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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祝勇的散文精神

　　蒋蓝

　　记得是1996年冬季的某个下午，我在成都盐市口街边的一个小书摊闲逛，见到祝勇的文化随笔集《文明的黄昏》，随手买下，这便是我读到的祝勇的第一本书。后来陆续买到他的《行走的祝勇》以及他主编的人文随笔集《声音的重量》等等，我开始留意这个身材高大、长相英武的北方汉子的文字。

　　2003年初夏，由于敬文东、周晓枫的引荐，我和祝勇有了通讯联系。后来他来成都，我们聚了几天，有关散文的很多观点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新散文，人文随笔，人文地理，批评，消解，细节，打开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流动的、生长的、环绕的特质……那时，他正往返于故宫的宏大建筑与康区的残损碉楼之间，穿梭于湘西古城与蓝印花布之间，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近年“主要是行走”。这颇有些类似中世纪的行吟诗人，一路行走，一路向人们叙述沿路捡拾的黑耀石，放出那些吸纳的梦，但在某个拐弯处突然哑灭。

　　他不断寄来他的新作、新书，一些篇章我几乎是第一个读者。在我的印象里，祝勇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安静气质，文体回环陡转，绵绵无尽。而来自知识的深厚储备不断对阅历予以查漏补缺，这为他的大地思考提供了一个展翅的空阔地域。在我看来，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扑出去却忘记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却道明了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改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成就了祝勇的散文。

　　很显然，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很难触及经验性写作；而一个无法对经历进行处理的人，其经验性根本就无从谈起。个体经验不可能绝对化。闭门造车的天才就不在此空域内，他们高起高打，不可言状。谈及经验写作，让我想起一些写家老是要纠缠语言、语感、语义之类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好像隔着玻璃在研究鱼和水的关系。目前，在这个只能依靠经验性写作才能发力的写作领域，我倾向于谈论诗或散文，而不是语言或语感，隐喻或反讽。因而，在论述祝勇的散文过程中谈论题材、语言、审美、阅读史、生活史之类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严格地说，比起过往的写作人，我们的确难以再发现什么了，很多所谓的“洞见”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又闪烁在文学爱好者的低空。尽管它们均是经验的构成部分，但还不是文学的经验性。从个人化的生活史中彰显既符合历史语法、又迥异于宏大叙事的言说，我们可以通过祝勇言说的指向，抵达那看不见的所在，以“说出即照亮”的命名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检验写作人实力的标尺。

　　非对称的翅膀

　　在大地上持续行走的祝勇，2002年转身扎进了故宫深处，拿出了一部构思多年的六万字长篇散文《旧宫殿》。时间凝结在空间之中，建筑、器物、设施、历史、人物、杀戮、纵欲、权力在时光的磨蚀下只能成为空间的组成部分。还原过去、彰显细节之余，祝勇不是一个“修旧如旧”的工匠，他翻开辉煌的瓦楞，让权力的屋檐露出了霉变的耻部。

　　史家们普遍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但黑暗并非毫无变异，它像鸦片一般连续制造着诡异的噩梦和厚黑盛宴。明成祖的名字总是与郑和、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联系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还知道，明成祖五征漠北，浚通大运河，并大规模营建北京。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在完善北京著名的对称建筑格局以后，同时也实现了对暴力、专制和力比多的绝对问鼎。这段历史是诸多史家和文学家关注的焦点，但作家祝勇以散文的言路予以重新的阐释，为21世纪的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个前无范例的“陌生化”文本。

　　如果说《旧宫殿》的主体框架是来自于故宫的建筑对称隐喻的话，那么作家显然是想揭开这层对称、平衡的面纱，解剖“存天理、灭人欲”的权力癖，将那只飞翔在宫殿上空谶语般的鸩鸟凸显出来--黑暗的权力建筑在羽翼的倾斜下亮出了历史的性器。而中轴线的敞亮与历史的性器被阉割的事实，在散文中就得到了富有意味的重合，使消解的策略峰回路转，重构出历史的胆汁和情貌。因此，散文由表面的对称推延，经过刻意的中断，发展到非对称的飞翔，显示了作家异于常识性散文的建筑雄心。这就仿佛作家用谜面的平衡，来隐蔽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不断变异的谜底。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即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而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旧宫殿》，可以发现祝勇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祝勇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自治”。但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宫殿空间语境当中的。我们就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旧宫殿》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旧宫殿》的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识，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对《旧宫殿》的阅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暴力一直是黑暗历史的动词，暴力与性、权力的结盟整合了黑暗历史的句法。在散文家祝勇不断为散文界带来新气象之余，我同样希望，他的这一令人惊喜的文体变化，同样是与以往、与当下散文非对称的。这就如同一些人迎着刀锋，忠臣可以分解为二臣；在我与你与他、她、它之间，可以无风摇摆；但在御风、御女和御用之间，祝勇断然收回了翅膀，他从未丧失散文的立场与自由品质。

　　“反阅读”的阅读策略

　　2008年，在汉语写作领域有两部有关20世纪60年代私人记忆的著作引人关注，一是朱大可的《记忆的红皮书》，另外就是祝勇的《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我认为它们代表了近年写作界回眸20世纪60年代私人生活的“高峰体验”。

　　祝勇认为，“反阅读”在本质上就是对规定性阅读的否定，是具有叛逆特质的阅读方式，它脱离文本而发生意义转型，向人们显示若干受到遮蔽的内涵。《反阅读》通过观看艺术来观看身体，进而打量附着于身体上的历史。以艺术为起点，历史为终点，由身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时代切片，对“革命中的身体”做一次深入的研究，来考察身体在历史中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书中所探讨的身体，侧重于文化的身体，侧重于身体在历史中的状态、命运，侧重于身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抉择、行动与对策，以身体及身体行为作为外在线索，昭示了中国人身体的文化处境。

　　《反阅读》的关键词是身体政治。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身体政治就是权力拥有者对辖区之内的所有身体实施的管理与规训，一些拒不服从者将受到权力的公开惩罚。可见，一个人的灵魂一旦被权力确诊为“病变”，其藏身的处所理应受到惩罚和洗脑，这是得到大家一致默认的惩罚逻辑。与外国的情形相比，中国人的“身体政治管理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起了不少学者极大地关注。但以作家之笔予以金钩铁划，也只有朱大可、许晖、祝勇、敬文东、南帆、周晓枫等寥寥几位。

　　在对《春苗》的“反阅读”中，祝勇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对于我们的病弱的身体，只有医生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春苗所担负的阶级斗争重任，她的形象在广大贫下中农当中仍然是无比高大，只因为她是医生，即使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在偏方的要求下，我必须在每年冬至吃下一个不加任何佐料的烤白萝卜。那真是令人作呕的食物。它不如‘冷香丸’高贵，却可能关乎我的未来。我在母亲近乎乞求的目光下将它吞食下去。治疗过程加重了我的身体苦难，我们试图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来解救身体。我们对医生的诺言深信不疑。”

　　他太懂得这触及灵魂的医术以及语法，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身体的无辜。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身体政治管理学”，难道不是现象--本质、存在--意识等等观念的形象反映吗？因而，所谓阅读之“反”，恰恰是一种回归到历史理性中的“正阅读”。祝勇读出的酸甜苦辣，无一不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荒悖规训。

　　我也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我在本书《姿态》《饥饿》《疼痛》《恐怖》《劳动》等篇章里，不时想到自己的童年和阅读。我不但读到了少年祝勇十分敏感的心迹，也仿佛看到了幼年的自己，在塞满标语、口号、臂章、拳头、红茶菌、甩手疗法、蜂窝煤、样板戏的弄堂里“茁壮成长”的身形。这就意味着，20世纪60年代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既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也是激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煮为一锅烂粥的混沌。一勺而知味，祝勇分析与描绘的文体交缠而逶迤，展示了祝勇自《旧宫殿》之后文体的变异。就是说，他将严格意义的散文与思想随笔推衍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新散文”空间。

　　散文就是大地的原生形态

　　把散文写成生活流水账，或者把散文弄成意识形态的“火药包装纸”，这两者大概都不属于散文应该抵达之地。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固然有混乱的表象，但更有价值的底线存在。很多人希望在这种文学体裁里注入太多的元素，那可以成为论文，成为批评，成为考据，成为檄文，或者成为关注底层生活的考察记录，但这些不是严格意义的散文。一种人渴望推倒既往散文谱系而树自己或一己的散文观为圭臬，宣布不通过自己发明的“旱地渡船”并留下摆渡钱就无法抵达经典地带。呵呵，这让我联想起俄罗斯作家索洛乌欣在《掌上珠玑》里提到的一则掌故：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一个无才的诗人时说：“他这个可怜的人，一生总是在旱地上拖着小船！”我们身边大树圭臬的人才华甚多，反而是那些入其彀中者，在旱地拼命拖着小船冲向“经典”地带。还有一种人，棒杀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新散文言路，至今还在做“资产阶级世界观”帽子的批发生意。这些行为，一者是“出名焦虑症”的周期性发作，二者是顾忌话语权力的旁落。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处于两级对垒，但基本上操持的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非文学策略。

　　我基本认为，“新散文”的这一批散文家，在对生活辐照度、穿透力方面尚需开拓、审思，不必过于迷恋私人文体的威力，但他们基本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写作的“高峰时刻”。

　　2005年10月，我在“中国新散文批判研讨会”上，陈述过如下观点，“新散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新时期”以来，明显区别于杨朔式歌德散文，开掘个人心路和生命体验的散文的总称；二是指以祝勇、周晓枫、钟鸣、张锐锋、于坚、宁肯、苇岸、冯秋子、翟永明、庞培、王开林、格致等为主的，以《布老虎散文》为根据地、相对松散的新锐散文家。与《七月》诗人不同的是，目前尚未形成“新散文”清晰的流派概念，他们只是逐渐形成了有关“新散文”在思想、美学、文体意识方面的趋同。当然，“新散文”展示得较为充分的是在文体的“破与立”方面。2002年，作为新散文的领军人物，祝勇写出了长篇论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对“新散文”进行了阶段性总结。着眼于文体，他列出了长度、虚构、审美、语感四项指标，论证了“新散文”所不同于“正统散文”的特质。散文的叛逆者们不可避免地对所谓“正统散文”表现出不信任，从而寻求一种更接近内在真实的表述方法。“这些探索者们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专注内心比轻视别人更能显示一个创造者的自信。”而在他即将出版的散文论著《散文叛徒》里，他已经远远不再满足于文体的叛逆了。

　　在为汉语散文文本祛魅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如果无视祝勇主编的数十期《布老虎散文》以及多卷《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散文卷》秉承独立、高扬自由、坚持创造的精神向度，歪曲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价值取向，甚至以生活在底层/上层的经济身份来质疑这批作家的社会处境和动机，不但游离了文学的前提，也无疑是对“新散文”的妖魔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祝勇之于汉语散文的现实意义。

　　针对自己横跨多个门类的数百万字作品，祝勇曾对我坦言，自己不是历史、地理学家，而且一个作家，更关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联结而成的历史。那些“死”的材料，比如传统民居，无论是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湘西吊脚楼还是福建土楼，都是人伦情感的产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考量，它们都凝结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的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建筑，而是他们对于理想的生存方式的追寻。“我愿意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反思他们，也愿意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反思今人。”

　　面对跌宕的各种压力，根植大地的散文性赋予了祝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猎猎大气。这不是一句口头禅。我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描述语，而宁愿视之为拒绝被叫喊扩散为概念恐龙的密钥，它将奔突的才情压缩为一朵内敛之花，在匍匐已久的肢体里连接断路的纤维，在所有血脉的缝隙间达成默契和确认，在大脑的风暴当中矗立成灌顶的螺旋，并在与未来签订的契约上，让独立精神成为唯一的灯。而一个心智与艺术趋于成熟的散文家，都会通过他的经验话语来传递精神的吐纳。这是散文的使命，更是散文的地力，促使祝勇与大地有了一个密约。我想，这就是祝勇的散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