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衔

第十二章 敌人

　　陈然

　　我想，还是从我逃学说起吧。这事说起来源远流长了，我已经记不起它最初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就是，我背着书包，不顾一切地往外逃。是啊，这似乎有些矛盾，既然要逃学，又何必背书包？我完全可以把它塞进抽屉或扔到什么地方去。这说明，我并不厌学。实际上，我是很喜欢读书的。即使是枯燥的课本，我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我有一个妙招，当我恹恹欲睡的时候，我就把课文倒着读，这样，我的大脑又重新兴奋起来。总之我会变着法子让自己的学习生动有趣，但我就是不喜欢上课，不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地被囚禁在座位上。而我讨厌假期，丝毫也不逊色于我讨厌上课。我总是觉得星期天太漫长，寒暑假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灾难，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星期天的下午，我总是第一个赶到学校，然后又开始了逃课。好像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就是为了逃课似的。

　　的确，如果我不去学校，又怎么能逃课呢？

　　一般说来，我在逃出教室前，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或许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想逃出教室。这个念头强烈地折磨着我。我想，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老师的眼皮底下（这是老师经常沾沾自喜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溜出去，那多么有挑战性。我根本没听清老师在讲什么。我盯着教室门口。如果老师点名叫我回答问题，那至少要把我的名字叫三遍我才能听到。我非常喜欢逃课前那种灵魂出窍的美妙状态。后来，老师转身朝着黑板，我就开始行动了。当然，有时候我也偷偷从教室后门出去。不过这样似乎不怎么光彩，会引起别人嘲笑。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当老师把课本端起来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念白时，我就踮起脚，像一只小鼹鼠从教室大门溜了出去，我听到背后泛起了一阵轻轻的哗哗声，就像潜艇划行后留下的两道浪花。我喘了一口气，然后是穿越无比宽阔的操场。我有些晕眩。我想到了自己刚刚看过的某场战争电影，想到了碉堡、探照灯和机枪之类的东西。政教主任是专门抓纪律的，他会经常背着手在那里踱来踱去，模样像个伪军。有一次，不知是谁在厕所里写了一句什么，他把各班不太遵守纪律的学生全部叫到他办公室，轮流审问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审出来。他的脸气歪了，末了叫每个人写一份检讨书，贴在操场旁边的宣传墙上。我也在里面。我当时一挥而就，充分发挥了我写作文的特长。除了政教主任像老鹰一样时刻蹲伏在那里的阴鸷的目光，还有教学楼上的那么多门窗，它们像无数只探照灯紧盯着操场，我很容易被发现。时刻都可能有人在我背后喊：×××，去哪里？或者：回来！再不回来我就开枪了！

　　我加紧了脚步。

　　终于跑出了校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地方可去。到田野去玩吗？去偷人家的红薯或到河边去划水？或者钓鱼？我已经玩腻了。这时太阳照着我的影子，它被烫得响，似乎要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觉得自己特别孤单。我其实是个脆弱的人，总是急于从人多的地方逃出来，可逃出去后又想回来。明明是我抛弃了别人，反而觉得是别人抛弃了我。我在校门口徘徊，等着下课，好重新回到教室里去。不用说，等待我的还有老师狠狠的批评或掌掴。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竟然流下了热辣辣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泪水，仿佛我的逃课，就是为了得到这些批评、掴掌或泪水似的。

　　问题是，多数老师后来对我的逃课竟然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会批评我，也不会到班主任或政教主任那里去告状。他们从黑板面前转过身后，故作惊讶地望着我，好像在说：你怎么还坐在这里？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好像我用尽了力气，朝什么打过去，结果却像是打在棉花上。这样，我再逃出去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允许”我逃课了，我的这一行动不过是在领受或得到他们对我的赏赐。我咬着笔头，在想对策。我不能忍受这些家伙对我的蔑视。我会弄出种种刺耳的声音或在邻桌间挑起种种事端。老师终于沉不住气了，咆哮一声冲了过来，拎起我的耳朵，把我的一边脸蛋贴在黑板上，如果是夏天还挺舒服，但如果是冬天就吃不消了。不过等他的手一离开，我的脑袋就倔犟地弹了回来。我暗暗高兴，等他转身讲课的时候，我又如愿以偿，从教室里逃出来了。然而逃到半路，我发现自己又中了他的奸计，说不定我刚跑出教室，他就笑着对大家说，他是故意让我逃的，意思是说，他在用这种方法，巧妙地把我从教室里“清理”出去。

　　我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于是我又“逃”了回去。逃出去算什么，逃回来才算好汉。我要坚守阵地，坐在教室里跟他对着干。任凭他脾气再好，也终于有被我激怒的时候。他会斯文尽失地上来揪着我，手脚乱舞，好像一个泼妇，好像他写在黑板上的一个潦草的字母。我嘴角淌着血，冷笑着。末了我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盯着他，故作姿态，不屑一顾地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频繁地逃课使我吃尽了苦头。老师经常不解地望着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有时甚至还伸手摸了摸我脑袋。或许，他是想感化我吧。爹每次狠揍了我（他尤其擅长用放牛的鞭子在我熟睡时把我揍醒，让我在噩梦中大蛇缠身）之后，都会假惺惺地用手摸摸我脑袋。我恨这个我一定要叫他爹的人。他仿佛是为了要折磨我才和娘合伙把我生下来的。他打量我的目光，就好像一头凶猛的狮子面对着他的美餐，他之所以没迅速扑上来，是因为他看我还瘦小，想把我喂养得大一些。难怪每当我吃饭姿势不好时，他都要干涉我，如果我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他一定要狠狠揍我一顿，因为东西吃少了明显会影响我的生长。然后，他又假惺惺地跟我娘递眼色，叫她重新给我盛饭。我猜透了他的诡计，无论他怎样软硬兼施，我也不肯吃。我情愿饿肚子。我发现饿肚子的感觉真美妙。我想，如果他要吃我，那好，来吧，我的硬骨头肯定会硌痛他的牙（我以为，只要不吃饭，骨头自然会硬起来的，陶渊明不就是没吃那五斗米，骨头才硬得腰都弯不下去么）。有时候，不管他怎样狠揍我，我也不肯跑，虽然他很希望我跑；而另一些时候，他的手刚扬了起来，我就逃得远远的。好像我要藏到什么地方去，永远也不出来，让他吃我的计划落空。他不让我划水，我偏偏去划水。他不让我看电影，我偏偏去看电影。他要我干好事我偏偏干坏事。同样，他要我干坏事我偏偏干好事。现在想来，我为什么那么渴望干好事，大概就因为我爹缺德干了太多的坏事。他对别人小气，我就对别人大方。他在队长面前可怜兮兮，我偏偏理也不理队长。他要我认真读书，我偏偏不认真读书而且大张旗鼓地读老师不让我读的课本以外的书。

　　记得当时读的书里面，印象最深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第一次见到前来投降的魏延时，说此人脑后有一块反骨。我悚然一惊，诸葛亮真是太厉害了，远远一望就知道谁脑后有反骨。我不自觉地伸出了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我想，我是不是也有反骨？如果真的有，并且被人家看到了，那怎么办呢？我真的摸到自己后脑勺有一个突起的部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反骨。后来我小心地问娘，我后脑勺是不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她瞄了一眼，抿嘴笑了笑，说，你小时候总是朝一边睡，看上去脑袋像是长歪了。难道这就是反骨的由来？娘的话并不能让我信服。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脑骨的异常（幸亏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地方都有），我想把头发留长一点，而爹总是把我捉住，让剃头师傅把我的头发几乎剪了个精光，让我的后脑勺暴露无遗。这比当众脱光了衣服还要让我难受和无处躲藏。如果我胆敢跑开，爹就会拿着放牛的鞭子到处找我。我的古怪发型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所以当老师望着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会忽然伸出手来摸我脑后。终于，他说，你可以走了。于是我站起来，朝后退着，退到门口，才忽然转过身飞跑。

　　此后，逃学成了我经常而且必须保持的姿态。我逃避一切强制，一切我不喜欢、但又强加给我的东西。在大学里，我读了许多我能接触到的书。我找到了我真正热爱的东西。我热衷于精神生活。我的理想是当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年龄大的完全可以做我的叔叔。他们是上一代人被毁灭后艰难留存下来的火种。而我自信地认为，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先觉。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任何隔膜，这让他们暗暗称奇。他们容许了我的加入。两年的大学生活，是我生命中的黄金部分。它永远在我的人生暗途中发光。而毕业后，我的黑铁时代就到来了。

　　我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教书。到城里去，要转两次车（只有自行车和三轮车），还要步行十几里山路。我的罗圈腿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由于经常爬山，在平地步行，我的两腿也会不自觉地呈八字形张开。我完全被封闭起来了。山像是鲁迅全集厚厚的封皮，在那些黑暗的夜里，我只有把自己的心翻得哗哗作响。渐渐地，我开始不遵守纪律了。只有在这种对纪律的背叛里，我才感到自己还是个活人。我的上课不着边际，话题常常超出课本之外，甚至完全跟课本相悖。学生们很高兴，他们几乎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学生们欢迎的，往往是学校和家长反对的。我带头逃课。我彻夜不眠，该我上课时就免不了在房里睡懒觉。我把一本1986年出版的当代学人的著作（若干年后，我们成了校友）套在马恩选集的红色封皮里，捂在脸上呼呼大睡。校长找到我时，看到了红色封面，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他在那里坐了半天才决定咳嗽一声。他提醒我，该去上课了。他是一个好校长，是全国优秀教师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全市劳动模范。因为他的宽容，我继续犯下了许多错误，以至后来我简直怀疑他是在引蛇出洞，再打我个正着。

　　我找不到任何精神上的知己，便开始放逐自己的肉体。我渴望像卢梭一样，得到许多异性的爱情。我开始勾引镇上的一些少妇。她们有商店的营业员、豆腐西施，还有开餐馆的老板娘。由于获得了我这个戴眼镜的未婚青年的注目，她们起劲地卖弄起风骚来。我跟她们轮番上床。我闻到了女营业员身上的白糖味，那时白糖还是稀罕东西，我怀疑她经常偷公家的白糖吃。而开餐馆的老板娘，保证了我熬夜所必需的油水。我像是破罐子破摔，把罐子摔破了，我就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了。有时候，我会悲观地想，我大概永远也成不了卢梭，而她们，也显然不是华伦夫人。面对她们，我一脸严肃，故作深沉。即使在做那种事的时候，我也保持着冷静和克制。这样我便掌握了主动权。现在，我已经名满天下，不知她们是否还记得我？即使记得，但在她们看来，那个我也已经跟现在的我毫无关系了。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就是那时的我。她们只知道我身份证上的名字而不知道我写文章时的名字。或许，她们的子女也到我后来读研的那所知名大学里读书去了。我们那里的孩子是很会读书的，每年都有不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南大。开学时，她们中的一位或许就在操场上打地铺的家长堆里，她们不知道，我曾经坐在那里谈恋爱、读书。我们的P股在草坪上轮流登场。

　　由于我的上课越来越偏离教学大纲，家长们愤怒了。当然，这种愤怒是我的一些同事挑起来的。他们都是些软骨头，他们该受苦，被人欺负，不配有好的命运。当我从一些我极不喜欢的会场拂袖而去时，他们会表现得更认真。有一次，乡里拖欠了大家一年的工资，我策划了一次罢课，甚至还通知了市报的记者，但关键时刻，他们一个个像软蛋似的往教室里溜，把我孤零零地扔在操场上，看上去像是一个天大的笑柄。我已经看透他们了。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我知道是谁），唆使全班学生联名向学校和县教委告了我的状，甚至暗示部分家长该如何如何。果然，他们都行动起来了。于是在一次上课时，我被人从讲台上揪了下来，对方像个屠户，手提一根黑乎乎的什么我没看清。然后是大会上的不点名批评，听说县教委也准备把我调到更偏僻的地方去。说实话，那时我最害怕这个。每次看到县教委人事股的那个股长到学校里来，我都以为他是来调动我了。他的权力大得可以把全县的老师都当作他掌心的鸡毛，他愿把谁吹到哪里就吹到哪里去。在乡下教书的那几年中，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一直笼罩着我。我开始想办法从那里逃出去。然而我还没想好办法，新的麻烦又找上门来，我不小心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我怎么跟女学生搞上了呢，因为我在遭到同事和家长反对的时候，却有一小部分学生，非常崇拜我。仿佛别人越是打击我，他们便越要支持我。我教他们朗读，爱美，独立思考，懂得善恶。这样，有的女学生便免不了用那种超出了师生界线的目光望着我。最终我们都没抵抗住彼此的诱惑。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去买避孕套，以为也要单位的证明。大概很多人认为，它是跟乱搞联系在一起的，而防止男女乱搞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控制避孕套的供应。尽管我非常小心，小D的身体还是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反应。她的脸上开始出现细小的雀斑，浑身散发出一种肥皂水的气味。上课时，她会像懒惰的男生一样呼呼大睡。我惊慌起来了，知道她的体内发生了地震。我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逃吧。我并没意识到，自己已处于一个逃的大潮当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在逃，从内地、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逃到沿海，从稳定逃向不稳定，从按部就班逃向自由散漫。我很快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爹气得不理我，如果放牛的鞭子对我有效，他肯定会用上。娘哭哭啼啼的。他们对我的前途一片茫然。校长和县教委倒是如释重负，他们说，好好干，要当就当弄潮儿。我在煞有介事地办手续，而我的女学生小D，只能跟我私奔了。因为她父亲就是乡里的一个干部。她永远也不知道，我把她弄上床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向她父亲所代表的那类人开火。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很多人都用过。她父亲每次在主席台上不都是说他代表什么什么么？那好，我要用这种方式来取得胜利和表示对权贵的蔑视。我在县城的一个朋友M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小D也不辞而别，偷偷爬上了开往县城的三轮车。我们在M家楼下的一个小酒馆里胜利会师。这情景似曾相识，让我很兴奋，仿佛在排演我读过的1930年代的某部小说。

　　关于我的朋友M，应该多说几句。他是一家酒厂宣传科的干事。我们在一起时，经常取笑“干事”这个称呼。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段时间唯一精神上的知己。为了一些很抽象的问题，我和他经常书来信往，或在一个什么地方见面。在内心里，我把他称为战友。我需要战友。在这里，也只有他，能当我精神上的战友。有时候，我会像幽灵一样忽然出现在他家门前。M条件比我好，从小在城里长大，父母都是银行的职工。他手指修长，皮肤白皙，看上去养尊处优，尤其是县城方言那种好听的卷舌音，让我有些自惭形秽，好像我们是来自两个不同阶级的人。而我一直觉得，即使在革命队伍中，来自有钱阶级和来自无钱阶级的战士，在心理上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但他，绝对是他们那个阶级中杰出的叛逆者。他有卓越的口才，是天生的演说家，并且具有突出的领袖气质。我曾旁听过他和他朋友们的一次聚会。因为我一直对集体或某种组织抱有顽固的戒心，不想参加任何团体。只听他口若悬河，妙语如珠，听得人一个个热血沸腾。对，我发现他特别爱用四字句，我也不知不觉受了感染。如果有人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他会说，四字句是汉语的骨头，从诗经到汉魏风骨，再到当下，没有四字句，汉语就是个瘫子，站不起来。如果把语言比作武器，那四字句就是利刃，握在手里，长短合适，进退自如。现在想来，他的话仍然很有道理。不久前，一些讲坛性质的节目大受欢迎，我发现，其中的诀窍就是，主讲人大量地使用四字句。在渴望文化的人群中，四字句就是灵丹妙药，就是文化水平的象征。我带着女学生奔逃南方的时候，M也开始打算离开县城。他准备报考北京一所名校的一个名教授的研究生。他说，他已经给对方写了信，并附上自己的论文，对方对他十分赏识。考研究生跟考大学不一样，它可以直奔导师而去，比较符合一位学者说的，所谓大学，应该是先有教授，再有大学，而不是相反。想到我即将流落天涯，而他却可以风度翩翩地去北京求学，我再次感到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

　　现在想来，在南方的两年（足够了，不能再多，不然我大概要发疯了），除了给我日后写自传提供一些素材，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积极作用。我发现在这里，我除了做骗子，比如给那些弱智或文盲的老板搞搞策划什么的，或向全国各地的什么人发个函邀请他们来开会或出书，其他不会有更好的出路。自然，我不屑于干这个勾当，虽然我可以想出许多种骗人的招数。实际上，在我离开南方后，我设想过的那些骗子方案很快成为流行的骗术，就是现在都可以屡试不爽。我拜访了一下各路豪杰，发现他们除了想赚钱还是想赚钱，这与我南下的初衷相去甚远。我还拜访了当地的公安局局长，这个家伙倒是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末了请我吃了一顿海鲜，恭恭敬敬把我送回住处。当然，我没让他看到我寒碜的租房，让他在街边把车停住我和他握手再见。无论天怎么热，对这里的气候多么不适应（我被焐出了一身的痱子），我一直穿着白衬衫，打蓝领带。只有我自己知道衣领是多么脏。租房低矮而潮湿，小D还没有回来，她在附近的一家酒店打工。这时我已妥善地处理了她的肚子。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姐在医院做护士，她原是内地一家卫校的老师。老师和学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足以说明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可以从头开始。小D现在一身轻快。但她下班越来越没有规律了，最后干脆不回来。我不做声，等她开口。没多久，她果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说一个什么老板看上了她，经常带她去他的别墅。她说：老师，我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我见利忘义，我的爱情已经被钱杀死了。她这时居然还用文艺腔跟我说话，让我稍感意外。她说老师你回去吧，我已经看出来，这里一点也不适合你。她一直是叫我老师的，她在床上叫我老师时我感到了某种践踏的快感，可这时我只感到她的郑重。我意识到她大概在为我作某种牺牲，但我并未点破。她说的是真话。离开的那天，她送我上船。我和她互相挥了挥手，就此作别。

　　刚回县里，我就被投入了大牢。那个乡干部早已罗织好了罪名，只等我来自投罗网。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甚至还露出欣然领受的神情。其实我一直想去一个地方看看，那就是监狱，我发现，大多有成就的人都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个我极敬重的学者，一辈子几乎都是在牢里度过的。他有个著名的“三不主义”：不点头哈腰，不难得糊涂，不风吹两面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读书人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公安局的人在车站出口处等我。这种滴水不漏的场景大概也只有小说里才有。于是我也用自己略显陌生的口吻说，请放开，我自己会走。在公安局作了笔录，我说，我想回家去拿一些东西。他们露出为难的神情。我说，到处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放心，我跑不掉的，我还等着你们还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呢。他们呵呵笑了起来。我回家去拿了几本书，一本“鲁迅”和一本《新旧约全书》，想了想，我又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我曾认真地把它读了两遍。我对爹说，我要去坐牢了。爹娘又急又气，好像我一下子把他们的衣服脱了个精光，没脸见人。我说，有时候坐牢是羞耻，但有时候也是荣耀。爹说，荣耀个屁，你道德败坏，把人家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还荣耀。我说，你们真的以为事情这么简单吗？错了，这不过是借口。

　　我顺利地把书带进了监狱。县里的人，都知道鲁迅受过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伟大的这个家那个家，是骨头最硬的人。至于圣经，我应该感谢他们的无知，居然认为是关于经济合同的，也被我幸运地带进去了。我设想着自己在监狱里布道，甚至还有人匍匐着过来吻了吻我的衣角，像个圣徒。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湿漉漉的，像煤骨一样黝黑发亮。夜深了，我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因为我在逆境中读书效率特别高，比如吵闹的教室，拥挤的会场，行进的车厢。

　　M来监狱里看望过我。因为我的原因，他也被警方传讯过，但很快就被放出来了。他给我送来了一幅字，上面写的是：“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庄子的话。我一看，热泪就涌出眼眶。知我者，M也。他不知道，我曾在乡下中学的墙壁上反复写着这句话。虽然我也喜欢孔子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引用的人太多，已经烂俗了，我就一直在刻意回避着它。李白毕竟是个轻狂之徒，动辄“仰天大笑出门去”，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他的脑后没有反骨，有的只是任性和撒娇。这时，M已接到北京那所大学的硕士生录取通知书，只是今年不比往年，各方面审查都很严。为了顺利入学，他在配合相关部门做一些工作。他说，你出来后，也考研吧，我在北京等你。

　　进监狱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们村子里有个人，做小偷被抓住了，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进去，出来时就呆了傻了，看到爹娘，半天才哇的一声哭出来，智商大概滑落到了小孩子的水平。他娘逢人就讲儿子坐牢的经历，时间长了像祥林嫂。她说儿子进去时首先挨了一顿恶打，不是警察而是其他囚犯打，等打得半死了，狱警才装模作样过来管一管。每个号子里有个头儿。而这个人，往往是犯的罪最重、打人最狠的家伙，其他人都听他的，他要打谁就打谁，要谁喝尿谁就得喝尿，要谁吃屎谁就得吃屎。他让她儿子晚上睡在尿桶边，不准乱翻身，不准捂鼻子。她儿子不肯，又招来一顿毒打。现在，她儿子动不动就蹲在那里，缩着身子，抱着头，好像随时准备挨打。难怪我被关进牢里的时候，教育局的那帮头头高兴得像稻谷笑弯了腰。所以，说我不害怕是假话，其实我是个很脆弱的人。有时候不小心弄破了手，也会顾影自怜许久。我也怕痛，每当爹举起放牛的鞭子，我就及时地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我就大声地叫喊起来，企图用恐惧而空洞的喊声把他吓退。我从不讳疾忌医，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我会马上去看医生。晚上睡不着觉，我赶快去买补脑汁。我想，如果一个人的脑袋出了问题，那还有什么戏可唱呢？盲目地跟疾病作斗争，是对自己身体的漠视。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我不知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还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当然，这珍惜，不是苟活，不是毫无原则。如果要我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杀人，我也会像鲁迅一样选择退却。小时候看革命电影，我不理解那些人面对酷刑毫不害怕，烙铁在身上烫得冒烟，他们还在哈哈大笑。我总觉得这样的镜头不真实。不过也许是真实的。我有个同学，读完小学后没有再读，以捕蛇为业，如果被蛇咬了，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飞快地把被蛇咬的那块肉剜下来而面不改色。如果参加了革命，他肯定也是好样的，但我明显不是这样的人。看来人与人差别很大。我最坚硬的部位是脑子。要我改变脑子里的想法，显然比我那位同学难。那个家伙，总是很轻易地让别人把他的脑子改变了。他一会儿认为这样是对的，一会儿又认为那样是对的，他不习惯于听人辩论。有一次，我跟人辩论，他也在旁边，他说他听得头痛。别看他那么蛮，可每次碰到村干部，胆子马上变小了，会绕着走，像是干了什么坏事。如果他犯了罪被抓去杀头，大概也会像阿Q那样很关心最后的那个圈是不是画得很圆。有一次，我无意中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一名苏联红军在德国人的枪口下显得那么可怜和无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这样的图片我以前从未看过。一时间，我以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我想，如果是我，我大概也会那样，甚至我还会把排泄物拉到裤裆里。人性的弱点总是和排泄器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我知道我的想法很天真。如果我真的这么干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地。我就会成为家族乃至国家的耻辱，而被斥之为叛徒或内奸。

　　不用说，面对监狱，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但我安慰自己，这样不也很好么？我应该去了解一下监狱。虽然我的确害怕挨打。

　　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挨打。我被带进牢房时，虽有几双饿眼骨碌碌地盯着我，但他们似乎不敢轻举妄动。另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烟，晃着二郎腿，我猜想，这个家伙就是号子里的头儿，其他人的行动都受他制约。难道是他阻止了他们对我拳脚相加？

　　我的猜想很快得到了证实。等狱警走了，那个人朝我笑了笑（其他几个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也附和着笑起来，这使我意识到，什么地方都有奴颜，哪怕是以凶狠和犯罪著称的监狱），说，欢迎欢迎！我警惕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他挥了挥手，说，哎呀，真是读书人，跟我们大老粗有距离--跟你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了。接着他大声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最被人瞧不起的是两种人，一是小偷，二是强奸犯。这两种人最没出息，对他们，我手下从不留情。但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同一般。你不是强奸犯，虽然你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但你是在给她启蒙，让她懂得生理卫生。他笑得更响了。我渐渐适应了号子里的光线，我猜想，如果他这时出拳，大概会揍我什么地方呢？我紧张地思索着。他有些奇怪地瞅了瞅我，又说，也难怪，毕竟是书生，还是怕痛，怕死，戴着眼镜，手也瘦得像芦柴。他盯着我，吐掉嘴边的烟蒂，又掏出烟来，自己叼一支，递一根给我，给他自己点上火，又给我点了火。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到了这一步，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我是强奸犯，我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我不是给她普及生理卫生，我就是想搞。她爸爸是乡干部，为了报复我，到县里找了人，我就进来了。他说，呵呵呵，其实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借口，不过，我敬佩你这种人，跟这些人相比，你是人，他们是猪狗。是不是？他朝那几个人一瞪眼，恶狠狠地问道。那几个人忙点头，有一个人还条件反射似的打起自己的耳光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打自己耳光的家伙正是个强奸犯。他结了婚，老婆也长得不差，但他就是忍不住要去强奸。这次把一个干农活的妇女摁在地里掐了个半死，被过路的人逮住了。他进来的第一天晚上，号子里的这帮家伙就给他的鸡巴开了个公审大会，把它放在尿桶里浸了半个小时，第二天发了炎都肿得他挪不了脚。

　　接着，他又谦虚地跟我说，你来了，按道理，这号子里的头把交椅就是你的，但我考虑到你毕竟是个书生，很多事情还没有经验，所以我决定，我还是继续当头儿，你是这里的贵客，谁也不许欺负你，不然我饶不了他。其实我的决定也没错，像你这样的，即使在外面扯旗子，也只能当个军师，对吧？难道刘备有诸葛亮厉害？宋江有吴用文化高？当然没有，但领导还是刘备和宋江当，对吧？我忙点头。他说，你只管看书，有空给我们讲讲故事，消一下愁解一下闷。你一来，我们号子里的平均文化水平就提高了，说不定还会弄个流动红旗什么的。我说，这里也有流动红旗吗？他说，怎么没有，还有知识竞赛呢，到时候帮我们多弄几面红旗，说不定能让大家早几天出去呢。

　　看样子，他对我很满意。

　　我很快就知道他叫老K，是县城黑道上的一个小头头。他说他这次进来，完全是代人受过。一个哥们犯了事，但眼看着要结婚了，他就顶替对方进来了。反正他已经尝过结婚的滋味，甚至对老婆还有点腻了，正好到号子里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我一脸愕然的样子，他说，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混的人，跟那些当干部的一样，他们经常要到什么地方去考察或进修，我们也一样，不同的是，我们是到号子里来进修考察的，出去了，文凭又高了一个档次。我笑着问他，那你现在大概是什么文凭呢？他说，起码是大专了。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号子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我问他，你那个哥们犯了什么事？他说，还不是动了刀子，不过对方没死，我们的人已经把两方面都摆平了，一方面定性为过失，另一方面派人去吓了那个家伙一下，如果他们还纠缠不休，有他们的好看。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傻，会把故意杀人的罪名揽到身上来吗？跟你说，不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我不干。他哈哈大笑起来。从他身上似乎看不出坐牢与不坐牢的区别。他说他马上要出去了。他又说，等他出去了，我就是这里的头，他会经常来看我，带红烧肉来慰劳我。

　　老K很喜欢跟我讲他在外面的风光。他说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县长和公安局长家里他也是经常去的，他还陪他们的老婆打过牌。他说，跟她们一打交道，很快就会知道她们的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古话说，一床被子不盖两样的人嘛。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他和哥儿们要到公安系统或一些政府机关去帮忙，挂照啊，检查超载啊，收税啊，计划生育啊。他跟派出所的一个所长是哥们，有时候，派出所解决不了的事，也会请他去解决。他说他也知道那些家伙不过是利用他，他一去，没有不赶快交钱或去引产结扎的，如果出现了伤亡事故，他们也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这样，他们处理起来就游刃有余，说，政策是不错的，只不过处理方式有点不当。然后，装模作样地把我处理一下，等大家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把我的处罚解除了，请我喝酒，给我压惊。压他娘的鬼惊，我才不惊呢，哈哈哈。他说得神乎其神，但我总觉得他有自夸的成分。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不夸张，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事情，只讲了一点点，还有很多没讲呢。一个人说，真的哩，你不知道，就是现在，外面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也要到这里来找我们老大写条子呢。老K唾沫四溅的时候，其他人仰脸望着他，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还补充一句或把他没讲完或忘记了的细节补上。看来他没跟他们少讲，以至他们都能背诵下来了。只有一个进来才两天的家伙，坐在角落里，怯生生地打量着他，既想靠近又有些畏惧。老K指着那个家伙对我说，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吗？说起来笑死人，这家伙原来也是一个犟头，仗着他老子大小也是个干部，平时大概没少干坏事。那天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跟人家对撞了一下，本来是他自己吊儿郎当地撞到了别人，反倒揪住别人不放，两个人拉拉扯扯的。一个过路人看不过眼，讲了句什么，他伸手揪住那人的衣领把人家一推，骂了句×娘，然后叫人家滚蛋，谁知那人也不是好欺负的，马上一招手，过来两个身强力壮的家伙，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原来，那家伙是公安局的一个便衣，几个人正想找点事做做，这小子撞到枪口上了。呵呵，活该他倒霉，在局子里挨了一顿鞭子，进来后又被我修理了一顿，现在乖多了。是不是？他朝那个家伙一瞪眼，对方赶忙点头。不过他马上会出去的，他老子有门路嘛。老K补充道。

　　第二天，那个家伙果然被放出去了。老K撇了撇嘴，说，这帮家伙，天生就是做败家子的料，仗着老子娘的势欺男霸女，屁本事也没有，我瞧不起他们，落在我手里，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反正有事没事，老K喜欢找我说话。他说他佩服有骨气有头脑的读书人。他看过很多历史演义，也认识许多英雄好汉，但真正的厉害人，不是像他这样五大三粗头脑简单的，而是文质彬彬甚至穿长衫戴眼镜的，就说×××，不了解的人谁知道他是本县城的黑道老大？他跟你一样，也是戴眼镜，穿中山装，天再热也不露膀子，手臂瘦得跟猴子似的。说实话，有时候我在想，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黑道老大的。但他就是，谁也无法取代他。只有有事要处理时，他才露出他的英雄本色。他一二三四，有条不紊，红道黑道，各方面都考虑到了，无论多大的事，他都能做到不动声色，冷静得让人吃惊。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罗汉，简直是一个政治家。我在演义里看的那些政治家，也不过如此，甚至还不如他呢。那些家伙多少露出过马脚，而他，我从来没见他有露马脚的时候。无论场面多大，事情多么辣（棘）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他名声很大，可以说，从县城到乡下，乃至外地，无论大人孩子，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但认识他的人却很少很少。其实他每天都出门，像普通人一样喝茶抽烟，逛街买东西。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碰到两个中学生，一个向另一个吹嘘，说认识他，跟他家如何有交情。他听了也只是微微一笑。那两个小家伙，哪知道被他们拿来吹牛的英雄正微笑着坐在他们身后呢。他从不张扬，有时候即使是吃亏和被人欺负也不做声。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买东西，对方占他的便宜，甚至出言不敬，我要出拳还以颜色，他用力一掰我的手腕，制止了我。别看他胳膊那么瘦，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我眼里立时涌上幸福的泪花。我知道，他这是爱护我，瞧得起我。这种幸福感，就是喝茅台五粮液也没法比。我希望那疼痛的感觉永远留在我手腕上。你说，我不佩服他，还佩服谁呢？

　　我入狱的第五天，老K出去了一次，说是有人来看他。回来时，他手里拎着许多吃的东西，他很大方地把它们分掉了，除了那条大前门香烟。当时，大前门还是高档货。他说他什么都可以戒，就是不会戒烟，烟是有营养的东西，他不抽烟马上就会变蔫，而一抽烟，他又威风了。除了每个人递了一根香烟，其他的他都收藏起来，说是留给我和他抽。我也就不客气，点上火抽起来。跟他客气，他会说你见外。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其实你抽烟没什么瘾，大概你就是要抽烟这个姿势，你喜欢把自己放进那个姿势里去。听了他的话，我吃了一惊，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其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接着，他开始给我表演抽烟的绝技。他说，像你那样抽烟，真是浪费，你的烟草利用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看我的。说着，他长长地吸了一口，蓝色的烟雾顺理成章地从两个鼻孔里流畅地出来了，香烟给他的鼻孔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流泻出来的烟雾没有立即飘散，而是再次滴水不漏地被他的嘴巴重新吸收了进去，好像它们忽然有了某种魔法。这次，他让烟雾在肺部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至声息全无，我以为它们不会出来了，或者他会什么魔术，把它们从别的地方排放出去了，说不定我马上会看到他衣服或头发在冒烟。我正在好奇地观望着，却见烟雾重新从他鼻孔里跑了出来。好像它们在他体内捉了一会儿迷藏，然后又开始了你追我赶。他得意地望着我，说，怎么样？我的香烟利用率比你高多了吧？我佩服，说，起码是百分之两百。

　　不过，牢房里的浪漫主义马上被打破了。一天下午，又一个家伙被推了进来。一个偷了电缆的无业青年。看守一走，几个人立时围住了他，他可怜兮兮地求饶。老K说，你这个家伙，也太不像话了，你可以去抢银行，可以去抢金店，可以去炸什么地方的办公大楼，但怎么能偷电缆呢？难怪前几天我老婆说家里停了电，说电缆被人破坏了，弄得我女儿看不了电视，你知道吗，她最喜欢看动画片和电视剧《八仙过海》，原来是你干的好事！说着一脚踹在对方的肚子上，对方惨叫起来。老K说，再叫，就把你的舌头割掉。那个人马上不叫了。老K说，你别指望谁来救你，要是他们来救你，就不会把你送到这里来，在这里，我们揍你不犯法，是在为民除害。其他几个人也上去戏弄起那个家伙来，有的搔他胳肢窝，有的撒尿到他身上。那个强奸妇女的家伙，有着一双修长的手，指甲也留得长长的，他把指甲嵌进这家伙的肉里，弄得对方眼泪鼻涕一老堆却不敢叫喊。几个人当中，他是最积极的一个。大概他急于把他刚进来时受到的待遇转赠到这个家伙身上去。他们折磨了他至少有一个小时，接着叫他去马桶边“照镜子”。他哇哇吐了起来，他们又叫他像狗一样把呕吐物舔起来，不肯又拳脚相向。那个家伙终究忍不住，拼命地叫了起来，估计外面的行人都能听到。看守再不管就说不过去了。他拿着警棍，打开牢门，冲着大家吼叫了一阵，还在几个人身上来了一下。奇怪的是，他没敢对老K怎么样。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晚上，那个刚进来的家伙再次像杀猪一样没命地嚎叫了起来。看守闻声赶来，每个人都在呼呼大睡，而等他一转身，那个家伙又嚎叫起来。我在黑暗中听到一阵咚咚咚的声音。那声音他们谁都有份，但看守永远也别想搞清楚究竟是谁带的头。这样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来新来的家伙大概终于悟到了什么，不管咚咚的声音多么响，他不再叫了，把身体抱成一个球，任几个人踢来踢去。早晨，他们叫他用牙刷去刷尿桶，再用这根牙刷去漱口。他不再反抗，甚至还显得津津有味。渐渐地，他们取得了和解。

　　几天后，他便完全融入了这个集体，跟他们一起抽烟，说笑。只是身上还很痛，一不小心就会啊唷一声。可以想象，如果进来了新的犯人，他也会跟他们一起来折磨对方的，而且肯定比别人下手更狠，就像那个强奸妇女的家伙。

　　本来我想看看书，但想了想，还是没看。我忽然想到，那些狱警真的不懂圣经吗？真的对鲁迅的书那么放心吗？说不定他们是在引蛇出洞呢。

　　老K对那几个人也爱理不理的，对他们的讨好无动于衷。他似乎越来越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海南那边热闹吧？听说你在那里也是个人物哩，有一次，派出所所长请你吃饭并亲自开车把你送回家，是吧？我眼光没错，一看你就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跟许多读书人不一样。你要是跟我们一起混，绝对是个了不起的角色，以后有机会，我把你介绍给我们老大。你跟我讲讲你在海南那边好玩的事。我敷衍他，这哪是一下说得清楚的？得慢慢讲。我已经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跟他讲。难道我能对他启蒙？我想起自己曾设想过的那个场景，不禁好笑。火种在湿柴上是永远也烧不起来的，在灰烬里更是如此。这些人，已经成了人性的灰烬。但我也不能得罪他，不然，我大概休想活着出去。谁知我越这样，他倒对我越发尊重起来，以为我越有内容。我想起自己曾构思过的一个小说，一个组织的头目为了获得手下人的信任，从路边抓了一个算命的，让自己的旨意通过算命的人说出去，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K还在跟我滔滔不绝。他主动告诉了我许多监狱里的秘密。他说，你别小看了这些狱警，其实他们一个个都是绝妙的演员。有的人，花了钱减刑，狱警便千方百计给他们制造立功的机会，他事先跟对方说好，比如他叫那个人在放风时走在最后，等别人都出去了（自然是迫不及待的），狱警就在早已准备好的地方放起了火，然后大叫失火啦失火啦，这时走在最后的那个人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几乎是“用胸膛把火扑灭了”（事后，狱警正是这么向上级描述的），“保护了国家财产和狱友们的生命安全”，不用说，那个人立功了，每立一次功减三年刑。多立几次就出去了。当然，不可能老是灭火，得换个花样。那好，再花钱买通某个人叫他假装逃跑，那个人家里经济陷入困境急需钱财，便冒着加刑的危险答应了下来。于是一个跑一个抓，演了一出绝妙的双簧，便再次立功了。至于那个假装逃跑的家伙，家里已经得到了经济援助，也就继续安心服刑了，狱警同时证实他平时一贯表现很好，这次实在是一时糊涂，“请上级部门酌情考虑给罪犯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什么，你不相信？跟你说，只要你有钱，就会减刑。刑期就像量杯上的刻度，花多少钱可以减一格，当然，最好是不要讨价还价。我再跟你讲一件，我有个哥们，杀了人，被判了二十年。他入狱几年后，仇家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旅游，居然看到了我那个哥们。他在一家游乐场做事，仇家见了他，以为是看到了鬼，这时我哥们也看到了对方，吃了一惊，但他马上镇静下来，不慌不忙，问客人要什么服务，仇家终于断定，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几年前杀死了他儿子的那个人，便用力揪住他的衣领，要拉他去公安局。游乐场的人很快把我哥们解救下来。那个人气愤地回来报案，相关部门很重视，调查我哥们的案卷，却发现它们已在几年前毁于一场火灾。此事后来还不是不了了之了，我那哥们至今还在游乐场过得优哉游哉。现在，你相信了吧？他有些炫耀地望着我。

　　我总觉得，老K跟我讲这些内幕，似乎是想我拿什么跟他交换。他想知道什么呢？

　　不过后来，我还是和老K建立了一些感情。毕竟是一个很爽直的人，跟我以前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完全不同。跟老K在一起，很轻松，不累。他其实不会掩饰自己。我还发现，别看他高大凶狠，其实有时，他会表现得特别软弱。那次他不知怎么的和狱警吵了起来，狱警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老K立即软了下来，脸上露出可怜兮兮的神色，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他人见状，忙装作没听到，靠在那里闭目养神。我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狱警跟他说了什么，但老K的反应也是我在狱中见到的唯一一次。我不禁想起我一个亲戚，个子高高的，也是当地的一个罗汉，他借了人家许多钱，从没还过，人家也没办法。但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几个公安忽然找到他家里来，他居然腿一软，差点没尿了裤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一个熟人犯了事，警方来找他了解情况。

　　没想到我还是比老K先出狱了。看我在收拾东西，老K悄悄跟我说，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了，在我还没进来之前，他就已经接到指示，奉命监视我，并尽量从我嘴里套出什么。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我还够义气吧，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讲。

　　这时，我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三个月。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因为法庭一直没有宣判。我离开了乡下中学，在县城租房子学外语。学英语的人太多了，我学的是俄语。我想读俄国文学的研究生。期间，跟我有些关系的几个少妇，曾到县城找过我，为了解决身体的饥渴，我再度接受了她们。她们一点也不计较我搞过女学生，坐过牢。这种朴素的民众意识，或许对我日后的思想会产生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县里的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见到我时倒不太自然，眼神躲躲闪闪的，好像坐过牢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在小小的县城里分帮结派，互相水火不容。但在对我的态度上却表现出少见的一致。这帮井底之蛙，对文学艺术的理解粗浅到令人绝望的地步，我跟他们根本谈不到一块去。他们最大的愿望，无非是轮流做一做县文联的主席。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他们，我都是昂然而过的。当然，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叽叽喳喳，大意是说我搞过多少女人或坐过牢之类。倒是外地的一两个朋友，常来拜访我。这时我们又可以高谈阔论一番。我表情严肃。时间长了，我不知道，这严肃是摆出来的还是我真有这么严肃。反正，每当我准备谈自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时，严肃的表情就先挂到了我脸上。它像一个面具在那里等着我，又像一个偌大的会场，在等着我进去，威严地扫视一眼然后开始演说。

　　我和M在北京会合了。此前，我们一直在频繁地通信。那是我在黑暗中的精神支柱。我把信件都保存在那里。若干年以后，它们会成为珍贵的文物，对这一点，我非常自信。多年来，我不但收藏一些朋友的来信，而且把自己发出的信件也誊抄了一份留底。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读过一些名人的传记，许多人都有着这一癖好。我和M决定联合起来，改变中国当前的思想和文化现状。这时，他已经在一些重要报刊开了专栏，是颇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了。他说，你马上就会明白，干我们这一行，读不读研究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导师跟M的导师一样，也是领域内重量级的人物。我开始把以前在乡下或县城写的文章整理出来向国内重要的刊物投稿。果然，它们很快被刊登出来了。而我以前投稿时，它们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只得到一纸冰冷的铅字退稿信。现在，它们被登在显著位置，并屡次被转载和评介。渐渐地，我的名字被相关文章经常提及，有时候和M并驾齐驱，有时候一前一后。也有书商主动向我约稿了。

　　我开始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间穿梭奔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新近出现的文艺思潮，商定一些作品的排行榜，纪念一些人物的诞辰或逝世。能把将来的职业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带着一本书穿越旅途的黄昏和黑夜。然而在检票口和出站口，我总会和相关人员僵持。我很讨厌他们把我的票拿过去，毫不客气地打了一个孔或撕开一个角。我和许多人一样被设定为潜在的逃票者，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这时我故意表现得傲慢和漫不经心。试想，如果每一个人在旅途中一直为保存车票而提心吊胆，这对全国人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有什么好处？我听说，我们导师每次出差时，总要把车票放在一个硬盒里，并不时地像华老栓那样按按口袋，看那硬硬的，是否还在。因为他曾经丢过一次票，结果乘务员把他狠狠折腾了一番，让他斯文扫地。看来，让一个读书人斯文扫地，真是太容易了。但我没有导师那么好说话。有一次，我拒绝配合列车员的检票，他们又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说我为什么要出示身份证，结果他们把我带到乘务室，搜我的身，直到搜出那张车票。我冷冷地睨视着他们，他们自然不甘心，忽然盯住我手里的书，说我的书反动，我说这是国家级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有何反动？但他们越是理亏，便表现得越强硬，这是所有垄断或专制行业的特征。他们说，书先放在这里，等我们仔细检查后再还给你。我想，但愿他们能“仔细检查”，也顺便让这帮大多靠着世袭进入这一行业的家伙多懂得一点知识。

　　随着我的名气日渐增大，我发现，我和M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也去了。看到我，他愣了一愣。我觉得他在有意瞒着我一些什么，似乎有他参加的会议，不希望我也去参加。虽然他的发言还是那么犀利而富有感染力，但如果我在场，他就显得有些拘束起来。轮到我发言，他会故意提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像是让我难堪。他开始在背后评价我和我的文章，说我的弱点。我很不理解，我们是好朋友，他有意见可以当面向我提，为什么要在背后讲我呢？我觉得，朋友之间，当面讲和在背后讲，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时他已经毕业了，一边攻读博士一边在大学当助教。我想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请他引见，因为他们关系很好。但他总支支吾吾的，要么说对方没空，要么说自己没空。还有一次，我向他提出，周末去见一个著名作家，本来他答应得好好的，临行前却说有事情，去不了。等我犹豫了半天末了还是敲响了那个作家的院门时，却发现他已经在和作家听交响乐喝咖啡了。我怀疑他已把我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作家，因为我走进作家的客厅里，明显感觉到了作家对我的冷淡，好像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在他这里根本不受欢迎。

　　我和M的朋友关系（我曾经是把他当战友的啊），在我毕业时完全破裂了。我和他的师妹L谈恋爱了，M知道后，很不高兴。据说，M曾经也追求过L，没有成功。不久，L莫名其妙地向我提出了分手。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起初她不肯说，被我逼急了，她忽然脱口而出道：她不可能嫁给一个强奸犯。我气得没有发抖，但我的心彻底地凉了。我知道，又是M出卖了我。或者说，不是出卖，而是诽谤。我把他写给我的信付之一炬。它们已经没有资格留在我的抽屉里。时间的马背上，我不希望有它们的位置。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虽然我知道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在学术上，我已经失去了地利。那好，一切都给M吧，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诗：不如把一切都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能造出个什么世界！有个成语叫不共戴天，我不会跟他共一片天空。

　　我回到了原籍所在的省城。让我气愤的是，M仍不肯放过我，利用他的关系网（让我吃惊的是，一个学阀的权力，丝毫也不亚于行政威力），继续散布于我不利的言论。我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观念很保守然而学习上面的文件又生怕落后的省份，有一段时间，各家学报根本不敢用我的文章。我听说，有人给省里打过招呼。我忍无可忍，终于给M写了一封信，说：难道你真的要把我逼出国吗？跟你说，我不是做不到！在北京时，我曾跟M谈过出国的事情。M似乎很有些怕我出国，仿佛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天高任鸟飞令他难以掌控了。他想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以此来打断我的念头。而我最终放弃了出国的原因是，我爱这个国家，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必须在国内做，不然就是隔靴搔痒，毫无意义。我时常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鼓励自己。当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在鼓吹革命而屠格涅夫在鼓吹全盘西化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勇敢地写出了《群魔》。当时我是有条件出国的，我的抽屉里还保留着欧洲一所大学的邀请函，他们随时都欢迎我。我的这一“威胁”很有效，此后，M果然收敛了很多。他大概在想，我在这个落后的省份也不会干出什么惊人的业绩来。可是他忽略了，我是很喜欢逆境的。越是逆境，我越容易奋发图强。我的工作效率，和在北京时相比，至少提高了两倍。我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中，达到了狂喜的境界。

　　但同时，我工作的这所学术机构，也是个人浮于事的地方（哪里又不是如此呢）。我要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学习班，要写各种总结、汇报，要填各种表格、试卷。管理后勤的人永远比做学问的人神气。当时还有福利分房，我知道想及时拿到住房很难，但还是往后勤主任家里拎了一次东西。我故意装出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主任一见我不禁如获至宝。但他马上失望了，因为我送的东西太少了，一袋饼干和一瓶什么罐头，总共不超过十块钱。当然，并不是我不知道行情，但我就是要激怒他。主任的脸果然很难看。他把我的东西拎了出去，很严肃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教训我说，不要搞不正之风。我点头哈腰，诚惶诚恐，说是的是的。我说主任你误会了，我不是来送礼的，那袋饼干和罐头是我的晚餐，我还没吃饭呢。说着，我又把东西拎了回来。主任更不高兴了，说那你来干什么，我说我经过这里，忽然想起来该跟你谈谈房子的事情。主任说你来了才多久嘛，还有很多人比你来得早都没有房子。我说，那不等于我就不该要房子，对吧？单位又不是没有房子，它们不过是被人租出去了。主任大喝一声：你听谁说的？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谁不知道呢，都是公开的秘密了。主任缓和了些，说，你的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应该找院长去。我说，我已经找过院长了，他叫我来找你。

　　现在想来，我是在故意向后勤主任挑衅。自然，我不会占到什么便宜。他要整我，太容易了。此后，他果然在很多地方卡我，找我的茬子。有什么福利，他也故意瞒着我。我也不怕他，跟他吵。他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瞒不过去的，那他为什么仍要固执地这样做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在等着我跟他吵架。跟他吵架，真是一件酣畅淋漓的事情，我们隔不了多久就要吵一次，不是我找他吵，就是他找我吵。我们好像对彼此产生了依赖。我们互相仇视又同病相怜。每次吵完架，我感到胸中块垒顿消，这时我就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找个地方喝酒去，他居然也没反对。在单位门口的小酒馆里，我们成了热烈的好朋友，而一到单位上，我们又剑拔弩张。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泄了气地对我说，你已经是名人了，我儿子都知道你，买了你的书来看，还说一直想认识你，可你干吗老是欺负我这个可怜人。借着酒兴，他竟号啕大哭起来。

　　我吃了一惊。我意识到，我对他是过分了一点。平心而论，后勤主任是个老实人。至少是貌似老实，不然领导不会让他当后勤主任。他的贪婪也是明摆着的，不像有的人隐藏得那么深。我之所以跟他对着干，动不动就跟他争吵或故意捉弄他，也全因为他是后勤主任。而在任何单位，后勤主任跟其他职工基本上是天敌，就像学生和食堂的大师傅一样。在简单粗暴的环境里，我也变得简单粗暴了。记得在中学读书时，我们总是偷偷把死耗子或晒干的狗屎藏在大师傅那潮巴巴、几乎发了霉的被子里，有一个大师傅因此而小便失禁，要天天晒被子，听说后来一直都没找到老婆。实际上，在学生与食堂的矛盾里面，那大师傅不过是替罪羊。不过也不完全如此，有一个高个子大师傅，练就了一手让学生们痛恨的绝活，他可以把饭筒糊得看起来严严实实，有棱有角，其实是个空心，随便摇了摇，那饭筒的形状就完全崩溃。碰到熟悉的学生，他就给个实心的。多赚的米和钱又没有他的份，但他就是要这样来显示他的权力和忠诚。后来，食堂管理员要安排自己的亲戚进来，还是把他赶走了。记得他离开学校时，光着裤脚管，卷着一床铺盖，可怜兮兮的，看到人就抹一把眼泪。他的高个子加剧了他的可怜相。后勤主任大概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像我们单位这样的学术机构，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角色，每年都要低三下四地向人家要钱。领导的车也是破得不能再破，他们自己也没时间搞学术，除了物色更好的地方调走（前任院长就调到一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当院长去了），就是跟一些企业跑关系，拉赞助。经常看到院长跟一些企业家从酒店里出来，后勤主任紧跟在院长后面，被人家灌得烂醉。听说有几次还住了院。他喝酒从来不玩花样，一是一二是二，他说酒是粮食做的不能浪费。喝到一定的时候，别人把酒往桌子底下倒，他仍然往肚子里灌。如果有人说喝不下，他说喝不下你别喝，让我来。抓过人家的杯子就倒进喉咙里去。他喝酒不经过舌头，直接往喉咙里倒，发出巨大的一声闷响，显得很扎实的样子，然后他心满意足、甚至有些羞赧地坐下来，类似于女子怀春时的兴奋和忸怩不安。因为经常要陪酒，他肚子大起来，血脂偏高，说不定还性功能下降。如果他在喝酒时出了什么意外，是一定要被追加为烈士的，不然就太不公平了。对于这样为了集体而完全牺牲了个人的人，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我应该同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敌人。我的敌人应该更抽象一点而不应该具体到某个人，更大一点而不是更小。不然，我只抓住了敌人的受害者，而真正的敌人逃之夭夭。

　　我又开始了逃会或逃课。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多了，简直随手可以抓来。我故意不参加某种会议，或在会场上坐在醒目的位置（我很瞧不起一开会便不由自主地往后缩的人，被主持者像驱赶牲畜一样驱赶着：往前坐，往前坐），打开随身携带的书，旁若无人地翻读起来。我真的读进去了。在众目睽睽尤其是领导的严厉注视下读书，真的有一种快感。我微笑，颔首，猛然击掌。当然，我也可以忽然站起来，穿过长长的走廊向外走去，就像当年穿过操场。不同的是我不再提心吊胆，担心那些碉堡或探照灯了。我昂然而去。有一次，一个重要部门的官员来单位开讲，那个家伙腐朽透顶，我实在难以忍受。大家嘀嘀咕咕的，嗡嗡的声浪几乎要盖过台上的扩音器。好像下面是一堆火药，只要一个火星便会引起一场爆炸。这时我又忽然站起，大步朝外面走去。我以为只要有人带了头，会有很多人跟在我后面跑出来。这时全场静寂，我听到自己的脚步在空洞的过道里越来越响。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我，他们都在可耻地沉默着。不过这也在我预料之中。我没有停下，依然傲慢地向外走去。我激动得更厉害了。我甚至还像枚钉子一样站在大门口，颤抖着点了一支香烟。毫无疑问，这次更为艰巨的挑战增加了我的快感。胜利的激情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此后的几天，我必定在一种亢奋的余波中奋笔疾书。

　　我发现，如果过一段时间没开会或派我去参加什么学习，我就躁动不安。我软塌塌地提不起精神，文章也写得零零散散，没有光彩。当我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那种兴奋是难以言喻的，就好像接到了一份战斗的邀请。我把讲台上的那个人想象成一个暴君。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暴君。他的发言荒唐透顶，完全是自欺欺人。这时我恨不得上去揪住他的脑袋，把它往墙上撞，或狠狠扇他几个耳光。他的暴力不来自于棍棒（即使要用到它们，也不劳他亲自动手），而是来自于语言，来自于权力。软暴力大概更令人难以承受。它像塑料泡沫一样从四面挤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来最后窒息。他在空气和水中散发毒素，让你不知不觉中毒而又无处可逃。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不行，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有所表示。哪怕别人在背后朝我放冷箭我也不怕。是的，我经常听到那些冷箭在我耳边呼啸而过。他们平庸的心灵，最适合盛放嫉妒的火炭。我的敌人，时而是一个人，时而是一个整体。有时候他越来越抽象，有时候也越来越具体。我躲在语言的战壕里向外射击。他人即地狱，好像是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说的吧？而另一个人则说，存在即合理。我的意见与他们都有所不同。我要说的是，人必须有敌人，即使没有，也务必要设定一个，就像民兵（这个词颇有些意思）在练习射击时，必须要扎一个草人。这时，草人就是他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