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中篇

第一章 马上生活

　　罗伟章

　　学校对我们的欢迎宴，举行得稍嫌迟缓。但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用心。校长姓张，祖上三代都在百节煤矿，因而被称为“老百节”，相当于土著了。城镇里的许多土著，都有些看不上外地人，但好职位大多被外地人占了，钱财也大多被外地人赚走了，土著的心里，不可能不起一点波浪，再面对外地人的时候，眼里有了光彩，只把不屑埋在骨子里，说话做事，都跟你保持着距离。不知道张校长是不是也这样。他有五十多岁年纪，体胖，个矮，脸庞宽大，不管说什么话，都像在跟人争吵。他多次到班上听我们上课，详细地做记录，但下来并不跟我们交涉。他也到宿舍看过我们，对李冬梅门上的那副对联，大加赞赏，听说联语是李冬梅自己编撰的，连声说：才女！才女！但他并没夸奖我的书法。学校还开过几次教职工大会，他跟书记坐在主席台上，从头至尾，都是他说，书记只是木头似的陪在他身边。每次开会，他都以这样的话结束：我们应该请一请新来的同志。

　　但说过就丢开了，直到两个月之后。

　　百节煤矿被群山围困，距达州市区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到这里，任子弟学校教师。苦读十多年书，到头来，却落脚在比自己家乡还要偏荒的地界，心里并没觉得委屈。早就读累了，早就想奔向社会，挣自己的钱，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总觉得学生生活是被栅栏隔开的，逼仄、拘束，外面的世界却宽阔无边，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更可喜的是，那年份到百节子弟学校的大学生，男男女女共有九个，且跟我一样，都是本科毕业，这夹皮沟里什么时候来过本科大学生？老一辈的教师，大多只有高中文凭，去井下挖几年煤，学校差教师了，便从他们当中挑选，选中了，即刻摘下矿灯，将镢头换成教鞭，这样都还凑不够数，还得从附近的农村招聘代课教师。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正正经经的大学生，矿上很珍惜，把一排早就不用的平房教室，用砖墙隔开，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单间。单间仅六七个平方米，但在我们眼里已足够宽敞了；上初中以后，就过集体生活，哪怕大热天睡觉，也习惯把脸蒙住，保住一点所谓的私人空间，那真不是滋味。抓了阄，各人进了各人的屋，免不了一番收拾，把自己对生活的理想，都尽量外化，让人一目了然。因我练过书法，当然要写一幅字的，就用行李包装纸写，皱皱巴巴地贴在墙上，却也让刚刚粉刷过、到处都是石灰疙瘩的小屋，成了勉强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

　　我左边住的是男教师杨贵华，右边住的是女教师李冬梅，两人进到我的房间，见字写得不赖，让我帮他们也写一幅。李冬梅说，我不要你写在墙上，我要你帮我写副对联，贴在门上。言毕，她到矿区买了红纸，小心裁开，再送过来，同时送来的，还有她自撰的联语“马人遇蛇年凡谋不举命由天定嗟叹不已；风耳悟空音三思后行面从心生勤奋为怀”。我们毕业那年，属蛇，李冬梅的属相是马。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容易满足。

　　矿区像山城样式，起伏不定。学校也是。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呈长条形立在丈余高的堡坎上，与新修的教学楼隔着一个空坝，因而很独立。平房前面又是堡坎，笔陡，高过屋檐，下面是条水沟，装了水泥做的洗衣槽。这里并不只是住着我们九个人，还有学校别的单身教师。我们来之前，他们住在矿上父母的家中，父母没在矿上的，就住在机修厂的工人宿舍里。总之，学校没有单独的房子给他们。现在沾了我们的光，也得到一个单间。他们住西边，我们住东边。更东边是一个小小的篮球场，空地上配了单、双杠等锻炼器具。每天清早，九个人中凡没有早自习辅导的，都到球场上去疯；晚自习下课后，便聚在一起，下棋，谈天，打扑克。反正学生都是矿区孩子，不住校，随你把屋顶闹翻，也没人管。住在西边的教师，同样不管。西边总是静悄悄的，门窗紧闭。

　　有时候，在屋子里闹不过瘾，就相约去矿区喝酒。学校没有食堂，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单身汉，早中晚三餐，都是到矿区食堂买饭。因每个时段都有出井的工人，食堂昼夜营业。但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去食堂，而是到食堂对面一家名叫“红光满面”的私人食店。食店老板是个年近六旬的妇人，每次去，都给我们讲她的女儿。她女儿姓朱，二十岁出嫁，生了两个孩子，小的那个还不满一岁，她就到成都一家庵里修行去了。说到这件事，妇人很是骄傲。她那两个外孙，六七岁的样子，圆头圆脑，偎在外婆膝间，听她讲母亲的故事，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笑。

　　在成都那个清寒的庵舍里，姓朱的女子会忆起自己过去的生活吗？会思念她的孩子吗？每次听妇人讲，我们都会默想这些事。但酒没少喝，肉也没少吃。

　　只有李冬梅，她从一开始就流泪，直流到席终人散。她边流泪，边去抱那两个孩子。孩子不要她抱，把头钻进外婆的怀里，发出抗拒的声音。见此情景，杨贵华问，他们妈妈回来过吗？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妈妈抱吗？妇人说：嗨，咋不要妈妈抱？天远地远的，就扑过去了。我女儿回家，从不事先通知，可这两个小家伙头天绝对知道，夜里觉也不睡，把他们往被窝里塞，都犟着不肯，说等妈妈。果然，第二天清早，我女儿就回来了！

　　杨贵华眼珠通红的，盯住李冬梅笑，说你别自作多情了，你没有慧根，你连孩子的那点儿慧根也没有，还是拿起筷子，端上酒杯，吃吧，喝吧！李冬梅却没动，两只手握在一起，松松地垂在腹部，明显有些不悦。她长得很好看，脸上和身上都很有肉，是丰肥的那种。

　　这种胡闹并没持续多久。表面上看，是因为李冬梅的情绪与大家不协调，因而总使聚会的气氛显得怪怪的，骨子里其实不是这样。当那股兴奋的劲头过去，我们发现，矿区实在太狭小了！这只是一个不成规模的镇子。从学校向西走，通过长长的水泥路巷道，再过若干稠密的人家，是一个灯光球场，最繁华的所在，都围绕灯光球场展开；所谓繁华，也不过是十数家店铺、酒楼、小吃摊和电影院，此外就是食堂、办公大楼、矿工宿舍。灯光球场总是闲置着，电影院里也老放那么几部片子。学校以北，耸立着一座浑圆的山体--卧牛山，机耕道上，自晨至昏，牛车拉着石头、煤炭、树种，叽叽咕咕地来往，人沉默，牛也沉默。山脚底下，是一些和矿区紧邻的散淡农田，农人在庄稼地里劳作，也跟大地一样沉寂无声。我们九个人，虽大多出身寒微，可毕竟去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待过了四年光阴，城市的白天和夜晚，如一棵大树，枝叶伸展，铺天盖地，让人觉得生活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在这矿区，白天似乎也就等同于夜晚，所见所闻，今天和昨天是一样的，明天也必定和今天一样。我们教的学生，都是初中生。这学校只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在刚毕业的大学生眼里，初中课本不就是些小玩意儿吗？学校要求备课，但我们都是在铃响之前，潦草地涂抹几笔，算是完成了备课的任务，随后就站到讲台上去。学生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那怪谁呢？只怪他们文化太浅，听不出我们的高深。

　　我们开始怀念大学生活。对大学生活的怀念，也就是对城市的怀念。到这矿山来，不是实习，不是支教，更不是旅游，它就像一枚图钉，把我们摁在这里，任随时光老去。这种觉悟，使我们心惊。那时候，周末只有星期天，星期天早上，整个矿区还只是一个淡青色的轮廓，我们几人就起床了，早饭也不吃，就到办公大楼前坐上了去市区的早班车。大半路程都是土路，颠簸晃动，尘土飞扬，加上车子破旧，黄雾被风吹打进来，嗓子眼里窜进一股土腥气，发痒。到了市里，脸上都被蒙了一层。州河绕城而过，去河边把脸洗了，像模像样地，再去逛大街、商场和公园。

　　达州只不过是川东北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仅三十余万，这时却显出了一种压倒的气势。

　　我们已经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了，而是跟张校长他们一样，成了矿山人。

　　--这时候，学校决定请我们了。

　　宴会安排在酒楼里。几十号教职工，坐了好几席。书记、副校长、教务主任、政教主任、办公室主任等等一干人，平时都像被张校长点了穴道的，在酒桌上，穴道终于被解开，显然兴奋、激昂。张校长先敬三杯，其余的人再依官阶大小，次第上阵，频频起立，频频举杯。那顿酒喝到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回到宿舍的，我全然不知，事后也想不起来。九个人中，基本还算清醒的，唯有刘畅。刘畅跟我是大学校友，我学中文，他学数学，因而以前彼此并不相识。次日是星期天，早上八点过，张校长带着他的手下来了，把门敲开，见我们醉眼惺忪的样子，他哈哈大笑，还手舞足蹈，与平时的风格判若两人。大家都起了床，洗漱之后，都聚到刘畅的屋里去。他是昨晚的英雄，格外被器重。大家七嘴八舌，说着数小时前的酒局，特别是说到我们出的洋相，笑得眼泪花直转。以前我们目中无人，既不跟校领导有任何私人的接触，也不跟平房西边的教师接触。在我们眼里，这学校是一潭死水，张校长率领着一群木偶--除我们之外，别人都是木偶--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个个都妙语连珠。他们喝下的酒，不比我们少，甚至更多，但没有人残存丝毫的醉态。

　　不一会儿，姚中庆进来了。他就是住在平房西边的教师，去年中师毕业，我们来之前，是最高学历。姚中庆提来满满一袋热腾腾的包子，是特意为我们九个人买的。他说，老师们，趁热的吃下，刚醉过酒，空着肚子不行。大家道声谢，一拥而上，很快把一袋包子消灭光。这期间，西边别的教师也围过来，屋子里站不下，就站在外面的走廊上，都喜形于色，像遇到什么节日。

　　没想到，好几十天都不理不睬，只因喝过一顿酒，就其乐融融的，快成兄弟姐妹了。

　　当天晚上，刘畅来到我的房间，把门闭上，郑重其事地问我：昨晚和上午的事，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他们挺好的。刘畅冷笑一声：他们终于成功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你没感觉到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在我们面前，他们是自卑的，包括张校长在内，都很自卑，于是就想用喝酒来把我们压倒。遇上你们这些家伙又不争气，没几个回合就被放倒了，洪金辉和谢明燕当场狂吐，逗人家笑话。刘畅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不就是喝一台酒吗？可他认为，表面上看，只是一台酒，但酒背后是有文化的，你听说谁的接风宴要等到两个月之后才举行？之所以拖这么久，是观察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我说，说白了，大家都是教书匠，各进各的教室，各改各的作业，又不是国民党跟地下党，哪有那么紧张？

　　刘畅把桌子一拍：说得太好了，“大家都是教书匠”，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放在宿舍里的书桌，都是学生桌，有一个倾斜的坡度，一支笔被刘畅拍到地下，摔断了。我很痛心地拾起来，笑他神经过敏。但他比我还痛心，他说吕小虎你说说，住在那边的教师（他往西边指了一下），以前和我们隔面又隔心，今天早上就跟我们说笑了，这证明，人家已经把我们看成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了，就像你说的，“都是教书匠”，--而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来到这里，我们并不甘心，而他们早就把根扎下了。一旦与他们打成一片，这辈子，就永远也别想走出矿山！

　　这几句话，说得我悚然一惊。

　　他轻蔑地扭了一下脖子，接着说：姚中庆把包子买来的时候，你们还抢着吃呢--我不吃！

　　我偷偷地笑。我亲眼看见，他一口气吃了六个。他也意识到了，补充说：我即使吃，也只吃进胃里，不吃进心里，总之我不能丢了架子，架子丢了，人也就垮了。随后他说：你相信我，好戏还在后头。今天他们觉得跟我们平起平坐，再过些天，还会想办法整治我们，到时候，整个儿就颠倒了。

　　我平时从不想这些事，在刘畅面前，一定是傻乎乎的。他看出了我的傻，问我：你在大学当过什么没有，比如班干部？我说没有，我连小组长也没当过。

　　他那长了许多疙瘩的脸上，自进到我屋子以后，第一次绽出笑容。他说难怪，我是当过两年副班长的，还差点进了校学生会，你的政治经验没有我丰富。

　　这夹皮沟里的学校，最大的官，也就是科级干部，却联系到“政治经验”上去了，可见刘畅对自己的人生是下力气的。但不管怎么说，事情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在向前推进。紧接着是期中考试，我们九人教的课，跟别的班比较起来，成绩都要低一些，杨贵华教两个班的历史课，平均成绩比另两个班低了整整五分。开总结会的时候，张校长提到了这件事，但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并不以为意。没过几天，他又召开会议，这次就声色俱厉了，说有人传播谣言，给我们九个人的班，是慢班，学校分班的时候，都是好坏平均搭配的，没有快班慢班之分。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没听到过这种谣言。我坐在前排，看不清别人的脸，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吃惊。张校长最后宣布，为了消除谣言，学校决定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年龄限定在三十五周岁以内。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张校长强调说。

　　比赛的结果，只有盛东民得了个二等奖，其余八人，无一人得奖。盛东民跟我一样，教语文。评委都是老教师，张校长怕我们不服，分别安排我们听一堂课，讲课教师都是各科一等奖得主。语文科得一等奖的，是姚中庆。听姚中庆那堂课，让我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平时我讲课，更多的是发掘课文中的情感，有许多课文，因为没有情感，或者情感虚假，还让我相当愤怒。而姚中庆不这样讲，他把文章一刀一刀地割开，割成尸体，刨出里面有用的东西，别的都丢掉。所谓有用的东西，就是考点。这么一比较，我讲课就显得大话多，空话多。学生的反应也证明，他们不喜欢情感描述，只需要指明能让他们考出高分的方向。虽然是矿区孩子，可谁也不愿意接父母的班，下井挖煤，或者去煤山上捡矸石。尽管还不知道父亲在井下匍匐而进的辛苦，但父亲出井时的样子，他们是看见过的，要是站在那里，不转动眼珠，你甚至不以为那是一个活物。有人不幸得了矽肺，每换一口气，都得把骨缝里的力气抠出来，挣得青筋暴突，大汗淋漓，最终，肺凝固成一块黑黑的炭石，把人活活憋死。这些事情，学生们都知道，他们梦想着逃离。

　　坚硬的现实不能打破，他们的愿望不能满足，你所描述的情感，才是最彻底的虚假。

　　我想，其他人也有了同样的感受，因为那之后，大家都沉默了许多。首先是李冬梅，她似乎打定了主意，履行那副对联中的话：勤奋为怀。每个周末，她都在宿舍里看书。平时，空闲下来，她也闭门不出，手不释卷。说“闭门不出”，只是一句方便用语，她坐在屋子里看书，是从不闭门的。那时候，秋风劲吹，天已很见凉意，她大敞着门，坐在书桌前，任冷风吹打她的后背。她是学政治的，经常拿在手上的，却是许国璋编的英语教材。她还从学校借来一部闲置着的录音机，听英语磁带。这架势，明显是准备考研了。这无形中给了我们压力。有一回，杨贵华和刘畅来我屋里坐，话没说两句，李冬梅朗读英语的声音飘进来了，我指指隔壁说，你看看人家！刘畅说，向她学习，向她学习。明显有些不以为然。杨贵华更是，嗤了一声，不屑地说：你见过有这样读书的吗？当年毛主席去闹市读书，是为了锤炼意志，她敞着门读书，也是锤炼意志？又说，五天前，我去她宿舍，见她翻到第20页，昨天我去，还是第20页。最后，杨贵华归结为一个字：装！

　　很不幸的是，恰恰是杨贵华，喜欢上了李冬梅。这当然是后话。

　　李冬梅之外，其他人的变化看上去不明显，刘畅依然会提到他的“政治经验”说，他认为，别说在一家开采长达半个世纪的矿山有政治，就连客厅、卧室甚至卫生间里，都有政治。教英语的冉强照旧是乐呵呵的，不管跟他说什么事，他都是两个字：要得。盛东民呢，还是老样子，你不跟他说话，他就不理你，你跟他说话，他又显出过度的热情，像跟你是八辈子的兄弟姐妹，有多少知心话说不完似的，弄得人无所适从。洪金辉也没改严肃刻板的作风，问声好，也问得一本正经，哪怕吃饭时不小心把筷子掉到了地上，他也要前思后想地弄个明白，这筷子究竟是为什么掉下去的……这些，都说不上有什么变化。但毕竟，我们聚在一起闲聊、下棋和打扑克的时候少了，深更半夜去矿上喝酒的时候少了，见到平房西边的教师，点头问好时，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心境。

　　张校长却没松手。没过多久，又举办全校教师板书大赛，接着是硬笔和软笔书法大赛。比赛之前，刘畅对我说，小虎，这回就看你的了！说得很悲壮，弄得我格外紧张。其实，板书和硬笔我不敢说，对毛笔字我还是有信心的。首先比的，就是毛笔字，场地设在会议室里，教工早就把桌椅拖至墙角，摞起来，正中只留一张长方桌，笔墨纸砚都摆在上面，参赛者按所拈号数，依次上阵。我拈的是三号，前两个人，都写得不好，我上去后，把墨填得非常饱满，写了三个大字：卧牛山。我住的那房间，打开窗子，就能望到卧牛山，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它的一日三景，还有鸟鸣声、牛车叽咕声，都汇聚到笔尖，与以往的字相比，不仅有字的结构，还有字的声音。写完后，我就出去了。我想在这山窝窝里，还有谁的毛笔字能胜过我呢？拔头筹是自然而然的事。

　　跟讲课比赛一样，结果令人失望。我拈了第三号，也只得了第三名。第一名被张校长拿了，第二名是个女教师，名叫李亚，四十多岁。张校长写了幅狂草，真个叫龙飞凤舞，学的是怀素；李亚写了幅汉隶，秀逸多姿又骨力峭拔，学的是《合阳令曹全碑》。他们都是认真临过帖的，不像我，从不临帖，提笔就乱画，所谓字好，不过因为爱写，经常摸在手上，熟悉毛笔的天性，也多少悟出了些道理，若要论到功力，是谈不上的。

　　堡坎之上的那排平房，自此终于彻底清静下来。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要在一个小地方站稳脚跟，也不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不承认你是大学生，甚至比往常更加尊重你，可在我们自己，骄气已经泄掉，眼里的矿山，虽依然那么狭小，但它于我们，再不是毫不相干，而是有了想抹也抹不掉的血肉联系。

　　九个新来的教师，六男三女，除李冬梅，另外两个女子都是没心没肺的那种。刚来的那段时间，我们不仅去矿区和市里闲荡，还步行将近四个小时，去四川有名的佛教圣地，也是风景名胜地真佛山。从学校出发，翻过卧牛山，沿百节河一直向北走，河水清澈，卵石累累，洗衣的村姑，在浅滩处把水弄得琤琤淙淙，间或扭动腰肢，挥动捣衣棒，捣衣声却不来自姑娘的手底下，而是从河的对面回荡过来。李冬梅虚着眼睛，带几分怜悯地盯了村姑几眼，继续往前走，而那两个女子，谢明燕、付昕，却翕开嘴唇，站下来看，站下来听，一站老半天，喊都喊不走。真佛山有千余步排马石梯，走不了多久，李冬梅就揉肚子，甚至干脆坐下来，大家只好等她，可她不要我们等，说你们走吧，我不上去了。这时候，杨贵华一步跨到她面前，歪着嘴说，你又不是小姐，何必装小姐样呢！杨贵华身体壮实，不像学历史的，倒像学体育的，嘴角长着一颗疣子，疣子中心生出一撮黑毛，歪嘴说话的时候，那撮黑毛动来动去。听见这话，李冬梅越发不肯动身，眼里有浅浅的泪光。没办法，只有留下她，我们快去快回。杨贵华说，算了吧，我陪陪她，算我倒霉！我们走出老远，都听见杨贵华骂骂咧咧的。上到山顶，见石壁凹陷处供着一尊菩萨，谢明燕和付昕倒头便拜，旁边站着一个婆婆，很怜惜地望着她俩，待她俩起身，婆婆说，好好拜，灵呢。去年我媳妇来拜了，今年就生了个白胖娃娃。原来那是送子娘娘。要是李冬梅，不知道该羞成啥样，谢明燕和付昕却只是互相拍打，哈哈大笑。归途中，走得太累，就歇歇，谢、付二人找一块光滑的石板，躺下去睡，而且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几个坐在一处，望着细长的河水、莽莽的群山和青绿的田畴，说些天高云淡的闲话。

　　杨贵和李冬梅则单独在一起，与我们相隔着十余米的距离。

　　很显然，他们恋爱上了。杨贵华之所以总是对李冬梅尖刻，是因为他拥有了对她尖刻的权利。

　　那时候，我们心里是有点儿酸的。尽管，李冬梅并不是我们欣赏的那类女子，但毕竟她漂亮，比谢明燕和付昕都漂亮。谢明燕比李冬梅还胖，确切地说，李冬梅是丰满，谢明燕才是真正的胖，胖得脖子都不大能看出来；仔细瞅她的五官，没一样不精致，就因为胖得过分，又加上没心没肺，脸上便失去了光彩。付昕却走向另一极端，瘦，瘦得出奇，都快二十二岁的人了，脸上还像孩子似的暴露出蓝色的筋脉，那双手，惨白惨白的，看上去连皮也没有，只有骨头。

　　但大体上，我们酸得并不过分。那时候还没从幻想中走出来，还以为脚下的土地跟自己没有关系，还把“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老话，挂在嘴上的。学校举行书法大赛后，情况起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感到了寂寞--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要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得有一个家。

　　家里得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矿上有的是女人，而且不乏长得好看的女人。矿山女子大多漂亮，这说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道理，勉强说，也不过是山好、水好、空气好，这三样东西，都是养人的，尤其养女人。但老实说，以前我们并没怎么发现漂亮女子。唯一发现的那位，在食堂门口摆个推车卖烧腊。那女子姓戴，算起来，年龄应该比我们大，因为她儿子都已经五岁了，可我们都叫她戴妹儿，小身子，巴掌脸，眼睛又大又黑，皮肤给人一种晶亮感。去食堂买饭的时候，我们爱去她摊子上称二两烧腊，每次称了过来，都发现分量不足，摇摇头，自嘲几句，发誓再不去照顾她生意，但最多间隔三天，就又管不住自己的腿。除了戴妹儿，还真没看见有特别养眼的。

　　可不知怎么，那学期快结束，临近放寒假的时候，漂亮女子竟一堆一堆地涌现出来。

　　原来，我们这批大学生要分到百节煤矿去，消息早就传开。那年月，大学生是稀罕的，矿区尤其稀罕，全国上下兴起的文凭热，又正处于波峰浪尖，偏荒地界的女子，如果能嫁给一个大学毕业生，非常荣耀，这辈子的幸福，也仿佛事先预定下了。大学毕业生肯定不会长时间下井，在矿难中丧生的可能性很小，得矽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此，女人当寡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如果混得好，有着高文凭的丈夫还可能在学校或矿上弄他个一官半职，甚至调进市里去--矿务局总部，就设在市里的。夫贵妻荣，这是多少年就传下来的生活常识。矿山女子，见惯了伤痛，见惯了生死，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有了嫁一个好丈夫并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不愿错过。但她们并不莽撞行事，她们知道，一旦莽撞，被对方回绝，路就被堵死了。最好的办法是待机而动，从单位上回到家里，就躲在窗帘背后，掀开一只角，偷偷往街上瞧。我们不是天天去食堂买饭吗？不是常常结伴去灯光球场那边闲逛吗？她们就下细地盯住我们看，选定自己的如意郎君，时机成熟，再行收网。

　　这些话，是姚中庆说的。

　　姚中庆的话自然有搞笑的成分。以前看不到漂亮女子，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眼光。当心里活跃着天高地阔的梦想时，身边的人事自然就没有位置。

　　不管怎样吧，快放寒假的时候，那些女子都扑到眼前来了。

　　在矿山，因条件所限，自由恋爱的并不多，矿上倒是有一个舞厅，偏偏遇上我们几个都不爱跳舞，教师的身份，本身也是一种限制。这些扑到眼前的女子，当然不会自己上门求亲，而是按照乡下的规矩--矿区差不多也就是乡下--请了媒人，媒人一串跟一串的，成天来我们这排平房走动。

　　那些天，真是应接不暇。媒人进了谁家的屋，彼此都清楚，当媒人离去，几个男人会坐在一起，议一议。有一天，晚饭过后，媒人老半天也没从刘畅的屋子里出来，我们等不及，辅导晚自习课去了，下课之后，几人去找刘畅。刘畅喜形于色的，说给他介绍的那位，在机电厂上班，本姓欧阳，但简化了，只单姓一个阳字，技校毕业，刚过二十岁。我越听越不对劲，问他，你看过她照片没有？刘畅说看过了。我说那张照片上的阳妹子，是不是穿着白色线衣，袖子老长，把手全都笼起来的？这回轮到刘畅觉得不对劲了，你怎么知道？我笑岔了气。今天中午别人才给我介绍过她，且是同一个媒人。刘畅闻言，气恼得一张脸憋得血红。谁知，我的笑还没收住，洪金辉又说话了，洪金辉说，昨天傍晚就把她给我介绍过了，还说等两天就去看人的呢！严肃的洪金辉无法理解，怎么给他介绍了，还没看人，更没表态，就又介绍给了别人，而且介绍了两个？谁知，他话音刚落，冉强将手掌一抡：洪金辉你算啥？虽然我是今天早上才听媒婆介绍的，可媒婆说，她愿意在机电厂亲自给我焊接一副哑铃，让我锻炼身体！冉强把双臂举了几下。他个子瘦小，看上去跟付昕差不多瘦。刘畅盯我一眼，又盯了洪金辉和冉强一眼，再也撑不住，恼怒不起来了，拊掌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妈的，真好玩！他说。

　　矿上待嫁的女子那么多，这边的男子只有六个，而杨贵华已经跟李冬梅恋爱上--现在，两人再不跟我们一块儿坐在食堂的餐桌上吃饭，都是杨贵华把饭菜买回，送到李冬梅的房间里去，你一勺我一勺的--除掉杨贵华，只剩五个，媒人为做到万无一失，往往把同一个女子给五个人都介绍一遍，谁看上给谁，要是几个人都看上，就依先来后到的原则。

　　正因此，我们五个人，谁也没去跟任何一个女子见面。

　　媒人并不气馁，依然不辞辛劳，往平房里跑，我们也只好接待。这么说，好像我们不愿意接待似的，其实不是；五个人中，只有盛东民慢慢退出了，不再应承媒人，其余几个，都还兴致勃勃的。无论是技校生，还是初中也没读满，甚至只念过小学的，无论是机电厂的、服务公司的，还是洗衣坊的，都会让我们向往一阵。向往的倒不是女人本身，而是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其中的某一个人将跟我们共同度过，就免不了涌起一股麻酥麻酥的暖流。

　　这却把跟我们同来的女性冷落了。李冬梅自是名花有主，谢明燕和付昕呢？她们开放着，却没人看见。媒人也从不往她们的房间里去。主要的原因，是她们的大学生身份。这是有一种观念的，女人傍男人，天经地义，男人傍女人，就被人瞧不起了。似乎只有领导才配做谢明燕和付昕的丈夫，然而，凡当了领导的，都已结婚生子；矿里如此，学校也如此。

　　当然，除了领导，就是我们几个，但我们几个谁也没对她们产生兴趣。

　　继杨贵华和李冬梅不跟我们一块儿吃饭之后，谢明燕和付昕也不去食堂了。她们自己做饭，炊具放在谢明燕的屋子里，两人搭伙。烧电炉，又干净又方便，不一会儿工夫，饭菜就熟了。生在煤矿，电总是不缺的，虽然矿上为防火灾，明令禁止烧电炉，但对烧电炉的住户，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跟我们，她们也生分起来，甚至带着敌意。有天中午，谢明燕在洗衣槽洗鞋袜，我从走廊路过，跟她打招呼，她不理。那时候她正拧开水龙头，往水槽里放水，我以为是因为水响，她没听见，便站到她身后去，对着她胖嘟嘟的、白如嫩藕的脖子，大叫一声，她连头也没回，更没应声，像没有我这个人，弄得我一脸的尴尬，不知道在哪件事情上把她给得罪了。

　　我心里不能装事。当天晚上，我从教室出来，正碰上付昕也从隔壁教室出来，就拦住她，把那件事说了。付昕沉默了一下，说你放心，你没有得罪她。

　　又说，你们这些人，太没出息了。

　　付昕长着一颗虎牙，说完这句话，她把嘴合上，但那颗虎牙还留在外面，在灯影里闪闪发光。

　　我理解了她的意思，无言以对。

　　要是她们知道，我们五个谁也没去向她俩求爱，并非不敢，而是没兴趣，她们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生活变得有些混乱，有些朦胧，好在终于放寒假了。二十多天的假期，加上中间插着一个闹哄哄的春节，足以把许多事情忘掉。开学前两天，我回到了学校。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来了，个个脸上都有一股新鲜的气息，连谢明燕和付昕见到我们也笑，彼此问问春节过得如何，再问问家里的情况、父母的身体。那种类同于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和气氛，因为久违，所以珍贵。

　　我回校的当天晚上，几个人去菜市场买了许多东西，搬进谢明燕的屋子去烫火锅。大家动手，洗洗切切，没多久，菜准备好了，火锅底料也热腾腾地熬开。谢明燕说，没那么多碗筷，去把你们自己的拿来吧。碗筷拿来后，闻到满屋里飘着牛油香。付昕麻利而安详地把锅面上的黄色泡沫舀去，谢明燕则把葱花和蒜泥加进我们碗里。随后，付昕往每只碗里舀鲜汤，让我们大滚地喝下去，出出汗，去湿。百节这地方，被山围困，风吹不进来，雨却没少下，湿气是很重的。

　　李冬梅是不做事的，我们去走廊水槽边洗菜，她也只是站在一旁，怀里抱着个暖水袋，说这样菜可用刀切，那样菜却只能用手撕，因为一旦沾了铁器，味道就丢了。听上去很内行，其实没一样说到点子上。杨贵华倒是勤劳，菜洗得又快又干净，还要不停地附和李冬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杨贵华就不再对李冬梅刻薄了；非但不刻薄，还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别人标榜一下李冬梅的能干。本来应该用“表扬”而不该用“标榜”这个词的，但杨贵华表扬李冬梅的时候，明显带着崇拜，如果李冬梅在场，他说话就带着甘居下位的口气，因而说成标榜，似乎更确切些。

　　正式开吃的时候，杨贵华又是抢先一步占据话头，说到李冬梅的英语多么了得。春节期间，先是杨贵华去了李冬梅家，然后李冬梅又到了杨贵华家。李冬梅的老家在开江县的一个百年老镇上，杨贵华的老家在宣汉县城。几年前，宣汉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请来了一些外国专家帮助开采。外国专家住在县城一家酒楼里，因杨贵华和县委某主任是高中同学，县里请外国专家团年的时候，也把他和李冬梅叫上了，李冬梅就在餐桌上跟外国专家用英语交流，叽里哇啦地说了好一阵，还唱了几首英语歌，其中一个专家说：密斯李的歌比他们国家的歌星还唱得好！

　　杨贵华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李冬梅安静地咀嚼着谢明燕拈给她的耗儿鱼。无论说话还是吃饭，李冬梅那张丰润柔韧的嘴，都张得很小，咀嚼的声音自然听不见，只有吹弹即破的腮帮，在轻轻地蠕动，相当的淑女。杨贵华则显得很昂扬，再香的食物也没时间吃，每说一句话，眼睛就朝外鼓一下；疣子上的黑毛是剪掉了，脸上却油光光的，像把牛油熬出的气体和气味，都吸附了一样。

　　人家说得这么山高水长，听的人自然要应和几声，我们都不看杨贵华，而是看着李冬梅，说李冬梅你真厉害呀，真不愧是张校长说的“才女”，你是念书的时候英语就好，还是毕业后突击出来的？李冬梅嫣然一笑，说我念书时英语就好，这边来也突击了一些。冉强说，你既然给外国专家都唱歌了，也给我们唱一首吧，我们还从没听你唱过歌呢。李冬梅又是一笑：要说唱歌，还真是我的强项，念高中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向歌星方向发展。于是，大家齐声邀请她唱，可她既不说唱，也不说不唱，反正就是没有声音。

　　席面上有了一些难堪。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很难挽回。好在谢明燕和付昕像两个尽职尽责的主妇，给大家夹菜，添汤，领头说一些平平淡淡的家常话，才敷衍过去了。

　　只有盛东民和刘畅没参加今晚的聚会。盛东民是今天下午才到的，说他太累，肚子又不好，不想吃。不想吃，来坐坐也行啊，等把一应东西准备齐全，付昕去叫他，却发现他不在屋子里。刘畅早就到学校来了，甚至有人说，他根本就没离开百节。他的老家很远，在川西绵竹；我们九个人的老家都比较远，但除了刘畅，都在川东地界，也都属达州市管辖。远，不是刘畅不回家的理由，他的真正理由是留下来相亲。相亲的对象，就是机电厂的那个由欧阳变为阳姓的女子。对此，五天前就来学校的洪金辉知道内情，说那女子叫阳霞，是阳青的姐姐。

　　阳青是谁呢？是姚中庆的女朋友。姚中庆来百节不到三个月就谈上的。

　　我和冉强相视而笑，没想到刘畅竟有这一手。他把自己的“政治经验”学说，运用到生活中了。可他还说过，他不愿意跟先于我们到百节来的教职工有任何牵扯，怕跟他们打成一片后挫损了意志。可现在，他和姚中庆准备娶同一家的女儿，成了老挑，那牵扯可就大了。

　　正说刘畅，刘畅就来了。是跟姚中庆一起来的。两人都把外套披在肩上，像早些时候的下乡干部。他们明显喝过不少酒，耳根透红，刘畅脸上的小疙瘩，仿佛一粒粒凝固了的血珠子。刚进屋，刘畅就大声武气地训斥谢明燕和付昕：请他们烫火锅，为什么不请我？谢明燕在自己床上铺了张布单，让两人坐下，又去给他们准备餐具，说我们是打平伙。付昕的嘴却不饶人，斜眼看着刘畅：你要是想告诉我们你到岳母家喝酒去了，明说就是，没人嫉妒你。刘畅笑起来，姚中庆也笑，两人边笑，边勾肩搭背的，说他们今天晚上喝了多少白酒，又喝了多少啤酒。

　　有了两个醉鬼的加入，屋子里再次热闹起来，说话的音量也提高了许多。

　　只有洪金辉没做声。自刘畅和姚中庆进来后，他就没说过一句话。

　　过了些日子，有天中午，姚中庆到我屋里来，说有个教学上的事需要商量。最近，他被提拔为语文教研组组长--顺便说一句的是，对教书这个职业，我们说不上热爱，但都是相当认真的。凡走上教学岗位，百人之中，有九十九个都会认真，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你面对的是人，是一双双活泛的眼睛，想不认真都不行。既然商讨教学，我问姚中庆，是不是把盛东民也叫来？姚中庆说，不必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我俩议一议就行了。我知道他不喜欢盛东民。学校比我们老一批的教师，大都对盛东民另眼相看，认为他古怪。他本来就古怪，放假前的那段时间，变得更加古怪了。应承了一阵媒人，他就闭门谢客，门闭起来，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不在家的时候，是到“红光满面”去了。他酒量并不大，更不独自饮酒，去那里干吗呢？这学期开学后，他往“红光满面”跑的时候越发频繁，我们也才知道，他是去陪朱姓妇人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跟他感情也相当好。我们原以为，朱氏修行去了，自然而然就没有丈夫，谁知她还有丈夫，在掘井队上班，盛东民去得过多，跟朱氏丈夫闹了矛盾，两人还在食堂外面吵过架。这件事在矿上被传得风雨交加的，都不理解盛东民为什么要那样做。

　　说是商讨教学上的事，其实没什么好商量的，只不过是关于几个文言词句的解释，参考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文言词典上也很方便就能查到。姚中庆找我，真正的目的，是心里憋着话，想找人说。

　　那时候，恰好洪金辉也来了。这家伙能弄一手好泡菜，自己买了个小小的陶罐，泡了些豇豆和白菜梗进去，盖子一揭开，老远就异香扑鼻。昨天我随口说了声，让他教我，今天他就来问我是否把陶罐买回来了，其实我哪有那心思。见姚中庆很神秘的样子，明显有话说，洪金辉觉得自己不便听，准备离开，而姚中庆却拉住他，说坐啊，坐啊。他便坐下了。

　　姚中庆去把门闭了，先笑几声，才煞有介事地问：你们找到女朋友没有？

　　当是什么事呢！我说，你是不是也想当媒人？

　　姚中庆把鬓发用指尖挑了一下。他皮肤白净，鬓发自然卷曲，长得有几分帅气，是典型的白面书生那种，只是不知为啥，他脸上老带着一些或明或暗的伤痕。

　　他说我才到矿上一年多，认不了多少人，给你们当媒人，还不够格。你们应该向刘畅学习。

　　刘畅的女朋友阳霞，我们已经见过了，脸嘴儿很一般，人挺本分，跟她妹妹阳青，像不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阳青可用俊俏来形容，走路时身姿挺拔，小时候明显练过舞蹈，一站下来，腰又微微弯曲，连衣服的褶痕里，也探头探脑地显露出藏不住的妩媚。关键是阳青机灵。碰见熟人，她从不像姐姐那样打招呼，可她的眼睛活泛、幽深，里面有捉摸不透的内容，而她姐姐虽然礼貌，可眼里一是一，二是二，一加一也只能等于二。这种对比，姚中庆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并深感骄傲。

　　姚中庆虽然去年才中师毕业，可他念中学的时候，多次留级，因此年龄比刘畅大。这时我给姚中庆开玩笑，我说中庆，你恐怕要依阳青，把刘畅叫哥才行呢！

　　我就是亏在这里啊！姚中庆做出很痛苦的样子说，你们不知道，媒人当初给我介绍，说的是阳霞而不是阳青，我去她家里见人，她父母回避了，但阳霞让妹妹陪她，结果我把她妹妹看上了。两天过后，吃了晚饭，我去约看电影，进屋就说：阳青，我们看电影去吧？当时一家人都在，都愣住了，阳霞和阳青的脸，都像浸出了血。这时候当爸爸的指着大女儿，说了声：她叫阳霞。我像没听见，又说，阳青，我先去电影院门口等你啊？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钟头，电影早就开映了，才看见阳青像影子一样飘过来。她说：你为什么不约我姐姐？我看上的是你，为什么要约你姐姐？她说，我妈妈哭了，哭得伤心断肠的。你姐姐呢？她开始也哭，后来就不哭了，还劝妈妈，然后又劝我快来，免得人家久等。要不是她劝，我是不会来的。

　　说到这里，姚中庆笑了。他把自己的骄傲说了出来，希望有人分享。但他很快意识到，刘畅跟自己在同一个单位，这种话是不应该在同事间说的，眼神里浮起一丝后悔，站起身，走了。

　　我只是当成一段故事来听，洪金辉却不。不管阳霞是否好看，是否聪明，媒人是最先把她介绍给他的，尽管后来又介绍给了别人，但大家都没去相亲，这事就过去了，总算没失兄弟情分，谁知刘畅春节连家也不回，利用这空当，撇开众人，跟阳霞把关系定下来。这实在太不成体统了。洪金辉把姚中庆的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了刘畅。目的不是挑拨姚中庆和刘畅的关系，而是让刘畅难受。

　　学校没什么可娱乐，我们来之前，那么多年的时光，也不知教职工们是怎么过的。因学校与主矿区还有段距离，放学后，这里就沉寂下来，楼房，山野，田园，都如同坠落到远古的岁月里。以前我们闲聊，打牌，喝酒，去旁边的球场上疯，多少还弄出一点动静，现在这点动静早就没有了。

　　杨贵华、李冬梅、刘畅，都有了各自的世界，跟我们打堆，自然抽不出时间，也没有心情。盛东民同样有自己的世界，对别人异样的目光，他不管不顾，当然解释是有的。他说，朱氏跟她丈夫，虽没办离婚手续，但关系早就名存实亡，那男人几年前就有了同居女人，对两个儿子，从来就没照管过。这解释并不能服人，人家的儿子，管不管与你有何相干？对盛东民的家史，我们并不了解，大家猜想，他是不是跟那两个孩子一样，从小没得到过父爱？总之，他跟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私下的交往了。至于谢明燕和付昕，只要不是进教学楼，都是手挽手地来，手挽手地去，那关系，仿佛水也泼不进。还剩了三个，我，洪金辉，冉强，所教科目不同，加上洪金辉太正经，由于过分正经，免不了斤斤计较；冉强呢，不仅人瘦，声音也瘦，尖利如刀，听他说话，感觉身上在被一刀一刀地割，吃力而且痛苦，因此我们三人虽依旧还是单身汉，却没了单身汉之间的那种粘合力。再说，我们的教学任务都很重，上学期，学校还保留了几个从农村招聘来的代课教师，这学期把代课教师全都放回家了，他们所担的课，分摊下去。我以前教两个班，现在教三个，洪金辉教四个班，冉强则把初二、初三两个年级的英语课都揽了下来，上课就跟打仗一样。

　　九人构成的那个团体，可说是彻底瓦解了。念大学的时候，只要遇上周末，我们都喜欢睡懒觉，刚毕业那阵，却不喜欢睡懒觉，天麻麻亮，就起了床，哪怕啥事不干，只在走廊上来来回回地闲逛，也不愿横在床板上；而现在，只要时间允许，就赖着不起，跟住在平房西边的教师一样。

　　真正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刘畅所谓的“打成一片”，终于成为事实。打成一片不是形影不离地抱成一团，而是认同了别人所过的、你本不想认同更不想过的那种生活。

　　学校的死气沉沉，张校长也感觉到了。张校长从四十岁就当百节煤矿子弟学校的校长，当了十多年，也没感觉到死气沉沉，此刻却感觉到了。这是有个对比的，与我们来校之初对比。我们的到来，与学校旧有的气氛之间，有意无意地在进行着一场和平演变，演变的结果，是旧战胜了新。然而，获胜的一方，永远都不可能胜得那么干净彻底，不可能丝毫不沾染失败者的气息，更何况这种胜利不是三下五除二的战争得来的，而是演变得来的；所谓演变，就有浸润的意思。有一天，张校长说，怎么搞的呢？这日子为啥这么没意思呢？那天是星期六，下午学放得比较早，太阳歇在西山头的松垛上，大如轮盘，柔和的光焰，一缕缕地透过松针，照射过来，把田野和学校的楼房、道路，染成一片金辉。张校长就站在平房西边的金辉里，说了这句话。

　　吃晚饭的时间没到，再说周六不上晚自习课，也没必要急着去吃晚饭，许多人围在张校长身边，作一些必要和不必要的交流。那地方有坡石梯，石梯外侧是石栏杆，人也分布得上上下下的，或倚或坐，很松弛。张校长这人，说话做事虽然霸气，却没架子，只要不在工作中，他是很随和的。

　　可这时候，没人应他的话。

　　在老教师和新教师的心里，都各有了一份怅惘。

　　看这样行不行，张校长说，我们自己组织一个舞蹈队，自己编，自己学，然后又表演给自己看。矿上的舞厅，越来越不像话，灯光红一条绿一条，像切西瓜那样把人切开；跳的舞呢，无一例外，都是面贴面的，实在不好看。平时要求大家别去舞厅，倒不是对你们不放心，而是太不雅观了！张校长像女人那样不好意思地笑了，又摇摇头，问：你们的意思呢？

　　李亚老师接过话：张校长，你那么熟悉舞厅的情况，是不是经常去？是不是也写了不少诗？众人大笑。这里有个典故：前年夏天，矿上闹了一起离婚案，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妻，结婚都快满四十五年了。有一天，老头子不在的时候，老太婆收拾房间，从卧室的三屉桌里，取出一大堆笔记本，翻开一看，竟全部是诗，老头子写的诗！老太婆可从不知道老头子会写诗，一时间有种奇异的新鲜感，就坐下来看，开始几句是这样的：“头发黑，皮肤白，腰肢乱摆眼儿斜。”老太婆尽管文化不高，但老头子的诗明白易懂，一看即知是写给女人的。几大本诗，全都写给女人，且每首诗的后面，都落了创作日期。老太婆翻到最后几首，心里一鼓捣，发现这几天，或者中午，或者晚上，老头子是单独出去过的，就跟今天一样。她不动声色，跟踪调查，终于发现老头子是去了舞厅，心里那个气，非离婚不可！最终是否离了，没人关心，但这段故事是传播开了。

　　见李亚这样问，张校长冲到李亚面前，要搂住她跳舞。大家笑得更厉害，因为李亚是个高个子，张校长的头只能到她的胸部。听说，李亚的女儿比她还高，在这学校读到初二，就离家出走，独闯深圳，现在已在深圳当了车模。这可不是李亚期盼女儿要走的道路。又听说，李亚字写得那么好，就是女儿出走之后，她的伤感无以排遣，才去习帖的。

　　这气氛奠定得非常好，张校长很高兴，决定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场子拉起来。

　　吃罢晚饭，愿意参加的都去天桥集合。

　　初中部和小学部，相隔很近，一座弧形天桥，将二者连成一体。之所以选在这里集合而不到球场上去，是因为天桥敞阳，夜里，明亮的路灯把桥身照耀得如同白昼。到场的并不多，除张校长外，基本上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张校长说自己编自己学，可由谁来编，又由谁来教？我们谁也没想到，张校长竟是跳舞的高手！他那么矮，满身的赘肉，可录音机里的音乐一起，那满身赘肉就像长在他身上的羽毛，让他腾挪，飞翔，空灵而且生动。“文革”时期，百节煤矿跳“忠字舞”，就是由张校长把大家教会的，那时候他二十出头，只是生服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跳那干系重大的舞蹈，他并没专门跟人学过，只是去外地看别人跳过几场，就把舞步全都记住了。除了“忠字舞”，他还自编自创了《永远跟党走》、《永不落的红太阳》等一系列“永”字头舞蹈，小小一个百节矿，文艺演出不仅在矿务局拿奖，还在全市拿奖。现在他教我们跳，自然还是当年的那些老套路，“忠字舞”是不跳了，其他的，比如《北京的金山上》、《颂歌献给毛主席》，都跳得十分扎劲。几十年不跳的舞，张校长竟没有忘记，一招一式的，根本不需要想，音乐自会让它们从他的肢体生长出来，就像春风吹绿树枝。他是在回忆自己人生的春天，特别的忘情。

　　我们这群人，因为新奇和好玩，差不多也跟他一样忘情。

　　学得最快的是姚中庆。他长得帅，估计念书的时候没少进舞厅。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某个周末张校长有事，姚中庆就充当我们的老师。张校长是很喜欢姚中庆的，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培养他。

　　本以为这种文娱生活会持续下去，却被一记耳光扇掉了。

　　挨耳光的就是姚中庆。谁敢打他呢？当然只有他女朋友，阳青。

　　在一些不谙世事的小青年眼里，女人之间的重要差别自然是长相，然而，略阅人世，就会明白，女人之间的重要差别其实不是长相，而是性格和教养。阳青跟她姐姐比，性格和教养上就天悬地隔。阳霞很独立，阳青的骨头却是长在姚中庆身上的，需要靠，所谓小鸟依人。这也是让姚中庆骄傲的地方--他把阳青对他的靠当成对他的爱。两人好的时候，阳青也确实爱他，爱得发黏，发腻，爱得在姚中庆的世界里，只能有她，而不能有别的。她一开始就反对姚中庆跳舞。又不是跳交谊舞，更不是贴面舞，怕什么呢？她不怕什么，就只是需要姚中庆陪。她是一根藤蔓，天生要有一棵树缠的。每个周末的晚上，音乐刚起，她就到天桥的一头站着，不说话，也不笑，不管遇到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滑稽的场面，也没见她笑过。事实上，她就没大往我们这边瞧。她冷淡着脸，望着别处，偶尔才把细细的脖子扭过来。那时候，我们往往笑得前仰后合，而她呢，只看一下，就把头别过去了。这似乎显得我们很傻。趁这空当，姚中庆跑步到她身边，抢时间跟她说几句话，她不回应，只把眼睛一翻，下巴一扬，望着宝石蓝的天空。这明显是不高兴了。

　　张校长也不高兴，他知道阳青到这里来，是等姚中庆的，至少要练两个小时，你何必站在这里干等？这分明是在给姚中庆施加压力，让他跳得越来越不尽心。张校长曾经邀请过阳青，让她一起跳，她只哼了一声，像不屑于与这群人为伍。既然愿意等，你就等吧，张校长不再理会她了。可这却苦了姚中庆，他向阳青身边跑的时候日渐增多，张校长转过头咳声嗽，他也要跑过去说上两句。

　　这天，姚中庆低三下四的，说了好几句，也不见过来。张校长实在看不下去，说，姚中庆，你回去算了。姚中庆不愿在众人面前输了志气，笑着大声回答：谁说回去？再跳一个钟头！

　　话音未落，啪的一声，他挨耳光了。

　　我们的那份吃惊，难以言说。同时也明白了，姚中庆脸上为什么总有或明或暗被抓挠出来的伤痕。

　　张校长把录音机一关，怒气冲冲：婆娘都管不住，还指望他管啥呢！

　　姚中庆挨的那一耳光，就像一出戏的结束鼓，终止了我们的文娱生活。很可能，也终止了姚中庆奔往仕途的前程。

　　那天回屋后，刘畅洗了把脸，就到我房间来了，紧接着，冉强、洪金辉他们也来了。

　　大家都议论姚中庆跟阳青，唯刘畅一言不发，只是听。

　　我承认，我很佩服刘畅。那次，洪金辉把姚中庆的话转告给他，他气得脸上的疙瘩一抖一抖的，都以为他要跟姚中庆吵一架，甚至要跟阳霞解除关系，可过后悄无声息，阳霞还是他的女朋友，他和姚中庆之间，虽不火热，可表面的关系维持得滴水不漏。跳舞的过程中，阳青站在那边，不仅张校长心里有气，我们也比较厌恶，有时还说两句怪话，把阳青跟阳霞比较，说都是一个妈生的，人家阳霞为什么就不来找刘畅的麻烦？对此，刘畅从不应承，连表情也没有变化。

　　今天照样是这样，他听了一会儿，说我身上痒，去洗个澡，就起身离开了。

　　几个人都有洗澡的想法。学校没有澡堂，平房里的人，都各自准备了一只塑料桶，小洗，塑料桶就能解决，大洗就不行了，得去矿上。矿上的澡堂跟食堂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的，而且，澡堂对矿上的所有职工都免费。这天，我、洪金辉、冉强、刘畅四人，结伴去矿上澡堂时，大概是晚上九点过，穿过黑灯瞎火的灯光球场后，要经过几幢家属区，其中一幢，是住矿领导的，那幢楼从外观上就跟别的楼房有区别：它有阳台，别的楼房没有。我们正要过去，突然看见杨贵华从有阳台的楼房里出来了，刘畅轻叫一声：藏起来！旁边是几棵粗大的槐树，往槐树背后一撇，就躲得严严实实。这是为了免除杨贵华的尴尬。这个时间段往那楼房里跑，干吗去了，再没有政治经验，也能猜出个大概。最近，学校办公室主任要退休，还听说张校长要调走--矿务局正在市区里建一所中学，叫通矿一中，以高中为主，将集全局学生、教师和领导干部之精华，冲击高考升学率和重点大学上线率，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通矿一中办成名校，与市里另外两所名牌高中抗衡，改变局里长期以来贴钱办校的历史。听说张校长要调去当副校长，至少是教务主任。当然，那所位于市区北郊的学校，才把地基平出来，张校长要去，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而办公室主任退休，是眼皮子底下的事情，杨贵华定是为那把椅子给自己铺路去了。校领导是矿里直接任命的，像办公室主任这样的中层干部，由校领导提名，最后还得矿上批，当然矿上也可以直接压给学校。

　　但奇怪的是，杨贵华从那楼房里出来，并没离开，而是站在空无一人的楼底下，朝上望，望得又很没目标，目光的落脚点，从低到高，又从高到低，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子，退后几步，像要朝某个窗户上扔，结果是扔到了自己脚下。然后，他走了。他没从我们身边过，而是选了另一条路，那是一条上扬的小路，直通学校之外的田野和山林。

　　对杨贵华的这一系列怪异举动，我们谁也没发表意见，直到进了澡堂，脱衣裤的时候，刘畅才悄声地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杨贵华已经发现我们了。

　　他的意思是，杨贵华故意做疯癫状，为的是打迷魂阵。

　　老实说，刘畅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我也说不清在哪一点上打击了我，反正就是心里难受。人，真有那么复杂吗？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人有那么复杂，可似乎又不能不信，那之后，我再看杨贵华的时候，就觉得他身上带着某种坚硬的东西，我对那种东西很陌生，也很排斥，因而不想去碰。我是一个多么没有追求的人。我的身上还有着明显的“学生习气”，把什么都看得简单，也希望简单。

　　然而，我们毕业都快一年了！

　　这时候我才从骨子里感觉到，当学生的时候，世界固然被栅栏隔开，走上社会，就一马平川了吗？所谓天高任鸟飞，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也得看你是什么鸟。

　　这让我无形中产生了自闭的倾向。自闭，是因为内心有了恐慌感。

　　我不大想见人，特别不想见到杨贵华。他是长长的一段阴影。可不想见他怎么可能呢，我的宿舍，夹在他跟李冬梅之间，每天，他们从我窗前，来来去去地要走很多趟。我无需抬头看，就分辨得出他们的脚步声，李冬梅的像鸟在落叶满地的林间行走，沙沙响，杨贵华的一轻一重，左脚轻，右脚重，轻得像叹息，重得像夯土，不知为什么他会养成这种走路的习惯。每当杨贵华从我窗前走过，我都在心里打着拍子：轻、重、轻、重……脚步声消失好久，我还在默念，中了魔法似的。

　　我为什么不跟他们换一换房间呢？

　　这天放了午学，我比杨贵华先回宿舍，没急于去食堂买饭，一直等他，听到他门响，我过去了。

　　我说贵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跟你换一换房间吧，你住我的，我住你的，或者李冬梅住我的，我住李冬梅的，都行。

　　我想他是应该高兴的，但他没有。他把一大摞作业本放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有女朋友的人，床才铺得这么齐整--嘴角那颗疣子上的黑毛，摇动了几下，沉着脸说：你为啥不早提出来？

　　我现在提出也不晚啊，再说，你自己也可以提的，我又不是刁钻古怪之人。

　　杨贵华没言声，眼神里变幻出非常复杂的内容，我一时没有读懂。

　　沉默一会儿，他说，暂时不用换，需要换的时候，我再给你说。

　　人一旦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了警惕，那环境就像一件泡涨的牛皮衣，风吹日晒，自会干燥收缩，对心灵形成挤压。我已经打算逃离这个地方了。或许，这想法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更不是因为偶然间发现杨贵华的“秘密”而产生的，说不定它早就潜伏起来了。我记得，当我带着派遣证，从市里来百节报到的途中，见一路瘠薄的田地和恶相毕露的山体，就有过窒息般的感觉；那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呢，没想到还有八个，正是这八个跟我同样身份同样命运的人，使我忘记了那种感觉。

　　忘记，并不等于消失。

　　然而，有什么办法能够逃离呢？考研吧，前面说过，我读书早就读累了，而且对英语考试心存畏惧。念高中的时候，我英语学得很不错，我相信肯定比李冬梅好，高二的时候，我就能读《老人与海》的原版，高考只差两分就得满分，大学前两年学英语，都没听过课，全是吃高中的老本，考分由高到低，低到只有六十多分的时候，英语科就恰到好处地结业了。大学的后两年直到今天，我从未碰过英语，偶尔还记起一个单词，都是听李冬梅朗读的时候回忆起来的。如果下一点苦功，把英语捞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可我缺乏那样的决心。

　　那么，我将在这夹皮沟里把自己打发掉吗？

　　其实我心里明白，所谓夹皮沟，并不是地域的狭窄，而是人心的狭窄。

　　这人心，又主要不是指别人的人心，而是自己的人心。

　　心里明白和勇于面对，还有着很长一段的距离。

　　我想，如果通矿一中建成后，能及时调进去，不同样能达到目的么？

　　过了几天，张校长因为什么事，来平房找付昕，他那大嗓门老远就能听见，那时候我正在写毛笔字，将笔放了，出门去西边的过道口等着。没两分钟，张校长过来了，我装着偶然碰见他的样子，向他问好，随后故作惋惜地说：最多再过一年，我们想见张校长都难了。他说，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说，你不是要调到通矿一中去吗？他哈哈笑，不置可否。我漫不经心地问他：那学校规模很大吧？大概招多少学生？他挤了几下眼睛，满有把握地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关心的不是招多少学生，而是招多少教师。我脸上发烧，矢口否认。他说，你也来关心，他也来关心，都走了，我这百节煤矿子弟学校还办不办？但我告诉你，想去通矿一中，你们暂时还没有资格，筹备组有个意见，没有五年从教经验的教师，再能干也不考虑。

　　这么说来，向张校长探听那件事的，不只我一个。当然，失望的也不只我一个。

　　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可平衡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我到底不能跟人家比。我说的“人家”，是指刘畅、杨贵华包括姚中庆他们。有天清早，天还没亮明白，我起了床，去旁边的场地上，并没有锻炼身体的意思，只想散散心，主要的时间，都是靠着单杠望天。天上无声无息，四周也无声无息。过了大约一刻钟，我看见刘畅起床了，他屋子里并没开灯，只是人站到屋前的走廊上，东张西望的。不过他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人到了球场上，目光也就没放那么远。我正要喊他，他却进屋去了。刚进屋，又出来了--但这次出来的，不是他，而是阳霞！

　　也就是说，阳霞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做贼似的，急忙躲起来。

　　我想，李冬梅也定是跟杨贵华宿在一起，阳霞的妹妹阳青，也肯定跟姚中庆做了鸳鸯。姚中庆挨了那一耳光，在人前消沉了几天，那几天时间里，他基本上没用好看的手指去挑自己卷曲的鬓发；但很快恢复了原状，又跟阳青如胶似漆的；如胶似漆了一阵，脸上再次留下伤痕，伤痕还没消除，两人又蜜一样地亲热。姚中庆就服阳青那包药。

　　他们都是在生活，而我，却是在混日子。

　　你不觉得无聊吗？付昕对我说。

　　我把付昕约到卧牛山上，向她求爱。我说得很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