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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不愿沉默的“文学爱好者”

　　王春林

　　文学从来就不缺乏追随者，亦从来就不缺乏敢于在浮躁世间执著于自己孤寂艺术梦想的缪斯信徒，陈然便是这样一位几近于“疯狂”的作家。说他“疯狂”，是因为他的不谙世事，是因为他缺乏应有的狡黠和市侩。他不知道靠文学怎么吃饭会更好、更有效率，他只是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去写作，却丝毫没有顾及到时代的物质步伐已经把他甩得很远。或者说他已经注意到了，但就是缺乏某种洞穿世事的能力和眼光。对于他的这种状况，我们甚至于可以用没有贬义的“鼠目寸光”这样的字眼来加以形容。所以，他才选择了短篇小说这种既得不到多少物质上的好处、又产生不了多大的“社会效益”的小说样式作为了自己写作的基本立足点。所以，他至今也只能以“文学爱好者”的大众化名衔来取得某种颇为羞赧的心理平衡。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竟然就是如此这般着了魔似的推着自己的独轮车默默独行，他没有吆喝，他似乎根本就不想也不愿吆喝。看着那他单纯的几乎见底的眼瞳，我突然想起李世民曾经形容魏征的两个字--“妩媚”，我想这“妩媚”大概就是可爱的意思吧。这样看来，陈然也就显得真实具体了起来，“妩媚”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人，一如他的作品，也是那么可爱，可爱到了让我这个“文学爱好者”的同类忍不住地想多看几眼，多说几句。

　　陈然的短篇小说没有固定的题材类型，各种题材几乎都有所涉及。有反映官场黑暗的，如《剃刀》；有回忆儿时往事的，如《水画》；有表现农民工情感生活的，如《幸福的轮子》；有展示农民艰难生存境况的，如《死人》；有书写城市人精神空虚的，如《热爱明星》……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大杂烩。所以在读他的作品时，映入眼帘的总是林林总总的人和林林总总的事，每一篇都会给你新鲜的感受，你仿佛穿梭在这个世间的每一处角落，不由自主地就听到、看到了许多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最终，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生活。不怎么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却显得格外真实自然、沉重悠远。正如王君所说，“好的短篇小说或小说应该是这样：它的原料平淡无奇，不过一片树叶、一块木头、甚至一根头发，可在自由的精神和巨大内功的作用下，它削铁如泥，入木三分，飞沙走石，发出了耀眼的威力。”（王君《在内心深处写作--陈然印象》）陈然的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他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官场、职场、情场等等场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用他们并不怎么深邃甚至是多少有些世俗气、猥琐气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然后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或想到的向你一一道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艺术加工，更不知道怎么说才能符合一个读者的口味，反正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这么顺口说出来了，可即便是这样，你也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为什么呢？根由当然还在陈然身上，还在于他“自由的精神和巨大内功”的作用。我想，所谓自由的精神大概主要是指陈然与生俱来的那种孤傲倔强的气质，而巨大的内功则是其长久以来坚持创作所积淀下来的艺术修为。这两者齐聚在陈然身上，他的作品自然显现出了一种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色彩。然而，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篇什之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陈然在创作中遵循的某种规律抑或取向。毕竟，任何人的作品归根结底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创造，也就必然会沾染上他不同于旁人的特点。

　　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怀

　　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出现后，回避宏大叙事，书写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情感生活便成为小说创作领域的主流形态。尤其是在短篇小说领域，这种创作趋向愈来愈明显。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刘恒、刘震云、苏童等人的创作情形，就都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怀，底层的疾苦，底层的无奈和忧伤是他们重点叙述的对象。活跃于其中的底层人物虽然缺少了英雄人物、伟大人物的高尚情操和传奇经历，但是他们真实甚或卑微的生活状态却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灵魂的影子。与此同时，新写实主义小说也渐渐暴露出了其不足的一面，那就是人物在困境之中的行为往往表现出与现实的媾和或对现实的妥协，他们的痛苦挣扎和悲凉生活被暧昧的温情主义所掩盖，非但没有能够让人产生某种动力的源泉，反而会给人以无望和无奈的感觉。即便真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也更像鲁迅所说的，到头来还是一场“虚妄”。

　　值得庆幸的是，陈然的作品虽然也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怀，但其对于底层的关照，却并没有陷入新写实主义自我创造的桎梏之中，而是在袒露其对底层悲悯同情的同时，以一种中庸仁和的姿态来看待底层，书写底层。他笔下的底层，既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歇斯底里与非理性解构，也不是新写实主义式的向现实屈就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在困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自我的反抗，或乐观积极地面对繁琐又充满着幸福感的生活，或以决绝果敢的气概向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发出不平的控诉，从而达到维护自己尊严与提升自我价值的目的。同时，作者无论是叙说哪种反抗均是以温和、淡然的笔调，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更增添了小说的厚重感和真实感。

　　比如《幸福的轮子》中的他带妻子一块儿来省城打工。他拉板车，“拉货、搬家，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靠力气吃饭，而她则替人缝缝补补。他们每天挣到的钱并不多，还要常常受到城里人的排挤和歧视，但是，他们却很知足。这种知足不仅体现在他们为生活处境尤其是物质生活处境的改善而产生的一种相对的满足感，而且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他满足于将“吃猪口条”作为改善生活的最佳享受，她则沉浸在想念孩子的母性体验中。他在偶尔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也就几十块钱吧）之后，便会带着她去逛商场，还时不时装作很有钱的样子和售货员开开玩笑，他和售货员开玩笑开得坦然、调皮，即使被售货员识破，弄得自己灰头土脸，他也不会计较，这些反而成了他们茶余饭后互相逗乐的笑柄和谈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具有强烈的阿Q精神的陈奂生式的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陈奂生是以一个农村人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农村的贫穷和自己在家乡的卑微处境让他对城市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羡慕之情，但是他又不能迅速地改善自己的现实境况，精神胜利法便是他聊以自我安慰的不二法宝。而在《幸福的轮子》中，他不仅向往城里人的生活，而且正在脚踏实地地向自己的梦想奋进，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有可能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城里人，但在他的内心中，城市已并不遥远，已并不那么新奇和陌生，城市也是属于他和她的，所以他在和售货员开玩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以城里人自居了。正是这种乐观、稳实的心态，让他没有丝毫的自卑心理和猥琐心态。他只是一个好开玩笑的人，而且是“和那些贵族而体面的人”开玩笑。如果说“开玩笑”是他对抗现实的一种颇为有效的手段的话，那么，在自尊心受到伤害时，拒绝给城里人拉车则是其维护自尊的另一种方式。当然，这也要视情况而定，譬如戴眼镜的男人叮嘱他放电脑时要轻一点时，他本能地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搁在平时，他早就尥蹶子不干了，可是一想起这笔可观的收入，他就软了下来。事实上，在他看来，这也算不上什么耻辱，生存才是眼下的第一要务。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精明与务实的一面。这样，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让他们的幸福指数陡然上升，所以，对他们来讲，平板车上承载的并不是苦难和悲凉，而是幸福与轻松。

　　与《幸福的轮子》不同，在陈然的另一篇小说《死人》中，菊的反抗方式则带有决绝的性质。菊八九岁时，娘就跟着别人跑了，“扔下了她和穿破裆裤的弟弟以及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爹”，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待到她含辛茹苦将弟弟抚养成人并为他操办婚事之后，自己已经二十六岁了，在农村也算得上是一个老姑娘了，她嫁给了会砖匠手艺却一无所有的喜。她本想靠着勤劳的双手打开幸福生活的大门，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受不得一点委屈的弟媳水杏，与弟弟吵了一架后竟然喝农药自尽了。接下来便是国良带着王村的族人来寻衅滋事，要吃要喝，摔盘子砸碗，提出诸多无理要求，任凭屋里的死人尸体腐烂变臭也不闻不问，甚至逼迫菊的弟弟亲尸体的嘴唇，极尽龌龊残忍之能事。而懦弱的弟弟和胆小的爹却又都指望不上，菊再一次担当了这个家庭的监护人角色。但是，一个再刚强的女子在强大的农村恶势力和陈规陋俗面前也无计可施，最终菊为了解救弟弟于屈辱之中，毅然将水杏喝剩下的半瓶农药灌进了肚子。菊死了，她的死是对农村封建旧习俗的强烈控诉和无情揭露，也是对家人的责任感使然。她是刚烈的，又是无奈的。她在喝农药的一瞬间完成了自己生之为人的使命，但这种需要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来换取的尊严，代价也未免太大了。而菊死后，被当做孤魂野鬼，连在村里停尸都不能，就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凉气氛。我们在被这种农村中相当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封建习俗深深震撼的同时，也看到了那些身处于这种生存困境中的灵魂自语，难道生命与野蛮的陈规陋俗比较起来就是这么卑微，卑微到非得用死来作为一种最后的反抗吗？在这里，陈然试图强调的大概是：无数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小人物，他们尽可以承受物质的贫乏与经济的拮据，但却承受不了精神上的负累和打击，尤其是被世俗势力普遍认可的精神枷锁，更是可以致他们以亡命的毒物。

　　由以上可以看到，在陈然的作品中，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怀是其始终无法抹去的情感关注点，他在向小人物倾斜时，更多的是去展示他们平凡中的人性光辉和坚强意志。虽然他们总是在屈辱中讨生活，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明朗的、纯净的、自豪的。

　　叙述文体的独特与另类化

　　短篇小说要通过相对简短、精致的篇幅去反映生活，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或者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必须注意到这种小说体式的结构。有时候，体式结构的安排是否恰当，直接决定着这篇小说的成败。陈然在创作中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除了一般的短篇小说体式之外，他也在不同的篇什中试图采用多种结构方式和表达样式来达到其突出主题的目的。例如，在《在中奖大会上的讲话》采用了一种演讲的形式来完成叙述，而《文学爱好者》则是以自叙传的形式敷衍成文，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作者的一种自传，《剃刀》更像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口供，《张拳的光辉历程》也如同给他人所做的传记……这是就宏观的方面而言。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陈然在具体文本中对于小说的文体运作更加多样化，简直就是异彩纷呈。首先，就叙述时序来讲，既有顺时序叙述，如《恋爱的王经理》，就是从王经理喜欢上英语老师冯可娜开始讲起，叙述他追求以至获得爱情的全过程；也有逆时序叙述，如《怀念桑树》，开篇交代奶奶在爸爸妈妈回来不久就去世了，然后以回忆的方式，讲起奶奶和我相依为命的生活，以及奶奶是怎样在孤独与绝望中死去的；还有时序的穿插叙述，如《亲人在半空飘荡》中，中间穿插了主人公“他”刚做轿夫以及怎样将妻子仙娇娶进门的经历；更多的时候则是各种叙述方式的交叉运用。总之，一切都为完成叙述目的而服务。其次，就叙述角度而言，有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叙述角度，如《考试记》；也有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如《一支录音笔》；还有第二人称的叙述角度，如《文学爱好者》。此外，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介入程度也有深浅之别，尤其是在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作品中，陈然尝试了许多先锋叙事的表现手法，比如《张拳的光辉历程》便采用了“元叙事”的手法，小说开头讲自己之所以讲这个故事的来由，是因为“我”的朋友刘伟林写了一篇类似的文章，结果没有得到发表，“我”觉得“这样的人物被‘埋没’掉了实在可惜”，所以才依照记忆把他写出来。而在小说结尾，又写到刘伟林和作家格非的交往以及刘伟林怎样建议张拳将自己写的东西刊出，乃至编辑以拖延策略换取名分的无耻伎俩。而在《握手》中，利用幻觉、潜意识等手法将主人公郑四庸俗卑微的“握手”梦想刻画得入木三分。内心独白、心理对话等手法的纯熟运用也颇值得称道，比如《孩子和枪》《一支录音笔》等就对人物在事件中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精细的描绘和灵动的刻画。

　　此外，对于叙述结构的重视，恐怕也是他的小说值得称道的一个重要因素。上文已经提到，作为叙述为主的短篇小说，若想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就必须对叙述过程也就是情节结构作适当的安排。否则千篇一律，缺少变化，则会显得沉闷单一，且有雷同化趋向。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主题的表达。陈然的作品在这方面应该说还是相当到位的。《考试记》讲的是主人公宁可在城里当公务员，不愿意做一份单位组织的所谓“考试卷子”，由此和领导以及同事之间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通篇几乎全都是叙述他从决定不做卷子起遇到的种种冷眼与嘲笑以及内心的交结斗争，直到最后，他被局长叫到办公室时，还忐忑不安地担心局长会批评甚至惩罚他，然而局长却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反而告诉他市里要派他去北京学习一段时间，他这才如释重负。而当他找办公室主任要答案准备抄一遍时，主任却“看了看他，说，不用了，他已经请人代抄了一份交上去了。”这一戏剧化的结尾，就解构了前面所有的一切不快与担忧，产生了妙不可言的艺术效果。《一支录音笔》也是如此，单位要搞一次国际性会议，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支录音笔，让“我”负责会场的录音和记录，可是后来，主任却忘了跟我要录音笔，由此，一系列和录音笔有关的事件在单位中陆续发生，以至后来发展到大家人手一支录音笔，用以相互窃听和监视，原来如死水一般的单位现在则变得混乱不堪。当然，始作俑者还是我和我的这支没有还回去的录音笔。而当单位已经被搅和成一锅粥的时候，主任却突然想起跟我要回录音笔了，小说到此也就戛然而止。这样的一种情节结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精巧灵活的叙事结构中，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信任乃至暗中相互攻讦的弱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夸张、反讽与幽默

　　这一部分特征本来应该是在叙述文体中提到的，之所以单独拿出来分析，主要是因为夸张、反讽与幽默的元素在陈然的作品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且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不能不详细述之。在陈然的作品中，夸张、反讽与幽默一般是不分家的，他们同处于小说文本当中，成为小说的有机元素而嵌入了小说的内容当中。尤其是在涉及官场、职场的小说中，三者的协调性与深刻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作者往往对人物可笑的行为举止刻意放大，让这些行为纤毫毕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又以不甚光彩的尴尬结尾为人物的灵魂世界刻下现实的画像，以此作为镜像来影射官场或职场的种种沉滞和死寂的现象，进而达到了反讽的艺术效果。而调侃性的诙谐语句与夸张和反讽相互搭配，则使作品于冷峻中见出幽默，于批判中显出锋芒，无异于为当下官场与职场中的虚假湖面上投下了一颗颗警示的石子。

　　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考试记》和《一支录音笔》之外，陈然的另一个短篇《剃刀》便是描写官场腐败的。叙述人“我”是一个剃头匠，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从这些南来北往的顾客中，“我”听说了许多新鲜事，对本县县委书记一手遮天、鱼肉百姓的行径也就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诸如由他家直通公园外面的秋千用来收受贿赂，发明抓阄的游戏来任命官员，用“百年不遇”的口头禅来推卸责任，搪塞上级。当他调入市里当副市长后，本县的老百姓本来是拍手称快的，有的还放起了鞭炮，“有如当年毛主席带领我们赶跑了血吸虫”。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市电视台的记者却把这场面拍成了盛大的欢送。他们说，书记在和我们老百姓依依惜别，而我们老百姓依依不舍。据说在教育局的提议下，县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不得不让学生以此为题写了作文。这些咄咄怪事，让我们在笑声中着实体会到了某些地区严重的腐败毒瘤和体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另一位给领导当秘书的小青年的阴暗心理，则更让“我”毛骨悚然，他为了报复自己的姐姐，以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努力适应官场。他大口喝酒，说粗话，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一有领导在场他就输，领导不在场他就赢。当然赢了也不往口袋里塞，要和别人一起到酒店或舞厅里把它花掉。”他像一条狗似的跟在领导身后，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无中生有，背后放人冷箭，落井下石。而且他还有更“伟大”的抱负，就是“继续往上爬，要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成为一个大贪官，然后被关进牢房，枪毙，好让两个姐姐的‘投资’完全落空……”“我”为了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把我们县里弄得更加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后来，干脆就用小小的剃刀结束了他的生命。这样，一种冷峻的幽默风采也就跃然纸上了。

　　总之，作为青年作家的陈然，他的艺术生命还刚刚开始不久。尽管他反复谦虚地称自己还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已无可辩驳地说明：他在艺术上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作家。退一万步讲，即便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那也只能是一位“不愿沉默的‘文学爱好者’”。

　　陈然评集

　　正是在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的角度和意义上，我很欣赏江西青年作家陈然的一些作品。我对陈然的经历和文学创作了解不多，仅知道，他生于1968年，还很年轻。但从这部《幸福的轮子》所选的20篇作品来看，他对社会生活有深切的体察，艺术感觉很好。题材取向极显人生历练，艺术手法也很老到。他的题材的领域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写“弱势群体”的人生际遇；二是写青年男女的现时心态。这两方面都写得很有特色，但我尤为欣赏他描写“弱势群体”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和那种独特的风格。……陈然这部集子中，《幸福的轮子》《亲人在半空飘荡》《我们村里的小贵》《死人》《怀念桑树》《民歌》《张拳的光辉历程》等，都可以说是写“弱势群体”的。主人公有三轮车工人、苦力轿夫、中小学教员、家庭主妇、村姑弱女……他们往往命运不济，遭受着人生的各种苦难与不幸。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不幸者中的大多数，虽有命运的哀叹，但几乎都不怨天尤人，他们善于从苦难中寻找生活的出路，从不幸中剥离出痛苦而取得欢乐，从卑微的境遇中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我读陈然这些作品时深切地感到，作者对“弱势群体”中的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是充满着热情的，对他们的艰辛劳作与幽默智慧充满着赞美，这与我读那些单纯去展览底层苦难和卑微心理的某些所谓“审丑”作品，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作家立意新颖、匠心独运，对“弱势群体”不仅同情，也有期望，对这些弱者改变命运的努力寄予热情的关注，表现出一种充满激情的高尚的“人文关怀”。

　　--缪俊杰《“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

　　我十分钦佩陈然写作上的这种执著，这种挖井式的姿态。从目前的创作来看，陈然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底层，评论家缪俊杰先生非常称赏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到了2004年，情形已经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从他的几篇作品来看，“轮子”不管怎样向前滚动，“幸福”与温情再也不会到来了。陈然已经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做好了充足的心理与认识上的准备，与其把愿望寄托在虚无的未来与美好的祝愿上，不如干脆让现实的残酷逻辑来演绎一切。这从陈然对故事结构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来，《幸福的轮子》那种早期作品典型的悬置式的结尾没有了，那些渐行渐远渐淡未置可否的尾巴被陈然干脆利索地一刀斩断，宁可牺牲作品的诗意，他也要将残酷的现实甩在人物面前，再不作善良的安慰，他明确地告诉他的人物，不管他们作怎样的努力，结果都是徒劳的，他们不配有好的命运。因为陈然不但看到了现实生活铁一样的法则，更看出了这些人物自身的痼疾。

　　--汪政、晓华《诗意的消失》

　　近几年来，底层写作的风格似乎定型了，因为一说到底层，那就意味着同情、怜悯与批判，于是其艺术风格也相应地呈现为正剧的或悲剧的，严肃有余而轻盈不足，单一而僵化。陈然不是这样，他的近期小说表现出越来越自觉的主体意识。……同样是写底层，陈然是自信的，也是放松的，他不惮人们说他对底层缺乏同情，也不顾忌人们是不是认为他歪曲了底层的形象。如《手》《蚯蚓》《我们小区的保安》《愚人节》《南瓜籽与伊拉克战争》等作品，都充满了戏剧性、趣味性、夸饰、调侃、反讽等喜剧性元素。《董永与七仙女》等几部作品实际上都是悲剧性的，但陈然却以喜剧的、幽默的语态去叙述；人物如老何、南瓜籽的行为是鄙琐可笑的，但陈然却能以“正剧”的方式很严肃地加以表现，这都是对人物相当成功的反讽式的处理，而这种故事层面与叙述层面的声音则构成了作品的复调。陈然的大部分作品在结构上都是对话体式的，即使短篇，结构也是对话体式，比如《蚯蚓》的冲突实际上是多重的，至于《愚人节》中的文化习俗、游戏规则与人物的悖反行为，《南瓜籽与伊拉克战争》中的故事文本与新闻文本、广告文本，《董永与七仙女》中神话传说、电影文本与故事文本更是具有相当的意义张力的对话。近作《我是许仙》写得更为放松，它首先采取了经典小说常用的愚人视角，现实生活经过黑豆的表达变形了，它与真实的生活形成了反讽的关系，使得在正常的视角下无法形成的叙事成为可能。比如换成一个正常的人，要么不会参与到姐妹俩的犯罪行动中，要么就是她们的同谋。当然，最根本的，黑豆外出寻找白蛇这一小说最基本的故事框架也不可能形成。《我是许仙》充满了一种谐谑的、狂欢的气息。由于采取了愚人视角，事物残酷的、严峻的一面被弱化了、遮盖了与忽略了，一些行为的性质被模糊了，一些事件的意义被隐去了，比如姐妹俩的犯罪行为，在黑豆眼里成为神秘的、神奇的游戏，而他本人的不幸也因为其幻想与超乎常理的夸张而变得滑稽可笑。《我是许仙》从文本上看是复调的，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它是小说的，也是日记的，又是戏剧的，它的潜文本就是《白蛇传》。陈然好像对这种方式情有独钟，在此之前，他就曾经写过一篇《董永与七仙女》，它的潜文本就是《天仙配》。在《我是许仙》中，黑豆一直以《白蛇传》的人物与剧情来看待现实。小说是表现当代生活的，但这个当代生活被《白蛇传》的方式处理过了。它实际上完成了两种叙事，一种是显性的，即黑豆的，也是《白蛇传》式的；一种是隐性的，是姐妹俩的，现实的。这一显一隐，构成了富于张力的审美空间，形成真实与虚构间的荒诞和错位，也形成阅读上的失重感与虚无感。所有这些，当然是美学的，但又是认知的，因为它给了人们别一样的视角，而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对底层的表现上，它使更多的可能成为可能。

　　--晓华《底层如何呈现》

　　陈然的小说，艺术上有一个鲜明的共性，那就是以轻微的笔触描画细节，这其中包括对生活细节的刻画。但陈然更关注的还是人的心理世界，所以，读陈然的小说，你不要试图读到一个多么惊奇的故事，但你肯定可以得到一些心灵的启迪，可以领悟到心灵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感受到心灵的震颤。就像有一把锋利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的手术刀，在轻轻地引导你，去摸索与触碰那最敏感也最隐秘的人类心灵世界。

　　陈然展示的心灵世界，并不是无所不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针对着人性的软弱。……也许，在陈然看来，虽然这些弱点是作品主人公的，但它同时也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没有那么极端的机会爆发出来罢了。

　　所以，读陈然的小说，很自然地产生类似读俄国小说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虽然他的小说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阴暗，揭示的人性世界也没有那么深邃和宽广，但将人性世界和细腻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去准确地捕捉心灵世界的每一次律动，以细节方式展示人类最隐秘的心灵世界，他的小说确实具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魅力。相比之下，陈然的笔触更为轻柔，也更为细腻。我们有理由对陈然寄予更多的期待。

　　在当下中国文坛上，像陈然这样执著地关注人类心灵、关注人性世界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人们都热衷于涂抹现实中的种种浪漫或传奇故事，热衷于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注。其实，人性是一个更丰富也更内在的世界，也更值得作家们去关注。因为，我们所生活的，首先是一个人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物质的社会。

　　--贺仲明《轻轻触碰人性的软弱》

　　一个好小说的针对性和探索性，大概就是类似的方向：人身上的永恒特征和永无止境的想象。以陈然先生的审美，他设计的小说款式不太可能流行开来，相对适合一部分人。喜欢克洛德西蒙、胡安鲁尔福、马丁瓦尔泽等人的小说款式的人也不会多，他们多变的、极不稳定的款式，正是基于对人类纷繁的内心、想象力的尊重和引导。

　　……那些照搬生活、循规蹈矩的小说，对读者无疑是一种侮辱，读这样的小说，读者的思路大多会自作主张，会任性。陈然的小说不给读者这种机会，任性的是他本人。任性就是不断地变化，这需要勇气。陈然在我眼里是位任性的梦想者，随着梦想的深入，他已经在尘埃覆盖下的人性里发现了诸多蛛丝马迹，这些充满疑虑的东西，逐一成了他小说里的吉光片羽。他由此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也是对一部分读者的生存安慰。我想，这才真正叫精神文明。

　　--朝潮《陈然小说中的山鲁佐德》

　　陈然的短篇小说没有固定的题材类型，各种题材几乎都有所涉及。有反映官场黑暗的，如《剃刀》；有回忆儿时往事的，如《水画》；有表现农民工情感生活的，如《幸福的轮子》；有展示农民艰难生存境况的，如《死人》；有书写城市人精神空虚的，如《热爱明星》……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大杂烩。所以在读他的作品时，映入眼帘的总是林林总总的人和林林总总的事，每一篇都会给你新鲜的感受，你仿佛穿梭在这个世间的每一处角落，不由自主地就听到、看到了许多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最终，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生活。不怎么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却显得格外真实自然、沉重悠远。陈然的小说，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官场、职场、情场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用他们并不怎么深邃甚至是多少有些世俗气、猥琐气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然后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向你一一道来。

　　陈然的作品虽然也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怀，但其对于底层的观照，却并没有陷入新写实主义自我创造的桎梏之中，而是在袒露其对底层悲悯同情的同时，以一种中庸仁和的姿态来看待底层，书写底层。他笔下的底层，既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歇斯底里与非理性解构，也不是新写实主义式的向现实屈就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在困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出自我的反抗。或乐观积极地面对繁琐又充满着幸福感的生活，或以决绝果敢的气概向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发出不平的控诉，从而达到维护自己尊严与提升自我价值的目的。

　　--王春林《营筑短篇里的大千世界--陈然短篇小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