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第五章 春寒中的法国人

　　冯骥才

　　料峭今春，两封带着凉气的邮件送到我手上，打开一看，是来自海外有关文化方面演讲的邀请函。一封是巴黎的人文基金会，一封是英国几座大名鼎鼎的大学。一算时间，演讲中间与前后有不少时间的空白，可供我随心所欲地到处跑跑看看，这可是个好差事！立即唤起我很大的兴致，于是我为自己精心安排了一条穿花串珠般的路线，将许多人文胜迹勾连一起，还突发奇想，打算将此行的见闻、感知、交谈与思索交错起来，以一种全新的、不拘一格的、一任自然的文本写成一本书。我所设想的这种文本不仅我没写过，也不见别人写过。写作的诱惑是你的想法先叫你自己兴奋起来。

　　这种写作的最奇妙之处，是边看边想边写，与行程同步。也许是一段思想文字，一节情景抒写，一两句断想，一些值得留住的谈话，都是一时的发现、心得、情怀、感悟与灵性，也带着那些时间与空间的美妙和鲜活。

　　多么叫人激动的写作试验！

　　这次我选择的路线是先在巴黎演讲，待上几天，会一会几位久居此地的老友，看博物馆--巴黎的一多半财富在博物馆里。巴黎有五百多个博物馆，上次在巴黎住两个月，使劲看也不过看了二十多个；再有，便是旧地重游，享受一下人生少不了的怀旧情怀；紧跟着向西直奔大西洋，从莫奈故居所在的吉温尼，到卡昂、亚眠、里尔，直抵加莱，路上可以一边拜谒古迹，一边到这片一战和二战期间烧焦过的土地，感受人类那两次包含着大荣大辱的自我浩劫。跟着穿过那条著名的海底隧道去往伦敦；至于在英国行走的路线都会在后边的文字中美妙地出现。这一切仅仅设想而已，我还没有去呢，到底会幸遇到或遭遇到什么全都浑然不知。但愿到那时，我夸赞自己--老冯真算一个能当好导游的材料！可同时我又不放心自己，我的毛病之一总是自以为是。

　　好，就这样，1月10日这天凌晨一点钟我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我从包里掏出iPad，锁定“飞行模式”，写作就在机舱里开始了。

　　3月20日北京--巴黎

　　春雪

　　今天下午忽然天降大雪，舷窗外雪片又大又密，整整一冬也不见如此大的雪，我喜欢有声的大雨和无声的大雪，不多时一些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全包着厚厚的白雪，像白糖做的。因之起飞延时，花了至少一个小时才用热蒸汽融掉了机翼机身上的雪被，否则上了天就会结成可怕的冰壳。这大雪叫我嘀咕起来，今春以来依然盘踞大地上的严寒要来伴我此行？

　　天上的生日

　　系安全带时有点费劲儿，肚子里还装着老母亲给我包的“送行饺子”。

　　“送行饺子迎客面”--中国人真懂得生活。外出的人要吃足肉馅大饺子，上路才会有劲儿；而回家的人来一碗顺顺溜溜的热汤面，吃得满头流汗，五体顺畅，浑身一松，汗毛眼儿全都张开了，在外边的辛苦劳累即刻都消散了。

　　母亲今年九十七，依然敏感又清醒。老人全靠精气神，母亲这“精、气、神”三字一字不缺。这胜过我心中的祈祷与祝福。

　　我对母亲说：“您这饺子既是送行饺子，也是催生饺子。”

　　母亲笑了。母亲对孩子生日，往往比孩子还在乎。

　　1月10日是农历二月初九。今天是我的生日，而且是头一次在飞机上过生日。我说像神仙过生日，因为只有神仙在天上过生日。同行的伙伴向空姐要了两杯红葡萄酒，与我“当”的轻轻地碰一下杯，把我这一年一度为生日祝福的碰杯声悦耳地散布在没有人说话的机舱里。

　　今天正好又是春分。这一天由于太阳不偏不倚直射地球拦腰的赤道上，昼夜时间相等，日月阴阳均分。于是在享受着天地在这一节令里特有的均衡时，我心中默默为自己唱一段生日歌。

　　飞机像天上的船，没有气流捣乱时，平稳中有种行驶感。

　　生物钟

　　时差是我每每越洋之行最难对付的对手。因为时差是生物之钟不可调。友人说关键是我身体的生物钟是瑞士制造，体内的对手比体外的对手难缠，人对体内的对手往往束手无策。有人告我别看任何钟表，忘了原先的时间，还有人说他的经验是尽量到处跑，不睡觉，使劲累自己，等到精疲力竭时再呼呼大睡一天，准能把生物钟打乱，这方法有点自虐性质，而且这些“高招”对我都没用，我天性的东西都太顽固。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刘心武告我一个更奇特的法子，在肚脐贴一贴“伤湿止疼膏”包治时差。我对他笑道，你这是给“伤湿止疼膏”做广告吧。

　　拉丁区

　　早春的天气特别脆弱，像得了感冒，说热就像发烧一样烧起来，说冷就冷得发抖，但这次巴黎的早春只发冷不发烧。至今大地还看不到春天的绿，天上却能见到春天的蓝。如雪的云团在这鲜蓝天空的映衬下又白又亮。北京已经很多年看不到这种天这种云了。据说其缘故是北京人眼睛全盯在地面上，顾不上看天、顾天和管天。

　　这次落脚一家小店，距离上次的住所--法国人文学者公寓只有“一步之遥”，撂下箱子拉着伙伴跑到那条街上怀一怀旧。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一切如此如故。那个犹太学校，那个土耳其烤肉店，还有书店、药店、杂货店、地铁站口、道边的铁柱栏、古色古香的广告亭，甚至那家守在街口的海鲜店和卖中餐的“小香港”饭店，全都依然如故，连小街上那些老墙老门老窗还是那样古老斑驳，但好像也不会再老了。永远一百岁或二百岁。熟悉巴黎的人知道，巴黎的老街每十二年修一次。房主掏钱，政府主营，之所以“整旧如旧”，是因为政府没拿这种事当政绩，更没拿“破旧立新”显示政绩，反而当作了“命”--巴黎人拿历史当命根子，意大利和英国人更是。

　　在这座城市中不仅风光依旧，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气质没变。在那个自古就是情人约会的圣米歇尔广场，天天仍然聚着不少年轻人。黑色柏油的地上白花花的，都是嚼得没味吐出来而踩进地面的口香糖，那都是为了见到情人香甜而忘情的一吻。一位健壮的琴手头戴厚帽，把一架钢琴搬到广场中央，即兴而激情地弹奏，着了魔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旁若无人，却有不少人被他打动而围观四周，连音乐之都维也纳也看不见有这种场面。

　　法国人的浪漫是敢浪漫。

　　真正的浪漫是美的挥霍，真正的艺术都是挥霍美。

　　这一带只有一处发生改变引我注目。临街两三座房屋的山墙，用深浅两种灰色画了一些树影，宛似阳光照耀上去的。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时四边的树光秃秃还没发芽生叶--原来它是画上去的。

　　这无意中表达艺术本质：艺术是不表现生活中有的，而是表现生活中没有的。

　　前两天，在电视里看杨振宁与莫言讨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杨振宁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科学家不是幻想，而是猜想。这使我想起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是猜？猜一定是这世界原本存在的；而幻想不一定是这世界存在的。于是，我找到科学与艺术本质的区别：科学是寻找世界里有的，艺术是创造生活里没有的。

　　记得1999年我来巴黎，也住在这种用老房子改建的酒店中。紧靠着卢森堡公园。一座四层小楼，总共只有十几间客房，房间都不大，电梯是后来装上去的，一次只能上一个人。家具门窗都是“古物”，陈设的瓷器竟是晚清中国的出口瓷。这样的旅店并不老旧，卫生间里的设备相当现代。住在其中可以同时享受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

　　这次被安排的仍是这种酒店（Relais Hotel du Vieux Paris），既紧靠塞纳河边，又身处历史人文浓得化不开的拉丁区的旋涡里，真是很可意！酒店只有五层，从顶层阁楼斜坡的小窗望去，参差错落的全是黑色的铁皮屋顶，淡黄色的墙面，高高低低全是灰色的烟囱。我好似在巴尔扎克笔下的那座伏盖公寓里远眺四方。拉丁区绝没有高楼，也很少见新楼。关键是不仅来自世界的游客喜欢这样，巴黎人自己更喜欢这样。他们连莫奈、毕加索或莫泊桑曾经坐在哪个咖啡馆里哪个座位面朝哪个方向喝咖啡都知道。洋洋得意地说这些事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普通通的巴黎人。可是，我们北京人知道老舍在哪儿喝茶？上海人知道鲁迅常逛哪个书店吗？没人关心这种“没用”的事，我们的文化病是从来没把文化当回事。

　　真庆幸三次来巴黎都住在拉丁区。

　　3月21日巴黎

　　面包与煎饼

　　早晨又吃了最爱吃的巴黎面包。巴黎的早点就这一硬一软两种面食：一种是又硬又韧、与嘴较劲的长长的法棍面包，一种是又软又酥、与嘴亲和的打圈的牛角面包，就像我家乡天津的芝麻烧饼与煎饼果子。一吃这面包就顾不上血糖偏高，几个面包下去，身体马上有劲，特别想干点活儿。当然，这种面包吃常了，身体里潜在的根性就会发生作用，开始想烧饼与煎饼果子了，跟着来了乡情，看来文化中最顽固的还是“中国胃”，要不唐人街上最多的店面是中国餐馆呢，王蒙称之为“坚硬的稀粥”。然而当下也有些国人动不动来点“卡布奇诺”和“星巴克”，其实多数只是在外边装模作样地“咖啡”一下，回家照旧热茶一杯。有人说喝茶吃饭只是习惯而已。此话不错，但是文化对于人，恰恰是一种日久天长自然而然的积淀与牢不可破的习惯，尤其是生活文化。正像海外的韩国人到处找韩国泡菜，土耳其人多半扎在土耳其烤肉店里。

　　看来最不费劲走出中国的是饮食文化，但这种文化更多还是自给自足地进入了“中国胃”。

　　艺术家集聚地

　　安妮约我在巴黎十三区法兰西大道上一家极特殊的饭店里，边吃边议即将讲演的话题。这地方处于近年快速“长”出来的新区。著名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人文基金会都在这条大道上。一些体积宏大、四四方方、玻璃化的现代建筑彼此相距甚远。安妮用“你肯定喜欢这家饭店，它在一座艺术家集聚的老楼”这样的话，来鼓励我在这种西方现代社区中办事，必须具备一种长途跋涉的精神。

　　这座饭店确实特别。它原是古代一座巨大的老磨坊与库房--如今白教堂后边蒙马特高地那片出名的画家聚集地的地价飞涨，很多尚未红起来的艺术家便涌入这种废弃不用的老房子里。在现代艺术唱主角的法国，这老房子里里外外一片涂鸦。从地面到屋顶都是率性的、放纵的、各走极端的视觉表达，掺杂一些不伦不类的装置艺术，像乐队演奏前各自在试乐器，只发出自己的声音，完全不管别人的声音。我想起1999年年底也是在巴黎，当时巴黎市政府邀请五十位世界著名的雕塑家将作品摆在香榭丽舍大街，每件作品都奇大，一直摆到凯旋门，主题是《世纪末》。那天旅法雕塑家王克平约我去看，其中也有他的一组木雕。应该说王克平的作品在那中间是佼佼者，能“跳出来”的。其余绝大部分是彼此雷同，都是一堆堆世纪末的破电视、家具、洗衣机、护照、废报刊、照片和摩托汽车，散发着一种对“世纪末”的无奈又颓废的情绪，只是形式上各出奇招而已。记得那次见到高行健，他说他要写一篇文章批评西方美术馆先确定主题再请艺术家阐释和图解，从而扼杀艺术主体精神的倾向。

　　还记得我说，当代社会的两种强势的力量在扭曲艺术，一是商品，一是媒体。这两种东西都喜新厌旧。艺术家很难从艺术深层里不断出新，只能在形式上或在人们的眼球里边寻奇作怪。当代艺术一边依赖资本的支持并受其操纵，一边正在步入歧途，也许这正是市场化时代艺术的本质之一，只有少数真正具有个性和艺术自信的艺术家能站在它的反面。

　　进而想起十年前在中挪文学研讨会上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学的自由》。我说，“文革”期间文学的自由被政治捆绑。现在不同了。但文学仍然不是自由的，因为文学受制于买方，受制于市场。当然，自由的文学并不是没有出路，它必须超越市场强大的约束，需要艺术家的心灵比市场更强大。

　　知识分子到哪儿去了

　　市场化更深刻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消失。

　　这是我和安妮交谈中都感兴趣的话题。

　　“你说的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吗？”

　　“知识分子一定是独立的，而且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在我们这儿，我们这一代显然不如‘五四’时期那一代。”

　　“为什么？被迫的吗？”

　　“真有时代责任的人不可能被迫放弃责任，是自愿的。市场的力量不是强迫你而是诱惑你。同时，在强大的资本与市场规律面前，个体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微不足道；在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里，无形的精神会变得虚幻乃至虚无。因此说市场泯灭知识分子之前，首先泯灭的是思想。因为市场不需要思想。哎，你们法国也是这样吗？”

　　“一样，完全一样。不仅法国，欧洲全是这样。”

　　“所以英国人弗兰克写了一本书《知识分子都跑到哪里去了》。”

　　地上的烟头

　　我的伙伴比我更注重环境。她发现巴黎第一变化是地上的烟头多起来。法国人吸烟者多，男人十分之五，女人十分之七。自从公共场所禁烟以来，都跑到门外或街上吸烟了，街上没有扔烟头的地方，又不像新加坡那样罚款。吸完烟随手一掷，地上到处烟头，多数给路人踩瘪踩脏很难看。

　　法国人过于随便，这是他们浪漫的一部分？但法国人随便扔烟头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由于管理者。法国像个没人管的国家，没人管则只有靠人人身上的文明。当然任何文明都会有缺点，就像巴黎地上的烟头。

　　小墓地

　　巴黎新区充斥着工业文明特有的冰冷、概念化和形式主义、乏味的技术性与超人的能力。连一座当代设计师构思的小礼拜堂，也都是这种味道。墙上开几个洞，表示与大自然交流；十字架后边射出一束金光，说明主的存在。但这苦心营造出来的东西还是与人有距离，它只是装模作样地站在远处等你看，与你毫无关系，远不如礼拜堂后边一块小小的墓地。1001年新区开辟时，不远处一座穷人的集居的楼房失火，烧死四个小孩和三个大人。邻近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同情那几个被烧死的穷孩子，建议在这个“离上帝最近地方”的教堂边儿上，建一座纪念性的小墓地，安葬那几个在世上活得艰难无助和不幸的孩子，并亲手绘制了一些图画，有蝴蝶、花朵、马、鹿、小鸟、小孩、心和手印，表达他们心灵的忧伤与爱。一位设计师便把这些稚气又真切的图像，用雕刻与彩色镶嵌的手法，制成三根不大的柱形的艺术石碑，充满温情地立在花园般的小墓地里。在周围一大片水泥构架、玻璃幕墙的写字楼中间，这是唯一让我记住的地方。

　　想要震动人心的，一定声色俱厉；那种自然而然深入人心的，总是悄然无声。

　　旅行者须知

　　什么东西对于旅行者最重要？

　　有人说地图，有人说睡药或通便的药，忘了会一路不顺快。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奇怪，说他必不可少的是挠背的小挠子。他每次出门必带，一次忘带，分外的痒，而且奇痒难忍，又不好去找人抓，最后只能找个有棱有角的门框，待到奇痒发作时将后背使劲往门框上蹭。

　　看来每个人首先都要对付好自己。

　　3月22日巴黎

　　从巴黎圣母院的忏悔室想到“文革”

　　我上次住的拉丁区那条小街，一出街口就能看到巴黎圣母院，屹立在塞纳河的对岸。这次我的住处只是换了一条小街，站在街口见她依然隔岸而立。我与她莫非有缘？

　　一座建筑像一个人一样，往往不同角度感觉不同。依我看，圣母院正面庄严厚重，背影清峻空灵，好像两个设计师之所为，然而钟声一响，颇为洪亮浑厚，声动塞纳，波卷钟鸣，与正面的气息相一致。

　　已经多次进入巴黎圣母院，由于对雨果那部同名的长篇的迷恋，前几次总想发现与小说的联系。这次教堂内真正令我驻足的却是立在教堂侧面一间间木制的忏悔室。记得我的第一部“伤痕文学”《铺花的歧路》所写并非那时代的诉苦与鸣冤，不是“文革”的苦难，而是向当时千千万万陷入政治骗局中痛苦又茫然的“红卫兵”呼吁忏悔。促使我动笔的是一位悲愤满怀的诗人，当时他的政治诗锐不可当。一次他与我喝酒太多，忽向我哭诉“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时他痛打自己老师的事。他悔恨难当，却洗不清自己心灵的污点。那一刻我感到他想自杀，担心他自杀。他自我的悔恨不已深深触动了我。尽管我是“红卫兵”运动的受害者，并险些被逼疯了，但此时我反而希望给这些被引入歧途的天真的年轻人以理解，呼吁他们用忏悔清洗心灵。可是这之后“伤痕文学”运动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对“文革”并没有做更深入的理性的反思，没有自我的拷问，没有人性上的觉醒，便一头扎进市场里。等到我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刻意设置了几间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忏悔室，呼喊了半天，却没一个人走进去。上上下下都想从“文革”绕过去，或把“文革”盖起来，都想装得干干净净。如果我们每个人包括“文革”能从这忏悔室走出来，社会就干净多了。所以我在《灵性》中写过：真正纯洁的灵魂从忏悔开始。

　　但可惜我们没这么做。于是，没有肃清的“文革”制造的“人性恶”在今天充斥利益博弈的市场化的社会里双倍地发酵了。所以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文革已进入我们的血液中》。

　　忏悔是人性的复苏，也是“文革”后社会进步的历史良机，但被我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一旦错过，十倍的力量无从挽回。

　　在巴黎的演讲

　　在巴黎的法国人文基金会的演讲，是我此行的重中之重。我1999年在柏林伯尔基金会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困境》，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困境与文化界的应对》。这次多了两个字“应对”，是因为近十年我们已有了初步的文化自觉，并把这自觉付诸行动。此次演讲想对西方学者阐述当代中国文化界的遗产观、文化的自觉与使命感，以及十年来付出的努力及其方法，还有当前面临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首次向西方学者作有关中国文化界既是学术的又是现实的介绍。

　　我所演讲的重点是：

　　1.中国社会“急转弯式”的转型与文化遗产遭遇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1.十年来中国文化界的应对、方法与成果。

　　1.初步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1.文化遗产面临的新问题。

　　1.为什么传统村落保护是今后十年的关键。

　　在演讲后的交流阶段，来自法国科学院、文化部门，一些大学的相关的专家对我国文化遗产不仅十分关切，其切入的问题也相当关键。比如我们正在启动的传统村落名录的评定是否会带来旅游开发性的破坏？

　　这也正是我深感忧虑之处。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被他们看到了。

　　我在结束演讲时说：前天在北京将上飞机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来电要我为即将出版的美国人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写几句话。我当即写道：“面对无比强势、金钱至上的时代潮流冲击得七零八落的老北京，我们常常会无奈地说，‘再会，老北京！’可是如果一个外国人也这样说。除去因为他对老北京爱之太深太切，还含着一种谴责。谴责我们对文化的粗暴、功利和无知。但他有权利这么说，因为老北京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

　　“因此感谢你们的意见与支持。”

　　演讲中间我还说道：“我与巴黎有种神秘的缘分。巴黎是给我文化启示最多的城市之一。也许我本身是作家，我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就是直接受到法国的三位作家巴尔扎克、梅里美和马尔罗的影响。特别是马尔罗，他在做法国文化部长时开展的‘文化普查’直接给我以启示：我努力推动的中国的‘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也来自法国。十年前我从巴黎回国，那年六十岁，我们启动了为期十年的非遗普查。十年过去，这次从巴黎回去，我七十岁，又要开始全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保护……怎么？你们不信我七十岁了？我也不信。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

　　“忘记年龄的人才会永远年轻。”

　　3月23日巴黎

　　吉美博物馆的西域神女

　　吉美博物馆对我有一种特殊吸引力，那是因为在中国尚没有自我的文化保护的年代，这个博物馆就开始动手大规模收藏中国的古文物了。最令我关注的是，从19世纪末到1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新疆丝路遗址与甘肃莫高窟一带的考古发掘之所获，尤其是伯希和由敦煌搬到法国的佛教艺术品，大部分放在这里，我想看明白究竟都有什么。

　　我知道1900年8月--这位年轻、博学又干练的法国汉学家钻进敦煌藏经洞，将堆满在这神秘的洞窟里的唐宋遗书彻底翻阅一遍，从中挑选出经卷遗书六千余卷和唐宋绘画二百多轴，拿回到法国后分别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里。为了抢救这批无比珍贵的历史文献，我国那一代的学者跑到法国用极其艰苦的手抄方式，将这些遗书“备份”回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抢救”。然而那一批学者全是文字学者，对伯希和与斯坦因从丝路到敦煌搞到手的艺术品所知寥寥。

　　等到1911年后通晓艺术的张大千、常书鸿等参与了敦煌的抢救，重点放在国内，主要是放在敦煌石窟里边，对于已经搬到海外的中古遗存，从未有人做过全面又科学的了解、统计与研究。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们倒是出版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

　　前两次来巴黎时，不巧都赶上吉美博物馆内部维修。当我得知这次博物馆正常开门，便迎门进去。使我震惊的是吉美关于中国古物的收藏不亚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单说石造像，从北魏北齐到宋元非但代不空缺，而且中国所有名山名窟的造像都应有尽有，如天龙山、巩县、云冈、龙门、麦积山、大足，等等。一尊近两米高青石雕造的盛唐的《天王立像》在国内绝见不到。而伯希和从丝路与敦煌搬来的绢画与雕塑更是超一流的历史杰作。特别是那些由新疆龟兹石窟揭取的壁画，以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丝路发掘的雕塑，应是我们古代雕塑收藏与研究的空白。

　　从雕塑史上说，佛教造像是首要的题材与内容。由印度经丝路进入我国中土的佛教造像，经历了外来文化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同化力。印度佛教本无偶像，佛教造像源自亚历山大东征时滞留在印度的擅长雕塑的希腊人。最早的佛像具有鲜明的希腊特征。随后是希腊艺术的印度化。一种外来文化如能在本地立足和生根，一定要被本地的文化同化。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它由新疆通过丝路进入中原，不断被当地文化融化，文化只有被融化才被吸收。这过程出现三种样式。先是被新疆本土文化融化形成的西域模式，进而是在进入阳关后被西北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与来自中原的文化“夹击”下形成的敦煌样式，再者便是进入中原后被彻底汉化的中原样式。龟兹石窟是西域样式的代表，莫高窟是敦煌样式的代表，龙门石窟是中原文化的代表。我们对敦煌样式和中原样式的造像雕塑研究较为充分，但对西域模式基本没有研究，因为大批经典性实物都被搬到海外。比如吉美博物馆所藏一尊神女的头像，造型之美不亚于维纳斯。宁静清雅的面孔中带着新疆一些民族特有的气质与神韵，佛天的纯净使其超凡绝俗，美到极致。但这些雕塑在我国不仅从无人研究，国人也从未见过。我为她惊叹！称她为--西城神女。

　　这批伯希和搬到吉美博物馆的西域雕塑，与另一批斯坦因搬到大英博物馆的西域雕塑，是我们敦煌学界研究视野之外的空白。一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一位学者跑到西方进行研究？是缺少经费还是学术眼光抑或文化情怀？当年刘半农、姜亮夫千里迢迢跑到西方博物馆以面包充饥来抄写流失的敦煌遗书，但今天我们的学界连一册藏于海外的西域雕塑的目录都没有。我们的学术精神与文化精神难道不是在退化吗？

　　站在吉美博物馆里，隔着玻璃面对着这些搬不回去的中华瑰宝，我真是惭愧万分。我们真是愧对历史，有负我们的文化。

　　3月24日巴黎

　　如今多少王道士

　　一百年来的敦煌史上，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是王道士。

　　他传奇般地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但他对洞内的惊天宝藏的价值并不懂得，只知道能卖钱。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弄走的那些无价无估的海量的华夏宝藏，只是花了不多的几个“小钱”。为此一个世纪里，王道士挨尽臭骂。骂他拿文化卖钱。当然也有人为他辩解，说他是为了修理荒废已久的敦煌洞窟，也为了建造道观而筹资，他的问题是一个乡野的穷道士文化的无知。但人们仍然不能原谅他，能说因无知而卖掉国宝就可以饶恕吗？

　　历史从来都是在种种悔之莫及中过去的，今人能做的只有记住前人的教训，不再做拿文化换钱的王道士。

　　可是，历史往往没有记性，有时甚至会变本加厉。近些年在海外的博物馆和古董店常常可以看到大批的古陶、石佛、汉砖、唐俑、宋瓷、典籍文玩以及数不清的民间珍奇，都是走私出去的。前二十年在山西随处可见的华美而大气的朱漆描金的衣柜，如今在国内已近绝迹。现在充斥香港市场的是各式各样经历数百年的时光磨砺出的沉雄凝重的藏柜。前两年我应邀去香港书展上演讲，抓些空闲跑到香港的老街--荷里活街上逛逛，那里是香港出名的古玩街。各种高档的古董店鳞次栉比。不去则已，一去惊得失色。我说“失色”，是因为一位同行者忽问我：“你怎么脸色都变了？”

　　摆在这些古董店里的古物水平之高、数量之巨，真是匪夷所思，而且以出土文物为主，一看便知这是缘自近年大规模房地产开发，还有疯狂盗墓之所获。比如汉唐彩陶，特别是各种陶俑，如女俑、文官俑、胡人俑，以及陶马、镇墓兽等，不单品相好、体量大、器物完整。有的称得上绝品，在陕西省和西安市博物馆里也没见过。一尊巨大的宋代木雕菩萨和一件一米多长的彩陶舞马，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但如此大型又易碎的对象怎么能顺利通关又确保运输中完好无损？

　　于是我在香港书展的演讲中讲了我这次在荷里活街的感受。我说：“看来从盗墓到走私出关有一条畅通的、与政府部门的腐败相关的管道。我要设法与有关部门联系，尽快切断这种通道。我听古董店的伙计说，购买者基本是欧洲人和日本人，中国人很少。我希望香港的有识之士能够出资把这些稀世之珍留下来，我们的好东西已经不多了。昨天我就买了三件彩绘唐俑，非常精美，准备拿回去放在我学院的博物馆里。但我个人力量有限，抵抗不了盗墓和走私的人多势大。”说到这里我心里一动，禁不住说，“如今的王道士怎么这么多？”

　　大家笑了。是啊，过去是人家老外钻进藏经洞掏东西，现在是我们钻进墓穴把东西挖出来送到人家老外手里。今天的王道士比昨天的王道士还王道士。过去的王道士弄钱修洞窟，今天的王道士们呢？

　　而且，今天的王道士并不全都出于无知。记得前几年一位在西北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女学者来，说西藏阿里那边有一种民俗画相当古老，意蕴极深，文化价值很高，她把一些画的照片给我看。我看是明代以前所画，确实极为珍罕。但她说叫一位长期在那一带活动的外国人买走了。给老外通风报信和做中介的是一位大学教授，这位教授当然捞到不小的好处。

　　如今的王道士已是“专家级”了。这使我想起当年帮助不通中文的斯坦因与王道士讨价还价，甚至为斯坦因在藏经洞中精选遗书的那个瘦高又精明的中国文人蒋孝畹--有了这类人我们的文化更无望了。可是，这些年究竟谁把文化推到钱眼里了？

　　鸡蛋

　　今天在巴黎以收藏中国和亚洲文物著称的赛努奇私人博物馆中，面对着令人惊愕的布满一间间展厅的走私文物，正在气愤之中，忽然有人发一条手机短信给我，曰：“鸡蛋，从外部打破的是食物，从内部打破的是生命。人生亦是，从外部打破的是压力，从内部打破的是重生。”我立即给他回了条短信：“鸡蛋，把它从外部打破，是人想吃煎蛋，叫它从内部打破，是人想吃烧鸡，没法逃出人的欲望。”

　　3月25日巴黎

　　春寒中的法国人

　　我站在塞纳河边的冷风里，脸颊冻得居然有点发疼，耳朵里却听着伦敦的朋友在手机中描述着那边的奇冷，并说这是半个世纪来英国最冷的春天，其实根本还看不到春天，已冻死五千人了。我的下一站就去那里，我仍不相信在英国会用可以冻死人的寒冷迎候我。春天到达人间从来都是艰难的，最初总是遇到一道冰墙死死挡在前面，而隔墙的那边，一准是柔和的春之绿，但此时此刻我们看不见也感受不到。不知在哪一天它忽然坍塌--你见过松花江和黄河坚冰崩溃时惊天动地的凌汛吗？随后春天就在我们的面前神奇地发生了。

　　法国人今年流行瘦腿裤，这种裤子更像两条细细的套筒，紧巴巴套在他们本来又细又长的腿上。女孩子下边多穿长筒靴，上边一件半长外套，一条长长的单色的围巾在脖子上绕来绕去，最后一团堵在领口上。她们从来对自己的长脖子十分爱惜。法兰西人种的脸正面窄侧面宽。迎面看秀气的一双小眼深陷在高高的鼻梁两边，嘴唇不厚，下巴尖尖。她们崇尚自然美，不刻意于修饰，衣服的颜色讲究协调，很少穿花。如今这个时尚之都的名牌大多被四方游客买光--尤其是被口袋塞着大把欧元的中国人买走。她们喜欢把包斜挎身上，包放在胸前。她们说这样安全--这是我所看到的法国女孩唯一不是唯美而是实用的生活方式。自从法国“左”派当政，治安不好，没学会斜挎包又好带现金的中国游客常常是盗贼猎取的目标。中国游客到巴黎只去几个景点外加老佛爷。老佛爷是超大的时尚名牌的卖场，每天都迎来阔绰的中国买家，很少见法国人进进出出。我问法国朋友作何感想。他们说，你们买我们的东西当然好呀。但法国最好的东西并不在老佛爷。

　　这话很中肯。我想，谁懂得这句话谁就懂得了法国人。

　　“把海河建成塞纳河”

　　十多年前中国城市的造城高潮中充满豪言壮语。我的城市--天津，把一个口号叫得山响，就是：“把海河建成塞纳河。”

　　初听这个口号吓一大跳，我真怕把海河“搞”得不伦不类。我曾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意见书递交给城市的相关领导。同时，还口头申诉我的理由。我说天津是一个华洋并存的城市。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1860年以来，成为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威胁朝廷的必经之地。中西文化在这个原本是北方码头的城市里激烈冲突又相互融合。这一城市特质鲜明地表现在仅仅五公里的海河两岸，或者说坐在海河船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西方人是从东向西进入天津的。五公里的海河明显可分成三段。由解放桥（即万国桥，在租界入口处）一带到劝业场地区，洋人势大，建筑形态是外来的；从劝业场地区到东南城角是华洋杂处之地，显示两种历史势力及文化的交错与冲突；从东南城角到三岔河口基本是天津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形态，天后宫、大胡同和老城全挤在这儿。

　　从这一条河所贯穿的城市形态就可以看到近百年西方人强行进入东方的历史。这种遗存与历史特征不是海河独有的吗？

　　记得我在市里一次官方的会上毫不客气地说，把海河变成塞纳河是愚蠢的，也是妄想。塞纳河有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四件人类文化遗产，我们也照样建吗？复制人家的历史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能把自己独有的海河整理好就不错了。

　　这次会议后，这个荒谬无知的口号不见了，但海河上多了两件洋货。一是把塞纳河上最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复制一个，放在海河上；一是把伦敦眼也复制一个放在海河的一座桥上，自称为“天津眼”。

　　今天，我站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真是尴尬至极。感觉我的家乡有点像个“小偷”。

　　西方的教堂是精神的，我们的庙宇在商业化久闻日耳曼大街相当古老，街旁有一堆生满野草的红砖的废墟，乃是古罗马遗址，据说里边还有罗马人的浴池。一些咖啡馆曾经是莫泊桑、毕加索和印象派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所坐的椅子是原物，摆放在原先的地方。一座斑驳的石头造的教堂是巴黎最早的教堂，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我从未进去过，这次经过必须进去看个明白。

　　教堂的穹顶不高，哥特式的石头建筑，历史过程太长，每个时代都留下痕迹，比方罗马式券洞、古典主义的木雕神龛、巴洛克式的壁画，叫你感到时间在这空间里一直赖着不走；教堂残破，伤痕累累，光阴昏暗，到处是阴影，但我喜欢这里边时间久远和沉静无声的气息。我发现教堂给信徒准备的蜡烛很便宜，有块小纸片上写着“自取”，价钱一欧元一支。不像我们的庙宇，只要香火一盛，香烛价钱翻番，开始宰客了。

　　记得一次会议上我说，一个宗教现象令我们深思：西方的教堂全是纯精神的，我们的庙宇大都商业化了。甚至有的庙宇还要搞文化产业。佛也要钱，谁还信它？

　　规划什么

　　抓住好天气在巴黎转来转去，去感受它规划的宏大。我在埃菲尔铁塔上领略过巴黎规划的大手笔。中国北京，还有一些古城和古村，其原始的规划布局也都曾想着它的永久。面对未来才会有大手笔。

　　现代中国城市无“手笔”可言。每一届官员都急于在任期内建立惹人注目的政绩。那就一定要抛开前任重新规划，以开天辟地，另立“伟业”。城市成了官员们彼此没有延续性的政绩的堆积场。这便是中国城市造城的本质。

　　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