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衔

第二十六章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

　　鱼禾

　　一个人读小说，肯定不是为了获取实际的用途，也不是仅仅为了获得一个故事。否则，去看菜谱，去看电视剧，一定是更为有效的办法。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至少，在看到弋舟的小说之前，准确地说，在看到《隐疾》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过。人的行为其实在许多时候都是盲目的，许多事，也许还是自认为很重要的事，若是追问其中的缘由，会把自己问得茫然失措。弋舟的叙述，令我对自己的阅读状态产生疑惑：你为什么会在阅读一篇小说之后感到沉痛，感到你其实误解甚至高估了生活。

　　即使生命犹如监牢，也总是会有一部分人，是受到命运优待。尽管我获得的并不丰盛，但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被优待的人--衣食无忧，家人安好，有足够的闲暇来阅读或写作。于是我也就有了挑剔。如果阅读中的挑剔严格到所剩无几，弋舟的小说也应该是被保留的那部分。因为，我常常在欲哭无泪的时候，读弋舟。

　　《隐疾》，乃至弋舟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不可转述的。它们所呈现的幽暗与悲痛，难以略写。

　　《隐疾》中小转子的梦游症，或老康们为了攫取而不惮制造出的人间地狱，抑或“我”内心深藏的委屈、孤独、软弱和羞耻，这一切躲在光鲜仪式之下，已如瘟疫般浸透了我们的生活，逃都逃不脱。“那些天我们整日在草原上游荡，不知所终，忘乎所以。我偶尔也会想到老康，想到左玲莉，想到瘦岗村和水俣病，但仅仅限于‘想到’，他们如同一些非常遥远的往事，就像前生一样，说和我有关就有关，说无关，也实在是无关。眼前的一切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段盲区，从时光里抽出，悬置于蒙昧之处，就像小转子记忆中那些电脑碎片般的间歇性的空白。”两个孤独、伤痛的人，从老康、左玲莉、瘦岗村和水俣病构成的景象里出逃，行走在意识的蒙昧之地，行走在另一种黑暗里，沉静，疯狂，恬适，悲伤，似乎进入了独属于自己的梦境，与其余一切失去了联系。

　　弋舟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梦游者。

　　让向日葵低下头去的，一定是黑夜。它吞没了颜色、热度和清晰。小转子唯有在癔症里才可以与之匹敌：“我把他干掉了。”而“我”，面对瘦岗村的水俣病，只能在打开的电脑上留下一个无字的页面。“我”与小转子的出逃被老康截获；小转子被带回精神病院，被限制，并被做掉了孩子；与瘦岗村一样，小转子所在的地方“医院里人满为患，因为，这里发现了铁矿。”

　　阿莫偷用公款，开始是为了一件昂贵的毛衣，为了掩饰过于细长的脖子，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点。然而偷顺了手，阿莫渐渐习惯了用偷来的公款赎买一切，直到公款的缺口变成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除了对那个年轻男孩的爱情含有确凿无疑的执意，阿莫所做的一切，似乎都陷于懵懂。一切丧失殆尽的时候，阿莫乘着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走，隔着玻璃，她看见了一株幼小的黄色稆生植物，如同“被无限缩小了的向日葵”，在路边“动人的冷漠”里开放（《凡心已炽》）。

　　对于爱，对于安慰，金农军是有所向往的。他的谨慎与天真，并没有避免丧失。他失去了爱情，失去了诗歌，失去了儿子和财产，甚至失去了身体的完整。“金农军终于知道了，自己第一次离家远行时无法遏制地颤抖的原因--那个家伙长久以来柔韧地蛰伏在他的心里，确凿无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觊觎着，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荼毒他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金农军》）。

　　毛萍在一个荒寂优美的废旧车间里被恋人的手指戳破，得到一疙瘩黄金。当初恋被父亲的一桩交易毁尸灭迹，从此她就爱上了黄金，她不断交出自己，换得黄金（《黄金》）。

　　张教授的羞愧成为一桩杀人事件的引索。这羞愧，来自一段困兽般的经历：“一切都被放大了，饥饿已经促成了谵妄，它挤出了我身体里所有的本能，并且在这一刻，无限地放大”，“当我被一声响亮的撞门声唤回到现实中，我发现自己竟然压在那女人赤裸的身子上”，“他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暴力的惩罚，只是凝视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怜悯。这怜悯是何其的深切，子弹一样地穿透了我”（《锦瑟》）。

　　毁坏之后，谁也难以说清这是怎么了：竟不是美好在修复残缺，而是残缺在毁损美好。

　　这一切，还有讨回的可能吗？

　　毛萍也许试过了，最后，她去找了那个当初无意间毁掉她的处女膜的人，“十多分钟后毛萍出来了，她的脸色煞白，神情却很平静”，当初那块黄金回到了她手上。然而，她顺手把它抵偿给了那个向她索赔的小卖部摊主。摊主问她那一疙瘩金属是什么，“毛萍觉得自己依然如同16岁时的那个黄昏一般的疼痛和庄严，她在一瞬间的憔悴中体面地说出了那两个熠熠生辉的字：黄金。”

　　谁曾讨回过呢。谁可以通过毁弃和放纵，再讨回什么呢。

　　生命中布满了试探、诱惑和强迫，往往，毫无预兆地，我们会突然跌进壕沟。无论你自以为多么洞察，都会被精确无误地算计；有一些东西，永远不可能以你自以为拥有的力量去克服。

　　于是，我们只得以自己的卑下和不堪去克服。

　　就像一直试图抵抗卑下的曲兆寿，面对不由分说的剥夺，还是被迫亮出了这样的底牌：“我的眼睛有些发乌，有两团絮状的白颜色爬了上来。……我感到喉咙奇痒无比，禁不住就要用手去抓，但那痒在喉咙里面，我只有把自己的脖子掐起来，才能管些用。我觉得有泡沫从自己的肚子里翻涌上来，顺着嘴角流了出去”（《我们的底牌》）。

　　这样的撕开，像冷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呼应着生命经验里难以言说的幽暗和悲恸，因而令阅读化为沉溺，化为剔除与清洗。仿佛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虚拟之事，而是一场正在发作、原本浑然不觉的隐疾。

　　一切似乎都如此无望。

　　不过，在弥漫的晦暗之中，总会有一种明亮的，哪怕很微渺。那是见证过冶炼与败坏、从炉膛里抢出碎瓷的手（《碎瓷》），是在被贬低的冷漠里求生的向日葵（《凡心已炽》），是本来无邪、却被玷污的黄金（《黄金》），是令“我”视如同命、被人用以藏匿毒品的锦鲤（《锦鲤》），是高傲的金枝以卑贱的方式换得安身的资本之后，那令人啼泣的戏剧式的独白（《金枝夫人》）。当然，还有在“我”与小转子的逃路上，那匹“巨大的藏獒，它在越野车刚刚提速的一刻悍然扑了上来”（《隐疾》）。当“我”面对毁损感到了无上的绝望，当“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读小转子的来信，那匹坚决骁勇的藏獒，却冲进了记忆，它“撞碎了我体内那种恒久的昏聩与消极，尽管只有那么一瞬间，但我也猛然地感觉到了，在这个瞬间，我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宛如初生之婴儿一般充满光明面的完好如初的人”。

　　当生活被冷硬和蒙昧一再践踏，当纯洁一点点没入黑暗，这些明亮的事物，有如乍然出现的强光，直刺得人泪眼婆娑。

　　遇到他的小说的时候，我正深陷在一种失败里，整个人变得无情，唯恐最后一点热气也随风散尽。那时候，我遇到了弋舟的叙述，遇到了弋舟笔下那些虚构的人。那些被着意摹写的人，精神上有一种息息相通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归纳，那就是：病人。那是这样一些特立独行的病人--单纯，痴情，坚决，骁勇，怀着幽暗的无边无际的梦想，在俗常生活冷硬的逼迫中永远不懂得妥协与叛变，宁可、也只能把自己撞碎；即使碎落在尘泥里，也还是目不斜视。

　　这令人悲戚、貌似绝望的特质，才是人性深处的光辉啊。这样的照耀，常常令我内心的沉痛化为汹涌的泪水，令我为自己的苟且自惭形秽。

　　我想我遇见的，不仅仅是表达的庄严。那道看穿之后而能温存、悲恸之时仍含想往的目光，也许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解、安慰与珍爱，它不是文字的修炼所能企及的，它来自表达者的虔诚与洞察。那种悲痛与信念，化为檀木般浓沉的意蕴，似乎无迹可寻，似乎柔软似水，却具有无坚不摧的辐射力。它像银针一样刺中了我们自己都抓摸不到的痛楚，令人陡然醒彻：原来，我们身上竟然藏匿着如此多、如此深、如此隐蔽的疼痛；原来，我们竟是遍体鳞伤的人；原来，我们无论多么黑暗，多么羸弱，也都可经由体认与顺服，化为光与盐。

　　弋舟说，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小说最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守护不存在的事物，企图用真来诉说无。

　　那些--向日葵、黄金、藏獒、锦鲤、台词--并非虚妄，它们呈现的，也许恰恰是一种逼真的灵魂图景，由于太明亮、太单纯、太坚决，所以会令我们羞愧难当。甚至，一切纯粹、锐利的事物，比如爱情，都可以照见这种深埋于内心的羞惭：“和你在一起，我常常感到自己很滑稽，而且，挺可悲的--我是说，即使没有你，这些东西也是我自身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但没有你，它们就是不易察觉或者是可以被有意忽略的，有了你，这些东西都变得很尖锐，让人无法承受，嗯……和你在一起，我总是，很羞愧”（《跛足之年》）。

　　无疑的，生活是被我们自己毁坏了，我们身体内部埋藏着如此无可转圜的黑暗和残缺，以至于，遇到任何有轮廓的东西，我们都会像梦游症患者似的在不自意中绞碎它。但这些黑暗和残缺，又是什么时候栽植下来的呢？似乎只要呼吸，就会不停地加深自己的毒性，就会污浊下去、坏下去。

　　他们也感到了这可悲的不可克服，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可资清洗、弥补。他们，凝视着锦鲤的“我”，带着小转子逃向草原深处的“我”，在向日葵丛中质问爱情的阿莫和黄郁明，搂抱着的金农军和小史，讲故事的张老和听故事的老张……他们，“哭了，哭了，哭了”。甚至那场发生在草原深处的肌肤之亲，也充满了怜惜和悲戚，不，这甚至就是两个人在抱头痛哭：“这里面有爱，那是确凿无疑的，我怜惜身下的小转子，有种害怕将她弄坏般的谨小慎微；然而除了爱，这里面也有确凿无疑的悲苦与凄凉，毋宁说是一种抵抗，抵抗我们的不完美，抵抗被时光弄得支离破碎的一切”（《隐疾》）。

　　我们心底的委屈、疑问和羞惭，还可以怎样来倾诉、来申辩呢。也许，我们阅读，读小说，正是为了抵达这样一场哭泣。它赋予我们沉醉初消般的疼痛与孤独；它赋予所有的悲痛以尊严；它赋予我们痛彻之后，片刻的安宁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