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三十章 春哥是一只鸟

　　冉正万

　　当我开车去茅台镇，钻进长达2090米的坛厂隧道时，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片山区，想起二十年前，我和周四卫在野外搞地质的情景。当时我们一边爬山一边幻想，要是把山凿个洞就好了，凿个洞我们就能清楚看见山里面的地质结构和矿物质了，就用不着这么费力地再爬上爬下了。一会钻进山沟，一会爬上山坡，烈日流火，工作服上一圈圈汗碱，不光背心有，胸前也有，像风吹日晒后的靶标，不用子弹，一股风就能吹倒。走到下午，腿发酸，太阳穴发疼，手指头发胀。因为双手老是下垂，血集中到指尖上去了。对艰苦的工作，我没少抱怨，可见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地质队员。最难受的不是长途跋涉，而是夕阳西下，到哪里去借宿搭伙。我们没配备帐篷，领导给我们配备的是一句话：嘴是江湖脚是路。他的意思是只要嘴甜一点，不会找不到吃的住的，又不是在无人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却总是羞于向农民大叔开口。搞野外地质调查是两个人一组，第一年，我的组长性格和我一样，这就惨了，一到需要联系食宿就互相推诿，谁都不想上前。我们采用过值日轮班、划拳、猜枚子等方式，可他经常耍赖，眼看到住家户了，他一下钻进旁边的玉米地，说是肚子疼，要大便，熬到我硬着头皮联系好了才出来。和周四卫一个组后，我再也不用为此担心了。周四卫话多，爱吹牛，虽然只有两个人，他可以从早说到晚，说了一天你却不知道他都说过什么，只知道他在滔滔不绝。有时候我很想把他的嘴封起来，太阳晒得人浑身发臭，还有个人在耳边呱唧呱唧的，真是烦不胜烦。只有到联系食宿时，他那张嘴才成为我赞赏的对象，他那些花言巧语也成了美德。他从不和我计较，每次都是他主动上前，把主人说得眉开眼笑，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有一次，那户人家九口人，家里只有一床被子，这床被子是家里两个孙子盖的，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其余的人把脚伸进火堂的热灰里，歪倒在草捆上睡到天亮。只要不出远门，他们是不会洗脚的。他们这儿的人大多数一生只洗过三次脚，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死去的时候。这么穷的人家，也让周四卫夸高兴了，晚饭炒了腊肉和鸡蛋，还让我们睡床上，虽然太挤只能侧身睡，但毕竟有被子啊。农民的床铺难免会有杯子，我们防杯子的办法是脱光了睡，连裤衩也不穿，这样即使在被窝里被咬几口，天亮后它们不会留在身上，因为它们喜欢爬在棉布上。杯子和成年男子不同，它们不喜欢裸体，它们喜欢往棉缝里穿。如果穿上衣服睡，它们钻进衣服躲起来，那就得带着它们一起搞地质了，杯子在野外是很难清理干净的。两个光溜溜的男人，抱着两个光溜溜的孩子，可以称做赤子吧？

　　让我难忘的当然不止这些事情。那年九月，我们到了杉树坪。村子坐落在高山梁子的洼地里，全村只有七户人家。资料显示这一带有金矿，我们需要驻扎下来进行详细调查，看看黄金含量能达到多高，有无开采价值。杉树坪是高寒山区，常年有一半的时间大雾弥漫，只能种一季庄稼，玉米因为缺少阳光，要到十二月份才成熟。我们站在山坡上看了看，村子里没有一栋砖瓦房或者木瓦房，全是干打垒的土墙房，屋顶上盖的是麦草。有的麦草已经沤烂了，长出不知名的花来。看到这样的房舍，我心里叫苦不迭。

　　周四卫一见人就打听队长家在哪里，乡村早就没有生产队长了，但村里人习惯把村民组长叫队长。不管在什么样的乡村，村民组长家总是比一般人家条件要好些。为了吃好点住好点，我们一进村就露出嫌贫爱富的嘴脸。村民组长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接待来村里工作的人，也算是他的职份之一。站在我们面前的人没回答，而是问我们是不是石匠，因为他看见我们拿着地质锤。我们说不是，他说，那你们一定是卖菜种的。因为我们肩上搭着白布口袋，是用来装土样和化石的。我们仍然说不是，他警惕地问，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高兴地说，你管我们是干什么的，问你队长家在哪儿，你告诉我们就行了。他说，我就是队长。我尴尬地想，天啦，我搞砸了。我没料到这个又瘦又黑满额头皱纹的人是队长。周四卫摸出烟，眼睛笑得像豌豆角一样，腰一弯，连打几个哈哈。烟点上后，周四卫说明来意。队长说，住倒没问题，只是条件不好。周四卫忙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不讲究的，队长贵姓？队长说，我姓黄。周四卫又打了个哈哈，啊呀，冉正万和你还是亲戚呀，冉正万，你外婆是不是姓黄？我想也没想就顺竿爬：是的，我外婆姓黄。事后一想，为了住好点吃好点就把外婆的姓改了，觉得自己有点无耻。心想下次再这样问，一定要否认，告诉他我外婆姓陆。

　　黄队长同意我们住他家，不是因为和我攀上亲戚，而是他认真看了我们的证明，“我不能让来路不明的人住在杉树坪，最近有人偷牛。”

　　我难堪地想，怎么看我们也不像盗牛贼呀，野外生活把我们磨得一点书生气都没有了？难道？除了地质图和罗盘，我的行囊里可是每天都背着一本《世界文学》的。

　　不知为什么，我像小孩一样，产生了一种赌气的心情。当我看到一个漂亮姑娘提着篮子从屋里出来时，我赌气地想，肯定不是黄队长的女儿，凭他那副长相，就不可能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的爹。姑娘的篮子里装着一把镰刀。我和周四卫正在搬行李，她低头与我们擦肩而过。黄队长吩咐她，“顺便买把面条回来！”在乡下，面条是当菜来吃的，还是招待贵客的高档菜。人漂亮，买回来的面条说不定也要香一些。这么一想，我不再像小孩那样生气了。周四卫一边铺床一边无聊地哼歌：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这是十多年前的老歌了，亏他就记得这一句。所有的歌他都只记得一句两句。我觉得好笑，人家把你当石匠，谁会到你身边呀。

　　晚饭的大菜果然是面条，用跑油煮出来的，就是把水烧开后先勾一点猪油，让油花跑在水面上，面条煮熟后连同油汤一起端上桌，看上去油多一些，其实没有多少油。除了面条还有一钵酸菜、一钵素南瓜。是姑娘和她母亲一起端上来的。队长说，没什么菜，吃吧。他老婆说，旱了四十多天，菜园里的菜都干死了。两年前，我们在麦冲找锰矿时，主人也煮了一钵面条，没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小王把面端到自己面前，像鸡毛上天一样轻巧地宣布，你们吃饭，我一个人吃面。我们还在整理记录没上桌，主人家又不好意思提醒，他一个人把其他人的菜全吃了。现在一看见面条，我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一笑把低头吃饭的姑娘得罪了，她看了我一眼，似在质问：笑什么，笑我们家穷吗！周四卫已经和黄队长聊开了，关于收成，关于村里人。我则忍不住想，这么漂亮的人儿，能嫁到好点的地方去吗？我要是在农村……姑娘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只见她全身发抖，双眼上吊，头禁不住一阵乱摇，吃力地大叫一声，突然往后倒下去。我被吓得目瞪口呆，黄队长和他妻子已经扑过去，把倒在半空的女儿接住了。他们掀开板凳，把姑娘直挺挺地放在地上，紧紧地压住她踢打不停的四肢。周四卫比我抢先一步过去帮忙压住双脚，我慢了一步，蹲下去压住脚踝，但已经用不着多大力气了，姑娘已经没刚开始踢打得厉害了，但口中喷出了鲜艳的血液，当她像被砍了一刀的羊一样咩咩地叫唤时，血液被吹得满脸都是。姑娘的母亲残酷地用筷子撬开姑娘的嘴，就像要杀死她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是为了避免她咬断自己的舌头。过了十多分钟，姑娘慢慢停止抽搐并清醒过来。我既难过又尴尬，为姑娘的病感到难过，为自己压住她脚感到尴尬。我不敢真压，怕把她压疼了，结果被她踢了一脚，踢在我下巴上。黄队长习以为常地说，吃了好多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们继续坐下吃饭。不一会，我听见姑娘压抑不住的哭声。本来就没食欲，这一来更是咽不下去了。周四卫好像没什么“感觉”，我是说那种同情心和恶心感。想到那些面条是姑娘摸过的，我就不敢吃它们。周四卫说，这种病能治好，他老家也有人得过种病，但最后治好了。“没去医院，是用偏方治好的。”他微笑着，呼噜吸进一口面条。毫不含糊地说，“根本就不用花什么钱。”姑娘的母亲突然轻轻地、语气坚定地插了一句：“明天挖地萝卜。”不知道姑娘的母亲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也许是女儿的病让她有点神经质。周四卫环顾了一下四周，脸上泛起一层红晕。他说：“我明天去牛渡河打电话，问老家的人用的是什么药，让他们把药方给我。”

　　第二天他真去了牛渡河，回来时醉醺醺的，他爱喝柜台酒，高兴了爱喝，不高兴了也爱喝。从乡村野店柜台后面打出来的酒大多是掺了水的苦酒，极其难以下咽，他用三个手指扣住土碗，咕噜三次，脸苦巴巴地皱三次，然后笑容释放出来，继而红光满面。我问他打听的结果怎样，他挠着头说，他昨天记错了，他老家得这病的人早就死了。我有点生气，你怎么能像无赖一样啊，人家得了病的人在等你的好消息呢。他说，我就不相信连这种病都治不好，又不是癌症！

　　几天后，小队长来了解工作情况，顺便把积存了两个月的报纸杂志带来。这些报纸杂志没来之前，我急切地盼望着，就像上面有什么重大消息不容错过似的。每次翻完后，却又像不解风情的人对爱情的理解：还是老一套，和以前差不多。没料到周四卫翻到一张我丢失的报纸时激动地笑起来，我以为他在读笑话，歪过头一看，是半版广告：让癫痫病患者不再痛苦，是×××传人的神圣职责。

　　他按广告地址寄钱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广告上说一次买三个疗程可以打六折。周四卫看重的不是折扣，他看重的是这些药的疗效。在野外工作久了，对报纸上的任何话都信以为真，哪怕一再上当，也会再次心甘情愿地上当。邮购回来的药刚开始似乎很有效，全家人都把周四卫当贵人，连我也觉得他功德无量。吃第二副时姑娘的反应很强烈，一吃下去胃就疼。姑娘的父亲不耐烦在叫她忍一下，“这是药呢嘛，当然没饭好吃。”后来看见姑娘吐出的秽物里有血，才不敢再叫她吃。

　　我们在杉树坪搞了两个月，金矿异常范围太小，品位也不高，加上野外越来越冷，我请示分队领导后，结束了杉树坪的野外地质工作。我们这一走，十有八九不会再来了，这些年跑过的地方不止一百处，回访过的少之又少。和主人家处热络了，他们舍不得我们走，杀了鸡要为我们饯别。我的心早就飞到遵义去了，一天也不想耽搁，可一时找不到搬家的车辆。周四卫看出来了，他说，你先走吧，我等两天，我找车把行李带回去。

　　我回到遵义就去书店买书，恨不得把它们嚼啐吞下去。买了一把圆珠笔芯，不管写什么，我规定自己必须三天写完一根。实在写不出来就翻书，把书上那些精彩的段落抄写在一个巨大的笔记本上。右手中指骨节凹下去，从此不再复原。

　　有一天看见脏兮兮的行李堆在门口，没见到人，我以为周四卫回老家了。两个月后，队上安排我们去一个叫四坪的地方找铝土矿，周四卫笑嘻嘻地走进会议室，穿了一套粗呢西装，新理的头发能看出小理发店的手艺，生硬、坚执、传统、正直。假期他哪里也没去，我的行李是托别人带回来的，他一直在杉树坪，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结婚了，他娶了黄队长的女儿。他那件粗呢西装就是结婚时的新郎装。下班后，在办公室外面碰到那个有癫痫病的姑娘，她红着脸对我笑了笑。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怦怦跳，连问好、祝福的活都忘了说。我好像有点嫉妒，因为她那么漂亮。也好像有点担心，因为她是有病的人。周四卫说要请大家喝酒，直到又一次去野外也没落实。估计是钱不够，他的钱一半用来给媳妇治病，一半用来喝酒。

　　到四坪去找铝土矿，周四卫把新娘也带去了。单位上不可能给他媳妇安排工作，也没给他们分房子。当时还没人买房，住房都是按职务、工龄由行政科分配。以周四卫的职务，再过十年也没份。

　　这次一起工作的人多，有十一个，小队长让周四卫的媳妇当炊事员，好给他们一点补贴。我有点怕吃她煮的饭，但我很虚伪，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每顿都吃得多吃得快。新媳妇发病时，我们所能采取的，和姑娘父母的方法一样：把她按在地上，不让她动，等病过去后再放她起来。

　　有一天，周四卫听说一种偏方，用猫头鹰幼崽煨汤，是治疗癫痫病的。但猫头鹰幼崽必须是整窝的，一次两只。从这天起，周四卫一有空就去寻找猫头鹰，先找到它们的窝，再找它们的崽。他大多是晚上出去，带一支自己组装的，可以装六节电池的长电筒。有时候到天亮才回来，衣服撕破了，手和脸也划烂了，他的头发，则差不多可以给小鸟做窝了。他仍然笑嘻嘻的，对猫头鹰的习性越来越了解。猫头鹰的视力、听力都好，远远超过人，搜索它们的窝时，会受它们的猛烈攻击。他说，他只有用电筒射它们的眼睛，用电筒砸它们的脑袋。不过，最让他苦恼的是猫头鹰和其他鸟不同，它们的小鸟是逐一孵化出来的，产下一个蛋后就进行孵化，小鸟不是一窝同时孵化出来的。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偏方是骗人的。但周四卫没停止寻找猫头鹰幼鸟，在没有人告诉他新的偏方前，他一定要把一对同窝的猫头鹰幼崽煨给媳妇吃。他说，只要捉到一只，先放笼子里养着，等捉到第二只再一起煨汤。

　　当地人给猫头鹰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它春哥。因为它们一到春天就“喝乐、喝乐”地叫唤，似在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叫声像在发笑，阴森凄凉，乡下人因此认为和死人有关，不死也要遇到倒霉的事儿。说“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因此又叫鬼东哥。

　　周四卫为了接近它们，把它们的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他为此很得意。他媳妇也喜欢他的叫声，但能分辨出到底是猫头鹰，还是周四卫。

　　在四坪，他煨了两次猫头鹰幼崽给媳妇吃，媳妇的发病频率没以前高了，但谁也不知道，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猫头鹰的幼崽真有药效。

　　我在四坪工作了一年，因为写作，调到总部宣传科，后来又到报社，再后来做合同制专业作家，但周四卫的生活，我依然知道。地队质为了解决职工住房困难，把在野外住过的木瓦房买回来，分配给年轻职工和带家属的工人住，两层，每栋住六家，每家两间。这种房子，墙壁是篾席，一点不隔音，冬天不保暖。周四卫分得两间，生活比以前好些了。他在屋子外面搭了间猪圈，养了两头猪。年底杀一头，卖一头。他的猪不用杀到菜市，在屋门口就卖完了。因为是他媳妇捡西瓜皮和菜叶煮熟喂大的，没喂过生饲料。

　　这时的地质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最为茫然，会上总在强调，要以这样为荣，要以那样的为荣，但没有人一个感觉到，那样的生活何以能称得上荣耀。整个小分队，除了我挂在宣传科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其他人各求生路，从农村来的，回家养鸡去了，在城里长大的，批发水果去了，虽然不是全都去养鸡，全都去卖水果，但路数大同小异。这期间呼拉圈风靡全国，有个同事买了几捆黑色的塑料管，往管子里装上砂子，缠上彩条，接头处用透明胶带封死。商店里的呼拉圈十块钱一个，他五块，一个星期就卖了几百个。等效仿者一捆一捆出炉，价格降到两元一个，他转行做酒生意去了。卖一种叫“茅合”的酒，合字草写和台字大同小异，很像茅台，有人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把他举报了。从这以后，他跳出地质队人的视野。至少我没再见到他，直到十余年后，在贵阳街头不期而遇，他给我一张名片，说他有十余款酒，我需要时，可随时打电话，一定给我最大优惠。我用掉的酒，一年不到三件，感觉用不着打电话给他，就没再联系。

　　举座惊慌之际，只有周四卫能沉住气。或者说，各自寻找门路时，沉得住气也是一种门路。他把安置房前面的荒山开恳出来，种上玉米和四五种蔬菜。荒山上没有多少土，全是石头窝子，土是他从山下背上去的。山不高，路也不算陡，但要造一块书房那么大的土，没有十天半月是完不成的。山上原本有些杂树，有鸟飞出来或落入林中，他展颜一笑：噫，是不是猫猫雀？猫猫雀是他老家对猫头鹰的称呼。

　　倒是他媳妇变了，她融入安置房那些工人家属中后，对艰难生活的抱怨，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使她不再爱笑，谁要是动了她地里的庄稼，她会站在山顶上大骂一阵。谩骂声中夹杂着抱怨，她的抱怨是一种自暴自弃的哀唤。她开骂时，有人说，周四卫家的大喇叭开始广播了。

　　大喇叭的苦水是倒不完的。周四卫偶尔干点地质工作，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全是临时的，没有一个长久、稳定。

　　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们居然有了孩子。没有人说他们不应该有孩子，但都认为孩子是他们最大的负担。不但有经济上的负担，还有精神上的负担。大喇叭的癫痫病是否遗传给了孩子？如果孩子也有这种病，这是怎样的愁烦和绝望？想到这些，就会替他们发愁。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

　　化验室的屋顶漏雨，某段围墙坍塌，这些话也给他干。他的手艺远远不如那些从农村招来的钻工，但小单位的负责人宁愿找他。他不挑剔不讲价，无论叫他做什么，他笑嘻嘻地答应着，“要得哇，要得哇，说了就是哇。”

　　到了九十年代末，地质队有所好转，活儿渐渐多起来。1998年年底，我被临时抽调出来，去高速公路搞地质勘察。是贵阳到重庆的高速公路，当时真叫崇山峻岭，单位上的车把我们送进去就不管了，我们要出来得去村里雇摩托。这条曾经亲自勘察过的公路，当我开车在上面奔跑时，却找不到当时出入过的村寨在哪里，当时爬过的山是哪一座，滚到地上、浑身裹满泥浆的小路是哪一条。高速公路修好后，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四个勘察小组，每个组三个人。我没料到，我会和周四卫在一组。他是小组长，因为他一直从事地质工作，没断，我呢，已经有好几年没接触了。

　　我们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沿高速公路设计线测量几条地质剖面，然后对钻机取出来的岩芯进行地质编录，取出钻孔柱状图。钻孔深度只有25米，两天或者三天钻一个。而我们搞编录带作图，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我们的空闲时间太多了。承包钻探施工的是另外一个地质队的钻工，他们的设备太老了，一会钻头坏了，一会柴油机坏了，老机器的配件很不好买，一停工就是好几天。这样一来，我们的空闲时间更多了，多得让人无聊。

　　空闲时，我看书或者写作，周四卫寻找猫头鹰。另外那个同事要么看电视，要么去钓鱼。我们驻扎的村子有一座水库，还有一条小河。水库里大鱼不少，两三斤一条的有几十吨，二三十斤一条的也有好几百条。这是水库承包人说的。我这同事一条大鱼都没钓到过，钓上来的全是指头那么长的小鱼。他平时没钓过鱼，现在一钓就是一天，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水库是人家承包的，刚开始还去阻止，不允许他钓，后来见他如此水平，就懒得管了。

　　有人说，写作一定要有成块的时间。我当时的时间不但成块，还是一块接一块，一堆接一堆。可我的写作进度很慢。我最渴望的是有人呼我，尤其是有区号的电话号码。我的BP机是数字的，有电话来，我得步行两个小时去镇上回电话。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只响过一次。盼望有区号的电话传呼，是因为心里苦盼有人告之，你的小说通过终审了，你的小说已经发表了，你的样刊已经寄出了。那天响了，我兴冲冲跑去回电话，是同学打来的，要我去参加同学会，说毕业十年了，应该聚一下了。我的失望，几近绝望。沮丧地回到村子里，第二天就又决定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得把无聊和孤独打发掉。

　　只有周四卫大有收获。他捉到了两只猫头鹰，并且一公一母。他太高兴了，我们也替他高兴。等它们产下蛋，孵化出雏鸟。他媳妇（或许还有他儿子）就不愁没有幼崽炖汤了。把猫头鹰捉回来，周四卫的手被啄烂了，他没有责怪它们，反倒是夸个不停，说它们凶狠，说它们有种。他请村里的篾匠编了个大笼子，用树叶杂草搭了两个鸟窝。

　　“万一它们两口子合不来，它们可以分开睡。”他说。

　　他挖蚯蚓，捕蝗虫、蜻蜓，打小鸟，抓老鼠。

　　“猫头鹰只吃肉，不吃别的。”他说。

　　没料到，猫头鹰对他打造的豪华新居和所有的肉都不领情。它们不吃不喝不睡。周四卫这下急了。他像骂不好好吃饭的孩子一样骂它们：

　　“不吃，不吃饿死你们两个狗日的。”

　　“吃一点嘛，乖乖，就吃一点点。”

　　骂没用，求也没用。

　　周四卫情急之下，掰开猫头鹰的鸟嘴，把肉食强行喂进去。还好，喂进去没有吐出来。周四卫到村卫生所要了一支没有针头的注射器，用它往掰开的鸟嘴里注水。

　　两只猫头鹰居然就这样活了下来。钓鱼的同事也有了用武之地，以前钓到就丢的鱼，现在全都用来喂猫头鹰。

　　猫头鹰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打瞌睡，晚上精神抖擞。晚上叫唤时，我们睡不着，房东一家也睡不着。周四卫只好一到晚上就把它们挂到村外的树上。他怕有人偷，每天挂在不同的树上，而且挂得很高。半夜里，他还要去巡查，去给它们喂食。

　　猫头鹰生蛋了，没有生在窝里，从笼子里掉下来，砸碎了。

　　周四卫爱恨交加：“这是你们的儿哩嘛，你们咋个把它摔到地上！”

　　我说：“说不定它们是故意的，它们把它孵化出来后要被你炖掉，所以先掀到地上摔烂，不让你炖它们的幼崽。”

　　周四卫反唇相讥：“难道它们像你一样读过那么多书，不然咋会知道这么多？”

　　从这以后，我不敢拿他的猫头鹰开玩笑。

　　接连几天，鸟蛋都掉到地上，周四卫通过观察，发现鸟没把蛋生在窝里。

　　周四卫向村子里的人讨教，终于有个老人告诉他，猫头鹰和别的鸟不同，它们繁殖时是不筑窝的，它们喜欢利用树洞、岩穴，或者其他鸟遗弃的旧巢进行抱蛋育儿。

　　周四卫还没找到合适的树洞或者其他鸟的旧巢，我们的勘察工作已经结束了。周四卫说要到镇上打电话，叫队上派车来接我们。我一刻也不愿多留，卷起行李就走了，我宁愿到镇上去赶班车。周四卫也只好挑着他的大鸟笼和我们一起走。

　　回到家，第一时间是打开我的专用报箱，有报纸和杂志，有小说、散文已经发表了，只不过没有打电话告诉我。

　　有天下午，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山花》编辑部的主编何锐打来的：“有个编辑请假复习去了，准备考博士，你能不能来帮忙看看稿子？”

　　第二天，我夹着一个人造革的黄皮包就去了。几个月后，办理正式调动，把周四卫的猫头鹰和大鸟笼忘到了九霄云外。

　　第十个年头，我任《山花》副主编。《山花》的办刊经费历来紧张，财政拨款仅占十分之一，其余部分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当编辑时，没管过这事，当副主编了，必须得管。我所能联系的企业，大多是地质队，自己毕竟是从那个行业出来的，找队长、书记要钱时脸皮厚一些。从这时起，和地质队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这次去茅台，也是同样的目的。现在，看稿的时间和跑企业的时间各占一半，写作的时间，在白天几乎没有了，除非长假。

　　回到老单位，问起周四卫，都说他比以前好多了。他媳妇的病，有人说已经好了，有人说，偶尔还在发。我见不到他，因为他不在队上，和一个公司到非洲搞地质去了，已经去了两年了。合同规定，至少要干三年才允许回来。收入很不错，年薪25万。那个非洲国家叫赞比亚。

　　我想，周四卫看中的，或许不是年薪，应该是非洲的猫头鹰比中国的多。