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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让读者和历史检验

　　李鸣生 姚雪雪

　　姚雪雪：您二十年前就开始并一直坚持“航天文学”及其他高科技题材的创作，被称为中国作家“航天文学第一人”，您的“航天五部曲”《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澳星风险发射》、《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最新联合出版的《千古一梦》一书，延续了您的航天美梦，是一部充满了浩然大气的发轫之作。这部新书与前五部书的关系是什么？

　　李鸣生：“航天文学第一人”可能是某位记者为了新闻效应而戴的一顶帽子，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不过1990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确实与江西籍的著名军旅评论家、现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谈论过“航天文学”这个观点，后来朱向前专门著文对“航天文学”做了精到的阐述，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航天文学”的概念。这是朱向前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贡献。其实什么文学都是文学，“航天文学”只是一种题材上的区分。“航天六部曲”是我近二十年写的主要作品。前五部写的是中国航天的几个里程碑。《千古一梦》写中国人飞天的悲壮历程。接着第七部叫《发射司令》，已写一半，通过一位发射将军的传奇故事与跌宕命运来揭示中国航天历史的另一面。航天系列七部，独立成篇，互有继承，彼此关联。

　　姚雪雪：您最早涉足“航天文学”的起因是什么？

　　李鸣生：我一直固执--也许是错误--地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和能写什么，是上天注定的。我涉足航天题材原因有三：一是我十几岁当兵，人生的第一站就是发射场，在原始的大山沟里呆了十余年，每天除了抬头望天，无任何可看。后来到了北京又接触了中国几乎所有航天专家和别的不少科学家，与天结缘，与高科技结缘，便成自然；二是当时考虑科技是中性、世界性题材，受政治束缚可能相对小；三是中国文学书写人类陆地历史的多，表现人类空间文明的少，所以想到了所谓的“航天文学”，想斗胆为中国文学这个大花园增添一棵小草，或者说凑点热闹。

　　姚雪雪：报告文学创作所选择的题材一般都很重大，作者背负的压力很大，对作品负有责任和使命。您所关注的航天题材，与航天事业本身所具有的科学尖端性相符，一般作家很少涉及也很难涉及。这不仅需要民族的忧患意识和道义精神，还需要对素材有极强的挖掘力和整合力。是否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您在中国文坛的崛起才显得格外耀眼和引人关注？

　　李鸣生：航天领域的写作的确有难度。第一，要熟悉这个领域，学习、研究、搞懂诸多科学理论，再转化成文学叙事；第二，题材重大，主题敏感，都是国家大事，很棘手。除科技外，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及世界航天的历史与现实等；第三，保密性强，审查严，创作空间受到限制。中国过去有位老前辈徐迟写科技，1992年我们在北京相见时，他谈到了写科技之难，后来年纪也大了，便摊上我这晚辈了。

　　姚雪雪：评论界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李鸣生的创作不仅属于文学史，而更应当属于国史的一部分，所鉴不仅是兴亡，更是对国家高层决策人物的“正心”之作。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李鸣生：国史谈不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有这么点意思。我的报告文学确实不仅属于文学，涉足学科较多。我希望为当下和未来的批评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等提供一个参考，留下几块“标本”。事实上我的主要读者都在知识阶层，普通百姓不会读我的书。我想让作品有点史诗品格，生命力能长一点。虽然达不到，追求总可以吧？比如《千古一梦》。人在地上跋涉尚且不易，飞天之难可想而知。而要写出中国人从地上到天上这段奇特的历史，同样难于上青天。但一个民族总不能缺了这段历史吧，于是历史一不小心便撞上了我，而我身不由己也选择了历史。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史不是目的。我希望国内外读者和后来人还可从中读出点别的什么，比如人挣脱地球束缚的悲怆与酸楚；从陆地走向太空的灵魂阵痛与精神重负；美好梦想与现实冷酷的绝对矛盾；科学真理与世俗权力的暗中博弈；美好生命与残酷毁灭的不可逃避，等等。

　　姚雪雪：您的成功，固然因为选择了航天发射这样的重大题材，使作品首先在题材上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意义。在核心事件确定后，您的思维和表达是十分自由理性的。既注重报告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又看重对人物不同性格、命运，不同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表现，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思考正是依附于这个重要载体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了作家对题材的超越，看到了作家个性化的主观意识表现。您认为作家的个性对作品起到多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报告文学作品？

　　李鸣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一个作者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本身就是思想、文化和审美眼光的体现。题材不决定作品，作品的个性也不取决于题材。但作家的品质与个性，一定决定作品的品质与个性。作家的个性是天生的，对作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姚雪雪：我很赞同您的“作家个性对作品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那么报告文学与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文体相比，您觉得哪种文体相对而言更能充分自由地展示作家的个性特质？您在写报告文学时会感到有所约束吗？

　　李鸣生：一个作者适合于什么文体，或说主要适合什么文体，取决于天生的性格和气质，在娘胎里就基本定型了。有的人喜欢舞剑，有的人喜欢耍棍，刀枪棍棒各有所好。但喜欢不等于适合。重要的是要找准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文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难题。我年轻时为此深感痛苦困惑。我写过话剧、诗歌、小说、影视剧本，后写报告文学，现在又想写别的，甚至有时妄想自创一种文体，所以至今也不知什么适合我我适合什么。其实在我看来，文章本无文体之分，是文人自娱自乐没事想出来的；真正的大家脑袋里是绝无文体概念的，一如真正的武林高手从来不用刀杀人一样。事实上刀枪棍棒本无高下之分，关键看你能否“杀人”。鲁迅一辈子没写一部长篇小说，但鲁迅还是鲁迅；有人写了一辈子长篇小说，自以为高雅，但还是不是鲁迅；甚至有人挥舞了几十年大刀，到头了也不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是一个习武之人。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确有约束，我深受其约束之苦。报告文学本身是真实的文学，说真话的文学，但可悲的是，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真实、完全说真话。不是做不到也不是不说，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说，说了也白说。比如我说了你给发表吗？从这个角度讲，是影响作品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仅在理论上谈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没意义的。对我而言这种约束是最大的约束，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挣脱或逃避。我现在就准备转向别的文体创作，比如电影、小说、随笔、杂文或者博客。写博客是什么感觉？自由、洒脱、痛快，不想打标点就不打标点，不想空行就不空行，不想揭露什么就不揭露什么，不想骂谁就不骂谁。虽说没稿费，却不受“三婶”“四婶”的管束啊！当然话说回来，没规矩不成方圆，没约束就没艺术。约束即艺术。分寸即艺术。无限的艺术魅力往往就在约束的分寸之中。也许正因其约束，才显其魅力。所以关键不在于文体是什么，而在于你能表达什么。比如手机短信，人人都会，人人都能，是什么文体？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的短信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凭这一则短信，便可打倒中国至少90%的作家。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有了，作家的个性特质自然而然便出来了。一个高超的芭蕾舞演员可以在极小的舞台上尽显绝技，一群蹩脚的足球运动员在宽大的球场就是不进一球。而同样是球，在巴西球员的脚下似跳芭蕾，在中国球员的脚下却沉如磐石。你说为什么？

　　姚雪雪：您对略萨说过的一段话格外赞赏：“文学首先是对社会发言，然后才是文学本身。”这是否表明，您更在乎作品表现的内容，其次才是表现的形式和方法？

　　李鸣生：内容与形式我同等重视。我赞赏略萨这话，主要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忧虑。我希望作为知识分子一分子的作家们在当下能先对现实“发言”，而后再“唯美”。我知道民主的进程与历史的进步哪怕推进一点点都很难，但惟其如此，更需要作家们以笔为旗，以良知为剑，呼唤正义，鞭打邪恶。即便不能大踏步地推进，一步步，甚至一寸寸地往前挪动，总比倒退或停滞不前好。

　　姚雪雪：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和它所承载的内容，对作家提出了非同一般的要求。《千古一梦》呈现的是一种大气魄、大感动，特别能展示您吞吐和消化宏大题材的能力。在《千古一梦》的创作过程中，您感觉最艰苦的一件事是什么？

　　李鸣生：载人航天七大系统，七大领域，内容庞杂，问题如麻，人物众多（大小几百个），时间上纵接千古，空间上横跨全球，涉及中国乃至世界近半个世纪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与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棘手，主要人物都是大专家。最苦最难的，一是采访，二是结构。

　　姚雪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史志性报告文学”这一新的形态，往往专注某个领域或行业地区，作历史和现实的纵深比较和文化透视，结构从单一到多元，中心人物与群像相结合；在广阔背景下，展开宏大叙事，将当下与历史相观照，涵盖的生活面更广；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融入，具有学术性、资料性、文献性等特点。您的航天题材报告文学是这一新形态的代表之作，这一评介对您今后的创作会有一些影响吗？

　　李鸣生：这一概述很准确，也很有意义。自90年代来，我一直坚持事件、人物、问题糅合在一起，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思路。可惜这方面研究少。我的创作不会受影响。我写作，是完成一种自我生命的表达，不受外界左右。其实我的创作早就越过了航天，比如《全球寻找“北京人”》、《国家大事》、《中国863》、《与智者聊天》、“李鸣生专访系列”以及写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人心》都不是航天题材。

　　姚雪雪：报告文学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文学形式，已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个人认为，“新闻性”强调“外宇宙”，“文学性”强调“内宇宙”。两者有矛盾的成分，甚至写法上都可能完全不同。处理不好，像铁轨的两头，越走越远；处理得好，可能走出的是一个圆弧，最后彼此汇合相拥。您在创作中有没有遇到如此苦恼？

　　李鸣生：这个观点很有见地。我认为报告文学作者大致可分为作家型和记者型，由此又可分为文学、新闻两种创作思维--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两类作者和两种思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作品优劣之别。我用的是文学思维，新闻是我的表现手法之一，是工具不是目的。事实上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报告文学远不止文学与新闻的结合，它是诸多艺术门类和诸多学科的集合体，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特文学内涵的“杂种”，一种集文学、科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为一身的或叙事或论述的新文体。它的文学性不是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性，更不是小说意义上的文学性。而应理解为一种综合素质，一种贯穿于思考与发现、人物与事件、问题与议论、整体与局部、叙述与角度、情调与语言等多方面的整体性的学识风貌。它可以有小说的叙事策略，诗歌的激情空灵，散文的真切自然，政论的慷慨陈词，杂文的一针见血。还可以有政治的高屋建瓴，科学的客观冷峻，哲学的意味深长，历史的深不见底，戏剧的矛盾冲突，影视的时空自由，音乐的行云流水，逻辑的缜密严谨，等等。总之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和各门学科的思想精髓，都可融入其中，自成一体。所以人们不应该用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理论去框架报告文学。若用小说的文学标准去评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无异于用篮球规则去评判足球一样荒唐可笑。

　　姚雪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这一方面是因为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历史悠久之传统文体相比，其内在建构与规范仍处在完善之中，文体的兼容和交叉又使得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存活的外部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对报告文学由名称到内涵再到艺术建构的非议、质疑、批判和否定之声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近年来，有批评者又一次对报告文学文体展开了否定的攻势，认为报告文学的叙事伦理（逻辑）不成立，“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您如何看待对文体批评的声音？您认为报告文学可以有虚构的描写吗？

　　李鸣生：我觉得“否定的攻势”谈不上，不过是有善意的批评家发出了一点真实的声音罢了。我的观点是：这是个很正常的学术问题。有争鸣有不同声音是好事，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哪个文体没争议啊？报告文学是个复杂的、新型的、另类的文体。我自1984年发表第一部中篇报告文学至今，二十四年来一直在认识与探索、肯定与否定之中。报告文学最终是崛起还是死亡，轻易肯定或轻易否定，恐怕都为时过早。

　　报告文学绝不可以有虚构的描写。其实，不管何种文体的作品，无非都是作家通过文字与自己的读者进行交谈，而报告文学则是最勇敢、最实际、最直接、最坦诚、最接近社会神经和人生本质、最具思想风骨、批判精神乃至摧毁力量的一种交谈方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报告文学是以真实性来支撑其魅力的文学，是借助生活的“土壤”来播种作者自己“庄稼”的文学。真实，是它独立的审美品格。其审美原则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客观生活本身蕴涵着巨大的表现力，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是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无法表现和穷尽的。因此，最大限度地开掘生活本身的表现力，揭示生活本身蕴涵的魅力，是报告文学特有的使命；而捍卫历史和生活的“原生态”即真实性，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遵循的铁的创作原则。当然，我个人认为在表达方式上可以有文学的想象--没有想象哪有文学？怎么文学？但想象不等于虚构。想象是表现方法问题，虚构是立场、品质问题。

　　姚雪雪：从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开始，您又拿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还获过三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作品奖、全军文艺奖等全国十余项大奖。是否满意别人把您称为“获奖专业户”和“主旋律作家”？

　　李鸣生：我的专业是写作和编辑。事实上我从2000年后几乎就不送作品参加评奖了。因其惭愧，也从来不好意思提奖的事。获奖不是我写作的目的。真正的写作者与奖无关。获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没获奖的不一定比获奖的差。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主旋律作家”，但很清楚我是什么作家，也清醒写的是什么，应该写什么。如果有人硬要称“主旋律作家”，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没认真看我的作品；要么看不懂我的作品。所谓“主旋律”在我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图解政治，演绎概念；一种是书写真正的崇高与伟大、英雄与壮美，比如爱国主义、勇敢精神、悲悯情怀、良知正义、大爱至美等。我的《走出地球村》，写中国科学家为了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而自身却背负着极“左”政治的重压、心惊肉跳地戴着镣铐跳舞的荒诞历史。写的是什么？《国家大事》通过写一个科学家打成右派二十年的不幸遭遇，剖析中国人才不幸命运形成的社会原因与自身症结，从而提出“人才问题也是国家大事”的命题。写的是什么？《全球寻找“北京人”》通过六十年来全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故事，呼唤到历史的隧道中去寻找湮灭的文明与失落的精神。写的是什么？二十年前写的《飞向太空港》，写中美科学家携手发射卫星，东西文化在发射场的冲突，其中一章的题目是“我们都是地球人”，题记是“献给创造空间文明、寻找人类新家园的航天勇士们”。写的是什么？现在写了《千古一梦》，请读者朋友看看写的又是什么？

　　姚雪雪：一个真正的作家，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希望《千古一梦》能给读者带来惊喜。

　　李鸣生：惊喜谈不上。只是做了我人生中应该做的一件事情而已。一切让读者和历史去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