵，我刚踏进餐厅门槛踩到的那根黑色橡皮管和角落的水桶，在我偷偷望上一眼之前，大概早已就是为我备好的刑具。

　　说吧，这是拷问，你得明白，你认为你是什么人，还不赶快吐掉塞住你喉管的那颗诗歌钉子。那么，好吧，我说：“来四两米饭。”重新指指面前的空碗。

　　我用竹筷像敲木鱼似的敲着空碗。总有一天，所有的空碗都赠送出去，或者自觉碗太多，都先后扔掉了。但千万不要忘记，当留下一个归属自己。当你只有一个碗后，才有小虫子爬进碗柜，你捻灭虫子，恢复黑暗，原来那是萤火虫，餐具在荧光的点缀下变成了碗。

　　从此你懂得：碗剩一只方知空。

　　绳索

　　用一根绳索拴在腰间，然后站在窗台上擦玻璃，我当然得仔细察看这根绳子是否结实。最可怕的情况，看上去绳索上的每条细筋都扭得很紧，却被人偷偷用刀割了一下，这是我检查绳索时的习惯想法。

　　显然，在得出绳索是可以信赖的结论之后，我们从此不再想绳索的问题，我凭借绳索的牵制，身体在窗户外倾斜，甚至拼命用脚蹬窗户，让绳索绷得更紧，充分表达我被绳索捆住，又佯装挣脱，而从心灵深处洋溢出来的那么一种优越感。

　　我得擦玻璃，忘却了绳子和我的联系，身体更加倾斜，高举着手上的湿抹布。开始有脏水顺着袖口流向腋窝。我的妻子曾经问我：“你的袖里怎么这么黑。”我想了半天，回忆起这是高举湿抹布所致，这是我辛勤做家务事的明证。我还曾经高举过脏碟子，将它塞进定位过高的碗柜，这时就有残汤趁机也从袖口流进手臂处。“我的袖筒里怎么还有油？”这至今是个谜。有时我也洗碗，高举清洁的碗向上，有清冽的水滴出碗沿流向我的手臂，那感觉像小虫子爬进来，的确很舒服。我能保证我高举的碗以后都可能是清洁的，却不能保证我高举的是一块永远干净的抹布，因为，高举又脏又湿的抹布，表示我在干活。

　　能够尽量叙述我与脏抹布之间的关系，是我不再想绳索问题。绳索暗中的保护，确已不在我的思维范围。我曾经思维过的我的生命可以倾斜的根基，那根绳索，甚至不用想，这是我的绳索。但我如果在想，这是“我的绳索”时，危险开始降临了。

　　我在想，绳索是没有问题的，但绳索的一端是系在水管上的。水管是否不堪重负，或者将墙内砖头带出，这砖的移动的确是肉眼看不出来的。

　　这是我的手，手指像铁钩一样，放到哪里，手指就情不自禁钩住什么。现在我的一只手钩住窗框，我的手臂是否能承担起保护我身体倾斜的重任，我的手臂完全没有数，只有我心中有数。

　　我的心中到底对什么有数呢？因为我在不断地提醒手指务必抓紧窗框，我的手指绝对不会违背我的命令。说到命令，我对我的儿子在吃饭时经常把筷子从手上掉下来很不理解，我教导他说：“筷子要握紧。”儿子于是将筷子握得更紧，却夹不住桌子上的菜。那么就放松一点地握吧，这样，没过多长时间，儿子又把筷子掉到地上。

　　我从教导儿子的道理中开始学会如何教导自己。但在这弄得不好就会掉到楼下去的时刻，我却不敢去暗示：“那么，我的手就放松一点吧。”涉及有关性命安危的重大问题时，我们很快找到保证不出事的核心症结，那就是我不断地下命令：“我的手必须要抓紧。”这就仿佛我不断地从头脑里放出飞快报信的快鸟，一直重复相同的命令，给我的手只下达一道握紧指令是不够的，没准它过一会就忘了，手稍有松懈，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思维要停留在手的上面，思想要在手背上扎根。我站在窗户上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也就是说，我来到此地的目的。我试探着用另外一只手去擦玻璃，因为实在不敢对擦玻璃之举有所专心，我碰了半天玻璃仍然没有擦干净，只是把玻璃上的污浊重新赶到玻璃的各个角落。从宏观上看，污浊仍在老地方。我们的思想在指挥两个以上的举动时，其中必定有一个是伪迹。这样，我就懂得了，我跑到窗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要让我从这里掉下去，我跑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在研究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由此展开思维。

　　这是我的手，这大概不会有歧义吧。如同我们习惯上说，这是我的心灵，也无人反驳。为证明这是我的手，我从钩住窗框的五根手指中，格外腾出一根手指在窗框上动弹了一下。不错，这是值得信赖的手，和我朝夕相伴的手。这个念头一出现，又有一根手指试图也想在窗框上弹跳，这个现象是我思维生涯中反复想弄懂的问题。对于我的手，我想控制它，但千万不要表示出对于手的满意。所谓满意，所谓满有把握之说，是我的意志将要离开时刻的休眠前奏曲，我的手背不再发烫，因为我的目光离开了它。

　　如同将军不断地对士兵下达重复的命令，将军会很累，我也不相信，我的心灵所指的任何关键所在能够保全我的性命，我唯一的结论：最好做个胆小鬼，那么赶快从窗台上下来吧。你们感受太多，但你做事却做得太少。那个明净的玻璃窗正在向我召唤哩。

　　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亲爱的朋友，一场噩梦般的洪水刚刚退去，当我看见家园那黑色的屋顶重新呈现的时候，当我们又向着土地重新撒下种子，不是一把一把，而是一粒一粒，当我们在帐篷里展开那温暖的棉衣，远处又传来校园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我们想说什么？

　　此时，你是否听到孩子们正在朗读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两个字：“祖国。”接着孩子们又低下头，把这两个字写在作业本上，老师提醒孩子们“祖国”二字不要写错。

　　谁能告诉孩子们，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向着温暖的太阳睁开眼睛，我们能记住乳汁的甘甜，我们感受着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每一种能唤醒我温暖感觉的事物都令我怦然心动。

　　孩子和母亲走向田野，孩子认识了麦穗。孩子把手伸到淙淙的溪水中，于是他们有了水的感觉。这是我们脚下的泥土，在冬天泥土进入睡眠周身被白雪覆盖。

　　那么，祖国究竟是指什么？我们牢记在心的一种具体的温暖和具体的怀念究竟能升华出什么？假如，老师现在问我祖国是指什么。

　　我指一指我经常在上面翻滚的那个草堆，这是不是祖国？老师肯定会摇摇头。那么我指向沾落在手上的露珠。有一次，我感受到有一种风很凉爽，凉爽的风大概就是祖国，但老师仍然摇摇头。那么谁能回答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但我现在只能这样问：正在重建家园的人们，你们现在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根浑圆而又结实的房梁，为支撑家园的屋顶。他们需要一块坚固的岩石，为使大堤永不溃破。他们还需稻种，为使来年的田野郁郁葱葱。

　　我看见一位大娘拥抱着我们的战士，但我们仍然要问：她拥抱的是谁？我看见一件件越冬的棉袄从四面八方运来，但我仍然要问：这些温暖究竟是什么？我看见年轻母亲的乳汁滴在一位受伤战士的伤口上，我在思索这一片滋润之处肯定还有更为博大的意蕴。

　　这时，我忽然顿悟，令我心旷神怡的各种感觉，我所看见、触摸到的伟大生活，正像一万条小溪流归向大海。我内心莲蓬勃勃的宽阔热爱，像浪花撞在礁石上空又回归大海。我说：能使我产生无限热爱之情的这种生活、这个地方，就是祖国！

　　一朵孤零零的花朵可能是芬芳的。我们在鲜花汇集的地方，买一束花回家。从花团锦簇的地方走向城市的小巷深处，我们感受到独自享受花朵摇曳多姿的欣喜，我们将可能走向孤独。但是如果我们举起花束，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汇入共和国欢庆的人流，让所有孤独的芬芳隐入花团锦簇，那么，祖国便藏匿在这醉人的芬芳之中。

　　没有真实的渴望，就不会懂得祖国；没有真实的孤独，也不会呼唤祖国；土地、田野、森林都以祖国的名义向我奔腾而来。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即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但生机勃勃的祖国永远存在。我将一把泥土撒向天空中，泥土依然回到大地的怀抱中。

　　我正感受着生活中的所有丰富和世界上的最大幸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孩子像灰尘那样。

　　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现在，我指向天空，指向大地，指向漫天招展的五星红旗，我还指指这颗怦怦跳动的心！

　　原载《中国作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