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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对祝勇的口诛笔伐

　　邵丹

　　一

　　这是经典的祝勇语录：“这已经拖得不能再拖了，没办法了。月底交稿，也就万八千字吧。”那“万八千字”说得跟抹了油般的滑溜，好像字都是自动生成，不用人写的。

　　整场对话兜兜转转的，不得已接了这最后通牒式的“求情”，立即就字数展开讨价还价。祝勇的要求先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从“万八千”降到“几千”，才一答应，数码在电话挂断之前被祝勇及时弹回到“五千”的水准。

　　祝勇谆谆教诲过，在北京秀水街上淘货，对半砍价是相对公平的交易。

　　二

　　祝勇的敏感点及麻木点非同常人。聚焦到写作上，他对字数完全麻木。周晓枫的经典评论是：“祝勇这人写作，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马拉松的距离。”

　　也就说，某些作家，如我，平均每个月憋一万字就烧香拜佛，祝勇可以一天写一万字，而且，祝勇可以几本书同时写。而写书，还仅仅是他编书、阅读、研究（他目前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及投入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撰稿及制作之外的一件事情而已。当然，他还会旅行，照顾家人，兴起就做蛋炒饭。

　　祝勇的蛋炒饭于我是一次惊艳。祝勇应邀到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学，老兄玉树临风，颇赚得柏克莱多位母亲级长辈的宠爱。我冷眼旁观，原来世上还有一个比我更不会生活的人--简直就差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嘛。但祝勇品尝过我为他准备的据说是他此生最难吃的早饭后，坚决主动下厨，所以有了蛋炒饭。果真异常精致，色香味俱全，还一个劲感叹，缺这个配料那个配料的，不然怎样怎样的。

　　有人评价祝勇一心为文，无心尘务，我看恰恰相反。祝勇于美文入手文学，主题与结构一直在追求创新，但文字的标准只有一条：精深。或者说，恰恰是因了这种极致的抠劲，从文字泛滥到了生活。不能说祝勇小资（一直认为时下对小资的定义是错乱的），但祝勇颇有几处让你意想不到的较劲处。比如客厅里的方形茶几，找人全部刻上宋体字，如放大的宋代雕版。再则就是爱挂些文人字画，不多，以字居多，从张仃到黄永玉，还有吕正操。祝勇最看重吕老的不在于字，却在于人，也就这时，他不顾斯文，对胸无点墨只会写字的所谓“书法家”龇牙咧嘴：他们“还敢出来混”。他到底对字极为敏感，字形字义，差哪都能招他惹他--但字数另当别论。

　　祝勇对音乐相对麻木，却颇迷恋我家怀民。怀民用小提琴随便拉些革命歌曲的旋律，祝勇就五体投地了。但真正恋恋不忘的并非在此。2010年，我成了“海龟”，怀民成了“海鸥”，祝勇有空就电话询问：“怀民什么时候来？”总是忙，总是错过，祝勇在远方发来短信：“告诉怀民，想他的肉了。”时在地铁，哈哈大笑，立即回信：“我老公不是唐僧，勿念。”

　　祝勇迷恋的是怀民的红烧肉。他到底因了食欲而出了文字的纰漏。

　　三

　　祝勇跟怀民的交情颇令我费解。怀民看到文字就头痛，这毛病自从发现我也喜欢舞文弄墨后益加严重；而祝勇好像从未谈过古典音乐呢。两个东北男人自有相知的路数：对喝点小酒，谈谈相通的童年记忆，最要紧的则容我慢慢叙述。

　　先是怀民成功地把祝勇撺掇成苹果电脑用户。两人高高兴兴，巡视礼硅谷所有专卖或代卖苹果电脑柜台，最后祝勇认准了一款黑色苹果手提--他莫名其妙地认为其他颜色不够男人。问题是苹果电脑是讲潮流的，那款式过了期，只找到一台样品。事后的麻烦就不说了--祝勇对电脑所知甚少，一下子跳到苹果系统里，真是活活找罪受。普通的技术问题还好解决，关键祝勇往往是十万火急的--他竟然是不会备份的人！这种山顶洞人式的习性吓得我差点精神失常，事关人家文字心血，实在担不起干系。结果两个大男人谁也不着急，晃悠悠也不知怎么解决了问题。

　　祝勇趁机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多功能打印机、投影机等。怀民花别人的钱，过他的电器购买瘾，皆大欢喜。两人满载而归，我在楼下客厅内被投影机包装盒绊到，善意提醒：“祝勇，这盒子别忘了带，包装保护得好。”

　　无人回答。

　　继续一起玩。看电影之类的。反正祝勇在美国单身状态，而我与怀民直到那时还是没心没肺的游戏人生的态度，真正是臭味相投。

　　等祝勇兄大包小卷重回伟大祖国，怀民被迫confess了。绊到我的包装盒根本不是祝勇的。祝勇那么讲究的人怎会忘了如何保护他的宝贝玩物？那包装盒是怀民的。也就是说，祝勇“品味”的东西，怀民一样搞一套。最可恨有了祝勇壮胆，根本俭省了例行的老婆大人批准程序，这可是搞阴谋政变。天下可恨者，文人也--诱良民以各种非关基本生存之欲望，又辅以瞒天过海之术。慎！

　　四

　　祝勇与我以文相交。其实在海外，我们共同的朋友，台湾女作家喻丽清就一直向我推荐祝勇，说是青年才俊，大可学习。

　　按国内流行的说法，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的国。扎扎实实算下来，一去十三年，误入尘网里。我在海外开始写作，最初没有特别的想法，小心情小稿费小快乐，仅此而已。海外生活极平静，或许太平静了，常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就像雷蒙卡佛的短篇，几乎千篇一律的苍白的背景前一个微弱的手势，最大的悲剧恰在于这千篇一律，恰在于苍白与微弱。按祝勇对海外中文写作的描述：“两眼一抹黑，太不容易了。”这份不容易，是相对于国内文坛的活力而言的。

　　出国前对国内文坛的了解极有限，出国后又没有机会，祝勇成为我了解中国文坛的温度计。祝勇从青少年时期的短小美文（他或许至今还在写）出发，如今写的是一种全新气象的文字--据说有人定义为“新散文”。

　　无论中文或英文，文字历来统分两类：诗及散文。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小说渐次繁荣，实则还隶属于散文类。小说于中国萌芽于魏晋，成长于大唐，至宋明为第一次高潮，自上世纪五四以降，现代小说发展则几乎与颠簸的新文化之路平行。小说在西方的脉络相对简明，与资本主义相辅相成，但迄今资本主义已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网际网络，尤其社交型网络应用蓬勃兴起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习惯，小说何去何从，已被烙了个问号，滋滋冒着白烟。而这些背景，在我看来恰恰成就了“新散文”的意义。

　　祝勇自己如此写过：“几乎所有方法已经穷尽，所有的困境已经表达，所有的语言材料都被消耗（尽管新词语层出不穷，但文学显然不是在词语爆炸面前的语言失禁），也就是说，文学已被终结。”

　　断章取义容易引起误解，其实祝勇在同一篇思想随笔（《好的散文更像接头暗号》）里紧接着写道：“当下的作家和散文家，实际上从事着与命运作对的勾当。他们想尽力脱离生活的平面，跳得高些。每一次跳跃，都具有不可重复性，荣誉或者挫折，都可能蕴含其中。世界纪录是否会有极限？我想，极限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技术足以把高度划分为无限细小的刻度，那么，纪录就可能遵循着无穷小的刻度，永无止境地爬升。”

　　“新散文”努力向上提升了一小节刻度，却足以让我这个海外游魂反复学习：文字上，“新散文”应该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最精致最纯熟最现代的一个流派；文体上，“新散文”其实突破了小说、狭义散文甚至学术研究间的泾渭分明，创造出极富阅读趣味的新文本。格致的作品更偏叙述性，她的《减法》是女性版的《活着》，《转身》与《站立》是散文化的小说；张锐锋的作品富有学术性，很多文字结晶与思想论著无二，说起来西方很多伟大哲人的作品最初也不过当作散文处理；周晓枫的作品弥漫着精神的诗性，阅读她的文字就是追随作者的灵魂，上下求索的一场神游；而祝勇的作品相对而言最富有建筑的美，最经典的当属《旧宫殿》如一本阳刚的线装书，两翼铺展，中轴落在了炽热的“阳具”上。

　　五

　　祝勇强调“行走文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现代表述，但他基本上是静态的。据说祝勇喜欢踢足球，还曾为此光荣负伤，瘸腿半年，但文学上的他是相对静态的。

　　文学祝勇的静态有四方面：一则祝勇及很多当代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前辈们相比都是相对静态的--没有战争，没有大规模的动荡，就算有高速运动，那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向上的运动。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中国文化事业至少是表面的繁荣与相对稳定。二则他的文字思维是相对静态的--结构的精致必然暗含着美学的稳定，而他具体的文字铺展并非靠故事驱动，而是落在精致的结构安排里。三则他的文字不断挖掘思想深度及题材深度，但这种开挖工作的前提是必须静坐书斋，精读细想--在肉体上，读与想都是静态的。四则祝勇的文学企图相对静态。虽然号称要向上刻一细微的刻度，但他早已认定：“从本质上说，散文是与轰动效应为敌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散文是对散文的篡改和诽谤。”

　　六

　　每次问祝勇写作习惯与计划，他总是没有答案，好像他从未考虑过这种问题：“没什么特别的啊。想写就写了。”

　　要多接触一些，才明白以上问题在祝勇那里的确算是moot question（不可成立之问题）。当我与怀民第一次拜访他当年的新居，祝勇初始彬彬有礼，领着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兜，书架上的书，墙上的字画，出处来历，一一配以文人式的唠叨注解。及至进入其工作间，一张超大尺度的明式画案，上面堆满了丘峦起伏的书刊书稿。不过就多嘴一句，夸他工作繁忙，有志青年，祝勇当即巴甫洛夫式反应，抓起一叠书稿，说是正在校对。就是那种经典表达，“这已经拖得不能再拖了，没办法了。马上要交稿。”一头说着，一头就坐下校起了书稿，圈圈点点的。我不愤，偏偏多问几个问题，祝勇头也不抬，语速放慢，虽是回答了，也不知他是否明白自己答案的意义，关键是他的手头已然飞速哗哗校了两三页。无何，转身去厨房寻乐子，半晌，祝勇大约清醒，或者文字瘾暂时满足，悠悠踱步而来，继续介绍他的新居。

　　说起来，祝勇是我有限的接触里，少有的从小到大对文字一往情深的人，他喜欢的、学习的、工作的、生活的，都在文字里。他是很纯粹的文字的人。我都觉得他可以为了文字改变生活，而不是正常人那样，很可能为了生活而改变文字。

　　但祝勇最大的幸运并非在于能够将喜欢的与谋生的完美结合，更在于他能与自己能与自己所喜欢的文字保持着一种相得宜彰的健康距离。热爱，并清醒，这是境界。

　　多少作者，多少优秀的作者，由热爱出发，最终却为爱所累。最可惜的是很有才气的作者，或者为浮躁短暂的外界干扰了内心恒久的感悟，或者无法跳出自身的束缚，不断重复自我，那个注定并不完美的自我。祝勇难得之处在于对文字一直保持着理性的自审。我隐约记得他说过：他对文字的兴趣就是不断地写新的东西。这个新，祝勇的定义极明确，不仅是题材的新，也在于文体的，思想的。每思至此，我就认为祝勇真正迷恋的是一种思维的乐趣，文字不过是这种思维的载体。从散文入手文学的人大约都有这样的特性。散文相对于诗，就在于一份逻辑与思维。

　　应该正是因为这份真正的本质的热爱，祝勇才会在不惑之年去念个艰深的博士学位，据说还心甘情愿落在以严厉出名的导师手里。而在文字上一向是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祝勇，也就在他导师命令他重新提交论文大纲时，才能罕见地竟因了文字而神情肃穆，语气严重，终于不复那种对短时间内出品达到发表质量的“万八千字”口轻飘飘的德性。

　　想起Garrison Keillor在美国国家公众电台（NPR）的A Prairie Home Companion节目中有档无厘头私家侦探的小专栏，种种荒唐的经历，每至结束，片尾音乐响起，很弘扬的，便是那经典的点评，这人群中微小无奈的私家侦探在苦苦寻索着正确的答案，为那些“lifes persistent questions（人生恒久之问题）”。

　　写作，如果没有这种跟生命紧紧相连的动力，怕是持久不得。

　　七

　　祝勇喜欢用二手素材来演述他的人生思考的。他对历史素材尤其痴迷。其实早在《旧宫殿》里，他的历史素材就已经不是狭义的历史素材了。如果说，国内狭义的散文定义是非虚构性，则祝勇和他的“新散文”写作早已突破这种人为樊篱。他的历史是主观的，现在进行时的，随着他思索的加深，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记者出身的我最坚决反对那些狭义的所谓真实与客观。标准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为“人生之恒久问题”寻找答案。当然，这个“人生”可以是小资的，个体的，可以是宏观的，社会的，亦可是历史的，未来的，现在的。凡此种种都是不同的表象，而不同的富有生命力的富有个性的写作风格正由此出。

　　2010年早春，祝勇忽然拉我去故宫。按其一贯风格，又是桩“拖得不能再拖了，没办法了”的事情，并且又是那种众多文字相关的项目被他同时游戏着，一个白天愣被他安排出无数次见面、商谈，以及故宫巡游。但即便如此，他可不是带我周游故宫，而是再度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了。他一回首，需要确证眼角余光里的角楼飞檐是何形状，是何名称，从养心殿到储秀宫该走怎样线路，等等；他走在嵌在高墙广厦间的路上，想象着自己正重复当年帝皇将相的脚步，走在某历史大关节处。

　　祝勇正写一本长篇历史小说。不知什么时候动笔的，恍惚间完成大半了。又是那种应该被口诛笔伐的轻盈语气。

　　八

　　祝勇“求”我写篇印象记，抓紧机会口诛笔伐，一报宿怨。时间紧，任务重，“万八千字”对半砍价成四五千字，口诛笔伐意犹未尽，这场交易吃亏的还是我。

　　写作是我们的信仰--于坚、韩东、祝勇对话录

　　于坚：著名诗人

　　韩东：著名作家

　　祝勇：著名作家

　　读一个作家的单部作品是一回事，读他的文集是另一回事。这两年，我开始注意一些作家文集的出版，因为从那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作家成长探索的轨迹。只有当多卷册的文集放到你面前，你才能知道聚沙成塔的威力。它同时也是一种冒险，因为需要写作者有不悔少作的勇气。到底是写作技艺的精进，还是功力的衰退或重复，都暴露在读者眼皮子底下。而好的文集，会呈现出一种坚持，既有时间上的坚持不懈，还有写作信仰的坚持。这是我在看到新散文作家祝勇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祝勇散文系列》，以及祝勇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散文论著《散文叛徒》时的感慨。也是逛书店时看到韩东、朱文们那些作家文集时的感慨。

　　时间不禁算，说起来，有许多作家好像已经在写作路上走了好多年。当年积攒的那些声名，可能早已被现在的新秀所替代，但他们似乎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自己的写作信念。从他们的文字中散发出来，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散发出来。

　　在网络的平台越来越把写作变成一马平川的上传与粘贴之时，我们反而更愿意多听听这些人对写作的看法。因为关于写作这件事，他们已经思考了几十年。现在也依旧在思考。这些思考，对我们也不无启发。散文家祝勇与诗人于坚、小说家韩东2009年春上在江苏常熟昭明太子读书台进行过一次对话，这里所涉及的话题，我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活动中，又一次听于坚说起过。他有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不相信才情。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是持续不断的、工匠式的写作。”

　　--孙小宁（《北京晚报书香周刊》主编）

　　祝勇：首先感谢于坚兄、韩东兄参加这次谈话。我们分别来自北京、昆明和南京，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我很珍惜这次谈话，尤其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在南朝梁时期著名的昭明太子读书台。我想它一定会成为我写作生涯中一次难忘的记忆。

　　韩东：谈话录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自有它的优异之处，有它的顽强。“文如其人”，话，就更是如此。谈话录的现场感、即时性以及对抗性（问答之间）的和谐使得思想成为可流动的、可触摸的，使得叙述成为可感和富于人情的。好的谈话录就像剧本会显露无遗。

　　我喜欢访谈录这种方式，因为它是一种考验，因为它“赤裸”的程度，也因为它的“现实”性。读与写（或说）的关系在开始就是真实的，你不得不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对着一个现实的人说，渴望对方的理解，并接受刺激以及反馈。当然这种方式也是要经过学习才能把握的--整理修订过程的松紧程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访谈录是一柄双刃剑，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能力的写作的人，不仅需要了解它的性能，也得按规则行事。

　　于坚：我想说我们与所有写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是职业写作者。祝勇、韩东，和我，包括已经去世的王小波，都是这样。这个职业不是什么人、什么组织赋予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的。我们都在坚持职业写作，不仅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事业，也当作自己的职业。尽管写作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利益屈指可数，但我们仍然靠写作养活自己，而不是从事一份其他的工作，再用业余时间写作。这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

　　祝勇：于坚几乎每天写两千字。刘庆邦不会电脑，每天手写，三百格的稿纸，写七页，就不写了，天天如此，我很喜欢他的这种风度，不动声色，驾轻就熟。我也已经习惯在白天写作，越来越从容不迫。这是一个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写作是一生的事业，必须常态化。实际上每个作家，特别是业余写作者，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写作成为他唯一的工作。从前，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我就梦想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把自己的有效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去，不再有时间上的压迫感，不需要为赶稿子而一蹴而就。这样才能对作品进行千锤百炼。我觉得我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安心写作。我的作品集收录的作品，几乎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我很满足。我同意于坚对于职业写作的界定。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已经有了从事职业写作的空间和能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我们应该珍惜。

　　我想强调一点，职业写作与专业写作有所不同。专业写作，是指作协体制内的专业作家的写作。而对于职业写作者来说，是否从属于某一组织并不重要，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如刚才于坚所说，写作是他的个人选择，与他人无关。这样，写作不仅是他的唯一工作，而且，他也不需要为组织完成什么任务，是一种听从于自我的自由写作。这样，至少在写作状态上，与国外的作家接轨。所以，职业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心态，自由、平和，同时不乏执著的心态。

　　韩东：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是民间性的。民间是真正的个人性得以存在和展开的场所。个人性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立场。你要发言，你要写作，你要做事情，那么你的立场跟你本人是要贴的，很贴的。那么就是说在“民间”，这样一个比较不受约束的状态下才能显示出来。

　　但是，我反对用概念来思索。所谓体制内、体制外，民间与官方，都是概念。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不是依赖某个概念而存在的，而且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状态。我认为用这些概念思考或是描述很复杂的现实都是言不及物的。

　　祝勇：西方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职业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处于一种常态，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工作，既不伟大，也不卑微。他们像理发师、商人、律师、演员一样生活和工作。在美国、欧洲、日本的书店里，都把纯文学书籍摆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甚至诗集，都印得那么考究。这令我有些意外。我曾经以为纯文学，特别是诗歌，在西方商业化环境里已没有立足之地，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它们都健康地活着。

　　于坚：帕慕克写作，会用摄像机把素材拍下来，然后回来再看录像。他每个细节都记录下来，不管这种写作方式你是否同意，但这种写作态度就是职业的态度。

　　祝勇：苇岸也这样。他写《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每年的某一个节气，都会在他所写的乡村的同一个地点，拍一张照片。他要在相同的位置上观察时间的变化。很多年后，他把相同地点的照片放在一起，比照它们的不同，一篇千字文，他会写好几年。

　　于坚：乔伊斯也是的，都柏林的乔伊斯。文学的所谓现代性就在这里。如果你永远是才子式的、即兴的、风花雪月散文式的，你的汉语就永远停留在浅表的层面，没法深入。所谓现代性，并非遵从于某种时髦观念或者主义，现代性，就是对待写作的职业态度。这是我们与前辈作家区别的最根本标志。

　　祝勇：也区别于以后的作家。或许，像我们这样对待写作的人，以后不会有了。

　　韩东：贾樟柯说，他看剧本，觉得本子写得不够考究，就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你知道，电影剧本只是拍电影的参照，它的语言最终要全部转换为镜头，所以，它的修辞好坏并不直接影响影片质量。如果说人物对白考究一点，还可以理解，那么，将剧本中的描写打磨得很精美，就没有必要了，近似于无用功。但贾樟柯坚持这样做。他认为，这对他是一种训练，训练他集中精力，沉浸到一个事物中去。如果我们不能使一个剧本变得完美，我们也同样不能使其他任何事物变得完美。

　　对于写作者而言，有没有用心写，写了一遍还是两遍、三遍，在文字上是呈现得出来的。可能对于只看故事的人来说，效果没有什么不同，但要使文学或艺术达到精微，就不能不呕心沥血。一个敷衍的写作者，可能骗得过普通读者，但骗不了同行。

　　做一件事情，你得按你的理解力去做，不敷衍了事。或者不像别人那样敷衍了事。做别的事情也是这样，只要我是主动的，我会尽量不去敷衍它。当然，我也有敷衍的时候，但我不会让它出现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正常的时候我也会去敷衍。你说的严谨可能是指的这个吧，你问是怎样导致的，因为我的东西跟我是很贴的。或者我尽量让它贴，我不太相信跟我不贴的东西。

　　祝勇：所以，写作者必须专注于过程，有了这个过程，才有结果。我喜欢改自己的作品，不断地改。《旧宫殿》已经出版了五版，我还在改，现在收进《祝勇作品集》的，是第五版，与以前的又有变化。我愿意把自己的作品视为流动的作品，像水一样，永不固定，这样才有活力。《旧宫殿》我还会改下去，因为还有新的想法。或许，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最终完成这部作品。我痴迷于这样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

　　现在很多人的写作，只是为了呈现一个结果，他们只为结果而写作，在动笔的一刹那，每一个笔画都在朝着结果飞奔，比如评奖、改编影视、翻译、向XX献礼，等等。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写作不负责任。

　　于坚：这些都是写作者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到了今天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韩东：这种实用化写作，是工业化，或者说是商业化的结果。电影虽然是工业化的产物，但是电影行业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必要学习，但是它操作的规范和严谨，职业的态度，我很欣赏。

　　西方的写作早已职业化，职业分工很细。包括悬疑小说、商战小说、情感小说，也都职业化。作家的写作都很职业，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甚至以化装、卧底的方式收集素材，他们的职业精神，让我们的许多作家望尘莫及。

　　西方的评论体系，也十分严格，这无疑有利于文学的正常发展。马建跟我说过一件事，让我很吃惊。英国有一位著名批评家，马建第一本书出来，她写了一个书评，刊登在报纸上。马建第二本书出来时，就主动跟她联系，想请她写个书评，她说，不行，因为我们联系过，或者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这个行业中，认识的人是不能写评论的，要避嫌。他们的行业规范已经严格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自觉地约束自己，令我们肃然起敬。

　　于坚：我曾经在纽约遇到过一个擦皮鞋的黑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擦皮鞋，他热爱，并且享受着自己的职业，没有想过去做别的事情，现实中的各种热闹，在他面前无足轻重。我请他为我擦皮鞋，他擦鞋时娴熟的动作让我着迷，擦完后，他双手一举，亮出一个pose，说声：“OK！”他的声音里带着快乐和自信。

　　职业写作中必然渗透着一种职业精神。我们的工作就是写作，像他擦鞋一样，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处境，都不会中途退场。

　　实际上我们都对自己的写作有所要求。我们不会按照既定的模式写作，我们把阅读、田野调查、思考、文本上的探索，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综合文本”。有人把它们称为“散文”，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作品，包括《祝勇作品集》里面的作品，都不能简单地用“散文”这个概念囊括。完全可以给它们取另外一个名字。

　　韩东：就叫“它文体”。“它”，就是另类、与众不同的意思。

　　祝勇：所以说，职业写作，不同于专业写作。专业作家，是一个身份，而职业写作，则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真正的作家，以职业写作的方式，表达着他对写作的忠诚。

　　于坚：有些人的写作不是常态的，他们的热情只能在短时间内燃烧，他们信奉“一本书主义”，这种缺乏坚持的写作，并非真正的职业写作。

　　他们的写作是灵感式、偶发式、即兴式，正是这种写作方式导致“一本书主义”。“一本书”完成之后，他们再也不去写，或者说写不出优秀的作品了。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一个量作保证，《鲁迅全集》16卷，《沈从文全集》32卷，《雨果文集》20卷，这是他们一生完成的工作量（还只是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工作量，并不是全部）。职业作家必须有这样的工作量，这样的工作量，表明他在认真地干活。

　　电脑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便利，为我们进行量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与毛笔时代作家的重要区别。是好是坏我们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用电脑写，就必须比古典作家写得多。以前留下的文献那么少，比如诗、赋，都是短的。我认为这和书写方式有关。但是现代写作某种意义上也被纳入了全球化的范围之内。汉语实际上被拼音化了。我们不能回避这一点。这会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年轻一代的散文或小说，它的语言流动方式和以前的作家是不一样的。

　　过去的许多作家，一生就写几本书，屈指可数，但一个当代作家如果是这样，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祝勇：也就是说，作家的职责不是提供一本，或者几本书，而是要提供一生的写作。作家的价值，也不再根据一本书来评判，而是根据他一生的贡献，来综合判断。或者说，职业作家正是在这种漫长的、看不到头的努力中完成自己，而不是通过一两本书捞得现实的好处。况且，好的作品，也不是天外来客，只有在长期的磨砺中才能产生。所以我相信量的累积，一种缓慢的进展，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只有写得多，才能可写得“精”，写得少，未必会“精”。前者是必然，后者是偶然。文学永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金庸说过，有人向他推荐14岁的“天才”写的武侠小说，请他看一看，金庸拒绝看，因为他认为一个14岁的孩子，无论怎样聪慧，对人生的体验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她受到的打击还不够多，所以不可能提供深刻的文本。美术大师张仃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大器晚成是艺术的规律，是长期探寻的结果，在艺术上，没有捷径可走。这是从事写作，与从事其他行业--比如从商、从政--的不同之处。写作不能坐直升飞机，每个人都要经历漫长的煎熬，所以，与其他行业相比，写作的成功来得更加艰难。

　　韩东：这个时代似乎使作家们很容易浮躁。作家们的急于求成，与整个社会的急于求成相吻合。我们的作家，包括某些知名作家，经常会标榜自己“大跃进”式的写作速度，比如，某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在一个月内完成的，等等。

　　祝勇：写作是一次长达一生的长跑，只有到了最后的时候才能做出评判。他们太急于见出分晓了，他们对于文学已经失去了耐心。

　　失去耐心的极端化表现，是对文学的放弃。文学的叛逃者层出不穷，他们已经失去了在阵地上坚持的勇气。即使他们一度写过振聋发聩的作品，他们也不是合格的作家，这暴露了他们投机分子的本性--他们把写作视为一种投资，人生的投资，而不是信仰，当文学带给他们的利益少于预期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投资渠道。

　　韩东：艺术评论家王小山用排队来比喻他们--他们在人群中排队，心浮气躁，焦急不堪，快排到他们时，他们却换了一个队。

　　于坚：无论如何，我知道在座各位是要玩到底的。我们写了多少年了？至少二十多年了吧，显然我们还会再写一个、甚至两个二十年。现在这个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应该说是最好的时代。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能像现在这样有利于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理由不好好写作。如果一味强调运动了写不了，革命了写不了，那现在，已经三十年没有革命，也没有运动，你为什么依然放弃写作？或许，贫穷是作家们推卸责任的最后借口，但现在的作家没有吃不上饭的，五四那代作家即使在战乱冻饿中仍然写作。所以，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而言，贫穷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借口。如果说作家只有吃山珍海味才能写作，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